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善生：从1957年的“反右”谈一个亲历者对文革的思考

编者按：此文为陶善生同志的投稿，从一个文革的亲历的角度，对他眼中的文革做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总结。且一些观点和看法颇具挑战与创新，纵然与传统的解读并不完全相同，但并不失为一篇有一定史料价值和思想的好文章。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从自身以及他人的亲身经历出发，去对往昔做出自己的思考与总结，并丰富和发展文革遗留下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现将陶善生同志的文章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倡议建立“1957年学”。他认为1957年的事件，上承反胡风、肃反，下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关键环节。为加强对“1957年学”的研究，他本人曾先后撰写了《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向我们介绍了林希翎、谭天荣等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与自由不屈不饶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与来自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同时还向我们介绍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很多内幕以及某些上层人士与政治领袖们各自的政治心态。我本人是1962年，即我国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全国人民正在认真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精神的那一年有幸考入大学的，没有直接参加过1957年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但却差不多从头至尾参加了时隔9年之后发生的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同时，尽管由于年龄和知阶的关系，我未能直接参加1957年的“整风反右”，但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公民，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如“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三年经济困难以及后来的“四清”运动等等，不仅曾经耳闻或目睹，而且有些事件还曾亲身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1957年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直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在此，我想结合钱理群教授《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以下简称《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和个人的亲身体验，谈一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体会。
      
一、“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为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根源，首先还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谈起。而要想深入了解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首先必须弄清楚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反右”。
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整风反右”，直接原因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桩特大的历史事件：其一是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4日晚在苏共20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其二是发生于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这两桩历史事件，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震惊和启示。
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时为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报告曾作了两点评价：
“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斯大林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2]
又据该文援引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的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的回忆，原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当时曾跟他说：
“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3]，所谓“喜”，是因为“揭了盖子”，解除了长期压在毛泽东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后来在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就说到他一生曾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因为自己所要反对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而且斯大林还一直视毛泽东为“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盖子”揭开了，毛泽东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称之为“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4]。而且，正如钱理群教授在文章中所说的：“更重要的是，从此，毛泽东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梦想的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道路了。”
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又使毛泽东觉得是捅了一个“大漏子”。据《林希翎》一文援引“文革”前曾经长期跟随过毛泽东的我国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说：“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于毛泽东的剌激是非常深的”[5]。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处处顺从，并大肆吹捧，死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发难，全盘否定，又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使他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其次，1956年10月相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也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警示。
波兰、匈牙利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苏联红军从法西斯德国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全盘采用苏联的模式，用苏联的经验建立国家政权和进行建设，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曾搞过像斯大林那样骇人听闻的政治清洗。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以后，这些国家的人民纷纷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自己的错误，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并要求彻底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的控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的人民不仅纷纷走上街头向当局展开抗议活动，而且还酿成了严重的政治骚乱。最后，波兰以妥协的方式，由原来曾遭受过斯大林路线迫害的哥穆尔卡上台执政；匈牙利则是在苏联的坦克和直刀的威逼下，骚乱才得以平息。
我们国家虽然和东欧各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而赢得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执政权的，不像东欧各国完全在苏联的卵翼之下，处处都受到苏联的控制。但毕竟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支持；同时，由于当时的毛泽东因为对苏联及斯大林的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对斯大林难免过于迷信，认为苏联、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中国要想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照搬苏联的经验；加之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及西方各国采取了孤立中国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当时唯一可以争取的朋友就是苏联，为了搞好同苏联的关系，必须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尊称苏联为“老大哥”。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当时采取的很多政策，如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等等，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有的甚至是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既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有些作法也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及民族感情，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不满和反感。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在具有一定独立思维能力和政治头脑的党外民主人士及中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存在，在普通民众中也同样存在，甚至连一些曾经得到过共产党很多恩惠及好处的普通工人及农村贫下中农也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反感。比如，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些地方由于过多地侵占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引起了不少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有些农民便采取了讲“怪话”的方式，含沙射影地咒骂共产党。所以当时农村中讲“怪话”的现象非常普遍。记得1956年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家的一位邻居，本是“雇农”成份，是共产党使他彻底翻了身，不仅分到了土地，而且还分到了房子，并取上了老婆。而他的这位老婆也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没有文化，但人很聪明，也很泼辣，啥话都敢说。由于对共产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有一次，她曾站在自家的门前故意高声嚷道：
 “只怪蒋介石没有教会我们吃草，害得我们现在天天挨饿。”
多亏她是贫下中农的女几，又没有文化，所以当时也就没人找她的麻烦，她的话也就当成了耳边风。如果是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女或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的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或 “反革命”的帽子早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实际上，当时的农村还不是真正挨饿的时候，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正挨饿时，农村中说“怪话”的现象倒是再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些贫下中农，刚刚分到了土地，又要动员他们入社，思想上也很抵触，特别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又善于盘算的农户，抵触情绪更大。我们家乡有些农户（除了贫下中农之外，也包括某些中农及富裕中农在内），村干部反复动员他们入社他们都不愿意，各别人甚至为入社问题同村干部发生了口角或肢体冲突。
上述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家乡这个很不起眼的农村存在，全国各地也都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如文艺界、新闻界、高等院校以及各民主党派当中），或者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受到过一定冲击的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情绪更是可想而知。据说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工人学生走上街头向共产党展开抗议活动或罢工罢课的事件，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国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共声浪、阶级斗争形势表现得愈来愈严峻的同时，由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问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反苏反共浪潮。加之在我们国内，国共两党正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的状态，败退台湾之后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对大陆局势正虎视眈眈，天天叫喊“反攻大陆”，随时都希望卷土重来。
面对着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原本对斯大林路线并无好感，并希望借助群众的力量彻底清除共产党内因受斯大林路线的影响所产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毛泽东，由于担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上演，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检起了斯大林这把刀子”，首先对准了国内那些公开咒骂共产党、公开反对共产党的现行政策、公开宣扬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 “右派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整风”的名义开始，重点却放在“反右”方面的所谓“整风反右”运动。 
 
尽管毛泽东亲自发动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但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来看，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或“两难”的境地。因为当时被他公开点名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实际上和他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比方说，以林希翎、谭天荣为代表的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那一批学生“右派”，他们的很多观点实际上和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观点就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些观点甚至成了后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口号。比如谭天荣等人当时曾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的主张，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报纸上便正式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政治口号；又比如，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曾有人提出了“大民主”的观点，而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便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政治口号。尽管这些政治口号已在原来字义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修饰，加上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等字样，但并未改变其实质内容。而且，人大及北大校园内的这批学生“右派”，尽管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有些过激，但他们却毫无例外地不反对毛泽东，都对毛泽东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就连锋芒毕露的林希翎，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充满了敬佩之情，强调“毛主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有辩证的思想，善于发现错误，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6]。并把毛泽东当作他们可靠的支持者或后台，正如谭天荣当时所说的：“（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并且说，“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持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7]。在谭天荣等人的脑海里，毛泽东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北大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国际反教条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持的战友。
尽管林希翎、谭天荣们的这些论点和美好的愿望已被后来无情的现实所否定或粉碎，因而引来了很多人对他们当时这种“幼稚”行为的嘲笑，但也从中反映出了当年的毛泽东和这些“右派”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可割舍的思想感情的“红线”。
另据《林希翎》一文回忆说，毛泽东当年在一个内部讲话中甚至还提到，“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之处”，“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此处是毛主席就政协问题的阐述)”，并提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8]，等等。他的这些言论即使在今天很多思想僵化的共产党员看来，也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论。
尽管毛泽东的观点和当年林希翎、谭天荣等人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却不得不违心地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这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
又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岐，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苏共领导人长期存在的以国际共产主义领导者自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加上中俄历 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与领土争端，从而使得毛泽东愈来愈感到处处顺从“苏联老大哥”是一种屈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那种不愿长期当“小弟弟”或“被领导者”的思想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愈来愈占了上风。所以，当时的中苏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彻底摊牌或公开破裂的边缘。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表面上的团结和统一，当时的毛泽东又不得不违心地将一大批有反苏言论的人士打成了“右派”，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龙云先生在内。
正由于当时毛泽东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所以，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并不希望使“反右”运动扩大化。据有关资料介绍，按照毛泽东的最初估计，当时“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9]。尽管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右派数量的估计已由原来的4000人增加到了8000人左右，但和后来实际被打成“右派”或“极右分子”的人数相比较，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其次，尽管当时在舆论上曾经把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正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舆论上也曾把人民群众同“走资派”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一样，但对于已定的极少数“右派分子”来说，仍然主张按照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反对采取左倾机会主义者历来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一主张，当时被他公开点名的几位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乃器、浦熙修等人，尽管在被批判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强加给了他们某些不实之辞或“莫须有”的罪名，但至少还被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政治光环”。可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客观事实和毛泽东的主观愿望则有着天壤之别。
据后来人们最保守的估计，当时全国共抓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加上1959年补漏的一批，全国“右派分子”总数估计不下100万，约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10~20%，而且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采取了非人道的惩处措施。他们当中有的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开除了工作，并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或农场劳动改造；还有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于是，很多人便把产生这一切后果的原因统统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对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的“阳谋”论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但是，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提供的资料和我本人的亲身体验，我认为毛泽东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发起人，对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世界上的事情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回过头来看，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所以严重扩大化，并对很多“右派分子”采取了极不人道的惩处措施，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用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话来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但我认为这种影响并不单纯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身上。说实在的，如果这种“集权制”思想仅仅反映在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由于毛泽东本人的特殊地位，也就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几乎人人都具有这种“集权制”思想。所谓“集权制”，换言之，也就是“专制主义”或“特权”思想。在当时，差不多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看成是党的化身，谁反对自己，谁就是反党。为了清除周围的异己分子，很多单位的领导还恶意歪曲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讲话精神，提出了所谓“引蛇出洞”的整人战术，即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对自己有不满情绪的无知青年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据“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些当事人的相互检举揭发，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后改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已合并为新武汉大学）中的某些人就曾采用过这种“高明”的整人策略：事先安排一些平时最信得过的党内“积极分子”带头向党提“意见”，引诱那些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无辜群众也站出来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这种现象我想决不单纯在我的母校原武汉水利学院存在，其它很多单位也同样存在，从而引起了很多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泽东本人极大的反感。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当年很多单位所采用的这种“引蛇出洞”的整人战术决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根据我所读到过的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来看，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引蛇出洞”这句话。“引蛇出洞”一词实际上是共产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然后再强加在毛泽东的头上。钱理群教授在《林希翎》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毛泽东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的有关内容，这些内容一般认为是最能够反映出毛泽东“引蛇出洞”思想的。毛泽东在发表这个讲话时，据说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在讲话中特意提到石家庄一所学校，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学生对毕业分配的不满，煸动游行。要夺取电台，并高喊“打倒法兰西！”、“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口号；毛泽东因此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而根据钱理群教授的分析，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蚂蚁”，除“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这些“被剥夺的阶级”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也不少。”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搬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 “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
钱理群教授还引用了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了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泡），利益极大。”
钱理群教授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内容在很多人（其中也包括钱理群教授本人在内）看来，这正是毛泽东玩弄“引蛇出洞”“阳谋”论的铁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当时的客观形势，我认为毛泽东发表这些谈话的真实目的不仅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恰恰相反，而是为了防止那些真正的“蛇”趁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共产党在很多领域还没有真正取得领导权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跑出来兴风作浪，同时也是为了警告那些天真幼稚的年轻学生，不要成为对共产党心怀忌恨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或成为他们的工具及牺牲品。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从表面上看来确实火药味实足，似乎暗藏杀机，使人不寒而栗，但他的真实意图我认为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而是为了“敲山震虎”，使那些真正的“蛇”不敢轻举妄动。这和当年很多单位采用欺骗的手段引诱那些无辜群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向党提意见，然后再将他们打成“右派”的行动完全是两回事。
退一万步说，即便“引蛇出洞”是毛泽东亲口说出来的一句话，我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蛇”也决不是指那些思想单纯的年轻学生。就从钱理群教授前面所引用的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来看，即便是那些高喊“要杀几千几万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的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子弟，在毛泽东的眼里，也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经验”的“学生娃娃”，并不是毛泽东所要引出的“蛇”。从毛泽东的个性来看，他对于年轻学生向来怀有特殊的好感。就在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的1957年，他在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时，曾于11月17日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学生的代表，并向留学生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年轻一代所寄予的厚望。而对于象林希翎、谭天荣这么一批“右派”学生来说，他们既没有反对过毛泽东，并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和好感，他们本人又无职无权，对共产党构不成任何威胁，加之在他们的身边也没有任何“掩体”，他们的行为完全是赤裸裸的，对于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政治家来说，都不会把这些人当作隐藏在洞中想吃人的“蛇”看待。由此不难看出，将“引蛇出洞”一词说成是毛泽东的发明，完全是对毛泽东的污蔑。
其二，由于当时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并负责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完全推行了一条和毛泽东绝然相反的思想政治路线。这条路线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思想上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极左。由于一方面刘少奇当时在党内的这种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这条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决定了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不可能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路线进行，只能按照刘少奇的路线发展。
现在还是让我们把话题转移到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上来，从林希翎本人的不幸遭遇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或以他们为代表的两条路线对待学生“右派”的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
据《林希翎》一文向我们披露的情况，尽管毛泽东当时曾违心地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一批学生打成了“右派”，但从毛泽东的本意来说，并不希望对这批学生“右派”采取过火的惩处力度。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就曾明确指示：“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在由他亲自批准的对林希翎、谭天荣两人的处分决定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尽管毛泽东在由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经他亲自批准的文件中对“右派”学生首领提出了不尽相同的惩处方式：一是“彻底批判”,一是“开除学籍”，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张将他们 “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
为什么毛泽东当年一再主张将这批“右派”学生首领留在学校，而不是将他们遣送到工厂、农村或其它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呢？我认为从这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对这批“右派”学生的特殊关怀与青睐。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学既是培养人才最理想的场所，也是政治斗争的漩涡及中心地带,特别是象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更是政治精英们汇聚的场所和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政治运动，如“五.四”爱国运动、“整风反右”时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最早都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曾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就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领军人才。就连毛泽东本人，实际上也是从北京大学开始发迹并走上革命的人生之路的。但政治人才的发掘和培养不能单纯靠课堂去完成，而必须到革命的熔炉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正如孟子所说的：“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回忆一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有时候提出要打倒某个人，其实并不是真想打倒他，而是让他在逆境中经受考验，涤除身上的污垢，以便将来承担起治国理政的重任。如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曾经两次将邓小平打倒又将他起用，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由此看来，毛泽东当年主张将林希翎、谭天荣等人“留在学校，当反面教员”，我认为很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对这些“右派”学生首领进行保护，防止他们被遣送到其它地方以后会遭受更大的磨难与不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这些政治精英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经受更多的考验，以便将来担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也许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主持召开1957届大专院校毕业生大会时，还特地让林希翎参加，在讲话中，也只说她是在整风中“犯了错误”的青年。
可能有人还会问，既然毛泽东对林希翎、谭天荣等“右派”学生首领从心底里是出于关怀和爱护，为什么还要提出开除他们的学籍呢？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对于一个热心于政治及社会活动的青年，在给予生活出路的前提下，开除学籍算不上是最严厉的处分。他本人学生时代就几乎被他的母校湖南一师开除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对于当年主张开除他学籍的湖南一师校长张干不仅不怀恨在心，而且对这位老校长的生活还给予了多方面的特殊关怀。
可是不幸的是，林希翎等人的命运和政治前途并不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的手中。最后终于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另一只 “黑手”给断送殆尽，并由此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引向了歧途。
据《林希翎》一文披露，当时发生在中国大学校园内的“整风反右”运动，一直处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那条极左路线的严密监控之下。当林希翎于1957年5月在北大、人大发表讲演以后，《人民日报》立刻以“内参”的形式上报，刘少奇遂即作出批示：
“极右分子，请公安部们注意。” 
按照刘少奇的批示精神，据说北京市公安局已于当年11月就整理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并报北京市委审批。也许由于有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讲话，北京市委对这份材料并未立即批准。
可是到了1958年，据《林希翎》一文援引因受林希翎冤案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负责人王文提供的资料，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联欢会上，刘少奇曾问起林希翎的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便说：“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就亲临人大，在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还是交给我罢，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
于是，在1958年7月21日的深夜，林希翎便遭到秘密绑架，并被投进了监狱。随后，即以“反革命罪”判处林希翎有期徒刑15年。
林希翎在狱中的生活状况自不待说，但从《林希翎》一文所披露的几个细节却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深思。
细节一：由于林希翎在狱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位半夜审讯林希翎的老情报人员看到林希翎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盛怒之下，曾训斥说：
“你看着办罢！共产党还对付不了你这个老毛丫头！我要让你年轻轻地进我这监狱，而把你关到白发苍苍，我要关你一辈子，我要让你断子绝孙！”
这位老情报人员的话一语道破了罗瑞卿当年在人大秘密会议上所说的“我有办法对她进行强制改造”的“天机”，用林希翎后来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镇压万能论”和“暴力迷信论”。但他们的这套办法在林希翎的身上却始终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细节二：1965年，林希翎因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曾冒险为林希翎发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毛泽东的信。不料这位以前曾称林希翎为“才女”的大文人郭沫若，竟把信转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从而使得毛泽东对林希翎后来的情况一无所知，而这位小护士因为给“右派分子”通风报信立即被关押了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被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 
细节三：当时受到林希翎案件牵连的除了北京市监狱的那位小护士之外，还有一大批善良无辜的群众，其中包括曾经关心和同情过林希翎的几位中共中央委员的部下和亲人（他们本人由于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当时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如：时为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的秘书曹志雄；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的外孙兰其邦；时为内务部部长、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的秘书吉士林等等。据林希翎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透露，单单北京市因林希翎案件遭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就达170人之多，其中有的人同样被逼得家破人亡。而在全国各地因受林希翎案件牵连而被打成“右派”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个人的亲耳所闻：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系党总支书记为了防止同学们再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时那样的政治错误，特向我们讲述了一件往事，以示警告:
据《林希翎》一文透露，林希翎当年曾叫人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分别抄寄给了西安、南京、武汉等地的某些人。而据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林希翎在人大及北大的讲演材料传达到武汉大学以后，立即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引起了轰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一天，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正在武汉大学旁边的东湖游泳，武汉大学的一些学生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即去找王任重，要求他去武汉大学看大字报。王任重当时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我们的这位系党总支书记并未向我们讲明，但最后的结果，这些学生全都被打成了“右派”。
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林希翎案件在全国各地的影响。
细节四：正当林希翎准备“将牢底坐穿”之时，不想毛泽东突然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的情况：
“在哪里工作？好不好？”
当他得知林希翎被捕并被判刑的消息时感到非常气愤，认为林还年轻，很能干，是有用之才。于是指示立即放人，并给安排了工作。[10]
尽管林希翎的冤案到此并未完全了结，但由于有毛泽东的直接干予，林希翎总算获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并在她的老家给安排了工作，且已结婚生子，从而使那位老情报人员让她“断子绝孙”的预言和诅咒彻底破产。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对待学生“右派”的态度可以说是绝然两样，这也就决定了他们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也就绝然相反。而问题并不单纯反映在林希翎一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全国范围内和林希翎有相同遭遇者实际上大有人在。
由于刘少奇、罗瑞卿等人所奉行的“镇压万能论”与“暴力迷信论”，全国各地已有大批的“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据说当时至少也有两名“右派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是当时的俄文教授，另一位是在“整风”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学生，大概和林希翎、谭天荣的情况有些类似，据我们那位系党总支书记介绍，记得他的名字叫古希天。武汉水利学院的前身是原武汉大学工学院水利系，1955年院系调整时才脱离武汉大学成为独立的学院，估计当时的人数不会太多。即便如此，至少也有两名“极右分子”被捕入狱，其比例看来也不算太低。
更有甚者，当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仅对准了大学校园内的“右派”学生，就连一些未成年或刚成年的中学生也未能幸免。我于1959年刚上高中时（我原在另一所乡村中学念初中），我的这个母校就在学生中抓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主要是高一或初中的学生。而这个“反革命集团”头头的主要罪行实际上就是反对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一位党员教师，最后被判刑8年，另外两名学生分别被判刑3年，还有多名学生被开除学籍或团籍。
类似的事件并不单纯在我的母校——湖南省安化二中——发生过，其它中学也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发生过。据一位中学的老同学后来对我说，另一名曾在安化二中上初中的同学，和我们同一届毕业后考上了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时隔不久，这位同学也被桃源师范学校开除回家，原因是他也曾参加了桃源师范学校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湖北省汉阳一中事件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堪回首。
1957年6月，湖北省汉阳一中的学生为升学问题，闹了一次小小的事，历时仅一天半，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其中3人被判处死刑，9名教员和一名高一学生分别被判处2至5年有期徒刑，3名教员被送去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11]
由此看来，当时被刘少奇、罗瑞卿所把持的公安政法系统，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无辜群众的法西斯工具。难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罗瑞卿、刘少奇等人先后被“造反派”群众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一些“造反派”群众甚至愤怒地喊出了“砸烂反革命的公检法”的口号，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整风反右”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整风反右”运动发起人的毛泽东，由于刘少奇等人对他刻意封锁消息，自然不可能完全了解。就象林希翎被判入狱的问题，直到1973年他才从吴德的口中了解到一样，而此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刘少奇等人已经被打倒，无法对毛泽东封锁消息了。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恁着他敏感的神经和清醒的理智，他对于当时的一些不正常的风气或多或少还是有所体察，并对这种风气感到深恶痛绝。
据回忆，吴冷西曾说：“毛主席说我们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12]。当然，毛泽东当时的这些言论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传达，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自然不可能知道，甚至连想都不敢这么想。
又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介绍，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工作，和几位湖南老乡一起吃饭，席间有一位老乡问：
“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不料毛泽东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
“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从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当时共产党内因“整风反右”运动而进一步加剧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既痛恨，但也很无奈。凡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我想都会有这样的映象，在所有的历史人物中，最受毛泽东敬重、最被毛泽东推崇的人就是鲁迅。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指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3]
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在毛泽东心目中顶天立地的英雄，即使在黑暗的旧中国，仍然有他的生存空间，仍然无人敢于扭曲他高尚的人格，而在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的新中国，却只能是“要么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不作声”，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悲哀！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那种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作风是多么的痛恨，又是多么的无奈。
其所以毛泽东对当时党内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如此痛恨但又非常无奈，主要由于专制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一方面，诚如胡乔木所说，由于“国际范围内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专制主义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从而使得曾经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毛泽东产生了“撼‘三座大山’易，撼专制主义难”的想法。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便产生了一个念头，希望将来能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以彻底铲除共产党内及中国土地上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这也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从表面上看来是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失败而告终。但实际情况与此完全相反。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并对那些所谓的“右派分了”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不人道的作法，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及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前的中国老百姓，确实把中国共产党当成自己的救命恩人，“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和毛主席亲”，这句话确实反映出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心声。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少老百姓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伴随在他们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随地都担心被“老虎”吃掉，所以说话和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对于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管有多么严重，也不敢挚言相告。从而使得党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及野心家得以大行其道，并使得党的最上层领导的政治“瞳孔”变得愈来愈小，对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一时难于发现，只有等到问题成了堆，并涉及到党自身的安危时才会猛然省悟。也正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从而造成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
 
