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凯恩斯分析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核心范畴是利润与利润率，从利润追求到利润率下降。今天，GDP及其变化不一定能很好地反映实际经济状况，用电量被指计量不准（早年有些地区电话费计量收费是标准的几倍），失业率的数字各国都低估，中国农村大量过剩半过剩人口不计入。工资具有刚性。愚以为，反映企业状况相对最好的指标是利润，反应宏观经济状最好的指标是税收。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一三产业无相同数据）增速：疫情前已经为负数，2023年2月累计增长-22.9%，应为疫情影响，然后逐渐恢复，2024年2月突然累计增长为10.2%，然后迅速下降，在上年基数低的情况下，1-6月同比增长3.5%，5月同比增长0.7%，6月同比增长3.6%，已经不是疫情影响。
税收数据很全面最客观。前些年多年连续两位数。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下降2.8%，可比增长1.5%左右。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4万亿元，同比下降5.6%；非税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由上可推，税收收入可比增速应为负数。
现代经济周期经济危机不同于古典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生产总量增速往往不是大起大落，而是经济停滞，暂短负增长，或增长降速（有时不一定准确体现在GDP等统计数字上），而税收和利润出现较大的波动。
2.马克思、凯恩斯分析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具有经典模型，今天的经济周期或增长低速，情况复杂，不同时期影响因素各异。既不能忽视和误解制度与体制的原因，也要重视经济战略及其政策，还要注意有利的环境和不利的环境等因素，以及路径历史。笼统的“改开以来”“改革成就”存在语言陷阱！经济高速增长不能忽视也不能全部归因于体制和制度，经济衰退不能忽视也不能全部归结于体制和制度。在增长中，非公经济净收益也许占十之一，开放净收益也可能占十之一。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也会起不同作用，如国有企业是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也是减缓经济衰退经济失速的因素之一，非公经济，开放，房地产等则助涨助跌，是增长高速的原因之一，也是经济失速的原因之一。同一因素在同一时期也会同时具有促进与促退作用。
3.增长主义误区。通常，在周期性增长停滞之前存在增长过快，尤其是不恰当的过快。增长过快除了利润追求等因素推动，重要原因是增长主义（鄙人有系列论文并组合成书）的影响。增长主义片面追求GDP 的增加而忽视资源环境的损耗和民生的改善。例如盖很多闲置房拉动了GDP，但其材料生产会释放大量的三废，消耗大量的矿产和土地，楼房拥挤可导致城市夏天温度高了好几度，马路体感温度比预报的阴凉处温度又高出很多，净化空气的绿地严重不足。为了增长，税收极优惠，闲置房不统计，各部门不透漏相关信息，学者估算难保准确。仅仅是一例。生态文明理论与科学发展观是从理论上对增长主义的纠偏，但实践难以效果充分。增长主义意识往往导致不重视生态状况这个增长的约束条件，为了增长而使利益向企业（主）倾斜，财力大量用于投资而使缩小贫富差距（别侈谈共同富裕）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增长主义在顶层、中层、企业有诸多原因，而宏观深层逻辑在于，认为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性条件，尤其是压倒一切的稳定。
经济增长中政府作用与国有经济作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国有经济的优越性不同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与影响，不能认为，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越大越多就越正确。
4.增长的民营依赖症误区。关于增长的“民营经济”依赖症。其表现：对非公经济在财政、金融等政策方面特殊支持、特殊优惠补贴；地方为吸引企业，实行更为特殊的优惠即补贴；低工资在微观上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因此工资协商无疾而终；在劳资冲突中，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尽量站在企业一方，这有利于留住企业、吸引企业；企业提供主要税收，客观现象就相当于衣食父母，书记市长发工资、维稳等等很需要钱（这与资本论的本质分析是两回事，工人求工作，就得客客气气，不能说我给你创造剩余价值）；地方比顶层更需要维护非公企业，当店小二也是事岀有因。原因：体制机制使然。非公经济被当作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当店小二原则上不错，真能做到也是尽职尽责；国有企业指望不上，扶持非公经济客观上对局部劳动者也有利，现实是，非公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其经营状况与贡献对国家社会至关重要，地方财政与增长更是依赖非公经济；社会主流的（错误）共识是，非公经济一般效率高、有活力，国有经济腐败多、效率低、难搞好，所以主要靠非公经济。
