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光潜
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胶着的相持阶段。而蒋介石又以“皖南事变”为开场锣鼓，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起接二连三的反共高潮。
党内许多同志把这个时期的反共高潮错误地与 “4.12事变”和“马日事变”等量齐观。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指出，只要抗日战争仍然在继续和存在，民族矛盾就始终是第一位的。
针对英美对日的两面性，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策也要有两面性；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革命的需要。
在这样革命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关注并深入研究国内外经济；包括远离革命漩涡的贵州的经济发展状况。 他在1941年3月1日给周恩来和董必武的信中这样写到：“自3月1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并请即向重庆中四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下列书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那）经济工作，列强经济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0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书信选》）
这个时期，毛泽东既要领导组织抗日战争，又要领导组织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战争；可是，他还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泛深入的研究中外经济情况 ，这是为什么呢？
1，对付两种战争（日、蒋）的政治需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都是小国家，但是他们的科学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实力都非常强。因此，他们才能够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以强凌弱；连苏联和美国都不放在眼里。
2，对付两种战争（日、蒋）的经济需要。
经济是战争的后盾。没有经济作为强大的后盾，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愿意上的战争的，包括正义战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就是毛泽东对经济与战争关系的深刻认识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3，基于上面二点，毛泽东坚信世界经济发展情况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变化具有重要性的制约作用；因而也必然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具有重要义意。毛泽东这样从经济学的角度预见性地评价二战走势：“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对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这一形势，将一直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毛泽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毛泽东说的“实力”，就事论事好像是单指军事实力；实际上市 指军事背后的经济实力。
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的核心仍然是一个经济问题。关于 研究的这个观点，在《论持久战》的“问题的根据”和“为什么是持久战”两个章节中有非常明白而充分的论述。
1942年12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3年10月，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5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写下了《必须学会做 经济工作》。
毛泽东在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问题的关键”的时候，依然是着眼于“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在谈到“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时，他强调“必须努力学会做城市经济工作”；“必须实行劳动竞赛”，“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 政策”。
此后，毛泽东谈论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指示越来越多。最著名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论十大关系》。
我认为，毛泽东还是一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的经济学家。
2010-5-11
（为贵州省法学会秘书长、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大学三农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会顾问、贵州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红楼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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