按照毛泽东原来的构想，通过“整风反右”运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以，从1958年开绐，便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可是，时隔不久，由于“整风反右”运动带来的直接后果，便造成了“五风”问题在中国土地上的迅速蔓延。所谓“五风”，系指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尤以共产风与浮夸风刮得最为激烈。一时间，各种高指标、高调口号纷纷见诸于各级党报党刊。粮食亩产不仅超千斤，而且超万斤，甚至超10万斤；各种脱离实际的高调口号纷纷登台亮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五风”问题的直接后果，就是“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从而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出现了“饿殍遍野”和“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当然，从全国的情况来说，由于自然条件及“五风”危害的程度不一样，人民群众挨饿的程度也就有所区别，据说当时遭受“死官僚主义”危害最深的主要是甘肃、河南、山东等少数几个省份。1971年，我曾被派参加了甘肃省组织的“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了甘肃省相对贫困的静宁县从事支农工作。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总共才一百多人，据当时的生产队长对我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非常正常死亡共60多人，超过了全队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有的家庭一天就抬出了两具尸体；另据一位家在甘肃省民乐县的老同事亲口对我说，他的家乡就出现过一名小女孩被人煮吃的惨剧。由此不难想象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
于是，人们又很容易地把“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由于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从而造成了“五风”问题的横行，并最终导致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但是，据一些当事人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来看，这又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污蔑和误解。在“大跃进”的全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始作俑者仍然是刘少奇等党内的高级领导同志。毛泽东不仅从来没有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强加在全党的头上，而且对当时的一些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就以对“浮夸风”的态度来说，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油自给），我怀疑是错误。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吴冷西在回忆中还自我检讨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呼声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影响至今仍感内疚”[14]
从吴冷西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当年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抵制是非常坚决的，但由于在中央高层领导者当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支持“浮夸风”及“共产风”的人占了多数，毛泽东是属于少数派，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浮夸风”及“共产风”的抵制也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如果有人对吴冷西的回忆文章所反映的事实还有所怀疑的话，另一个铁的事实则更能说明毛泽东当年对待“共产风”及“浮夸风”的态度，这就是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致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毛泽东共谈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前五个问题是具体的工作问题，其中包括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但每一个问题实际上都是给当时的浮夸风及生产瞎指挥风拨凉水，要求大家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专门谈了讲真话的问题，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他还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所以，他最后强调指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5]
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极度繁忙，如果不是因为对当时的“五风”问题非常忧虑和反感，决不会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写下这封长达1600多字的公开信。记得我当时正在上初三，即将升入高中，学校刚刚结束了1958年仃课大炼钢铁的热潮，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社会上“大跃进”的战鼓仍然擂得震天响的时候，突然听说毛主席发表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我当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五风”问题的批评和抵制态度确实是非常坚决的。
 
在“大跃进”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段小插曲。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导火线。这就是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期间，开展了一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本来，这次会议的宗旨据说主要是纠正“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但由于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却引发了中共高层领导者之间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路线的交锋，并将会议的宗旨由纠左转移到了反击“右侧机会主义”。
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由于这是党的高层内部发生的事情，目前有关会议的资料仍未解密，现只能根据会议召开前后已经公开的有关资料以及某些会议亲历者所写的个人回忆文章进行分析和评判。按照传统的说法，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便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借此大肆宣染毛泽东的专断，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他个人的权力。但从目前一些网站所披露的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有违历史事实，也有失公允。
一位署名“佚名”的网友曾在“今古博览”网站上发表长篇评论，题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16]，用详尽的史料证明，将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始作俑者依然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而非毛泽东。因为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所批评的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刘少奇等人犯下的，与毛泽东毫无关系。文章曾引用了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1日—27日召开的武昌会议及1959年2月27日—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两段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还以“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居。如他在武昌会议上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已经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帐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首先对“共产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共产风’的实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强盗行为，是旧社会上海青帮、红帮流氓集团的偷、抡行为，在共产党内绝对不允许这样做”，“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然后便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对毛泽东当年为抵制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所采取的很多行动无比敬佩，并用“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句古语加以形容。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到头来却把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呢？按照文章的分析和解释：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吸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才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1959年4月刚刚接替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在这样形势严峻的时刻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全部摊牌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党极有可能出现分裂”（我想这是毛泽东当时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一概否定，泼冷水。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担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据介绍，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路上曾同王任重谈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故事，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为了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给彭德怀带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 
上述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当然还值得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有些问题看来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再作判断，但过去那种把全部责任都归咎到毛泽东一个人头上的作法显然是不公正的。特别是有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把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一股脑儿推到毛泽东的头上，更是一种可悲和可耻的行为。
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本应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把斗争的矛头 对准了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主义”，根源看来还是出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上。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党内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思潮进一步抬头。社会生活的不民主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从而造成了共产党内政治生活的高度不民主；其次，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再也不敢向共产党反映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从而使得一大批政治投机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大行其道，他们刻意对毛泽东封锁消息，报喜不报忧，从而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在一段时间之内也变得相对狭小，对于“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的严重性一时还估计得不足，从而使得这位政治伟人在本该反左的关键时刻却顺从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的意愿，作出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定。比如，文章曾提到，彭德怀的“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经过八个月的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进着的事，再翻腾这此“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我的印象中，尽管毛泽东已发表了致六级十部的公开信，但社会上的“五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比原来更为严重，而且全国性的经济灾难已经迫在眉睫。由此看来，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表正当其时，它不仅不是“陈芝麻、烂谷子”，即使再写上十封类似的“意见书”也不为过。
通过庐山会议党内两种思潮的激烈交锋，更加突显出了敬爱的彭德怀元帅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全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候，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对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倾向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斗争。有人曾将彭德怀元帅比喻为历史上的海瑞，我认为历史上的海瑞远不能和当今的彭德怀元帅相提并论。因为历史上的海瑞只不过是为他治下遭受豪强恶霸欺凌的普通老百姓请命，而彭德怀元帅则是为当时正遭受“五风”危害的六亿中国人请命，他们的功德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由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并罢免了他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的职务，从而使得本来非常严重的“五风”问题更加火上加油，使得全国性的经济灾难愈演愈烈。但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全国性经济灾难的日益恶化，并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最后终于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瞳孔”恢复了正常，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于1960年下半年采取了“急刹车”的措施：中共中央迅即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放弃了庐山会议之前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并颁布了以彻底纠正“五风”问题为中心内容的新政策，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形势得以迅速好转。1961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得 以进一步好转。
 
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到1961年“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给了当时的毛泽东以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迪。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几年来由他亲自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的历史经验，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曾产生了两大飞跃，正是这两大飞跃，从而奠定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及理论基础。这两大飞跃是：
一、必须正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毛泽东向来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17]”但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时，着重点基本上放在矛盾的“统一性”方面。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统一，在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违心地将一批同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基本相同的党外人士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坚持真理的党内同志打成了“右派”及“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对于党内的错误思潮及错误行为则采取了姑息迁就的态度，特别是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的激进分子或极左分子的错误作法采取了非常容忍的态度。为了保护刘少奇，为了息事宁人，他有时候不得不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的责任统统归到自己的身上，由自己一人担当。
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后，他在运用这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思想上便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由过去注重矛盾的“统一性”转化成了注重矛盾的“斗争性”或“对立性”。1964年7月14日，在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论断。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分为二”或“两分化”的观点，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1965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专门为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新理论或新思想预示着在未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的彻底决裂，同时也预示着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覆灭。
二、               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
毛泽东向来重视阶级斗争哲学，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
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曾运用这一哲学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据此制定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以及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的斗争策略，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那么，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的中国社会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分析，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如下的定义：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8]
从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已由过去的私人占有转化成了全民或集体所有，但由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仍然存在着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现象，所以必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
但是，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前，当时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社会上一般的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敌对阶级及敌对势力主要包括已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社会集团。而在1961年“大跃进”彻底失败之后，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主要并不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上一般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是表现在共产党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其所以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那么多严重的问题，根源并不来自于社会上一般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而是来自于共产党内部，来自于共产党内的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及政治投机分子。他们对毛泽东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从而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毛泽东的战略步署。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内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为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采取过去那种整风的方式，而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即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而斗争的矛头主要应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产生决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随意作出的决定，而是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总结国内自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必然选择。由此也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决不是一桩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个主要阶段
 
 “文化大革命”运动通常认为是从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整整历时10年，才告结束。但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大专院校的师生来说，实际上是从1966年6月2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之后才正式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的。在此之前，虽然报纸上早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宣传，特别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便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序幕，但作为一般大专院校，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师生来说，当时基本上还是按部就班地从事专业知识的教学。记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那一天，我们年级和专业的同学正在湖北省安陆县进行专业课实习。当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高吭的声调播放新华社的通信《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的一个大阴谋》和《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同学们的热血便立即沸腾了起来，再也无心从事专业课实习了。没有过几天，学校党委便正式通知我们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在大学的正常学习生活也就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
 
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并把被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所颠倒了的部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但一方面由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发动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共产党内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表示赞成的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就对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予以公开否定，并给当年的“右派分子”全部彻底平反的话，必然会遭到共产党内绝大多数党员的坚决反对，不仅目的达不到，而且还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说成是“右派翻天”的运动，同时也不利于解决共产党内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想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当年的毛泽东一方面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仍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仍然将当年的“右派分子”暂时划归到“阶级敌人”的行列，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或叫做“五类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我认为当时的这一作法实际上也是对那些所谓的“右派分子”的一种保护，防止他们中的某些人再次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但从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来看，我们一点也不怀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并把被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所颠倒了的部分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选择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突破口，我认为这并不是毛泽东随意作出的决定，而是有其深层次的考量。因为北京大学正好是1957年“5.19”民主运动的发源地，而且据说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地方也正是当年谭天荣等人贴出他们的第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字报的地方。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此举也许是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他对1957年那批“右派”学生们的“右派行为”的默认和首肯。
正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必然会遭到共产党内那些对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抱着习惯思维的人们，特别是对于那些靠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起家的既得利益者们或“反右英雄”们的激烈反抗，从而引发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与斗争。这也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可能一帆风顺，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
回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过程，我认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统称为“斗、批、改”阶段；第三阶段是落实并调整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阶段。现将这三阶段的情况简要回顾于下。
 
 一．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的情况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头戏，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批判，基本上动摇了共产党内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的政治基础，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从而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解放，为未来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崛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就是指早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就已经实行过的那条将千百万无辜群众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从而导致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祸国殃民的路线。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最早出现于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不管这个名称用得恰不恰当，但我想重要的是看它的实际内容，名称和内容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一方面由于很多人，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并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当时差不多所有单位的领导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推行了这条路线，对于单位内部起来检举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进行镇压，组织自己的亲信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并整理那些起来揭发 自己问题的群众的“黑材料”，以便到时候将这些群众打成“右派”或“反革命”。他们还扇动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对那些敢于起来检举揭发自己问题的群众进行围攻，特别是组织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对学生进行围攻。如当时长沙、西安、兰州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工人围攻学生的情况，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也于1966年6月份贴出了一张以工人的名义署名的大字报：《我们工人阶级要出来说话了！》，摆出一幅太上皇的姿态，公开提出要揪出学生当中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吓得很多学生噤若寒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围攻学生的情况，实际上完全是各地的当权者一手操纵所造成的。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笼罩上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阴云。
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为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并保护各地当权者的既得利益，曾作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一是向各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协助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调查整理那些“有问题”的学生及教师们的“黑材料”；二是批转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该校“6.18事件”情况的简报。
据说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的部分学生无视工作组的决定，对以陆平为首的原北京大学六十多名党政干部（即所谓的“黑帮分子”）进行了批斗，在批斗的过程中，曾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违法乱纪的行为，后被驻北大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刘少奇在这份简报上曾作出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并将简报转发全国，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就这样，一场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反右”运动终于在全国各地普遍进行开了。
 
关于“第二次反右”运动的情况，全国各地看来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叫法也不统一。据说有的地方叫“反干扰”，有的地方叫“抓牛鬼蛇神”，还有的地方叫“抓孝子贤孙”或叫“抓游鱼”，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湖北省委工作组的直接操纵下则名正言顺地叫做“反右”。尽管叫法各不相同，而且中央也从来没有统一过口径，将这次在学校师生中捉拿“右派”的行动正式定名为“反右”，但从湖北省武汉市的情况来看，其作法实际上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完全一致。
据后来有关人员的检举揭发，早在“反右”运动全面展开之前，原中共湖北省委即对当时的“反右”运动作了周密的部署，并将1957年划分右派的标准重新印发给各高等院校，作为“文革”初期划分右派的标准。他们还再一次歪曲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思想，将斗争的矛头再次对准那些思想单纯而革命热情极高的年轻学生，将他们当作“蛇”进行诱捕。
1966年7月3日，当时名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原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曾从北京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写去一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现在“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擒贼先擒王（按：指在武汉大学对以校长李达为首的所谓“三家村”的批斗），枪打出头鸟……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尽管王任重当时名义上已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从北京传回的实际上是刘少奇的旨意。后来，王任重又提出了著名的“秋后算帐”论。 所以，尽管王任重以前表面上一直紧跟毛泽东，并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但此时的王任重，实际上完完全全站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正由于他当时的这些表现，他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这位念念不忘“引蛇出洞”的“捕蛇高手”，他本人最后也终于被毛泽东作为“蛇”给清理了出来。 
在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周密部署下，大概从1966年7月中旬开始，武汉市各大、中学校便全面展开了抓捕“右派”的行动。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内，武汉全市各高等院校共抓出了数以千计的“右派分子”，其中华中工学院共抓出“右派”383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批斗300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批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仅有学生1400人，被批斗者达200多人，武汉医学院共批斗62人，特别是武汉建工学校仅有学生500多人，竟有18人被逮捕，30多人被批斗。……[19]
另据我本人的回忆，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作为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典型单位，记得是从1966年7月13日开始进行“反右”的。第一次由湖北省委批准公开点名的“右派”虽然只有8人（其中教师及学生各4人），第二次公开点名的只有5人，但实际上已有一大批内定的“右派”正等待着分期分批地被公开点名，多亏毛主席已从外地回到北京，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清算和批判，才使他们逃过了被公开点名的厄运。尽管这些内定的“右派”没有来得及在全院被公开点名，但实际上已经当作“右派”在批斗。据一位曾经参加过由省委工作组及院党委共同主持召开的“左派”会议的同学后来对我说，当时工作组曾下达过一个指标，要求每个小班（平均约30人）至少要抓出一名“右派分子”，当时全校共有3,000多名学生，所以全校学生中内定的“右派分子”至少不下一百人。而听有的同学说，他们班里内定的“右派”就有好几名。由此看来，当时学校内定的“右派分子”实际上远不止100人。
对于那些被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除了本班的同学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批斗之外，还被拉到其它班级进行游斗。另外，还有一名同学被当作“持刀杀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武汉市公安局实行逮捕。在逮捕这位同学的那天下午，省委工作组特召集全院的师生员工在学校体育馆开大会。在大会上，首先将那些已被公开点名或半公开点名的“右派分子”传唤到主席台前接受惩训，有的人因此而被吓得晕倒在地。当公安人员刚宣读完逮捕令时，台下的很多“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的同学立即冲上前去要殴打这位被逮捕的同学。多亏执行逮捕任务的公安人员将这位同学团团围住，才保全住了这位同学的性命。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都使人感到胆颤心惊！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据后来一些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理论家所写的文章介绍，当年驻北大工作组之所以将北大“6.18”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因为当时有些学生无视工作组的决定，在学校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对从四处抓来的以陆平为首的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进行批斗，‘黑帮分子’被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黑墨，身上贴上大字报，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最后还要游街、游斗。[20]”情况是否属实？我们无从考究。但是，从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情况来看，当时被公开点名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没有一个是由于动手打人或其它违法乱纪的行为而被定性为“右派”的，他们全都是由于贴大字报检举揭发院党委及工作组的问题而被打成了“右派”。其中的四位教师实际上是由于“文革”之前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也被定成了“右派”，其中两位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其中的一位是当时的高级讲师，本是共产党员，曾被派留学于前苏联。据说他在“文革”前的一次党内组织生活中曾向组织暴露了他对当前中苏关系的一些真实想法，结果被定成了“右派”，因思想不堪重负而自杀身亡。另有三位同学因对当时工作组及院党委“捂盖子”的行为十分不满，出于年轻人一时的激情和义愤，曾自费跑到北京，希望向党中央反映学校“文革”的真实情况。但由于当时正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结果，他们不仅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一回到学校便被打成了“右派”（其中两人当时尚未公开点名，实际上都已内定成了“右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因“持刀杀人”罪而被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忠厚老实并出身于农村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年，原本是该班的班长，“文革”刚开始，曾被院党委及工作组加封为“左派”。有一次，他在参加完由工作组及院党委主持召开的“左派”会议之后，因对工作组提出要在学生中进行反右的言论不理解，散会以后，特地找了一位工作组的成员反映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他认为工作组的言论不符合中央在报刊上宣传的精神，违背了当前运动的大方向。不想他同那位工作组成员的谈话被周围的几位普通同学听到了，这几位同学连忙将他拉到自己的宿舍，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及盘问。结果，这位思想非常单纯，自以为“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非常忠厚老实的同学终于把会议的内容全部抖了出来，从而捅了一个“大篓子”。记得这一天正好也是6月18日，当天晚上，那几位愤怒的同学曾在学生八舍门前贴出大字报质问工作组，要求工作组出面沉清事实，在全校闹得沸沸洋洋。所以当时人们也将这一事件称为“6.18”事件。从此以后，这位同学也就由过去的“左派”变成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有一天，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他和他的几位同班同学提前进入了学生食堂。正在这时，这位同学突然发现饭桌上有一把菜刀，曾好奇地拿起这把菜刀在空中一扬，并对着一位平时和他关系最好的同学（据说他们两人还是老乡关系）开玩笑说：“我宰了你！”另一位和他关系同样不错的同学连忙从他的手中夺过了这把菜刀，并严肃地对他说：“小心，别碰到别人身上！”然后立即将这把菜刀送进了厨房。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玩笑动作，却被另一位“左派”同学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工作组作了汇报。于是，工作组立即找那位平时和他关系最好的同学谈话，反复作他的思想工作，启发他的“阶级斗争觉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位毫无心理准备的同学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他以前的这位好朋友由于和他观点不一样，确实要持刀杀害他。就这样，我校“文革”史上第一桩最大的冤案终于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影下形成了。从这件事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在“第二次反右”的过程中，在其它学校和单位，有没有类似的冤案发生？确实很值得人们怀疑和深思。
在那段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日子里，全校除了两名教师被迫自杀、一名学生被逮捕入狱、十多名学生终日被批斗之外，还有多名学生被迫向组织写了血书，或终日徘徊于东湖之滨，产生了跳入东湖自杀的念头，另有两名被内定为“右派”的同学由于心理压力过大而导致神经失常。
就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正大张旗鼓地开展“第二次反右”运动之时，当时的毛泽东实际上正在武汉进行视察，并于7月16日由王任重陪同他再次横渡长江。尽管毛泽东表面上显得非常平静，对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完全由王任重等人说了算，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1957年“整风反右”和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时的毛泽东，他的政治“瞳孔”也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瞳孔”，他不仅对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了如指掌，而且对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也了解得非常清楚。而正在这时，全国各地实际上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据说仅北京市24所高等院校就抓出了一万多名“右派分子”，还有广州、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等地的情况也不相上下。
 
