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教局局长陈夕：
你好！
本来是一个温温雅雅书卷气浓浓的党史研究机构，工作人员竟用这样官味十足的称谓，听起来很别扭，叫起来很拗口，我也很不习惯。不过，既然你们愿意这样，我也没办法，只好入乡随俗吧！
我是曲琦，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退下来的老人。
3月16日上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席伟通知我，让我把对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拍摄的《沉浮谁主问苍茫》纪录片的意见，写成文字材料报给你，由你负责处理。
现在，本人遵命照办。
不过，我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件件讲清楚，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办到的。而且，三十年来我第一次得到一个能把意见直接向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说清楚的绝好机会，我要借此良机把你们造假党史的问题，一并提出来说一说，跟你们算个总账。因此，我老汉这块包脚布，会比王大娘的裹脚条子更长更臭。希望你做好思想准备。
我要求你耐着性子、沉着气，一字一行地看完我的材料；
我要求你以党员对党负责的态度，对我所提问题，逐一做出认真的答复！
我要跟你谈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沉浮谁主问苍茫》纪录片应立即停机检查；
第二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造假党史——“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三十年之争；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公开编造假党史，应向全党认罪；
第四个问题：建议中央开展“打假清毒”运动，保障党史研究工作健康发展！
现分述如下：
第一个问题：《沉浮谁主问苍茫》纪录片
应立即停机
（一）致高晓兵同志信
去年（2010年）11月30日，我在《济南时报》看到“济南广播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的母校——济南师范学校举行了开机仪式。大型纪录片讲述王尽美革命一生”的新闻报道。看后，12月13日我给中共山东省委分管党史工作的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写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高晓兵同志：
你好！
我又给你写信了！我想你一定会很烦的！
不过，不管你烦不烦，我还得给你写！为什么？因为你管这项工作，不给你写不行！你不是管党史工作吗？这次就跟你谈党史。
11月30日，《济南时报》报导了一件新闻：济南广播电视台拍摄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的母校——济南师范学校举行了开机仪式”。大型纪录片讲述王尽美革命一生。（见附件一）
这事我想你应该早就知道了。他们一定要向你这位主管党史工作的领导汇报的。
王尽美是什么人，我想你也已经知道了。他的短暂光辉的一生的事迹，我想你也可能知道一些。
我这封信，就是跟你谈谈关于王尽美的问题。
现在给王尽美拍摄讲述他革命的一生的大型政论电视纪录片是一件大好事，王尽美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确实应该大力地进行宣传，以教育后人。
但是，对王尽美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宣传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一定要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不能有丝毫的歪曲和戏说的成份。
过去几十年，山东在对王尽美的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一面。但是不容讳言，宣传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这里我给你举1998年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的几件事：
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山东党史》，在1998年第3期上发表了李肇年写的《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纪念文章（见附件二）；
2、《济南日报》在1998年6月7日第8版《文化周刊》上，发表了肇年、曰盛合写的《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文章（见附件三）。
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写这样庄严的纪念文章，应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绝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但是他二人在文章中却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编造一些虚假的内容，严重损害了王尽美的光辉形象，令人难以容忍！
对此，我于1998年6月8日，即给吴官正同志和陈建国同志写了《紧急呼吁！——严厉制止塑造虚假王尽美的歪风》（见附件四）的报告进行揭露。此信同时也给了济南市委宣传部长牛洪恩一份。但是省委和济南市委以及省委党史研究室并未采取任何纠正措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题为《满纸谎言的赞歌》的稿子，批判李肇年和（栾）曰盛的《尽善尽美唯解放》，于1999年1月31日寄给了牛洪恩，请他批转《济南日报》发表，但也没有下文。
山东在宣传王尽美方面就出现这么一次错误吗？绝不是。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山东党史界就在大力塑造一个虚假的王尽美。始作俑者是山东大学几个教师，他们写了一本《王尽美传》，1981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山东当时唯一一本宣传王尽美的书，也被认为是最“权威”的一本书。这本书在社会上流传，没有引起任何争议。
1981年6月，我调到当时的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一个5人编制的处级单位）工作。之后，我才看了山大老师们写的这本书。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发现其中有错误，而且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很多处，有些甚至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原则错误。
1982年1月8日，我在刚成立不久的山东省党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公开批评了山大老师们写的《王尽美传》中存在的错误。这是在山东，甚至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对王尽美的评论出现分歧的讨论会。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山大的老师们最后承认了错误，会议对王尽美的评价取得了一个合乎历史真实情况的共识。
但是，后来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有些党史工如李肇年（原山大教师，1983年调到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工作）、刘明义（原济南市总工会的干部）、余世诚（原石油大学的教师）等等一些人，在王尽美和山东其他党史人物如邓恩铭等等的研究上，又出现回潮现象。他们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条件，搞了许多歪曲历史事实的虚假材料。1998年6月李肇年等人写的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就是其中一例。
山东对王尽美的宣传，在1998年王尽美诞辰100周年前后达到高潮。 我知道的活动有以下一些：
山东省委于1998年6月11日在诸城市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省委副书记陈建国出席并讲话。省里的老同志、王尽美同志的亲属及各界人士10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见附件五）
报纸、刊物也纷纷发表纪念文章，除我前面提到的两篇之外，还有：1997年9月20日，《大众日报》在主办的《大众周末》第151期发表了马新义写的《尽善尽美唯解放——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见附件六）；1998年6月10日，《大众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写的《丹心常在 浩气长存》的文章（见附件七）；1998年6月12日《青岛日报》在《琴岛周末》第164期发表了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张绍麟写的《鞠躬尽瘁 王尽美岛城传伟名》文章（见附件八）。以上三篇文章都程度不同的存在一些严重错误。
除此，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诸城市委还合作写了一本《王尽美传》，1998年6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这本《王尽美传》和上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几名教师写的那本《王尽美传》内容基本雷同。他们不仅把六十年代山大教师的那些错误，又在九十年代重新散播，而且还有一些新的发明创造。同一期间，河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由丁龙嘉、张业赏写的《王尽美》小册子。另外，听说2005年出版的，由王修智同志任主编的山东革命文化丛书中，也有一本《王尽美》。后两本《王尽美》我没有见到，不知他们写的什么。
由于山东一些党史工对党史研究采取了不认真严肃的错误态度，以及山东党史工作的领导机构对党史研究工作的不作为、失控，从而使一些歪曲王尽美历史真实情况的错误材料流毒社会，严重损害了王尽美的光辉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
这次济南广播电视台拍摄的《沉浮谁主问苍茫》不知根据什么脚本，不知他们是否把脚本送你审阅。不客气地说，对济南广播电视台要拍的这部大型纪录片的质量，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用说别的，就从《济南日报》11月30日的报导来看，开头第一段说：“昨天，大型政论电视记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的母校——济南师范学校，举行了开机仪式”，一下子就暴露了他们对王尽美的无知。为什么？他们不是说“王尽美的母校—济南师范学校”吗？错了！王尽美的母校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是“济南师范学校”。现在在师范路上的“济南师范学校”，前身是抗战期间日伪政府建立的，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办。1948年济南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接管。“五四”时期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班校址在城里。王尽美所在的预科班是分校，校址在北园。五四时期，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时存在的确实还有一所“济南师范学校”，校址在杨家庄。那所“济南师范学校”和王尽美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王尽美的母校—济南师范学校”是完全错误的。
1937年抗战开始后，王尽美的母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随国民党政府内迁大后方了，以后在内地和其他学校合办成“XX联中”了，老死内地，再也没有回迁山东。现在，济南市教育部门胡说目前的“济南师范学校”的前身就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从那里演变来的。这是当前一些学校风行的为了抬高身价乱认祖宗的错误做法。
以上只是我从报导中发现的问题，要拍摄的纪录片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认为很难免。因为，那些拍纪录片的工作人员不都是专业党史工，如果他们只是根据已出版的一些有关王尽美资料拍摄，迷信那些出版物，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如果他们再找了像李肇年、丁龙嘉等等一些所谓的“党史专家”当顾问，听他们的瞎摆摆，肯定更是拍不出有质量有水平的纪录片的。
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个残酷无情的现实情况：在当今这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有些无德的文人和所谓学者如李肇年之类，往往打着宣传歌颂历史名人的旗号招摇撞骗，不顾廉耻不讲原则，采用各种非法手段，任意歪曲历史事实丑化历史名人，哗众取宠，来达到个人的名利私欲目的。这种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必须引起你的警惕。
因此我认真严肃地向你提出来，希望你认真地对待拍摄大型王尽美政论纪录片这个问题。既然在山东拍摄有关王尽美的纪录片，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单位，也不管他们是否请示过你，你都应该管，都应该过问。不能不闻不问！你一定要严格地把关，你一定要保护好王尽美的光辉形象不受损害。这是你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绝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同志7月在中央党史工作会议上不是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吗？！如果你把不好关，将来一定会闹出大笑话，甚至要犯政治性的严重错误，成为一个历史罪人，让后人笑骂！那对你这位分管山东党史工作的领导人可不是光彩的事！！！
以上，我以一个党员对党负责的态度，就我所见所知诚恳地向你提供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仅供参考。希望你对我给你写信不要太烦，“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消消气，多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八十七岁党员 曲 琦
于2010年12月7—13日23点
附件四：
紧 急 呼 吁！
——严厉制止塑造虚假王尽美的歪风！
官正同志、建国同志：
我现在向你们发出紧急呼吁！
昨天，6月7日，《济南日报》在第8版《文化周刊》专刊中，发表了题为《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王尽美烈士诞辰100周年》的文章。
《济南日报》发表的这篇署名肇年、曰盛写的“独家采访”《尽善尽美唯解放》，和去年9月20日《大众日报》周末版发表的“特别报道”《尽善尽美唯解放》，同出一辙，信口开河，错误百出。
一、真假王尽美的《双包案》
1、《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155页刊载李又罘写的《回忆王尽美同志》一文。文章的“（四）五四运动”部分写道：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那年夏天王尽美同志回到家里，与我校来往更加频繁了。……各村的学生成为这个运动的积极分子，互相联系，有组织地在通往青岛的大路上盘查日货，阻止牛贩子携带农产品去青岛出卖资敌。尽美同志为此出谋划策，领导建立反日会，组织‘十人团’。他既善组织又能宣传。他还经常在各校的集会上和各村的大集上，有声有色地讲演，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教群众唱歌。他的口才很好，他的宣传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反帝爱国思想，影响很大。当时，尽美同志还用《长江歌》的调子填了新词：
其一：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日本强盗似狼贪，硬立民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嗟我祖国，攘我主权，破我好河山。
其二：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李又罘和王尽美是同乡，小时候的要好朋友，李所在的枳构小学和王尽美所在的北杏村小学，相距10余里路。绛枳构村一、六大集，王尽美常去赶集、串亲戚，经常到李的学校去玩，他们就熟识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市各学校自5月23日起，全体罢课。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即组织“各县旅济学生，公举代表回县，报告学生会之宗旨情形，及外交近事。”回县代表，于5月30日一齐出发。（见1919年6月8日出版《省立一师周刊》）
王尽美就是一师北园分校选出的回县代表，回到诸城（我错了，应为莒县—4月8日曲琦注）去宣传五四运动。
从李又罘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尽美回诸城莒县的活动量是很大的《又组织反日会，又组织“十人团”，又要演讲报告），范围是广大的《这个村到那个村，这个集到那个集），时间也是很长的（又编歌，又教歌，从教到会绝非一日之功），他深入群众，和群众战斗在一起，而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当然，由于王尽美本人具备的多才多能的优越条件，他的宣传五四运动，肯定会取得丰硕的成绩。
为了落实五四运动时王尽美在诸城的活动，今天早晨，我打电话给诸城档案馆馆长邹金祥同志，他说：“王尽美五四运动在诸城的活动，我们都收到我们编写的《王尽美传》里面了。”至于他们收进了一些什么事迹，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邹金祥同志肯定了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是在诸城宣传五四运动。
至于王尽美何时离开诸城（此段中，邹金祥说的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五四期间，王尽美同志根本没到过诸城。那时王尽美同志是属于莒县—2011年4月8日曲琦注）回济南，一般应在1919年9月（8月20日—4月8日曲琦注），因为那时济南各校才开始复学。
2、6月7日《济南日报》发表的肇年、曰盛合写的《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中说：
“为响应北京学联罢课宣言，王尽美等学联负责人连夜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在5月23日这天，济南全市大中学校实行总罢课，并发表了由王尽美等起草的济南学生罢课宣言书”；
“王尽美与济南广大学生一道，不仅连日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50多个演讲团，在泉城街巷举行露天演讲。特别是富有演讲才能的王尽美，最能吸引和感染听众……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
“为了指导反帝爱国斗争，在王尽美亲自领导下创办了《省立一师周刊》……。6月8日出版的创刊号发刊词，就是在王尽美亲自参与下写成的。”
“为支援北京被捕同学，响应上海工人义举，王尽美等联络山东工商联合会，于6月10日举行济南泉城大罢市，泉城顿时变成一座死城”。“罢市斗争坚持了6天”；
“一师与济南各校学生在王尽美、石愚山等学联负责人领导下，又开展了抵制日货斗争”；
“王尽美等学联负责人组织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并联合北郊李维寿等爱国人士……把通往市区的道口、桥梁全部堵截，设人巡逻，断绝（驻济日军和日侨）大米供应。日军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师学生张琴秋和爱国人士李维寿先生。王尽美等人洞悉敌人阴谋，‘以牙还牙’，组织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迫使日本领事馆乖乖地释放了被捕人员。”
“亲日卖国的马良……，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回族爱国人士马云亭等3人，制造了‘济南血案’……。山东学联王尽美等与各界推选代表20人，会同京、津代表刘清扬、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总统府请愿……‘驱马’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肇年、曰盛两位在文章中不吝笔墨、浓颜重彩，把王尽美领导济南各校学生和各界人民冲锋陷阵进行抗日爱国斗争的英勇事迹，写的绘声绘色，感人肺腑。
看了李又罘和肇年、曰盛的两篇文章，缅怀先烈的丰功伟迹，不禁为之唏嘘。
但是，掩卷而思，却又出了问题。
五四运动期间，在诸城有一个王尽美在“出谋划策，领导建立反日会，组织‘十人团’”，“还经常在各校的集会上和各村的大集上，有声有色地演讲，带领群众高呼口号，教群众唱歌。”他的口才很好，大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反帝爱国思想，影响很大。然而，就在同一时间，济南也有一个王尽美，带领济南广大学生连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成立了50多个演讲团，在泉城街巷进行露天演讲。用他那富有演讲的才能，“吸引和感染群众”，“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不仅如此，这个王尽美还“联络山东工商联合会，于6月10日进行济南泉城大罢市，使济南成为一座‘死城’。不仅如此，这个王尽美又和石愚山等领导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斗争；7月，这个王尽美又“组织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迫使日本领事馆乖乖地释放了被捕人员”“爱国人士李维寿先生”。这还不算，为了抗议马良制造的“济南血案”，这个王尽美又“与各界推选代表20人，会同京、津代表刘清扬、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总统府请愿。”“驱马”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个王尽美五四期间在济南、京、津的活动中，可以说是居于最高领导地位，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同一时间，诸城有一个王尽美，济南也有一个王尽美，这怎么回事、两个王尽美吗？不！众所周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只有一个王尽美。那么，他会分身法吗？不！孙悟空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克隆一个孙悟空，王尽美却不行。那么是不是像现今的红歌星赶场，飞机来飞机去，忽而天南，忽而地北？也不可能，五四那时候，小毛驴还是主要交通工具，没有现在电脑时代这么方便。
既然如此，这两个王尽美当中必然有一个假李逵，有一个李鬼。现在，我就来打鬼，我们必须剥去李鬼的画皮。
二、肇年、曰盛编扎的稻草人
诸城那个王尽美，只是一个外县旅济学生，按照山东学生会的要求，被公举为回县代表，回县宣传五四运动，头上没戴什么光环，一切正常，没什么瑕疵可挑剔。
济南这个王尽美，却是云里来雾里去，令人疑点丛生，需要认真动大手术解剖。
1、济南这个王尽美的身份不明
肇年、曰盛在《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中，多次明确地点出王尽美的身份，如：
“王尽美被推举为省立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在王尽美等学生领袖带领下”，“王尽美等学联负责人”，“在王尽美、石愚山等学联负责人”等等，等等。王尽美，俨然是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山东的坐第一把交椅的学生领袖，山东学联的负责人。肇年和曰盛二人甚至把这个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北园分校预科班一年级的小兄弟的名次，排在本科应届毕业生、一师参加山东学生联合会的正式代表石愚山老大哥的前面，这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个王尽美的偏爱。
但是，被肇年、曰盛二人钦定的这位“山东学联的负责人”和“学生领袖”，查遍现有的资料却找不到他的名字。见诸报端和文章的五四时期代表一师参加各种组织和活动的学生代表，有石愚山、曹寿良、崔唯吾，赵酣吾等，而他们都是应届毕业生。
肇年、曰盛把一顶顶“学生领袖”、“山东学联负责人”的桂冠奉献给这位虚无飘渺的、不存在的“王尽美”，其目的何在？
2、肇年、曰盛二人在《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声嘶力竭颂扬王尽美亲自领导和参与的那些斗争，纯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剽窃之作：
a.1919年6月8日初版的《省立一师周刊》，刊载一则《山东学生讲演团成立》的报道，原文如下：
“5月27日。为专门及中学各校所组织讲演团实行游行讲演之期。据调查所及。确达50余团。均持讲演团白布标识。在城内外各街衢露天讲演。争权护国一切警世事项。劝告诸同胞速醒爱国以救国危。每处听讲同胞。围如墙堵。各不下万人。众学生哀切陈词。声泪俱下。在场者无不感动愤恨。万声齐呼。誓死救国云云。”
这本来是一则对讲演团集体活动的客观报道，反映这些讲演团集体活动的效果，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哪个人的功绩。可是经过肇年、曰盛二人的鬼斧神工，却变成了下面这样一段文字：
“王尽美与济南广大学生一道，不仅连日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并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50多个讲演团，在泉城街巷举行露天演讲。特别是富有演讲才能的王尽美，最能吸引和感染听众。他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痛斥军阀政府无耻卖国；号召各界民众在国家存亡之际，奋起救国。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
经过肇年、曰盛二人这么一改造，就把对集体活动的歌颂变成了对王尽美个人的歌颂。
b、肇年、曰盛二人在《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文字，充分表现了王尽美在反日爱国斗争中的战略家气派和大将风范，也是二人对王尽美的最高的赞颂。现将原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断绝日军粮源，是另一个斗争手段。驻济日军和日侨其粮源主要依靠盛产优质大米的北园一带供给。王尽美等学联负责人组织一师和各校学生，并联合北郊李维寿等爱国人士，发动北园老乡一齐动手，把通往市区的道口、桥梁全部堵截，设人巡逻，断绝大米供应，日军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师学生张琴秋和爱国人士李维寿先生。王尽美等人洞悉敌人阴谋，‘以牙还牙’组织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在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强大压力下迫使日本领事馆乖乖地释放了被捕人员。”
