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立宪与“四一二政变”
——————今天是2011年四月十二日，一个特殊的日子，谨以此文【祭奠】所有民主革命的先烈！
编者按：本人是理工科出身，不是什么历史系教授，但是，由于常年混迹【人民网.强国论坛】，最近这些年向中国右派学习了不少东西。比如，他们说美国好，我就研究美国的历史；他们说民国好，我就研究民国的历史；他们说民主是万能的，我就研究民主的本质。最后，就有了不少心得。本文其实就是这些心得的一部分，才疏学浅，挂一漏万，有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指正。本文原创于2006年，发表于【人民网.强国论坛】，由于是侈谈历史，免不了大段的抄袭，请读者海涵。
一.美利坚立宪
这个题目有点怪，美利坚立宪与“四.一二政变“能够联系在一起吗？能。不过你要耐住性子往下看，看完了自然明白。
话说1782年10月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而在此之前美国于1781年颁布的《邦联章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将税收权及贸易监管权在内的大部分权力留给了13个州。这些州的职能几乎相当于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甚至展开了贸易战。
独立战争结束以后的美国，国家政府没有总统，只有一个实行一院制的国会，协助解决安全等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个体制无效力可言，因为国会既不能征税，也不能实施法律。只能依靠这13个州缴纳的款项为国家财政及常备军队提供经费，而经费来源毫无保障。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维持军事力量，美国国会无力应对当时来自英国和西班牙属地的入侵。
这个时期的美国各州都开始制订州宪法。各州宪法都遵照洛克的立法权至上的思想，立法机构在政权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由于农民、工人、城市平民是独立战争的主体力量，因此一些东部州的法律摈除了参与的财产限制，规定“凡缴过人头税的成年男子既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他们还制订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制，即不再分设上院（参议院）和下院（众议院）而采用一院制。他们说：“在美国，人民只有一个等级，所以……政府中他们应该只有一种代表。”由于穷人总是社会的大多数，如果真实现美国这个时期的民主，必然会产生穷人议员在一院制的议会中占有大多数并拥有立法权利。这个时期的美国政治制度，确实有点“人民当家作主”的味道。
假如这个时期的美国穷人足够聪明，掌握主动权，率先进行联邦【立宪】，按照他们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一院议事制政府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可惜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当时并没有这种紧迫的意识，最终让思维相对活跃的富人集团掌握了主动。
按照华盛顿的说法，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无政府及混乱状态”。大庄园主和大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盘剥人民，导致农民大量破产。到1787年1月终于涌现了美国式的“陈胜.吴广”，爆发了“沙依起义”(Shay's Rebellion)，2000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武装起来，在丹尼尔.谢司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占领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武器库。
这次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却引起了大资产阶级.奴隶主.庄园主们的恐慌，很明显，穷人的民主以及无政府的混乱威胁到了富人们的身家性命以及财产的安全。他们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以及常备军队的不足，决心强化中央政权，建立一个旨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稳定的社会制度。
怎么办？富人们显然不能通过暴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办法就是【立宪】。控制舆论，用欺骗.谈判.投票的方式解决问题。
为了避免意料之内的麻烦，1787年2月，佛吉尼亚的汉密尔顿力劝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邦联召集一次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该提议在州议会通过并且获得邦联同意，于是5月份各州议会派代表到费城参加这次【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但这实际是一次【制订联邦宪法】的会议。
就是这样一个瞒天过海手段竟让多数穷人占支配地位的州议会中的穷人代表疏忽了，独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数没有参加。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马州议员帕特里克-亨利虽然参加了，但因为怀疑这个会议动机，拒绝出席。
在独立战争中的美军统帅.大庄园主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鼎力支持下，12个州的55名代表齐聚费城，这些代表的成分构成是：持有公债的不少于40人，债权人不少于24人，奴隶主集团不不少于15人，土地投机者不少于14人（重复计算），而且多数是律师出身。值得指出的是会议规定妇女、自由奴隶或无产男子均不允许出席会议，而罗得岛州竟然决定不派代表出席。
代表们对国会和州议会赋予他们讨论修改【邦联条例】邦联条例的权利置之脑后，未经任何人授权，自行主张的把议题定在了制订【联邦宪法】上。这就造成了一个既定事实，那就是几十个未经任何授权的人决定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出于对民主的恐惧，会议实行严格保密，不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透露会议情况，甚至不准做会议纪录，以防止外界压力。因为这次【立宪】实质上剥夺了穷人的话语权，用历史的观点来审视，无异于一次反民主的【政变】。
由于《美国宪法》本质上是维护大资产阶级.大庄园主利益的工具，所以它的整个制定过程相当艰苦，历时将近四个月，充满了利益分赃上的争吵，数次濒于流产。连华盛顿都“对会议的前景几乎全然丧失希望，甚至后悔参与这一程序。”而这个宪法的通过过程也同样难产，遭遇到来自中下层人民的强烈抵制。1787年12月，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Carlisle)爆发了反宪法的骚乱，1788年3月，罗得岛州拒绝批准宪法；马萨诸塞州商人向造船厂工人保证，只要通过新宪法，就增加造新船数量，于是工人转而支持宪法通过。当年冬天异常寒冷，农民不愿意到城市投票。最后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参加投票，整个16万参加投票人中赞成者不到10万人，是既成年男子的六分之一，但最后宪法还是通过了。
这部最初的《美国宪法》只字未提人民的民主权利，只字未提废除黑人奴隶制度。而在各州制订的法律中都不同程度地对下层人民.黑人及印地安人的选举权进行了限制，遭到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1789年国会对宪法提出了第10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公民的言论.出版.宗教信仰.集会.请愿的权利以及人身.财产.住所.文件的不可侵犯权才得到了保障。这个《人权法案》也称《人权宣言》仅仅是对《美国宪法》的必要补充，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维护富人权益的本质特征，也不能改变美利坚的【立宪】过程是一次反民主的【政变】的实质内容。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我说美国的【立宪】过程是一次反民主的【政变】意思并不是否定《美国宪法》历史作用，毕竟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伟大的宝典，它的两院制.多党轮流执政有效地稳定了美国社会200多年，成功地防止了“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它的“三权分立”制度起到了“防止多数人侵害少数富人权利的控制阀”的作用，它保护了少数人的“民主”，对多数人的民主进行了“最有效的限制”。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赞叹200多年前美国富人集团的“智慧”，他们把一场彻头彻尾的【政变】演化成了一场极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而我们中国的富人们却没有这么幸运，由于他们自己的弱智把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解决的争端演化成了一场赤裸裸的大屠杀，从而为自己的未来平添了无穷的烦恼，这就是下面我要专题讲述的“四.一二政变”。
二.北洋军阀和武昌首义
提起“四.一二”就不能不提【北伐】，国民革命军发动的北伐战争根本性质是一场全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的反帝运动。北伐的对象是以段祺瑞.张作霖为首的受各帝国主义势力扶持的北洋军阀。那么，国民革命军为什么一定要讨伐北洋军阀呢？原因是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面对的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并不是清政府而正是这个无恶不作的【北洋军】。
最早的北洋军可以追溯的【李鸿章】时代，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谴责，“帝党”借机把战败乞和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而此时，因随淮军在朝鲜平叛有功而备受李鸿章提携.褒奖的【袁世凯】不但不念旧恩，为躲避责任，与翁同龢、李鸿藻联络，提供不利于李鸿章的证据，并亲自撰文，弹劾李鸿章。因此得到顽固派的赏识，被任命训练【新军】。
此时的满清帝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中日甲午海战，已经是满目创痍，正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所谓的“新军”也就是“新建陆军”，已经不再是“师夷人之长以制夷”的产物了，而是清庭专门用来对付人民的西洋化武装。袁世凯苦心经营的这支新军既是北洋军的前身，也是他日后平步青云的阶梯。
袁世凯从来都是看风使舵的势力小人，1898年戊戌变法他向慈禧太后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帝和“戊戌六君子”，而后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命令袁世凯率军拱卫京师，袁只派少数兵力到山东、河北交界处虚于应付。派人与各国驻烟台领事洽谈，按照东南互保例达成协议，表示【中立】。另一面，向逃亡中的慈禧进贡饷银、绸缎，两面讨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荣禄的4支武卫军全部崩溃，只剩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且在镇压义和团过程中，袁世凯又借机扩充“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所部已约2万人，成为北方最大的武装力量。
1901年9月李鸿章又代表清政府按照美国人让中国“门户洞开”的政策要求与11国代表签定了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29年赔偿列强军费9亿5千万两，从而使清政府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中国彻底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1月7日，李鸿章病死，清政府让“功柄卓著”被李鸿章大骂为小人的袁世凯接替署理【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翌年改为实授）。
袁世凯接任后，在内、外政策方面，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将淮系集团全部吸收过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清政府筹办新政，成立【督办政务处】，让袁世凯兼任参予政务大臣、练兵大臣。他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总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将京畿警权掌握在手。此后，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他建议清政府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请庆亲王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为会办大臣。编成北洋军6镇，共6万余人。除第1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皆是袁世凯的亲信。从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基本形成，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登上历史舞台。
袁世凯权高震主，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削去了兵权。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先后死去，宣统皇帝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其回河南彰德养病。袁世凯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人虽然回了老家，暗地里通过控制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亲信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北洋军阀的实际权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里应外合攻克武昌，至12月革命军先后攻克汉阳.汉口，11月下旬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满清皇权已经处在土崩瓦解的前夜。有意思的是，就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10月11日，革命党人开始筹建临时政府的紧要关头，由于当时资产阶级领袖人物都不在现场，群龙无首，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立宪派”主张让多次镇压革命并亲手杀死过起义士兵的北洋军头目【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而其他党人居然随声附和。被俘的黎元洪在革命党人手枪的威逼下，战战兢兢地成了“革命领袖”，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与妥协性可见一斑。
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已经归国的【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而黎元洪竟然也被公推为副总统。
武昌起义震惊朝野，满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提调北洋军前往镇压，袁世凯暗中操纵亲信爪牙不听荫昌调遣，致使指挥不灵。此时的西方列强也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失，一方面假惺惺纷纷宣布“中立”，另一方面调集了51艘战舰准备弹压。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家养病的袁世凯自然成了各方瞩目的核心人物，各国帝国主义分子眼看满清政权岌岌可危，急需物色他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代理人，极力建言清政府启用袁世凯，而清政府方面也希望他能帮忙扑灭革命，1911年10月14日急令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狡猾的袁世凯并不着急，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出山。清庭无奈只好升他为钦差大臣，袁世凯仍不为所动，反而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与皇室周旋。这时，清政府内部的“立宪派”也与他遥相呼应，要求改组内阁。最后，清庭只好委曲求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满清帝国的军政大权已完全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
踌躇满志的袁世凯于11月2日亲提北洋军一举攻克汉口，11月27日再度攻克汉阳，武昌城隔江已经处于龟山清军炮火攻击范围，辛亥革命遭到了极大的挫折。
尽管武昌城近在咫尺，拿下大武汉已经是举手之劳，精明的袁世凯并不急于攻打。北洋军攻下汉口以后，他首先回到北京组织自己的内阁，安定后方。虽然已经知道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还要充当小皇帝溥仪和隆裕皇太后的保护人。而各帝国主义也在“中立”的幌子下暗地里加紧扶持袁世凯，期望他能够代替满清政府成为自己在华利益的新代理人，对于占据武昌的革命党人则明暗施压以期达成南北议和。武昌城内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立宪派更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革命党人在武攻.文压的态势下，只得同意谈判议和。
从12月初开始，整个议和过程在打打谈谈中持续了两个多月，这期间革命党人酝酿已久的【民国临时政府】突然成立触怒了袁世凯，他命令“誓死抵抗”，北洋军加紧了围剿革命的步伐。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并没有继续软弱，而是派出了以黄兴为参谋长的六路大军，由孙中山亲自指挥开始了一次【北伐】。
这场战争一开始打得很顺手，1月13日革命军于津浦路上攻克宿洲，徐州不战而下，安徽.河南.湖北等战场上革命军也获得了胜利。这时，“中立”的西方列强开始亲自出马支持袁世凯，对北伐军实施武力恫吓。英.日.美.德等国军舰开往长江示威，并阻挡了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陆，北京公使团更是蛮横地宣布不准在京奉路两侧10里内战斗，俄.日则增兵东北.内蒙。而临时政府方面内缺乏经费，外惧于帝国主义的淫威，只好停战再开【南北议和】。
议和的结果是【共和】，就是袁世凯逼清帝溥仪【退位】，临时政府选袁世凯做大总统。这样，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清王朝终于彻底垮台。辛亥革命终结了2000多年封建专制，人民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2月13日袁世凯正式宣布“赞成共和”，15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而后又选黎元洪做了副总统。新临时政府一成立，美.英.法.德等国立即承认，并主动给以【政治借款】，帮助解决财政困难。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美国国会还特别通过一项祝贺【共和政体告成】的议案，支持袁世凯政府。
其实，革命党人在交出临时政府大权时还是留了一手的，他们提出了【约法三章】；第一，定都南京；第二，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第三；新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临时约法》很象美国的《人权宣言》，差别就是简单规定了国体和责任内阁制度。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期望用“约法”和政党内阁制度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维护民主共和。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岂能轻易被革命党人钳制，他明里表示拥护《临时约法》，暗里却密令自己的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暴乱。同时，帝国主义的外交使团命令他们的军队在北京示威，日.英.俄.德.美等国分别向北京增调军队制造紧张局势。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告诉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一旦离开北方就要乱。而临时政府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湖北民社分子.甚至大多数革命党人和革命方面的许多省的都督都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一让再让，到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4月2日又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三.二次革命