面对着全国各高等院校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第二次反右”的严重情况，原本对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就心存不满的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彻底纠正当时的这一错误作法，从而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或两个“司令部”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对刘少奇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是“犯了方向性错误”，从而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弄得“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并愤怒地指出：“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4日，毛泽东又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将已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全部撤回。并要求将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群众予以彻底平反。
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地指出：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已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8月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对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指出：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还特别提到要“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并明确指出：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同时还指出：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露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如同一串连珠炮，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本来，作为长期追随毛泽东、并深得毛泽东青睐的刘少奇，在这个事关共产党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大事大非问题上如能够虚心听取毛泽东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切实转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想他决不会落到后来那样可悲的下场。
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至少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就已经初具端倪。而分歧的焦点主要体现在对待群众及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刘少奇大概由于他过去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活，从而养成了用过分敏感的神经和偏激的眼光来体察周围社会环境的习惯之故，所以在他的脑海中，总觉得社会上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为了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并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必须出重拳对周围的一切阶级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从而造成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后来，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他又是用这种偏激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农村形势，得出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政权未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极左结论，并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前往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社教”试点，从而泡制出了有名的“桃园经验”，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按照这个样板，全国范围内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及普通群众都被打成了“阶级敌人”或“四不清”干部，并受到了残酷的批斗。据有关资料披露，由刘少奇挂帅的整个“四清”运动，全国挨整的基层干部及普通群众共达5,327,350人之多，其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达276,256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达558,220人，并有77,560名基层干部及普通群众被逼身亡。[21]关于“桃园经验”的恶劣影响我想用不着在此作过多的陈述，人们只需冷静地想一想，即使在“四人帮”刚刚垮台，刘少奇的“冤案”刚刚获得平反昭雪，各家新闻媒体正在大事为刘少奇、王光美评功摆好,为他俩所遭受的不白之冤鸣不平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桃园经验”翻案，由此不难想象“桃园经验”的荒谬性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刘少奇又再一次委派王光美坐镇清华大学，企图泡制出一个高校版的“桃园经验”。据一些曾经亲历过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士反映，自从1966年6月8日由王光美担任副组长的工作组（按：1964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也是以“社教”工作组副组长的身份出现的）进驻清华大学以后，在短短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清华大学80%以上的党政干部都被打成了“黑帮”（其中包括原清华大学校长兼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在内），并有103名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随后，又以“反干扰”为名，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800多名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反动学生”或“游鱼”，据说其中还逼出了几条人命。[22]
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当初的这些作法在今天回想起来确实使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所产生的后遗症，他的这些作法在共产党内实际上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深得各级领导的拥护和欢迎，从而使得他所代表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以顺利推行，而且根深蒂固，很难得到彻底纠正。
 
尽管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督促下，刘少奇不得不立即作出了撤退工作组的决定，并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了。”但是，从全国各地的情况来看，虽然工作组已经撤出，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反路线”的阴云实际上依然笼罩在各大学的校园内，当初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一大批革命群众依然得不到彻底解放。
就以清华大学为例，据一些曾经亲历过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士反映，自从工作组撤退以后，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由经工作组事先选定的一批高干子女所操控，其中包括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等人。他们开始是以“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来指挥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随后又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用以压制以蒯大富为代表的一批反工作组的势力。所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清华大学实际上和工作组撤退之前的情况基本类似，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一批原来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或“游鱼”的革命群众仍然处在受压抑和受孤立的境地。
但毕竟由于北京的高校是处在毛泽东的身边，所以“资反路线”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大概到1966年10月2 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之后，形势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实际上都处在“资反路线”阴云的笼罩之下，而且愈是边远的地区，“资反路线”的阴霾散去得就愈慢，那些被无辜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群众获得彻底解放的时间也就愈晚。
就以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为例，自从工作组被撤退之后，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即由经工作组自先敲定的“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院文革”）来主持，其成员全都是经工作组及院党委事先选定的。由于普通高校高干子女比较少，更没有象刘涛、贺鹏飞那样全国数一数二的“豪门子女”，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基本上落在了一批出身于普通工人、农民（贫下中农）及干部家庭并深得院党委信任及青睐的学生手中。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出身于普通工人及贫下中农家庭的同学平时的个人表现都很不错，用当代大学生的一句时髦话来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学校中的“乖孩子”，而且“血统”都非常纯正，所以深得学校当权者的赏识或青睐。但也正由于这种“乖孩子”的个性，加上他们长期处于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也就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较容易被错误路线所利用，并成为错误路线压制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工具。正如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在他的那篇《我为什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的著名大字报中所坦陈的：
“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搜集某些人的材料”；这一套是“学院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
“何谓保守？就是我处在优越的整别人的地位…… 维持现状，保住尊严。……何谓造反？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处于受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干从不沾边，往往他们处于群众地位，对领导错误看的真亮，就要提意见，结果反而受压制。……”
毛远新的这些表白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对当时学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些看法。尽管毛远新的家庭背景远不是出身于一般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同学所能比拟，但他的这番坦诚的表白实际上也反映出了当时那些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社会新宠们的思想状况。
正由于当时“院文革”的所有成员都是经工作组及院党委事先挑选出来的，他们的立场自然完完全全地站在原来工作组及院党委的立场上，继续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也正由于这一原因，当时被工作组错误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同学照样是“右派”或“反革命”，不仅在同学中继续受到孤立，他们的人生自由也继续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那位以“持刀杀人”罪而被逮捕入狱的同学仍然被关在监狱之中。这种现象大概延续到1966年底才得到根本扭转。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武汉市毕竟是离北京不远的大都市，“资反路线”延续的时间还不算是最长的，很多比武汉更偏远的城市或农村，“资反路线”的流毒延续的时间则更久，很多因给领导提意见而受到“资反路线”迫害的基层群众直到1967年上半年都还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有些人被逼无奈，只好跑到北京去串连或上访。记得1967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过一则报导：江苏省镇江市一位名叫郭嘉宏的青年，因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被打成了“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及“现行反革命”，并被关压达四个月之久，释放之后仍拒不予以平反。无奈之下，他曾冒着风险，独自一人跑到北京进行串连，寻求北京造反派对他的支持。在此期间，恰逢北京某建筑工地突然失火，这位年轻人便奋不顾身，跳入火海进行扑救，结果不幸壮烈牺牲，成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景仰的革命烈士。在一段时间之内，全国各地曾掀起了向郭嘉宏烈士学习的热潮。《人民日报》在这篇报导中曾愤怒地指出：
“镇江市委内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听着，哪里有这样的‘反党分子’，当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的严重时刻，他挺身而出，奋勇抡救？哪里有这样的‘牛鬼蛇神’，在熊熊烈火面前，他面不改色心不跳，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向前冲？哪里有这样的‘现行反革命’，明知火烧人，偏去蹈火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
尽管该报导所反映的事实只是一桩个案，但也确实反映出了当时一大批无辜群众遭受“资反路线”迫害的真实情况。
正由于当时全国各地“资反路线”的影响仍然普遍存在，很多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领导干部仍然不愿意彻底转变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拒不给被他们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群众平反昭雪，迫使当时的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了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斗争。
 
1956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经把当时国际上对斯大林路线的批判形容为一场“解放战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当年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由他亲自领导的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后盾，以在校的大学生为先锋所进行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解放战争”。
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别人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这件事，反对的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
从毛泽东的谈话我们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实际上也是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新的解放战争。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实际上是指由他亲自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单纯指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那一场正式推翻蒋家王朝的战争。因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早就想吃掉中国共产党，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来也没有仃止过反蒋斗争，不论是过去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罢，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也罢，抑或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也罢。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解放战争”。这次“解放战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让人民群众能够当家作主。尽管通过这场“解放战争”，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即台湾省），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解放，仍然处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从某种意义来说，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比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更厉害，人民群众获得的自由更少。从而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做出“第二件事”，即发动“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理解为与“第一次解放战争”相提并论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解放战争”。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上远不止那些在校的大学生，各行各业都被卷入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但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实际上主要还是这批在校的大学生。尽管在大学生中曾出现了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甚至好几派（如“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及“保守派”），不管他们当时的观点是对还是错，也不管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最终结局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他们都是积极参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人物或群体，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当时的行为都是值得赞许的行为。
在当时，除了观点立场完全对立的各个政治派别之外，也还有少部分人始终游离于各个派别之间，从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一切随大流或顺风倒，也很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活动，人们通常称这一类人为“逍遥派”。今天，当人们提起过去的“逍遥派”时，往往怀着一种钦佩和羡慕的心情，很多人都以自己曾是“文革”中的“逍遥派”而感到无比自豪，甚至一些本来不是“逍遥派”的人也自称自己是“文革”中的“逍遥派”，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对于“逍遥派”是很看不起的，通常把“逍遥派”和政治投机分子联系到了一块。武汉当时曾有一首顺口溜：“逍遥派，逍遥派，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由此不难想象“逍遥派”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年那些真正的“逍遥派”人士大都被提拔成了各单位或各部门的领导，这也正好应了武汉市那首“顺口溜”中所说的“运动后期当左派”的预言。不过，作为一名即将承担起天下兴亡重任的大学生来说，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过份地明哲保身、不问国是的行为，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和称道之处。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幕，当时的毛泽东曾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其一是组织全国的大、中学生（即所谓的“红卫兵”）进行“革命大串连”；其二是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开展“夺权”斗争。
在“革命大串连”过程中，一方面组织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前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在我的印象中，按照中央的最初部署，本来只准备组织全国的大学生来北京，但后来却扩展到了几乎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所有在校的学生）。从1966年8月18日到当年11月26日，毛泽东曾连续八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达1100多万人。另一方面，发动北京的大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煸风点火，支持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时从北京派到全国各地去的大学“红卫兵”，都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在各地“文革”的舞台上。他们每到一地，就在那里煽风点火，天不怕、地不怕，支持当地正在受压的革命群众，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一些作法确实使各地的当权派非常恼火，所以很多地方都掀起了驱赶这些小“天使”的浪潮。武汉市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直接带领下，曾掀起了“大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但由于这些南下学生实际上都是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暗中支持的，而且他们的组织关系都在北京，各地的当权派对他们也就无可奈何。
通过“革命大串连”，特别是通过组织北京的大学生到其它地区进行煽风点火，不仅大大振奋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也彻底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使各地的“造反派”由过去的少数派逐渐变成了多数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由他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又不失时机地号召各地的“造反派”开展“夺权”斗争，把原来由各单位的“走资派”或顽固坚持“资反路线”的人士所把持的一切权力夺到了“造反派”的手中，并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原来遭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革命群众终于获得了彻底解放，那些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无辜群众大部分都得到了平反昭雪，有的甚至当上了“革委会”的领导。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对“资反路线”的深入批判，那些原来一直骑在别人的头上以“老革命”、“老领导”自居的当权者终于被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而原来曾经被他们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底层群众反而站到了审判者的位置。
 
1927年初，当中国南方的农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革命运动曾提出了种种责难，指责农民运动搞得“过火”，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等。为了答复这些责难，当时的毛泽东特地来到农民运动搞得最热火朝天的湖南省进行了为期33天的考察，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时隔整整40年之后的1966~1967年，尽管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已由过去的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但在毛泽东的眼中，那些长期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将大批无辜群众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走资派”，在阶级本质上和过去的土豪劣绅或北洋军阀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考，所以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仍然是抱着当年对待农民运动的心态来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而此时的很多大学生实际上也是深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的影响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当时，在造反派群众中，经常听到的一段毛泽东语录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还有一些年轻气盛的大学生因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戴高帽子游乡”等行为的影响，很多学校在批斗本单位的当权派时也曾采取了“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土飞机”等过激的行为，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时曾强迫王光美穿上瘦身的旗袍、戴上洋帽子、并在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用乒乓球做成的“项链”。这一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只是对王光美个人人格的极大侮辱，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对“文革”前的那种专制政体的挞伐与鞭笞。武汉市的造反派在批斗王任重时，也曾给王任重戴上了一顶大高帽子，这一场景据说当时曾被香港的《文汇报》及《大公报》等多家媒体予以登载，从而在全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时，据我所知，王任重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挨批斗时，曾有人特地将他按倒在地并在他的背上踏了一脚。
 
上述这些过火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共产党内一大批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不朽功勋的老革命家及开国元勋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据说，196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期间，以谭震林为代表的几位共和国的元老（其中还包括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以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在内）针对着“文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曾对出席会议的几位“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这就是被载入“文革”史册的所谓“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也被当时的“文革派”理论家称为“二月逆流”。
 
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作为“文革”发起人的毛泽东当然不会不知道，而且他也和那些共和国的元老们一样感同身受。但是，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为了彻底铲除共产党内部及中国土地上的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的一边，对“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重要社论，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明确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小将”，实际上就是指当时在校的大学生。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提到，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火的行为，“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当年的这些言论，对于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来说，仍然有很大的适用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某些革命造反派采取的过激举动，实际上也是各地的当权者“逼出来的”，正由于很多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当权者长期以来对不听话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对那些不听话的大学生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动辄将这些不听话的“刁民”打成“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所以才造成了很多群众对他们的痛恨和报复。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大量社会矛盾，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实际上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长期起作用的结果，所以，要想彻底铲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在短时期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由于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潮，很多已被解散的“保守派”组织又纷纷死灰复燃，同“造反派”组织继续较量。就以武汉市为例，自从“二月逆流”爆发以来，武汉市的很多已被解散的“保守”组织相继得到了恢复，有的则改头换面成立了新的组织，如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原来的“红旗手”兵团被解散以后，便改组成了“一月革命”兵团。虽然名称作了更改，但立场和观点同原来的老“红卫兵”组织完全一样。随后，这些死灰复燃的保守组织在武汉军区内某些人的支持下，又联合组成了闻名全国的“百万雄师”，同当时的造反组织“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工总”等相对抗，并且一度占了上峰。
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同其它很多地区相比，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阶级阵线”非常清楚。当时的湖北省委及各基层党组织基本上穿的是同一条“裤子”，而由他们所培植或支持的“保守”组织的骨干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原来深得各级领导信任的积极分子，不仅家庭出身好、政治上都是党团员，有少数人还是省内外闻名的模范人物。如我国著名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夏菊花、湖北省著名的劳动模范饶兴礼、马学礼等人当时都站在“保守派”一边，有的人甚至成了“百万雄师”中的骨干成员。正由于这一派人原来的“名气”都很好，加上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原来的关系非常密切，王任重曾是武汉军区的第一政委，所以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得到了武汉军区内一部分领导的暗中支持，致使“百万雄师”发展非常迅速，力量愈来愈强大。而与此相对照，当时的“造反派”组织如钢工总、钢二司等，其骨干成员基本上都是原来所谓的“落后群众”，或具有某方面政治“伤疤”的人，虽然他们出身都很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成为群众组织的骨干，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只好依附于某一组织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正如毛远新在“我为什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一文所说的，“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处于受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干从不沾边”，所以他们的造反精神显得特别强烈。由于他们已无后路可走，在“百万雄师”的步步紧逼之下，只得顽强抵抗。为了鼓舞士气，他们还特地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了一个“钢”字，以表示“坚不可摧”之意。
上述现象在其它省区看来表现得并没有这么明显。如甘肃省会兰州市，不论哪一派，都有原来的当权者参加，或得到他们的暗中支持，各派的骨干也并非都是原来所谓的“落后群众”，而且在解放军内部，在“支左”的问题上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据说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之间的观点就不一致，在兰州军区内部，司令员张达志与政委冼恒汉之间的观点也有分歧。正由于这些地区各派之间的“阶级阵线”都比较模糊，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对这些地区的态度也就比较暧昧，因为分不清究竟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是真正的“保守派”。
尽管武汉市从总体上讲“阶级阵线”非常清楚，但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情况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各高等院校，一则由于年轻人比较多，天生就具有一种敢于造反、敢于挑战现实的精神；二则由于大学生文化层度比较高，看当时的宣传资料（主要是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文章）比较多，有一定的“先知先觉”水平及独立思考能力；三则当时的一批老教授或老知识分子，其中甚至包括一批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本人在“文革”中也曾受到过或大或小的冲击，但由于他们都是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走过来的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学生们的造反行为也给予了一定的同情与支持。正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当时的大学成了“造反派”的天下，很多原来参加了“保守”组织的群众，后来都相继加入了“造反派”组织。也正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从而使得当时的武汉三镇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区域：武昌由于高等学校比较多，“造反派”占有绝对优势，曾被当时的“造反派”群众戏称为“解放区”，汉阳因为没有一所大学，又靠近农村，“保守派”势力比较雄厚，所以被称为“国统区”，汉口作为武汉市最大的商埠，虽然只有一所高等学校，即武汉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学院），但大型商场、大型企业比较多，职工的文化素质相对比较高，那里的“造反派”及“保守派”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被称为“游击区”。
正由于当时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存在着这一鲜明的特色，不仅引起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对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度关注，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眼球，从而使得武汉市一度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心或热点地区。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3]“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两派对立，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仅仅是观点之争，意见之争，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两个阶级或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其表现形式并非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两种物质力量的激烈碰撞，最后必然会发展成为“武器的批判”。武汉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两大派别（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严重对立，最后终于酿成了大规模的武斗，从而使得武汉市一度进入了“准战争”状态。当时一派都容不得另一派的存在，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由于是“造反派”的天下，当时一些坚持“保守派”观点的同学在学校已没有立足之地，不得不跑到“百万雄师”的根据地及大本营——武汉市汉阳镇，一则寻求“百万雄师”的保护，再则也发挥大学生宣传组织能力强的特点，积极参与“百万雄师”的各项活动。而此时的汉阳镇，因为是“保守派”的天下，在一段时期之内，不仅一些大学“造反派”在那里设立的联络站统统被“百万雄师”倒毁，很多家在汉阳的“造反派”工人也被“百万雄师”驱赶了出来。这些人因为有家难归，只得临时在各大学安身。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总数不过4000余人，在武汉市的武斗最激烈的那段日子时，有将近半数的同学都离开了学校，有的跑回家去“避难”，有的则跑到外地去串连，而此时全校的在住人口却不降反升，一下子激增到了5000多人，主要是这些有家不能归的“造反派”工人。为了解决这些“造反派”工人的吃饭问题，当时武昌和汉口的一些群众还自觉发起了损粮票、损钱的活动。我们学校有些老教授一方面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在暗暗地动员自己的家人为那些无家可归的工人熬稀饭、蒸红苕，并亲自送到工人们聚居的房间，展现出了一种鱼水般的亲密感情。
在武汉市武斗最严重的那段日子里，大大小小的武斗经常发生，人数最多预计可达十余万，通常也有成千上万，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长矛或棍棒。当时一位刚刚摘掉了“右派”帽子的部队诗人白桦曾经写过一个诗集，题目叫做《迎着长矛散下的传单》，对当时革命小将英勇无畏投身“文革”的精神给予了热情讴歌，并对武汉市的武斗场面作了真实的记录。记得诗集中第一首诗的标题叫“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实际上是对当年“反右”运动的控告。不过他的这些行动后来曾受到了江青的严厉批评和警告，因为当时毕竟还不是为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彻底翻案的时候。当时在各大学的校园里，一些主要的教学楼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以防止“百万雄师”来进攻。
 
