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的条件和启示

论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的条件和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是一座丰碑。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形成良好的廉洁政治风气，主要原因在于：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为确保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思想导向作用；完善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制度保障作用；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优良的干群关系，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民主监督作用；战争环境和敌对力量的强大，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外在促进作用。延安的廉洁风貌，给当今社会及后世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启示：廉洁文化的建设必须以真实生活为根据，廉洁政治、廉政制度、廉洁文化要三管齐下，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廉政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是一座丰碑。在今天存在大量贪腐现象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分析和研究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廉洁文化，我们发现：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风气的形成，决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现象或者文化现象，而是由当时的干群关系、党员干部的自身素质、领导干部的示范和严格要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以及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全面看待我党在延安时期的廉洁政治，就不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就不能通过学习延安精神而改善当前政坛的风气。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能树立了良好的廉洁形象，构建了良好的廉洁文化，细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的确立，为确保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思想导向作用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毛泽东提出这一光辉思想，不是从书本知识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是从延安的党政军各界工作人员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能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的讲演中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思想，这本身就表面，在张思德这样一个普通战士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当时延安军民的思想境界和这种思想境界在实践中的践履情况。
    在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中提出：（1）以完全为人民的解放，为全民族的解放为工作目标。（2）“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甚至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工作态度。（3）“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的工作方法。（4）要求“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甚至，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的道德精神。毛泽东称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与张思德、白求恩这两个典型形象一并深入到了延安人们的心灵深处，在延安军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延安人们践行道德准则的榜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引导着延安的党政干部自觉地廉洁奉公，自觉地做人民的公仆。
    可以看到，延安廉洁的政治风气的养成，没有优良的社会认同不行，没有鲜活的教育典型也不行，没有先进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更不行。
    二、完善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制度保障作用
    （1）构建民主选举制度。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在政治上，民主建设却有声有色。走在中国社会的前列，代表着中国社会的政治方向，其民主选举的实践成为社会各界的向往。就是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建设成就。延安的民主选举分三种具体形式，一是直接选举，二是间接选举，三是提名批准。具体来说：
    直接选举是指边区、县、乡的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间接选举是指各级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参议会选举；提名批准是指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参议会批准。
    这三种选举形式，既符合当时延安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引领作用。这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民主政治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构建了选举罢免制度。为真正发扬民主，确保被选举的人能够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延安军民还构建了选举罢免制度。即公务人员如有违法失职腐败行为，参议会可以将其罢免。参议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罢免权的权力机关。罢免制度的建立，真正完善了民主选举制度，是民主选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因为，任何选举都难以确保被选举出来的公务员品行和能力都是优良的，一旦选举有差错，就只有通过罢免，才能真正维护民主选举的权威性。
    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优良的干群关系，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民主监督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毛泽东在为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明确指出：“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党员干部一方面能够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保持了一颗淳朴的心灵。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与群众保持良好的关系。自觉保持与群众平等相待，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更不欺压群众。由于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延安出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局面。
    而且，当时的民主党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期望，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也客观上起了民主监督作用。
    四、战争环境和敌对力量的强大，为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起了外在促进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延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带有强烈的战时共产主义特征。延安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十分恶劣。外有国民党强大的敌对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延安军民每天都面临着军事斗争的艰巨任务。要与强敌作斗争，就必须保持根据地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每一个党员干部，对强敌当前的局面都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他们一般来说，都不可能无视当时的严酷的局面而个人私欲无限膨胀。因此，这种战争环境和敌对力量的强大，事实上也促进了延安党员干部的廉洁。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能够以良好的廉洁政治影响后世，实在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追求，使得所有党员干部都能够高度自觉地自律，保持廉洁的作风。
    延安的廉洁风貌，是一个廉洁政治的高峰，不但会给当今社会，而且一定还会给后世提供积极有益的启示。就当今时代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如下有益的借鉴。
    1、廉洁文化的建设必须以真实生活为根据。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不是凭借主观想象而达成的。它必然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概括和总结。没有生活的文化是沙中之塔，没有生活的文化是无源之水。
    延安时期的廉洁文化，正是当时的主要领导和全体红军指战员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比如：毛泽东在延安就很注意节俭，一支铅笔用得捏不住了，还舍不得丢；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把灯芯拨小，节约灯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士兵同吃、同穿、同劳动。所有领导干部没有官架子，没有不良嗜好，一身正气。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却尽量不骑马而步行，经常自带干粮参加会议、进行调查等。群众称道他说：“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冷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正是因为生活中到处都充满着廉洁的典范，在延安，廉洁文化才有坚实的基础，廉洁文化才能成为边区政府的主导文化。只有在延安的生活基础上，才能构建出优秀的廉洁文化。
    反观当今时代，我们主张廉洁文化建设时，不能不首先抓好生活基础，即必须让党员干部，在生活上、工作上保持比较良好的廉洁行为。为此，持续地打击黄赌毒、持续地反腐，是建设廉洁文化的最可靠的保证。
    2、廉洁政治、廉政制度、廉洁文化要三管齐下。
    廉洁文化是廉洁政治和廉政制度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基础。离开廉洁文化，廉洁政治和廉政制度就会丧失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确立廉洁政治和廉政制度，就必须认真构建廉洁文化，并使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如果没有让廉洁文化深入人心，无论有多少反腐倡廉的法律条文，无论花多少工夫建设廉洁政治、廉政制度，那都很难让廉洁成为官员的行为准则，整个社会和政坛很难形成良好的廉洁氛围。廉洁文化的深入，对于克服少数干部贪图安逸和享受，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保证干部的廉洁，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廉洁制度是廉洁政治的制度保障。政治就是管权、管人、管事；管权是核心，管人是重点，管事是着力点；事管不好，则人变坏，人管不好则权变坏。廉洁制度就是防止好人变成坏人的围墙。用制度管人，才有章可循。而且，廉洁制度本身就是廉洁文化构建的现实成果，它是廉洁文化的具体化、深化和落实。
    廉洁政治则是廉洁要求在执政行为中的具体实施。执政者、官员，在具体的公务活动中，保持廉洁自律，办事公道，不强拿索要；公私分明，不损公肥私；让权力运作在阳光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不但注意了认真执行廉洁政治，注意了廉政制度的建设，也注意了廉洁文化的构建。三管齐下，确保了延安的廉政风貌。
    3、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廉政的关键。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就已经注意到了：领导干部的德行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延安时期的领导干部，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被群众称道为：只见公仆，未见官。领导干部的高度的自律，达到了难能可贵的地步。所以，延安才能造就良好的廉洁政治风貌。如果没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先示范，延安的廉洁政治风貌何以可能？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8期，摘自2011年9月《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