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政治倾向上与当时另外一个同盟会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宋教仁】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已经使“民族.民权两主义俱已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准备学华盛顿，发展实业富民强国，因此决心不再过问政治。实际上，宋教仁已经是同盟会的具体负责人，他主张【政党政治】，企图把西方的议会政治.责任内阁.竞选活动等统统搬过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解救中国。
宋教仁的这一套深深地刺痛了袁世凯，自己费尽周折得到的临时大总统宝座岂能让政党内阁架空？他明里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在同革命党人斗法。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出于扩张权势的目的，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中纷纷组织政党，致使同期政党团体数目高达300多个，随后围绕拥孙还是拥袁演化为三大派系.四大政党，最终演绎为三党鼎立，也就是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国民党；拥袁派成立的进步党以及袁世凯新组织的御用工具公民党。
与同盟会相比较，【国民党】的战斗性大为减弱，却是民初政党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第一大党，它以竞选组阁为目标，力图恢复革命党人失去的政权。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392席，占绝对优势。宋教仁以为选举获胜就可以出面组织责任内阁了，他踌躇满志地在长江流域各省游说，宣布政见，还拟订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具体政策准备出任总理后实施，甚至还有一个废弃袁世凯另选黎元洪为总统的“大计划”，令袁世凯震怒。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被袁世凯.赵秉钧派来的杀手击毙。
其实，袁世凯是很会玩弄“民主”的，他知道内阁的权力比总统大，要驾驭政府必须控制内阁。从议会斗争一开始他就让自己的亲信【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掌握内阁大权，通过唐绍仪死死把持着军事.内政.财经.外交等大权，同盟会只得了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闲曹，这个内阁史称“同盟会中心内阁”，实际却是袁世凯控制的“混合内阁”。因为唐绍仪内阁还能多少反映一点同盟会的意愿，所以，袁世凯利用“比利时小笔借款”案等几件小事把它挤垮了。然后，袁世凯提名让买办外交家陆征祥组织无党色彩的“超然内阁”，几遭参议院拒绝。于是，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看家狗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内阁最终成了袁世凯掌控政权的机构。宋教仁被刺以后，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中的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都被袁世凯分化.收买，只有张继.王正廷等逃往南方，国民党的声音消失殆尽。内阁.国会完全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
宋教仁的遇害标志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破产，证明了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刺杀宋教仁，也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发动内战的明确信号。此前，同类事件也曾发生过，只不过被人忽略了。就在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前夕，袁世凯和黎元洪以“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了武昌起义有功将领张振武.方维。
1913年4月7日袁世凯颁发秘密动员令，命驻兖州的张勋与山东都督周自齐候令待发；以段自贵为第一军军长，督李纯部从湖北进江西；【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准备沿津浦路进攻南京。同时，北洋军到处招募兵勇，军力迅速膨胀，袁世凯作好了用武力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准备。
为了得到军费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一意孤行搞了【善后大借款】，向各国列强借款一千多万镑以支持战争。
在袁世凯磨刀霍霍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由于沉醉于“政党政治”，不仅丝毫没有提防，黄兴甚至擅作主张遣散了不少南方军队，致使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大为削弱，以至于无力对抗强大的北洋军阀。袁世凯摸清了国民党的底牌，1913年5月2日批准赵秉钧辞职，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组成“战时内阁”。随后，5月6日下达一道“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国民党。早有准备的北洋将领们张牙舞爪纷纷通电，污蔑国民党“危害国民”，表示已经“枕戈待旦”。
5月20日，袁世凯发出了最后通牒“传语国民党人”，警告南方的国民党不要另立政府。6月9日借口李烈军反对借款，不“服从政府”，免其江西都督职，接着又解除了【胡汉民】.【柏文蔚】的职务。7月5日北洋军进逼九江，迫使国民党不得不起兵应战。
尽管袁世凯已经兵临城下，国民党内部依然纷乱，无法统一思想。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心情沉痛地结束在日本的考察回到上海，他决心再次兴兵讨袁，重竖民主革命的大旗挽救民国，得到议会.舆论.群众团体的广泛响应。但是，党内官僚们却很涣散，他们与旧势力合流搞地方宗派，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气息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湖北方面的革命力量已被黎元洪摧残瓦解，粤.湘.赣.皖高级军官多被袁世凯收买。黄兴因为擅自裁兵.撤消留守府，已无军事实力，动摇在战.和之间，甚至幻想借助法律解决问题。
孙中山命胡汉民在广东首先发难，胡以“时机未到”加以拒绝；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陈说“上海地小，难与抗”。一直拖到7月上旬，距宋教仁被刺三个多月后，孙中山得以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才最后决定兴兵【讨袁】讨袁，发动“二次革命”。7月12日李烈钧奉命首先在江西湖口发布《讨袁檄文》，宣布起义，苏.皖.粤.湘.川.闽各省纷纷独立响应。黄兴在孙中山等人敦促下去南京逼江苏都督程德全独立，自任江苏讨袁总司令，同时敦促柏文蔚接受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的委任状。
北洋军三路南下，第一路是段之贵部由京汉线攻击江西；第二路冯国璋部，以【张勋】为先锋沿津浦路进攻南京；第三路为尼嗣冲部，自汴梁经颖州.正阳关及太湖直逼安庆。由于国民党方面大部缺乏实力，又没有统一的领导.部署，彼此不协调，仅一个多月就被北洋军冲击的支离破碎。7月25日湖口失守，8月18日南昌失陷；8月29日黄兴兵败出走，9月1日南京被攻克，民众遭到野蛮的焚掠屠杀。
上海方面刚组织起来的讨袁军不久就被瓦解，江苏都督程德全溜到苏州竟然通电反对讨袁；8月6日安徽师长胡万泰被袁世凯收买倒戈，宣布取消独立；8月9日福建取消独立，8月12日.9月12日湖南.四川也先后宣布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宣布失败，从起兵到最后不到两个月，国民党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黄兴.孙中山等流亡国外，他们在自己缔造的“中华民国”里已经没有立足之地。
1913年的讨袁战争虽然不能算是“北伐”，却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南北战争，反对的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专制政权，维护的是民主共和。“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彻底失败。袁世凯的武力统一获得成功，北洋军阀势力迅速伸展到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各省，全国进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四.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以武力荡平南方数省的反对力量以后，紧接着又在1914年残酷镇压了具有反帝.反封建特征的白朗农民起义。就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认为把自己的“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的时机成熟了。此时，尽管他的北洋军在南方对国民党人血腥弹压，却没有在议会里驱逐国民党议员，反而宣布【尊重】他们的权利。同时，他使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他们，用利益引诱他们形成各种没有凝聚力的小集团，相互勾心斗角。而对“拥袁派”的进步党人则显得倚重有加，1913年7月他任命进步党熊希龄组织内阁，9月内阁组成，内阁成员包括原北洋军阀官僚以及进步党人梁启超.张謇等，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以迷惑人心。
熊希龄内阁上台后的第一件就是选大总统，在袁世凯极其心腹的策动下，他们首先费尽心机把民国“先立宪，后选总统”的章程改过来，变成先选大总统，议会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居然首先炮制出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4年10月6日袁世凯派便衣警察.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党”的旗帜把议会选举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声称：“非将公民所瞩目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可怜那些议员从上午8时到晚上10时，连续14个小时，饿着肚子连续投票三次，好不容易将袁世凯选为大总统。次日，国会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这场闹剧刚结束，英.法.俄.日.德等13国继美国4月8日承认中华民国之后先后承认袁世凯政府。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卸磨杀驴，转过头来就对国会动手。10月10日在宣誓就任大总统时宣言要集权专制，他攻击国会是“暴民专制”，如继续存在则“政权无由集中”，“不宜于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11月4日，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甚至连夜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这样，国会议员被逐者超过半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国会名存实亡。然后，袁世凯又指定一些军阀官僚.封建余孽和进步党人制造了一个御用机构【政治会议】。1914年1月10日，经这个“政治会议”议决，由袁世凯正式宣布解散了国会。可笑的是，这个国会从选举袁世凯当大总统到解散，时存仅三个月，而那个拥袁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熊希龄内阁，到2月也被袁一脚踢开。这些议员.阁僚最终充当了袁世凯流氓政治的可耻的【垫脚石】。
国会一经解散，袁世凯转过手就向《临时约法》开刀。“政治会议”秉承意旨以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约法会议”，仍然由地主.官僚.买办.军阀和进步党人组成。很快，“约法会议”便炮制了一个迎合袁世凯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这个“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和君主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国家逐渐恢复到满清体制。按照“约法”的规定，国家成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权，70个参政全部是由袁世凯指定的封建余孽.反动政客和进步党人。然后，参政院向约法会议建议修改总统选举法。1915年元旦公布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可以无限连任，总统继承人由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就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还可以【嫡传】。他完全具有皇帝的权力，掏空了中华民国的实质。
正在袁世凯想入非非之际，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暂时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进一步侵吞中国提供了良机。它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4年秋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项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速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而日本的这一举动竟然得到了英.俄.美等国的【谅解】。
【二十一条】条条卖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阴谋，为什么袁世凯独独不接受第五项呢？原来这项里包含“日本有派遣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于中国中央政府之权”，也就是说如果这条也接受了，袁世凯的皇帝就没法当了，只好做儿皇帝。
【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定激起国内外中华儿女的一致愤慨和反抗，留日学生21日召开大会，到会千人，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武力抵抗；上海工人，特别是日资企业工人纷纷罢工；北京.汉口等大城市的人民群众连日集会示威；沈阳人民向日本商店投掷炸弹，海外华侨也在宣传.捐款.抵制日货。由于广大人民的爱国斗争，使得【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此一概污蔑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严拿查办”。
平息了人民对【二十一条】的愤怒以后，袁世凯深知“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奥秘，利用中国人对外国理论家的敬畏和盲信心理。于1915年8月，首先指使他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恢复帝制。他们论证说，这是民心所向，中国国情适合君主制，是为了中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露骨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作皇帝，总揽大权。
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陆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陆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陆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发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袁世凯虽然要当皇帝，但他却不急于粉墨登场，甚至说：“我连总统都不愿意当，哪里还想当皇帝！”他口头这样说，可暗地却加紧制造复辟帝制的舆论。他要为帝制涂上一层“民意”的色彩。他首先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0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发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
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0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预定1916年元旦登极，年号【洪宪】。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活动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继白郎起义之后，上百.数千.甚至万人以上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他们有的反抗政府的苛捐杂税，有的反抗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有的反抗袁世凯推行的“验契”和“清丈地亩”，有的则打出【三次革命】的旗号。当袁世凯公开接受二十一条企图复辟帝制时，这种反抗活动逾演逾烈，并且在大中城市广泛开展。北京.汉口.烟台.福州.厦门等地各有几万.十几万的群众自发举行游行示威，抗日反袁。而在旧金山.纽约.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华侨和留学生纷纷成立“决死团”.“敢死队”.“救亡团”之类的爱国组织。连自称多年来“不惜竭吾才力，且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氏”的【梁启超】也看出袁已成“众矢之的”，而“不寒而栗”。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黄兴经台湾流亡日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成分复杂，革命态度不坚决，“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这个党我不要了”。决心创建一个“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的党。遂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了由进步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力量。而那些在“二次革命”中被打散还留在国内的前国民党人，如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以暗杀袁政府之重要人物，“破坏京津之秩序，以图再行举事”进行抵抗。他们甚至在北洋军重镇上海发动了象【肇和之役】这样的武装起义，震惊全国。
在反袁斗争中还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那就是黄兴和拥护他的原国民党人。由于在“二次革命”中军事上负有指挥失败的责任以及不愿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黄兴于1914年7月再次从日本出走赴美国考察。恰在此时，一战爆发，留在日本的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便自发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继续从事反袁活动。当蔡锷起兵发动护国战争的时候，引起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共同关注，黄兴当即决定回国，协助孙中山进行讨袁革命。同时，欧事研究会成员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投入云南的讨袁行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柏文蔚等后来也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