王尽美“洞悉敌人阴谋”，亲率数千大军，兵临城下，“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斗争描述，看了令人拍案叫绝。
然而，遗憾的是，就像这样精彩绝伦的段落，竟然也是抄袭剽窃之作，而且手法极不高明，抄还抄出了明显的错误。
肇年、曰盛二人抄袭的蓝本是农民李继寿参加断绝日本粮源的英勇斗争事迹。早在1959年第2期《山东省志资料》上就发表了李继寿口述的《五四运动时爱国斗士李继寿先生回忆录》，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英勇斗争事迹。事迹的梗概如下：
1919年7月13日上午10点左右，李继寿和本村—霞侣市乡亲刘砚田，到大路上去盘查粮车。行到柳行头，见有两个学生带着两个为日寇送粮的人向城里走（要送往学生会去处理），突又见后边有4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追来，情势非常紧急，不禁为学生担忧。一个卖瓜的对李说：“老李！你平日好打抱不平，手脚又来得及，可不能见死不救。你若能打垮这4个日本鬼子，救这两个学生脱险，那也给我们中国人争口气。”李继寿听了这些话，就说：“莫说是4个日本鬼子，就是再多，我也不二乎。为了爱国救人，大丈夫死而何惧！”李向那4个鬼子迎头走去，一膀子、一脚，将两个鬼子弄到藕湾里，又一扫腿把第三个鬼子打倒在地。第4个鬼子，见势不好，逃回搬兵。不多时，领来10几个荷枪实弹的鬼子，逮捕了李继寿和刘砚田，绑押到黄台站的日本宪兵分队部去。
在宪兵队，经过多次严刑审讯，李继寿宁粉身碎骨，决不屈服。
李、刘遭逮捕后，北园、大杨庄、刘家庄、黄台、霞侣市各村民众集会营救，推举和他们一起活动的杨家庄济南师范学生张琴香到城里与学生会联合。
7月19日，济南各界举行大会，张琴香做日本宪兵逮捕李继寿、刘砚田的报告，大会决议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排队前往省公署请愿。省长沈铭昌接见代表。他怕事情闹大，决定派警察厅长宋德玉，济南道尹唐柯三及历城县知事靳巩，带领千余民众前往日本领事馆进行交涉。
手执红旗的千余民众，将日本领事馆团团包围起来，呼喊之声，震动屋瓦。在民众巨大压力下，日本领事馆无可奈何地被迫将李继寿、刘砚田释放。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这件事本来与王尽美风马牛不相及，王尽美从未参与过这个斗争，李继寿在口述中也从未提到“王尽美”这个名字，可是肇年、曰盛二人却硬来一个拉郎配，把王尽美的头安在张琴香的肩上，摇身一变，王尽美就成了“洞悉敌人阴谋，‘以牙还牙’，组织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迫使日本领事馆乖乖地释放被捕人员”的英雄。
这里还要指出，肇年、曰盛二人抄袭剽窃李继寿的《回忆录》时，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将李继寿错为“李维寿”；其二，将杨家庄济南师范张琴香，错为“一师学生张琴秋”。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疏忽，还是有意？如果是有意篡改名字以掩饰剽窃，那么，肇年、曰盛二人是公开伪造历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李维寿和张琴秋这两个人。
C、肇年、曰盛二人在《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中说：
“亲日卖国的马良……杀害了回族爱国人士马云亭等3人，制造了‘济南血案’，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山东学联王尽美等与各界推选代表20人，会同京、津代表刘清扬、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总统府请愿……‘驱马’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肇年、曰盛二人在这里把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推上了最高峰，给他增添“三去总统府请愿”的壮举。
五四时期，因“济南血案”，北京先后有过三次影响极大的群众请愿活动，京、津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周恩来，瞿秋白，天津回族青年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等都亲自参加了这些请愿，进行过英勇斗争，有的甚至遭受逮捕。
这三次群众请愿活动，起因于山东的“济南血案”，是山东的学生到京、津争取支援而发起的。这是山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英勇斗争的一页。可是，被肇年、曰盛指为“山东学联负责人”、“山东学生领袖”的王尽美，当时并未代表山东“去总统府请愿”，甚至根本没有参与这几次请愿斗争。
现在，所有关于这三次请愿活动的新闻报道和回忆材料，没有一处提到“王尽美”这个名字，甚至包括研究山东党史的专家余世诚写的《周恩来同志与山东五四运动》。余世诚在这篇文章中详实地讲述了三次请愿活动的全过程；他在文章中提到了参与请愿斗争的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黄爱等人的名字，惟独没有提到“王尽美”这个名字。怎么回事？忘了吗？遗漏了吗？不会的。余世诚是研究王尽美的专家，他也是崇敬王尽美的。如果王尽美真的参与了这三次请愿活动，余世诚肯定会大力宣扬的。
肇年、曰盛二人为了再给他们崇拜的英雄奉献一个花环，抬高他的高度，因此不顾一切硬把没有参与活动的王尽美抬出来，强迫他“三次去总统府请愿”，以使王尽美和周恩来、瞿秋白、马骏、刘清扬、郭隆真拉平。他二人的用心是良苦的。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肇年、曰盛二人在《尽善尽美唯解放》一文中，所描绘的五四时期活跃在济南、京、津大地，指挥万千群众进行英勇的反日爱国斗争的学生领袖、群众英雄的那个“王尽美”，根本不存在，只是肇年、曰盛二人煞费苦心编扎的一个稻草人，是由他们牵线操纵的木偶。
三、肇年、曰盛二人严重损害王尽美形象，应受到谴责
王尽美烈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创始人之一，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将永远为后人所怀念和尊敬。
肇年、曰盛二人趁王尽美烈士诞辰100周年之机，打着纪念王尽美的旗号，使用了剽窃、抄袭、篡改、歪曲等恶劣手法编造的《尽善尽美唯解放》，流毒社会，严重损害了王尽美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研究党史的范畴，已经走上了犯错误的可耻道路。因此，应该受到严厉谴责！
我强烈要求，坚决制止损害先烈形象的错误行为！
我强烈要求，坚决制止塑造虚假王尽美的歪风！
还革命先烈一个符合历史的真面目！
曲琦
1998年6月8日
（附件一、二、三从略——2011年4月3日曲琦注）
抄报：
姜异康、姜大明、刘伟、常连霆同志
（二）再致高晓兵同志信
过了几天，我看到了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负责编辑的《山东革命文化丛书》中第三辑李海涛写的《王尽美》。阅读后，发现书中错得令人无法卒读。12月28日我又给高晓兵写了一封信，谈了我的意见。原信如下：
高晓兵同志：
你好！
我在13日给你的信中说，听说2005年出版的山东革命文化丛书中也有一本《王尽美》，我没有见到，不知写的什么。
现在，我向你汇报，我已经找到这本山东革命文化丛书第12辑《王尽美》了，是我们党史研究室发给我们离休老干部的。发了好长时间我不知道。13日给你写信之后，我才拿到。
我连夜突击看了李海涛编著的这本《王尽美》。
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了一跳，而且是一大跳！
真没想到，由省委拍板出版的这本《王尽美》，竟然是这样一本粗制乱造错误百出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垃圾品！我看了非常气愤！我要声讨他！这样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损害王尽美的光辉形象，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犯罪！是对党对人民对后人的犯罪！应该受到严厉惩处！
现在，我把该书部分内容复印送来，请你查阅。凡是我用红笔划的地方，都是有严重错误或有问题的地方。请你仔细审阅。
我要求你要以对党、对王尽美及其后代、对全国人民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强烈要求你：
一、立即停止发行李海涛的《王尽美》，已发售的全力追回，予以销毁；
二、责令省委党史研究室全力严查李海涛编造的《王尽美》。弄清事实，做出严厉处理；如果必要，我可以和李海涛对质；
三、山东过去几十年出版了不少假借纪念王尽美同志名义的出版物，包括1998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诸城市委合著的《王尽美传》，其中都有违反历史事实或其他错误的内容。因此，应责令省委党史研究室借这次清查李海涛罪行之机，对过去已出版的所有关于介绍宣传王尽美的出版物，进行一次全面的审查。查清问题，采取纠正措施，并追查应负的责任。不能像过去那样不作为，放弃自己应负的责任。
四、在查清情况的基础上，责令省委党史研究室尽快组织力量编写一本合乎历史事实的《王尽美传》，向全国发行，全面正确地宣传王尽美，以消除和纠正过去对王尽美光辉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
五、现在济南广播电视台正在拍摄大型王尽美政论纪录片，应立即下令他们停机，让他们把记录片的脚本送省委审查，待脚本审查通过后再进行拍摄，以免纪录片中再出现李海涛等一些没有党性没有道德的党内和文坛混子所犯类似错误！你必须严格把好关。
你过去没在山东工作，不了解山东党史情况，对过去山东党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没采取及时有力的纠正措施，尚可以原谅。但是现在我已经正式公开严肃向你提出投诉，如果你依然采取不闻不问不作为的错误态度，那我们有党性的党员决不能再宽恕，我将不顾老命进京告御状，向习近平同志控告你严重渎职、失职！
宣传王尽美的问题不是一件小事，是带有政治性的大事，也不是你一个人力量能完全解决的，省委也有责任，也应该重视。因此建议你应该向省委汇报，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
誓死捍卫王尽美的光辉形象！
以上，办或不办，要求你在近期尽快给予答复。
此致
敬礼
曲 琦
28日1点40分
抄报：
姜异康、姜大明、刘伟、常连霆同志
（三）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初步意见”
12月30日上午，我亲自把这封信送到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12月31日，高晓兵同志就把我给她的信，批给了省委党史研究室。弄得人家研究室的第一把手常连霆同志提心吊胆，连新年假期都没过安稳。1月3日晚，就连夜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初步意见。1月7日形成文字，全文如下：
关于深化对王尽美等山东党的
早期领导人历史研究的初步意见
收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高晓兵同志转批来的曲琦同志的信和有关材料后，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对曲琦同志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研。据了解，政论电视记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系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济南电视台联合拍摄，国内有关专家学者撰写脚本，脚本已通过国家重大历史题裁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针对曲琦同志提出的有关王尽美研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我们按照省委关于着力深化党史研究的有关要求，组织人员对有计划地开展重大党史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研究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包括曲琦同志在内的山东党史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都应以科学的精神严肃认真对待，鼓励科学探索，开展正常的学术争论，但决不能采取打棍子的办法，以一方观点压制另一方观点，对于个别研究上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应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予以澄清。为此，针对曲琦同志所提问题，我们的初步意见是：
一、把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的研究作为山东党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课题。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具有专业学术素养的研究骨干，专人负责，集中力量广泛搜集包括曲琦同志在内的国内、省内有关研究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有关王尽美、邓恩铭同志的历史资料，深化对王尽美、邓恩铭等山东早期领导人历史的研究，在既广泛吸收各方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澄清有关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尽快编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王尽美传》、《邓恩铭传》。
二、组织有关就曲琦同志的质疑作出答复或说明。省委党史研究室把曲琦同志来信中所提的有关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后，分别送有关，请他们对作品中曲琦同志认为有问题的相关内容，用有据可查的资料以事实说明问题。
三、组织学术讨论会，发挥学术民主和科学探索精神，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适当时间，组织我室有关研究人员、曲琦同志和王尽美传记参加的学术讨论会，请曲琦同志与研究王尽美同志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通过正常的学术争鸣，进一步清理有关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2011年1月7日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个“初步意见”，乍看起来，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针对着我来的。我本来是对党负责，向组织举报党史造假者，现在却成了一个“打棍子”的凶神恶煞！
那么好吧，咱们就来一出荀慧生荀老板的《棒打薄情郎》吧！哎呦！哎呦！错了！应该是薄熙来薄派“唱红打黑”的全武行《棒打假党史》现代革命剧！
（四）李海涛的答辩
按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意见，我对李海涛、李肇年的书和文章提出质疑，让他们答复。
3月16日晚，李海涛就我给他提出的38处有错误的地方，作了回答。他承认有7处“无确凿依据可以核实，决定删掉”。同时，他也提供了写《王尽美》一书时所依据的资料，以证明他不是胡编乱造。他依据的资料和使用次数如下：
1、丁龙嘉、张业赏 著《王尽美》，引用11处；
2、刘培卿、吕伟俊的《王尽美同志生平事迹》，8处；
3、《济南师范学校百年史》，7处；
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5处；
5、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的《中共一大代表画传》，5处；
6、李又罘回忆材料，5处；
7、《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之《王尽美》，4处；
8、《青年拓荒者——五四时期的王尽美》，3处；
9、《沂蒙英烈》之《王尽美传略》，2处。
其他只引用1处的有：
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共产主义小组》；
2、《齐鲁英烈》之《一大代表王尽美事迹》；
3、中华全国总工会1926年组织编写的《革命战士集》；
4、黄秀珍的《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
5、《王哲同志谈王乐平情况》；
6、王乃征、王乃恩的《纪念我们的父亲》；
7、李肇年的《闪光的足迹——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
8、肇年的《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9、王用章狱中口供。
从李海涛提供的材料看，他在写《王尽美》时，确实参考了浩繁的资料，有些还是所谓“学者”的著作，有的甚至是权威的官方出版物，看来不会有问题。
其实不然。
问题不在于你引用了谁的资料，也不在于引用什么官方出版物，问题在于你引用的资料本身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确凿。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官方不官方，只看他说的是否确凿真实，是否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李海涛借鉴最多的是丁龙嘉、张业赏的《王尽美》，曾在十一处参阅了。
丁龙嘉我知道，他是山东党史界最出名的“造假高手”。他和张业赏合写的《王尽美》我今年3月才从别人手中借到，粗粗一翻，满眼错误。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著的《王尽美》在第18页有一段文字：
“当时，驻济南的日军和日侨吃的粮食主要靠盛产优质大米的北园一带供给。为断绝日本人的粮源，王尽美等组织省立一师和济南各校学生，联合北园爱国人士，发动北园民众把通往市区的道口、桥梁全部堵截，并设人巡逻，切断了日本人的大米供应。日军恼羞成怒，逮捕了省立一师学生张琴秋和爱国人士李维寿。王尽美即决定，‘以牙还牙’，遂组织各校学生1000余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在学生和各界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日本领事馆被迫释放了张琴秋、李维寿等人。这一行动，大杀了日本人的威风。”
细心的读者看了这段文字，一定会感到很面熟！
噢！对了！我前面批李肇年造假时，在《紧急呼吁》中曾揭露过这个内容。那时，我是批李肇年“抄袭剽窃”1959年《山东省志资料》第二期发表的《五四运动时爱国志士李继寿回忆录》，把李继寿干的事，改名造假，成了王尽美干的。现在，看了丁龙嘉的《王尽美》之后，我才发现，李肇年和丁龙嘉在这件事的讲述上雷同。请看李肇年、栾曰盛在《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王尽美烈士诞辰100周年》一文中一段文字：
“日军恼羞成怒，逮捕了一师学生张琴秋和爱国人士李维寿先生。王尽美等人洞悉敌人阴谋，‘以牙还牙’，组织各校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在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强大压力下迫使日本领事馆乖乖地释放了被捕人员。”
再看丁龙嘉、张业赏在他们的《王尽美》第18页上的一段文字：
“日军恼羞成怒，逮捕了省立一师学生张琴秋和爱国人士李维寿。王尽美即决定，‘以牙还牙’，遂组织各校学生1000多人，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在学生和各界代表的强大压力下，日本领事馆被迫释放了张琴秋和李维寿等人。”
这两段文字何其相似，简直是一个人执笔写的。这两段文字，肯定有一份是抄袭别人的。谁抄谁的呢？我认为是李肇年、栾曰盛抄袭丁龙嘉、张业赏的。我的根据是：李肇年、栾曰盛的《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王尽美烈士诞辰100周年》是发表在1998年6月7日的《济南日报》上的，丁龙嘉、张业赏的《王尽美》是199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的书出世比李的文章早一年左右，丁龙嘉没法去抄李肇年没出世的文章。李肇年抄丁龙嘉的文章，懒到连大脑都不肯用，只改动了几个字。
1998我认为李肇年抄袭剽窃李继寿的回忆录，并篡改人家的姓名，给他定罪，还向吴官正、陈建国同志举报控告他。现在弄清楚了，真正抄袭篡改李继寿回忆录的罪魁祸首是丁龙嘉。我冤枉了李肇年，应向他承认错误。他是上了丁龙嘉的贼船，跟着丁龙嘉犯错误，只是个从犯。我打假的原则是“擒贼擒王”，先打首恶分子！
丁龙嘉造假党史的手法技巧很高明，在这里只把李继寿改成李维寿，张琴香改成张琴秋，就把断绝日粮的斗争移花接木成为王尽美领导的了。
丁龙嘉的《王尽美》就这一处造假吗？不是，也不是一处两处，海着哪！。批你们的“室外砖家”丁龙嘉，不是我这次给你写信的重点，这里只是蜻蜓点水点一下，让你们看看这位党史砖家是个什么摸样。下一步，我会一层一层剥去他的画皮，让大家看看他丑恶的真面目。
今年春节上班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张艳芳同志把研究室《关于深化对王尽美等山东党的早期领导人历史研究的初步意见》规定通知他，让他考虑和将来参加讨论会，他竟说无法回答并拒绝参加讨论会。看来，丁龙嘉对他在《王尽美》书中的造假行为无任何反省和反悔之意。
丁龙嘉在《王尽美》中造假，李海涛用了丁龙嘉的假资料，能写出真正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吗？
至于官方出版物的问题，更值得研究。打着官方的旗号，官方出版物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读者的信赖。但就是因为读者对官方的轻信，往往更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你们官方出版物里面，也有大量的造假私货。
如：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和你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其中关于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论述，就是典型的造假！这一点，我可以和你们面对面地辩一下。请你们定时间吧！老汉我奉陪到底！
李海涛在回答材料中提到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更是一堆垃圾。那是1998年林保义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时搞的。他们的《地方史》充斥了恣意编造的假党史内容。更为严重的是，《中共山东地方史》竟然公开歌颂与山东党组织的创建毫无关系，1951年被济南市人民政府镇压的汉奸卖国贼宋介。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征求意见时，我强烈反对。但林保义急功近利，不听劝导，强行出版，甚至召开了首发式，要在全省大量发行，据说要求每个党支部买一本。山东几十万个党支部，如果能按计划实现，每册定价32元，林保义就会捞一大笔银子（当然不是全入林保义个人腰包）。此事后来被时任省委书记、《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编审委员会主任吴官正同志发现，他调查后作了决定：①不准公开发行；②只在内部发给厅局级党员干部每人一本，作研究参考。这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了将近七年时间编造出的巨著，被吴官正同志一下子给枪毙了。林保义想借此发个大财的美梦成了泡影。时过十三年了，中共山东省委对此至今仍未作出任何修订的决定。所以，直到现在，山东连一本正本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也没有。李海涛引用的那本《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是一本非法的黑书。既然如此，李海涛用来作为依据能行吗？
现在，社会上一些无德的文痞党混，利令智昏，打着“专家、学者”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欺蒙群众。而一些同样受名利诱惑的年轻人，不去踏踏实实研究学问，不肯来个十年寒窗苦，只想走捷径，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别人的东西。张三抄李四，李四抄王五，互相传抄。王五错了，李四、张三也就跟着错了，多米诺效应。这种现象，已成当前学术界的癌瘤！党史界同样如此，假党史满天飞，流毒全国，遗患后世！
以上这些，与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操作的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并无直接关系，但与王尽美同志却有直接关系。另外，对你们造假党史也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同时，你也可了解一些山东党史界群魔乱舞的情况。
（五）批《沉浮谁主问苍茫》纪录片脚本
因为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拍摄纪录片的事，是背着省委党史研究室，对他们封锁消息、保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在高晓兵同志把我的信批给他们以后，他们才开始进行了解。但无从入门，困难重重。
我认为你们当初撇开了省委党史研究室直接和济南电视台挂钩做交易是错误的，对省委党史研究室封锁消息、保密更是错误的。这说明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不尊重。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太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涉及到党在山东的历史，撇开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行吗？
几经周折，我把你们合伙编造的《沉浮谁主问苍茫》的脚本拿到手，才暴露出你们编造假党史的丑恶行径。我向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了汇报。
3月16日上午，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席伟来通知，让我把意见写成文字寄给你，由你负责处理。这可不是个小工程，我要引经据典逐条批驳的话，少说也得写个十万八万字，对我这个年届88的老头子来说，绝不是三五天能完成的。所以我偷懒了，只在你们的脚本上把我看出来的问题批出来寄给你，请你们那些大砖家（恕我用网络语言）研究。
拍先烈影片向后人宣传先烈为党为人民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让后人学习，是一件大好事。特别是在现今这个一切向钱看铜臭熏天的社会，尤为需要。
但是我看了你们搞的所谓“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脚本之后，大失所望，非常愤怒！你们打着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旗号，搞了些什么？你们是对历史对先烈负责吗？我对你们的总批是：“贼胆包天，恣意妄为；歪曲党史，塑假英烈；流毒社会，欺蒙群众；贻害后世，法理不容！”
原脚本和我的批，附在下面：
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
《沉浮谁主问苍茫》
（基础稿）
济南电视台《沉浮谁主问苍茫》创作组
2010年11月
序：
历史是一条悠长的河，
时间的水
婉转流淌，
冷冷地冲刷着河中的一切，
浮起来，又沉下去。
湍急时，
一些事物变得模糊
缓流处，
更多映象愈显清晰。
河床上，
刻着情，透着义，
也印着血。
历史的长河流到今天，