为了不使武汉市的武斗现象继续升级，以避免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更大的损失，1967年7月中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终于作出决定，派出了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中央文革”副组长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为代表的工作组前来武汉市处理“文革”中两派的冲突问题。
由于武汉市的“阶级阵线”十分明朗，只要稍微有一点“文化大革命”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分清楚，谁是真正的“造反派”，谁是真正的“保守派”，所以王力等人来到武汉以后便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宣布“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工人总部”（即所谓的“钢工总”）为革命造反组织，并要求为“工人总部”彻底平反（按：“工人总部”在“二月逆流”中曾被武汉军区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予以取缔）。
稍有政治头脑的人心里都很清楚，王力等人当时的表态实际上代表的是毛泽东的观点，王力、谢富治等人决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胆量，敢于自行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而且据说正当谢富治、王力一行在武汉作出公开表态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都在武汉。但一方面由于武汉军区中的某些人长期以来在“支左”的过程中过分地偏坦“百万雄师”，对于“百万雄师”中某些人的错误思想或错误行为（特别是挑动武斗的行为），一味地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没有给“百万雄师”中的广大群众打必要的预防针；另一方面也由于王力、谢富治一行下车伊始就作出了这种明确的表态，而且他们的表态还多少带有一定的煸动性。记得大概是7月18日晚，王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体育馆对全院留校的师生员工和来此“避难”的“工人总部”的成员发表演讲时，一开口便说 ：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时间已经是排到最后了，但我相信武汉的问题一定会比其它地区解决得更好，因为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的这一讲话无异于给武汉市本已十分激烈的两派斗争火上加油。一方面助长了“造反派”群众的狂热情绪，另一方面使以“百万雄师”为代表的“保守派”群众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并且恼羞成怒。加之在武汉军区内部，由于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此之前，担任“支左”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听到的都是单方面的宣传，一般不允许看“造反派”散发的传单。在当时，作为解放军战士，看“造反派”的传单，如同偷听敌台那么严重和可怕。正由于武汉军区中的某些领导对解放军战士采取了这种单方面宣传和严密封锁消息的作法，所以在解放军战士的心目中，一直认为“工人总部”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组织，而“百万雄师”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现在，王力、谢富治等人突然宣布“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工人总部”为革命造反组织，并要求为“工人总部”彻底平反，其作用如同一磅重型炸弹，在解放军战士的脑海中炸开了，这也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银屏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7月20日拂晓，原来担任“支左”任务的武汉军区8201部队的部分官兵由于思想上转不过弯，曾带领“百万雄师”中的一部分群众突然冲入谢富治、王力等人下踏的东湖宾馆，并将王力揪到军区大院进行批斗；一些解放军战士还以8201部队的名义散发了一份名叫“严正声明”的传单，公然声称：“谁敢动我百万雄师一根毫毛，将杀他个片钾不留。”那些天真可爱的解放军战士大概平时部队首长很少组织他们读书看报，更不允许他们看“造反派”的传单，在他们的脑海中除了过去读过的章回小说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他们的这份《严正声明》也就只能抄袭章回小说中的一些话来发泄他们内心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O”事件。
在“七。二O”事件发生的当晚，武汉市的政治气氛显得格外紧张，突然谣言四起，传说“百万雄师”曾经扬言要“踏平‘红水院（即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所以，当时前来武汉水院“避难”的“工人总部”的成员和学校的大部分师生都急急忙忙地逃离了学校。原来全校共有师生员工及“工人总部”的成员5000多人，而在“七。二O”事件发生的当晚，留校的师生员工大概已经不到500人了。直到7月21日凌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谢富治、王力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之后，留校师生们一颗悬挂着的心才平静了下来。
尽管“七。二O”事件表面上非常惊险，但由于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在未费一枪一弹的前提下，事件很快便得到了平息。由此也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及两种思想斗争激烈的程度。
 
“七。二O”事件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高潮，并开始峰回路转，正式步入“斗、批、改”的阶段。而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开展，清理“文革派”及“造反派”中的左倾错误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任务也就同时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二、关于“斗、批、改”阶段的情况
 
自从武汉“七。二O”事件爆发之后，全国各地加快了对旧体制的“夺权”步伐，相继成立了象征新体制的革命委员会。截止1968年9月1日，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至此，从全国范围来说，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便基本上告一段落。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重要社论，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所以，我们姑且可以把这一天看成“斗、批、改”阶段的起点。
和批判“资反路线”阶段的情况相比较，“斗、批、改”阶段虽然外表上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比批判“资反路线”阶段要广泛，不仅涉及到了每一个领域，而且几乎触及到了每一个人。斗争照样十分激烈，有些斗争甚至是惊心动魄，因为它牵涉到了“文革派”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自从武汉“七。二O”事件爆发之后，在全国“造反派”群众中，无政府主义思潮便开始抬头。而与此同时，以王力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派”理论家由于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完全理解，曾发表了一些不适的言论，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蔓延。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据说是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锋审定的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明确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随后，1967年8月7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的“造反派”时，又公开支持“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而就在外交部的“造反派”开展夺权斗争不久，1968年8月22日，曾出现了“造反派”群众“火烧英代办”的恶性事件；在此之前，还有人煸动“造反派”夺财政部的权，并出现了“造反派”群众砸印尼驻华大使馆的恶性事件。这些极左的行为显然既危及到了国家政权的巩固，也不利于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损害了国家的外部形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指责王力等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一批“文革派”理论家的政治生涯也就因此而走到了尽头。
正当第一批“文革派”理论家被毛泽东亲自收拾而纷纷“落马”之时，各大学的“造反派”头头非但没有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而且头脑愈来愈膨胀，“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愈来愈泛滥，进而形成了“造反派”内部两大派别之间的激烈冲突。如在清华大学内部，就形成了“团派”和“4。14”两大派之间的斗争；而在整个北京市，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又组合成了所谓的“天派”，同以地质学院王大宾和以北师大谭厚兰为首的“造反派”所形成的“地派”展开斗争；在南京市，以南京大学的学生“造反派”为核心，曾形成了所谓的“好派”与“屁派”之间的斗争；在湖南省长沙市曾出现了“长高司”与“湘江风雷”之间的斗争；在武汉市，则出现了“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与“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工总）之间的斗争；我的母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内部也出现了以丁家显和张建成为首的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张建成原是院团委书记，是最早站出来对“资反路线”说“不”的一名中层党政干部。也正因为他的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他的某些观点和行动同以丁家显为代表的学生“造反派”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最后终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
对于“造反派”内部出现的这些问题，作为“革命统帅”及“文革”发起人的毛泽东，实际上早有预料，1967年9月，当“七。二O”事件刚刚爆发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毛泽东再次视察武汉时就曾指出：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们。”
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往往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正由于“造反派”内部出现的这些问题，从而使得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新的决策，开始了对大学“造反派”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和清理。
一方面为了尽快结束大学“造反派”内部两大派之间的政治格斗，并彻底清除大学“造反派”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斗、批、改”运动引向深入，而“斗、批、改”的关键则是“教育革命”，1968年7月27日，在毛泽东的直接授意下，数万首都工人以“制止武斗”为名，在解放军的密切配合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清华大学，从而宣告了清华大学两派斗争的终结。随后，全国各高等院校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纷纷步清华大学的后尘，先后由工宣队及军宣队取代了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掌管了各高等院校的领导权，进而宣告了全国范围内两派斗争的结束，并预示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开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文汇报》记者与新华社记者共同署名的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人民日报》在为这个调查报告所加的《编者按》中，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一条重要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这个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之后的《编者按》中，还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再回过头来阅读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要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目的就是为了荡涤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污泥浊水，让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彻底的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并不单纯指对“资反路线”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包括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自身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而这种错误观念主要表现在以“文革”时期的在校大学生为代表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头脑中所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轻视工农群众、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的思想。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并不单纯是一场政治革命，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及思想革命。
7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这篇文章中，又传达了毛泽东的另一条重要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据说毛泽东在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修改时，针对当时大学“造反派”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还特地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 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据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随着《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终于退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并由“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小将”一夜之间变成了“臭老九”，成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重要对象。
 
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我们这批“文化大革命”之前入校的大学生，在完成了批判“资反路线”的历史使命之后，便先后离开学校（其中1966届的大学生实际上是1967年底离开的学校），有的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有的被分配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才安排到正式的工作岗位，也有少部分人直接分配到了正式的工作岗位。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到了条件非常艰苦的边疆或最基层从事各项具体工作。其中不少理工科大学毕业的学生被分配在工厂当工人，也有不少大学生被迫改行从事其它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最偏僻的农村担任中小学教师。另外还有一大批医科大学毕业的学生因贯彻毛泽东的“6。26”指示被分配到了乡镇卫生所工作。
 
在对原有大学生进行工作分配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1969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通讯报导的编者按中，又发表了毛泽东的另一条重要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着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的发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据有关资料介绍，自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发表之后，以“老三届”及“新三届”的高中生为主体，全国共有约1600~1800万知识青年从城市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将原有在校的大学、高中及初中的学生全部赶出学校并送到工厂、农村及解放军农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后不久，按照毛泽东“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1970年8月27日，一支由工农兵组成的“长征队”，从天津出发，步行四天，跨进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这两所全国最高学府的殿堂，成了全国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随后，全国各高等院校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纷纷步北大、清华的后尘，废除了过去的高考制度，通过“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方式，从各条战线招收了一大批文化程度不高（有的仅有小学文化程度，大部分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入校学习。1970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亿万工农兵的愿望实现了
－－热烈欢呼工农兵大学生跨入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它标致着我国教育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通过群众推荐方式产生的“工农兵大学生”取代过去旧体制下通过文化课考试所招收的大学生，成了大学的主体。随着大学生成份的彻底改变，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自然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回顾“斗、批、改”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回顾“教育革命”的历史，很多人对于毛泽东当年所作的这些决策开始都感到很不理解，认为当时的一些作法既违背了科学发展规律，也是对千百万革命青少年青春年华的严重浪费和伤害，同时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人才断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毛泽东当年的一些作法也就有了新的认识，逐渐体会到了它正确和合理的一面。
现在就让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作出那样的决策，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革命青少年（包括一大批“文革”期间毕业的大、中专学生在内）统统赶到工厂、农村或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为什么要彻底废除过去长期实行的主要凭考试成绩录取学生的高考制度，而让那些仅有实践经验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学子一步跨入大学的殿堂？我认为毛泽东当年作出这一决策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深刻考量。
有人曾经认为，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上过大学，所以他对于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历来抱有成见，对于知识及人才极不重视。我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污蔑和误解。尽管毛泽东本人没有上过大学，但人们不能不承认，他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因此也是博通古今的大学问家。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大学问家，他自然深深地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为了尽快地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必须造就一大批真正有用的人才。但真正有用人才的培养决不能单纯依赖课堂教学去完成，而必须使受教育者到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经受锻炼。所以必须对过去的教育体制实行彻底的改革或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对国家、对民族或者对整个劳动者阶级真正有用的人才。我想这也许是毛泽东通过总结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及从政经验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大小，或者在人生的博弈场上成败的关键，首先不是看他知识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愿不愿意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在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政治博弈中，如果按知识型人才的数量来说，国民党远胜于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高层人士中，绝大多数都是知识型人才，至少也是从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但最后却败在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共产党手中。其原因除了其它政治因素之外，我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被国民党所网罗的那批知识型人才同工农群众的差距太大。国民党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它的一大优点。但是他们从来不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更不用说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当时被国民党所依重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成了高高在上、与工农群众相脱离的达官显贵或“社会精英”。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及思想感情与工农群众（用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说，也叫做“草根阶层”）相距甚远，关键时刻得不到作为社会主体的工农大众的大力支持，所以最后败在了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共产党手中。 
其次，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必须向两方面学习：其一是向实践学习；其二是向书本学习。而在毛泽东看来，向实践学习比向书本学习更为重要。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历史上很多大学问家、大发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在学业上能够取得出色的成就，关键就在于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乍看起来有点强词夺理，但仔细回顾一下这几十年来几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和他们在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观点不无一定的事实依据。就拿我们这批“文革”前刚考上大学的“老五届”大学生和“文革”时期的“老三届”或“新三届”高中生以及“工农兵大学生”相比较来看，我们开始曾感到很庆幸和自豪，自以为我们是经过了从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一步一步的严格筛选和书本知识的薰淘而培养出来的尖端人才，远非“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或“老三届”及“新三届”的高中生所能比拟。特别是我们这批1962年入校的大学生，因为正是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全国上下正在认真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精神的时期考入的大学，这一年，既是“文革”前高校招生比例最低的一年（据《中国教育年鉴》提供的资料，当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学生10.68万人，只比被称为“小马鞍型”的1957年多招收了1,200人,而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却是1957年的2.4倍），也是“文革”前唯一完全按考试成绩录取学生的一年。所以我们当时更感到自豪，自以为我们的知识水平远非其它各届大学生、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以及“老三届”或“新三届”的高中生所能比拟。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届大学生在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和涌现出来的拔尖人才的数量，实际上远远赶不上“文革”期间刚刚走向社会的一大批知识青年。在这批所谓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一代知青中，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成果丰硕并享誉海内外的拔尖人才，其中有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艺术家等等，如著名的国际血液病防治专家、中科院院士、现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现任科技部部长万钢，军事评论家张召忠，经济学家胡鞍纲，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画家陈丹青等都出身于上山下乡的一代知青。特别是从知青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作家，有人曾感叹地说，比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中文系所培养的作家要多得多。而在和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生中，也曾涌现出了一位著名作家，他就是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并先后担任过陕西省作协主席及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忠实先生。但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文坛的大作家，却是1962年高考的落榜者。设想如果陈忠实先生当年有幸考上了某重点甚至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他能否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都是否定的。其所以这几代知识分子在学业上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除了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过去的教育体制存在的某些弊端，而这种弊端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当然，在“文革”前招收的大学生中，也曾涌现出了一大批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也有某方面专门技能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尖端人才。尽管这一批尖端人才都曾受到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从表面上看来，对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是一大伤害。特别是当时由全国几所名牌大学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后来都分配到了既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又专业不对口，或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地区和单位工作，对他们所学的专业知识更是一大伤害。但实际情况往往与人们的主观猜测完全相反。有些确有真才实学的高才生虽然暂时被分配到了乍看起来专业并不对口的单位工作，但正是这些不对口的专业反而开拓了他们的思维，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如当代国际著名的数学力学家、岩石力学的奠基人与开创者石根华先生，原本是北京大学江泽涵教授的研究生，主攻代数拓朴学。据说他在读研究生时，江泽涵教授曾希望他能留校任助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破了他们的这一“美梦”。1968年，石根华从北京大学分配来到甘肃省白龙江碧口水电站建筑工地当了一名爆破工，整天同岩石打交道。正是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使他对岩石的性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白龙江水电工地，他曾用拓朴学的原理，解决了岩体塌方的问题，提出了使他后来能成为国际顶尖级科学家的“块体理论”，从而奠定了岩石力学的理论基础。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石根华先生也许能如愿以偿地留在北京大学任助教，并最终能顺利地当上北京大学这一全国最高学府的资深教授，但他决不可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后来那样惊人的成果，“岩石力学”这一人类最前沿的科学也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由何人才能开创出来。类似的例子我想决不止石根华教授一人，在同时代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当中，一定还有大大小小不等的“石根华”存在。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由于当时将那批在校的大学生或研究生通通分配到了条件非常艰苦的地区工作，不仅使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充实和提高，更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蜕变或升华，使他们进一步体察到了民间的疾苦和社会的弊病，从而为他们后来施展自己的才华，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里我想以两位重要人物作为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这两位重要人物就是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提起胡锦涛和温家宝，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想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取得的骄人政绩。自从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以来，尽管国家先后遭受了非典、汶川大地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严重自然灾害的冲击，但整个国家仍然保持了政局稳定、社会和蔼、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政治氛围，同国际上很多国家恐怖主义肆虐、各种人为恶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地走在其它国家的前面，经济总量已由2003年位居世界第七位跃居到了目前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国家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固然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特别是由于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前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打下了较为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我认为首先还是应该归功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而在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两位卓越领导人所展现出来的个人政治智慧。那么他们的这种政协智慧究竟来自于哪里？我认为主要来自于“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来自于“文革”中后期他们两人都曾在甘肃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所得到的历练和洗礼。
众所周知，甘肃不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贫穷落后的省区之一，当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就曾感叹地说：“陇中苦脊甲于天下！”；同时也是三年“大跃进”时期遭受“死官僚主义”危害最严重的一个省份，不仅饿死的人最多，而且由此留下的后遗症直到“文革”后期也还没有完全消除。由于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很多在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一来到甘肃，思想感情便立即发生了变化。钱理群教授在《林希翎》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林希翎80年代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思想蜕变过程：
“我原来没离开过大城市，一下子到农村，到山区到玉门油矿，到甘肃兰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农村不像《人民日报》吹牛吹的那个样子——电灯，电话，什么农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没饭吃，我非常痛苦，我觉得要说。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理想主义，想为人民服务，为了解放人民，我们才来革命的。结果呢，人民生活这么痛苦，我们在北京里过不错的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对这些问题就开始深思，究竟为什么？”
如果说林希翎早在“大跃进”及“整风反右”运动爆发之前初到甘肃时就有这么深刻感受的话，回想“文化大革命”当中，国家曾将一大批在校的大学生及研究生分配来到甘肃工作，成年累月同当地的人民群众生活在一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以前不仅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而且有不少出身于高干及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生活状况远比一般城市居民更优越，其中某些人来到甘肃以后，反而被分配到了全省条件最差的地区工作。这种客观条件的巨大反差对他们的思想更是一大冲击和洗礼，不仅加深了他们同经济落后地区的群众、同弱势群体之间的思想感情，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心。而胡锦涛和温家宝正是当时被分配来甘肃工作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两人中，一个学水利，一个学地质；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个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研究生；一个被分配到了地处甘肃中部的盐锅峡水电站工地，一个被分配在甘肃最西端的酒泉地质分队。都是当时甘肃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尽管他们本人没有当过农民，但他们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完全被周围的农村包围着。我想正是这一客观条件，使他俩深深地体会到了农民的疾苦，体会到了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莫过于“三农”问题。所以自从他俩上台执政以来，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人称“胡——温体制”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从2004年开始，中央曾连续颁发了七个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不含2011年刚刚颁布的旨在解决农村水利问题的第八个“一号文件”）。正由于“三农”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不仅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从而保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而且使长期蕴藏在广大农村中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有效的释放，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斗、批、改”阶段，除了教育革命，除了对年轻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之外，也还包括了其它多方面的内容，如医疗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等，同样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其中大部分成果如同“教育革命”的成果一样，并没有被保留下来，很多领域又回到了过去的状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斗、批、改”大方向的正确性。因为“斗、批、改”阶段相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只是短暂的一舜，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过去旧制度或旧体制的批判或否定，找出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以便建立一种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或新体制。但“斗、批、改”的本身并不等于新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在“斗、批、改”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经过实践的检验，有的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则应予以保留或肯定；有的因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则必须予以抛弃——或者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或者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予以更新。“斗、批、改”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用极短的时间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走一定的弯路，出现一些荒谬性的错误，但正是从这些弯路及错误中，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才能达到新的深度及高度，也才能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
尽管在“斗、批、改”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新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都被淘汰或被否定掉了，但仍有不少新事物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在文艺革命中出现的八个样板戏，就被全部保留了下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保留的并不仅仅是八个样板戏的本身，实际上是对当时文艺革命方向的一种肯定。又比如，在医疗卫生革命中所产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尽管今天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并不完全相同，但方向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为了使广大的农村居民有病能得到医治。还有当年的教育革命曾经取消了一捶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并确定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模式，今天的教育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在朝这个方向进行探索和发展。总之，当年“斗、批、改”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大部分都被否定掉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否定。有些成果虽然暂时被否定掉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重新将它们捡了回来。由此不难看出，当年“斗、批、改”的大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与“斗、批、改”同时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此期间内，中共中央曾先后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届二中全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通过这几次重要会议，国家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大批老一辈的政治人物被暂时排挤到了国家权力圈之外，而一大批“文革”期间崭露头角的政治新秀则被提拔到了国家权力核心圈的重要位置。
在中共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还发生了两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其一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曾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了原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党籍，撤销了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对共产党内一大批长期追随刘少奇、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士作了政治上的宣判和处理；其二是发生于1971年的“9。13”事件，宣告了在“文革派”内部存在的两大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和以林彪为首的所谓“军内文革派”的彻底覆灭。
对于上述两桩历史公案，由于迄今为止中央还没有对其内幕完全解密，作为普通老百姓，自然不可能对其作出准确的评判。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一般认为中央对林彪问题的处理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林彪等人的下场是“罪有应得”；而对于刘少奇的处理则有失公允，并称之为中共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案。
现以我们所能掌握到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两件往事，我认为当时中央对刘少奇的处理从一个方面来说，确实称得上是中共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案。对于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长期追随毛泽东、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领导人，最后却被他所崇拜和为之献身的领袖及战友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出了中国共产党，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尽管刘少奇和毛泽东后来在政治路线上产生了很大的分岐，但他在毛泽东面前并没有玩弄任何阴谋诡计，他的一切错误都是在阳光之下犯下的，从他的主观动机来说，他总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捍卫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所必须的。所以，从这重意义来说，当时对刘少奇的处理，确实称得上是中共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案”。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认为刘少奇的人生悲剧又有他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由于他至少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以来，在对待群众及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始终抱着极“左”的思维方式，不适当地将大批的无辜群众打成了“右派”或“反革命”，从而制造出了一起又一起的冤案。特别是在“文革”初期，他所推行的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曾经将成千上万在校的革命青少年打成了“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所以，最后终于自食其果，将“叛徒、内奸、工贼”的大帽子套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类似于刘少奇这样的“冤案”可以说举不胜举。在共产党内部，有相当数量的老共产党人、老领导干部以及思想文化界的大名人都被莫明其妙地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者被戴上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大帽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有的人甚至被逼得自杀身亡。从而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些人的同情和对“文化大革命”的遣责。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回顾一下他们以前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闷着良心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行为，我又觉得这些人的下场也是“理所当然”。例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大批以前表面上一直紧跟中国共产党、紧跟毛泽东的思想文化界的大名人，其中包括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剪伯赞、原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周扬等人，分别以不同的罪名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由于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他本人也就成了“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挨整对象，以至最后被逼得自杀身亡。所以很多人都对吴晗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如果就事论事地来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确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同1957年的“整风反右”、同“大跃进”和“四清”运动联系到一块，我又认为这些人的下场都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据后来的新闻媒体介绍，吴晗、剪伯赞等人实际上都是当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英雄”；周扬更算得上是一位“捕蛇高手”，当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大多数“右派分子”都出自周扬旗下的文艺界。
除了思想文化界之外，在党、政、军各界，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被毛泽东直接打倒，或一度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一个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对这些人的冲击如同对刘少奇的冲击一样，也称得上是“冤案”；但是，回顾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在他们当政时期草菅人命的行为，我又认为他们当时所遭受的冲击也是“罪有应得”。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原公安部长罗瑞卿以及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特别是王任重，他不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推行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将大批革命青少年打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青少年被投进了监狱，有极个别青年由于一点点小小的问题甚至被判处了死刑。如据有关资料介绍，原武汉钢铁公司综合厂的一个名叫庞玉来的年轻工人，因为向工会借钱，被一位姓蔡的女会计拒绝，两人争吵了起来，庞玉来脾气不好，拿了一个小砖头将姓蔡的女会计头上打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就因为这么一件不大的民事纠纷，当时的湖北省委工作组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旨意，便将庞玉来判处了死刑，并于1966年6月19日由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召开万人大会对庞玉来实行枪决。通过这件事，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湖南省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的一句“名言”：“杀两个叫化子开张！”[24]，看来王任重等人“文革”初期在“资反路线”的阴影下也是想“杀个把小工人来开张”，以震慑民心。庞玉来，这位年仅33岁的二级工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乌呼哀哉了；与此同时，王任重等人还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打成了“三家村”的首领，并将其批斗致死。此外，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以及随后的三年“大跃进”时期，湖北省也是全国的重灾区，不仅在各高等院校抓出了大批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泡制出了震惊中外的“汉阳一中”事件。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湖北省又是全国“五风”（特别是“浮夸风”）刮得最厉害的省区之一，所谓粮食亩产达数万斤的“高产典型”主要就出在湖北省，不仅给湖北省的老百姓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也给全国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进一步助长了“五风”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当然，上述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不一定都是王任重亲自所为，但他作为省委书记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有很多事件就是在他的一手操纵之下造成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对某些人的批判或冲击，从一个方面来看，确实称得上是“冤案”；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的遭遇实际上也都是“咎由自取”。
 