蔡锷是梁启超的的学生，梁启超是“进步党”领袖，他们本来同为“拥袁派”。惯于过河拆桥的袁世凯急于做皇帝，搞了“筹安会”，冷落了“进步党”。梁启超感到受了欺骗，同时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一个“普天同愤”的局面即将出现，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当时的进步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的支持。他们利用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决心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
本来，蔡锷就是满清新军的爱国将领，曾赴日深造。辛亥革命时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暴动，担任昆明起义军总司令，起义成功后被推举为云南军都督。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和他的老师梁启超一样反对“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方面对西南手握重兵的蔡锷不放心，另一方面，蔡锷通过梁启超的关系也希望能调到北京发挥更大的作用，机缘凑巧，他奉诏晋京了。
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超，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超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以迷惑袁世凯。
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不顾枪弹威胁，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帝制。1915年11月，梁启超帮助蔡锷秘密离开北京，转赴日本，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速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云南一部分军官和士兵，在原国民党将领李烈钧等人的鼓励下，早就酝酿武力讨袁，由于云南将军唐继尧态度不明朗，所以迟迟没有发动。12月19日，蔡锷抵昆明，促使了各派力量的统一。
1915年12月22日夜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军政要员在五华山光复楼“歃血为盟”，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限25日上午10时答复。12月25日，袁世凯对唐继尧等的要求拒不答复。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19条罪状，并宣布成立护国军政府和护国军。按照中华民国元年旧制恢复都督制，推唐继尧为都督。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护国战争】爆发。
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国军和护国军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
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誓师。也就在这一天，袁世凯未能如期举行登基大典，只是在宫中由“皇后”于夫人接受“命妇”朝贺。此时的袁世凯后园起火，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众叛亲离。对他的称孤道寡，代表清室的宗社党.遗老和复辟派理所当然地反对，复辟派的张勋.康有为表示消极。最让他头痛的是黎元洪拒不接受“武义亲王”封号，不受王服，不受袁世凯亲笔书写的匾额，不受给“武义亲王”的赏赐，闭门不出。段琪瑞的称病不出；冯国璋与梁启超的勾勾搭搭不听召唤，而梁启超则从天津逃到上海，再从上海逃到香港，经越南进入广西，促使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在国际上，日、英等帝国主义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之际，曾表示积极支持。但当袁积极推行帝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强烈反对时，帝国主义各国恐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转为反对。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对袁政府发出第一次警告，声称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没有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国公使联合对袁发出警告，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各国外交公使还一致指出，以后凡具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
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北洋军和地方部队的五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道进行“讨伐”。他原以为云南这支“兵仅万余，饷难月给”的军队，是不难一举荡平的。孰料经过三个月的较量，不但未能将云南护国军消灭，反使本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护国军在湘西和滇东南两个战场上同时给北洋军以沉重打击。接踵而至的则是贵州、广西两省相继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在酝酿响应，人民群众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日益不稳，财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北洋军冯国璋等五大将军也联名致电袁世凯，劝告他速行取消帝制。内外交困的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从1916年1月1日洪宪改元起，到3月22日总共不过83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2日承认帝制算起，到1916年3月23日明令取消止，也不过102天。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鉴于对西南护国军的作战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内政外交亦处于困境，为了求得喘息的时机，乃于3月25日借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名义，致电护国军，要求停战，商议善后。护国军方面，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兵员、枪械、弹药、饷糈都有很大消耗，急待补充休整，也需有一个休战时期。因此，从3月底开始，四川、湘西前线先后实行停火。到4月初，护国战争实际上已经停止。
对袁政府的停战建议，护国军方面有较高的警惕。因此，在同意停战之后，护国军的领导者仍加紧进行军事准备，扩大军队编制，补充训练新兵，筹集军械给养，并向日本订购军械，以备再战。到5月底，云南护国军即由原来的三个军扩编为八个军，共约五万余人。
在停战期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焦点是袁世凯的下台问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凯及其少数追随者。他们继续策划由川、湘向西南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保住最高统治地位。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由孙提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的正确主张，表示要与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但因无实力，且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影响不大。一是掌握着护国讨袁的军事实力，并左右战局发展的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他们除了“倒袁”和拥立黎元洪为总统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政治主张，给护国战争的结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随着形势的发展，袁世凯的一些顽固追随者也开始离袁而向护国军方面靠拢。1916年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桂滇军的军事压力和广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胁迫下，被迫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轰走了将军朱瑞，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都督，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不少军政头目也纷纷劝袁下台。袁世凯虽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却仍死抱住大总统的宝座进行垂死挣扎。
南方已独立各省为了加强与袁政府的对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分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军务院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护国军，共五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同时，进行坚持要袁世凯下台的南北交涉。
1916年2月，面对全国民众铺天盖地的责骂和反对，袁世凯着急.愤怒.羞愧.懊恼，他病倒了，诊断为肾结石。5月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陕西军阀陈树藩的起义。陈宧、汤芗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更加沮丧，病情很快转为尿毒症。6月6日上午，袁世凯终于一命呜呼。临终念念不忘亲手把他送上皇帝宝座，让他成为孤家寡人的“筹安会”“洪宪六君子”首领.“旷代逸才”杨度，大呼：“杨度害我！杨度害我......”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五.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再造共和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1917年3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打出反黎旗帜，威胁出兵讨伐。黎元洪原以为冯国璋会出面支持，谁知他与湖北、江苏、江西三省军阀坐山观虎斗，黎元洪势同骑虎，处境十分危险。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统帅江防营驻扎南京。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子军】。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袁世凯死后，他在徐州成立北洋7省同盟，不久任安徽督军，扩充至13省同盟，阴谋为清室复辟。张勋的政治立场得到了日本政客的欣赏，并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
1917年6月7日，张勋率10营5000千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以“调停人”的身份与段祺瑞磋商，张勋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段祺瑞欲借张勋之手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因而对之佯示支持，极力怂恿其入京。13日，张勋遂在天津通电迫黎元洪解散国会，6月14日随即拥兵入京。各地的满清旧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大喜过望，纷纷拥向张勋。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子夜，张勋当即命令他的“辫子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湖“请”来，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
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红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50余人，乘车进宫。3时许，12岁的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张遂率领诸人向溥仪行三拜九叩礼。凌晨4 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被黎元洪拒绝。第二天，黎元洪发现受骗，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一面电请冯国璋代总统之职，一面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7 月1 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他公布9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8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新王。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 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6 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一致声讨张勋。
段祺瑞见国会已解散，黎元洪已被驱逐，自己也官复原职，目的达到。转过头来，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要【再造共和】，梁启超则做了“讨逆总司令部”的首席幕僚.参赞。4 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 日正式开战，12 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军”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两路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此时北京的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康有为则逃入美国使馆。当日，只做了12 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14 日，【讨逆功臣】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段政府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黎元洪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被请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这样，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六.孙中山护法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廖仲恺、章太炎、陈炯明、朱执信、何香凝等乘海琛舰南下，因该舰停航甚久，舰底结满蚝壳，航速甚缓，每小时仅行四五海里，直到7月17日下午才抵达广州黄埔。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
19日，孙电邀原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在护法军政府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把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的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孙中山当即复电湘军将领，望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庆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
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湖南省会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短短三四个月，护法战争的烽火遍及十余省，使孙中山受到很大鼓舞，曾计划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
随着护法军的不断胜利，北京政府内部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与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冯国璋暗中主和，希望能借重西南军伐的势力，钳制段祺瑞。被段祺瑞派到湘南作战的北洋湘南各军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本属直系，在战争中采取了消极态度。11月14日，他们于前线通电主和，造成北洋军在湖南大溃败，段祺瑞被迫引咎辞职。
此时，桂滇军阀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私利有所满足，也很快与直系军阀实行妥协。28日，桂系军阀不顾孙中山的反对，通电主和。次年２月中旬，他们又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停战两周，使北洋军获得喘息机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各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在桂滇军阀的阻挠下，孙中山的北伐计划终于无法实现。
桂滇军阀在阻挠护法军北伐同时，还伙同【政学会】（由原欧事研究会部分人于1916年11月在北京组成）政客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几次公开表示不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合作。唐继尧不仅竭力阻挠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而且肆意诋毁孙中山。1918年1月，桂滇军阀为对抗孙中山，擅行组织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对于桂滇军阀破坏军政府的活动，孙中山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初，他曾公开揭露桂系军阀企图扼杀军政府的罪行，并命令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官署，以示警告。但是，由于孙中山缺乏有力军队的支持，桂系军阀有恃无恐。
2月末，他们又卑鄙地暗杀了拥护孙中山、主张北伐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政学会政客也极力反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4月10日，由于政学会的活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首领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国会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这时，唐继尧也致电西南各省，表示支持改组军政府。在桂滇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压迫下，孙中山痛切地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目的，便于５月４日愤而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揭露了西南军阀的反动本质，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孙中山辞职以后，国会非常会议遂改组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为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于5月21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七.五四运动和直皖战争