已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
【引子】
【解说】地点：山东北杏村
【同期声】北杏村老书记：王大娘，王大娘，省里领导来看你啦！
【解说】1952年，山东莒县北杏村，这一天，村里来了几位省里的领导，他们是遵照毛主席的嘱托，专门来看望一位烈士的母亲，并收集烈士遗物的。最终，他们拿到的只有烈士的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还是被烈士母亲埋藏在墙壁里才得以保存的。
【同期声】刘氏：我的儿啊，你出来吧，毛主席派人来接你啦！
【解说】照片很快被送到北京，毛主席端详许久，高兴地说道：“对，对，这就是‘王大耳朵’！”后来，毛主席派专人把它送到了上海烈士纪念馆珍藏起来。
这张早已发黄的照片，不仅是烈士27年短暂一生的唯一遗照，而且也重重地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沧桑岁月。
【推出大片头】
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
《沉浮谁主问苍茫》
【解说】下雪了，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大地，沉沉的天空灰蒙蒙的，严寒之下一片寂寥。这个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此刻国道衰败、民不聊生。天空、土地、面孔，一切都失去了颜色。苍白之下，有一样东西红得刺眼，那是血。
上集片头：
“铁志”
（灰白色调中突出红）
【画面】剪刀、手、血书
【解说】这把剪刀，和一位弱女子纤细的手有关，和一张血书有关。
这是1919年5月29日的济南。就在这一天，为抵制日货，刚从女师毕业的张惠贞在济南女界召开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大会上，用剪刀剪破了自己的左手中指，血书“凭良心提倡国货，沥血诚苦告同胞”！
这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个瞬间，这把剪刀，见证了济南五四运动的波澜壮阔。鲜血殷殷，罡风烈烈，济南学生的爱国激情感天动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上半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反而成为列强重新瓜分的对象，山东，也再一次沦为“鱼肉”。
消息传到山东，不堪沦为“鱼肉”的广大民众开始奋起抗争。 1919年4月20日，山东民众在济南召开10万人国民请愿大会，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和先声。会场上，一位十几岁的中学生血书 “力争主权”！
5月7日，在济南暨山东各界35000人举行的“山东国耻纪念大会”上，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张兴三当场血书“良心救国”！
这是山东的声音，这是中国的声音，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民众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最强音。三封“血书”是中国青年学生心灵的呐喊，这种呐喊如阵阵惊雷，道道闪电，涤荡、震撼着每一位山东民众，此后，济南接连发生大规模学生、工人、商人、市民等集会请愿和抗议活动。苍白之下，举国沸腾。
【采访】专家点评：山东五四运动的特点。
【解说】激昂之中，一位21岁的山东青年和一位18岁的贵州青年穿行于学校和社会之间，组织学生，发动民众。他们就是王尽美和邓恩铭。
【故事】王尽美在省立一师组织学生；邓恩铭在济南一中组织学生；
【以上故事待挖掘、完善、丰富。】
（段落转场）
【解说】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虽然有点宿命，却也透射出童年对人一生的影响。
1898年6月，在山东莒县北杏村一间破旧的茅屋里，传出了一个新生儿的啼哭声。此时，新生儿的父亲刚刚去世四个月，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两位亲人。这个新生儿的降生让两位已成为寡妇的女人既喜又忧，因为这个新生儿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是这个幼小的孩子对家境的透骨的感受。赤贫的家境并没有泯灭祖母和母亲对孩子的热望。
“至今鲁东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悠久的读书遗风和贫穷的现状，使得祖母和母亲想尽办法让孩子接受知识，以求以后能改变生活的状况。母亲，成为这个初涉世事的孩童的第一位老师。每当日落西山，母亲便摇起纺车，小家伙就坐在旁边听母亲讲故事。
【采访】王尽美研究专家或亲属：王尽美是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的。讲的最多的是义和团打洋鬼子的故事。
【解说】义和团打洋鬼子的故事，让小家伙听得入了迷。义和团的英雄成了他心中的偶像。离北杏村12里有个枳沟镇，母亲常常带着他来赶集，小家伙看到洋人总会握紧拳头，随时准备打洋人。
这个孩子7岁那年，母亲想办法让孩子陪着财主家的孩子读书，先生给他取名王瑞俊，这就是后来的王尽美。
过年了，财主家杀猪宰羊，而自己家却空空荡荡，看着暗自垂泪的母亲，小瑞俊问：“财主家为什么那么富呢？”母亲答：“人家命好”。 小瑞俊又问：“为啥咱家这么穷？” 母亲答：“咱穷人命不好”。小瑞俊问：“咱和他换命行不？”
【现场】场景加同期：一群穿民族服装的孩子唱儿歌。
【解说】1907年，贵州荔波。在这个极其封闭的小县城里，一位比王尽美小三岁的水族孩子也进了私塾，取名邓恩铭。邓恩铭的母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歌手，小恩铭是听着母亲的歌声长大的。
【采访】邓恩铭研究专家或亲属：母亲怎样唱歌？对小邓恩铭有什么影响。（自编自唱，天赋）
【解说】或许是受母亲的影响，也许是天资聪慧，邓恩铭从很小的时候，就能很快把身边的事编成儿歌：“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
一个人的变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社会、教育环境影响巨大。
1913年，王尽美升入枳沟镇高小。枳沟是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有名的大镇，周围革命活动频繁，在王尽美上高小前后的两年里，这附近就发生了革命党人攻占诸城县城和诸城县小刀会农民起义两件大事。一些革命党人、进步分子经常聚集到枳沟高小，互通信息，纵论国事，形成了一个主张革命、反抗的舆论小气候。王尽美隐约感到，世道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心，为这种变化而振奋。
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个生长在中国一南一北的少年，有着极其相似的成长经历。王尽美的启蒙老师王新甫和邓恩铭的启蒙老师高梓仲，对他们两人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毕业于山东法政学堂的王新甫是新派人物，他给王尽美讲述武昌起义，推荐《天演论》、《革命军》、《民报》等进步书刊，受王新甫的影响，王尽美越来越关心国家大事。改变社会，救国救民的思想开始在这个青年心中生根发芽。
邓恩铭小学时编唱的童谣惊动了老师高梓仲，这位虽身居僻地却抱负远大，心怀民主革命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认为邓恩铭有股人所称道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气度。邓恩铭敢于吟讽社会黑暗、生活不公让高梓仲心生佩服，于是，老师以当地人的上等礼节“火锅宴会”款待学生，并打开书屋，敞开藏书，让邓恩铭阅古识今，两人成为“忘年交”。
【采访】当地人：评价王新甫和高梓仲。
【解说】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离开家乡荔波，北上山东济南。行前，他欣然挥笔：“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邓恩铭自荔波出贵州，经广西、广东到香港，然后乘船到上海，再坐津浦铁路火车经江苏、安徽，于1917年9月到达山东济南。
“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邓恩铭离家之时，这个能歌善舞的母亲，站在荔波高高的山坡之上，远望着重重大山，儿子的身影已无法看到，自己的心已经被带走。孩子，何时会回到自己的身边，眼前的景物变得一片模糊。
【以上故事和资料待到当地挖掘、完善、丰富。】
1918年4月，王尽美准备离开家乡到济南求学，他站在村旁的南岭乔有山上，看着眼前的苍茫大地，满怀改变社会的强烈愿望，心如滔滔的潍河水，激情抒发自己对未来的志向：“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潍水泥沙挟入海，铮铮乔有看沧桑。”
也许是共同的抱负和远大志向，同一时代的毛泽东也发出了同样的心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一批进步青年的共同心态。
（段落转场）
【解说】1918年，从莒县出门的王尽美、从荔波远行的邓恩铭，带着心中所有的梦想，同时踏进了初秋的济南，考进了山东的两所著名学校：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
在两个年轻人眼里，济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这座富有江南风情的北方城市，中式庙宇和西式洋楼并立，传统小吃和时尚西餐共存，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在这里汇接，各路商帮云集，各种思想交织，小桥流水中，随处都透着一股柔美和平静。
济南的美与静让两个年轻人感到既陌生又兴奋，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半年之后，济南即成为一场遍及全国的火热运动的重要发生地，一大批中国青年学生的激情被点燃，王尽美、邓恩铭成为五四运动中山东青年学生中的最活跃分子，这时，流淌在他们体内的血比火还要热。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班学习的王尽美，被推选为省立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曲批：没有此事）
5月10日，王尽美带领北园分校的学生与济南城内外21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汇集到省议会，倾盆大雨之中，王尽美激情演讲，号召各界民众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这千钧一发之际，共同奋起，誓死维护主权。（曲批：没有此事）
6月8日，王尽美和省立一师的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周刊》，王尽美撰写发刊词，宣称：“吾等罢课，纯属救国，吾等救国，纯本良心。不忍坐视国家之沦亡，故振臂高呼，反帝救国”。（曲批：没有此事）
6月11日，王尽美、邓恩铭和济南学生联合会的其他负责人一起，领导了五四运动中济南的最大一次大罢市。（曲批：王尽美已不在济南）长达6天之久的罢市，迫使当局答应了学生提出的电请中央释放北京被捕学生、青岛问题不签字等要求。
罢课、罢市、罢工，济南，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战场。而王尽美和邓恩铭，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锻炼、成长。
“五四运动”后期，山东当局为了防止学生运动扩大，决定提前放暑假。王尽美以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回到家乡开展爱国斗争，受到当地学生联合会的欢迎。在家乡，王尽美还成立了“十人团”，领导爱国学生开展有组织的爱国活动。为了宣传反帝爱国，王尽美利用《长江歌》的曲调，填写了爱国新词，亲自教群众演唱。
【同期声】
……
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忿怒声，
送我代表赴北京，质问大总统！
反对卖国廿一条，保护我山东，
堂堂中华，炎黄裔胄，主权最神圣。
【解说】为唤醒民众，王尽美给农民作歌一首：“穷汉白劳动，财主寄生虫。人穷并非命，世道太不公。农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暑假过后，王尽美由省立一师预科班升入本科第十一班学习。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他已经名声渐大，新学期伊始，就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曲批：没有此事）
（段落转场）
【解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王尽美、邓恩铭等一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出书屋、走出校园，投身救国救亡，融入社会洪流的重大转折。五四运动中，山东先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一幅幅血书，成为唤醒广大民众的耀眼旗帜。1840年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以鲜血来唤起民众的觉醒，一个个优秀的中华儿女舍身取义。戊戌变法的谭嗣同，革命党的秋瑾、陈天华等皆是如此。
【画面】血、馒头、药
【解说】这是血，这是馒头，这是药，这是1919年的清明。五四运动前期的北京，鲁迅，这位以笔为刀的文化斗士，不知是因为时间的轮回还是心灵的触动，12年前的一个人来到他的笔下，那个人的血竟成了治病的药。
这是1907年7月15日凌晨，浙江绍兴的轩亭口，“街上黑沉沉地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就在这天的凌晨，秋瑾，一位风华正茂的女侠，一位同盟会的战士，死在了大清政府的刀下，这个人就是谭嗣同。
天还未亮，秋瑾的血就变成了一个个鲜红的馒头，那些老栓们以这样的馒头当药，送给了那些病中的小栓们。秋瑾的血没有治好小栓们的病，却成了民众的笑柄。
【采访】专家点评：鲁迅为什么写《药》
【解说】秋瑾要革命，所以被砍了头。另一个人要变法，也死在了大清王朝的刀下。
秋瑾坚信“要流血革命才会成功”，因此“不惜千金买宝刀， 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戊戌变法，不但没有得到被自己救亡的最高君主的支持，反而在君主手中断送了前程。1898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
1905年的冬天，在日本，一位年轻人走向了大海深处，这就是被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的留日学生陈天华。
清末新政开始后，陈天华留学日本。在日本，当听到沙俄侵占满洲，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陈天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嘴里还在不停地喊：“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寄回国内，此举感动国人。
清政府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协助取缔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禁止他们的行动和言论自由。救国无望的陈天华极端痛苦地写下《绝命辞》，于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水自尽，年仅30岁。
中国自古不乏义士，也不乏慷慨就义者。义士，或死的悲壮，或死的惨烈，但这样的死却如此地凄凉，这是国家、民族的悲哀。
泱泱中华，曾经的强大荡然无存；物华天宝，曾经的自豪已成追忆。饱受摧残的她，既无力保护自己，更无力保护她的儿女。郁达夫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中，发出了这样的悲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字幕】一个人流着怎样的血，一个民族流着怎样的血。一个人的血凉了，这个人死了；一个民族的血凉了，这个国家就亡了。1919年，中华民族的血正在沸腾！
（上集结束）
大片头： 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
《沉浮谁主问苍茫》
【引子】风驻了，漫漫冬季里，一丝光从云中射出，暖暖的，透着一股力量。中华大地上的生灵在期盼：太阳，何时出来？
中集片头：
“铁肩”
（灰蓝色调中突出白）
【解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民族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场由山东问题引起的，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爱国运动，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积极参与。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学生开始意识到参与社会、发动民众的重要性，并主动担当起国家救亡图存的重要责任，开始艰难寻找一条引领国家未来的光明道路。
1919年，王尽美的母亲特别高兴。这一年王家喜事连连，年头上王家有了一个大孙子。秋天，作为父亲的王尽美升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十一班，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大学生。村里人都说，王家的祖坟冒青烟了，原来一个被谁都看不起的穷家庭，如今让人看得眼红。母亲觉得，王家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
山东省立一师的前身，是1902年创办的山东师范馆，属于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堂之一，创办人是追随袁世凯推行新政的干将周馥。周馥担任山东巡抚期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促使1904年山东省会济南的自开商埠，济南开埠，开始了这座中国内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从此，济南变得开放、包容、有活力。
年轻的王尽美喜欢这种变化，但并不满足，因为这些变化，距离他的追求、他的理想相差太远。
【此故事待挖掘、完善、丰富。】
【解说】变，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主流。
19世纪末，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决定自我变法改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希望通过改良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无疑是一剂良药。但是，对于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来说，这个药实在太苦，于是，慈禧太后把药和医生全都扔进了火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死了，康有为、梁启超逃了。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并没有因为它的良好愿望而存活下去。
改良不成，右腿新政。慈禧希望通过这一变革，让大清帝国不至于葬送在自己手里。（曲批：慈禧是支持“变革”的吗？）
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向朝廷提出了筹办新政的10条办法，包括整顿吏治、改革科举、振兴实业、增强军备等等。山东成为了全国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区。
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袁世凯都想通过和平的、改良的道路振兴国家，然而，这些路最终没有走通，更没能挽救即将崩塌的大清王朝。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孙中山，最初的选择也是改良而非革命。他曾经很想结交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宪政的康有为，却遭到冷落，此后两人彼此水火不容。孙中山又给李鸿章上书，陈述治国良策，结果被李鸿章束之高阁。想通过和平手段改良中国的孙中山彻底失望，于是，他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决定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欧美式的共和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革命蔓延速度之快，甚至出乎孙中山的意料。次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位坚定的革命者，成为推翻中国千年帝制的第一人。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采访】专家点评：分析封建王朝迅速垮塌的原因。
【解说】帝制被瞬间推翻了，然而，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却因革命力量的薄弱，无法实施自己的治国方案，参与革命的各种势力也几乎从未得到过有效控制，这些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短命的角色，闹哄哄，乌烟瘴气。中国社会的中上层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和受益者，而普通民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好处，因此，依然还是“看客”。这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革命的路该向何处去？又有谁能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重任？
（段落转场）
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北洋政法专门学校上学的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了辛亥革命的隐忧。 1914年，深感国事日非，壮志难酬的李大钊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同一年东渡日本的，还有陈独秀。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曾受邀出任皖督府秘书长。本以为可以大刀阔斧地报效国家，怎奈由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他一展抱负的企图终究没能实现。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第四次登上了去日本的游轮。此时的日本，既有像李大钊一样的中国留学生，也聚集了像陈独秀这样的流亡革命党。辛亥革命的失败，心灰意冷之气弥漫。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震惊世界。列宁的成功，适时地给正在雾中苦苦探索的中国知识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案例。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撰写的名联。“道义”是指为国为民的理想和志向，“铁肩”就是要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而“文章”则是指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8年到1919年间，李大钊陆续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
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认真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逐步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王尽美、邓恩铭心潮澎湃。济南院前大街这座小四合院，是王尽美和邓恩铭最爱去的地方，这里是王尽美的远亲王乐平的家。（曲批：根据？）
原是晚清秀才的王乐平，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已经是山东临时议会秘书长的他，率代表团赴京请愿。王乐平深感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必须大力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培养民众敢于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献身精神。他不顾将新文化、新思想诬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的反对声浪，在山东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以介绍新文化增高人类知识为宗旨”、“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于1919年9月，在家中创办了“齐鲁通讯社”，推销进步书刊，联络革命同志。
1920年秋，齐鲁通讯社扩充为齐鲁书社。王乐平利用其上层关系和营业上的掩护，尽可能地给求知者以指导和帮助。他对事业的热情执著和待人处事的光明磊落，得到广大青年的敬重和爱戴。齐鲁通讯社的创办，促进了山东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特别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追求民主与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王尽美和邓恩铭不仅可以买到《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能看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曲批：有什么根据？）《曙光》等进步期刊，在学习与分析中，王尽美和邓恩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曲批：没有此事）
【采访】专家点评：介绍王乐平的地位及对王尽美的影响。
【解说】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在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选择并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在实践中反复比较做出的历史性选择。
【采访】专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段落转场）
【解说】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王尽美与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取得联系，并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北京的动向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传给王尽美。（曲批：没有此事）
1920年4月，经过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杨明斋，1882年生于山东平度，十月革命前，杨明斋加入了俄共（布），他同维经斯基来华后，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负责人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组织，王乐平便委托王尽美、邓恩铭开始着手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曲批：没有此事）