关于“林彪事件”，多数人都认为林彪等人的下场是“罪有应得”，但也有少部分人为此深感不平，认为林彪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太大，不应该得到如此可悲的下场。很多人因此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反感，有人甚至把林彪直接比作中国历史上的韩信，而把毛泽东比作汉高祖刘邦，并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就是为了诛杀林彪这样的“功臣”，从而为建立他的独裁统治扫清道路，用当年韩信的话来说，就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免死，猎狗烹；天下定，功臣亡”。我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污蔑和误解。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林彪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确实非常巨大，他不仅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设想如果没有林彪，“文化大革命”看来很难发动起来。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必须得到军队的响应和支持，而当时军队中的几位老帅都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甚至抱着反对的态度，唯有林彪对“文化大革命”抱着积极支持的态度。其次，林彪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奇才，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旁人无与伦比的卓越功勋。从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角度，林彪也不应该落到如此可悲怕下场。
不过，我认为林彪的下场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尽管林彪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但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野心太大。从他们这个集团所泡制的“5。71工程纪要”就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当时对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是箭拨弩张，企图通过非法的手段实行抡班夺权；其次，尽管林彪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天才，但他在和毛泽东的政治较量中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过低地估计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以致做出了一些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来的傻事。他也和共产党内的很多老同志一样，完全把毛泽东看成是斯大林式的人物。当年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以致被个人崇拜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他也认为毛泽东完全是一个被个人崇拜冲昏了自己头脑的人。如果说共产党内的其他老同志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只是在内心深处表示反感的话，林彪的态度则恰恰相反，他对此不仅不反感，而是企图利用毛泽东的这一“弱点”以实现他的个人野心。自从他担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职务以来，特别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曾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造神运动”，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提出了很多蛊惑人心的口号，如“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一句顶一万句”、“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马列主义顶峰”等等。他自以为通过这一手法，就可以使毛泽东变为一个“昏聩的君主”，从而达到他抡班夺权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看来远不如当年大学校园内的一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钱理群教授在《林希翎》一文中曾经引用了林希翎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句话：“个人崇拜中国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实际情况确如林希翎所说的一样。
1971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经对个人崇拜作过精辟的论述。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一名政治家，为了完成历史赋予他的政治使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搞一点个人崇拜，但个人崇拜不能搞得过头，并对林彪提出的“四个伟大”予以了严厉的批驳。
斯诺对于毛泽东的观点看来非常赞同。他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曾经写道：
“伏尔泰说过，即便没有上帝，人类也要造一个上帝。中国需要一个人格化了的上帝来开始和实现它的新的革命。”
但毛泽东对于林彪等人大搞“造神运动”、掀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热的动机看得非常清楚。林彪等人企图通过个人崇拜这个裹着“糖衣”的炮弹把毛泽东击中，结果，到头来反而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自己落得个“折戟沉沙”的可悲下场。
 
总之，从“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原来不可一世的政治精英的不幸遭遇来看，我认为其中并不排除有真正的冤案，但有些所谓的“冤案”实际上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是历史对他们应有的惩罚。与其说“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倒不如说“文化大革命”给了人们更多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产生过不少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的伟大的哲学思想，其中有些哲学思想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互相矛盾，但我认为它们在本质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比方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释伽牟尼的因果报应说，在本质上就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或相通性。按照这些哲学思想，人生在世，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或者你的后台有多硬，客观条件对你多么有利，都应该居安思危，千万不可做出任何伤天害理之事。否则，公正仁慈的“上帝”就会给你以应有的惩罚。在人生的格斗场上，有时候为了自卫，或者出于正义、为了捍卫某些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不得不对一些凶狠的敌对势力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我们在对这些敌对势力或敌对分子展开进攻的时候，千万不可凭一时的兴趣去滥丧无辜。即使是真正的敌对分子或真正的坏人，我们对他们的报复或惩罚也应该恰到好处或适可而止。当对方打了你一拳时，你只能还他一拳，切不可凭借自己一时的能力或优势去欺压自己的对手，无节制地多使用自己的拳头。否则，那些多余的“拳头”迟早会以不同的方式落到你自己的头上。这种现象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我想就叫做“历史的辩证法”；而用唯心论的观点来解释，这就叫“因果报应”，或者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三、关于“落实并调整政策”阶段的情况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时曾经引用过《礼记》中的一句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按：《礼记》的原文是：“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25]按照这一逻辑，作为一场政治运动，通常情况下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动员和发动群众的阶段；第二阶段是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阶段；当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难免会出现一些“越轨”的行为或过激的极“左”的倾向，所以必须有第三阶段，即落实政策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张”的过程，即让人民群众思想上“阶级斗争”的弦紧绷，以便于开展对敌斗争；后一阶段则是“驰”的过程，即让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得到松驰。
“文化大革命”作为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场政治运动，更难免会出现一些“越轨”的行为或极“左”的倾向，所以更应该对过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总结，使整个运动回到党的政策及策略的正确轨道上来。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除了对一些明显违背党的现行政策的错误行为及错误倾向要及时予以纠正之外，还应根据新的情况对某些既定的方针和政策作出新的调整，使党的行动更符合客观规律及时代潮流。看来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
回顾“落实政策”阶段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当年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态度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果断，乃至于是那样的“疯狂”和“无情”；而在落实政策时却又显得格外的理智、格外的温情、也格外具有人情味。由此既充分体现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行事风范，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政治及思想障碍，让全党和全国人民从中经受锻炼和洗礼，从而为建立一个至少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经济上繁荣昌盛的国家打下基础。
由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斗、批、改”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广大群众的思想尚处在兴奋及狂热状态之中，所以落实政策的工作也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及典型案例逐步展开。但是，从这些典型人物及典型案例当中，不仅使我们初步领略到了毛泽东在落实和调整政策方面总的思想脉络，而且也使我们看到了“后文革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和美好愿景。现在就让我们从几个具体案例来窥视一下“落实并调整政策”阶段的基本情况。
 
1．从邓小平的复出看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情况
 
“十六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文革”一开始，一大批曾经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并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治国、治军才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于种种原因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被长期“靠边站”，有的人曾一度失去了人生自由，被隔离审查（用后来强加给“文革”头上的一个新名词来说，叫做“蹲牛棚”），还有的人被发配到了远离北京的地区接受基层群众的监督改造。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逐渐步入收尾阶段，这些当年被打成“走资派”的大多数老革命家或老领导干部都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和职务，有的人甚至在原来职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和重用。就以被称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邓小平来说，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于1969年以“战备疏散”的名义被遣送到江西省南昌市以北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改造达四年之久，但从1971年“9。13”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的政治待遇便开始得到明显改善，并最终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同年3月，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标致着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磨练和洗礼之后的邓小平终于复出了，重新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随后，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邓小平又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以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重要职务。此时的邓小平实际上已经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而就在此时，由于周恩来已身患癌症，不能继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的工作不得不由邓小平代替主持。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定为“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号领导人”。
随着邓小平的复出并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之后，共产党内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严重冲击的老共产党员或老革命家也都先后恢复了他们的职务，重新站出来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时，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受到冲击的领导干部及一般工作人员都获得了解放。有的恢复了原来的职务，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原来职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这些老革命家或老领导干部的时候，也正是“林彪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所以很多人把毛泽东以前对这些老革命家的批判和处理说成是由于毛泽东听了林彪的“谗言”作出的错误决策，而把当时对这些老干部的重新任用说成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所犯错误的反省及诲改。我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同样是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歪曲。
诚然，“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毛泽东的刺激是非常大的，不仅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也使他的行为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曾不顾自身的健康状况，以突然的方式，冒着严寒，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元帅的追悼会。随后，便作出了对一大批在“文革”期间受到过批判或冲击的老干部重新任命或解放的决定。但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究竟批判谁、打倒谁、最后解放谁，都是毛泽东事先精心安排好了的，与“林彪事件”并无必然的联系。在毛泽东的从政生涯中，我认为真正使他感到内疚和遗憾的只有两件事：其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严重扩大化；其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判。因为正是这两件往事，才造成了“大跃进”的彻底失败和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发生；也正是这两件往事，才使他痛下决心并独辟蹊径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突然被打倒或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来看，多数都与这两件往事有关。  
关于彭德怀元帅的冤案，虽然也和“整风反右”运动中一大批“右派分子”的冤案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来得及为他彻底洗雪，但据说在“文革”前的1965年，这两位历史伟人又终于走到了一块。毛泽东曾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特约彭德怀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并语重心长地对彭德怀说：“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对你的事，看来是批判错了，等几年再说吧……[26]”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1959年的庐山会议实际上早有明确的判断，除了对他本人当时所犯错误的反思之外，对于共产党高层中其他一些人的行动实际上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在“文革”期间，一些声名显赫的老革命家之所以被毛泽东直接点名批判或打倒，除了其它方面的原因之外，我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庐山会议期间的表现。比如同样是老帅的贺龙，之所以同其他老帅的遭遇不一样，“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从而使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并在悲悔交加之中离开了人世，从后来一些文章所披露的事实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在庐山会议的“批彭”斗争中表现过于积极。纵观庐山会议的情况，凡是在“批彭”斗争中表现过分积极的人，其中包括刘少奇、罗瑞卿在内，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以致于得到了可悲的下场。相反，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都是“文革资反路线”的始作俑者，为什么毛泽东到头来只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打倒邓小平呢？除了其它多方面的因素之外，我认为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对待“批彭”的态度绝然不一样。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宋任穷回忆，庐山会议期间，邓小平因为腿受伤未能上庐山。庐山会议以后，宋任穷曾经同国务院另外几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了邓小平。在看望期间，宋任穷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向邓小平讲述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的一些情况。此时，趟在病床上的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便说：“彭德怀同志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当充分予以肯定。”[27]邓小平在批判彭德怀的调子越来越高的当时讲的这番话，对彭德怀无疑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对宋任穷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左”的思想，头脑不够清醒的人却泼了一瓢冷水。由此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很多老干部（也包括某些思想文化界的大名人，如巴金等人）之所以突然被批判，或者被打倒，实际上都是事出有因，而这个“因”并不是别的，恰恰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
 
2．从钱伟长的东山再起看落实党对老牌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钱伟长是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一位蜚声海内外的重量级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在科研和
教育方面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科研方面成就更为突出，所以曾与“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原子物理学家钱三强一起，被周恩来并称为中国的“三钱”；更为重要的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由于种种原因，不幸被打成了全国有名的大“右派”。从钱伟长的传奇经历中，既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政局变化情况，更可以看出“文革”后期落实党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培养出来的老牌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钱伟长，191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31至1937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及研究生院学习，曾于1936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及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42至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与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一起，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工作，参加火箭和导弹实验。1946年从海外归来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兼北京大学及燕京大学教授。建国后至“反右”运动之前，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力学所副所长、研究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建处主任、所长，中科院学术秘书，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常委等重要职务。
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据钱伟长本人介绍，由于他不同意苏联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工作思路，并提出了“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曾在清华大学内部引发了三个多月的大讨论。特别是他曾于同年6月6日参加了由章伯钧主持召开的有六教授（他们分别是曾绍伦、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参加的民盟紧急会议（即所谓的“六六六会议”），因而被打成了几乎与章伯钧、罗隆基齐名的大“右派”，在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中更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最大“右派”。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不堪回首的“右派”生涯，被撤消一切职务，由原来的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的子女据说也由于受他的株连而被禁止上大学。
“文革”初期，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老牌知识分子一样，钱伟长又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过批判。1968年，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以后，曾被下放到北京特种钢厂劳动改造达三年之久。但此后不久，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春风便开始沐浴到了他的头上。1969年初，驻清华大学工宣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特选定钱伟长与另外两名老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著名现代工程学家刘仙州）作为落实政策的典型。尽管此时的工宣队对他们仍然抱着“左”的思惟方式，仍然将他们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待，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工作、生活条件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如同邓小平复出前夕的状况一样，从细微处已经显现出了落实党对老牌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端倪。
1970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钱伟长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特指定他接待前来访华的美国友人韩丁。随后，他又相继接待了美国记者斯诺、法国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葛林以及为尼克松访华铺路的美国“先遣将军”黑格。随着在外交场合的公开露面，钱伟长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条件自然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
1971年初秋的一天，钱伟长又接到通知，周恩来总理要亲自接见他。原来，我国即将选派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利坚四国，毛泽东、周恩来直接点名要钱伟长参加。钱伟长作为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一名大“右派”，居然作为“文革”中首批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这更是一件让人跌破眼镜的新鲜事。据钱伟长本人后来回忆，当人们获悉他即将出国访问的消息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对祖国的忠诚，特别是当时代表团的一名团长由于担心钱伟长出国后会逃走，更不同意让钱伟长随团出访。于是周恩来立即撤换了这名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随团出访。直到临行前一天的会议，钱伟长本人还不知道此事。当周恩来派秘书去清华大学找他时，才知道他还在首都钢铁厂劳动。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来不及换下劳动服的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周恩来见状，叫秘书换衣服给他，并把自己的鞋子给他穿，才得以出访。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此时中央还没有来得及为钱伟长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所蒙受的冤屈公开平反昭雪，但此时的钱伟长，其政治及社会地位实际上不仅完全恢复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状况，而且已基本恢复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之前的状况。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克服了重重阻力和干扰之后终于胜利召开了，钱伟长又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此时的钱伟长，实际上已成了知识界一颗非常耀眼的明星。
随着钱伟长的东山再起，全国范围内一大批在“文革”期间受到过批判的老牌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还被打成了“右派”）相继获得了解放。有的恢复了原来的工作和职务，有的在原来工作及职务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拔和重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失去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大部分都得到了补偿，有的甚至在原来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
 
