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9月至1975年初，我作为中央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四届人大后两次的部分筹备工作，亲历了四届人大两次筹备工作和一次会议的全过程，这在我一生中是非同寻常的经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庆彤、朱雨滋、脱若男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四年（1975年宪法将任期改为五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的。按照当时《宪法》的规定，四届人大本应在1968年底或1969年初召开。但是，由于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造反派全面夺权席卷全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当时不可能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会后，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从1970年3月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中央工作的预定日程：1970年3月17日至2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当时曾预计于1970年9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四届人大会议多次推迟，筹备工作也时断时续。
筹备工作再次提上日程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闭幕不久，周总理和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9月12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在近期内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开始进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时，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总理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张春桥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纪登奎担任组织工作小组组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73年9月15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组织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他说，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召开四届人大，从现在开始各项筹备工作立即着手进行，中央要求10月5日前完成筹备工作，预计11月份开会。他接着强调，整个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负责。中央政治局确定由纪登奎、华国锋、乌兰夫、陈锡联、吴德等同志组成中央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常委的推荐等相关工作。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决定由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组织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他们是：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郭玉峰、国务院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吴庆彤、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中央统战部军代表刘友法及童小鹏、李金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等同志。纪登奎说，组织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负责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选举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推荐四届人大常委的建议名单。讲到这里，他非常严肃地说，组织工作小组只管代表和人大常委，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要对组织工作小组和中组部定个规矩：“不准议论和提名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包括副委员长、副总理等）”。纪登奎1984年6月在《关于我分管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情况及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之所以定这个规矩，是“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文革’期间中央内部复杂的情况”而提出的。“这项规定，对抵制‘四人帮’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在中组部搞鬼，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会议还商定了组织工作小组内部的分工：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央办公厅负责中直机关代表的选举工作；国务院政工组负责国家机关代表的选举工作；总政负责军队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央统战部负责民主党派代表的提名推荐工作。
会议还确定由参加组织工作小组工作的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推荐工作人员，组成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负责组织工作小组交办的具体工作事宜。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紫光阁，由吴庆彤负责安排，文件运转由周启才安排中办秘书局负责。
纪登奎最后说，这次人大的筹备工作时间紧，中央给我们的时间总共不到1个月，任务非常繁重，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抓紧工作，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他特别强调，组织工作小组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工作，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所有议论的问题都在紫光阁内进行，离开紫光阁不准透露出任何消息，包括原单位和亲属。一定要严格保密，谁在这方面犯了错误，谁就要离开紫光阁。
组织工作小组会议的第二天，各单位推荐的值班室工作人员到紫光阁报到，立即开展工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有：国务院值班室范民新（曾任习仲勋秘书）、朱雨滋（曾任齐燕铭秘书），人大常委办公厅脱若男（长期在人大负责会务工作，后任人大常委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总政干部部安培里、总政组织部青年处处长赵荣璧，中央统战部沙里、李济生，中央组织部孙中范、李麟章等9人。由于值班室主要是承办人事方面的工作，中组部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经纪登奎同郭玉峰、吴庆彤等同志商量，指定孙中范为值班室负责人。
从此，紫光阁就成了组织工作小组和值班室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紫光阁大厅的面积非常大，大厅西侧是值班室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大厅东侧放了一圈沙发，是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或商量事情的地方。在紫光阁大厅外西侧布置了一个大会议室，组织工作小组开会办公就在这个会议室。
值班室的工作一般都是由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到紫光阁开会办公安排。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来自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非常自觉主动、认真负责，而且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这里的工作都是由中央领导同志布置下来，我们分工去办理，遇到问题值班室的同志集体商量提出意见之后，请示报告纪登奎或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确定。由于纪登奎经常到紫光阁办公或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所以处理事情都非常及时。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或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议定的事情，则由值班室写成书面报告，请示周总理后报告中央政治局，在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才能办理。
根据郭玉峰、吴庆彤等同志的意见，值班室人员作如下分工：孙中范、脱若男、朱雨滋负责拟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及选举的综合工作；范民新负责值班室的文字工作；李麟章负责联系中组部、各省市；朱雨滋负责联系国务院政工组和国家机关；沙里、李济生负责联系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归国华侨等；安培里、赵荣璧负责联系总政及军队选举工作；脱若男、朱雨滋、安培里负责代表名册汇总；脱若男、李麟章、沙里负责三届人大常委情况汇总。
