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一九七四年在美国出版的《基辛格》。卡尔布兄弟二人均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尔布是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成员，曾随基辛格访问过中国。伯纳德.卡尔布也曾为对外关系协会做过研究工作;曾驻远东，东南亚各地二十多年，一九六二年前为《纽约时报》记者；一九七二年随尼克松访华，次年又来到中国。
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美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变化不定的过渡时期。超级核大国也已感到自已的威力有限，有必要设法缓和紧张局势。美国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世界警察了，由于长年令人沮丧的越南战争，美国早己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原先掌握的战略上的压倒优势已经丧失。
美国国内，由于常年的越南战争，从全国各大学府，从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从国会山上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甚至从政府内部，都传来了越来越坚决的反战呼声。大多数美国人民都要求美国退出越南战争，不管任何代价。但对尼克松的美国政府来说，问题就在于代价。“越南战争主要有两个问题：撤退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一个三等的共产党农民国家打败了美国，将使全世界共产党内部斗争中的最好战派系的地位得到加强。美国撤出将使美国的东南亚友邦，包括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灰心丧气。日本和印度见到美国无力履行义务，可能将其长远倾向从华盛顿移向北京或莫斯科。最后，如果美国在亚洲表现如此无能，势必也会在其他地方降低对美国诺言的信任。在此情况下，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之，书中对华盛顿景象有个素描：“首都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临，万象肖森，春夏盛曰的花景，至此凋零已尽”。这几句话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的美帝的处境，是一幅逼真的写照。
谈判，就要借助大国强国的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在越南能尽量的保持脸面的情况下进行。
家住红安源
“改变世界的一周”（马文·卡尔布 伯纳德·卡尔布）
北京机场看上去有点冷冷清请。昨晚刚到的一小批美国记者，在中国北方清晨的刺骨严寒中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曰，星期一，理查德。尼克松就要实现一件货真价实的“创举”了：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他的座机“七六年精神号”此刻正在从上海北飞途中，还有半小时的光景就要降落了。然而，停机坪上几乎空无一人，气氛冷冰冰。一位记者打趣说：“这是尼克松参加劳联——产联大会以来受到的最高接待了。”不见有中国领导人到场。另一个记者问他的中国译员：“周恩来在哪儿？”译员神秘的说：“就在附近。”
十五分钟后，总统的蓝白色喷气机冲开晨雾出现了。机舱里的卫士长跟地面上的另一个保卫人员进行了例行的无线电联络。
“群众呢？”
“没有群众。”回答说。
“你是说设有群众”？
“一点不错，没有群众。”
当七六年精神号终于接近机场的时候，场面很快变了。一面美国国旗升上了旗杆，同中国的五星红旗迎风并列。一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组成的三百五十人的仪仗队，身穿黄绿，草绿和蓝色咔叽军服，霎时间出现了。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欢迎人员穿过停机坪，向座机走去。
当没有戴帽子的总统同穿着皮领红大衣的尼克松夫人走出飞机的时候，机场上听到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你们一路上好吗？”周恩来用英语问。尼克松答：“非常好”。他的声音在整个停机坪都听得见。“我们在夏威夷和关岛歇了一下，适应时差。这样好一些。总理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是经常出门的人啊。”总统和总理的握手，不禁使人回想起那次曾错过了的机会——一九五四年曰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伸出过手来，被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绝了。
在美国来客中，周恩来认出了基辛格。“啊，老朋友。”他笑着说，同亨利握了握手。基辛格这个老中国通，七个月中，是第三次来北京了。
机场上没有发表讲话，没有各国外交官，更没有普通中国人挥舞纸旗，花束的场面。这是一种简朴的欢迎仪式，它标志着这两个国家从敌对走向缓和的过程中的一个中途站。人民解放军和军乐队演奏了两国国歌《星条旗》和《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然后隐入黑色轿车前往离机场半个小时路程的钓鱼台。这是位干北京郊外的一个临湖的政府宾馆。透过车窗，尼克松看到的是一幅灰蒙蒙的隆冬景色。车子经过的路旁竖立着许多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大标语牌，刷着红地白字：“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总统为了这次出访，是作了十分周详的准备的。他对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过：“到中国去就象到月球上去一样啊。”行前，他对每一件事，从宴会的规矩（他练习了用筷子）到毛泽东的诗词，都下了一番苦功。他两次派基辛格前往北京，就是为了保证在外交上不出纰漏。一个多月前，他又派了一小批通讯专家——从白宫的报务员到广播电视工作人员到中国去，以便把他的访问实况通过清晰的电视画面，播送给国内的选民看。
对尼克松来说，在月球着陆也许要比在北京着陆要温暖些。：“有点冷淡”，尼克松的一位助手这样描绘对总统的接待。：“周恩来流露出一丝胜利者的徵笑，我担心他们会把总统描绘成好象是来讨饶求情的。”然而，中国是一个变化无穷，难以捉摸的国家。尼克松到达宾馆没多久，就来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电话里是这样问。尼克松通过基辛格前几次访问知道，他能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中国革命家，也许还不止一次。但他却没有料到这么快就安排会见。毛泽东通常要等到来访的外国人要离开中国的前一两天才会见他们。尼克松对这种破格的礼遇戚感到高兴，但并没有受宠若惊。他决定迟到几分钟。
毛泽东住在紫禁城西南角的一所平房里，四周是耀眼的黄琉璃瓦作顶的朱红围墙。尼克松从西门进去，大门口的两名武装警卫立正行礼。轿车在通往毛泽东住所的通道前停下来，两名不带军衔和武器的军官迎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
毛泽东在他的宽敞的书房里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当然在座，此外还有王海容，据说是一位外交部的部长助理，是毛泽东的侄女。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她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回国时还是个小姑娘。这间书房有一种简朴的气象，到处都摆满了书，一本压一本地堆在几个小桌上，堆在地板上，其中有些卷页半开半合。毛泽东的大书桌，在书房的一角，也摆满了报刊，书槁和书籍。