3．从“抢救”陈景涧看落实党对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
 
提起陈景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人们，自然会想到1978年1月《人民
文学》所刊发的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随后立即予以转载，一时间，科学“怪人”陈景润的故事顿时家喻户晓，轰动了全国。
实际上，陈景润的故事真正发生的时间是在五年前的1973年初，当他的重大科研成果“哥德巴赫猜想（1+2）”刚刚问世的时候。由于这一成果是数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关注。而这一成果的主人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中年知识分子——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根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
陈景润从小酷爱数学，上中学时，有幸聆听了一位从清华大学调来的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讲述的一个故事：大约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了一个命题——“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可是哥德巴赫一生也没有证明出他自己提出的这道命题，后写信给世界著名数学家欧拉，请他帮助证明。欧拉穷毕生之力也未能证明出这道难题。200多年来，这道难题曾吸引了世界上众多的数学家沤心泣血，但始终没有结果，因而成了世界数学界的一大悬案，这就是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位数学教师当时曾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自然科学的皇后就是数学，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位数学教师所讲的故事像磁石一般地吸引着年幼时的陈景润。从此，便开始了他摘取皇后王冠上“明珠”的艰辛历程。
为了使自己的梦想成真，陈景润从调来中科院数学所之后，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在中科院那间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功夫终于不负有心人，1966年，陈景润首次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他的题为《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的论文，这一成果离哥德巴赫猜想实际上只差一步之遥。1973年，他又找到了一条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2）的简明方法，顿时轰动了整个数学界。一些外国数学家曾经向陈景润写信，称赞陈景润所取得的这一成果“推动了群山”；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了他们合著的数学著作《筛法》中，称之为“陈氏定理”。 
 1973年4月，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以“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为标题报导了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尽管这份简报因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氛围，没有过多地渲染，只是谨慎低调地概括介绍了这一重大成就，但仍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而就在中科院将陈景润的有关资料送交中央领导参阅之后不久，新华社又刊发了一则内参资料，提及“陈景润患严重腹膜结核病，病情严重，急需抢救。”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毫不犹豫地在文件上写下了“要抢救”三个大字，并退给当时负责科教文卫的同志急速办理。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陈景润的身体终于得以康复，并书写出了后来更富传奇性的人生。
1974年春天，周恩来南下广州，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他沉思良久，便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请陈景润出席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来保护他。1975年1月13日，陈景润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一个一心沉浸在数学王国里的陈景润，终于走出数学的殿堂，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从“抢救”陈景润到请陈景润出席四届人大会议，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桩个案，但实际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决不止是陈景润一个人命运的大转折，而是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命运的大转折。陈景润是中年知识分子的代表，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年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发现象陈景润那样在科研领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顶尖人才，但实际上，类似于陈景润这样潜心于科学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并不罕见，这些中年知识分子为了科研，在当时极端困难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下，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如几年之后才发现的我国断裂力学的开拓者与创始人之一、原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金属物理室主任陈篪，著名光学专家、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研究所研究人员蒋筑英，为我国航空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原航天工业部771所工程师罗健夫，青年数学家张广厚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对他们为科技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没有及时发觉，并采取抡救措施，致使他们一个个都英年早逝。也许正是从“抢救”陈景润的个案中得到启示，在时隔十年之后的1983年，终于有人喊出了“抢救中年知识分子”的口号，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曾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以改善当时正处于垂危之中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福利待遇。 
 
4．从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并寄钱看伟大领袖的平民情怀并看当年落实知青
政策的情况
 
据有关史料介绍，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外交部副部长
王海容转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他边读边想，特别是读到悲凉处的文字时，禁不住潜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们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这位执教20多年的乡村小学教师，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痛地述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泽东倾诉了自己心中的不平和不安。
毛泽东读了李庆霖的来信之后，深为信中的内容所感动，这位也曾当过乡村小学教师的伟大领袖，立即给李庆霖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随后便叫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回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当时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将李庆霖的信编入中学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行为是多么的赞赏，同时也反映出了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度重视。作为“文革”期间批判“走资派”、惩办官僚主义毫不手软的毛泽东，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小老百姓寄钱，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由此生动地体现了作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平民情怀和体恤民情的人格魅力。
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数以千万计知青的命运终于发生了变化。就在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后的第三天——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了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进行调查。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泽东圈阅后传达到了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家喻户晓。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中央全面调整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全国各地还严厉打击了强奸迫害女知青的案件，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判处了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共拨付知青安置费达33亿元，并对插队方式作了改进，由以往的分散插队调整为适当集中、建立知青点的方式，同时还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立知青点的“株州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已达438万，相当于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5．从“两弹一星”、杂交水稻、激光照排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大科技
成果的面世看“文革”期间党的科技政策
 
有人认为，“文革”十年是我国科技事业停滞不前甚至是向后倒退的十年，但实际情况和很多人的主观想象完全相反。在这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不仅各种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广泛开展，科技成果大量普及，尤其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全球的重大科技成果，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即原子弹、氢弹与‘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以及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杂交水稻、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与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等，还有每秒计算速度超过100万次的大型计算机（名列当时世界第二，只比美国落后三年）、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导弹、自行设计建造的长江上最长的铁路公路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等。除了这些硬科技成果之外，还有如前面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软科研成果。事实证明，“文革”期间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不仅不比正常年份少，甚至比改革开放以来相同期限内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得多。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看到一个网站的贴吧刊载了一所名叫“立新中学”的中国近现代史一年级下册的复习提纲
（http//tieba.baidu.com/f?kz=184251388），那些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老师或专家们在编写这个复习提纲时，出于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曾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从而例举出了自1964至1999年35年间所取得的13项重大科技成果作为建国后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代表。而其中的7项科技成果是在1964至1974短短10年的时间之内取得的，平均每两项科技成果间隔的时间约为1.4年；另有6项成果则是在1983至1999 的16年间才取得的，平均每两项科技成果间隔的时间约为2.7年。由此不难看出，“文革”期间所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比改革开放以来相同期限内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得多。
其所以在“文革”如此动乱的年代里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还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
看来这是与当时党的科技政策分不开的，而其中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方面的政策：
其一，对有贡献的科学家以及担任重大科研项目的科技人员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使他们能安心从事科研工作。
   “十六条”明确提出：“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正由于这一政策的出台，从而使得一大批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一般的科技工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安心从事自己的科研工作。在保护这些科学家及科技工的同时，实际上也就保护住了科学家所取得的科技成果以及为科研服务的科技档案、科研仪器、设备等，从而使当时正在大力开展的各项科研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提到对科学家及科技工的保护，当然离不开那些在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中敢于挺身而出、为科技工保驾护航的英雄，其中既有解放军战士，也有一般的普通民众，更有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等要职于一身的聂荣臻元帅，在保护科学家及科技工的过程中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曾经撰文回顾了聂荣臻在“文革”中保护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很多感人事迹，从这些感人事迹中更增添了人们对聂荣臻元帅的敬佩之情。不过，从聂力的文章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大概由于受前些年政治环境影响的缘故，为了彻底否定“文革”，为了尽可能给“文革”抹黑，她在文章中也曾有意或无意识地加入了一些违背当时历史事实的不实之词。
在此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聂荣臻在“文革”期间之所以敢于挺身而出，能够对大多数科学家及科技工进行有效的保护，固然与聂帅本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有密切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他的行动完全符合“文革”的大方向。由于“文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必须对那些积极投身于科技事业的科学家及科技工进行有效的保护。如果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单靠聂荣臻个人的心愿和努力，不仅他的目的达不到，甚至连他本人的地位都难以自保。其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其他一些老革命家正在遭受批判甚至被打倒的时候，身为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聂荣臻反而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由此不难看出“文革”期间党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
聂力在文章中还提到，为了保护科学家及科技工，聂荣臻曾经同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还揭露了江青等人迫害科技工的罪行。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实际上，当时中央文革的成员，不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后来犯了什么错误，但他们对于中央当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是坚决执行的，否则，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推动者。据说“十六条”中关于对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实行保护的政策就是身为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首先提出来的。当然，从聂力的文章来看，陈伯达可能是事先得到了聂荣臻的提示才提出这一建议的，但至少证明陈伯达本人对于保护科学家及科技人员的政策是非常赞成和拥护的。又比如，聂力在文章中还提到，1966年，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曾将一批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请到七机部一座僻静的楼上，并派了一个加强连进行保护。江青闻知此事后，曾经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我认为这又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凡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且没有患健忘症的人们都很清楚，1966年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出现“臭老九”这个词。 “臭老九”一词实际上是1968年下半年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之后才出现的。由于姚文元的文章矛头所指主要是当时大学造反派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从而使得当时在校的大学生一夜之间突然由过去的“革命小将”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以前的老知识分子一样，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加上当时社会上一些思想对立的基层群众对这批大学生也瞧不起，骂这批大学生是“臭知识分子”，从而使得一些原来自命不凡的年轻大学生突然觉得抬不起头。一方面出于悲观的心理，另一方面也由于对姚文元文章的抵触情绪，一个新的名词“臭老九”也就由此产生了。所谓“臭老九”，就是继“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排名第九的社会另类人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臭知识分子”。由于这一新名词的出现，才有了后来毛泽东的“老九不能走”这句诙谐幽默话的问世。由此可见，江青在1966年就质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显然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实际上，据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江青对于那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还是非常同情和关心的，据说毛泽东关于“抢救”陈景润的决定就是根据江青的建议作出的。据原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录回忆，1973年的有一天，江青在内参《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一条反映陈景润如何攀登数学高峰，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高度评价和陈景润身患重病的消息之后，不觉泪流满面，并在内参上写下建议：“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根据江青的建议，毛泽东立即作出批示：“要抢救。”随后，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指示迟群（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具体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开展对陈景润的“抢救”事宜。杨银录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还特地引用了江青当时对迟群的一段谈话：
“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到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
由此看来，曾被后来某些“正人君子”，某些“大文人”如郭沫若之流骂为“白骨精”的江青，实际上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政治家。
其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所以，在毛泽东看来，科技事业是群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科学家单独的事业。要想促进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必须让科学研究从科学家及科技工狭小的实验室里解放出来，变为广大群众的共同行动。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世界上，除了极个别的科研成果是由科学家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而取得之外，绝大多数科研成果都必须依赖大多数人的共同参与才能够取得。因此，要想促进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于科技事业，同时必须鼓励科学家及专业科技工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回顾“文革”期间所取得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除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1+2）”之外，几乎都是科学家和广大群众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杂交水稻的问世。
1964年，时任湖南省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首次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农业专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72年，当时的农林部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的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了国内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多家单位协作攻关。在攻关过程中，不仅有农业专家，农业院校的师生，还有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以及农村中、小学师生。由于全民的参与，1973年终于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了强优势杂交水稻。随后，又相继解决了繁殖制种和栽培技术等问题，从而为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杂交水稻的问世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动员全国的力量，组织千军万马来支持科技攻关，我国的科技事业决不可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一位署名“老田”的网友曾在中华网论坛上撰文回顾了他当年参与杂交水稻育种活动的情况：
“当时我正在上小学，星期天按照要求都要下生产队劳动，劳动一天可以挣三分工分。受队长指派，在公社技术员的指导下，我和另外的小伙伴两个人一组，用稻草搓的绳子来回拉锯，为杂交水稻授粉。
“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对照今天的科研体制，十分感慨。若袁隆平在今天的科研体制下，以黔阳农校教师的资格，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帮助，但是他当时一个有价值的发现，迅速导致了一个全国性的科际力量总动员。
“如果放在今天，‘画地为牢、各自单干’的科研个体户体制中间，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间数量如此巨大的试验样本，搁在任何一个研究机构身上恐怕几百年都不一定能够完成，至于跨省区乃至跨国寻找成千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边缘杂交和样本培植，则几近天方夜谈。今天回想，杂交水稻的育种突破，有且只有当时的中国才具备成功条件，美国科研机构的钱再多，也一样对付不了此种‘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研究项目。”[28]
除了杂交水稻，其它各项科技成果实际上也都是动员千军万马协作攻关的结果，据复方蒿甲醚的发明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院周义清教授介绍，该课题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些突出的成果，主要是紧紧依赖团队精神这个“法宝”：“为了拿出世界一流的抗疟药创新成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开展了大协作、大攻关，按照专业分工，责任到人。实现优势互补，紧紧围绕共同理想默默地奋斗，始终保持着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
从上述两个例子人们不难看出，其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科技事业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文革”期间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事科研工作。
 
6．从尼克松访华看我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国内外政治的新走向
 
1972年2月，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美国总统尼克松应毛
泽东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发表了中美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公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和美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美国不仅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围追堵截，而且还对我国进行了长达22年的经济封锁。而与此同时，我国也一直视美国为世界上最凶恶的头号敌人，“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口号几乎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主要位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心目中，一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黑暗、最反动、也是政治制度最落后的国家。由于中美关系的严重对立，从而使得我国同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一直得不到恢复。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只好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处处受到苏联的制约或影响。尽管后来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了，但在意识形态及社会发展模式上，基本上还是仿照前苏联的那一套，没有明显的改变。
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之间的政治坚冰终于被打破了。早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1971年，由于中美关系已经出现松动及缓和的迹象，在当年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了恢复。而在时隔不到8年的时间内，中美之间便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随着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世界的政治版图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终于让位给了美中苏“三国鼎立”的局面。正由于世界政治版图的重大变化，从而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对毛泽东的敬佩和崇拜。1973年，法国总统逢皮杜来华访问时，曾对毛泽东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而随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改善，也就预示着国内的政治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由于我国同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长期处于敌对和隔绝的状态，从而使得西方世界一些比较符合科学精神及时代潮流的价值体系（包括它们的某些政治制度、经济管理模式以及自由民主思想等等）无法传入到我国。正如毛泽东以前曾经说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实际上也就给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管理经验，从而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7．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看党的对台方
针的新变化并看建设和谐中国、和谐社会的新暑光
 
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是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
又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据有关资料介绍，1975年年初，当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期间，毛泽东特提出要清理仍然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特务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统战部、公安部等几个部门立即向中央写出了《关于第七批（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批）特赦问题的报告》。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又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谈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道：“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谈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将发放15至20元的生活补贴费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仃，他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当有10名特赦人员提出回台湾的要求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他们即将踏上赴台的行程之前，中共中央统战部特地在著名的北京烤鸭店为他们饯行。随后又发放给每人路费（港币）2000元，新制服装一套，往返通行证一张。为了打消获释人员的思想顾虑，时任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在饯行的宴会上再次重申了中央的有关政策，并满怀深情地说：
“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
在场的所有申请去台人员，因受到政府的各项厚遇，又听到童小鹏如此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当这10名特赦人员启程离京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童小鹏、乔连新、彭友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庞镜塘、黄维、文强等特地赶到机场送行，杜聿明、黄维等人一再嘱托去台人员给在台的旧部、故友问好。
离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不到半年时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并比照特赦人员的待遇，对县团级以上人员的生活也作了恰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给释放人员每人发放棉衣、内衣、被褥、帽子、鞋袜各一套，零用费100元，并发还为他们保管的财物，组织释放人员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等。
就这样，在“文革”尚未结束，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条件下，所有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总计约3000多人）不仅全部获释，给予公民权，而且对他们的生活作了十分周到而体贴入微的安排。
这一新政策的出台不仅使全国上下无不感到意外和惊讶，更是跌破了一直关注着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的眼镜。据说，当这10名赴台特赦人员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后，大群记者便蜂拥而至，把他们团团围住。在他们乘上从罗湖开往九龙的列车后，记者们又把车厢过道围得水泄不通。翌日，全香港中英文报纸及其它媒体均以大篇幅报导了有关新闻，部分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对事态的发展作出各种惴测或评论。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新政策的问世不仅预示着党的对台方针将会作出重大调整，而且也预示着国内的阶级关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阶级斗争形势将会出现重大缓和。果然，时间刚刚过去三年，1979年1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便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随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方式处理台湾问题的伟大构想。而就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不久，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对农村中的地、富、反、坏分子，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实际上后来都已一风吹），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对于地、富子女，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不得加以岐视。随后，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又作出了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约4000多人）的决定。所有这些新政策虽然都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才问世的，但实际上都与毛泽东1975年所作的关于宽大释放全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决策有关。正由于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决策，从而为后来一系列新政策的问世铺平了道路，扫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障碍。由此看来，尽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一再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平等，进而为建立一个和谐中国及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上面所列举的七个方面的案例，虽然没有涵盖“文革”后期落实并调整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全部内容，但基本上可以看出未来党的方针政策的发展趋势，并可以窥视出即将到来的“后‘文革’时代”的基本特征及美好愿景。
 
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与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的那一天）正式开始，到1975年已经整整九年时间了。正当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抓紧落实由他亲自制定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希望为“文化大革命”划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时候，不想由于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位历史伟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使得毛泽东在即将走完他八十三岁光辉璨烂的人生历程的时候，突然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从而使得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突然变得扑朔迷离，并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质疑和反对声浪中走到了终点，划上了一个从表面上看来并不太圆满的句号。
 
自从邓小平复出之后，由于他作事英明果断，而他此时的做法和毛泽东的主张比较吻合，因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赏识。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实际上也很希望能尽快克服“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一切不利影响，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能够尽快地显现出来。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曾先后作出并重申了他的三项重要指示，即：1.学习理论，反修防修；2.安定团结；3.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三项指示中，真正看得见，摸得着或真正能落到实处的只有后两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固然也很重要，特别是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该身体力行，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口号，可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孟子曾经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虽然从广义来说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从一定范围来说，还是有它的正确性。因为人们的社会分工不一样，关于反修防修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只要由党的少数上层政治人物掌握就行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既没的必要，也没有可能完全掌握这些理论。
为了真正能够开创出安定团结的良好政治局面，以便把国民经济尽快地搞上去，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治国才能的邓小平，曾紧紧地抓住了这三项指示不放，并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响亮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在“批邓”的过程中曾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否定，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毛、邓分歧的要害所在，就象“文革”期间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因为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一样。正由于邓小平紧紧地抓住了毛泽东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整顿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的社会状况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派性基本上得到了消除，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正当邓小平紧紧抓住毛泽东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工作之时，不想这两位历史伟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终于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随着整顿工作的不断深入，必然会触及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在整顿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难题，实际上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产生的。作为“文革”初期被打成“中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邓小平，对于这些问题的产生自然有他个人的理解。在邓小平看来，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还不敢公开表明他的这些观点，但他的思想实际上从他平时的谈话及牢骚中已经完完全全地暴露了出来。而作为“文化大革命”发起人的毛泽东，自然容不得这些观点的存在。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晚年曾对别人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另一件事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彻底否定“文革”，实际上就等于把毛泽东一半的功劳全给否定掉了，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实际上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到过严重冲击的绝大多数老革命家或老领导干部的观点。这些老革命家或老领导干部虽然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思想作风及思想感情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克服了原来所固有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思想，抛弃了过去一些“左”的思惟方式，但对于“文革”期间所遭受的冲击却始终耿耿于怀。有些领导干部只允许自己整群众，把不听话的群众随意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却不允许群众起来造自己的“反”，谁起来造反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以他们只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作用，并把“文革”期间所出现的一些问题通通归咎到了“文革”的头上。
与此相反，毛泽东当时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反“文革”思潮的批判也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派成员的影响。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成员（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四人帮”集团），由于在“文革”初期曾经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起来造“走资派”及“资反路线”的反，尤其是江青，她作为毛泽东的夫人，为了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解救那些正遭受“资反路线”迫害的无辜群众及红卫兵小将，曾经毫不留情地对那些顽固推行“资反路线”的老领导干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得罪了不少老革命家及老领导干部。现在，邓小平主张彻底否定“文革”，必然会触及到江青等人的既得利益及敏感的神经。按照他们的推测，一旦由邓小平完全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就如同他们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历史上的“法家”表代人物的政治前途一样，走到了末日。所以，他们当时曾不遗余力地向毛泽东进言，希望通过毛泽东的权威，早日除掉邓小平这柄时时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达靡克利斯之剑”。
面对着“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严重对立，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自然有他自己的通盘考量。尽管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明显地表露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并迟早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尽管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在毛泽东面前对邓小平极力进行诋毁，迫切希望毛泽东采取果断措施，早日除掉邓小平这个隐患，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有他自己的看法。在毛泽东看来，不管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多大的成见，但要想将“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真正传承下来，并使之发扬光大，则非邓小平莫属。所以，他一方面对邓小平的一些错误言论予以了严厉的批评；另一方却又对邓小平始终网开一面，并把后“文革”时代的希望始终寄托的邓小平的身上。 
为了一方面给邓小平一个“下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除“文革”派成员的后顾之忧，据说1975年12月20日，毛泽东曾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并要邓小平主持写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不想这位对“文化大革命”怀有深深的抵触情绪但从心底里却又对毛泽东非常敬佩的政治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宁愿冒着再次被打倒的政治风险，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对他的这分好意。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1975年11月13日《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中的一句话来回敬毛泽东：“我是桃花园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示由他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邓小平当时对毛泽东的这一态度实际上给毛泽东出了一道很大的难题，并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加大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力度。1975年12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的第二天，据说中央政治局又开会专门讨论了邓小平的问题，准备要停止邓小平的一切工作。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却仍然建议让邓小平“专管外事”。众所周知，外事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比一般的国内事务更为重要的工作，美国的国务卿绝大部分精力实际上都是花在外事工作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外交部长一职一直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对于一个从外表上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并正在接受批判的共产党领导人，却仍然让他“专管外事”，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和他的远大政治眼光。
 
