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323644
一、长征前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
1、苏区之前的毛泽东与张闻天
1920年，毛泽东和张闻天同期加入中国少年学会。正如何方指出的，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同时发表了两人的入会消息。但是，毛泽东感到学会里多是夸夸其谈、空谈误国者，而且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因此，毛泽东随即在湖南创办了“新民学会”，并创办《湘江评论》。正是因为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与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有着不谋而合的方向，远在日本的蔡和森，才在1920年8、9月间，数次写信坚请毛泽东在国内创办中国共产党。只是毛泽东此间已经与陈独秀等相约建党，并在积极筹备中，所以才没有独自创建中共，但却回信明确告知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所信奉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此间，毛泽东跟张闻天很可能已经相互知晓了对方的名字，也仅仅如此而已。而且，此后的多年里，毛泽东忙于建党和革命，也许早已忘记了张闻天这个名字，但毛泽东的名字，张闻天却是如雷贯耳。1921年7月，毛泽东参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毛泽东成为中共“二号人物”；1924年初，毛泽东趁孙中山组建黄埔军校之时，积极为中共招徕和储备军事人才；1924年后半年，毛泽东又兼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组织部长。这个期间，“留苏派”逐渐回国，毛泽东等中共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随即被排挤。也就是毛泽东开始遭到排挤的1925年，张闻天加入了中共。1925年末，毛泽东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毛泽东发动起农民运动；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上井冈山开辟出中共武装革命的道路。1928年，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先后迎来朱德、陈毅的湘南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1929年，毛泽东率部开辟了闽西苏区和赣西南苏区；1930年，毛泽东把苏区扩大到一个鼎盛时期。
张闻天1925年入党，长期在苏联学习，并成为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中坚分子。在苏联学习期间的张闻天，对中共革命的了解，最多的就是毛泽东这个名字了。毛泽东于1927年1月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苏联共产国际于5月开始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第一次把中共领袖人物的文章如此转载和宣传，张闻天肯定看到过。至于其看到后的反映如何，从张闻天的《反省笔记》以及何方的介绍看，此时的张闻天，并不关心国内的革命状况，更不关心毛泽东是谁，而是孜孜于马列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创建根据地和红军后，苏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真理报》也开始宣传毛泽东和他的事业：“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1929年7月的《真理报》上介绍：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这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熟悉这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1930年初，苏联共产国际误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在讣告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这个无与伦比的名字，张闻天在苏联期间肯定已经如雷贯耳。但是，张闻天对此不但是淡漠的，而且有着特别的反感。因此，张闻天对毛泽东这个中国共产党唯一具有强大国际影响的领袖人物，即使1933年到苏区后，依然是“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⑴。1931年初，张闻天以“洛甫”的名号回国，并于1931年9月，在王明、周恩来的擢拔下成为中共的“二号人物”。然而，飚升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个总负责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却非常不满，认为博古“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⑵
张闻天不满博古“爬”在他上面“不配”，主要原因即张闻天觉得在理论上和文字上，都比博古强。“闻天那时的思想也都还是受莫斯科训练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杨尚昆——笔者注）知道当时许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这一段从他思想来说都还是教条的。不过闻天在苏联确实算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是他，一个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现炒现卖”⑶。而事实上，曾经被誉为党内四大杰出人物的“毛泽东的实际、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周恩来的人才”中，并没有张闻天。而且，在人们的共识中，张闻天的“理论”远不如博古。
但张闻天怀着这样颟顸的心态与博古共事，其作为是可以想见的。1931年9月，博古、张闻天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后，各种文件都是张闻天起草的。也就是说，这些对中共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的“左倾”文件中，主要是张闻天的责任。而且，矛头自然是对准毛泽东的。张闻天严厉批判毛泽东的“右倾”、“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等，而且当成“党内最主要的危险”。1931年11月初任弼时、项英等在“赣南会议”上严厉批判毛泽东的“右倾主义”“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等等，就是秉承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的主旨：“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
这就是张闻天。按照何方的研究，张闻天并不是对毛泽东“个人”不了解，而是对毛泽东的方针路线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但却指示苏区中央局同毛泽东展开“最残酷的斗争”。