毛泽东身穿人听熟悉的那种中国共产党人的服装：朴素的灰制服上衣和同色的裤子，他以七十八岁之年，依然焕发出一种运筹帷幄的气概。但他的举止却挺随和，意想不到地平易近人，这对于一位早已赢得二十世纪历史性人物之一的高誉的人来说，实在是难得的。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至今依然是领袖的传奇式人物，一位真正的中国革命家。和那些俄国的共产党官僚迥然不同，他仍然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人物，为了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曾不惜把中国搞乱。那些俄国人是弄权的专家，是第二，第三代的领袖，他们把共产主义同垄断国家大权混为一谈，他们害怕群众性的乱，认为这种事违反党和国家的利益。毛泽东则是第一代正宗的共产主义者，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取得政权还是十分渺茫的时候，毛泽东就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十年代，他领导了长征，九万名共产党人从中国南方出发，到达北方的延安窑洞时只剩下了一万名。他指挥红军打蒋介石，接着打日本人，打美国人，现在，在这场扑朔迷离的反俄斗争中，他又上阵了。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半时间被翻译占了。毛泽东机敏，富于哲理而幽默。驾驭全局的显然是他。毛泽东领导着中国，就象控制同尼克松谈话的进程那么得心应手。
毛泽东讲话时不用稿子。他从不强调哪一点。他根本不使他的思路受到谈话议题的约束。他的谈话给人以漫谈的印象，从一个思想转到另一个思想，没有什么特别的先后顺序——台湾，日本，印度支那，反对霸权的斗争，扩大中美交往的重要性等等。几周之后，当基辛格在他安静的白宫办公室里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当时实际上己经勾划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客。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现在回头来看，基辛格觉得，同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华格纳歌剧的一幕序曲”。
在此后一星期里，主席再也没有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了。他的指导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于是周恩来便翩然登上了导演的座椅。只有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才开始发挥他那使基辛格为之倾倒的品格：他的幽默感，他对每一件事的细致了解，他的坦率，以及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哲学感。周恩来既是总统的向导，东道主，又是谈判对手。
尼克松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四天里举行了多次小范围会谈。基辛格坐在总统右手的座位上。陪同的人只有约翰。霍尔德里奇和温斯顿。洛德。在下边的大厅里，罗杰斯和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同时在举行会谈。这种做法的用意是明显的，尼克松和周恩来讨论原则性问题；罗杰斯和姬鹏飞讨论落实旅行，贸易和旅游的具体协议。晚上，基辛格在参加宴会，出席音乐会，观看乒乓球表演之后，还得跟副外长乔冠华碰头，起草最后公报。谈判大致就是这样进行的。
星期一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总统。周恩来的祝酒词充满乐观情绪。他称总统的访问是个积极行动，并说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总统兴致很高，几乎迫不及待了。他看来要急于为这样的场合说几句好话。他说：“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基辛格手下有个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发现毛泽东的一首词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尼克松引了几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大久，只争朝夕。”尼克松举起一小杯茅台酒，同宴会厅里的中国官员挨桌碰杯，祝他们身体健康，最后还特意为毛主席祝酒。
经过双方的外交努力，公报基本成型。二月二十六曰，星期六上午，尼克松和周恩来飞往杭州。杭州是一个美丽的湖滨城市。十三世纪时，是它启发了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青年旅行者的灵感，他写道：“杭州有趣极了，使人有天堂之感。”基辛格一如马可波罗那样，对中国热情很高，他原以为在杭州的乐趣之一将是受到毛泽东的第二次接见，而且不家上次那么匆匆忙忙，但是，并设有这回事。基辛格感到失望，尼克松也是如此。但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
上海，是尼克松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星期日晚上最后一次宴会上，尼克松心情舒畅。他宣称：“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他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十里和二十二年的敌对情绪的桥。”接着，总统向周总理祝酒，并说：“今天晚上，我们两国人民把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尼克松向毛泽东赠送了一件礼品，还有一件是赠送给中国人民的。送给主席的是一套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是特伦顿地方的贝姆所制，重二百多磅，至少值二十五万美元。送给中国人民的是两头麝牛，名叫米尔顿和马蒂尔达。美国人民则得到了一对稀有的黑白相间的熊猫——兴兴和玲玲，作为回礼。
总统在星期一早上离开上海直飞华盛顿，当晚九时到达。他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欢迎。二月二十九曰，詹姆斯。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标题是《尼克松先生极盛之时》。他写道：“他（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树立了一个遵从常识的典范，一个正确外交的典范。”赖斯顿的这个观点占了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巴克利兄弟俩却不以为然。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说，这次访问是“美国外交上招致灾祸的一次冒险”。专栏作家威廉。巴克利则把联合公报中美国关于台湾的那一段文字称作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投降行为”。
在台北，蒋介石政府保持着一种闷闷不乐的沉默。台北的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授意写出来的评论，谴责公报内容，并说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对华盛顿作为一个盟国听做的保证已经丧失了信任。
在莫斯科，苏联政府的评论是辛酸然而是克制的。政府控制的新闻界对中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强烈地暗指尼克松的访问从根本上说是反苏行为。
在东京，佐藤政府垮了台。七个月后，他的继任者田中角荣跟中国重建了正式的对外关系。
在曼谷，泰国政府开始有所动作——疏远美国而接近中国。一个官方发言人说，泰国希望得到邀请，派遣一个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在西欧，态度是赞成的。全世界都强烈地感到，这次访问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它象征着中美关系的突破，它使中国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再次“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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