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断升级，终于招来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因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九年了，一直进行着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对这种动乱的政治局面已经看得很不耐烦了，好不容易等来了邓小平的复出，并大力进行整顿，才过上了些许安宁的日子。现在又要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群众自然很不理解，并产生了怨恨情绪。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就是最大的需求，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也不管你喊出多么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此时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中的一些人的极“左”行为也确实愈来愈不得人心，愈来愈引起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怀疑和反感。 
1976年3月25日，上海《文汇报》曾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提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已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眼人一看便知，其矛头实际上就是对准深受全国人民爱戴和景仰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提起周恩来，这位“文革”期间仅次于毛泽东的重量级人物，现在社会上曾对他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大多数人认为他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对者，他同毛泽东在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那些对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干部，而周恩来却千方百计地在保护着这些老干部。但也有少部分人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迫于毛泽东的压力，出于自保，曾违心地参与整过一些老干部。他曾担任过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职务，并带头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等口号。而“文革”派中一些思相极“左”的人也曾把周恩来当作他们潜在的政治对手，认为周恩来思想保守，立场不坚定，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所有这些对周恩来的评价我认为都是对历史事实的最大歪曲。实际上，周恩来不仅不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对者，而且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既离不开林彪“文革”初期的大力支持，更离不开周恩来自始至终的大力支持。正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加上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才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始终沿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健康发展。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确曾出面保护了大批的老干部，但人们只要客观冷静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就不难发现，所有那些得到过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在内，实际上都是事先得到了毛泽东的提示或默许周恩来才敢于出面进行保护的。没有毛泽东的提示或默许，周恩来决不敢也不会出面对那些老干部进行保护。相反，周恩来曾参与整过一些老干部，也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意愿。周恩来不仅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而且据说实际上也是贺龙专案组的组长。记得1967年周恩来在武汉市接见造反派群众时就曾说过，贺龙是土匪出身。言下之意，贺龙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后来对贺龙的问题作了重新考量，周恩来才敢于正式出面对贺龙进行保护。由此不难看出，周恩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管是保某些领导干部也罢，还是带头整某些领导干部也罢，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及指示，决不是他个人的行为。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不仅对大批的革命老干部进行过保护，而且对一大批曾经遭受过“资反路线”迫害的普通群众，特别是革命小将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保护，其中包括清华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在内。设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等“文革”派领导人出面进行保护，全国范围内千千万万的无辜群众的命运也许将同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成千上万“右派分子”的命运一样悲惨。而要想对那些无辜的群众及革命小将进行保护，必然要触及到“资反路线”的始作俑者刘少奇，所以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也就不足为过了。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除了对大批的革命老干部以及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普通群众进行保护之外，他作为国务院总理，对于基层民众的生活疾苦也时时萦系在心。1973年，当他得知甘肃省定西等地的群众生活痛苦不堪的消息之后，立即派出工作组前来甘肃进行调查考察，并指示中央有关部门为甘肃调运来了大批的粮食、衣被等救济物质，从而使得数以百万计滨临绝境的甘肃农民得以渡过了当时的那段生活难关，避免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样的惨剧发生。
正由于周恩来的这些高风亮节和普济众生的大慈大悲情怀，终于赢得了全国人民对他的无限敬仰。那些主张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们，不管他们作出何种解释，他们的观点或行动实际上也是对他们非常感激的“救命恩人”周恩来伟大人格的彻底否定。致于那些思想极“左”的人们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则更加不得人心。正是这一原因，从而招来了全国人民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听当时的小道消息说，当《文汇报》刚发表影射周恩来的文章不久，上海市的不少群众便聚集在《文汇报》社门前进行声讨，要求揪出文章的泡制者及其幕后黑手。
1976年（农历丙辰年）4月5日，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清明佳节，即进行祭祖扫墓的日子。据说从3月30日开始，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和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群众曾不约而同地相继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特别是从4月4日开始，集会的人群已高达数十万。他们以悼念刚逝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却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代表的一批“文革”派成员，还有人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毛泽东本人，以发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这就是震惊世界并将永远载入“文革”史册的“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
面对着这一严重的政治骚乱事件，历来对群众运动抱着支持态度的毛泽东，在他生命垂危，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强力措施，驱散了集会的人群，并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曾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就这样，这场震惊中外的“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平息。
 
尽管“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凭借着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而得到了暂时的平息，但正由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最后造成了“文革”派的彻底覆灭。
1976年9月9日，曾经开辟出了中国当代及未来若干世代发展之路，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及东方形势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终于走完了他83岁光辉灿烂的人生历程，停止了心脏的跳动。而就在毛泽东离开人世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1976年10月6日，以毛泽东最后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为首的反“文革”集团，值毛泽东尸骨未寒之际，利用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暂时的抵触情绪与不满心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成员（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四人帮”集团）一网打尽，从而宣告了历时整整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终结。
 
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思考
 
“文化大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伟大的政治运动，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开展，从而招来了全国人民的一片质疑和反对之声，最后走到了终点。于是，一些因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或冲击而心存积怨的老革命及老共产党人和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便结合到了一块，借此机会对“文化大革命”大肆进行污蔑和丑化，并对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成员进行妖魔化。而与此同时，作为继毛泽东之后开启了中国新的发展之路的另一位伟人邓小平，一方面也同很多老革命家及老共产党人的心态一样，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怨，另一方面大概也是想通过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对一些在“文革”中与他同病相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严重冲击而尚未获得解放及平反昭雪的人士尽快予以解放或平反昭雪，他在对华国锋“两个凡是”论的荒谬性及虚伪性进行正确批判和揭露的同时，终于喊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于是使得目前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及合理性产生了怀疑，从而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后半辈子也产生了怀疑，并把目前的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完全对立了起来。为此，作为当年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青年，不管他们当时参加的是哪一派，我认为都有必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回顾那一段历史，应该还“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貌，还伟大领袖毛泽东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决不允许某些人继续打着“彻底否定文革”的旗号，达到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为要还“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貌，还伟大领袖毛泽东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我想首先在此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一段重要论述：
“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造，是不能干脆用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的内容。”[29]
对照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分别看成是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这两部伟大哲学著作的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邓小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同样，仅仅宣布“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也永远制服不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象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曾经产生过如此巨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伟大创造，是决不可能通过置之不理或“彻底否定”的方式就能否定得了的。只能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所获得的新的内容。”事实上，虽然邓小平喊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但他所否定的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形式，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掉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所获得的新的内容。邓小平毕竟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深深地懂得，“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绝对不能否定的。一但否定掉了，他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无法进行，中国就会回到“文革”之前那样的状态，这是全国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取得了哪些积极的成果呢？我认为主要取得了以下四方面的成果：
一、彻底铲除了中国土地上的官僚主义及专制主义，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回顾“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所产生的严重“后遗症”，加上两千多年来封建专制政治的影响，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上被一条无形的枷索紧紧地捆绑着。“一切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心甘情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当年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维逻辑。而他们心目中所谓的“党”，实际上并不是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而是指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中的主要负责人，甚至也包括了普通的党员。因为按照当时的逻辑，党是由千千万万普通党员组成的，谁不听党的各级组织甚至普通党员的话，不管这些话是否正确，谁就是不听党的话，甚至是反党，谁就将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惩处。所以当时的人们无论说话或办事都得小心翼翼，就连找对象都得事先向组织请示汇报，并得到组织的认可才允许结婚。否则，他们的婚姻就是“有问题的婚姻”，迟早会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某种不幸。我有几对中学及大学的同学本来都是珠联璧合，天班地配，由于得不到组织的认可，迟迟不敢组成幸福的家庭，有的不得不中途分手。很多人由于平时做事或说话不小心，无意中得罪了党组织中的某个人，他们的言论或行为便被作为黑材料装进了他们的档案袋，等到某个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象我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生的人们都有亲身的体验，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更不是危言耸听。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特别是随着对“资反路线”的大批判，人民群众的思想终于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认识到了“反对党的个别领导人并不等于反党”，人生的价值并不是“做党的驯服工具”，而是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思维能力，能够明辨是非，并且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也许正是这一原因，才发生了“文革”期间的“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也正是这一原因，在时隔13年之后，又一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这两次天安门事件都是人民群众自觉起来反对当时领导者的某些错误政策和错误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一些贪腐现象所采取的正义行动。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发生在“改革开放”时期，所以一些对“文化大革命”心怀忌恨的人们便把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说成是人民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由此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我认为这次天安门事件不仅不能证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象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不能证明是改革开放的错误一样，而且恰好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人民群众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觉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社会责任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回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群众面对着三年“大跃进”过程中严重的“五风”问题，面对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当时又有谁敢于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说出半个“不”是呢？只有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和提高，他们才敢于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声张正义，向当局表达自己的心声。
总之，正是“文化大革命”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才有了人民群众的很多自觉的行动，也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
二、锻炼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及时代巨人。
恩格斯在回顾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曾经说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30]
回顾“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这一段历史，我同样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标不仅完全实现了，而且还超出了他原来的想象。通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洗礼，不仅涌现出了一大批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确实涌现出了一大批如同恩格斯所说的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这批“巨人”是多元的，并不单纯表现在某一个方面。比如在科技界，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领军人物，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激光照牌技术的发明人王选等，还有数学巨匠陈景润、著名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李四光、国际著名的岩石力学创始人石根华等，都算得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科技界的“巨人”。而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治领域，曾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历史迅速向前发展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本人自不待说，正如林彪当年所说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不管林彪当时说的是心里话，还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说出的一句言不由衷的假话，但我认为这句话的本身还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确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一位政治“巨人”。在与毛泽东同时并成为毛泽东最得力助手的周恩来，同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巨人”。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成就了邓小平，而是邓小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航程，而“文化大革命”把邓小平打成“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恰好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方向的错误。我认为这种观点有违历史事实。
我们并不否认，“文革”后的邓小平确实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他彻底纠正了“文革”期间所产生的一些左的错误，从而创造出了代表新的时代潮流的邓小平理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理论都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才产生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决不可能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邓小平理论。
举个例子来说，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注重发展教育事业。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作为这一理论创始人的邓小平，他在对待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也和很多老革命家或老共产党人一样，主要是抱着左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1964年6月11日至29日，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曾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时隔不久，我的母校团委便向全校的团员传达了团九大召开的情况，主要是传达了邓小平的政治报告内容。邓小平在政治报告中主要谈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曾例举了很多阶级斗争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典型案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位大学教授带了一个研究生，本是共产党员。言下之意，这个研究生一方面是向大学教授学习知识，另一方面本应代表党对这位大学教授（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监督及思想改造。结果，他却和这位大学教授的女儿谈起了恋爱，并终于成了这位大学教授的女婿，实际上等于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下了水。邓小平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以他极为明快的个性说了一句发人深思并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寒而栗的话：
“资产阶级正在利用我们的政策，正在积极培养他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我们就会受骗上当。”（按：由于现在已找不到邓小平当年政治报告的原文，上述情况完全是凭个人的记忆，有些情况也许和事实有一定出入，请读者、特别是当年曾聆听过邓小平这一报告的读者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对我的某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内容予以纠正。）
大概是受邓小平这一讲话精神影响的缘故，加上当时正在主持全国“四清”运动并积极推行“桃园经验”的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也和邓小平有相似的观点或言论，从而使得当时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左倾思潮，这一思潮首先反映在教育战线上，而教育战线又首先反映在当年的高校招生上。据湖南大学的一位同学亲口对我说，1964年高考之前，王光美曾去湖南视察工作，并作出指示：高校招生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不得招收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结果，湖南大学当年除了破格招进了一名出身于农村破产地主家庭、父母亲都已去世、哥哥姐姐都是共产党员的学生之外，其余都是清一色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及革干家庭的子弟，湖南大学党委还以此作为贯彻落实王光美指示的一条重要经验向全校的师生员工作了宣讲。由于这一原因，当年很多学习非常刻苦而且品学兼优的莘莘学子由于家庭出身存在着某些瑕疵（其中不少人其实并非出身于农村地富及城市资产阶级家庭，只是由于他们的父母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他们的爷爷是地主或资本家），统统被拒绝在大学校门之外，从而断送掉了他们美好的青春和前程。难怪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曾指出：“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看来毛泽东当年所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客观事实。造成这一错误倾向的看来也不单纯是刘少奇一个人，而且也包括了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共产党人或老革命家在内。
从邓小平在共青团九大政治报告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他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得出这位政治“巨人”思想认识上的巨大飞跃。而使他产生这一巨大飞跃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他的冲击和洗礼。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认为，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利用我们的政策，正在积极培养他们的后代。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我们就会受骗上当。”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非常担心的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和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有不少知识分子曾挺身而出，为邓小平仗义执言，对“批邓、反击右倾翻风”运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以当时的台湾媒体曾经把“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说成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看来不无道理。也正是从“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从“批邓、反击右倾翻风”的逆境中才使得邓小平这位政治“巨人”的思想产生了蜕变和飞跃。
从邓小平思想认识的这种巨大变化使我想起了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处京戏，题目叫做《探阴山》。说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包青天”为断明一桩冤案，不得不历尽艰险，亲赴阴曹地府进行探访，终于弄清了案情的真谛。这处京戏使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作为一位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要想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真正的青天大老爷，首先必须有敢于下地狱的勇气。因为人不下地狱，就不能了解生活在地狱中的人的思想和心理，也就不知道地狱中也有冤假错案及贪官污吏。以前有人曾经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人间地狱”，对于那些原来一直身居高位而突然被打倒的老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遭遇确实有如突然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但也正是从这种“地狱生活”中，才使他们获得了一次浴火重生的机会，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蜕变和升华。从这重意义来说，当年“文化大革命”把一大批曾经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革命家或老共产党人突然给打倒，并让他们同一些以前被他们亲自划定的所谓的“阶级敌人”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接受群众的批判，随后又差不多让他们一个个官复原职，有些人甚至在原来职位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曾使他们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如同下了一次地狱。但也正是从这种痛苦的经历中，才始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了质的飞跃，精神素质有了质的提高。我想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出发点或指导思想。
三、通过“革命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以
及“斗、批、改”等运动的开展，一方面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获得了一次大普及、大提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改革开放及社会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首先，通过“革命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大学毕业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等运动的开展，一方面把当时先进的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或乡下，促进了农村文化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把农村中一些代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宝贵的风气或习俗带到了城市，从而促进了城乡文化的大交流、大提高，并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眼界获得了进一步的开拓。 
以甘肃省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一方面由于甘肃特殊的地理条件，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大沟深；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绝大部分地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连一般的骡马车都难于到达，而且甘肃不同于南方江河湖泊多，也无水路可以通行；加之由于甘肃深处内地，远离大海，既少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侵略和蹂躏，也未经受较大革命运动     ——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又是大后方。所以甘肃几百年来基本上处在一种安定而自我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据我所知，当时很多甘肃人一辈子不仅没有出过较大的远门，就连二十公里之外的县城或乡镇（当时叫公社）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从而使得很多外地的思想、文化及风俗习惯很难传播或渗透到这些地方。致使甘肃不少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仅一直仃留在解放以前的状态，有的甚至还仃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状态。比如，很多解放前夕出生的农村妇女基本上都是小脚（很多地方直到解放以后才开始放脚）；三岁以上的农村孩子基本上都定了亲，有的甚至是指腹为亲；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基本上都剃着“风头”，就是清朝末年的遗老遗少们剃的那种头，好象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那样；六十岁以上的老汉还挽着长鞭子，等等。而随着“革命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毕业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等一系列运动的开展，一大批革命青少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别从上海、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等大中城市或沿海城市来到甘肃，特别是来到甘肃一些最落后的山区安家落户。他们在接受甘肃贫下中农及其他工农兵群众再教育的同时，也把城市中很多先进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传播到了甘肃，从而使得甘肃很多落后的风俗习惯一扫而光。特别是来自上海的一大批知识青年，把上海人的一些穿戴打扮也带到了甘肃。虽然刚开始很多甘肃人对这些穿戴打扮都看不惯，报纸上也曾经将这种穿戴打扮（如所谓的“包菜头”、“火箭鞋”、瘦库腿等）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这些年轻的上海人根本不理会这一套，仍然我行我素。渐渐地，很多甘肃人、特别是年轻的甘肃人不仅完全接受了上海人的这种穿戴打扮，而且还尽量模仿上海人的穿戴打扮去生活。所以，当时甘肃曾广泛流传着一句笑话，把那些长得非常漂亮而穿戴时髦的甘肃女青年说成是“甘肃产品，上海包装”。
那些天真烂漫而又不太懂得礼貌的上海知识青年不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行我素，而且对甘肃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包括他们的穿戴打扮）还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指责。记得1970年上半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曾被派来到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甘肃省武威县（即现在的武威市）一个灌区蹲点。有一天，当我来到武威县城时，只见一大群天真烂漫的上海知青正围着一个当地的老汉看稀奇。原来这个老汉当时正穿着一件特别鲜艳的大红棉袄在自家门前晒太阳。这是武威人一种特有的风俗习惯。武威古称凉州或西凉，在那里除了保存着很多汉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之外，也吸纳了很多西域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包括穿戴打扮）。比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为了显示自己长寿及福态，都喜欢穿一件特别鲜艳的大红棉袄。这种穿戴显然和现代化的城市穿戴格格不入，所以那些少见多怪的上海知青也就象看稀有动物一样地对这位老汉进行围观，害得这位老汉很不好意思，只得躲进了自己的家中。正是这批上海知青的天真和“无礼”，从而使得当地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武威县城本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县城，以前来这里的外地人特别少，基本上都是土里土气的当地人。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革命大串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一大批城市知识青年、特别是上海知识青年，一下子涌入到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平方公里的边远小县来插队落户。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这些喜欢热闹的年轻人便纷纷从各自落户的村庄及其它单位来到武威县城，或者逛商店，或者交朋结友，从而使得原来非常冷清的武威县城变得格外热闹了起来，满街都是留着“包菜头”、穿着“火箭鞋”及瘦裤腿的“上海小伙”或披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的“上海姑娘”（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并非地道的上海知青，而是从其它城市来武威插队的青年，甚至还有少数武威当地的青年，由于羡慕上海人的风度，也把自己打扮成了“上海人”），所以当时曾有人把武威县城称为“小上海”。
这批知识青年不仅把当时比较先进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从而促进了农村中某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的改变，而且也促进了农民群众思想感情的变化，使得很多原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村青年，开始感知到了外面世界的宽广和美好。
其次，在“斗、批、改”的过程中，通过对旧体制的大批判和对新体制的大胆探索，从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也吸取了一些反面的教训，从而为未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及思想基础。
上述这些深刻的变化看来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才能够取得。离开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其它任何革命形式都无法取得。“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同于一般的战争，它给予社会的破坏作用远没有一般战争那么严重，但它对社会进步所取的催化作用却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战争，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四、由于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
仅保证了生产建设的基本照常进行，同时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一方面大大振奋了全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借助当时全民族的这种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团结拼搏的精神，攻克了在平时懒散的生活中难于攻克的生产建设中的一个个堡垒，从而为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比如，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使原来大面积的“三跑（跑水、跑土、跑肥）田”变成了“三保（保水、保土、保肥）田”，原来靠天耕种的“望天田”变成了水旱从人的灌溉农田。
以甘肃省为例，在十年“文革”期间，一方面由于国家增加了对水利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全省人民的奋力拼搏，从而使得甘肃省的农田水利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于甘肃地处典型内陆区，降雨量非常稀少、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而且地势陡峭、黄土高原土质疏松等特点，甘肃省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历来采取的措施：一是修建水库及塘坝以拦蓄地表水；二是开挖渠道以合理调配水资源；三是在黄河及其它江河沿岸修建提灌站以提取江河水；四是进行渠道衬砌以减少水资源的渗漏损失；五是修建水平梯田使“三跑田”变为“三保田”。但在正常的岁月，以上这些建设虽然年年都有进展，但进展的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赶不上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拿水库建设来说，据《甘肃省水利志》提供的资料，自1950至1990年的40年间，甘肃全省共建成大中型水库27座（不含1947年建成的鸳鸯池水库），设计灌溉面积达442.2万亩；而其中的15座就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按：有些水库虽然建成时间是在1980年，但开工或立项报批时间却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占水库总数的55.6%；设计灌溉面积达303.9万亩，占总设计灌溉面积的68.7 %。又拿黄河沿岸的提灌工程来说，40年间共建成大中型提灌站32处，总灌溉面积为224.2万亩。而其中的19处也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占提灌站总数的59.4%；设计灌溉面积达157.23万亩，占总设计灌溉面积的70.1%。在此值得说明的是，上述水利工程中，一些规模比较大、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比如，在水库工程中，凡设计库容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设计灌溉面积在30万亩以上的工程，基本上都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特别是在提灌工程中，凡扬程在500米以上、设计灌溉面积在10万亩以上的工程，全都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上述水利工程对于缓解甘肃干旱缺水，保证甘肃粮食安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间，有些工程——如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设计扬程高达602米，设计灌溉面积达80万亩，被称为目前中国提灌工程之最——不仅根本无法建成，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除了水库及电灌工程建设之外，甘肃省“文革”期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还有两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一是在河西走廊大规模地开展了渠系改建衬砌与田间工程配套建设；其二是在河东地区大规模地开展了以兴修水平梯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甘肃最大的灌溉农业区。但在旧中国，由于长期战乱，经济衰竭，一直沿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简陋的水利设施，灌溉渠道平行多口，渠系紊乱，渗漏严重，又无水库调蓄，所以水的利润率极低。1949年，河西原有水地面积393万亩，但实灌面积却不过200余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先在各山水河流中修建了一大批水源调蓄工程，先后建成了17座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和130多座库容在100万至1000立方米之间的小（Ⅰ）型水库。
在大力兴建调蓄工程的同时，从60年代开始，河西走廊又开展了一项新的水利工程建设，对原有平行多口、规划布局不合理（有些渠道实际上从来没有作过规划）、渗漏严重的渠道进行了重新规划布局及改建衬砌。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尤其在70年代，即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之后），全河西走廊曾掀起了一场以渠系改建、渠道衬砌和田间工程配套为基本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在此期间内，全河西走廊的渠系进行了重新规划布局，彻底改变了过去渠道平行多口、分布紊乱的状况，并对改建后的所有干、支、斗渠进行了防渗衬砌和田间配套工程建设。共新建和改建干支渠道1900多条，总长达1.2万多公里，其中混凝土或浆砌石衬砌渠道就将近一万公里；完成田间配套工程面积270万亩，并在所有渠道的两旁营造了防风林带。从而使得全河西走廊基本上实现了渠路林田四配套，灌溉面积由1949年不到400万亩至1990年已接近800万亩，而其中绝大多数工程实际上都是在“文革”期间完成的。
在河西走廊正大规模地开展以渠系改建衬砌和田间工程配套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同时，甘肃河东地区（包括乌鞘岭以东、甘陕交界的子午岭以西、北接宁夏、南邻四川的大片区域）则是开展了以兴修水平梯田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过去的河东，特别是陇中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地势陡峭、地形破碎，以黄土沟壑和梁峁丘陵为主，保水、保土、保肥的能力极低，加上气候干旱，年降水量在200至500毫米之间，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区，从而使得那里的农业生产条件极差，农业收成低而不稳，素有“陇中苦脊甲天下”之称。为改变这种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甘肃农民很早就懂得修建梯田以防止水土流失的道理，农谚中曾有“地埂不修，有田亦丢”、“地无唇，饿死人”、“宁种一个窝窝，不种一个坡坡”的说法。但在旧中国，由于人口相对稀少，且受小农经济制度的影响，梯田建设速度十分缓慢，且大多数都是缓坡梯田，起不到彻底根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梯田建设速度虽然有所加快，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土地及劳动力得到了统一的组织和调配，大大促进了梯田建设步伐。从这时开始，所有建成的梯田都是高标准的水平梯田。但在平常的岁月中，梯田建设速度仍显一般。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总结推广了大寨大队兴修水平梯田的先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借助“北农”会议的东风，甘肃省立即在河东地区掀起了以兴修水平梯田为中心内容的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内，到1975年底，河东地区累计兴修水平梯田的数量就达到了885万亩，相当于1950至1990年40年兴修水平梯田总数1370万亩的64.6%，从而使河东地区人均水平均梯田面积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1亩，为稳定河东地区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甘肃省的农田水利建设情况来看，如果没有“文革”这十年的大发展，绝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显著的成绩。“文革”以后，甘肃省的各级领导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虽然主观上也很重视，而且国家给予的水利投资已远远超过了“文革”期间的水平，但建设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十年“文革”时期。特别是河东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更是赶不上十年“文革”时期。“文革”以后，虽然国家曾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比方说，在河东地区，国家曾规定，农民每兴修一亩水平梯田，给予20元（注意：当时的20元比现在的200元含金量更高）的补贴，但很多农民仍然不愿意修。有些农民一方面迫于上级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20元的补贴费，不得不将“文革”期间修成的水平梯田顶替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所以，在甘肃河东地区，曾广泛流传着一句笑话：
“毛爷爷的梯田以每亩20元的价格卖给了邓爷爷。”
其所以很多农民不愿意再花大力气兴修梯田，一方面由于土地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很多农户家庭感到劳动力缺乏，无力从事梯田建设；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感到兴修梯田虽然对将来的农业生产有好处，但从眼前利益考虑，远不如到外地打工或经商挣钱合算，同时担心将来政策发生变化，自己辛辛苦苦修成的梯田将落入别人的手中，所以也就没有把心思放到农田基本建设方面。 
 