段祺瑞“武力统一”失败后，决定消灭异己，用政治手段打击直系，矛头直指冯国璋。1918年9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下野。直皖矛盾更加尖锐。在英、美推动下，直系军阀新首领曹锟、吴佩孚与西南军阀加紧勾结。9月13日，吴佩孚通电主和，西南军阀唐继尧复电赞成。26日，南军将领谭浩明、程潜等，与北军将领吴佩孚、冯玉祥等，联名通电主和。10月13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总统，请速发停战令。24日，徐世昌申令尊重和平。11月16日，徐世昌向北方前线军队发布停战令。23日，广州军政府发布停战令。12月2日，英、美、法、意、日五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正式文件，“劝告”和平统一。同日，五国驻广州领事亦向广州军政府提出同样“劝告”。12月10日，北京政府派出朱启钤为议和代表。17日，广州军政府派出唐绍仪为议和代表。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南北议和会议开始以后，由于各派军阀之间争夺激烈，不能达成妥协，于1919年5月13日最终破裂。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条件下发生的。
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背景是山东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中国政府以战胜国的资格派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并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项权利等要求，但遭到与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美、英、法三国还和日本勾结，在拟定【巴黎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条款时，把德国在山东强占去的胶州租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昂，举国愤怒。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等口号。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
示威群众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躲在曹宅的章宗祥。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32名学生被捕。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日起实行总罢课。6日，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似春雷震动了全国。天津、上海、广州等许多地方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举行游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日本、法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及南洋的华侨学生也都开展了爱国活动。6月3日、4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又逮捕了800多名在街头演讲的学生，激起全国各界的更大愤怒。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上海和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人还举行了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很快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从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6日至10日，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28日，军阀政府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获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场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它所举起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统治思想的宣战，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五四”运动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由于南北议和会议谈判破裂，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重重。皖系首领段祺瑞借【参战督办】的身份，凭仗手中握有的“边防军”和谋士徐树铮所操纵的“安福国会”，把持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扩张其势力。皖系的蛮横擅权，引起了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而皖系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1920年3月，张作霖借办寿的名义，在沈阳召集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4月上旬，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的名义，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皖直情势已达剑拔弩张的境地。
6月19日，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的邀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带着两营卫兵，开到北京。表面上，张作霖以“和事佬”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却与直系曹锟暗通一气，并亲往保定与直系曹锟会谈。通过张作霖的“调停”，于7月初徐世昌罢免了皖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7月7日徐树铮欲暗杀张作霖未遂，张作霖遂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扬言将以【武力调停】，随即派出七万大军进入榆关，集结于军粮城、北仓一带。
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正在北方之皖两系军阀混战的同时，南方也爆发了粤桂战争。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在护法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使用各种手段排挤走了孙中山。之后，他就立即开始谋划对付滇军和粤军。1920年7月中旬，陆荣廷在龙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讨伐驻守福建的北洋军为名，消灭粤军。8月中旬，桂军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三路进攻粤军。8月12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福建漳州举行讨桂大会，所部分三路回粤，决定驱逐桂军出粤。战争8月16日开始，粤军分三路进攻桂军：左路由参谋长【邓铿】指挥，中路由陈炯明指挥，右路由第2军军长许崇智指挥。8月中旬，粤军先后占领广东蕉岭、梅县、潮州、汕头等地。9月上旬，粤军攻占平山（今惠东）、淡水、河源、惠阳。9月9日，广东三水、宝安、开平等地民军起义讨桂，配合粤军作战。10月，粤军先后攻克惠州、广州。11月，粤军把桂军赶出广东，陈炯明就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管理广东军务。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
八.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五四”运动以后，各系军阀忙于连年混战，政府不断更迭，导致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各类新思想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湖南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和日本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这次会议。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党的纪律。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涛】任组织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从1918～1920年，孙中山完成过去已着手撰写的【建国方略】发表【实业计划】，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对以往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提出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宏伟计划。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很大的鼓舞，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高度评价和支持学生运动。第一次护法战争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使党务发达”。此后，孙中山积极着手改组中华革命党。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仍然是秘密组织，成员不过100多人，这样的政党当然无法完成“护法”.【重建共和】这样的历史使命。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陈其美很早就追随孙中山，深得信任，辛亥革命后，曾任上海都督。1908年，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随后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中，蒋介石都是陈其美的得力助手。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内入党第一人。1916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孙中山开始倚重蒋介石。蒋介石接受过正规军校的培养，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从1908年到1911年，蒋介石在日本学习了近四年军事，回国后，又参加过杭州光复起义和讨袁斗争。1917年蒋介石提出的【北伐作战计划】，即深受孙中山的好评。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规约》总纲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凡中华民国成年男女，与本党宗旨相同者，由党员二人介绍，并具自愿书于本党，由本党以给证书，始得为本党党员”；“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制度为总理制，设总理1人，代表全党总揽党务。党本部设立总务部、党务部、财务部，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定居正、谢持、廖仲恺分任3部主任。本部设在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党名加“中国”两字，以区别于原国民党。
九.孙中山准备北伐与陈迥明叛变
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己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他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全力培植起来的陈炯明所部“援四”粤军身上。1920年粤军从开始的八千人，已发展到两万余人，扩编成两个军。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力量，经常派他最亲密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到粤军中去送军饷和传送指示。
l920年8月12日，孙中山命令粤军誓师回粤，分兵三路出发，进攻岑春熔、陆荣廷等桂系势力，连克汕头、潮安、梅县、海丰、陆丰，逼近惠州。这时，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参谋长，10月16日，蒋到职。许崇智一向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重要军事干部，二十多岁就被誉为“军界前辈”。谁要在军事上求得出路，取得许崇智的好感是至关重要的。蒋介石通过张人杰的关系，与许祟智结为拜把子兄弟。许祟智在军队一直担任要职。他对蒋介石非常器重，在制定军事计划和作战部署上，都倚重蒋介石。视蒋为股肮，并多次在孙中山面前夸赞蒋。鉴于粤军中反对蒋介石的人很多，许崇智公开对各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祟智还是蒋介石的印章。都同样有效。”
蒋介石到任第四天，许祟智因作战疲劳患病离军，陈炯明任命蒋介石为第二军【前敌总指挥】，10月12日攻克惠州。桂系军阀见大势已去，纷纷逃离广州。10月28日，广州市由起义的地方派军队魏邦平和李福林部接管。11月2日，陈炯明率粤军回到广州。在此期间，追随孙中山几十年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赴广州虎门要塞联络民军起义时被桂系军阀杀害，孙中山更是悲痛万分，自然对蒋介石更加重视了。
11月25日，孙中山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职务。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会议决定“西征”彻底打垮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建立粤桂巩固的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伐】。
当时陈炯明身兼四职，即陆军总长、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大权在握，因对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不满而暗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湖南军阀赵恒惕、江西军阀陈光远、云南军阀唐继尧等勾结，提倡【联省自治】，分裂北伐军，与孙中山作对。陈不但身兼四职，还负责对护法军的粮饷接济事宜，即以此阻梗中山先生的北伐。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迅速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不料陈炯明早已勾结【赵恒惕】，不给北伐军借道，入湘计划无法实施。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3月21日，原陈炯明的亲信，同时深受孙中山信任的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对于邓铿之死，拥孙派和拥陈派相互猜疑，各执一词。
邓铿死后，陈炯明借故将叶举驻防广西部队秘密调入广州，设司令部于白方山。陈本人坐镇惠州，策动【叛乱】。孙中山不断得到陈炯明叛迹日彰的报告，包括胡汉民、蒋介石在内，都建议孙中山铲除陈炯明。1922年3月，孙中山见后方不稳，从桂林北伐大本营回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严斥陈炯明，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
1922年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会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尽管心存芥蒂，还是把两广大权交给陈炯明了。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撤职后的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1922年6月1日，孙中山、宋庆龄由韶关返广州，在广州市区，已发现陈炯明部队逆迹。6月12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斥责陈炯明【反对北伐】，并以舆论压力，迫陈将部队退回东江原防。陈炯明不知悔改，6月13日竟在惠州下达对孙的总攻令。14日，又诱拘财政次长【廖仲恺】于石龙，还逐走国会议员，杀害总统府成员。
6月15日夜10时，孙中山在总统府内批阅公文，忽然有一通电话来报告情况，据称今夜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离开总统府。由于这是一通匿名电话，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陈系军人故意威胁，所以不予采信。到了午夜12时后，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前后奔来总统府报告，据云今夜消息险恶，请总统离府暂避。孙不肯，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总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恶而叛变。午夜3时，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号声齐鸣，于是“陈家军”叛变消息证实了。左右力劝孙中山暂离总统府以避叛军，孙中山不肯，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见孙很固执，乃用手强挽孙中山出离总统府。
总统府附近已由粤军布哨，不能自由通行，林直勉等曾被叛军步哨盘诘了好几次，都侥幸通过。行至财政厅门前，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众人因被盘问不能通过，可是孙中山却单身杂在叛军中向前行走，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在深夜中，叛军看不清孙的真面目，以为是自己队伍中人，所以毫不疑心，到了永汉马路口，才得以摆脱，进入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获知粤军叛变，现在听说总统微服抵达，喜出望外，遂引孙中山登舰。
凌晨3时，叛军开始炮击总统府。此时孙夫人宋庆龄和几个侍卫化装侥幸逃脱，乘小艇登上孙中山的坐舰【永丰舰】。应该大书一笔的是，蒋介石冒着生命危险，秘密登上永丰舰，追随孙中山出谋划策，抗击叛军，使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大为增加。
16日下午，孙中山亲率海军舰队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由黄埔出动，经东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发炮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射击。下午5时，复沿长堤向东游行，沿途发炮，击毙叛军数百人，其余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运动，未能如期策应，遂失规复良机，努力白费，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
7月3日至5日，海军司令温树德先后两次率海圻、海琚肇和、飞鹰四舰舰长及随从到永丰舰，企图驱逐孙中山，逼其离开舰队。海军两派斗争开始激化。在温第二次登上永丰舰时，【陈策】率各拥孙舰长和军官，分立孙中山两旁，陈策则守卫在孙中山身旁，以壮拥孙声威。当温扬言其“决意中立，并已预备仪式，欢送孙中山先生”时，气氛骤然紧张，陈策手握左轮枪柄，欲拔出处置温树德，为孙中山示意制止。在陈策率领的海军军官的拥护下，孙中山怒斥温树德的怯懦背叛行为。温树德只得悻悻而退，不复再来。
7月8日，温树德为陈炯明20万巨款所贿买，公开叛离孙中山，率领海圻、海琚肇和三大舰附敌。7月9日，驻守长洲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随温叛变，迎敌登陆，长洲炮台因而失守。