1920年夏，王尽美、邓恩铭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曲批：没有此事）同年11月，王尽美等又在齐鲁书社建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学理，促进文化”。
1920年秋，杨明斋由上海回到山东探亲，路过济南，专门会见王尽美和邓恩铭。（曲批：没有此事）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春，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下，王尽美、邓恩铭建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六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曲批：没有此事）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基本具备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全国性组织的条件。
【采访】专家点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国内外革命形势。
【解说】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王尽美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成立济南劳动周刊社。（曲批：没有此事）在济南《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用斧子和锄头交叉做报头，这是山东第一份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
《济南劳动周刊》创刊号上，王尽美等人声明出版周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阐明办刊方针为：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造劳动者的生活。
《济南劳动周刊》与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办的《劳动周刊》，湖南劳工会主办的《劳工周刊》之间交换报刊，相互转载各地的工运消息。考虑到办刊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觉悟，王尽美就把《济南劳动周刊》直接送给济南大槐树机厂、溥益糖厂、鲁丰纱厂及小清河码头的工人阅览，在工人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1921年6月下旬，济南进入了浓浓的夏天，碧波荡漾的大明湖上，一条小船在水中徜徉，船上七八个人中间坐着王尽美、邓恩铭，也坐着从北京到上海筹备建党事宜的张国焘，这一天，张国焘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这里，了解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情况，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曲批：不对。张国焘是1922年7月来济南，和王尽美一起去上海，参加了“二大”。1921年6月，张国焘没来过济南，也不认识王尽美。他们是在“一大”会上认识的。）
（段落转场）
【解说】1921年7月的上海，天气已是非常的炎热。这个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正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快速发展。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各种思想的人们，穿梭于灯红酒绿之中。
谁也没有在意，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13个人的身影，陆续聚集到法租界的这座小楼。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带着对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摒弃和对共产主义新思想的憧憬，带着6个不同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实践。他们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全国的共产党的组织。
此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了，他不仅带来了组织模式，还带来了革命的指导思想。
王尽美、邓恩铭早早地就来到了上海。在等待开会的日子里，王尽美、邓恩铭闭门不出，贪婪地阅读大会发起组准备的有关资料和各种书刊。（有待挖掘细节）
会议开始后，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组建过程，对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7月23日开始开会，经过讨论，代表们完成了预先确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这十几个人的会议，除了最后一天因巡捕的探视，换到了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召开外，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儿的诞生，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此刻，全国的党员也仅仅只有50多名。从数量上看，中国的任何一种势力都可以将它忽略不计、视而不见。然而，它却让未来的中国和世界为之震动，无人小觑。
【采访】专家点评：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任务、宗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意义
【解说】王尽美和邓恩铭在代表当中年龄虽小，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1936年，陈潭秋著文回忆一大时形容“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请教。”因为王尽美的耳朵大，大家都叫他“王大耳朵”，以至于多少年后的毛泽东还是这样回忆他。而董必武则记得王尽美的特点是讲话“语从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王尽美异常兴奋，旋即赋诗一首：“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尽善尽美唯解放”，这是王尽美最满意的一句，这一句充分表达了王尽美要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切，全部投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去的坚定信念，这是王尽美从思想到行动的“质”的转变。从这时起，“王瑞俊”改名为“王尽美”。
（段落转场）
【解说】在孙中山眼中，中国共产党确实太年轻了。而在苏俄的眼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实在是过于弱小。
但是，这不是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虽然年轻，但是他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有着为国家民族不怕牺牲的胆识和魄力，有着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的优良特质。
【现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
【解说】入党p6I(9BgO!Ouhc79aOM m@6gKGgd!1T#zX+E4@#3za5(%VN#sqiJ4誓词，是一名党员的庄严j#EcKlFtC承诺与保证，是全体党员的行为准则。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经历了数次变化。建党初期，入党仪式很简单，但有两点从不动摇：信仰和牺牲。
坚定的信仰、统一与严密的组织、铁的纪律、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之中始终贯穿与显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特质。以此造就的党员，在面对个人得失、生死考验时，总是那样的从容与淡定。
陈独秀与瞿秋白性格迥异，对待死亡却如出一辙。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南京途中，他“酣睡达旦，若平居无事者然”。文弱书生的瞿秋白面对死亡泰然处之，临行前盘腿而坐，从容赴死。
【采访】专家点评：评价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特征。
【解说】中国共产党一大归来，王尽美、邓恩铭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在1921年9月（曲批：应为8月），成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对入会者的要求已相当明确：必须由会员介绍，而且必须思想信仰一致。
这时的王尽美大量精力和心思已不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常跳墙出去的他，最终被学校开除，从此，王尽美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曲批：不确凿。）
王尽美被开除学籍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家乡，传到了祖母、母亲和妻子的耳朵里。在这个崇尚读书的乡村，这样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这个家里唯一的希望炸没了。母亲一封家信把王尽美从济南召回了老家，她要当面问清楚，儿子到底闯了什么祸？干了什么丢人的事？
王尽美是个孝子，深知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份量，也深知母亲对自己寄予了多大的期望。他慢慢地用浅显的道理告诉母亲，儿子是在做一件比上学更大的事，做一件给穷人找出路的大事。母亲没有文化，听不懂那些陌生的名词，她只知道，含辛茹苦拉扯儿子长大，要把他培养成人，才能对得起王家的列祖列宗。无论如何，她都难以接受儿子无法继续读书的现实。但是听着儿子自信的解释，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母亲只能默默承受，毕竟，王尽美是她唯一的儿子，是这个家唯一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现出了光明与希望。然而，面对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从何处着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怎样结合?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区别和联系?怎样制定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一系列的任务摆在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字幕】能与严寒对抗的，是光；能与冰雪对抗的，是热。在严寒未去，冰雪未融的中华大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扛起了挽救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面对艰险，她毫不畏惧！
（中集结束）
大片头： 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
《沉浮谁主问苍茫》
【引子】冰融了，天气渐渐暖起来，一切开始复苏，春天即将来临。虽然，还会有雪，还会倒风，但是，这不会阻挡生命的成长，毕竟冬天要过去了。
下集片头： “铁血”
（红白蓝三色交互）
【解说】理想，一旦获得现实的支撑点，便会迅速转化为坚定的信念，在信念的驱动下，一个人就会带动一群人继而扩展为更大的群体，最终汇聚成一股股浩大的力量。信念愈坚定，力量愈强大。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便是如此，王尽美、邓恩铭等亦是如此。
1921年底至1922年初，西方列强召开华盛顿会议，中国政府参加，并承认列强共治中国的局面。为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苏俄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邓恩铭、王乐平等代表山东共产党、国民党、工人及学生团体赴会。
王乐平的参加，是王尽美争取的结果。原本，王乐平是准备以山东国民党组织负责人的身份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王尽美的动员，使王乐平改变了主意。
这时的北洋军阀已经嗅出了某种味道，瞪起了警觉的眼睛，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视。怎么能够通过层层关卡，顺利到达苏俄，成为王尽美他们犯难的事。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
山东昌邑生产的绸布，这在俄国是很畅销的，那时，很多山东小贩都做这个买卖，济南卖绸布的生意也相当红火。于是，王尽美他们便买了一批昌邑绸布，打扮成卖绸布的小商贩，从济南启程。这是1921年的秋天。
身扮小贩样，胸怀取经心，王尽美他们一路颠簸，经山海关、奉天、满洲里出境，经伊尔库茨克，最终到达会议地点莫斯科。金色的秋天转眼变成了白茫茫的冰天雪地。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
值得王尽美、邓恩铭难以忘怀的是，在这次大会上，他们同来自中国的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列宁的接见。（曲批：没有此事）会后，王尽美、邓恩铭又留在苏俄进行参观考察，柳枝发芽，满眼新绿的季节，他回到了祖国。
他们的秘密出行，让王尽美的母亲急得几乎发了疯，在这个农村妇女眼里，那个要“干大事”的儿子自从被学校开除后，就一直让她揪着个心。可打去年秋天开始，一没见信，二不见人。儿子，似乎在她眼前消失了。惶恐中，去找了王乐平的母亲，看看能否打听个信。两个女人相见，全都傻了眼，王乐平也消失了，这两个儿子到底怎么了！母亲的眼前霎时一团漆黑。
儿子回来了，从一个母亲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风尘仆仆，却依然精神抖擞。小屋中，油灯下，母亲听说了一种她连想都不敢想的日子，穷人也能当家？母亲将信将疑，咱穷人的命真的能改吗？儿子说，这就是他要干的大事。
【此故事待挖掘、完善、丰富。】
【采访】专家点评：远东会议的影响。
（段落转场）
【解说】远东人民代表会议，让王尽美开阔了视野，坚定了信心。带着对苏俄的认识和中国国情的思考，王尽美、邓恩铭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并建立中国共产党济南独立组，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同时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此时的他们，更加忙碌。（曲注：邓恩铭1921年11月到伊尔库茨克后，因反对张国焘而退党。1923年10月才有王尽美、王天生来给邓恩铭恢复组织关系，1922年8月，王尽美和陈为人在济南建立党组织与邓恩铭无关。）
“不如牛马，堪于盗贼，终日监管，常被挞辱”，这就是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全国工人的普遍处境。这个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数量并不强大的群体，生活悲惨，度日艰难。黑暗之下，是一双双期盼的眼睛，有谁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期盼中，王尽美来到了津浦铁路济南机厂。1921年6月，王尽美等在这里建立了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这是山东第一个工会组织，在此基础上，王尽美于1922年6月指导并建立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车厂工会。这是山东第一个产业工会。之后，王尽美不断帮助工人调整和完善工会组织，并通过罢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工人们尝到了团结的甜头，开始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服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并宣称重开国会，制定宪法。中国共产党借机提出劳动法大纲要求国会通过，并动员全国工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在北京重开国会之际，王尽美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与邓中夏、毛泽东等联名递交请愿书，为全国劳工请命，使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升。
1922年7月，作为参加远东人民代表会议的山东党员代表，王尽美再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会上，王尽美根据远东会议精神，结合自己在苏俄考察之后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建议，对很多决议的制定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二大吸收远东会议精神和列宁指示，结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一年来的探索，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此细节和事实待挖掘、完善、丰富。】
【采访】专家点评：二大与一大的区别
【解说】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产业工人，一旦看清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向，便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到来了。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风潮风起云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30多万人参加。
为了锻炼自己，在二大期间王尽美就向中国共产党中央要求要“当一名战士。”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他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为京奉路特派员，领导工人运动。
山海关，是京奉铁路的枢纽，北方工人较集中的地区，工人生活待遇极其低下，工作条件非常恶劣。1922年8月，王尽美化名刘瑞俊来到这里。他发动工人反帮派、健全整顿工会组织，组织策划领导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大罢工，竖起了京奉路第一面胜利的旗帜。随后，参与领导秦皇岛和开滦五矿工人总同盟罢工，英国《泰晤士报》评价：“查五矿同盟罢工，以秦皇岛团结最力。”
王尽美来到山海关，工厂里的人都认为这是个从山东来的学徒工，住在一户老工人家里的他，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给工人讲新思想，讲改变自身状况的出路，帮助工人解决困难，王尽美身边的工人“穷哥们”越来越多。
白天繁重的劳动、晚上不停歇的教育组织发动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长期的劳累，24岁的王尽美身体状况迅速下滑。日夜不停的咳嗽开始伴随着他，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患了重病。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向工人开了枪，京汉铁路工人遭到残酷屠杀，自此，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解说】中国工人运动血的教训，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等强大的敌人，仅靠力量相对薄弱的工人的罢工和其他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孤军奋战没有前途，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并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段落转场）
【解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一步一步地夯实自己的组织基础，进行着建党之后的探索和实践。而此时的孙中山却在共和道路上面临着国内各种势力的拆台，身创巨痛的他下决心改组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的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原则。中国共产党三大上，最终确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清醒。
广州，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在出席大会的198名代表中，中国共产党党员26人（曲注：山东代表6人），王尽美、王乐平一起参加国民党一大。
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采访】专家点评：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
【解说】国民党一大之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王尽美在帮助山东国民党改组发展的同时，对国民党内部的不同势力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保证了山东国共两党合作的顺利发展。
在山东，国共两党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王尽美、邓恩铭同王乐平等国民党人士有着密切的交往，为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在山东创办《十日》旬刊和《现代青年》周刊，王尽美亲自参与刊物的编辑，发表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进一步提高民众的认识。（曲批：1922年3月，王乐平参加完远东会从莫斯科回山东后，创建“平民学会”，创办《十日》旬刊，由国民党员王子容任总编辑。《现代青年》是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于1924年6月创办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下，一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大规模反帝运动在全国展开。
1924年8月24日，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在济南成立，此时任中国共产党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尽美，在《十日》旬刊发表《宣言》，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特点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标进行了准确而清醒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进行了深刻阐述。随后，在济南商埠公园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王尽美反帝国主义的激情演说令全场震动。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了国民会议的口号。“只有国民会议才能够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国共合作开始后，王尽美被孙中山指派为国民会议特别宣传员。王尽美在山东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他说，宣传国民会议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群众觉悟，发展革命组织，壮大和巩固革命力量。
山东的中国共产党党、团组织的发展及国共合作的顺利开展，为王尽美领导山东国民会议运动奠定了基础，此时的王尽美身体每况愈下，愈来愈烈的咳嗽夹杂着愈来愈多的鲜血。但这并没有阻挡王尽美的脚步。从济南到青州、从青州到潍县、从潍县到青岛、从青岛到淄博，一路辗转，他频繁演讲，广泛的接触和发动群众，发展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加入党团组织。王尽美在和时间赛跑，在和自己的病体对抗。王尽美经过的地方，一路血痕。
济南，国民会议运动开展起来后，王尽美指示王辨等人，广泛发动济南妇女参加这一运动。王辨是山东第一批共产党员王翔千的女儿。1920年，王尽美派王翔千到山东省立女师开展学生工作，王辨在此上学，她带头放脚、剪发，发动女生走出校门，参加反帝斗争，成为王尽美的得力助手。（曲批：1920年王尽美只是一个一般学生，他以什么身份什么名义搞这些活动？全是胡编。）经王尽美介绍，王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曲批：王辨不承认。）后成为山东最早的女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
青岛，王尽美和已是中国共产党青岛组织负责人的邓恩铭与国民党密切合作，成立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为便于同各界人士联系，王尽美在《大青岛报》上刊登启示，来访之人络绎不绝。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国共两党的努力，青岛成为国民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从1924年底到1925年，王尽美拖着病体，一面宣传国民会议运动，一面指导青岛工人罢工，繁重的工作最终压垮了他早已虚弱的身体。青岛纱厂第一次同盟罢工胜利后，王尽美卧床不起。
青岛第二次同盟罢工爆发后，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向罢工工人下了手，一大批工人被打死、打伤及遭到逮捕、通缉，不能亲自帮助受难工人，病榻之上的王尽美忧心如焚，内心极其痛苦。为了不拖累大家，王尽美决定回家养病。
1925年6月，回到了北杏村。长年的奔波，王尽美与祖母、母亲、妻儿离多聚少。儿子回来了，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可这次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看着儿子病弱的身的体，母亲忧心忡忡。为了给儿子治病，母亲想尽了办法，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也派人看望，提供治病的费用，但是，王尽美的病情仍在不断恶化，咳嗽伴随着大口的鲜血。两个已经懂事的孩子，怯怯地望着床上的父亲。
此时的王尽美已经感觉到，生命的路不会太长了。青岛的战友让他惦记，青岛的工作更放心不下，他要回青岛，回到战友身边。
母亲理解了儿子的心思，她默默地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陪着儿子回到了青岛。