自从“四人帮”垮台以来，有些人为了达到“彻底否定‘文革’”的目的，曾大肆宣扬“文化大革命”“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只讲政治，不谈建设”，并污蔑“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以致“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从甘肃省这几十年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而且还为中国今天及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全国的情况实际上也和甘肃的情况基本类似，据《中国水利年鉴（1990年）》提供的资料，自1952年至1990年的39年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共增加了43503万亩；而从1965年至1979年的14年间（即主要为“文革”时期），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则增加了24424万亩，约占39年增加值的56﹒1%。由此不难看出全国“文革”期间的水利建设情况。
 
从“两个凡是”的提出看华国锋的虚伪本质
 
说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后“文革”时代，不能不提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
提起华国锋，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俗话说，“老实人吃亏”，所以最后终于被邓小平赶下了台。也有不少人认为华国锋是毛泽东最忠实可靠的接班人，这是因为在华国锋执政的时期，他曾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所谓“两个凡是”，用华国锋的话来解释，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确曾迷惑了不少的人，特别是一此文化水平不高、思想比较单纯而又朴实的农民群众（也包括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对华国锋充满了好感，原因就在于他提出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曾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甘肃河西走廊的一些农民，一则出于对毛泽东的怀念和对华国锋的同情，再则也由于对当时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不理解，为了表达心中的不满，家家户户的堂屋上方都悬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两人的标准像。据说有一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帮来河西走廊视察工作时，看到眼前的一幕，曾指着华国锋的标准像略带嘲笑的口气对房屋主人说：“你们保存得不错哇！”周围的人都对此感到哭笑不得。
其实，对华国锋抱有同情心和好感的并不单纯是一般的农民，迄今为止从新闻网站上不难看出，对华国锋评功摆好并对他后来所遭受的政治冷遇表示同情的更是大有人在。这些人对华国锋的评价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华国锋是一个“老实人”。
但实际上，我认为华国锋不仅不是老实人，而且是典型的两面派及阴谋家，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可耻叛徒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据当时湖南大学的一些学生反映，华国锋实际上也是一个做事特别圆滑、最没有原则性、最会看风驶舵的人。“文革”初期，当社会上出现两派对立的时候，中央曾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站出来“亮相”，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支持哪一派，不支持哪一派。有一次，湖南大学的学生特地去找华国锋，问他支持哪一派。得到的答复是：
“我支持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湖大的学生继续问：
“究竟谁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得到的回答是：
“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就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
问了大半天，湖大的学生始终从华国锋的咀里得不出任何答案。直到中央决定处理长沙地区两大派的问题，而且中央此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认为“湘江风雷”是革命造反组织、长高司是中间偏保守的组织，并且指名要华国锋前往北京参加长沙地区两派头头的谈判时，华国锋才在临上飞机之前，在机场公开发表声明：
“我支持湘江风雷。”
由此不难看出华国锋看风驶驼的本领。
 
那么，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又是什么货色呢？从华国锋对“两个凡是”所作的解释就不难看出，“两个凡是”实际上完全是欺人之谈，由此也充分暴露出了华国锋的虚伪本质。
华国锋在对“两个凡是”所作的解释中首先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毛泽东作出的最大决策？请问华国锋你坚决维护了吗？你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毛泽东的爱妻江青和毛泽东唯一的侄儿同时也是烈士遗孤的毛远新打入冷宫，难道你也是在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吗？
其次，华国锋在对“两个凡是”所作的解释中还提出：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更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还是中肯的，不管他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如何。他曾经指出：
“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的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31]
举个例子来说，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反对各式各样的特权现象。“文革”期间曾经提出“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等口号，目的也就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但在“文革”中后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一大批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或者被打倒的老干部，由于失去了原来的特权地位，他们的子女也就只好加入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而随着这批老干部的复出，他们的子女纷纷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并通过招工、招干、上大学等形式，从农村回到了城市。还有相当一部分“文革”期间并未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也在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不仅为自己的子女，而且还为自己亲戚朋友的子女“开后门”，以逃避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所以当时社会上“走后门”的现象特别严重，曾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要也就是发泄对这种“走后门”现象的强烈不满。为此，毛泽东曾于2月15日在叶剑英的来信上作出批示：
“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不得不于2月20日发出通知，把“走后门”的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去解决。从而宣告了“反走后门”运动的夭折。
如果就事论事来说，毛泽东关于“走后门”问题的批示和他一贯创导的“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显然是矛盾的。但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当时的良苦用心，为什么要作出那样的批示。
尽管毛泽东作出了那样的批示，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当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听之任之，放手不管了。他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曾经指出：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当时诸如“走后门”之类的大量社会问题一直牵挂在心，希望将来能够统筹解决。可是不幸的是，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文革”集团，他们不仅对社会上的“走后门”现象予以纵容姑息，甚至把当年计划开展的“反走后门”运动当作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强加在他人的头上，称之为“三箭齐发”。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当年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社会上“走后门”问题的李庆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使他蒙受了长达十七年的牢狱之灾。
由于华国锋等人打着“两个凡是”的旗号，恶意歪曲毛泽东思想，曲解毛泽东的某些指示精神，不仅使本来已经非常严重的“走后门”问题更加火上加油，而且还引发了共产党内其它的贪腐问题。纵观“后文革”时代所产生的一切贪腐现象，追根索源，都可以归咎到“两个凡是”论的身上。
由此看来，被人们称为“老实人”的华国锋，不仅是一个最不老实的人，而且是十足的“两面派”及“伪君子”。
 
对“文革”派理论家的评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紧紧依靠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之外，还有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那就是活跃于“文革”舞台上的一大批“笔杆子”，即“文革”派理论家。
提起“文革”派理论家，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们在“文革”初期所写的那些掷地有声、荡气回肠的理论文章。这些理论文章对于当时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的斗志曾起了极大的作用。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曾经指出：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思想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35]
回顾“文革”初期的那批“文革”派理论家，我同样觉得他们如同恩格斯所说的“为法国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思想的伟大人物”一样，同样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敢于向一切传统思想或传统观念提出大胆的挑战。在此我们不妨挑选出几篇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的标题以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杂志名称展示于下：
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社论
2．《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社论
3．《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
    博爱”的遮羞布》……………………《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社论
4．《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社论                   
5．《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
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社论
7．《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人民日报》1967年4月1日戚本禹文章
8．《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社论
9．《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
     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林杰文章
10．《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
       批判旗帜》……………………… 《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社论
11．《打倒反动的“训服工具论”》 ……  《北京日报》4月7日社论
 
看了这些理论文章的标题之后，人们不觉回到了四十年前那段风云际会、激情炎烧的
岁月。这批“文革”派理论家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都敢于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摇旗呐喊，没有这批“文革”派理论家，“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就无法开展起来。
但是，这批“文革”派理论家后来差不多一个个都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由“文化大革命”的弄潮几变成了“文革”的牺牲品。其中除了“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极少数人之外，其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被毛泽东亲自拉下的马。这批“文革”派理论家之所以到头来都得到了可悲的下场，看来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某些“文革”派理论家主观上的原因。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思想过于激进，这种过激的思想在运动刚开始时虽然对运动可以起一定的催化或促进作用，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当运动接近尾声或处于落实政策阶段时，其中有些思想或理论不仅对运动没有正面的积极作用，而且对运动的健康发展还会产生一定的阻碍甚至是破坏作用。比如，某些“文革”派成员“文革”初期曾经喊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这一口号发展到“文革”中期，王力、关锋等人便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些口号显然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和抵制。又比如，当“文革”进入收尾阶段时，本应把重心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及落实政策方面，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却在大批特批以陈伯达为代表的“唯生产力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过程中，张春桥又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长篇论文。这些文章和“文革”初期的理论文章相比较，显然既没有什么新意，更不符合时宜，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他们的反感，也就为他们走向自己的反面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的“文革”派理论家当中，如果就事论事来看，我认为陈伯达的一些观点或行动还是比较能够经得起历史发展考验的。尽管陈伯达后来被指参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具体情况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从“文革”中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我感到陈伯达的一些观点和行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比如，“文革”初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制订“十六条”时，是他首先提出建议，对有功的科学家实行保护；在我的记忆中，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一批高干子弟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曾经刮起了一股“血统论”的狂潮。针对着这股歪风，他在“对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中，曾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是剥削阶级“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的翻版，对扭转“文化大革命”的航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文革”中后期开展的“批陈运动”中，以张春桥、姚文元为代表的另一批“文革”派成员对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进行了大批特批，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其一，1956年，陈伯达曾经伙同刘少奇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写入了党的“八大”决议之中；其二，陈伯达曾经提出“文革”以后，中国将要实行“以电子工业为中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陈伯达的这些主张不仅没有错，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某些预言基本上是正确的。
总之，对于“文革”派理论家，我认为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不管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后来犯了怎样的错误，但他们在“文革”初期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杰出贡献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有些“文革”派理论家由于“一言获罪”而犯下了错误，尽管他们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气馁，转而致力于学术研究。如曾在“文革”初期冲锋陷阵的关锋，由于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而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出狱之后，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先后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老子通》、《法学发生学》等重要著作，并和他人合著了《孙子兵法大词典》，在学术研究上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这种不弃不馁的精神同样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佩。
 
 
                                     （全文完）
 
 
 
注释
 
[1]  原载《今天》杂志2006年第2期，总第七十三期。中国思想论坛、中华网论坛等诸多网站均已刊载，可随意查询。
[2]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4，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1~5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3]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20页，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http：//www.tecn.cn）
[4]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6，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第126、120、122、127页，《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http//www.tecn.cn）
[5]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7，胡乔木：《〈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的几个论断》，《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http：//www.tech.cn）
[6]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4，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讲演》，《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http：//www.tecn.cn）
[7]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6，谭天荣：《第四株毒草》、《救救心灵》、《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41、57、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http：//www.tecn.cn）
[8]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0，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2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http//www.tecn.cn）
[9]  引自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其中谈到：“6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
（http://zhidao.baidou.com/question/63173298.html）
[10]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77，《林希翎冤案内幕》说：“1973年毛泽东下令释放林希翎的原因和真相至今尚不清楚，有两个传说，一是毛在会见某外国代表团时，客人问到林希翎的情况，毛从下属口中才知道林已被捕，并下令放人。另一说法是，不知为何他向吴德打听林的情况，知道林被捕判刑后表示很气愤，认为林还年轻，很能干，是有用之才，指示立即释放，给安排工作”。《林希翎自选集》第156页，香港顺景书局1985年版。（http://www .tecn.cn）
[11]  关于“汉阳一中事件”的详细情况可查阅百度百科或其它网站（baike.baidu .com/ view /4592899.htm2010-12-23-）
[12]  转引自《林希翎》注释50，李慎之在《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文中，还回忆说吴冷西曾对他说：“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第117页，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http//www.tecn.cn）
[1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63、64、72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5]  佚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详见“今古博览—百度空间”网站（http//hi.baidu.com/…/blog/item/a59c6d11c5cfo…）
[16]  引自“中华网论坛”，（club.china.com/date/thread…/2-1.html2011-1-20）：《1959年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7]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8]  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19]  引自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
版。
[20]  引自严少雄《自由蓝天博客》：《毛泽东、刘少奇在“文革”中的第一个回合（上）》（http//yanshaoxiongmzws.blog.hexun.com/21745125-d.h.html）
[21]  引自王海光：《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刘洪升：《桃园经验及其影响》等网文
（http//hi.baidu.com/fnxdaj/blog/item/0642ebfb9846f361034f569a.html）
[22]  引自唐少杰：《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兴衰》及其他清华文革亲历者的网文。
(http//hi.baidu.com/fnxdaj/blog/item/ee45ce069f756c7303088153.html)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2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卷第26页，其中谈到，“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  引自《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沈国凡-百度文库
（wenhu.baidu.com/view/056e4c1252d380eb6294…2010-9-6）
[27]  引自《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28]  老田：《杂交水稻小麦育种过程中间的“人海战术”和“群众运动”》（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6-1．html2011-1-21）
[29]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0]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1]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载《邓小平文选》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  秦楚：《陈永贵谈真实的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引自“强国论坛
（http://www.360doc.com/10/0116/16/461452-13724764.shtml）
[33]  徐明清：《江青在嫁给毛泽东之前的复杂过去》，引自环球网
（book.huanqiu.com/excerpt/2008-08/188644-8…2010-9-27）
[34] 引自《阎长贵、继向东：江青秘书谈江青》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487.html）
[35]  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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