坚持到八月初，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败北，孙中山才决定离开广东。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经香港，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孙中山亲手发动的【北伐】因陈迥明叛变宣告流产。
十.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工农运动高涨
正当孙中山在广州准备誓师北伐的时候，北方直奉军阀之间却爆发了混战。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和奉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权。直系取代皖系，反映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扩张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受挫；日本不甘心失败，扶植奉系，并促使奉、皖两系重新联合，对抗直系。在内阁问题、对待【华盛顿会议】提出的山东问题等，双方矛盾剧烈，导致关系破裂。
当皖系军队兵败时，奉军搜缴了皖系大批军械、辎重、财物，直军将领以奉军坐享其成而不满。事后，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锟在天津曹家花园会晤，商议内阁组成和权力分配问题。直系吴佩孚以功臣自居，认为与奉系不能同一而论．因而引起张作霖的愤怒。张作霖当众人面斥责吴佩孚，认为吴佩孚没有资格说话。吴是曹锟的心腹，听到张作霖的斥责后，对张怀恨在心，从此直奉军阀间产生了矛盾，且日益加深。他们在争夺地盘上和内阁组成问题上，都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开始，直奉两系共同推举【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转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梁士诒上台后实行亲日外交，还启用皖系亲日分子曹汝霖、陆宗舆为其内阁要员，并从各方面压制打击直系，甚至扣发直系军响。1922年1月，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逼迫梁士诒下台，直奉矛盾日趋激化。张作霖以吴佩孚干涉内政太甚为借口，向亲家曹锟提出免去吴佩孚直鲁豫巡阅副使职务。吴佩孚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气愤，两者通电互相指责谩骂，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1922年4月19日，张作霖通电宣布率兵入关，讨伐直系，双方电报战升级。28日晚，张作霖下达总攻击令，战争爆发。29日直奉两军形成对阵态势。奉军左翼延长至津浦线上的静海，中部延长至东安，右翼延长至京汉线长辛店附近的大昌庄。直军主力集中于保定，左翼伸至涿州、琉璃河、房山，中部伸至霸县、任丘、河间、文安，石翼伸至大城县。当日午前，直军以野炮攻击长辛店大昌庄，奉军向卢沟桥地区撤退。午后，奉军第16师及第二混成旅一部参加战斗战至傍晚，直军退却，奉军进占良乡。
4月30日战事最激烈，张作霖依据其暂时的军事优势，以重炮为先导，在南岗洼一线追击前进。直军主力集中于涿州及东侧的码头镇抵抗。午后，奉军在长辛店阵地架设大炮轰击直军的反扑，下午3时，又用野战炮应战。双方在长辛店、丰台等地形成战争焦灼状态，夜后，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由攻而集中兵力坚守阵地。直军【冯玉祥】部由良乡分兵袭击一带，冯第11师约一团兵力由榆岱迤西潜渡永定河，沿庞各庄、新立村小路绕道过黄村袭击丰台。5月1日直军2 架飞机轰炸丰台，奉军15师从丰台和长辛店溃退。5月3日晚，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己乘不多，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绕道前进，引兵至奉军后方。
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使丰台奉军腹背受敌。同时，直军一个旅又从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进，抵达前沿阵地。5月5日直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部第16师放弃长辛店，逃向山海关，长辛店遂落入直军之手。从而决定了整个战场的胜负局面。西线奉军全军崩溃。中路、东路奉军闻讯后军心大乱，相继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率残部出关。直奉大战后，直系军阀再度控制北京政局。10日，徐世昌总统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7日，在英帝国主义干预下，直奉两系停战议和，签订和约。双方自19日始将军队撤退，终结战争。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迅速发展，到1922年“二大”，党员人数已经从50余人增加到195人。“二大”确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灭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的兴起。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以上。比较著名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值得指出的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因为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二.七】掺案而告终。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进行阻挠。总工会当即组织全路两万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总工会移至武汉江岸办公。2月4日大罢工开始，京汉铁路陷于瘫痪。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进行血腥镇压，致52人惨死，300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1000多人被开除.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这次惨案暴露了军阀的残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组织纪律性。“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均遭封闭，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在广东的农村同期爆发了由共产党员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会会员队伍壮大到20余万人，成为地主豪绅十分害怕的一支力量。1924年，海丰总农会改组成惠州农民联合会，不久又改称广东农会。蓬勃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成为日后广州革命政府扫平军阀.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后盾。而发生在1923年初【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也搞的有声有色，农会发展会员10万人以上。农民在农会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平粜和阻止地主外运谷米.棉花的斗争。虽然遭到反动派的镇压，暂时受到了挫折，但是，却为后来的大革命准备了思想.物质基础，不久，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十一.孙中山的转变和建立广州大本营
由于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发动武装叛变，炮轰总统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东到上海。孙中山从困境中沉痛地感觉到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企图依靠军阀势力是靠不住的。孙中山认识到，他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真正的革命依靠力量，他所建立的政党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并且“正在堕落中死亡”。单纯地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必然要导致失败。改造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办法和新的依靠力量。但新的革命道路何在?这时，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在他处境艰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给予有力支持。因而他采取【联共政策】。
而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要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国民党【合作】。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并提出共产党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主张。7月，中共二大正式提出同国民党及其它民主派合作，组成民主联合战线，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外的【平行合作】。同年8月对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议决定只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陈独秀等在上海会晤孙中山，向孙中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具体途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同意，并赞同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表、张太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国民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陈独秀、马林、张太雷均 应邀参加。孙中山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马林讲了话。与会者一致同意改组国民党。9月6日，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丁惟汾、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国民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9 月18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国民党员书】的党内通信，信中沉痛地回顾了同陈炯明的分歧、陈炯明叛 变的始末及严重后果。他说，民国奋斗三十年来，虽屡经失败，然“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他在信中提出了今后的 对策方针，并作了自我批评，“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并决定【联俄.联共】，彻底改组国 民党，以重新振兴国民党的威望，实现国家的统一。
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帮助，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同月，经李大钊、林伯渠安排，孙中山与苏联副外长再次会见并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与此同时，为了正式收回两广，1922年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消灭陈炯明的目的。邹鲁到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陈事宜，邹鲁并贻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东江，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当然时刻担心孙中山回粤讨伐。他的注意集中于福建方面，因为许崇智在福建整军，随时准备回师广东，从前陈炯明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所以于1922年10月6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背后，广西方面滇.桂军已经联合起来，在孙中山策划和指导下由梧州东下。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孙中山又秘密委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和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合而为三支讨陈炯明的主力。
1922年12月9日战幕正式拉开，讨贼军刘震寰部于9日占领藤县，10日与滇军联络一致，宣布讨贼，誓师东下，11日各军攻克容潭。 12日，刘震寰、范石生亲率桂、滇军开抵梧州，梧州的粤军依照原来所约定，不战而降，一部分诈退。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乃派其为粤军第四师师长。这时滇军、桂军都长驱直进，桂军刘玉山部受杨希闵指挥，所以杨被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粤军吕春荣、陈济棠等部受刘震寰指挥，所以刘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同时，福建方面的东路讨贼军亦发动攻击，19日东路讨贼军与王永泉部、臧致平部三方会师，攻克泉州。改编陆清汝降部为一旅。委张毅为东路讨贼军第十三旅旅长。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梧州方面的警报后，即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1923年1月2日陈部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同时滇桂军攻击肇庆，粤军作了内应，8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10日攻克三水，进逼广州。从13日到15日，三水等各地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15日陈炯明乃通电下野，16日仓皇出走惠州。
陈炯明离开广州的当天，魏邦平由香港到了广州。也就是这一天，滇桂军攻入广州，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总统。 20日孙中山自上海电委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伍学滉为盐运使，杨西岩为财政厅长。又另电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1923年1月21日，孙中山终于重返广州，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并设立【大本营】。4月，孙中山亲自督战平定桂系军阀沈鸿英叛乱。从4月到9月，力拒陈炯明部于东江。
十二.改组国民党和创立黄埔军校
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指出：共产党必须保持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必须阻止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妥协倾向，在劳动运动上的改良倾向。中共三大后，党的各级组织对广大党员进行同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教育，消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疑虑】；同时，积极推动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拥护中共三大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为推动国民党改组，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同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改组的基本要求。接着，便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始党员登记，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许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重新解释过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民权主义提出民权力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私有；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并规定制定劳工法，改善工人生活。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就使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改组后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为国共合作的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这时的孙中山已经深刻认识到依靠旧式军队来统一中国此路不通，必须努力寻求与苏联的【军事合作】。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的会谈中，曾提出要求在靠近苏联的东土耳其斯坦和蒙古边境地区，由苏联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教官，帮助建立一支10万人的军队。1923年9月2日，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访问，访问期间再次提出要求苏联方面派出顾问按照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蒋介石还援引孙逸仙的代表在北京同加拉罕就在广州开办军事学校进行谈判的消息，建议增加派遣去这些学校的人数。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军队的组织、战斗和政治工作等情况。孙中山听后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随后，聘请鲍罗廷为【广东革命政府总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顾问】。11月26日，在有鲍罗廷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决定在黄埔建立【国民革命军官学校】，孙中山先生亲自兼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国民党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是在11月12日孙逸仙代表团第二次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苏联就派遣顾问到广州协助开办军事学校一事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之后14天召开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1月24日，孙中山下令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于1月26日委任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进行具体的筹建工作。同月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与海军学校原址为校址。当月月底，由孙中山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介绍，苏联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应邀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顾问小组以亚?伊?切列潘诺夫为顾问组长，尼.捷列沙托夫、雅.格尔曼、弗.波利亚克为等顾问。1924年4月16日，鲍罗廷和第一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电请莫斯科，要求增派50名有经验和威望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州，让具有丰富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佩服的同志担任该团的领导。1924年5月，由巴甫洛夫担任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人员陆续来到广州，6月，黄埔军校开学时，苏联顾问人数已达25人，军校第一期学员达635人，办校规模远远超过预想。