在肃反问题上，张闻天的表现远逊于项英、周恩来。项英、周恩来不过是为了推卸自我责任，想把责任转嫁给毛泽东而不得。即：项英、周恩来都撇开“肉刑”这个自我倡导的导致肃反工作血雨腥风的政策的根本因素，只批评“乱打乱杀”，因而自觉内疚而避开毛泽东进行批评。1931年末，周恩来进入苏区后，再次隐晦的废除毛泽东第三次颁布的“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导致肃反又出现疯狂的现象。这一切都反映在《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一、二、三、四月总报告）（1932年5月）》中。萧克八十年代回忆道：“请看看1932年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报告中有关肃反工作报告，那种刑讯逼供之惨，即使过了半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⑷。
张闻天则玩弄手段，表现出极端的不正派。张闻天依据苏区的肃反报告，在1932年4月22日的常委会上批评“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并指出肃反要依据法律条令。毛泽东在1931年12月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随即制定了相关的肃反法律条令，并再次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政策。张闻天于1933年初进入苏区后，却开始把毛泽东的这些法律条令给予明确废除，并批判为“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⑸。张闻天推行的肃反政策，比周恩来、李立三等推行的“肉刑”政策不知疯狂多少倍，七万多革命者和无辜平民惨遭屠杀！地主富农“编队”服劳役即编成另类做苦工的形式，也是张闻天发明的。
1932年第一次“宁都会议”把毛泽东排除在党政军的领导之外，除了周恩来有着“实验心理”外，根源也在博古、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批判。如果说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路线方针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对中共革命的历程，张闻天显然是了解一些的。尤其是对中共革命在几次排挤毛泽东后，有赖于毛泽东挽救大局，多次这样的事实，张闻天也是了解的。攻打赣州的失败，病中的毛泽东挽救危局并开辟出新的局面，张闻天也是了解的。但这并不能打消张闻天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感觉博古不配做总负责，不信任周恩来，又不想了解国际国内一致宏扬的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无疑是觊觎党的总负责职位。遵义会议常委分工时，张闻天终于有了扳倒博古的机会，坚决要求撤换博古。毛泽东无疑看出了张闻天的心思，为了大局，说服周恩来等人，让张闻天取代博古的总负责名义。而张闻天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即一如既往的既打击毛泽东，又要依靠毛泽东。直到会理会议彻底失败后，才不得不表面上遵循遵义会议的决议，以毛泽东为核心领袖。
远在上海的张闻天，伙同博古向着毛泽东开创的苏区发射着一枚枚足以导致苏区覆灭的炮弹（指示）。攻打赣州的命令，在周恩来、项英、彭德怀等的坚决执行下，几乎导致苏区和红军的覆灭。当毛泽东抱病出山解救危难、转败为胜并开辟出新的大好局面之时，张闻天指令邓颖超来到苏区。5月末，李文林、段起凤等二百五十多位苏区元老被屠杀。李文林在1930年11月末，因为煽动地方干部和群众反对第一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及AB团的牵连（1930年10月攻占吉安后，朱德缴获了李文林与AB团牵涉的有关资料）而被羁押审查，1931年1月被释放。1931年7、8月间，再度被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通缉并被红军抓获。毛泽东获悉后，了解了有关情况，当即命令释放并安排工作。1932年5月，在博古、张闻天临时中央的指示下，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对李文林、段起凤等二百五十多位苏区元老执行了死刑。
2、苏区时期的毛泽东与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在1933年初，先后来到苏区。与他们近乎同时来到苏区的重要人物，还有陈云和杨尚昆。陈云先于杨尚昆来到苏区，并与博古住同一房间。杨尚昆来到苏区，即与张闻天住在同一房间。
“下车伊始”的张闻天，首先伙同博古针对早已于1932年10月便被周恩来等排挤出党政军领导之外的毛泽东，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运动。这一批判运动的根本原因，即窜升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博古、张闻天，深知资望和能力都不足以担当这个职务，必须把中共高层资望最突出的毛泽东批判下去，才能树立起自我的权威。“罗明路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时期的残酷展开推广的。
实质上还有一个被隐瞒的历史背景。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指令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临时中央局时，王明、周恩来明确告诉博古、张闻天，一旦跟多数政治局委员会合，必须把权力交出来。但是，博古、张闻天并不是来苏区交权的，而是丧失了白区而无法立脚后，来苏区活命的。两年多的目空一切、号令全党，这种权利和快意，自然不会自动放弃，而且必然想法设法的巩固。按照博古后来的说法，他们没交权的原因，似乎在周恩来。党的最高权力跟苏区中央局这样的部门最高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而此时的苏区，在博古等交出权力时能够接替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项英做为政治局委员，本来是接替的人选，尤其是周恩来。但是，周恩来、项英对此有着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和资望担任最高权力。因此，不管是李立三还是瞿秋白亦或是王明，周恩来都以应有的主持者的身份“谦让”。周恩来没有资望担任，项英就更不能担任了。毛泽东尽管党内职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任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按照常理，是应该由党的最高领导者兼任的。因此，最初的人选是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也因此，博古来到苏区后，千方百计的要取代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所以，这些人宁愿让博古继续担任，也不愿让毛泽东来担任。因为毛泽东的资望太高了，被批判排挤的情况下，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区军民亦或国民党方面，都把毛泽东看作中共的象征，使得党内地位高于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们，名望近乎受到“屏蔽”。所以，博古、张闻天来到苏区首先听到高级干部说“我们党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便怒火中烧，立即展开了批判“罗明路线”的残酷运动。也所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高层一些人，也积极支持了博古对“罗明路线”的批判。
