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地做出“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決策，以“政治的”“不流血的”方式解放了西藏，實現了中國大陸的統一，是毛澤東西藏工作最具華彩的一章。《毛澤東與西藏和平解放》一書試圖從歷史的本來順序出發，縱向梳理毛澤東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及相關政策的決策過程，剖析影響這一決策的各方面因素，重建和平解放西藏方針提出的動態場景。本書的敘述是“歷史的”，但論述歷史的出發點，往往不在歷史之中，而在當下。本書著手于“歷史”，著眼于“當下”，旨在挖掘毛澤東在處理西藏問題中表現出來政治智慧和韜略。

　　不戰而進    

　　1949年，由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為主所組成的戰略大決戰勝利結束之後，人民解放戰爭由北向南迅速推進，勢如卷席。全國解放指日可待，決意“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適時將西藏問題的解決提上日程。然而，雖然擁有強大的軍事優勢，對西藏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並沒有沿用“軍事解決”的慣性思維，而是從西藏問題的特殊性出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逐步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毛澤東等中國共産黨領導人幾乎在剛剛接觸西藏問題時就考慮和確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然而，不久發生的“驅漢事件”使這一方針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動搖。“驅漢事件”中西藏地方當局所表現出來的囂張及其背後外國勢力的干涉，使毛澤東等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後開始考慮軍事解決的方式。儘管如此，中央政府並非僅僅考慮以武力解決西藏問題，綜合考慮國內外各方面因素，仍然把“政治解決”的選擇放在首位，並最終決定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採取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是從西藏實際出發，立足全局，著眼于歷史的長遠發展，充分考量國內外各種政治因素，因時、因地、因勢而做出的，是實現西藏統一最為理想的方式。這一方針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的原則及以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為立足點的民族政策精神。為保證這一決策的成功實現，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西藏人民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西藏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一現實出發，洞察西藏上層擔心失去其“政教特權”的心態，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暫時讓步”換取“西藏主權”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決策有了切實可行的政策依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西藏問題的解決立足於和，以和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然而自古以來，有文事必有武備，成功的和平行動必須有武力作後盾，有實力作基礎。毛澤東是戰略家、軍事家，深諳“戰”與“和”的辯證關係，認為爭取西藏和平解放，與進軍西藏並不矛盾，而是並行不悖的，所以明確指出：人民解放軍一定要進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經戰爭進入西藏”。據此，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努力爭取和談的同時，積極部署進軍。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産黨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是原則性與靈活性、堅持與讓步的有機結合，是“文”與“武”、“戰”與“和”的辯證統一。

　　高超的外交斡旋    

　　在當時，無論印度、英國還是美國，都不希望看到中國人民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陸範圍內的國家統一。但是出於各自利益和能力的考慮，上述三國的態度和策略卻並不完全一樣。鋻於印藏間的地理、文化和經濟的密切聯繫，印度企圖最大限度地保留從英國那裏繼承下來的特權，希望控制西藏和保持西藏的“緩衝狀態”來保障印度的安全，因此走向了干涉西藏的“前臺”，成為影響中國解放西藏的主要外在力量。英國“自從撤離印度之後,對於西藏的未來不再有持久的興趣”，在西藏問題上採取了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把“責任”推給印度。美國政府當時處於一種不支援西藏當局與中共對抗心猶不甘,支援西藏當局又所獲不多且力所不及的兩難處境，因此，試圖採取鼓勵印度支援西藏地方當局，自己儘量躲在幕後的策略。

　　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洞察印、英、美等國在西藏問題上的不同心態，利用三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矛盾，確定印度為外交主攻方向，採取了聯合印度以牽制美英的外交策略。

　　中國共産黨對印度的政策是通過鬥爭求聯合，利用印度“維持其在藏利益”的對華政策，在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解放西藏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的原則下，積極尋求與印度建交，通過某種暫時的妥協和讓步，解除印度對解放西藏的恐懼心理，求得某種程度的合作，以減少來自印方的壓力，並通過印度來牽制美國和英國對西藏的干涉。

　　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中國領導人將原則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展現了精湛的外交技巧。在中印兩國的建交談判中，中方給印度以高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待遇，兩國得以順利建交。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于 1949年底及時修正了此前“視印度與美、英為一丘之貉”的對印政策，為兩國政府展開談判鋪平了道路。在解決藏事的過程中，為安撫印度總理尼赫魯及減少其對中國有關政策的憂慮，中方反覆強調了和平談判的方針和誠意。昌都戰役開始後，尼赫魯暗中操縱西藏分裂分子向聯合國呼籲干涉，再次阻攔西藏代表赴京談判，在此關鍵時刻，中國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決的願望，鋻於印度在藏事解決上的重要影響，中方也做出某種程度的讓步。中國之原則的堅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打擊了印度的干涉派，有效地防止了印方有關政策可能出現的變化，挫敗了美國利用印度干涉西藏問題的圖謀，收到了“一箭三雕”，“聯印牽英制美”之效。

　　“不吃地方”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後勤補給是進軍的關鍵。西藏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怎樣解決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問題，能否大量就地採購？這一方案在開始醞釀解決西藏問題時，就被毛澤東斷然排除在考慮之外。1950年4月，毛澤東明確指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同年 12月，毛澤東在給西藏阿裏兩位地方政府官員的信中，進一步説：“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決不侵擾老百姓。”從此，“進軍西藏，不吃地方”成為進藏部隊後勤保障工作的總方針。

　　隨後，為保障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毛澤東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針對補給中出現的問題，圍繞“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總方針，又適時提出了“一面進軍，一面築路”、“生産與築路並重”等相關決策，指示部隊所需糧草彈藥及衣、食、住、行所需物資絕大部分從內地運來，在當地只作少量採購；部隊在進軍的同時，應擔負修路、生産的任務；部隊到達西藏後，仍由中央保障供應，不增加西藏的負擔。

　　由於西藏的貧困，糧食問題是西藏地方政府最大的擔心和阻止解放軍進藏最主要的藉口之一。由於入藏部隊嚴格執行了“不吃地方”的方針，西藏物價基本穩定，實現了毛澤東“藏民的生活水準不因我軍入藏而下降”的目標，化解了西藏上層對糧食的擔心和恐懼，直接而有力地爭取了民心，促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順利實施。向西藏修路在從根本上解決了進藏部隊物資供應的同時，也改變了西藏長期封閉的狀態，有力地促進了西藏地區的經濟發展。加拿大學者譚?戈倫夫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中共在西藏“最重要的建樹”就是修築了西藏曆史上第一批公路，“無論從經濟上或軍事上看，這些公路將成為變革的最偉大的先驅”。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的開荒生産，更是不僅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還産生了良好的群眾影響。藏族同胞對軍隊生産糧食、蔬菜可以平抑物價感到滿意，也從中看到了解放軍與西藏人民共同建設新西藏的美好前景，不再擔心解放軍“會像水一樣地流走了”。廣大指戰員則通過自己雙手勞動結出的豐碩成果，緩解了糧食供應緊張的狀況，改善了生活，也增強了長期建藏的意志。

　　通觀毛澤東指揮和平解放西藏的過程，表現了一種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是堅持西藏與內地是“一家人”的前提，按照“家裏的事大家商量辦”的思維框架，與西藏地方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二是堅持“主權至上”，反對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拒絕把西藏問題“國際化”。三是真心實意為西藏人民著想。一切方針政策著眼于西藏的發展，給人民以實惠，讓西藏人民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應該是贏得人心的最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