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反帝爱国（旧文）
郑彪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很多，观点五花八门，分歧很大，而究竟什么是“五四”精神，究竟如何概括“五四”精神，似乎有些模糊起来。一些错误思潮，还受到追捧。
《社会科学报》载有整版的专访，题为《重温“五四”早期共识——访当代著名学者林毓生》，引起笔者注意。所谓“‘五四’早期共识”，林毓生先生认为，是中国知识界领袖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共识，可用1914年陈独秀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保障人权，共谋幸福”。“换句话说，‘五四’时代早期的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乃是提倡宪政民主。因此，‘五四’早期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目的在于‘保障人权，共谋幸福’。”但是“因为‘五四’以后的历史发展起起伏伏，产生了各种问题，各种灾难。我认为早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共识可以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当时这一共识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落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只能说历史有时身不由己。但是我们要很客观地而不是情绪化地理解中国‘五四’以后历史上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灾难。这些灾难产生的教训我们需要汲取。是否让灾难继续发生？或是中国人民用实在而不是空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认为，用‘五四’早期的共识比较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林毓生先生认为：“现在要发扬‘五四’的爱国精神，我认为就要恢复‘五四’早期的目标、早期‘五四’的诉求。由于历史的发展变化，由于民族的屈辱导致民族主义的产生，以致把民权放在一边，使得民族独立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但现在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不能再用‘本能的爱国主义’，亦即民族主义，来解决问题，而要通过‘反思的爱国主义’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林毓生先生退休前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为哈耶克的学生，又为华语圈自由主义学人追捧，引起笔者兴趣。中国师道，提倡平等讨论。更因为事关“五四”精神和当前形势重大问题，问题非细，故这里不揣冒昧，提出商榷，以就教于先生和读者贤达。
首先，“五四”精神核心在反帝，主要在反帝，不在“保障人权，共谋幸福”。这是一个重大的史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出不得错。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起因，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没有得到战胜国应有的公平待遇，反而被列强出卖，将战败国德国所占领的青岛转给了日本。这个重大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觉醒。换言之，中国人认识到，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要实现“保障人权，共谋幸福”，只是一相情愿。而民主、科学、人权、宪政这些事缓不济急，中国的当务之急，主要任务是反帝，不反帝中国没有前途。这个事件从根本上促成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左转，也正是这个时候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促成新文化运动核心的分裂。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胡适立即向右转，成为“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被李大钊称为美国人的“阿鹦、阿鹉”和“留声机”。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坚持反帝、抗战，中国才最终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也才为后来的发展和今日的民族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就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也要“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十七大报告语），否则无法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这些其实都是常识所能了解的。
其次，所谓“保障人权，共谋幸福”历史上没有能够救中国，也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什么是中国现在的问题？第一是外患，第二是内忧。形式与20世纪初不一样，实质没什么大不同。这里不便展开讨论，相信多少了解情况的人都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中国国情，美国教授没有感同身受，坐着说话不腰疼。什么保障人权，共谋幸福？怎样保障人权？保障谁的人权？离开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谁来保障中国的人权？谁跟谁共谋幸福？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现状的人，往轻了说，都会认为这些话不着边际。至少不是为中国人谋幸福。至于说“人权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办法”，什么“‘五四’以后的历史发展起起伏伏，产生了各种问题”，以及什么“现在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不能再用‘本能的爱国主义’，亦即民族主义，来解决问题”之类的话，背后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说者和听者都心里雪亮，这都不是代表中国人利益的观点。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假，但是光站起来还不够，还要活得有尊严，不能老被人欺负。什么叫“不能用民族主义来解决问题”？比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如何？比西方的种族主义如何？什么叫“反思的爱国主义”？所谓“宪政民主的重要”，“法制的确立”，都是西方老掉牙的说教，没有新意。至于说 “不能着急，不能随便；因为一着急容易走错方向，人民容易被错误的方向误导，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这句话到底想说什么？说新自由主义吗？显然不是；说被共产党误导？岂不是政治煽动？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林先生不是说要“中国人民用实在而不是空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吗？很好。那么，什么是“实在而不是空想的办法”呢？中国人民历史上早已经懂得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进一步懂得了，就是自强的办法，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法，而不是指望别人和照搬美国模式的办法。
再次，林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认清唐吉诃德式无法落实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乃是不合理的理想。”他举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例子，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空想”。其实“大跃进”的失败，不在于中国人有理想，也不在于“不负责任”，而主要在于急于求成。有理想有什么错？美国人就因为缺乏理想，“不负责任”，搞出金融海啸来。如果一定要说是空想，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至于什么是“唐吉诃德式无法落实的理想主义”，最新鲜的例子是新自由主义，是以为跟着美国走就可以实现中国人的“理想”，这也是空想，不过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至于林先生还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圣君贤相”也“是不能落实的空想而已”，这就不顾历史事实了。作为历史学教授，应当了解在中国历史上“内圣外王”、“圣君贤相”不是凭空提出，而是对历史的概括，是有久远的历史根据的。尧舜禹汤文武不是圣君？周公实际上既是圣君，又是贤相。三代以后，圣君有公论的，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至于贤相，古往今来就不胜枚举了。共产党也有“贤相”，周恩来就是。林教授的观点，都是自由主义的，用自由主义看中国历史和现实，往往如此。包括这里没有列举的文中关于“五四”和传统文化等一系列观点，都是自由主义的观点。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前文已经评价，现实中自由主义已经边缘化。限于篇幅，这里不去一一评论。
总之，“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是爱国，是反帝，不是什么“保障人权，共谋幸福”。用这个口号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完全没用，而是没有搔到痒处。“五四”运动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永远不会过时。反帝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可宝贵的，最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要靠这种精神；当代中华复兴，也要靠这种精神。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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