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极为重视，积极参加了军校的各项工作。早在1924年初孙中山决定办黄埔军校后，共产党中央委员谭平山与鲍良克受孙中山委托草拟军校办校计划。派出了共产党员张崧年、茅延桢、金佛庄、徐成章、胡公冕等人到军校，后来又抽调第二批党员到军校工作，计有周恩来、鲁易、王逸常、杨其纲、聂荣臻、恽代英、张秋人、陈赓等。这些党员有教授、外国留学生、工农运动骨干和军队干部，文化水平高，具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是共产党的一批【精英】。
1924年6月16日军校在广州开学，孙中山偕夫人亲临主持，并作了重要讲话。黄埔军校为日后东征，建立两广巩固的根据地以及北伐战争培训了大批军政干部，开辟了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新纪元。
十三.曹锟贿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南方的革命正准备的轰轰烈烈，【北方政局】却在不断发生变化。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声名鹊起，几成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第三人。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吴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渐暴露。曹锟和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都梦想攫取【最高领导权】。早在1920年8月1日，他通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国会。赶走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由直系执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干预以及张作霖等北方军阀的坚决反对，只好作罢。
无奈，吴佩孚又打起了【武力统一】的旧旗。本来他曾经极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口号，但是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联省自治】的论调，他现在反而拣起了被他践踏了的“武力统一”的这个口号。却被梁启超等一帮帮闲文人坚决反对，也只能不了了之。最后吴佩孚接受一些政客的建议，提出了【法统重光】的口号。其内容是，重新召集民国六年的旧国会，请出原来的总统黎元洪，让他再登原位。当然，黎元洪也只是一个过渡的傀儡总统。这是个一箭双雕的计策。既然“法统重光”，广东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孙中山自然必须退位；既然“法统重光”，黎元洪就得复位，徐世昌就得自动退位了。吴佩孚很是欣赏这个谋略，便坚决实行之。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来到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局势。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会议。这个保定会议是贯彻吴佩孚“法统重光”主张的会议，意在统一直系的思想。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北方直系军阀，名义上是征求意见，实际是向他们灌输“法统重光”的主张，以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相互唱和，造成“法统重光”的主张是来自于民意的假象。这是当时军阀贯彻自己主张的通常作法。当天，苏、鲁、鄂等三省军阀就密电表示坚决拥护吴佩孚的主张。而这一主张的公开提出，吴佩孚则相中了直系色彩稍差的【孙传芳】。
1922年5月19日，吴佩孚唆使孙传芳等人联衔通电，首先提出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总统复职，并补选副总统。这个电文直指孙中山，并连带徐世昌。“法统既复，异帜可消”，这个“异帜”，首先指的就是孙中山的非常政府，其次指的就是现任总统徐世昌的北京政府。梁启超通电表示赞同；政学系、宪政研究会及国民党益友会等旧国会议员欣然同意。舆论界一时形成促进召开旧国会的浪潮。
5月27日，吴佩孚致徐世昌一封密电。电文的主旨是把直系当前的想法和作法，向徐世昌作一个通报，先下下毛毛雨，以使徐世昌到时自动退位。电文说，他们的主张已经得到十余省的复电支持，一旦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中央。这是告诉徐世昌提前做好退位的准备，勿谓言之不预也。5月28日，曹锟、吴佩孚在天津光园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电请黎元洪复职，以谋统一。同日，孙传芳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表通电公开请求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北方大总统徐世昌，同时退位。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名，纷纷攘攘，齐集天津开会。他们有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为后盾，有恃无恐，对徐世昌兴起一片讨伐声。发表宣言，指斥徐世昌是【伪总统】。6月2日，徐世昌感到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得发布“本大总统现因衰病”，悻悻然地宣告【辞职】，由北京回到了天津的私邸，隐居起来。孙中山也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发表宣言，对吴佩孚恢复法统的作法，表示赞成。但同时指出，吴佩孚在袁世凯时代，曾攻过四川；在段祺瑞时代，曾攻过湖南。从历史上看，吴佩孚也是个不可靠的军阀。在他的诚意未被证实之前，北伐计划不能停止。换言之，非常政府不能取消。这是孙中山看透了吴佩孚的军阀本质以后，采取的聪明作法。在一片喝彩声中，只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一个异样的声音。他公然通电反对“法统重光”的口号。他的通电使曹锟、吴佩孚不快，这就为他们之间后来的战争埋下了伏线。
6月11日，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上任，就职大总统。然而，他没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政大权自然掌握在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手中。黎元洪只是曹锟当上总统前的一个【过渡总统】。在黎元洪当了一年总统后，曹锟派便导演了一出驱黎闹剧。1923年6月8日，曹锟部下雇佣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闲路”。9日，曹锟命令其所部军官到黎宅索饷。10日，军警罢岗，市民请愿，摇旗呐喊，散发传单，把东厂胡同的黎宅围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离开北京，直赴天津。但在天津车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他交出【总统大印】。14日，黎元洪电告家人交出总统印，并通电辞职。他才得以回到家中。
驱逐了黎元洪，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曹锟急忙派人成立【俱乐部】，以40万元收买国会议长，以每票5000到10000元收买议员，以吸引南下议员北上，共收买了五百余人。舆论界哗然，大骂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而这些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在我”。用这种卑劣的手段，10月10日曹锟终于当上了总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1923年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此时，皖系卢永祥通电反对贿选并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
卢永祥与孙中山.张作霖结盟，两次作梗反对曹锟，使吴佩孚下决心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指使江苏.福建等省以【齐燮元.孙传芳】为首的的直系军阀武装大举进攻驻守浙江、上海的皖系卢永祥部，至9月31日卢永祥兵败下野出走日本。齐燮元.孙传芳军进占上海，战争结束。
江浙战争的第二天，【张作霖】就声援浙江总督卢永样，通电讨伐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于9月13日率海陆.空.军约15万人，分编6个军，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4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20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很快，奉军首先攻下开鲁、朝阳，并于10月中旬直逼凌源、赤峰，奉军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很快就在山海关、九门口展开了大规模进攻。奉军在山海关正面的攻击多次强攻不下，伤亡很多，遂下令停止攻击。双方战事陷于相峙阶段。后来张作霖命姜登选、韩麟春率部猛攻九门口，于10月6日攻破九门口，又攻下石门寨．为奉军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就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督军的时候，直系将领【冯玉祥】因为不满曹锟、吴佩孚的黑暗政治，临阵倒戈，杀回北京，囚禁了大总统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冯玉祥是个很正直的军人，暗中早已和孙中山.张作霖有来往。冯玉祥的突然发动政变直接动摇了直军的军心，奉军大受鼓舞。直军陷入混乱状态，奉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很快到达秦皇岛，吴佩孚在腹背受敌，走投无路情况下，只好由海路南下逃走。到11月3日，奉军大获全胜【进入北京】。
十四.平定商团暴乱 国父北上逝世
江浙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没有坐看，而是积极响应孙.段.张三角联盟决定【北伐】，1924年9月5日让胡汉民以广东省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自己组织北伐军，三天以后抵达【韶关】，9月18日，发布【北伐宣言】；同月，举行北伐誓师典礼。由于当时受帝国主义指使【广州商团】阴谋暴乱，广州城内反动气氛非常浓厚。出于对国民革命前途的忧虑，在共产党人蔡和森等人的劝阻下，孙中山决心首先稳固后方根据地，北伐计划暂时搁浅。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1年，原系一个武装自卫团体。1919年，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地主陈恭绶分别窃取了商团正、副团长的职位，广州商团遂开始演变成为买办、大地主阶级支配的【工具】和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共合作后，广州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极为【恐惧】。英帝国主义为了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一方面策动陈炯明向广州进攻，另方面勾结广州商团，策动商团公开【武装叛乱】，妄图建立一个【商人政府】。 因此，陈廉伯以商团的名义向英国【南利洋行】购买大批枪械，于1924年8月10日由丹麦船【哈佛】号秘密运抵广州。孙中山获悉后，下令把船上军火全部扣留在黄埔军校。蓄意谋叛已久的陈廉伯等人即借此扩大事态，逼迫政府发还被扣枪械。他们大肆攻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威迫商人罢市，并在广州市内遍设商团的哨位，纠集佛山、花县、三水等地商团武装来省，伺机发动武装叛乱。
对于商团的反叛行径，【中共广州地委】一开始便态度坚决地支持孙中山扣留商团偷运之非法枪械，给商团以回击，一方面向孙中山提出建议，对香港政府勾结商团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阴谋提出【抗议】；一方面发动广州各界群众声讨陈廉伯，并征得孙中山同意，省长廖仲恺的支持，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在所属的工会中挑选 30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工团军】，由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200名男学员组成【农团军】，移驻省长公署，保卫革命政权。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支持下，拟对商团的反叛行径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之际，革命营垒内部却出现了种种阻力。伍朝枢、许崇智等人认为，处理商团事件应当“和平审慎”；滇军军长范石生、师长廖行超等则更表示反对武力解决，并出面“调停”，商定由商团向政府缴纳50万元，政府则发还扣押的枪械。孙中山在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下，“曲予优容，准予发还团械”，并取消了对陈廉伯、陈恭绶的通缉。于是，商团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了。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共广州地委呼吁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动员和组织了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团军、广州农团军等30个团体共5000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警告商团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西濠口时，竟遭商团军的袭击，群众死伤数十人，被捕多人，是为【双十惨案】。商团屠杀革命群众后，还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孙文下野”、“反对国民党”、“驱逐孙文”等反动口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双十惨案”后，中共广州地委的领导人陈延年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商议对策，并于当晚召开了党的主要干部会议，决定立即开展斗争，要求革命政府严惩商团祸首，解除商团军的武装；布置发动工、农、学等各界群众向广东革命政府请愿，提出具体要求，以推动国民党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派出党团员在广州及各县做广泛的宣传工作。
在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感到有了广大革命群众可以依靠，同时也看到了时局的严重性和妥协退让的危害性，遂下令建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委派谭平山、廖仲恺等为全权委员，命鲍罗廷为顾问，领导【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革命委员会下设临时军事指挥部，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等共产党员参加了【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州工人、市郊农民配合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傍晚，广州的革命军队向商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下的工团军和农团军共500多人参加了战斗，奉命攻击设于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击毙商团军数百人，立下了卓著的战功。15日凌晨，革命军队经数小时的激战，一举击溃了商团叛军，商团叛乱遂告平定，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北京政变】以后，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出于对国民负责，权衡再三，4日，孙中山听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接受邀请】。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1日，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抱病抵北京。
在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却突然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11月19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11月21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24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23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也就是说，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
4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话不投机而散。12月5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殷切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的主张，孙中山不为所动，表示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2月18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再次怒斥了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是日，肝病加剧。
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中共北京地委在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欢迎会，表达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爱戴之忱。孙中山因病情沉重，无法直接向群众讲演，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
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他在重病中仍然领导国民党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仅汪精卫一人在京，孙中山决定加派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吴稚晖、李石曾5人为委员，并手谕设立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由汪精卫笔记，并以英语口授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随后又对周围的人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终年59岁。孙中山的【遗嘱】是：“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北京75万人先后在孙中山灵堂前致祭。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参加了守灵和执拂。
十五.东征.南讨以及蒋介石篡权
1925年，盘据在广东东江、潮梅一带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机，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举兵进犯广州，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广州革命政府决定组织东征军，并于1月15日发表【东征宣言】，讨伐陈炯明。担负东征军右翼的是许崇智所部粤军。由于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3000人编入右翼军。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