组织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代中央起草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1970年第一次筹备时，中央政治局曾经讨论通过了周总理亲自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纪登奎传达周总理指示：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可以1970年的《决定》为基础，作适当调整，既要考虑各地人口分布，又要照顾经济发达的省、市增加一些代表名额。同时，周总理还提出要多留一点机动名额，以解决代表选举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后来增加的一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都是用机动名额解决的。
值班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各地的代表名额在测算的基础上作了调整，代中央草拟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纪登奎召集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又对草稿说明作了一些修改后，将方案报送周总理审批。
1973年9月23日，周总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当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还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
主席说：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还说：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根据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值班室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的修改。经过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后，纪登奎报给周总理审批。周总理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总政治部、中央国家机关发了电报通知。各地、各单位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开始进行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为3040人，而1970年第一次筹备四届人大时确定的代表名额人数较少，具体数字记不起来了。特别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多数老干部还没有“解放”，干部代表中多数是“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代表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代表也很少，而且把民主党派作为特邀代表，这样的代表结构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在这次筹备工作一开始，中央就提出了用增加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弥补。中央确定增加代表名额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一是增加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二是增加老干部代表；三是将民主党派的特邀代表改作正式代表。经过这样的调整，当时确定代表名额增加到2700名，实际最后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是2885名。其中，工农兵代表占72％，妇女占22％，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不仅不可能按照法律进行普选，也没有条件召开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确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选举出席四届人大代表。这种选举代表的方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和毛主席批准，四届人大首次设立台湾省代表团。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研究了台湾省代表的产生办法。会议确定由在内地居住的台湾省籍同胞中推举代表，在北京召开协商选举会议选出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还确定由林丽韫负责，中组部派人协助做具体工作。会后，值班室拟定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产生办法》的文件，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通过，纪登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文件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及相关省市协商，提出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同意，并报周总理审定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了四届人大台湾省代表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出12名台湾省籍同胞为四届人大代表，第一次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选举的文件下发后，组织工作小组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推荐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工作。
1973年9月29日，王洪文参加了中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人大常委，考虑大体三三制，三分之一工农兵，三分之一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三分之一民主党派代表。请组织部、统战部考虑个名单。”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的精神，值班室草拟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将人大常委委员名额按地方、军队、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四大块分配。并确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市、自治区推荐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工作；总政负责推荐军队方面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政工组负责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统战部负责推荐民主党派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推荐了一部分老同志。
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这个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会后，他将修改后的方案草稿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会后各有关单位立即开始组织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推荐工作。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纪登奎布置值班室把三届人大常委委员的情况逐个摸清楚，给中央写个报告。值班室分工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所在单位联系，了解他们的有关情况。经过了解后汇总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当时已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是犯有错误尚未下结论的；三是已经工作的；四是已故的。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详细听取了值班室的汇报，并找有关部门进行核对。他提出：三届人大常委除了已定性为敌我矛盾和已故的之外，其他原则上都可作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的人选。组织工作小组经过讨论，同意纪登奎的意见。会后，值班室按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有关情况的报告》，经纪登奎审阅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印发政治局。在后来中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32名三届人大常委委员被列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但是，由于当时许多老干部尚未解放，未列入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致使四届人大常委委员中老干部的比例过低。
