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
“ 一面倒地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地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止渴，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
1947年3月《观察》的创办人储安平《社论》：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败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居民怨声载道。”
1948年7月《观察》的创办人储安平《社论》：
“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耳挠腮，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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