毋庸讳言，博古、张闻天来到苏区必须“交权”的事实，一直被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隐瞒着。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时期，才由王明揭露了出来！
博古批“罗明路线”，觉得博古不配爬在自己头上的张闻天自然不遑多让，掀起了批判“小罗明路线”（江西罗明路线）的热潮。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的《反省笔记》中说并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⑹。这种说法显然非常的不诚实。自1931年9月张闻天成为“二号人物”后，所起草的批判性文件，有关路线问题的，那一个不是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做为“不同于中央路线”的另一路线代表，早已是长期众所周知的事情：富农路线、右倾路线、游击主义等等，还有第二个“代表”？博古发动对“罗明路线”的批判，张闻天是最主要的“吹鼓手”，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博古是针对毛泽东的，伙同博古一起发动批判的张闻天会不知道、不针对毛泽东？
“罗明从实际出发提出边区斗争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一些说法不当，比如：‘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人的不满，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列宁相提并论!’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干部，也同样犯了错误!’很明显，博古所说的‘比你更高级的干部’，指的是毛泽东。罗明晚年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⑺
这一切，张闻天都是在场的，而且是跟博古一样的主要人物，“反‘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何以“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张闻天不但深刻知道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比博古还要恶劣！其继博古之后发动的“反江西罗明路线”，不但残酷打击了毛泽东的追随者，而且，对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家属也进行了牵连和迫害。“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⑻。
展开反“罗明路线”的疯狂动作的同时，对毛泽东的土地和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等，也展开了更为疯狂的打击批判。
对毛泽东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残酷打击和批判，主要人物也是张闻天而不是博古。这种批判和打击，除了博古、张闻天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刊物上发表对毛泽东的批判文章外，以具体的“查田运动”，对毛泽东进行非难。先是博古组织试点，以纠正毛泽东的“右倾”并铺开工作。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氛围形成并组织起相应的“查田”干部队伍后，又责成毛泽东负责这项工作。这期间，张闻天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土地和经济政策，并成为博古、张闻天中央的新政策。毛泽东鉴于“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惨无人道的恶劣，为了防止极左政策动摇中央苏区是经济和人力基础，接受了对“查田”运动的工作领导。
1933年6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瑞金、会昌、于都、宁化、长汀等八县的查田运动大会，并作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和《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动员》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土地政策，是“给地主富农以出路”，即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时，同样按人口给地主富农分配一定的土地。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一直批判毛泽东的这种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而贯彻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博古、张闻天来到苏区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便成了中共在苏区不可违背的土地政策。现在，张闻天又推行“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做为新的政策来实行。
因此，毛泽东在不得颁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下，实际以“阶级成分”的划分，来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杜绝“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但是，在博古、张闻天营造的恐怖的政治氛围下，查田干部队伍，除了少数是毛泽东自己抽调的外，基本都是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组织起来的。因此，被博古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查田运动，在毛泽东负责领导后，尽管进行了“灵活性”的抵制，但泛滥的洪水却难以有效遏止。“七、八、九三个月，中央苏区一共补查出一万三千多名‘地主’、‘富农’，其中有相当多的中农，甚至是贫农、雇农被错划为地富分子。”⑼
10月，博古、张闻天等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进行一些调整。10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由此展开了纠正。这个纠正是全面的，不仅把1933年初博古掀起的查田运动中乱划的地主富农给予了纠正，而且连同以往错化的地主富农，也给予了纠正。仅以胜利县为例，被纠正过来的错化的地主富农，就有1512户！