根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各有关单位抓紧工作，很快就提出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推荐名单，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是，民主党派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当时中央统战口各单位尚未恢复业务，统战部还是军代表领导，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很不熟悉，研究来研究去只提了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而且那时民主党派人士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定这个名单的确很复杂。
由于这个名单涉及面很广，迟迟定不下来，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度。中央政治局曾委托王洪文、张春桥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知之甚少，认识很不一致，很难统一起来，讨论多次，名单还是定不下来。张春桥只得说：“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还是请总理来搞吧！”
纪登奎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带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统战部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从早开到晚，周总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一个一个把名单定下来，连名单的说明都是周总理逐字逐句推敲审定的。最后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在周总理直接领导讨论确定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后来当选为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还有荣毅仁、史良、王淦昌、贝时璋、白寿彝、华罗庚、严济慈、沙千里、陈望道、罗叔章、胡子昂等一批知名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
最后，在四届人大代表中，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共有237人，占代表总数的8．8％，比三届人大少了近150名，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已十分不容易了。到1973年10月中旬，各地、各单位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并陆续上报中央。这时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审查各地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开始汇编《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册》。
之后，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传达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纪登奎）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关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1975年1月8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作了通报，并得到全会的认可。
王洪文说：在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
但是，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请示，都有批示。
筹备工作因故再推迟
10月中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组成原则和拟定名单的办法。会后，中央各有关单位开始提名，由值班室汇总各单位提出的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其间，组织工作小组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个建议名单，对有些人选拿不准，纪登奎还当面请示了周总理。
10月21日下午，组织工作小组再次召开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又一次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前，纪登奎让值班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前面要加一个详细的说明，准备报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讨论。会后，值班室按分工很快修改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我负责草拟了说明（内容包括确定主席团人选的原则、提名的办法以及各类人员的比例）。文件搞好后当晚送国务院印厂排清样，准备第二天上午核对后报纪登奎。
可是由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再一次被推延。
我们值班室成立时，由国务院值班室为我们每个人办了出入中南海的证件。由于紫光阁在中南海北院，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们进出中南海北门或西北门。中南海警卫制度非常严格，刚开始进门时警卫要检验证件核对姓名后方可进入，后来警卫对我们都熟悉了，每次进出都放行。
10月22日一早上班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像往常一样到中南海西北门准备进院，发现门岗警卫增加了许多人，而且都换上了新人。我正在犹豫时，有一位警卫上前敬礼后拦住我检查证件，之后又进去同国务院值班室核对后才放行。一进西北门就发现中南海内增设了许多流动岗哨，紫光阁门前也增加了警卫。这时，值班室同志们集中在紫光阁会议室开始议论起来，感觉肯定出了大事，否则中南海的气氛不会这么紧张。大家相互提醒，这几天的行动一定要特别谨慎，不要添乱。
这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对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将修订后的清样送印厂付印，准备报纪登奎。按往常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一连等了几天都没有开会。10月21日下午的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成为四届人大第二次筹备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
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值班室的工作全部是完成组织工作小组领导交办的事项，领导不来开会布置任务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干。由于前段工作任务十分紧张，大家天天加班，几乎是每天吃住在紫光阁，这样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
大约在11月初，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还不知道需要等待多长时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继续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会后，我们集中了几天时间，清理了这段工作期间的文件，封存在紫光阁的档案柜中。值班室的工作就这样告一段落。
筹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四届人大的第二次筹备工作因“批林批孔”运动而被迫中止，一拖又是一年，直到1974年国庆节后才又重新开始筹备。
1974年“一•二五”大会之火很快席卷全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全国形势一片混乱。由于受到“反潮流”之风的冲击，各级党委不能正常工作，一些重点大企业处于瘫痪状态。周总理一边住院治病，一边关注形势的发展，他责成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老大难”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些同志组成联络组，协助做具体工作，我也被调到中央联络组。9月下旬，纪登奎派国务院值班室王书明和我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到内蒙古检查落实中央解决内蒙古的问题情况。
10月5日，我接到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让我速回北京，到紫光阁报到。我估计到可能是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要开始了。而我和王书明按原计划在内蒙古的工作还要一星期才结束。于是我又给国务院值班室回话，请他们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内蒙古工作尚未结束是否可以晚回京几天。国务院值班室很快回复说：登奎同志让你迅速结束内蒙的工作，两三天内返京。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同王书明一起向内蒙区党委领导报告，抓紧在两天内把工作结束。我于10月8日返京后直接赶到紫光阁报到。
我到紫光阁后看到值班室的其他同志早已报到，正在按分工紧张地工作着。这时纪登奎也在紫光阁办公，他见我回来了，就在紫光阁的会议室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首先询问了内蒙古贯彻中央学习班的情况，阻力大不大。他特别关心内蒙古目前的局势能不能稳定下来，造反派还会不会闹事，重点企业生产恢复得怎样。我把检查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我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些造反派不敢再闹了（在北京学习班期间，经中央批准宣布逮捕了几个煽动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威慑力很大——笔者注），形势会稳定下来。尤太忠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让我转告，请中央放心。