青岛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他们带着关心，带着忧伤。病床前，中国共产党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遗嘱：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王尽美用最后的力气在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走了，在青岛。只有27岁的他吐完了最后的一口鲜血，离开了他的战友，他的亲人，和他深爱的国家与民众。他的身后，留下了白发的祖母、慈祥的母亲、勤劳的妻子三代寡妇，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家，就在前面，母亲扶着儿子的灵柩，从青岛回到了北杏村，亲人的哭声让青山落泪。
在一个黄昏，在北杏村外，母亲望着长眠地下的儿子，没有泪水。这时的母亲坚强了许多，因为，她明白了儿子要干的大事，看到了儿子身边的人干的大事。她觉得，有这样一个儿子，值。
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国共合作，而国民党内部却分化加剧，国民党右派在统一战线中排挤和打击共产党。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这让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权利迅速扩大。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清党”名义策划四一二政变，向毫无防备的“盟友”开了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了血腥屠杀。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7年4月到1932年以前，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群众达100万人。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英勇就义。
1930年，王乐平，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山东国民党著名领导人、山东国共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盟会员，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被暗杀。黑暗之中，唯见鲜血！（曲批：对王乐平吹捧得太高！王乐平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政治家也算不上，只是一个政客。五四运动中，开始他表现积极，但在7月20日砸《昌言报》事件中，他和他的主子王鸿一（省议会副议长、国民党山东头子）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原来是安福系在山东的内奸。1927年后，他坚决反共，是汪精卫一伙，1930年被蒋介石暗杀于上海。）
白色恐怖之下、严酷环境之中，邓恩铭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预见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同样患肺结核的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写下了最后的绝笔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明节，邓恩铭等山东党组织重要成员，被山东国民党政府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前，邓恩铭等一路唱着国际歌。邓恩铭，这位从贵州来的青年，这位水族的儿子，最终将一腔热血流在了山东，洒在了济南，生命之钟停在了31岁。
此时，贵州的那位母亲，依然在群山之中期盼，那位青春少年，自己可爱的儿子，何时回到自己身边？
杨明斋，这位山东汉子，这位被周恩来评价为“忠厚的长者”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成员，这位同张太雷一起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位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一百多人到苏俄学习的上海中俄通讯社社长，这位翻译和撰写了很多重要书籍的文人，在苏联被流放多年后，1938年5月，被冠以捏造的罪名，死在了那个给中国送来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半个世纪后，苏共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
尾声：
【画面】纪录片资料：毛泽东提到王尽美。
【解说】王尽美，这个“大耳朵”的山东青年，深深地刻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指示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这是毛泽东一提王尽美。
建国后，毛泽东视察山东，对陪同的几位省领导说：“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这是毛泽东二提王尽美。董必武来山东，指示省委把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由公家安置照顾。随后，省委省政府把老人接到了济南供养，直到去世。
中国共产党九大，毛泽东讲到了王尽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这是毛泽东三提王尽美。
董必武赋诗回忆王尽美：“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字幕】翻开历史，我们找不到“如果”。站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眸20世纪的中国革命，其艰难曲折和巨大牺牲世界少有。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之中，在时间之水冲刷过后，更加显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前面有光、有热，太阳升起在中国！
（全片终）
《沉浮谁主问苍茫》主题歌：
苍茫中沉浮谁主，霜天下竞逐光明。
好男儿志如钢铁，化碧涛热血涌动。
为中华肩担道义，唯解放尽善尽美。
为革命前仆后继，不老松君与恩铭。
看看，你们哪里是在拍王尽美的纪录片？你们是随心所欲不顾历史事实塑造一个假王尽美！你们是在肆意亵渎先烈，你们是在欺骗党欺骗人民，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必须对此做出认真负责的检查和交代！
另外，关于你们这部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在内容方面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你们：
为什么隐瞒了1919年12月和1920年胡适和他老师杜威两次来山东宣传实用主义的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跟李大钊有“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全国影响很大。胡适为了达到他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1919年和1920年两次从美国把他的老师杜威请到中国来，宣扬他的实用主义。杜威两次来华都到山东济南来过，每次都停留一周左右。1920年12月27日，山东省警察厅厅长金荣桂在给北洋政府写的解散山东学生联合会经过的报告中说：“二十五日，有省议会、教育会约来美国杜威博士，在省议会讲演，期间共计五日，各校学生现正分期轮班听讲”。教育部门为其举办报告会，并令各校学生（包括王尽美、邓恩铭在内）轮班去听报告，轰动济南。济南历史上这样重大的事件，而且与王尽美有直接关系的事，他是一师学生肯定得轮班去听杜威讲演，纪录片为什么没有涉及？只字不提？你们在纪录片里连什么慈禧老佛爷都抬出来供奉，怎么就没给杜威和胡适留个板凳呢？
‚为什么隐瞒了1925年春节期间，王尽美在趵突泉南门外参加非基大同盟与基督教徒辩论的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经济、军事侵略的先锋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20世纪头20年，基督教在华事业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发展，二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中国的基督教徒已达36万，比过去增长3.5倍；教堂从300座增加到1万座，增长32倍。基督教要占领中国的指导方针咄咄逼人。
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决定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11次大会。教会此举激怒了中国学生。首先在基督教势力最强大的上海爆发，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向清华和全国各地学校发出通电，号召抵制在清华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随后，北京的学生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国发出通电。运动迅速发展，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1924年期间济南才成立“非基大同盟”。1925年春节前，王尽美刚刚从青岛、青州、淄博等地组建国民会议促成会回到济南。刚过春节，济南基督教徒以军乐队为先导上街搞大规模活动。山东非基大同盟的人在趵突泉公园南门对面与他们相遇，双方展开辩论。王尽美当时身患重病，但他也参加了这次持续三天的大辩论。王尽美在发言中慷慨激昂，情绪激动。一次，当场吐血而住进医院。
王辨同志在《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文中说：“记得1925年春节王尽美同志在趵突泉对群众做过反基督教的宣传，最后打出‘打到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载《山东省党史资料》1963年创刊号）1981年10月，王辨同志也曾亲自对我谈过此事。
这是王尽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和反动的教会势力做斗争。因经济条件不允许久住医院，病情稍有稳定，王尽美即回故乡北杏村疗养。但农村的医疗条件更差，病情越来越严重。6月（？）不得已又去青岛的青岛病院医治，不幸于8月去世。
为了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王尽美烈士，我认为把胡适在五四期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和王尽美烈士带病仍对反帝反宗教侵略做最后斗争的英勇表现在纪录片中体现出来。据媒体报道，中国基督教徒已有7千多万，和中共党员数不相上下了。山东还要在孔老二的老家修建一座能容纳三千人的大教堂，遭当地居民强烈反对。危险啊，如果中国人都信了基督教，谁还信马克思主义？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操作的所谓的什么“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是一部不合格的垃圾片，根本不够播放水平！
不过，因为该片尚未在社会上公开播出，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在《沉浮谁主问苍茫》脚本中所犯的错误，还没有真正造成危害，因此尚可以改邪归正。现在是你们挽救错误的好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停机，进行检查，消灭错误之后再拍不迟。
我还听说，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搞的这个纪录片，聘请了丁龙嘉当顾问，不知真假。近几年，他以“党史专家”的身份频频亮相。前面，我揭露了他和张业赏在合写的《王尽美》中造假。你们聘他当顾问可要小心。
第二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造假党史 ——“济南共产党小组”三十年之争
我在看完你们和济南电视台合伙操作的所谓大型政论历史纪录片《沉浮谁主问苍茫》的脚本之后，就想：脚本是济南电视台《沉浮谁主问苍茫》创作组编写的，他们不是专业搞党史的，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不足为奇。但是，我很惊讶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哪去了？那么多错误怎么就看不出来？你们不是合伙吗？你们不是有合同吗？你们怎么把的关？
后来，我忽然领悟了。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本身就是造假党史的大本营、造假党史的总后台嘛！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从上世纪80年代建立以后，不是按“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党史，而是按照你们的想法，开始编造假党史。我这样说，你可能认为我是对你们污蔑。不对，我讲的是实话，我有确凿的证据。你年轻，那时你可能还没有或刚刚进党史的门，不了解情况。
（一）编造“共产党小组”等假名称
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明。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些砖家先编造了一个“一大”以前我国有六个“共产党小组”的假名称，还强使全国研究党史机构和学者必须按你们钦定的调调统一口径，闹得议论纷纷，给全国党史工和研究者制造许多麻烦。1981年6月，我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工作，负责编《山东党史资料》刊物，我就得把的稿件涉及到这个名称的，按你们钦定的口径改来改去“统一起来”。
过了一段，你们那些砖家忽然感到“共产党小组”这个名称不合适了，灵机一动，又创造出“共产主义小组”的新产品，又强使全国的党史研究机构和党史研究者必须按你们的调调改过来，“统一口径”。
你们从“共产党小组”改为“共产主义小组”，就能“统一”大家吗？根本不能，因为它是假的。所以，大家还是意见纷纷，众怨难平。最后，到了1987年，只得由李樾出面“镇压”，他公开声色俱厉地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是不确切的，主张改为‘党的早期组织’，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叫做‘党的发起组’。我们认为，‘党的早期组织’、‘党的发起组’等等也不是当时的名称，而且涵义也不尽准确；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沿用了50多年，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所以没有必要改变。”（见李樾执笔的《共产主义小组概述》一文，载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
看看，李樾党霸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但是，李樾说话也不算话。现在你们不是连“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都不叫了，你们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里面，不是又叫什么“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党的早期组织”了吗？李樾不是说“没有必要改变”吗？现在怎么又“有必要”了？！
你们在这个“名称”上造假，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我说这些是有根有据、有案可查的。
（二）“济南共产党小组”有无之争
我第一次跟你们中央两家党史机构对着干，是1982年1月8日我在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发言，否定了你们中央党史机构关于中共“一大”以前济南有一个什么“共产党小组”的观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个什么“小组”没有人，没有活动，也没法说清什么时候成立的。我是全国第一个公开否定有济南共产党小组的人。
当时，全国研究党史的人几乎百分之百都认为“一大”之前，济南有这么一个“小组”，但他们在成立时间、成员人数、成员姓名等一些问题上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统一不起来。在所谓“小组成员”方面争议很大，有说张三的，又说李四的，互不相让。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共产党小组成员”的人，如王天生、王复元、王象午、贾乃甫等等，因为发现确凿资料，证明他们的入党是在1922年8月“二大”以后，有的甚至还晚。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当然没有资格成为“小组成员”。但全国的党史研究者一致对一个人持肯定的态度，那就是王翔千。他被公认是王尽美、邓恩铭之后的第三号人物。甚至在1982年1月举行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与会的还公开向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派来参加讨论会的周子信同志提出，让他回北京时向中央反映：以后写中共党史时，山东不能只写两个人，应该写三个人，加上王翔千。
那个期间，我认为要弄清问题，应该从王翔千打开突破口。但我们党史办公室手头没有任何关于王翔千的个人资料，对他的一些问题无法做出判断。当时我想到，王翔千去世前是山东省政协委员，肯定会有档案材料。于是我安排席伟去查找王翔千的档案资料。席伟去了省政协没有查到，又去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局也都没有查到。几费周折，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开会前夕，席伟终于在省委统战部死亡干部档案中查到了。档案袋里，只有一份材料——《干部履历表》。这份1952年11月26日王翔千亲笔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解决了一个多年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他是什么时候入党的。
王翔千在“何时何地参加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担任何职。现在有无关系？”一栏中这样写的：
“本人于1922年由山东中共发起人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省党部组织部工作，虽在宣传上尽努力，但成绩无可记述，后因避反动的白色恐怖回家，于1928年因工作不力失去党籍……”
我把王翔千的《干部履历表》复印了40多份。这是我出奇制胜的秘密法宝。
1982年1月8日上午，我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发言，否定济南有一个“共产党小组”的观点，遭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强烈反对。那时，我就使出我的撒手锏，让席伟把王翔千的《干部履历表》分发给他们每人一份，让他们看。原来沸沸扬扬像开了锅的会场，霎时鸦雀无声，一片宁静。静到用“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来形容都不过分。
几天后，讨论会结束时，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来的代表周子信同志发言，他说：“曲琦同志的发言，对我们这次讨论会的深入讨论起了重要的作用。”“将来写中共党史，山东是写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我们回去之后向中央汇报。中央让写三个就写三个，让写两个就写两个。但是王翔千1922年入党的问题，已经铁证如山，谁也否不了。”周子信同志给了我一点支持。我对周子信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钦佩，对他对我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听说子信同志身体很健康，请代我问候！
在这次“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那些坚持中共“一大”前济南有一个什么“共产党小组”的一派，拿不出任何确凿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仍然死抱着错误观点不放。山东省党史学会秘书长、讨论会主持人贾蔚昌同志，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一文中，介绍说：
“济南或山东是否有共产党小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有益的探讨、争辩。”“经过热烈的争辩，与会同志大都认为在党的‘一大’之前，应肯定在山东有一个共产党小组。因为根据现在发现的有关‘一大’的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都说在‘一大’召开时，国内和东京共有七个小组。（巴黎还有一个小组，当时没能派代表参加‘一大’）其中就有济南。济南的共产党小组不象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那样的党组织，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甚至还没有正式命名的党的创建组织。”（载《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3月增刊《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专辑》第17页）
看看，够多可怜！主张有小组的那些人拼死拼活、拼命呐喊：“应肯定在山东有个共产党小组”！然而，这个“应肯定”有的小组竟然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甚至还没有正式命名的党的创建组织。”这叫什么“组织”？既“非常松散”，又“没有正式命名”！连个名都还没有，能叫“组织”吗？
贾蔚昌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同时也谈了有人持不同意见的情况。文章说：
“有的同志认为，在党的‘一大’前，山东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小组一类的政党性质的组织。其主要论据是：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除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个‘一大’的代表外，山东找不出第三个一九二一年的党员。包括一般被认为是‘一大’前共产党小组成员的王翔千、王用章、王复元、贾迺甫等都是一九二二年‘二大’以后才入党的。另外，没有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确定‘一大’前，山东哪一个组织为‘共产党小组’或共产党小组性质的组织。”
这个“有的同志”就是我曲琦。
贾蔚昌同志可能因为我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公开和你们中央唱反调，怕我引火烧身，有意把我的名字模糊掉。
凡是“一大”前各地早期建党组织的人，都被承认是共产党的创始人，党龄都从1921年算起。如果山东当年也有那么个什么小组，它的成员当然也是党的创始人，当然也应该从1921年计算他的党龄。但是，直到目前，21世纪2011年，除了王尽美、邓恩铭两个“一大”代表外，山东仍然没有找到第三个1921年的党员。你们对此将作何解释？ 请你们帮帮忙吧，求你了！
我和你们中央两家党史研究机构在“济南共产党小组”这个问题上两种观点的斗争，就此开始。
（三）李樾炮轰曲琦
1982年8月，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当时的一战组组长李樾，就在沈阳举办的什么“暑期党史培训班”上公开炮轰我，说什么“山东有人否了济南共产党小组。那个人从未学过党章，如果他学过党章，就不会提这样的意见”（大意如此）等等。后来，中央党史有人来山东办事，我见到了，就托他们给李樾捎话，告诉他：“你说曲琦‘没学过党章，学了党章就不会提那意见。’曲琦回敬你：‘党章是什么时候的党章？党章是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有党章。共产党小组是什么时候的小组？共产党小组是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小组。你让曲琦拿着共产党成立之后的党章去研究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共产党小组，是本末倒置。你连研究历史的起码知识也不懂。’” 来一个捎一次，我不厌其烦。
（四）为造假，上演“夺权”闹剧
198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类似阴谋“夺权”的怪事。他们背着我“委托”余世诚和刘明义编辑出版了一本《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资料专辑》，“盗用”了本来由我负责主编的《山东党史资料》刊号，就是《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
他们在这本《资料专辑》的《编后》里，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意图和目的。他们一开始就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山东地方就有一些立志改造社会的先进人物组织起来，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山东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
这里，他们首先肯定党的“一大”前有“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山东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存在，一上来就把你的嘴堵上。这是为他们肯定山东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做铺垫。
末后，他们又说：
“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委托，承担《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专题考查任务的余世诚、刘明义同志在收集整理这批资料中，付出了很多劳动。”
这里清楚地说明，被“委托”的余世诚、刘明义，只是去做“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的考查，只去“收集、整理”“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的“资料”。不是去全面考查有没有“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山东共产主义组织”是什么样子？“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怎么成立的等等，这些都不管。目的很单纯，只有一个，就是去收集“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的资料！
（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于《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二期，《山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资料专辑》第267、268页）