这一下，惹恼了博古、张闻天。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仅不通知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参加，而且，还企图罢免毛泽东的中央委员，赶出中央。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而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举为政治局委员后，又合谋剥夺毛泽东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务，由张闻天取代。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还没召开，张闻天就开始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姿态行事了！“二苏”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正式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毛泽东这个“顶头上司”在组织上进行架空。
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布“训令中字第一号”——《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开始推行他的“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疯狂政策。还以胜利县为例，“在二十多天内，就把已经改变阶级成份的1512户中的890户，重新划为‘翻案的地主、富农’，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农八十三家’”⑽。所谓“新查出地主、富农八十三家”，即在从没有过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民中，又划出83户地主富农。至于全苏区有多少，尽管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但却可以推断出别的县决不会亚于胜利县。
这些新划出的地主，有多少被“肉体上消灭”了？又有多少富农被“经济上消灭”了？可以知道的是，没有被“肉体消灭”的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⑾。
张闻天的这一疯狂举动，不但严重萎缩了苏区的经济基础，也严重萎缩了红军兵员的补充来源。“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⑿。
对毛泽东肃反政策的打击批判，主要是针对毛泽东三番五次在艰难中制定的“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以及相关的法律条例。
毛泽东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上，就制定了“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先是向忠发时期的李立三、项英等废除了毛泽东的这一政策，公开号召推广“肉刑”肃反政策，导致了地方和红军肃反中“乱打乱杀”的现象，激发出“富田事变”、“坑口事变”等多次军事叛乱。毛泽东在1930年12月中旬，又召集总前委会议重新制定“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政策。周恩来等主持派遣的任弼时三人团相继到来后，伙同项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1年10月底被免除这一职务）又废除了毛泽东的政策，导致“肉刑”肃反再次泛滥。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再次以法律的形式颁布“坚决废除肉刑”的法律条理，并制定出客观的肃反条例。1932年初，周恩来来到苏区与毛泽东会合后，又一次废除毛泽东的政策，但却遵循着毛泽东制定的肃反法律条例。1933年博古、张闻天来到苏区后，合谋架空毛泽东。张闻天在疯狂推行“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经济政策的同时，在肃反问题上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一文中，专门以“无法无天的‘法理’依据”的小标题，来论述张闻天的表现。张闻天为了彻底废除毛泽东的肃反政策和法律条例，1934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刊《斗争》第41期发表《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2月17日，张闻天在《斗争》第49期发表《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以及《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公然宣称”:“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基于权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专政是工农用武力获得并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压迫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显然，这是假人民群众之名，行枉法滥杀之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滥捕滥杀的合法化，恶化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反水’逃往白区。早已形成的‘赤白对立’，由此更加严重。红军中的肃反，则使大批军人‘逃跑’、‘投敌’，严重影响前线作战。1934年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万余人之多”⒀ 。
面对此情此景，眼看着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和无辜的民众遭到如此杀害，眼看着革命事业遭到如此的戕害，毛泽东愤怒的说：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此，为了挽救党和红军的事业，当张闻天与博古合谋篡夺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搬来架空毛泽东时，毛泽东还要想法设法的说服张闻天以挽救大量的无辜生命、挽救革命大业，其心情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3、张闻天与毛泽东的短暂合作
综观何方等“张闻天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闻天善于文过饰非、推脱责任、嫁祸他人。