接着，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主席已经决定在今年内开四届人大，中央准备发个通知，待主席批准后很快就会下发，这次人大的筹备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总理虽然有病住院，中央决定筹备工作仍由总理和王洪文负责。当前全国的形势还不很稳定，情况比较复杂，给这次筹备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你们值班室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精心细致，想问题办事情要周到，绝不能出纰漏，不要给筹备工作添乱。我当时对纪登奎这次谈话的深层含意并没有理解透，只想到是对值班室工作的严格要求。后来从筹备工作中围绕“组阁”的复杂斗争，才逐渐明白了他这次谈话的真正含意。同时，纪登奎还交代了这段筹备工作的任务。他说：这次筹备工作主要是讨论人事问题，最后确定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大会主席团名单，中央还要最后确定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人选。这期间要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进行讨论，你们值班室要随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当晚，我们开了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了纪登奎谈话的精神，安排了值班室近期的工作。
我在中央联络组期间曾经了解到，毛主席对“批林批孔”运动出现的混乱局面很忧虑，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后，全国形势开始逐步稳定。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四届人大。1974年国庆节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10月4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主席圈阅了这个报告，同意年内召开四届人大。当天下午，他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毛主席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将发生一场风波。他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1974］26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从此，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我当时看到这个中央文件就觉得很不寻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但对人大只在开头讲了一句话：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突出了毛主席在武汉期间所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对落实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了要求，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从后来筹备工作的实践证明，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26号文件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它对搞好筹备和开好四届人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3年协商推举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一年多来“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变化，中央决定在1973年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按比例减少代表名额。我回京前值班室对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名额按比例减少做出了调整方案，并经中央批准给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电报通知，要求各地按调整后的名额调整代表候选人，报中央审批后正式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
我回京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发生了失误，教训十分深刻。中央电报通知刚发出，就接到湖北省给中央发来请示电报，说他们协商调整代表有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代表名额。值班室接到湖北省电报后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他们刚接到电报还不可能酝酿具体代表人选就要求增加代表名额，理由不充分，不同意增加代表名额。根据值班室讨论的意见，我草拟了中央给湖北省的复电草稿，强调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不再给湖北增加代表名额，请他们在现有代表名额内调整人选。复电草稿经纪登奎审阅后送周总理审批。
两天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调整四届人大常委人选方案。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一进福建厅就问起湖北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和复电稿的事。他说：张体学同志（时任湖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湖北省原省长）向来是顾全大局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们决不会无故向中央要求增加代表名额。我算了一下，按减少名额的比例计算，给湖北省的代表名额可能少算了一个。因为中央电报通知是在我回京前发出的，我没有直接算过比例，听了周总理的话心情十分紧张，纪登奎刚刚作了交代就出了纰漏。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提醒，不知其他省是否也有类似湖北的情况。于是，周启才和我一起对各省的代表名额重新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六个省少算了名额。我把复核的结果报告周总理和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立即表态说：在中央处理问题一定要认真细致，实事求是，要给少算的六个省发个电报，并且说明因中央计算名额有误，分别给他们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当场起草了给湖北等六个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稿，周总理当场签发后，周启才立即派中办秘书局同志当晚发出了电报。
发生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散会后我从人民大会堂回到紫光阁，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因为值班室对代表名额计算上的失误，牵扯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精力，心里十分内疚。另一方面，对周总理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动。他不仅带重病坚持领导繁重而复杂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名额这么具体的事情都那么认真细致。这件事，使我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实在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于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给纪登奎并周总理的检讨报告。
第二天一上班，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会，我传达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及周总理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并宣读了我的检讨报告。大家经过讨论，对周总理处理事情的态度都很受感动，并一致表示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负责，决不能再出纰漏。为此值班室作出决定，今后所有上报的材料都要经过三个人仔细核对后才能发出。从此以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值班室的工作再也没有发生失误，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天下午，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落实周总理前一天会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人选的调整方案。会前我将检讨报告送他审批，并报告了值班室上午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严肃地说：“我们这里的工作没有小事，一定要汲取教训，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这时吴庆彤插话说：“昨晚的事不怨孙中范同志，代表名额的电报是在他回京前发出了，我们都没看出来，他替我们承担了责任，这种精神值得值班室的同志们学习。”纪登奎听后在我的检讨报告上批示：请总理阅。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0月中旬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都在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从11月开始，组织工作小组的领导同志逐一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协商调整代表候选人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特别强调妇女、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凡达不到中央要求的都要进行调整。
