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地区大面积流行，危害极大，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必须马上处理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立并制定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方针。值此建党9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展示党中央在血防工作上的英明决策的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血吸虫病疫情
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或臌胀病，是一种名叫血吸虫的寄生虫寄居在人或动物的血管里而引起的一种很严重的病症。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对血吸虫病疫情的调查，发现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域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市。这12个省、市分别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估计钉螺面积约143亿平方米，患此病者1000多万人，其中尤以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6省最为严重。血吸虫病的猖獗流行造成极大的危害性。
首先，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人口大量死亡。得了血吸虫病的人，身体逐渐消瘦羸弱，直到骨瘦如柴，腹胀如鼓。妇女得病将影响其生育；儿童得病则可严重影响生长发育，形成侏儒症。在流行区，群众受尽病痛的折磨，成千上万的患者被夺去了生命，造成人死户绝、地荒村毁的悲惨情景。江苏省昆山县祁家浜，30年前是一个72户200多人的村庄，但在病害的长期摧残下，死亡的死亡，逃荒的逃荒，刚解放时，全村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王老太。在浙江省，据嘉兴、嘉善、衢县、开化、常山等5个县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十年间，死于血吸虫病的有92173人，有11063户全家死绝，被毁村庄431个。据江西省调查，在解放前的40年间，全省34个血吸虫病流行县（市）中，因血吸虫病流行而毁灭的大、小村庄就达12362个，死绝2.6万多户，死亡31万多人。安徽省宁国县和歙县因血吸虫病流行而荒芜的土地有2000多亩，房屋倒塌近2000间。
其次，劳动力减少．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及国家经济建设。有症状的病人一般要丧失劳动力40％；晚期腹水病人则全部丧失劳动力。在患病人数中尤以青壮年为多，因劳动力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1955年调查昆山县城北乡100名男女青壮年的收入，其中健康人43名每人全年平均收入是1746工分，患者57人每人全年平均收入只有1 183工分，患者的收入仅占健康人收入的1／3。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普遍产生“田多劳少”的矛盾，个别严重流行地区农业生产呈现一派“旧社会，无人村；田地荒，无人耕”的凄凉景象。由于生产被破坏，疫区人民生活无着，只能“春天吃鱼蒿，夏天吃野草，秋天吃米糠，冬天把饭讨”；也有歌谣描述这种情景：“爹死无人抬，儿死无人埋，狐兔满村走，遍地长蒿莱。”
再次，兵源没有保证，影响国防建设。1951年6月至8月，青浦县报名参军的壮年农民进行体格检查时，经粪便检查，查出有血吸虫卵者竟达97％以上，其中70％患病后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健康，显著地表现出营养不良，身体衰弱。1955年征兵中，昆山全县应征青年3427人，体检发现血吸虫阳性2929人，阳性率高达85.5％。由于血吸虫病肆虐，青浦、昆山两县已不能担负后备兵员任务，因此，青浦、昆山农村连续数年免除征兵任务。青年不能参军服役，直接影响国防建设。
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护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消灭血吸虫病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二、毛泽东对血防工作的重视与指示
1953年夏天，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期间，了解到当地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情况，回到北京之后，于9月16日致信毛泽东主席反映了这个问题，并随信附送了一份详细材料。毛泽东看到沈钧儒的来信，非常重视。9月27日，毛泽东回信表示：“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之后，毛泽东又指出：就血吸虫病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病死的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病），一万万人受到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自1953年接到沈钧儒关于太湖地区的血吸虫病疫情报告后，毛泽东对长江流域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十分重视，他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深入调查疫情，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
1955年夏天，毛泽东到杭州开会。他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专门去了解一下杭州郊区血吸虫病情况。在余杭地区，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一个腹部鼓胀、脖颈粗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坐在树荫下望着田地摇头流泪。这个情况当天就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便坚决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除派身边工作人员调查血吸虫病疫情外，更大的调查队伍被派往南方各个省市。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开会，他特地叫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汇报血吸虫病防治情况。11月17日，徐运北早晨到杭州后，中午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午饭时间，一面听徐运北的汇报，一面和柯庆施等省委书记商谈。毛泽东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把血吸虫病消灭掉。
徐运北汇报现在病人多，治病还没有理想的药物，毛泽东说，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要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当汇报到管理粪便、管理水源、消灭钉螺等任务艰巨时，毛泽东说，要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是不行的，要使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有的省委书记说，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否可以提前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经议论，后来改为七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大家在讨论中谈到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也关系到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有统一领导。毛泽东说，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的，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由柯庆施负责。晚饭时，仍然是一面吃饭，一面议论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最后毛泽东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为组长，魏文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九人小组第一次会议要迅速在上海召开，各省立即行动。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依靠党的领导。各有关党委要亲自抓，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尽快编出通俗小册子，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群众进行宣传。
毛泽东根据调查到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到血吸虫病对人民危害的严重性。在杭州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000多万人受害，1亿人民受威胁，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动员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