搞党史研究能这样吗？带着一定的框框，和特定的目的，这样能弄清历史的真实情况吗？
省征委之所以出此下策，完全是按照你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意图办的。因为你们要他们出版一本肯定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的书，为达到这个目的，省征委会只能这样办，不排除我是不行的。只有瞒着我，才没有阻力！
余世诚是华东石油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刘明义是济南市总工会调研室副主任，他们二人是肯定有个“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铁杆“保皇派”。
对此，我毫不知情。他们对我保密保得很严实。直至这本《资料专辑》出版以后，省征委会副主任方正才告诉我，说什么“因为你太忙，我们只是帮帮你，所以没告诉你。”以此来遮掩他们“夺权”的阴谋。
看看，为了达到他们造假的目的，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五）《共产主义小组》流毒全国，搅乱党的历史
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湖南长沙又开会研究“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那时，我已经退休当老百姓了。山东去参加会的人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方正和济南的刘明义二人。
会后，刘明义回来对我谈了会议的情况。他说：“李樾在会上说：‘济南的小组有没有要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听了，觉得李樾的态度有了转变，讲“实事求是”了。这很好。这是刘明义的传话，我没有去落实李樾是否真的这么说过。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李樾的态度并未转变。
方正和刘明义从湖南回山东以后，按照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李樾的要求，两人全力以赴，编辑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书。
果然，1987年9月，你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共产主义小组》上、下两册堂而皇之亮相了！
当然，所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也乔装打扮粉墨登场了。由方正、余世诚、刘明义署名执笔，打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旗号，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中，又老王卖瓜一番。
文章虽然署名三个人，方正是省征委会副主任，有官架，他不会亲自下厨炒菜，有余世诚、刘明义两个铁杆捉刀就行了。
余世诚、刘明义何许人也？2001年6月，我在一份材料中，送给他们一个“封号”——“制造假党史的大户”。刘明义的杰作之一是，在1998年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里，歌颂跟山东建党毫无关系的1951年被济南市人民政府镇压了的汉奸卖国贼宋介。结果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发现了，下令禁止公开发售，给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改称）惹了一腚臊。
余世诚、刘明义二人勉力拼凑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里面，没有一点真实可靠的事实根据，几乎全是骗人的谎话。如，他们说：
“1920年夏秋之际，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齐鲁书社的读书活动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专门收集和研究共产主义的书籍和理论。”
“夏秋之际”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夏季和秋季交界的时候，就是7月底8月初那个时候。而齐鲁书社是什么时候开业的呢？是1920年10月1日正式营业的。你们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下）第617页就刊有《济南齐鲁书社广告》，广告说：“已定于十月一日正式开幕”。这个广告也是余世诚、刘明义二人收集并编到这本《共产主义小组》书里的。10月是秋季最后一个月，是季秋了。不是“夏秋之际”。“1920年夏秋之际”，齐鲁书社还没有“开幕”，又怎么能搞什么“读书活动”？齐鲁书社“夏秋之际”没搞什么“读书活动”，王尽美、邓恩铭又怎么能在“读书活动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余世诚和刘明义能说清楚吗？余世诚、刘明义两个文化骗子水平太漥，然而，他们就这样不知羞耻地把这些写在他们的《综述》里面，送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李樾那里。而李樾这位造假“共产主义小组”大拿，如获至宝，赶紧把它塞到他的“传世巨著”《共产主义小组》里面，欺骗读者，流毒社会。
看看，李樾、余世诚、刘明义这些党史界的砖家，为了达到他们造假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还管他什么要脸不要脸？！很有“破釜沉舟”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殉难决死的气派！令人可钦可叹那！
余世诚、刘明义倚仗得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宠爱，更加疯狂贩卖他们的造假私货。他们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造假说：
“通过励新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先进青年。励新学会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和活动大致是同时进行的，励新学会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个重要的活动阵地。励新学会酝酿于1920年秋，10月31日公布简章、宣言，11月21日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成立大会。”“它公开宣布的宗旨是‘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励新学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活动也大大超出了学术的界限。”“从《励新》半月刊的言论上看，它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研究学理’的范畴了。它的宣言公开声明：对于从前的一切制度、学说……都从根本上怀疑。并且要‘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励新学会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励新学会”是1982年1月6日由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中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之一。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讨论会”的主持人贾蔚昌同志，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一文中，关于励新学会成立的时间及其评价的讨论情况，有详细说明。文章说：
“‘五四’运动后，在济南建立的励新学会，被认为是和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创建有密切联系的，因而有必要对该组织成立中的若干问题搞清楚。
过去一直认为励新学会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冬。经过这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励新学会创办的《励新》半月刊上的会务报告记载：（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假公园大厅开一本会成立会，全体会员到会。’大家认为这个文字记载是可信的。大家还认为励新学会是在‘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下成立的。它是由当时济南的一些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发起的。十一个发起者，当中也包括王尽美和邓恩铭。
励新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进步学术团体。它所创办的《励新》半月刊，根据现有的材料看，对于揭露和抨击旧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的黑暗、腐败、不合理和宣传妇女解放方面是很突出的。同时，它也提出一些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表现有社会主义倾向，但基本上是一个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
励新学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和《励新》半月刊，在济南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对于推动青年学生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会员王尽美、邓恩铭则成为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还有些会员后来成为山东党组织的早期党员或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它为山东党、团组织的创建作了一定的干部上的准备。但是不能说励新学会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外围组织。
有的同志认为励新学会是一个宣传新文化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有的同志认为《励新》半月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了无政府主义。但也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评价，他认为从已发现的几期《励新》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来看，没有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相反，在《励新》半月刊第五期有两篇文章是在宣传颂扬无政府主义。这表明，当时励新学会会员对刚刚传播到我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哪是正确的，哪是错误的，尚分辨不清。”
贾蔚昌同志的文章，清楚地说明“讨论会”对“励新学会”达到的共识是：
1、励新学会是一个群众性进步学术团体；
2、《励新》半月刊基本是一个宣传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
3、励新学会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和《励新》半月刊，在济南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对于推动青年学生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会员王尽美、邓恩铭则成为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还有些会员后来成为山东党组织的早期党员或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它为山东党、团组织的创建作了一定的干部上的准备。但是不能说励新学会是山东共产党小组的外围组织。
余世诚和刘明义二人，参加了1982年1月6日至10日为期5天的讨论会的全过程，他们非常清楚讨论会的讨论情况。但他们却在他们执笔写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中胡说什么“通过励新学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青年。”“励新学会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个重要的活动阵地。”“励新学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活动也大大超出了学术的界限。”“《励新》半月刊的言论上看，它从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研究学会’范畴了。”“励新学会为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粗暴地推翻了1982年1月“关于山东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达成的共识，而用他们两人的观点取而代之，并打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旗号，形成是山东省委党史征委会的观点的假像！
余世诚甚至趁机把他的私货也塞了进来。他说：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原籍山东省平度县）等来中国了解情况并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商建党事宜。在此期间，他们也曾在济南停留，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
这是余世诚有专利权的发明创造。
关于维经斯基、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面的事，这是山东党史界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2001年6月，我曾在另一份材料《救救党史》中谈过这事，现在转抄于此，供你参考。原文如下：
“关于1920年春（或4月），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济南和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见面的事，最早是杨一辰和丁群（丁君羊）提出来的。
杨一辰在1975年12月31日写的《回忆王尽美同志事迹片段》中说：
‘……当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他的翻译，就是山东人旅俄华侨杨明斋。他们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准备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路过济南时，他们即与育英中学国文教员王翔千，一师、一中的学生、教师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系，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各校纷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丁群在1982年3月17日给余世诚的信中说：
‘杨明斋1920年3月间随维经斯基等派来中国，先到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时，途径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过面’。（见《杨明斋》第124页）
丁群是1924年入团，后传党；杨一辰是1927年入党。他们都没见过维经斯基，所说1920年春维经斯基路过济南和王尽美等见面，他们也没在场。那么，他们是从哪儿知道这件事的，他们都没讲，现在也无从查考。
最早引用丁群和杨一辰这个说法的，是1981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中，周庆本、王晓梵、李海青合写的《邓恩铭》。该文说：
‘一九二0年四月，共产国际派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曲注）等人来中国，以山东旅俄华侨杨明斋为翻译，先到北京，再由京赴沪时路经济南，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但，对这一段所说，随即在页末加了一个小注，说：
‘关于威金斯基、杨明斋曾到济南，并与邓恩铭等晤谈，系现在调查时，据老一辈同志的传闻。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
声明这只是一个‘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虽然在文章中写了出来，也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个‘传闻’而已，并未把它当作确凿的历史事实予以肯定。
除此，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山东党史界对丁群和杨一辰两人的这个说法，均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不予肯定，在文章中也没有引用的。”
可是到了1987年，余世诚、刘明义趁执笔《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的机会又把这“未见确凿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从箱底翻了出来塞到《综述》里面欺骗读者。
余世诚1987年在《综述》里这样讲，他真的有什么确凿的根据吗？他真的相信他说的吗？余世诚手里唯一的根据，就是1982年3月17日丁群给他的那封信。丁群的信就能作认定事实的证据吗？根本不可能。其实，余世诚自己也不相信他《综述》讲的话。到了1988年，山东第一个出来公开否定1920年4月维经斯基曾到过山东的，就是余世诚。他在和张升善合写的《杨明斋》一书中，这样写的：
“1920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然后通过柏烈伟的介绍，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安排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会谈……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谈都非常融洽。他们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同认识……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进一步了解到五四运动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杨明斋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等在杨明斋的陪同下，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这本书中没有了维经斯基“曾在济南停留，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的情节。
七年之后，1995年余世诚和刘明义合写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里面，对维经斯基、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会见的“传闻”，连提也没提。看来，余世诚似乎有所悔悟。但他造假的流毒，却仍在发酵。
余世诚、刘明义两员造假大户，财大气粗，把党在山东的历史搅混搅乱，甚至连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方正都听他们的摆布，他们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
综上所述，足以证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一书，存在严重的造假问题，在山东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没有一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共产主义小组》仍在社会上流传，至今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广为引用，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因此，你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共产主义小组》的流传，消除给党史造成的恶劣影响！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公开造假党史，应向全党认罪
今年初，我们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发给我一套装潢精美的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第二卷上下册，厚厚的肆大本，3公斤多重。单位是用公款买的，看来花钱又不少，两卷定价共269元整！如果，全国都这样办，七千多万党员，每人都得买，这可是一笔大买卖。你们就可以赚个千八百万，甚至上亿啊！你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能分个万八千的红利，乐呵一下！你们的那些大领导可真是为你们这些“人民公仆”办了件大好事！
（一）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又在疯狂造假
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到手，老汉赶紧斋戒沐浴，恭而敬之地拜读。当读到第一卷上册第63页，令老汉大吃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上面赫然印着：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怎么到2002年了，你们还在顽固地继续编造假党史。你们仍然坚持济南有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观点！
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谈到“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时，谈的很简单，只是在第50页最后一段说：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其他几个受五四运动影响较大，工人比较集中，同时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城市——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也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后面，在这一段快结束时，又说了一句：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
只此而已，有关所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事，加起来总共只有29个字。
那时，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可能因为手中掌握的资料不多，甚至没有，因此心虚，说多了怕露馅，只得简而略之，一笔带过。有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猜谜吧！
后来，过了十多年，因为一方面有邓小平、江泽民的重要论述，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布”，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就产生了2002年版的“与时俱进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原来在1991年7月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只用29个字表述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到了2002年“与时俱进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下子就“修订”成洋洋159言（未计标点符号）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字数比1991年7月版的增加了5倍多。
但是，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这本“与时俱进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什么“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论述，怎么能看出你们“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我不但没有看到，反而让我老汉越看越糊涂。我老汉年届88，脑力衰退了，不愿再猜谜。
现在，我作为一个读者，要求你们就以下问题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说明，不能只是空口说白话，让读者去猜谜：
1、请拿出“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确凿根据和证据。1920年秋，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济南怎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2、请拿出“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的确凿证据；
3、请拿出“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的确凿证据。“此后”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一段时间”是多长，半月二十天还是一两个月？到底又“活动”了多久？
4、请拿出“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发生了分歧”的确凿事实：在什么问题认识上发生了分歧？哪些会员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分歧？姓名都说清楚。
5、请拿出“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确凿证据。除了王、邓，还有那些“先进分子”，都是谁？几个人？上海和北京党组织怎样对济南进行影响和帮助的？都有哪些人参与？
6、请拿出“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后的确凿证据。这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事实证据，活动内容？活动的次数？参加的人数？
你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对读者负责的有根有据的明确答复，不能笼笼统统、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如果，你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你们就是在欺骗读者，你们就是在编造假党史！你们必须公开向党认罪，向读者认罪！你们编造的假党史必须彻底作废！
