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
美联储的前世今生
今日世界的美联储扮演着世界央行的角色，通过执行各种货币政策，美联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联储主席不仅是美国权力金字塔上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然而，早期的美联储却并非如此。
1907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将美国金融控制权从私人金融家的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掌控之中。时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奥尔德里奇是洛克菲勒的岳父。委员会其余17名成员都是外行的政客，因此委员会主要依靠华尔街金融家充当智囊，包括摩根财团控制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乔治•雷诺芝、摩根好友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推荐的经济学家派亚特•安德鲁、委员会顾问则是摩根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
1910年11月，华尔街大亨们秘密勾结，齐聚杰基尔岛猎鸭俱乐部。杰基尔岛是超级富豪的度假胜地，岛上的猎鸭俱乐部是直属摩根财团的高级会所。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金融家包括：库恩—洛布公司麾下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董事长弗兰克•范德利普、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查尔斯•诺顿、皮尔庞特•摩根的私人审计师本杰明•斯特朗、戴维森、犹太金融家保罗•华伯格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派亚特•安德鲁。经过两周的磋商，《联邦储备法案》草稿，改变美国金融发展进程的文件——《奥尔德里奇法案》出台。法案要建立一个由私人金融家主导的中央银行体系。
当时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很多美国人极为反感英格兰银行式的“中央银行”。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在1910年把奥尔德里奇法案递交国会通过时，遭到民主党的阻挠。1912年民主党宣称：“我们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也反对建立中央银行。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便利大众，所有跟银行与货币相关的法律，应该确保这种便利，并对大众有绝对的保障，同时彻底避免有钱人拥有银行，滥用权力。”
为了避嫌，提交法案的政客们一再强调美联储不是央行，也永远不会成为央行。1913年，众议员卡特•格拉斯以《奥尔德里奇法案》为基础拟订了《联邦储备法案》。1913年12月，该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威尔逊总统批准法案。美联储体系的结构框架与杰基尔岛秘密会议拟订的方案相比，没有任何不同。银行巨头们的宣传活动非常成功地把金融业、政府和人民大众拉到了同一战线。1914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运行。
根据法案，美联储下辖散布全美各地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为较小的银行提供交换支票、紧急救援等服务。每个地区银行由9位理事组成董事会管理，其中6位由联储系统内部的会员银行选出。另外3位由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直接任命，其中1位是内定的地区银行董事会主席。这些地区银行均由美联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和总统任命的成员。
美联储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也不能发行货币，但可以一次授权某一个地区银行发行货币。联邦储备银行被给予了发行纸币即银行券的垄断权。也可以凭空造钱贷款给商业银行，而财政部放弃了林肯时代发行纸币的权力。并且，联储银行金库集中着全美联储系统会员银行的黄金。用这些储备作调控，会员银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扩张货币供应量与信贷。随着准备金被集中到了美联储的金库中，在一定量的黄金储备基础上，现在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信贷，可以凭空制造更多的钱。联储银行以集中起来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增发纸币和扩张信贷；会员银行则以存在联邦储备银行里的准备金基础上扩张信贷；而那些放弃加入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则必须把准备金放在联储系统会员银行里，并在此基础上扩张信贷。
联储银行能通过调整会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例如，美联储只要将商业银行法定最低准备金率削减一半，商业银行需要维持20%活期存款总额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因此可以以5∶1的比例进行信贷扩张，在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之后，最低准备金率被降低到了10%，现在银行能以10∶1的比例扩张信贷，货币量得以增加了一倍。
美联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完全由私人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只有各个地区银行的行长是货真价实的金融家，而董事会成员都是拿政府薪水的官员。因此，美联储本身不过是政府与金融家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在美联储成立初期确实被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私人银行家所控制。在美联储系统中，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尽管是联储银行的监督者，但权力却被架空。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谁控制了纽约联储银行谁就控制了美联储。早期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相当于今天美联储主席。第一位登上这一宝座的是出身摩根财团的本杰明•斯特朗。“一战”时，斯特朗将当时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逐渐成为美国财政部唯一的财务代理，其他地区联储银行因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而被边缘化，结果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被集中到纽约美联储银行手中。
由于斯特朗本人的特殊出身，纽约联储银行成为摩根财团在美联储系统内部的代理公司。此外，继威尔逊总统、哈丁总统之后的柯立芝总统、胡佛总统也均与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柯立芝在政坛上的崛起离不开摩根两个合伙人德怀特•莫罗和托马斯•柯克伦的帮助。胡佛总统的政治顾问是继戴维森之后担任摩根财团掌舵者——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胡佛每周都会定期向他们咨询3次。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出身梅隆家族。该家族长期与摩根财团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接替梅隆出任财政部长的奥格登•米尔斯也是摩根财团旗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位管理层的儿子，胡佛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是摩根私人律师伊莱休•鲁特的学生和合伙人。结果，美国金融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以摩根财团为首的大金融家手中。
威尔逊总统晚年时曾悔恨不已地作过这样的反省——“我是最不快乐的人。我不知不觉中毁了我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被其信用体系所控制。我们的信用体系是很集中的，因此，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被掌控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们成为文明世界统治最差的政府之一，完全被掌控和主宰的政府之一，它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再是一个有信仰和多数人投票的政府，而是一小撮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想法和威胁下的政府。”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美联储是金融家操纵政治权力的一种阴谋。少数金融家通过控制美联储达到控制美国经济乃至于控制全球经济的目的。还有好事者制作出了金融家控制中央银行与货币特权的路线图：
第一步，发行银行券或信用货币的特许权由政府授予金融机构。