第二，中央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登报解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工作的老干部，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实现的。纪登奎直接参与了解放这批老干部的工作，他据此要求各省也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尽可能把能够解放的有代表性的老干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第三，“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周总理委托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解决“老大难”问题，他们都很有感触，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那些“反潮流”的造反派头头闹起来的。为此纪登奎提出，对那些煽动停产闹革命、造成很坏影响的造反派头头不要选他们做人大代表，已经安排做代表候选人的要进行调整。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的上述精神，各地又对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进行了个别调整。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仍有一批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各地代表候选人名单经中央审批后，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将陆续召开协商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出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按照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为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因此，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为代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值班室草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代表选区分配方案》，经组织工作小组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后，中央给各地发了电报通知。这些代表不占本地的代表名额，由中央从机动名额中分配。选区分配一般是考虑代表的籍贯、曾经工作的地区或联系较多的地方，同时还要考虑各地的平衡。
这时纪登奎提出，请值班室注意了解各地选举代表的动态，发现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他还提出，在大会召开前，人事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有可能会有变动，各省的协商选举会议不能都开完，要留几个省待中央人事安排名单确定下来后再开协商选举会议。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确定留北京、天津等省、市晚些时候开协商选举会议最后选举代表，并给相关省、市发了通知。
经过中央和各地的努力，到12月上旬，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都顺利地召开了协商选举会议，选出了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值班室汇总编印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册》（包括尚未开会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册），并且按照纪登奎的意见将名册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总理在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名册时发现，刚解放的一些老干部有的应当安排做人大代表；另外，文艺界的代表较多，相对外事和体育界代表过少。为此，周总理于12月14日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代表名额。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周总理的建议，组织工作小组按照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立即开会研究，同有关部门协商，迅速增加了相关的人大代表。
与此同时，从10月下旬开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了十多次会议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时没有多少争议，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周总理、纪登奎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我记得有吕正操、梁必业、傅秋涛、武新宇，以及王淦昌、白寿彝、陈望道等人。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关于“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的指示，从1974年11月中下旬开始，周总理在动了大手术之后，不顾自己极其衰弱的身体状况，在三○五医院的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到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12月18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总理又审阅修订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2月20日夜，周总理亲笔拟定了《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
12月20日晚，纪登奎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检查四届人大各项组织工作的最后落实情况，会议开到21日凌晨。散会后我留在紫光阁整理会议讨论的有关文件。21日凌晨2时，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同志拿着一个文件袋来到紫光阁，问吴庆彤在吗？我告诉他，庆彤同志刚散会回家休息了。这时他把周总理亲笔写给吴庆彤亲启的“特急绝密”文件袋交给我，并说你同他联系，总理交代让速办，中午起床后总理要看。这时我虽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但已感觉得到是一份非常重要又非常急的文件。因为从值班室成立以来就规定，有关四届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由中办秘书局机要交通处传递，总理办公室直接送交文件这还是第一次。
吴庆彤在国务院值班室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睡眠不足，神经衰弱很严重，每天回家不管多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习惯，这时一般不再打扰他。但这件事非常特殊，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他一接电话就问有什么急事，我告诉他纪东送来了一封总理给他的亲启件，让印好后中午交给总理。吴庆彤让我拆开看是什么文件。我拆开文件袋后看到一封周总理给吴庆彤的亲笔信，我马上在电话里念给他听。周总理写道：庆彤同志：请派专人速将此件送印厂特密件印两份清样，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样印好后，请将我写的原稿烧掉。信后是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我问他是否要立即把文件送给他，看怎么办？
吴庆彤听我电话后说：时间太紧，我刚吃了药，文件就不要送给我了，以免耽误时间。你现在就直接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厂长亲自排印，不要让别人知道，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你在印厂监督，排完版仔细校对准确后印出清样。他想了想又在电话里强调说：清样印好后，你将排印的铅版和校对稿一起带回紫光阁，锁在保密柜里，片纸都不要留在印厂，等早上一上班我就去处理这件事。