查田运动造成无法收拾的恶果，就是张闻天与博古合谋篡夺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后，由张闻天主导的；但是，张闻天却在局面无法收拾后的7月，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以自我正确的姿态，批评起查田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极左’主义”来。博古到苏区后没有按照最初的决定交权并把李德捧为“太上皇”，张闻天也是几个主要责任者之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三人团以及常委决定“战略大转移”，责成张闻天起草《一切为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做为总动员令；张闻天利用这个社论，也以自我正确的面目批判起他人的左倾军事路线来。长征“大搬家”，张闻天也是主要责任者之一，而且，8月西征的红六军团，就是“大搬家”，长征“大搬家”不过是一种延续而已，而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在其《反省笔记》中却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故意嫁祸给毛泽东。……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确乎跟博古发生过争论。盖其原因，是此时的张闻天已经搬去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但是，博古在争论结束后，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内部团结，向张闻天表示，争论不要影响内部团结，要一致对外。这个“外”，即指毛泽东。张闻天本来就看不起博古，此时自然不可能跟博古团结了。7月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9月发表《一切为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张闻天以此表示与博古等三人团的决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闻天被博古三人团排挤出决策核心，成为唯一不能参与核心决策的常委。
感到被博古排挤的张闻天异常苦闷，长征出发前的一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不满和痛苦——这标志着张闻天与毛泽东短暂合作的开始。
有人说，教条主义者都是个人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此言极为中肯。张闻天在被博古三人团排挤的失落心情下，转向自己长期打击排挤架空的对象毛泽东，并非张闻天认为毛泽东的路线正确（仅仅是认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主要是失落的情绪需要寻找安慰的场所。一旦时机成熟，张闻天就会跟毛泽东“分道扬镳”。因此，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常委分工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张闻天都是非常愉快的跟毛泽东、王稼祥在一起。不但愉快的听取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的战略分析、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且还谈古论今，不亦悦乎。在“橘林”中，还与王稼祥“密谈”，被后世好事者美誉为“张王橘谈”。这次谈话，在王稼祥的提议下，二人确定了推翻博古三人团、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的方针。而且，张闻天也跟王稼祥一样，开始向各领导和军团领导做工作。
遵义会议如期召开。会议推选毛泽东出来领导。按照参加遵义会议并有资格了解常委分工事宜的多数政治局委员的“非政治统一”回忆，遵义会议的实质，即“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鉴于“党史”对这一说法的否定，在此只好恢复历史的本真，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太上皇”的地位。在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早在1931年11月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时，就已经在组织上确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中共的各类武装，都有着宪法规定的组织权和指导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在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尽管毛泽东当时的党内地位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能算“党的领袖”，但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即是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革命者的领袖。
参加遵义会议并有资格了解常委分工事宜的政治局委员、常委，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拥赞召开遵义会议，确立的方针是“去李换毛”，即撤换李德，由毛泽东取代。博古的回忆中，在遵义会议被批判后，也是在周恩来“去李换毛”方针的说服下，同意把“权”交给毛泽东，而不是别的人。朱德在1935年6月草地会师与张国焘谈论遵义会议时，也是直言遵义会议是“捧”毛泽东出来领导。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去苏联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汇报，更是直截了当：“我们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也即，遵义会议的历史本真，是确立了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
常委分工时，张闻天向毛泽东要求坚决撤换博古，毛泽东只好找来周恩来商议。周恩来极力要求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则鉴于教条宗派在中央高层的势力十分庞大，主张让张闻天干一段。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前去说服博古。告诉博古，只有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才能打败蒋介石，但是，毛主席的意见是让张闻天先干一段，张闻天只是个过渡。博古为此爽快的接受，同意把权交给毛泽东。
必须指出的是，张闻天在坚决要求撤换博古之时，并没有同时提出替代博古的人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确定张闻天先干一段后，张闻天也没有另外提议其他人选。因此，许多人认为张闻天抢着当总负责（总书记）。从张闻天延安整风时期的〈反省笔记〉中看，应该有不少人当面指责过张闻天抢着当总负责的做法。所以，张闻天在〈反省笔记〉中写自己“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
也许张闻天的确“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但也从来没有想着其他任何人比他更合适。即使1938年共产国际发来在组织上确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党政军民一致以亘古未有的情感拥戴毛泽东之时，张闻天也依然是“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⒀。