2月，东征开始后，中共广东区委组织了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帮助革命军队运送粮食弹药，担任医疗卫生、宣传鼓动等工作，并派彭湃回海陆丰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合革命军作战，中共广东区委发表了《檄告广东工农群众，保卫革命，打倒陈炯明》的文告，声讨军阀陈炯明的反动罪行，号召全省工农群众担负起保卫革命的伟大责任。由于革命军队英勇善战，并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农民大力的支持和配合，东征军连战皆捷，不到两个月，便肃清了陈炯明在东江、潮梅地区中除惠州以外的反动势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5月中旬，正当东征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广州革命军队东征，后方守备空虚，西南军阀唐继尧又兴兵谋取广州之机，勾结香港英国政府及唐继尧、陈炯明等军阀，在广州策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6月4日，他们竟指挥军队占领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部等重要机关，公开反叛。
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约见了廖仲恺，审慎地分析了敌情之后，坚定地指出：“桂军是心腹之患，假如不决心消灭他们的话，就无法肃清内部，无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更谈不上要进行北伐。因此，我们坚决主张反击。”中共广东区委还决定由罗亦农等人组成【革命委员会】，作为党内与杨、刘展开斗争的决策机构，团广东区委则指定丁愿、赖玉润、周文雍、黄居仁、郭寿华、谭竹山、陈志文等人成立了【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向广大群众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6月10日，各奉命回师广州平叛之革命军队沿途击溃叛军的防线，抵达广州外围。6月12日拂晓，大元帅府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各路回师广州参加平叛的革命军队如猛虎下山，与敌军展开激战。集结于广州河南的市郊及邻县农民自卫军几千人，在共产党员赵自选的指挥下，乘雾过江，包围先施公司，拔下滇军这一重要据点。由于军民团结，经过一天的战斗，滇、桂叛军终被平定，广州的局势再度转危为安。
镇压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刘反叛，沉重地打击了广东的反动势力，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的稳定，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军事部长。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1925年8月，仍然盘据在闽粤赣边的陈炯明军阀部队，乘东征军撤离粤东、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以及国民政府忙于巩固内部的机会，卷土重来，接连攻陷潮汕各县及五华，9月中旬又进犯海陆丰。为彻底摧毁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势力，争取实现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中共广东区委全力促进国民政府再次出师东征。
1925年10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出师前，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东征宣传队，下属十二个分队，宣传国民政府之政策及东征之意义，发动民众支援东征；又到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报告，号召罢工工人踊跃参加东征运输队和卫生队。经邓中夏、苏兆征、李森等共产党人分别发动，几天之内，即编成了3000多人的运输和卫生队，参加东征部队的战斗。东征军在东江各地人民的支援下，在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带动下，士气高涨，进兵神速。10月14日攻下惠州，22日进占海丰，26日攻克陆丰，11月初即收复了东江，解放了潮梅各地，把陈炯明的军阀部队全部赶出了广东，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在东征军讨伐陈炯明之际，盘踞于南路的反动军阀邓本殷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倾其全力大举北犯，以策应军阀陈炯明。为此，国民政府决定派李济深率第四军参加南征，从紫金回师讨伐邓本殷。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后，把团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张善铭调往主力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任政治部主任；又派黄学增、韩盈等人到南路，王文明、杨善集等人到琼崖，与当地的中共组织联系，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以配合南讨部队进军。邓中夏、苏兆征等组织了1000多名省港罢工工人随军出发，担任运输工作。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光复南路各地，次年2月，又解放了琼崖，邓本殷被彻底打败。
东征和南讨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为日后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基础。
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集团妄图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猖狂进行反共活动。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见西山会议派）。为了反对右派的分裂活动，巩固国民党的统一，1926年5月3日至1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大会重申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议决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策划西山会议的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参加西山会议其他分子分别给予党内除名或警告的处分。但由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退让，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时，共产党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在新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这就为蒋介石篡夺国民党中央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州）办事处命令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调军舰到黄埔候用。但当李之龙派中山舰于19日上午开到黄埔后，他们又否认有调令，反诬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搞阴谋暴动。20日，蒋介石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占领中山舰，逮捕李之龙，监视和扣押大批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0”事件。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打击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严重挑衅事件。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张依靠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予以坚决回击。但是，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主张妥协，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回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又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江精卫，这就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1926年5月，蒋介石等人又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向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1／3；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对于蒋介石这个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阴谋，陈独秀和指导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团的张国焘、彭述之继续妥协退让。于是，《整理党务决议案》在会上通过。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大权。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十六.【北伐战争】
这时国民革命政府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北方，而革命的主要任务也是统一北方，所以【北伐】成为国民政府的首要选择。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2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陕、冀部分地区；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吴、张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
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以V.K.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
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组织国民军联军约5万人(后发展到约20万人)【响应北伐】。
在此期间，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湖北暂编第1师和卫兵旅等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并派中央第25师第13混成旅另1个团增援。另以陆军第8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武卫军占领纸坊，鄂军第3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
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作为第12师的前卫，奔袭粤汉铁路(广州-武昌)上的中伙铺车站，歼灭吴军1个团；第10师进占杨泉畈。第7军占领大沙坪、桂口市。第8军占领临湘(今陆城)、羊楼洞、蒲圻等地。唐生智根据总司令部关于迅速攻占武汉的决定，以第8军攻取汉阳、汉口，第4、第7军沿铁路北进，攻取武昌。
【汀泗桥战役】第4军代理军长陈可钰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未到达之机，于8月26日凌晨向汀泗桥发起进攻。第12师第35团在高猪山击退吴军一部的阻击，进至铁路桥头，遭对方火力封锁；第36团进至汀泗桥东南高地前，遭敌俯射，前进受阻。第10师第29、第30团分别在第36团两侧展开，激战入夜，仍无进展。第36团乘夜暗实施中央突破，也未得手。第12师师长张发奎决心以叶挺独立团和炮兵营向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围歼敌。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古塘角，配合正面部队的全线攻击。吴军遭前后夹击，全线溃败，被俘2400余人，残部向北逃遁。第4军占领汀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猛追，当日中午攻占咸宁城。
【贺胜桥战役】吴佩孚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及在汀泗桥战役中败退的残部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地区梯次设防，企图死守。国民革命军不给吴军以喘息之机，于8月29日由第4、第7军发起贺胜桥战役。第7军第8旅在袁家铺附近击退吴军约1个团的抵抗后，向王本立前进，途中遭吴军反击，被迫后撤。第4军第12师在杨林塘附近与吴军激战后，形成对峙。30日拂晓，第4、第7军继续攻击，叶挺独立团猛打猛冲，在杨林塘突入吴军主阵地，向桃林铺攻击前进。此时，吴军一部从侧翼反击，企图对叶挺独立团实施包围。第10师第28团和第12师第36团适时增援，协力抗敌，突破吴军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发展进攻。第7军攻占王本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于当日上午占领贺胜桥，俘敌3 500余人。
【会攻武汉】吴佩孚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凭借长江、汉水固守武汉。部署以陆军第3、第8师和中央第25师等部守备武昌；陆军第14师守备汉阳、汉口；另以湘军残部在沌口、金口，武卫军和河南第10师在阳逻、黄冈，湖北暂编第2师和河南暂编第2师在蔡甸、沙洋,第13混成旅、浚滑游击队等部在汉口附近地区,保障武汉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于9月1日包围武昌城。2日，前敌指挥部决定以第4军并配属第1军第2师和第7军第7、第8旅主攻武昌城；第8军继续准备进攻汉阳、汉口；第7军第1、第2旅在鄂城(今鄂州)、樊口遮断吴军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侧背安全；第1军第1师为总预备队，在崇阳待命。由于武昌城墙高筑，吴军防守严密，攻城部队在缺乏周密准备的情况下，先后于3日、5日两次攻城，均未奏效，且伤亡甚重，遂对武昌改取封锁围困。
第8军于8月26日开始在临湘、嘉鱼间陆续渡过长江，9月5日向汉阳发起攻击。吴军湖北暂编第2师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刘佐龙任军长)，配合第8军作战，6日攻占龟山。第8军第2师攻占汉阳兵工厂，第4师占领汉阳城。7日，第8军第2师渡过汉水，攻占汉口。吴佩孚率残部北逃。第8军主力乘胜追击，至16日相继占领武胜关、平靖关、鸡公山和九里关。
国民革命军攻占汉阳、汉口后，武昌已成孤城。 9月中旬，第7军和第1军第2师奉调入赣作战,由第4、第15军和第8军一部继续封锁围困武昌。10月8日，守军第3师师长吴俊卿率部投诚。10日，攻城部队在吴俊卿部接应下攻占武昌城，歼敌2万余人，生擒守城司令、第8师师长刘玉春和湖北督理兼中央第25师师长陈嘉谟。
【攻取江西】正当国民革命军席卷湘、鄂，吴佩孚军濒于崩溃之际，孙传芳于8月25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入赣,会同其驻赣部队2万余人进攻湘、鄂；并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广东，威胁国民革命军后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达到占领江西的预定目标，决定对江西转取攻势。
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江西。在赣南,由李济深指挥第2军第5师、第5军第16师第46团和第14军(由独立第1师改编，赖世璜任军长)先于其他方向行动,攻占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在赣西,由朱培德指挥第3军和第2军主力占领萍乡后,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与孙军一部激战三昼夜占领该地后，第3军向高安、第2军主力向樟树方向进击。在赣西北，由程潜指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分别克修水、铜鼓,继占奉新和高安。9月19日,第6军第19师乘虚攻占南昌城。孙传芳急从南浔铁路(南昌-九江)沿线和樟树地区调兵反击。由奉新向南昌攻击前进的第1军第1师在牛行受挫，伤亡甚重。第19师孤军苦战三日后，被迫于21日退出南昌。次日，第19师得本军第17师增援，再次攻入南昌，又遭孙军优势兵力围攻，遂于23日突围，撤向奉新地区。
在此期间，孙传芳将其在赣、闽的部队编组为5个方面军，并设司令部于九江,亲自坐镇指挥,计划以一路反攻南昌后，由高安方向进击长沙；一路由武宁越过九宫山攻取湖北通山；一路由武穴渡江攻阳新，在咸宁、蒲圻间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然后北上解救武昌。
9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再攻南昌。第2军第5师占泰和、吉安，向樟树前进。第14军击溃吉水之敌，向永丰追击。第2军主力在峡江、仁和渡赣江,于10月上旬在新淦(今新干)地区与孙军激战后,占领永泰，继而不战而下樟树、丰城，向南昌推进。在此期间，孙军一部进占湖北大冶、鄂城，一部进抵通山、崇阳,威胁武昌。国民革命军前敌指挥部告急。第7军军长李宗仁为解其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由阳新迅速潜入赣北，威胁九江、德安，迫孙军西进之师东调,在箬溪地区全歼孙军谢鸿勋师后,于10月3日进至南浔铁路中段德安地区，遭孙军卢香亭等部4个旅抗击，经激战毙俘敌各千余人,占领德安。孙传芳急调南昌、九江和已进入鄂东南的部队反击。第7军被迫撤至箬溪,稍事休整后,再攻德安,终因孤军无援，于7日撤至德安、箬溪间的罗家铺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位于奉新的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强渡修水河,占领永修,遭由德安增援的卢香亭部包围，被迫突围转移至永修西北的白槎。第3军经新喻激战后,10月2日在万寿宫地区歼灭孙军郑俊彦部2000余人。8日进至牛行、乐化地区,又与孙军郑俊彦、卢香亭部遭遇，鏖战至12日，终因孙军不断增援，第3军伤亡甚重,前进受阻。在此不利情况下,蒋介石仍令第2军和第1军第2师于10月11日强攻南昌。由于守军预有准备，凭借坚城深壕死守，并利用夜暗组织反击,攻城部队连攻三日不克,伤亡甚重,被迫于13日撤退。
【南浔路战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控制南浔铁路主要干线，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尔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昌增调第4军入赣作战。国民革命军入赣部队分三路于11月1日开始总攻。右翼军右纵队第14军在第2军配合下，先期于10月20日攻占抚州，切断孙军入闽通路，从东南向南昌推进。左翼军第7军于11月2日攻占德安，第4军在独立第2师(由湘军第1师改编)和第7军一部配合下,于3日攻占马回岭后，第4、第7军主力在德安以南的九仙岭击败孙军2个师,截断南浔铁路，向永修推进。独立第2师在九江、瑞昌间的晒湖桥歼灭孙军1个师，至7日占领九江、瑞昌、湖口和武穴。
中央军第6军于11月3日开始向乐化攻击，遭孙军多次反击，伤亡甚重，后总预备队第1军第1、第2师赶到，协力攻击，于4日占领乐化、永修。此时，右翼军右纵队第2军主力已由进贤、三江口进逼南昌，右翼军左纵队第3军在第2、第1、第7、第6军各一部配合下,于11月7日占领牛行,继向余干方向追击,在滁槎俘敌1.5万人。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船逃回南京。南昌守军待援无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进占福建】9月下旬，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粤东。周荫人将所部3万余人编为4个军,于10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今三饶)等地。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10月中旬,第1军第3、第14师袭击周部后方，攻占永定，然后回师松口，俘周部第3军4000余人。此时，周部第2军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在蕉岭通电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曹万顺任军长)，随即进至中都、松源地区,将退至该地区的周部第3军残部全部歼灭；尔后，向上杭挺进。在上杭地区的周部第4军和第2军残部退守长汀。10月下旬，第17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赣入闽的第14军第2师配合下,击退守军，进占长汀。由第1军补充团扩编组成的独立第4师在第20师第58团等部配合下，先后在饶平、诏安、漳浦击退周部第1军后,于11月相继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逼近福州。12月初，第2军第6师由赣入闽,进占建瓯，切断闽、浙孙军联系。此时，驻闽海军起义，周部李生春旅投降。12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占福州。