第二步，政府税收部门开始接受仍然由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税款而不必直接收取贵金属货币。
第三步，政府在战争、灾荒等紧急事件中需要筹措资金，于是金融家通过巨额贷款支援政府，由于数额太大，以至于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还款，这些贷款都变成了长期借贷，由此金融家逐渐控制政府权力。
第四步，信用货币发行过量，无法兑换足量的贵金属货币，结果变得分文不值。
第五步，公众产生恐慌，拒绝接受银行券。金融家控制的政权强行赋予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法定货币的地位。法定货币无法兑换贵金属货币，如绿背美元和人民币等现在的各国纸币。发行者也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
第六步，法定货币使得金属本位制无法实行。极少数金融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信用获得绝对的金融控制权。
其实，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大系统。越复杂的系统越难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也越难被极少数家族长期稳定地世袭式控制。因此，仅仅通过控制美联储这样的机构并不能长期地、完全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各个金融势力之间以及金融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有时它们会像很多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相互勾结，有时则相互利用，有时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罗斯福新政时，摩根财团对美联储以及美国金融的控制遭到了阻击。洛克菲勒财团、华尔街新兴的犹太财团如击垮库恩—洛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爱尔兰裔天主教势力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创建美国银行的贾尼尼家族与修建胡佛大坝的贝泰工程公司等结成强大的反摩根同盟要将摩根财团拉下马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开始时，洛克菲勒财团趁势侵吞摩根财团所有的大通国民银行。反摩根同盟推动了新政时期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案，通过这两个法案将美联储改头换面：联储委员会直接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任免权由联储委员会掌握。美联储控制权永久性地从摩根财团和纽约联储银行手里转移到华盛顿政府手里，包括纽约联储银行在内的地区分行从此成为次要角色，摩根财团的权力也随之丧失。
“二战”以后，由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掌控了美联储。东部权势集团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核心，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计划与方针，控制了国家的国会两院与总统选举，制定对外政策，在道德文化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全国其他地区。它由一系列美国东北部各工业大州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财团组成，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摩根等财团。东部权势集团指美国东北海岸上层阶级家族的首脑人物与他们控制的支配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构网——第一流的金融、工业、媒体、法律事务所、制定政策的团体、高级俱乐部、大型基金会和名牌大学。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是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决策委员会的一员。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洛克菲勒帝国的仆役，曾是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总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经济学家。
1933年，罗斯福政府放弃了金本位，美国公民禁止持有黄金，必须将手中的黄金兑换成美联储纸币，而美联储纸币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法定货币，可以被用来清偿所有的公共或私人债务，还能用来纳税。此举让美国有价证券的投资者损失6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 000亿美元。同年，罗斯福政府建立新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储户存在银行里的钱提供保险来稳定金融市场，保证所有的银行储户在银行倒闭时能够减少损失，而方法则是通过预先给银行提供一大笔贷款担保来扶持银行系统。其实它的资产仅为存款总额的1%～2%。
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美联储将黄金交给财政部来保管，财政部则提供“黄金券”作为收据，保证按面值100%兑现储存在财政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金库等处的黄金。另一个是美国政府国债。美联储负债主要由商业银行持有的活期存款即存款准备金和联储纸币即美联储发行的纸币构成。而存在美联储里的活期存款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扩张的基石，只有在公众要求将银行账户里的现金兑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才不得不去美联储取回他们的存款，然后美联储才需要开动印钞机发行联邦储备纸币。
存在美联储的商业银行活期存款以联储纸币方式兑现，因此，无论美联储制造多少纸币都不会破产。比如，美联储指示在纽约公开市场上的代理公司购买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只要凭空向纽约联储银行开出一张10亿美元的支票，再将支票转交给了某个政府债券交易商来交换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接着交易商就去了他开户的商业银行把这张支票存了进去，于是交易商在商业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就增加了10亿美元。商业银行拿到支票后迅即跑到美联储纽约分行，把这张支票存到它自己的活期存款账户上，于是它的准备金就增加了10亿美元。于是，这家商业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再被存到其他银行，很快，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远远超出10亿美元。因此，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或者说美联储购买或出售资产导致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会产生杠杆效应。那么，美联储想要调控货币供应量，可以购买或出售任何资产，购买资产，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反之出售资产，货币供应量则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通常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的资产是美国国债。
美联储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是调整法定最低存款准备金标准。如果先前银行存款准备金为存款总量的10%，突然美联储宣布最低准备金率降低为5%，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会翻番。如果最低准备金率提高到20%，则货币供应量会减少一半。通过这些货币政策，现在的美联储也几乎具有了完全按自己意志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权力。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 000万～7 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政府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 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政府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政府暗示协约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援助，这激励法国政府通过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政府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政府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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