杭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上海，见到魏文伯时嘱咐说：防治血吸虫病是为人民造福的大事，你要具体地负责抓！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血吸虫病是个大问题，严重妨害生产，威胁健康，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1956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秉志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徐运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还嘱咐徐运北要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1956年4月18日，徐运北给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今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有12个省、市的党政代表参加。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1.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2.充分发动群众；3.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4.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4月20日，毛泽东将此报告转给邓小平，并指示邓小平将“此件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廿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
1956、1957年毛泽东还分别在广东、上海接见从事血防科研工作的陈心陶、吴光、苏德隆等专家教授，倾听他们的意见，指示研究的方向，给科学工很大的鼓舞。
三、中共中央血防工作方针的确立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柯庆施为组长，魏文伯、徐运北为副组长。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必须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实行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原则。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七年消灭”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为了完成七年之内完全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会议提出了“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的大体规划。这就是说，在1956年内，各地都必须调查病区，摸清情况，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物质准备，选择重点，取得防治经验。在已经作好上述准备工作的地区，应该先行一步，迅速展开。在1957年底以前应该全面管理好粪便，基本上消灭钉螺和管理水源，制止血吸虫病害的发展，并治疗好35％的病人。到1959年止要彻底消灭钉螺和全面管理好水源，治疗好病人80％左右。对治愈病人也要作定期检查，凡有治愈复发者立即进行治疗。1961年和1962年要把全部病人治完、治好，完全消灭病害。
这次会议也解决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的组织和领导问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央成立九人小组，省委、地委、县委成立五人或七人小组，区委、乡支部成立三人小组。中央的九人小组和省委的五人或七人小组每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地委的五人或七人小组每2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县委五人或七人小组每1个月开一次会议。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各省、地、县委应拟定总的防治规划提请党代会议或党代表大会讨论，并在人民代表大会加以讨论通过。建立定期的汇报制度，各省、市每半月向中央九人小组写一次简报，具体反映工作进度和问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认为《报告》中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望结合当地情况，进行研究、贯彻执行。
1955年12月，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并于该月的26－29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各地防治血吸虫病的防预、临床、业务研究和中医药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并决定把这些研究成果编写成书，以供各地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为科学的根据。会议认为，科学工和防治血吸虫病的干部必须密切配合，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方法进行实验，继续研究，以达到七年内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与会专家们还研究了准备防治的各种措施，指出综合性措施是今后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方向。
中共中央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不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大会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做了发言，一再强调防治血吸虫病的重要性。她说：“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和长江以南地区。在江、浙、两湖、皖、赣等省有1000多万农民受其害，同时有1亿人口受着血吸虫病的威胁。这个病不消灭，那就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很不相称了。”
1956年3月24日到28日，第二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肯定了去年11月以来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强调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是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性的措施，防治并重。在做法上，要采取突击和经常相结合的方法，防治工作要与兴修农田、水利等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使科学技术与群众实践相结合。
1956年12月24－27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通过反复的讨论，大会统一了认识，最终通过了《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报告认为，防治血吸虫病“仍旧采取积极防治的方针和综合性措施，是正确的。至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着重抓紧那一项工作，应当因时因地制宜”。报告还肯定了防治工作与生产、兴修水利“两者只要结合得好，不但不影响生产，而且提高了生产”，“应当吸收农业、卫生、水利部门的党员同志参加各级防治领导小组，在省（市）区成立的党委防治领导小组，组长应由党委书记一人担任，以便各有关部门协同作战而又统一于党委领导”。
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关于第三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报告》。中央的批示指出：“事实证明，中央提出的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今后各地在防治工作中，应当切实贯彻执行。”同时，中共中央强调“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凡是尚未建立党内防治领导小组的，均应当迅速建立起来，确定专人负责，县级以上党委的防治领导小组应当设立办公机构，在党委编制内配备专职干部，在党委防治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血吸虫病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害流行地区的农业生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我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决地为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4月23日，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通知》规定，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各省市委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党组，应该保证执行国务院指示。今后，各有关省市委应当每半年将防治工作向中央作一次专题报告。
从此以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为流行地区各级党组织必须高度重视坚决贯彻的一项政治任务，为防治工作的有力开展奠定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7期，摘自2011年4月下《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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