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宋代历史的研究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宋史热，形成了宋史研究的国际性合作的局面。其中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说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对外贸易量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国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宋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发展。一些中外学者这样描述宋的经济奇迹。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当时十一世纪的欧洲伦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等城市的人口都不过万。而中国首都一百五十万，超过二十万的城市有六个，十万以上人口的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巳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局、漏泽局等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
一千多年前中国华北的钢铁年产量一百二十五万吨。公元一七八八年，欧洲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钢铁年产量也就才七万六千吨。
一千年前（十一世纪）中国开始使用纸币，而欧洲十七世纪，即公元1661年瑞典才发行纸币。
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最高的时候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当时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的经济遥遥领先于世界。
有不少学者认为，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构成财政的主体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农业社会已开始走向工商业社会。直到清末才再一次出现工商业收入超过农业税。
宋还拥有一百六十万军队。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按理说，落后才会挨打，宋总该强盛了吧，不该挨打，不该亡国了吧。为什么却恰恰相反，经济和军事居世界首位的宋，却开创了华厦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当时宋的敌国有辽、西厦、金、元等。虽然宋不能征服这些敌国，但从力量对比总不至于最终溃不成军且窝窝囊襄地亡国。对于宋富而不强反而走向亡国的原因，众多历史学家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宋朝在边境进行消极防御，而把防范重点放在对付内部可能发生的意在推翻朝庭的农民起义。宋太宗就曾明确说明了这一态度。他的逻辑是：“国家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扰不过是边事，都可以预先防备。只是奸邪难以觉察，若为内患，深为可怕。帝王合当用心于此”。所以，只要哪个地方出现饥荒，朝延就迅速从京城派军队开到那里驻扎，随时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饥民暴动酿成的农民大起义。与此相反的是，在边境对来犯之敌却反应迟缓，完全采取消极守势。历史上把这一政策概括为“守内虚外”。同时，朝廷为了防范军队作反，崇文抑武，文人精英掌控军队，而武将没有军队管理权，以至军队不尚武、无以能战，一触即溃。
第二个说法是社会颓风盛行，高度的富裕不能转化为提高综合国力，而是从上到下沉于声色犬马，歌舞升平。
第三个说法是宋朝苟且偷安，予“岁币”与敌国议和，花大把的银两出钱买和平。宋朝与辽、西厦、金、元等邻国普遍实行出钱买和平，这一政策模糊了人们对民族危机的认知，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脆弱，最后不经一战而亡国。
多么沉重的教训，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
宋的亡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思考。
——宋的经济、科技、社会制度、文化等，其先进和强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以伦比的，但宋的亡国是不是应当引起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强大”？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当对“落后就要挨打”里的“落后”这一涵义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宋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制度、等等方面的发达，当然离不开众多的世界一流的文人精英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肯定造就了大批的文人精英。而且宋也走向了文人精英治国，甚至军队也交给了文人精英。但是，为什么一个强悍的民族居然会变成沒有血性呢？这与文人精英治国有多大关系呢？或者说，以民族强大状态为要求的话，那么与之相应的文化是不是必须具有血性呢？如果这些问题是有必要思考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明白当今时代的我们的文化血性呢
——对于宋史的研究，自古以来在历史观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或错误，甚至在当今主流学者那里，还普遍适用着“拼图式”的方法，忽略了文化的血性。比如说，2007年1月出版了一本《宋史》，“被学术界誉为断代史研究的抗鼎之作”。在对于我强敌弱而签订花钱买和平的“澶渊之盟”作出这样的评价：“澶渊之盟后，宋的北方州县得以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生育番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这一和平局面维持百年之久。另外，宋开放对辽的榷场贸易，利用经济优势，赚回大批钱物，以补偿对辽的岁币损失。
……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显然，这种因畏敌而出钱买来的“和平”并不是我们普遍理解的和平。虽然对敌国的“岁币”损失可在加强与敌国贸易中“补偿”，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以商业逻辑来衡量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况澶渊之盟本来仅仅是宋真宗投降情绪或畏敌的结果。这部《宋史》把“澶渊之盟”评价为“有积极的一面”，掩盖了宋真宗的投降畏敌情绪，而且让人感觉到花钱买和平的国策有可能具有积极意义。我的观点是，对于丧权辱国花钱买来的和平，敌国认为这个“和平”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行为的结果而大长志气；而自己的边民却“不识干戈”，这对民族的前途毫无“积极”可言。我认为，把“澶渊之盟有它积极的一个方面”改为“宋苟且偷安的澶渊之盟，给宋辽边关的经济带来了畸形繁荣”。这里不能有“和平”和“积极”用语，因为事实上不正是这个“和平”、“积极”酝酿着宋最后的亡国吗？！
很显然，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出现了问题。这是非常要命的！
我们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应当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维护民族的健康心理和文化的血性！
摘自曾罡《臣人落地抓把沙》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wuhe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