（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间，80年代
已解决
上世纪60年代，山东研究党史的人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有1920年下半年、1920年9月、1921年、1922年等等说法，众说不一。那是因为当时刚刚开始研究党史不久，党史资料很缺，一些当事人和老同志对历史事件时间记忆的错误而造成的，那是一种正常现象。不存在什么造假党史的问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史研究已经深入开展，党史资料也比过去丰富，所以一些疑难问题也得到澄清和解决。
现在，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何时成立的问题，我们山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济南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8月，王尽美和邓恩铭开完“一大”回济南后。
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主持人贾蔚昌同志，1982年2月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一文“二、关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时间问题”中，说：
“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八、九月份），为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由王尽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成立的。是在励新学会结束之后，由一部分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组成的一个学术团体。该学会是公开活动，学会的会址门上挂着牌子，会员曾发展到数十人。”
贾蔚昌同志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山东党史研究的一个成果。
可是，过了二十年，进入21世纪，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突然又从石头缝里蹦出一个孙猴来，说什么“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山东的研究成果给否了，令人万分惊愕！难道你们又有什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吗？果真如此，那也令人雀跃欢呼！请你们拿出来！
但是，如果你们拿不出任何确凿证据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就是“我是老大，我有权，我说了算！！！”任意确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时间，你们必须为这种江湖老大霸权思想承担罪责！你们不仅否定了山东研究党史的成果，更严重的是粗暴地歪曲了党在山东历史的真实情况！你们必须公开向党向人民向读者认罪！必须公开向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山东广大党史工认罪！
你们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胡作非为，既幼稚又可怜，教训是沉痛的！
（三）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剽窃之嫌，须
交代
从前面我引用的你们书上那段文字来看，我发现你们有剽窃之嫌。因为你们这段文字与我在别处看到的一段文字雷同。现在，我抄录在下面，请对比一下：
你们在第63页的文字：
“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一组织开始时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不久，反动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缔。此后它又半公开地活动了一段时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会员们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分歧。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我怀疑被你们抄袭的文字原文：
“在王尽美等几个人的倡导下，在1920年夏秋之交，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一组织开始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在1921年，经反动政府及警察厅认为的宣传过激思想，明令取缔以后，曾半公开的活动了一个时期。以后，会员思想上也发生了分化。于是王尽美、邓恩铭几个忠实可靠的革命青年，便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后逐渐有一些发展。”
请看，两段文字从思路、文章的层次、语气，简直就像一个人写的，甚至其中有的句也雷同，如原文“开始是半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你们只在“开始”后面加了一个“时”字；再如原文“半公开的活动了一个时期”，你们只把“的”改为“地”，“一个时期”改为“一段时间”，别的都一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纯属巧合”吗？
你们在书上写的那一段是否是移植别人的？是，就坦白承认；不是，就拿出你们的证据来。你们必须向读者作个明确交代。
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别人的材料，移植别人的成果都是可以的，也是常见的做法，是合法的。但是，必须注明出处，或经本人的同意。否则，就涉嫌剽窃。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怀疑被你们抄袭的那段文字，是山东的老革命马保三同志在《山东党组织的发端》一文中写的，发表在1982年3月出版的《山东党史资料》增刊《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专辑》上。这期刊物是我负责编的，我还保存着一本。你们需要查阅，我大开辕门，欢迎！
（四）1920年秋，邓恩铭根本没学马克思主
义
你们不是说“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吗？咱就谈谈这个问题。
“1920年秋”到底是几月，你们没说清楚，恐怕你们永远也说不清楚。我来帮帮你们。秋，是秋季。《现代汉语词典》[秋季]条说：“一年的第三季，按我国的习惯，指从立秋到立冬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七、八、九三个月。”按公元说，那就是8、9、10三个月。按你们的说法，王尽美、邓恩铭等就是在这8、9、10月中不知哪个月，“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好了，现在我找到邓恩铭在你们说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写的一篇文章。为便于你们全面研究他，我不加任何删节，全文发给你们，让你们看到文章全貌，免得说我“断章取义”。文章刊载于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励新》第一卷第一期。
全文如下：
改 造 社 会 的 批 评
社会是人创造的，故一代的社会情形，与一代的社会情形，必不相同。在这不同之间，就发生改造这件事情。改造有没有价值，就看他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凡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形产生出来的改造，在社会一方面，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不但没有效果，并且一定要失败的。
自从新思潮流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改造社会这种事情确乎是我们中国的一线生机了，但是仔细研究起来，高唱改造社会的，大概分一下几种：
（一）实行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老专制的国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也不平等。那么，阶级高的，就可以压迫阶级低的；富的，就可以役使贫的；男的，就可以玩弄女的。这种事情，在专制盛行的时代，社会情形如此，所以阶级低的，贫的，女的，无论受什么压迫，受什么痛苦，只有忍气吞声，受社会的支配，受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没知识，没机会，所以也就糊糊涂涂的，一直到现在。但是从青[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阶级低——贫——女子——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体，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象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
（二）空谈的
这空谈的改造社会，与上条大大的不同，大概这一类的人，都是有知识的。当社会学说初来的时候，他反对比谁也厉害，到后来看看不行，于是顺风转舵，由反对的态度，一变而为赞成者，于是大张旗鼓，出杂志，出日刊，鼓吹的比谁也厉害。然而细细考查起来，他们真正提倡改良社会吗？真正的为一般受压迫、受痛苦的苦人出力吗？依我的眼光看起来，一定不是这样。某日刊上说：“上海提倡改造社会的人实在不少，但是说人话，不作人事的也多，嘴里说劳工神圣，但是出门，非坐洋车汽车不可；嘴里说妇女解放，其实家里老妈子、丫头都有，若是高兴起来，赌，吸大烟也干，出杂志，出日刊，不过是出风头，金钱问题罢了”。研究怎么样？依我答来，与某日刊上说的一样，一件神圣的自由恋爱，他们竟当作情欲来看待，[。]其他可想而知了。咳！象这样的人大声疾呼改造社会，充满肚子的鬼心肠，[。]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这样空谈的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
（三）盲从的
世间事情多得很，有好的，有坏的；有适于这个时代，而不适于他时代的；有适于这个社会，而不适于那个社会的，我们倘若不加一番研究，难免不走入盲途的。何况这样茫无边际的社会问题，若是我们不去研究，那更是要入五里雾中了。我们中国讲社会学的，没有几个，就是现在讲社会学的，也不过是学人家的皮毛，究竟哪是好，哪是坏，恐怕不十分明白。那么，我们一般要去改造社会的，不能不仔细想想，[。]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象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们的利益。那么，社会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高唱改造社会的，总要多多注意实际上才好。
由以上几条看起来，改造社会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不能不看看人家怎样改造？我们怎样去改造？人家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人家是实行的吗？还是空谈的呢？或者是盲从呢？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是高唱改造社会的一般人，[。]我们既是感受种种的痛苦，中国的社会一定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那么，这改造社会这件事，至少也要迟下去数十年，我们就是罪人了！
怎么样，你们看完邓恩铭这篇文章，有何观感？你们不感到惊讶和奇怪吗？！怎么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码两三个月以后写的文章，竟然会说出：“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象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话？甚至连说“共产党好”都不行！你们那些砖家能找出一个为邓恩铭打圆场的说词吗？你们能找出这样思想水平的邓恩铭1920年秋怎么能和王尽美“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理论根据吗？难耶！
我老汉看了邓恩铭的这篇文章之后，一点也不奇怪。这完全合乎邓恩铭本人当时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这是一个真实的邓恩铭。邓恩铭1920年秋根本没“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因为，1920年秋，济南根本就没一个什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完全是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那些砖家们捏造的。邓恩铭1920年12月15日写的《社会改造的批评》，就是他用来戳穿你们编造假党史的锋利匕首！
（五）1921年春，王尽美不是“济南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成员
你们不是说“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影响帮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吗？
1921年春是几月，你们也没讲清楚。春，是春季。《现代汉语词典》[春季]条说：“一年的第一季，我国习惯指立春到立夏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正、二、三’三个月。”按公元计算，就是2、3、4，3个月。你们弄不清“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到底是2、3、4哪个月成立的，只好含糊其词说个“春”，反正是出不了这3个月。以此来瞒哄读者。
现在，我找到一份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五期。正好在你们说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期间。而且，这一期《励新》又是王尽美任主编的，真太巧了！太好了！
这一期刊物共发表了十二篇稿件，题目是：
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 王全来稿
贫乏与教育 王志坚
我对于中国将来之乐观 王锦湘
克鲁泡特金的略传 谢凤举 陈汝美 合译
诗 儿歌 会员
小说 王纯嘏
对于诸城贞女事件的批评 张承豫
我们的真自觉 李法田
寒假内的杂感 张世炎
随感录 崔万秋
会务报告
这一期的内容和过去几期有所不同，除了仍有某些杜威、胡适的影响痕迹外，还有一点新东西，就是在几篇文章中出现了过去从没有出现的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工学主义等新名词；另外还有两篇公开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篇是ABRAHAM CAHAN著，谢凤举、陈汝美合译的《克鲁泡特金的略传》；一篇是王锦湘的《我对于中国将来之乐观》。ABRAHAM CAHAN在《克鲁泡特金》中满怀崇敬之情介绍了克鲁泡特金一生，他说：“他是个纯粹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无论怎样去说，他的主义，是与麦格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曲注），互相背驰，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学说，很为片面专制的，苏维埃政府极力反对”的。王锦湘在文章中说：“据安那奇（即无政府主义——曲注）书上说，若共产主义一行，每人每日仅作两小时的工，足以自赡。这不是我们忆想不到的事吗？”对无政府主义无限憧憬。
在这一期《励新》半月刊，打头的文章是王全的《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还有王尽美在该文后面加的《瑞俊附志》。现将王全的文章和《瑞俊附志》全文抄录如下：
成 年 补 习 班 与 工 学 主 义
昨见民治报新闻栏内，载有各学校添设成年补习班一节，专给劳动者及失学者设备的，[。]果然，将来劳动者及失学者，就受益不浅了，[。]昨又见励新学会的学术谈话会，也有研究工学的问题，[。]可见普及平民教育这件事，已为近来新教育家及一班人注意之集点，[。]我对于这件事，是非常的欢迎，并且抱着无穷的希望；因为我就是一个幼年失学的人，[。]不过我之失学，是经济制的我失学，是环境迫的我失学，并不是说自暴自弃，不想求学，[。]咳！一样的人，为什么就有能受教育的，有不能受教育的呢？现在一班人之视点，知道移到这一步上来，真是黑暗社会的光明路，普及教育的动机呀！我现在对于这件事，也还有几层意思，写在下面，[。]至于对不对，那就得众位指教了。
我以为实行半工半学，实在是能说出来而不能做出来的一件顶困难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无产阶级，被屈服在经济势力之下，受他的支配，已经数千百年了，[。]近来更加上产生革命，资本全集在少数人手里，如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我们无产阶级，只配给地主资本家作牛作马，凭血汗得到的工资，不但不能养父母畜妻子，连自己的生命都维持不过来，那里还有心绪去求学呢，[！]我于今把他的困难诸点，分述于下：
甲时间困难，乙经济困难，有以上这两种困难，虽有些有志向学的也就不能够了，[。]咱先就最开通的工厂说，除星期六晚间休息外，其余都是昼夜不息，[。]每天十几点的工作，焉能有工夫去求学呢？何况那些专制式的铺子，如木匠铁匠……没昼没夜、一斧一锤，一锯一锉，叮当累的精力疲乏，焉能有工夫去求学呢？这就是时间困难；迫是（使）你们必定那样想，我们为什么每天必得作十几点钟的沉重工作呢？我们为什么不把夜间的工作腾出来到白天去作呢？我以为答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第一先要晓得，我们的工作，是昼夜如斯的，天未明即起首，夜过半始休息的，并无所谓白天黑夜，[。]至于说我们为什么下如许劳力，得到的工资连生命都不能维持，还不能自觉吗？咳！说来也真可怜，我们的劳动力，我们已没有自主权，早已象商品一班卖给资本家了，[。]而且现在无产阶级失业者如是之多，人人为维持生命计，不能不急于就食。雇主们当着这个机会，自然要勒逼臻至，想以贱价买好物品，[。]我们当时也未尝不思反抗，然而一回家的工夫，见父母都饥饿的病在炕上，妻子都形容枯槁，奄然待毙，[；]虽话说不能成语的，不满周岁的小孩子，也致得瘦骨如削柴，倒在伊母亲的怀里，时时咿咿哑哑的发出没有丝毫气力的哀音，并伸出两支小手来，表示出他也需求面包的情况，[。]咳！我们逼在这样悲惨环境里，只落个把足一跺长叹一声，忍痛去受那资本家的宰割罢了，[。]大家要知道这经济杀人更是利害呀！那里还有我们受教育的机会呢？
照以上的情形说来，我们无产阶级，劳动者，是终身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了，是子子孙孙没有受教育的利权了，是立在万劫不复的地位了，[。]不然不然，这可得全仗我们劳动者自觉了，[。]苦同胞们！咱要睁眼看看，现在人类世界进化到什么地步了，泰西各国的劳动者，已结合团体，和资本家宣战了，[。]他们的手段就是“罢工”，[。]他的资本家让步了，承认他们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的要求了，[。]现在更让步作工六小时了，[。]俄罗斯的劳动者，竟直接了当群起来把他的仇敌资本家杀尽了，驱逐了，[。]于今能代表俄罗斯的，只是我们拿锤拿斧子拿锄镰的劳动者了，[。]苦同胞们！人家以前处的地位，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怎么样？人家凭热血颅骨垫起向光明走的路来了，斩荆去棘的走到安乐境里去了，[。]我们岂可甘受这牛马的待遇么？苦同胞们！起来凑上去罢！不要迟疑自误了，[。]近来新教育家及一班人也注意到这里，[。]这是时机已到了，咱们先团结起来作第一步的要求，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资本家反抗时，我们就“罢工”对待，第一步作到，我们就有求知识的时间了，[。]至于将来再怎样作法，那是第二步的说话，我们现在还不及讨论他。
苦同胞们啊！佛家有句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们现在回头了，但是受苦的是我们，我们不发难谁先发难呢？现在时候到了，我劝大家起来凑上去罢！！
「王全先生是山东劳动界中之先觉者，可惜我不认识他，不得和他作一度的深谈。他的身世我也不晓得，[。]不过当他在第一中学当号夫的时候，曾有几篇很彻底的文字发表，[。]今又见他这篇稿子，大约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抱的思想，读者也自领略个大概。但我还有一点意思是，我总以为劳动者所以屈服在资本家之下，那种利权并不是资本家本身所特有的，是以前那些劳动者假给他的，[。]现在劳动家[者]既觉悟了，就马上把这种利权收回来，也就是物归原主的意思，于理论上是很对的，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我所以狠希望劳动同胞中之先觉者，个个往实际插手去作才好，[。]不知王先生以为如何？并盼望常常来稿。」瑞俊附志
《励新》第五期有几篇稿子公开讴歌无政府主义和谈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王全谈的工学主义以及王尽美的《瑞俊附志》，虽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虽然比起北京、上海等地也晚了一两年，但从山东这个孔孟之邦封建顽固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青年本身来说，这个变化仍是个进步。因为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摆脱过去几期受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影响的阴影。这说明第五期的主编王尽美的思想也有新的提高，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转变和进步。因为他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范畴了。
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45页，不是说：
“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符合开始具有反抗旧社会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奔走呼号，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你们在2002年9月出版的“与时俱进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55页，重申了这个观点。
这也是我之所以说王尽美在《励新》半月刊第五期所做所为是正常的合乎王尽美个人的实际情况，对王尽美个人来说还是一个跳跃性的进步的根据。因为那时广大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只是“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楚。
但是，从当时全国的历史环境来看，却又出了问题。因为《励新》第五期出版的时候，正是你们钦定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候。王尽美是你们钦定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怎么能在他任主编的《励新》第五期上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反而去宣传讴歌无政府主义？这与他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身份不相符！而且从全国情况来看，正是在1920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一年的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论战的时候，“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怎么不和全国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参加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反而站在无政府主义者一边，高声讴歌无政府主义呢？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对那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的评价不是相当高的吗？你们在1991年7月出版的第1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46页中不是说：“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你们2002年9月出版的“与时俱进的修订本”《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是这个评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把“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吸收进去？为什么不把王尽美这个“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也吸收进去，而任其特立独行？如果王尽美当时那种离经叛道的行为是错误，怎么直至今天没见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那些大砖家们对其有任何批判和谴责？！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大砖家们能给读者们做出一个明确的合理的解答吗？
另外，王尽美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那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斗争呢！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大砖家们，能给王尽美找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吗？我想你们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办不到的。
现在我可以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们。很简单，因为那时候，王尽美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什么“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和全国其他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自由人，不受任何约束。
1921年春，济南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共产党早期组织”！
至于说“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那是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老砖们说的，是你们老砖们捏造的。
由王尽美负责主编的《励志》第五期，就是驳斥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大砖们，编造王尽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谎言的最有力铁证!