当然，由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回忆中可知：草地会师时，张闻天主动向张国焘“让贤”过总负责的职位。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张闻天担任了总负责名义，随即便不愿意跟毛泽东、王稼祥在一起了。“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中，他（张闻天——笔者注）因感到同毛泽东、王稼祥不好处，觉得在中央工作实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讨论派一个负责同志去白区工作的会上曾要求自己去”⒁。——这标志着张闻天与毛泽东短暂合作的彻底结束。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提升自己的地位，达到目的后又开始对毛泽东打击排挤，是教条宗派人物的一致做法。王明于1937年末回国后，也采取了相同的方针：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巩固了党内地位，然后开始想法设法的排挤毛泽东。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由张闻天彻底结束后，张闻天便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排挤毛泽东。同时也排挤周恩来。先是排挤周恩来，接着很快又在“鸭西会议”趁机主持政治局会议剥夺毛泽东的前敌指挥权，失败后，又利用三渡赤水期间个别将领某些情绪，大肆活动，企图把毛泽东轰下台。再次失败而不得不遵守遵义会议决议以毛泽东为核心领袖后，则私下对毛泽东进行诽谤，说毛泽东不过是“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那一套”……直至彻底失败。
张闻天从被重用到被批评
尽管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屡屡有着异常表现，但是，毛泽东对其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上所做出的贡献，始终是给予极大的肯定。后世的党史专家以及“后人”，往往把毛泽东的这种重视当作个人恩怨的补偿或报复。毋庸讳言，这是党内高层一些人长期的思维如此，把中共革命历程中的路线斗争看作个人恩怨。比如毛泽东在苏区时期所受到的种种打击和非难，主要看作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行为。也因此，把毛泽东后来对此的多次批评，看作是毛泽东念念不忘个人恩怨。这种思维，实质是极端自私者的私心自用以此来掩盖自我罪责、蔑视在其责任下被葬送掉的数以十万计的革命者的生命。
张闻天是毛泽东坚持下才当上的临时总负责，因此，张闻天的总负责随时随地都可以被轻易取消。事实上，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也是被王明轻易取消的。1937年12月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拿出准备好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改组名单，在会议上一念，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就不复存在。如果是什么“正式的总书记”，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被拿掉的，而必须经过会议的讨论选举。张闻天还没缓过气来，王稼祥又带回共产国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指示。因此，即使陈云、康生多次督促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此事，张闻天也不愿意，而是私下向毛泽东“交权”。宅心仁厚的毛泽东，重新任命张闻天总负责，并在此之后多次说“洛甫是明君”，以安慰张失落的心情。
事实上，毛泽东此时的确想要重用张闻天。长期残酷的武装斗争的环境和革命者理论素养严重欠缺，在延安形势稳定下来后，毛泽东要普遍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这一工作，本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就该实施。但是，毛泽东苦心孤诣的说服高级领导人接受正确的战略方针，部署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宜，一时抽不出时间来。有着总负责名义的张闻天，根本不可能知道工作该怎么开展。所以，直到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才滕出手来号召全党学习政治文化理论。“六中全会以后开展了一个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中央很快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兼任部长，规定每天两小时学习制，自动与强制结合，要求长期坚持下去。各单位也都纷纷制订计划（总政后来就定为半天学习），成立学习组织。中央和宣传、干教两部还不断督促检查”⑴。
这项工作，无疑是与前方抗战相同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工作，而毛泽东把这项工作交给张闻天来领导。“组织理论学习本是张闻天所长，他兴趣大，情绪高，组织领导，认真负责，还带头写文章，上大课”。但是，张闻天却把这个学习，当成了“正规大学”“研究生”一样的“理论”研究。“单是策划和组织翻译出版马恩列斯著作，其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就属空前，先后有《马恩丛书》十二种，《列宁选集》二十卷，《斯大林选集》十几卷，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学社会科学书籍”⑵。
对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翻译，无疑是必要的。但是，把这些浩如瀚海的著作当作学习的主要内容，不但失掉了学习的意义，而且必然形成“言必称希腊”却无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张闻天式的“人才”，而且，对当前国内的实际形势，也没有多少补益。正确的学习方式，无疑是把马列经典择要而学，同时更要注重学习党的有关形势和革命方针方向的理论和文件。翻译过来，然后不分主次的印给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党内干部去啃，甭说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即使效果上也不会好。
毛泽东在看到这一情况后，指令张闻天改正。张闻天尽管表面上不得不执行，但内心的不服气却很重。这一点，从何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实。“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同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 解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那时我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 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⑶。——从此，张闻天便开始一路提携何方，直到1959年何方“揭发师长张闻天把他逼到绝路”，才心凉了一大半。
在死灌浩如瀚海的马列经典而不注重指导当前革命的理论文件的同时，张闻天还有意无意的对毛泽东所著的全党性和抗战全局性的重要著作进行忽略。比如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张闻天这种“马列同志”的角度看，无疑充满右倾。因而，建国后不久，张闻天就开始在私下宣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过时了：“有些我（何方——笔者注）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问题。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⑷。因此，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对〈新民主主义论〉采取嘲弄的态度（彭德怀看到后，嘲弄道：毛泽东就能搞这些，起了个日本名字）。相反，张闻天却把自己编著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定为学习的必修课。