放下电话我已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绝不能出半点纰漏。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按周总理亲笔拟定的名单方案的原件手抄了一份，将原件锁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办完后我立即给李文林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印厂等我，有一个急件庆彤主任让他亲自排印。放下电话，我从国务院值班室要了车，带上名单方案的手抄件前往国务院印厂。当我到国务院印厂时，李文林已经在等我，我们直接就进入排版车间立即开始工作。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排的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文件，你排起来就知道了，庆彤主任嘱咐就由你一个人排印，并且要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一条铁的纪律，若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李文林立即表态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保密。
说好后李文林立即按手抄稿排版印出了小样，我当场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了两遍，准确无误后请他正式印出两份清样。我又把清样同原件仔细校对了一次，之后将手抄的原件、两份清样和校对的小样一并装入文件袋。这时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我们俩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我告诉他，为了保密，庆彤主任让我把刚才排的铅版带走。李文林帮我把铅版装好放到汽车上，我带着印好的清样和铅版回到紫光阁，立即放到了值班室的保密柜里。这下我可算松了口气，此时已是12月21日早晨6时。趁大家还没上班，我在值班室抓紧时间睡了一觉。
21日早晨一上班，吴庆彤就来到紫光阁。我立即将周总理的亲笔信和印出的清样交给他看，同时把夜里工作的全过程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满意。接着，他又把印好的清样同周总理亲笔草拟的原件仔细核对了一遍，确认准确无误后，将两份清样装入文件袋密封好，并亲笔在信封上写周总理亲启。一切办妥后，他让我把文件直接送给总理办公室纪东。
当天上午10时，我把印好的文件准时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纪东。我一进总理办公室，纪东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辛苦了！看样子又是一夜没睡，还挺准时。我也开玩笑似的回答他：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哪敢怠慢。他说：等总理起床后我立即交给他看，有什么事再找你。
21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当天晚上，纪东又来到紫光阁，送来了周总理对名单方案清样的修改稿，让立即印好两份清样，说总理等着要看；并嘱：修改稿原件也一并销毁。吴庆彤立即让我带上铅版和修改稿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改版后又重新印好两份清样带回。这时吴庆彤等在值班室，他把清样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后密封，让我立即将重新印好的两份清样再送总理办公室纪东。周总理就是带着这份印好的清样，于12月23日飞往长沙，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22日下午，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检查四届人大组织工作的落实情况，讨论研究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工作任务等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乌兰夫、吴德，还有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同志。开会前吴庆彤让我把前一天周总理交办的付印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方案的工作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纪登奎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办得很周到。这时我说，总理两次亲笔原件就锁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首长是否要看一下再销毁。纪登奎当即表示：你们按总理的指示办，立即把它销毁，我们都不看了。我当即从值班室保密柜中拿出周总理的两次亲笔手稿、一份手抄稿和两次印厂的校对小样，在紫光阁的会议室当着在场的领导同志的面烧掉。完事之后，吴庆彤半开玩笑地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查这件事，请首长出来作证。
12月21日凌晨，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是在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12月21日夜，周总理第二次对名单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二人。
经过周总理煞费苦心精心拟定的人事安排名单，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毛主席决策。其中大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8人——笔者注），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周到、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周总理想通过四届人大尽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体现毛主席当时对人事安排的意图。
“四人帮”插手人事安排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据吴德（当时吴德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回忆，在周总理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让吴德任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他向周总理提出不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想离开国务院文化组。周总理考虑总得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经再三衡量还是吴德比较合适。周总理找吴德谈话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你去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合适。周总理这个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酝酿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四人帮”提出让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吴德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他们坚决反对，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在听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时，曾有人提议让上海陈望道作教育部部长，最后周总理反复考虑还是坚持让周荣鑫作教育部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最后他们议定：对教育部和铁道部的人选一定要坚持，对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李先念曾同纪登奎开玩笑说：“文化部也不让他们干，他们就失业了。”
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议，“四人帮”只争得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席位。在周总理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名单中，主要是考虑了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了一批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代表作部长，如农林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关于提名李素文和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问题，与中央筹备工、青、妇三个组织的人选有关。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74年他就伸手抓工、青、妇三个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东三省市各推荐一名负责人。上海推荐金祖敏担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北京推荐谢静宜担任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山东推荐杨坡兰担任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在审定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周总理提出，为了便于人大常委会议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数。为此要调一批工农中委到工、青、妇工作，并兼人大常委，这批人大部分担任了工、青、妇筹备组副组长。后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了对工、青、妇领导班子的调整意见，他要求增加一些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派性严重的人不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组部对工、青、妇领导班子名单作了调整，拿下了唐岐山、梁锦棠、鹿田计、董明会、张洪池等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韩荣华、马恒昌等一些劳动模范和老干部代表人物。