你们永远也找不到一点为你们造假辩护的借口！
（六）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又在《励新》半
月刊上造假
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砖家们，除了编造“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假党史外，你们还编造了一个令智者嗤笑的谎言！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64页上写道：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如武汉有《武汉星期评论》，济南有《励新》半月刊，广州有《广东群报》，长沙有俄罗斯研究会等。”
你们这一段叙述，是整段从199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52页抄过来的，只在个别地方有点改动。如在“成立研究会”中间加了“马克思主义”5个字，把“各种形式”改为“多种形式”，另外把“北京有社会主义研究会”删掉了。你们1991年版和2002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都把《励新》半月刊和你们钦定成立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或“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挂上钩。《励新》半月刊成了他们的“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成了他们的机关利物。事实是这样吗？完全不是，纯粹是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那些砖家编造的。
众所周知，《励新》半月刊，是济南的“励新学会”办的刊物。“励新学会”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励新》半月刊创刊于1920年12月15日。《励新半月刊》创刊的时候，你们钦定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没成立。《励新》半月刊的创刊与你们的所谓“共产党早期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想利用《励新》半月刊这个刊物作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的话，那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你们说“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但说不清是2月、3月，还是4月成立的，这样问题就不好办了。因为，《励新》半月刊现在知道的共出版五期；第一期1920年12月15日出版；第二期“山东教育号”（一）1921年1月1日出版；第三期“山东教育号”（二）1921年1月15日出版；第四期未发现实物，出版日期不详；第五期1921年4月15日出版。第六期有预告，但至今未发现实物，出版未出版不详。
根据《励新》半月刊出版的情况，如果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春季第一个月2月或第二个月3月成立的，那么《励新》半月刊一、二、三期已出版，你们想把它作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也捞不到了，只能在第四期、第五期上做文章。如果，你们的那个“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春季第三个月4月里成立的，那就根本赶不上把“励新”半月刊建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了。不用说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4月中旬、下旬成立，就是4月1号成立也来不及了。因为，《励新》半月刊4月15日出版了第五期以后，就再也没见出版。
根据以上情况，如果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2、3月份成立的，《励新》半月刊可以成为你们“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的只有第四、第五两期。第四期至今未发现实物，内容不详，无法判断。第五期的实物早已发现，我刚刚在前面第二个问题中对《励新》第五期的内容作了周详的介绍。你可以再返回去看看。我在第五期的12篇稿件中，没有看到一篇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更不用说“扩大宣传”了。相反，却有好几篇文章在讴歌无政府主义。而这期《励新》半月刊的主编就是你们钦定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王尽美。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那些砖家能说清楚吗？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怎么使《励新》半月刊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的？！你们能拿出事实说明吗？可是你们竟厚颜无耻地在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经典著作中公开说你们的“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把《励新》半月刊“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你们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造假，欺骗读者，欺骗党吗？
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此，必须公开向党向读者认罪！
（七）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第一卷中，公开编造假党史，性
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必须公开向
党、向人民、向读者承认错误，必须公
开认罪！
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猖狂地编造我们山东建党前后的一些假“党史”，严重歪曲了党在山东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否定了山东在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误导了山东的党史研究工作。
因为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带头造假，上行下效，下面的党史研究机构也只有按你们的调调行事。你们不是公开喊出：“和中央保持一致”吗？1998年，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林保义，在会上就公开对我喊：“中央说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你曲琦说没有，我们‘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你去和中央说吧！”因为要和你们“保持一致，就只能按你们定的调子写，就不能按历史的真实情况写。你们严重影响了党史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
现在我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以一个具有64年党龄的党员身份，正式向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提出控告！
1、我强烈要求你们尽快就我在此信中对你们所提问题，作出公开答复；
2、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必须对你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犯造假错误、罪行向全党、向人民、向读者公开认罪！
我的这些要求，希望你们在5月底以前给予答复！如果置之不理，我将通过法律控告你们！
以上，请你们认真考虑，并作出回答。
第四个问题：建议中央开展“打假清毒”
运动，保障党史研究工作健康发展
由于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党史研究工作方面带头公开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对全国党史研究工作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上行下效，我们山东的党史研究工作，同样如此。
2001年6月21日，我曾给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和六位副书记写信，揭露山东在党史研究和编写中的造假现象。现将原信抄录如下，供你参考：
官正、春亭、建国、爱英、淑义、修智、大明诸位领导同志：
你们好！
首先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现将我给建党80周年的献礼送上一份，请审阅。
这份材料是我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花了2000多元钱，才完成的。我在材料中揭露的编造假党史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大问题。我希望你们能给予重视。
山东编造假党史的祸根是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陈楷和林保义两任主任的领导下，他们在1992年和1998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和《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公开编造了大量的假党史，并且公开支持和推销一些党史界造假分子的假货，成为山东编造假党史的始作俑者和造假分子的靠山、代理人。
陈楷、林保义把山东党史工作引上了邪路。
上行下效，现在全省各市、县（市）委党史研究部门也都竞相出版形形色色的《地方史》，有的里面也是充斥了假货。
今年5月，我在青岛看到一本由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青岛地方史（上卷）》（征求意见稿）。粗略翻了一下，就发现一些他们编造的假货。如该稿第17页中说：
“1923年1月，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王象午随北洋政府接管青岛，在胶澳商埠办公署工程课任职。”
青岛是1923年1月从日本手中收回的吗？纯粹是胡说。历史事实是：1922年12月1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青岛举行交接仪式，北洋政府宣布青岛为“胶澳商埠”。
该稿第16页中说：
“邓恩铭从小就过继给在胶县的叔父董泽沛”。这也纯粹是胡说八道。邓恩铭的过继爹姓黄叫黄泽沛，不姓董。黄泽沛原姓邓，叫邓国瑾。因为邓国瑾的父亲过继给姓黄的姑夫，所以改姓黄，邓国瑾也改名叫黄泽沛。邓国瑾和邓恩铭的父亲是堂兄弟，所以是邓恩铭的堂叔父，不是叔父。邓恩铭在贵州荔波时就过继给黄泽沛当儿，那时黄泽沛还在贵州，根本不在胶县。黄泽沛是1922年3月从青城调到胶县干县知事时，才到胶县的。看来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胆很大，竟然在邓恩铭身世上造假。
该稿第21页中说：
“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
请看，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够多猖狂！不仅篡改青岛和邓恩铭的历史，连国际的历史也要篡改！
从该稿以上几处，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写稿的人水平太低，知识太差。不仅缺乏国际方面的知识，甚至连青岛当地的历史知识也是一无所知。像这样的人怎么竟敢让他拿起笔来写史？！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可怜复可叹！
《中共青岛地方史（上卷）》（征求意见稿）里面，还在三四个地方写到我母亲于淑明和我在青岛做地下工作的事。其中有一处只写了我们做的两件事，就占了近4个页码，用了两千多字，把省安全厅和青岛安全局汇编的《青岛情报史资料选编》里面的资料都抄上了。这很没有必要，因为这是写史，不是写地下斗争故事。我看了极为不满。因为，该写的不写，不需要写的却浪费大量笔墨，甚至也有造假的问题。
我在青看望了几个地下党的老同志，他们对这本征求意见稿异口同声地说：“里面错得一塌糊涂，意见怎么提呢？”
各位领导，像这样的《中共青岛地方史》将来出版了，对党对人民对读者能起什么好作用呢？
《中共山东地方史》出版之后，不准公开发售，造成人力物力极大浪费，特别是政治上影响很坏。当然，林保义对此要负主要责任，是他欺骗了省委，顽固坚持错误，把一本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书抛了出来，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
那么，像这样一本“错得一塌糊涂”的《中共青岛地方史》再出版了，又会遭到什么命运呢？
如果各市、县委党史研究室都把这样的《地方史》抛了出来，泛滥成灾（我看到一本已经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中共诸城地方史》，第一章第四节一个小节里面就有五六处假货），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以我说我揭露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应该解决。省委党史研究室是省委的一个直属部门，就在你们眼皮底下公开搞造假活动，给省委脸上抹黑，你们不管行吗？
据我了解，省委还是很重视党史工作的。官正同志刚到山东，讲话中就谈到山东党的历史，并且让党史研究室给他找王尽美的材料看。但官正同志不知道他们提供的王尽美的材料中有很多假货，他们也不向官正同志去讲明其中有假货。官正同志就这样上了他们的当。建国同志分管党史工作，工作是很认真负责的，但林保义却千方百计欺骗他，使建国同志为他背黑锅。1997年和1998年，我给建国同志写过几次信，指出《中共山东地方史》征求意见稿中的许许多多严重的错误，建国同志对我的信很重视，都批转给党史研究室处理。但，由于林保义的抵制，以致使错误得不到改正，使得许多错误原样带到正式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里面。
我知道你们工作千头万绪，不可能更多的顾到党史工作，也没有时间一本一本去看山东出版的党史书籍。陈楷、林保义等只向你们丑表功、报喜不报忧，更不讲他们造假。
我之所以要写《救救党史》，就是以党员的身份，向领导反映下面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想帮领导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便于领导解决存在的问题。
为了制止和消除编造假党史的歪风，使山东的党史工作走上健康之路，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省委领导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省委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定期（半年、一季）召开有全体书记、副书记参加的书记办公会或其他形式的这种级别的会，研究党史工作；
二、加强省委对山东各地出版有关党史书籍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克服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
三、明令省、市、县（市）暂停出版有关党史书籍。已准备出版的，应将书稿报省委审查；未经省委审查的，一律不得擅自出版；
四、对过去已正式出版的有关党史书籍，由编写单位、个人、出版社和书店作一次全部的彻底的清查，错误严重的应停止出版和停止销售；
五、对已无法改版继续出版的，应在报刊上对该书的错误进行揭露批判，在读者中消毒；
六、责成山东中共党史学会每年定期举办几次党史学术讨论会，推动和开展山东的党史研究活动，弄清山东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七、《大众日报》应开辟党史研究专版或专栏，推动党史研究工作；
八、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山东党史》，应刊登党史讨论的文章，百家争鸣，不搞一言堂；
九、办培训班、训练班，培训党史研究室专业干部，以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山东党史专业水平。这是做好山东党史工作的一条根本大计。
以上，管见所及，未必正确，请领导考虑。
最后我要求：
一、省委领导对我在这篇《救救党史》中所揭露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处理；
二、批准我这篇稿子在《大众日报》或其他有关报刊上发表，以消除流毒。
你们很忙，不可能看我这篇近十万字的稿子，但你们可以批转给有关部门，让他们研究之后，提出意见，向你们汇报。
我恳切要求省委领导对我花费极大心血写出的材料进行研究，不要当废纸一样随手撂纸篓里去。
此致
敬礼
党员
曲 琦
2001年6月21日
我的这封信，是6月22日星期五上午，分送出去的，直接送到这些领导的信箱。
因为是星期五上午送出去的，下午这些领导人的秘书才会去开信箱取信件。我估计这些领导人最快要到下周一才能看到我给他们的信。信分送出去，我感到轻松了，昼夜不停地干了5个多月嘛！
6月23日下午15点左右，我起床后，正在看电视，突然电话铃响，是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大秘书倪元明打来的。此人我不认识，不知他为什么给我来电话。他说，是吴官正书记让他给我打电话的，让他转告我，说他看了我的信和材料。我对倪元明说的有些怀疑，就问：“我的信和材料（《救救党史》）有十万字，他一宿就看完了？这么快？”倪说：“他说看完了。让我告诉你，他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工作当中要吸取。”我说：“就这么简单吗？我费了5个多月的工夫，花了2000多元钱，就这么完了吗？”倪说：“那你的意见？”我说：“既然我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改正吗！”倪说：“我把你的意见反映给吴书记。”
后来，官正同志和其他6位副书记都先后把我给他们的信和材料批转的省委党史研究室。
但是，当时的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对这些领导人的批示，采取阴奉阳违的错误态度，一直未认真采取任何措施。
× × ×
我给官正同志及6位副书记写信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现在已经过去10年。
近些年，国内有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炎黄春秋》为基地，猖狂地利用各种时机和各种形式进行歪曲和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以达到他们推翻共产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你们中央党史研究室应挺身而出，带领真正的共产党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的反动丑陋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其无处藏身。
去年7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严肃地向全国党史工发出“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的号召，我坚决拥护！
现在面临建党90周年之际，我将这份报告作为我的献礼，表示对建党90周年的纪念！同时，我要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强烈要求：
一、建议中央趁建党90周年之际，在全国党史研究机构，开展一次“打假清毒”的整风运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二、立即停止全国各地打着庆祝建党90周年旗号，一窝风搞党史题材和党的历史人物的电影、电视拍摄活动；立即停机进行审查，坚决消除一切弄虚作假现象！
三、立即对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有关党的历史和党的历史人物的书籍、刊物进行清理，采取坚决的措施，清除流毒。
四、通过“打假清毒”运动，纯洁党史工作队伍，保证党史研究工作正常健康发展！
我恳请你将我的建议转达中央！
最后，我希望你以一个党员对党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我给你的这份报告，我希望我这个耄耋老人的肺腑之言能激发你对那些造假分子的义愤，能严正对待他们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读者的犯罪行为！
以上，请你考虑，并给我以答复，是所至祷！
此致
敬礼！
201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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