【会攻南京】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任副司令。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上海-南京)和沪杭铁路(上海-杭州)沿线及皖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
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介石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军(由第6、第2军和独立第2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和江左军(由第7、第10、第15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1、第14、第17、第19军(由孙军第1师起义改编,陈仪任军长)和第26军(由孙军第3师起义改编，周凤岐任军长)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率第8、第4、第9、第11军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
1927年1月下旬,东路军第1、第26军在第2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一部，于2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2月11日,在桐庐、诸暨、富阳地区遭孙军孟昭月等部4个师抵抗，激战五日，俘敌8000余人，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第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孙军。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20日，第14、第17、第2军和第1军一部经太湖以西攻克常州、丹阳等地，截断沪宁铁路；第1军主力和第26军克松隐、松江、吴江、苏州，迫近上海。21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占领上海。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
与此同时，江左军由鄂东向安庆、庐州(今合肥)挺进。由于孙军刘宝题师、陈调元师、王普旅和叶开鑫残部相继起义，3月4日不战而下安庆，至18日进至庐州、六安之线。江右军由江西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后，3月20日开始总攻南京，经两天激战，扫清江宁镇、秣陵关、龙都等外围据点。23日，第2军进逼中山门、光华门；独立第2师进攻通济门、武定门；第6军进抵雨花台，该军第19师由中华门冲入城内。当晚江右军各部分路进城，占领南京。
【挥师河南】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大势已去，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并从革命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便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准备叛变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进军河南。由唐生智指挥3个纵队5万余人，从驻马店地区沿京汉铁路(北京-汉口)分路北进。冯玉祥率部五原誓师后，进军甘、陕，解西安之围，于5月初东出潼关，会攻河南。
入豫奉军5个军约10万人,分驻西平以北及开封、郑州、洛阳等地。5月中旬起，唐生智部与奉军先后交战于西平、漯河、上蔡等地区，特别是在临颍地区的决战，歼灭奉军逾万，后向郑州、开封挺进。与此同时，冯玉祥部也连战皆捷，先后占领灵宝、陕县、渑池、新安,至5月27日攻克洛阳、孟津、偃师等地。6月1日，唐、冯两部在郑州胜利会师，2日进占开封。奉军败退冀、鲁。不久,吴佩孚率少数卫队逃往四川。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随即与蒋介石合流，使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途夭折。
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较为薄弱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
值得指出的是，北伐战争能够以10多万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战胜75万之众的北洋军阀，和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北伐军攻占上海基本就没费吹灰之力，因为早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上海工人已经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以响应北伐，第三次已经获得成功。
十七.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一次起义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10月，北伐军占领武昌以后，立即把主力调往江西战场。军阀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利，浙江省长夏超和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约定，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中共上海区委（又称中共江浙区委）决定和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以帮助夏超夺取上海，于10月23日夜发动武装起义。但因夏超的部队作战失败，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起义遭受失败。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第二次起义发动于1927年2月22日。18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先头部队到达嘉兴。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至22日，罢工人数达36万多人。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勾结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势力，对罢工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将工人蔡建勋、史阿荣杀害“示众”，继又逮捕54人，杀害31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学生、市民奋起反击，21日晚开始不断与军警发生局部战斗，至22日下午6时，总同盟罢工发展为第二次武装起义，“建威”、“建康”两舰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发生巷战。由于起义计划被泄，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北伐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钮永建的便衣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陷于孤立，起义再次失败。其间工人、学生、市民牺牲、被捕共六七百人。
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动于1927年3月21日。3月中旬，北伐军向苏州、常州和松江进军,对上海形成包围圈。21日，北伐军薛岳第一师进入上海近郊龙华，严重率第二十一师占领苏州，上海守军军心动摇，工人和民众革命情绪高涨，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发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周恩来同上海区委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和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对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准备，在工人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组成了约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其中有武器的150多人,秘密进行了武装训练。他们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争取和团结广大市民群众。起义前发动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破坏张宗昌运兵上海的计划，断绝敌人对上海的增援。
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参加起义。随即工人纠察队分别从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闸北等七个区向反动军警据点发动猛攻，市民群众也主动帮助纠察队筑街垒、运弹药、送食品。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这次起义共消灭3000多名北洋军和2000多名武装警察,收缴枪支5000多支。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民政府。在19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汪寿华、罗亦农等9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并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汉筹备。而这时的蒋介石却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1月12日蒋介石来到武汉，窥探虚实，发现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只得表示拥护。蒋介石不能如愿，稍留即去。
蒋介石深知迁都武汉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出去，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还收买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对派，组织AB团（反共团体），作为反革命活动的骨干。
早在1926年夏，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就把自己的“总司令部”迁到南昌，1927年2月他派心腹戴季陶秘密去日本，寻求支持。在会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保证承认外国对华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在华的特权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这样，帝国主义认定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接着，英美帝国主义通过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等，去和蒋介石洽谈，说明保卫上海“和平”、维持上海“秩序”的重要性，答应只要蒋介石反共灭共，到上海以后就借给他6000万元。蒋介石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并表示决心扫除他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障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反革命胆量就更大了。
1927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反共演讲，自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为，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权力”。蒋介石开始公开镇压工农革命力量。3月，他指使驻赣的国民革命军，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他指使的暴徒，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打伤多人。流氓暴徒得意地说：“我们都和我们的‘老头子’联络好了，我们要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来到上海，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派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财政资助；上海流氓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保证用青红帮流氓充当打手，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经过一系列活动，蒋介石完成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对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一些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清醒认识。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一部分人，却仍然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蒋介石继续妥协退让；对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却予以压制。
4月初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全宣言，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这个宣言，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共企图，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留给共产党人的教训是深刻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面对强大的.中外勾结的反动武装，中国革命走【议会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项只能是【武装夺取政权】。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样一条至理名言：【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十八.历史并不太遥远
本来这个题目不想写这么多，但是，思来想去还是咬着牙关写了，写了几乎整整一段【中国近代史】。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思想偏右的，对这段历史思维是【模糊】的，甚至是没有是非界限的。有人歌颂抽象的【民主.自由】，有人歌颂帝国主义侵略，还有人为蒋介石.陈炯明甚至袁世凯【翻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视剧《京华烟云》.《金粉世家》等，宣扬的什么？宣扬北洋军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如何如何善良，看看这段历史，你还能这样说吗？那些【内阁总理大臣】有几个好东西？
不可否认，北洋军阀的一部分人在抗战时期还是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气节的。但是，功是功，过是过，北洋军阀在中国民主道路上充当了最大的【绊脚石】，这个历史罪责是他们跳到黄河里也无法洗清的。
我在文章开头首先谈了一段美国立宪史，有什么用呢？就是想把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做一个比较，看看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一.美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中国人不一样。美利坚立宪是【政变】，“四.一二”也是【政变】，美国资产阶级采用了【欺骗】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却把它演变成血腥的【屠杀】。聪明和愚蠢之间隐藏着太多说不清楚的秘密，要揭开谜底恐怕只能从民族的潜意识和文化的深层次上去追究了。
二.美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国情不同。美国【立宪】以前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邦联制】国家，没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没有那么多深层次的矛盾，也没有象中国这么多的人口，通过设立一个宪法就可以保持200多年的社会稳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中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有极深的文化渊源。在中国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外有西方列强无休止的干预，内有北洋军阀这样的封建武装集团，社会大幅度的动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三.美国从来都没有支持过中国的民主。孙中山先生从开始革命就对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抱有幻想，结果呢？他从没获得过他们的支持。美国人支持的都是民主的反面，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最讲实际，他们要的就是在华【利益】。谁强大，谁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支持谁。
四.玩【民主】是一种很危险的游戏，玩不好江山可能支离破碎，比如我们中国，从辛亥革命以来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
五.中国人玩【民主】的时候，内阁权力更迭得特别快，仅曹锟一个总统就逼垮了六任内阁。而且政变多，起义多，为了完成民主共和，孙中山四十年大小起义十数次，几乎没有成功的。
六.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某些中国人是很【自私】的。比如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都在不断追求【特权】，小老百姓喜欢特权还造不成多大危害，大人物喜欢特权必定走向【暴力】和【专制】，结果是【害人害己】。拿袁世凯说吧，你都临时大总统了，该知足吧？不，他非要变成正式大总统，正式大总统不过瘾再弄个终身的，终身的还嫌不够，一定要弄个皇帝老儿当当。怎么样？众叛亲离了吧！自私，乃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
最后，奉献给大家两句伟人语录：【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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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文献：《世界全史》主编：白乐天 李凤飞著
《美国宪法──激烈辩论与重大妥协的产物》白宫事务记者
《剥开美国民主的光环》 ：[邋遢道人]
《中国近代史》主编：徐凤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主编：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 陈旭麓
《中国通史》主编：胡峰
《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主编：杨松.邓力群重编：荣孟源
《民国春秋》：刘凤舞
《北洋军阀史话》：丁中江等>
其他百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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