不少干部对此有着极大的反映。只是鉴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重用，才隐忍不发。当毛泽东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后，陈云、李维汉等纷纷著文批判。李维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一文，直接批评“领导干部教育的负责人”；陈云反表《到什么地方学习》，批评把“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
文化艺术的工作更是混乱。萧军于1940年6月第二次来到延安，并留了下来。通过实际观察，对作家之间和“文协”组织内部诸多问题有着意见。向张闻天当面反映后，张闻天则“和蔼可亲又近乎打哈哈”。时任时任中央办公室副主任的师哲回忆：“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张闻天，下同——笔者注），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依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
人们不“苛求”张闻天，是在经过多次萧军式的经历后采取的态度。一个党的重要负责人，主管宣传和文化教育，除了组织相应人马翻译大量著作并灌输给干部外，什么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如何“苛求”？由是，文化艺术部门的重要人物，还因为观点的争论而动起了刀子。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共革命历史路线的廓清，也遭到了张闻天的极力抵制。“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修改。’ 张闻天却表示，在苏维埃后期虽然因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又犯了‘左’的错误，但当时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36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又有激烈争论，致使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只好妥协，没有讲这一时期为路线错误”⑸。
这个问题上，张闻天的教条主义再度泛滥。认为与博古统治时期“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的，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却认定李立三犯有路线错误，即李立三时期或李立三本人没有“进行艰苦斗争”、不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
张闻天的所作所为，已经把毛泽东逼到了再不批评、再不纠正就必然给中共革命带来更大损失的地步。而张闻天在受到批评后，内心的颟顸何不满，极为严重。由张闻天的“反省”道：“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没有当做同马恩列斯一样的，甚至对党员更为重要的理论著作，使之成为每一个中共党员必须好好研究的马列主义读物。”“我对于我们党内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当时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⑹。
这些“反省”文字无疑充满着“暗箭”。毛泽东更主要的是批评其主管宣传学习却不把与中共革命相关的理论和实际做为主要内容，张闻天却把原因归结为没有把毛泽东与马列等同起来。“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路线”，一直是教条主义者所贯彻的，为此，张闻天在苏区时期，长期批判毛泽东的路线，何以对“我们党”必须有个“统一”的思想和路线进行统一指导“了解的很不深刻”？而且，在文字中玩弄字眼，把“统一”写成“单一的垄断的”。
事实上，张闻天对毛泽东批评的事实，也是认识到了的。他所不满的是王明等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没有受到批评，而王明长江局时期，他是积极支持毛泽东的。“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觉得当时王明活动的方针是：一方面组织自己的宗派势力，……另一方面捧毛泽东同志以抬高自己，对我则暗中加以打击。”“联系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宣教工作的责备与批评很严，对长江局的严重错误则置之不问，这使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围，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对我没有偏心，以便团结其他同志”⑺。
这是张闻天的一个特色：一是教条主义严重，分不清楚事物的主流与支流；二是一贯从个人的角度去推测事物。长江局的错误已经基本纠正，尽管王明还没有很好的承认错误，但却至少表面上已经转而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而全党学习出现的问题，则是当务之急。分辨不清事物轻重缓急的基础上，自然只能从个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测事物了。尤其是，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被王明回国后一句话就取消了，因此，对王明的不满是严重的，也因而希望毛泽东严重打击王明。
张闻天对全党学习的意义也是不清楚的，准确的说，是不愿意接受的。全党学习的目的无非有三个：一是提高全党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二是通过学习提高领导干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三是厘清长期以来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各个时期的错误，使全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起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重用张闻天，无疑对张闻天既看重又寄予希望。毋庸讳言，张闻天也是十分清楚这些意义或者目的的。但张闻天的内心颟顸和教条特色，促使其自觉不自觉的把全党的学习搞成对马列经典的大量翻译和灌输。对两外两个目标，不但基本忽略了，而且也使自己更加陷于教条主义泥坑，以往从毛泽东身上学习到的那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也完全失去了。所以，即使师哲这样的理论为重的干部，也觉得张闻天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太差劲。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显然是必须改变的。