5.要防止投资依赖症。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指出，投资过度形成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利润下滑进而导致投资不足触发危机，成为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说明，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投资无限扩大的趋势超过了劳动人民的需求能力，即消费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的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包括投资需求不足的需求不足。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也是导致生产投资盲目扩大的原因，无政府状态导致部门产品比例失调的说法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对恩格斯论述的曲解或误读（我有文章说明）。当代世界生产投资盲目扩大并非仅仅是资产者的追求，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也有这种冲动，不过明显小于私人资产者，干预经济的计划者或管理者同样也有增长主义的冲动，有时甚至超过资产者。世界经济的困难不在于没有资金造不出产品，而是货物和服务的销售受阻，而资本品的销售最终依赖于消费品的销售。大量的公路对生态具有极大的消耗和不对称的效用。投资依赖症忽视生产与消费的总量比例，似乎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现在讲以人民为中心，过去讲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落实到经济建设上，就是要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但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
6.理顺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就要显著提高消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这一比重东方大国与其他国家多年具有非常大的差异，一般的措施几乎无法使之改观。大幅提高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比重，并提高消费意愿，首先要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尤其是私企劳动者报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提高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而这以雇佣劳动者在企业、行业中的集体谈判地位为前提。美国全国性工会对工资影响非常大，福耀玻璃美国称，建工会我就关厂。特斯拉胖东来的做法不可能得到推广。其次，要以充分的社会保障为前提。五十年代西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大发展是发达国家真正腾飞的重要条件。养老，我国城镇职工问题不大，居民问题稍大，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民问题就大了。医疗保险还谈不到是保障。失业工伤生育风险也未能充分解决。再次，政府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支出，前提一是高税收，二是财政预算结构大幅调整。东方大国的财产税与国外大不相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结果是扩大收入差距（不是随便说的），漂亮国的巨额政府债与东方大国的巨额政府债，用途完全不同。投资依赖必须破除。
7.社会管理者的目标及决策由其利益、认识、价值观所决定，通常不会简单地遵从于某种理论或观点。社会管理者使用理论不等于被理论牵着走，就是企业管理者在北大读了MBA也不会按所学理论管企业。社会管理者目标的必要约束条件是自身的岗位维护，很多做法与岗位是吻合的，有些东西与岗位不吻合，将会被不同程度上被修改，当然社会规律都有例外。政策选择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社会管理者的力量要把岗位维护列为必要甚至首要的政策制约因素。
美国政府债多得不可思议，但仍然不断扩张，首先是因为执政党派及其总统需要用福利开支取悦于选民，并不符合任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本来，降利率、宽货币的积极的积极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经济（我有三篇文章说明此点），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缓解经济波动要选公有制，美国不可思议地天量发行货币，则完全突破了任何经济学理论，但美联储作为社会管理者也要尽量表现自己。古代帝国影响政策的各种力量通常都没有皇上的力量大；在既定的框架内，社会力量和杰出人物能否影响朝廷管理者的认识和价值观从而显著影响政策，有成功的例子但不多。朝廷如何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如何抑制豪强打击腐败，取决于皇上认为具体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持续稳定驾驭政局。
12.过度开放思想误区。对过度开放的副作用，大量人士已反复指出。此处补充的是，主张高度（过度）开放的思想原因，一是增长主义思潮，认为我们迫切需要经济增长，而增长需要尽可能高度的开放，引进外资，副作用相对于增长不重要。但实际上过度快放对增长的帮助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例如，学者们几十年的研究一直证明以市场换技术的目的达不到。在外资充盈的情况下再增加外资则对内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剩下的正作用减去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所有制结构等方面造成的诸多负作用，是正是负不一定；两方面作用孰大孰小，人们的价值权衡不一样，有些人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二是缺乏制度自信，包括在经营机制、企业治理、技术创新等方面，许多人潜意识中认为非公比公好，外资比内资好，或者没必要区分公与私。其实，国内企业机制不变，监管机制不变，引进外资他也不会学习；要想学习，不引进外资也能学习。那些引进的会计师事务所到了中国并不比国内的同种机构更守法。外资扩，国资比重小，不问姓公姓私必然如此。三是满足有钱阶级便于享用高端或特殊服务的需要。如国际学校、外资医院、外资康养机构等。这种做法一个连带影响是争夺普通人的教育医疗人才资源。阶级社会有这种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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