衡量一国债务总体情况，常用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这个指标，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居民负债+政府负债+非金融企业负债）/GDP。
我国当前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已经超过286%，也就是说我国总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86倍。
而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整体债务与GDP的比例仅为1.41倍。短短15年时间，比值反了一倍。
实际上，我国2003年加入WTO以来，经历了两个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快速上涨期。
第一个时期是2009-2016年，该时期我国杠杆率从141%暴涨至239%。
第二个时期是2020年2023年，我国杠杆率从247%暴涨至286%。
这两个时期共同塑造了我国当前债务问题的基本面貌。下面我们简单回顾这两个时期的基本特点，这有助于理解我国当前债务困境。
一、2009-2016年我国债务情况
2009-2016年是金融危机后债务第一次爆发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
2009年是第一阶段，特点是四万亿强刺激，杠杆率快速增长。
2010-2011年是第二阶段，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后遗症，中央踩刹车控制货币发放，杠杆率增速明显下降。
2012-2016年是第三阶段，踩刹车后经济下滑，中央不得不再次启动刺激政策，杠杆率再次猛涨。
2017年后，中央再次踩刹车，结束了第一个杠杆率快速攀升时期。刺激-控制-再刺激-再控制，反映了一种矛盾心理，我们希望在当下危机和未来更大的危机之间寻找平衡。
从负债主体看，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杠杆率都快速上涨，说明这个时期大家都有加杠杆的空间，都还可以通过负债的方式拉动经济。
具体而言，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主要源于房地产按揭贷的增长。当时居民的经济情况尚可，房价也不太离谱，还能通过贷款买房，进而刺激房价不断上涨，拉动投资带动经济。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增长原因比较复杂，不同行业不一样。
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为了搞基建刺激经济，而通过城投公司大量借款。
二、2020-2023年的债务特点
疫情三年以来，为了对冲经济下滑，我国一面实行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一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在2022年5月后，更是明确了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
在这三年里，我国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再次大幅攀升。
上个时期（2009-2016年），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都在攀升，本阶段（2020-2023年），主要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在增长，且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增长，又主要是地方政府部门杠杆率增长导致的。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居民和企业都熄火了，加不动杠杆了，只能靠政府发债搞基建拉动经济。
首先看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
居民部门杠杆率在2020年还略有上涨，但2021年初至今几乎没有增长，这反映出房地产销售极度疲软，居民按揭贷的需求增速明显放缓。
与居民部门类似，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在2020年有所上涨，但2020年二季度至今，杠杆率仅从165%增至167%。这表明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太高，难以继续负债拉动经济。
这个时期负债的主体是政府部门。
2020年至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大幅攀升，从2019年底的38.6%，一路上涨至2023年5月份的51.5%。其中，中央政府的杠杆率从17.0%上涨至21.4%，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从21.6%上涨至30.1%。
也就是说，政府杠杆率攀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快速上涨。实际情况比这个更为复杂，因为很多城投企业的债务并未统计在地方债务之中，而是被统计在了非金融企业债务之中。
对比两个时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2009-2016年间，经济主体（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凯恩斯主义都有正向反映，在刺激政策下，都愿意负债投资；在2020年特别是2021年后，经济主体对凯恩斯主义几乎没有反映，不愿意负债投资，只有政府部门在行政命令下还能做到负债投资，试图拉动经济。
三、2024年展望
当前情况下，居民部门进一步加杠杆意愿不大，企业部门现金流恶化，投资回报率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也不断下滑。
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增速，我国势必进一步采取扩张性政策。
具体而言：财政方面，势必会加大政府负债（特别是中央政府），以新老基建的方式继续劳动投资。货币方面，大概率会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二者会形成配合，不会偏废。我国当前情况，如果没有财政政策支持，货币政策的精准性会比较差，而且容易导致居民和企业部门债务进一步上升，积累风险。
实际上，我国靠城镇化和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到头了。很明显，国家力求转型。在很多人看来，2024年是经济破局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如果能靠积极财政继续缓解危机，也许还可以为转型争取更多的时间，不然一旦债务危机落地，很多事情就不好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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