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来京后同王洪文联系频繁。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是杨坡兰。她到妇联工作不久，有人以“妇联机关部分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她“特殊化”问题。纪登奎批示：请中组部派人调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中央。郭玉峰派我和中组部干部组魏焕章、李竹林去调查。我找了全国妇联机关的老领导康（克清）大姐、李宝光等谈话了解情况，魏焕章、李竹林分别找全国妇联筹备组的领导和部分机关干部谈话。经过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来信反映杨坡兰“特殊化”的问题情况不实。多数同志认为她是劳动模范，为人还比较朴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比较严格。中央安排工、青、妇筹备组的领导住在京西宾馆，她爱人出差来京，她不让爱人同住京西宾馆，而是住在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杨坡兰是劳动模范，长期在基层工作，组织领导能力较差，打不开工作局面，很难胜任全国妇联一把手的工作。我们将调查的情况向郭玉峰作了汇报，他同意我们的看法，让我们以中组部调查组的名义给纪登奎并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王洪文、吴桂贤曾提议杨坡兰任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郭玉峰坚持杨坡兰水平太低，当不了妇联第一把手。这样，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始终定不下来。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经了解，李素文是沈阳一个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模、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3年当选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总理带头多次鼓掌；1965年被商业部授予全国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在北京举办了“李素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李先念为展览剪彩并讲了话。当时她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十届中央委员。李先念对李素文比较了解，他的建议纪登奎完全同意，并让中组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建议蔡畅、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李素文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后来全国妇代会因故未开成，此议没有成文。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 ”——笔者注）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主席批准。
关于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周总理曾经考虑由常务副委员长吴德兼任，吴德坚持说他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建议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吴德提议让姬鹏飞任秘书长，他曾任外交部长，有外事工作的经验。周总理同意吴德的建议，最后经毛主席批准，由姬鹏飞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周总理还提出了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人选，他们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
“长沙决策”，四届人大顺利召开
1974年12月下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进入了最高决策的关键阶段。
12月23日，周总理强撑着重病之身，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了周总理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一方面批评“四人帮 ”，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还要搞平衡。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主席没有表态。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最后做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这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长沙决策”返回北京，亲自整理出毛主席长沙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总理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方、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他们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通知郭玉峰，让中组部派人到南京把董加耕接到北京，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同董加耕谈了话。董加耕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把谈话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周总理还提出西北也要有一位年青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并确定由陕西省委推荐，纪登奎直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李瑞山同省委其他领导商量（据说李瑞山还征求了吴桂贤的意见），推荐了姚连蔚。姚连蔚是西安847厂工人，有工农兵的经历，是生产突击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是西安东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是十届候补中委、陕西省总工会主任。纪登奎等中央领导看了他的简历并同本人谈了话，最后经周总理审定，将姚连蔚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孙健当国务院副总理是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决定的。二中全会前夕，周总理考虑中央政治局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都有年青干部，国务院副总理中也应增加一名年青干部。他对纪登奎说，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吴桂贤，又增加了姚连蔚，东北有李素文，天津还没有人选，请天津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副总理人选。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解学恭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且电话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他的档案材料送给郭玉峰转报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四个名单，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建议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全会还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
1月11日，十届二中全会一结束，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了最后一次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做总结，对值班室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风趣地说：今天的会议是我和吴德同志的交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吴德同志的领导下进入四届人大秘书处的工作了。我不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了。大会开起来你们的工作会更紧张，希望你们保持和发扬在值班室工作的精神面貌，做好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大会结束后你们再回到紫光阁，由吴庆彤和周启才同志安排，把四届人大筹备过程的档案完整地整理好，移交给中办秘书局存档。按照纪登奎的要求，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过程的全部材料，用周启才的话说叫“片纸不G”，移交中办秘书局存档（我在这里说到的值班室工作情况，在档案中均有记载）。接着，吴德对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散会后，值班室全体人员从紫光阁搬到京西宾馆，投入到大会秘书组的紧张工作中去。
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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