王明结束长江局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其转变也是明显的。这种转变尽管是表面上的，但却是在积极维护党的统一领导，与张闻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张闻天才“觉得毛泽东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围”。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自觉”的疏远毛泽东，正如“十二月会议”后自觉的疏远王明，原因在于张闻天始终以“总书记”自居。所以，不但“十二月会议”已经明确取消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而且张闻天还曾经在报纸上刊登声明专门澄清记者把他说成总书记的错误，而张闻天依然始终叙述六届六中全会后自己一直在推掉根本不存在的总书记的职位：“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⑻。（有人认为1938年4月的《洛甫启事》不是张闻天自愿的，甚至张闻天未必知道，而是王明所搞。这一点是确实的。张闻天从不承认自己不是总书记。）
事实上，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对王明长江局的问题做了短暂的结论：“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而且，王明表现出积极的转变，自然不可能再对王明进行什么批评。张闻天觉得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太轻，简直是“置之不问”，而对苏区时期的批评，则十分严重。
必须厘清苏区的路线问题和错误，并非跟树立毛泽东的权威有直接联系。这个时期，不但有党内外干部群众的热情拥戴，而且还有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即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早已不可撼动。实质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的确立，就已经不可撼动了。遵义会议不久后的“鸭溪会议”，张闻天携政治局通过撤消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结果遭到挫败。象“鸭溪会议”这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决议被无形作废的事情，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会理会议前，张闻天私下活动，最后也是铩羽惨败，而且会议上积极表示自己一直是支持毛泽东的。
厘清苏区时期的错误，关乎着成千上万的被冤杀的革命者和众多被打击处治的干部的清白。因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先以几个高级领导人的事情为开端，开启了为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平反昭雪的大门。“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⑼。
上述问题，皆与王明没有直接关系，但却跟博古、张闻天有着直接关系。而且，毛泽东很显然有意避开了张闻天：“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以及何叔衡、瞿秋白、邓小平等的问题，主要责任者是博古、张闻天，而罗迈（李维汉）则是相对次要的。避开张闻天，并赋予张闻天主管全党学习的重任，很显然是想让张闻天反思自己而争取主动，以避免其地位的再度降低。
张闻天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毫无疑问，张十分清楚不厘清苏区时期的错误，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和还活着的干部，就得永久背负不白之冤。但是，厘清这些问题，首当其冲的代表却只能是张闻天自己，而不是博古，更不是王明。博古早在遵义会议就受到了批评，并从此一蹶不振，而且，面对形势的客观对比，也早已开始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苏区时期，王明则不在国内。尤其是，尽管博古当时是总负责，但导致苏区和红军惨败的一系列路线政策，大都出自张闻天，而不是博古。批判“罗明路线”，江西搞的最凶，而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发动者，就是张闻天；查田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更是张闻天的责任：既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又直接推动破坏了毛泽东的纠正；多少地主被“肉体消灭”了、多少富农被“经济消灭”了；地主富农的家属，也都被驱赶出苏区；造成的严重的“赤白对立”，正是苏区丧失掉赖以生存的物质和人员基础的根本原因。肃反问题上，也是张闻天疯狂的号召和指示废除规范的法律条令，造成七万多无辜者被冤杀。而这个时期的博古，既嘲弄毛泽东是“中国的加里宁”（被张闻天架空了），又抱怨“政府比党大”。
因此，王明尽管在长江局的行为失败了，但却表现出对张闻天这些人的一种幸灾乐祸，而张闻天则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并非主要来自于形势对自己的不利，而主要来自于张闻天所奉行的“路线斗争”的残酷性，即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从苏联学来的“路线斗争”的“法宝”，既是张闻天等得以窜升的原因，也是其维护这种窜升的武器。因此，博古、张闻天时期，对“路线斗争”的运用，就变成一种空前绝后的残酷。“斯大林和联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党以至按反革命论处。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线问题而论，无论陈独秀、瞿秋白，还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⑽。
事实上，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在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之后，根本不存在什么“没有好下场”的事情。陈独秀是自己退出，瞿秋白和李立三，也是党内高层批评纠正一下、取消其主持工作的权利，如此而已。“没有好下场”，恰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撷取最高权力后，所进行的“无情打击”的结果。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些“路线代表”，则是十分宽宏的。“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对博古、罗迈尚且如此，何况张闻天了。
但是，张闻天则坚决抵制对苏区错误路线的清算。不清算错误路线，就无法为成千上万的被冤杀者讨回公道。因此，无论从事情的本质还是现象上看，张闻天的被批评，并非他的地位多重要，更非毛泽东要清除张闻天的影响。而是张闻天在所有人（包括王明）都已经认识到错误并转变过来之时，只有张闻天依然坚持错误（而且其主管的工作搞得很差），在毛泽东重用他的时候，张闻天硬要逼迫毛泽东对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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