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童志强　　

2010年4月，笔者应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自费赴台作访问学者，得以有机会查阅蒋介石大溪档案等有关资料，此行收获颇丰，看到不少未经删改的与新四军和皖南事变有关的档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一国之中3种政权（国、共、伪）4种军队（国、共、日、伪）并存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复杂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诸国所罕见。尽管国共两党结束了10年血拼，第二次合作携手共同抗日，但由于貌合神离、各有所图，一个想借手合作溶解对方，一个想通过抗战壮大自己，由此决定了在合作抗日的过程中大小磨擦不断发生。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当局容不得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为什么在1941年1月6日这一天下令发动事变，则与皖南新四军的决策失误有一定的关系。本文试从两岸史料综合研究分析着手，对皖南事变发生原因作一些新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文内所有资料引文，凡两岸共有者，均用大陆出版物作注释，以方便大陆读者查阅。　　

国民党确有制裁新四军的周密预案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了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1]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 [2]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3]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4]他的一厢情愿被中共所拒绝。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华中新四军之所以发展迅速，固然与正面战场国军吸引日军主力，使其暂时无暇后顾，从而给新四军创造了发展的机会有关系，但根本原因是因为新四军得到了敌后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究其原因：其一，国军尽管在正面战场顽强阻敌，但毕竟是丢城失地，节节败退，而新四军迎敌而进，深入敌后，让沦陷区民众看到了希望；其二，国军实行兵役制，强制壮丁入伍，而新四军推行募兵制，宣传、动员敌占区青年自愿参军，保家卫国；其三，不少敌后的国军在曲线救国的遮羞布下，摇身一变而成为助纣为虐的伪军，而新四军绝无成建制伪化的丑闻；其四，新四军所到之处，党政随同推进，成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二五减租、分半给息的政策，惠及了贫苦农民，也消除了地主富农“被共产”的顾虑；其五，新四军谙熟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六，新四军作风过硬，军纪严明，而国军纪律涣散，处处扰民，如韩德勤部在苏北，连蒋介石都收到属下密报韩军“官兵全失斗志，军风纪荡然，且溃兵为匪，民不聊生，苏北民众反誉匪军（指新四军——笔者）为救民军，冀早日到达，而苏民困，诚吾人之奇耻大辱”。[5]以上种种，无不证明新四军在敌后深得民望，这是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6]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华北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地处苏浙皖鄂豫赣6省，曾是蒋介石统治的基本地区，也是他过去发动内战的主要经济命脉所在。武汉失守以后，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流布在华中各地。豫南、豫东地区有汤恩伯、李仙洲部，鄂豫边、淮南、皖西地区有李宗仁、李品仙部，浙赣、皖南有顾祝同、上官云相、唐式遵部，苏南有冷欣部，苏北、苏中有韩德勤、李明扬部。津浦线、淮南线、皖赣线沿线徐州、宿县、蚌埠、滁州、南京、合肥、巢县、芜湖、铜陵等城市则为日军控制。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派八路军增援华中。绝非巧合，就在延安决定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连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二军骑一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7]　　

军令部拟定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批示再次重申：“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的批示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8]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9]4月2日，顾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三项办法：一、第五十二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10]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的预案，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11]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天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图谋皖南新四军的企图却从未放弃。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9月3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12]11月4日，蒋又对顾发出手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13]顾祝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上官云相、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14] 根据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定《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七师、四十师、五十二师、一0八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六十二师和七十九师置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15]　　

综上所述，可见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蒋介石的两条底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达到独占华中敌后的目的，蒋介石先是于1939年9月命令江北新四军全部调回江南，[16]遭到中共拒绝；后又接受白崇禧献策，于1940年7月提出“中央提示案”，命令大江南北的中共武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17]1940年夏天，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就此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进行讨价还价的艰苦谈判。此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9月27日，德意日3国公开结成法西斯同盟，霸占全球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英美苏极力拉拢中国，许以武器、贷款、开放滇缅公路等实惠，想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不使其南下或北上；日本为了腾出兵力攫取东南亚丰富的战略资源，也加紧对蒋介石诱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使蒋介石身价徒涨，从而认为这是向中共施加压力迫其撤到黄河以北的最佳时机。　　

10月1日，重庆军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共党问题”，由何应钦介绍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并商讨对策。因公远在兰州的白崇禧专门来电坚持强硬立场，“主张明令宣布所商条件。如共党再不接受，立即将其阻扰抗战、不遵命令罪恶予以公布；同时增强苏皖鲁兵力，并严令各省党政军加强组织，力求团结扩大宣传”。[18]10月3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挟数万重兵向黄桥地区发起进攻。陈毅、粟裕率苏北新四军7000余人，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策，竟在黄桥取得消灭韩军1.1万兵力的大胜。韩部被迫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区，一再向蒋、顾求援。在此背景下，何应钦、白崇禧于10月19日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 “奉谕” 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之有关各部在电到1个月内，即11月19日之前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中共中央高层经多次开会研究对策，认为“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式信号。延安审时度势，决定江南部队北移以示让步，作为要国民党停止反共磨擦的交换条件。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佳电”，宣布皖南新四军“遵命北移”。在此前后，新四军军长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就北移时间、路线、后勤保障等具体事项进行了多次商谈，叶挺提出“请准由江苏长江南岸北渡（镇江岸靖江岸），皖南部队尽先移驻苏南之溧阳、溧水、宜兴、金坛4县为暂驻区，由此逐步进入敌后北渡，务须在三、四个月内全部移毕。”[19]顾祝同则强调“该军应即遵令将苏北、皖南部队北移。在皖南部队于12月1日务开始移动，其在苏北部队亦同时开始北移”，“该军在长江以南部队统限于本29年12月底全部渡过长江”[20]。叶挺是11月11日到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向顾祝同和上官提出上述要求的，顾的答复却很慎重，延至11月18日方以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签呈作为备忘录形式交给叶挺，中间相隔有一星期之久。因该备忘录牵涉到新四军北移起止时间、移动路线、渡江路线以及饷弹补充等众多问题，一贯行事谨慎的顾祝同不经请示蒋介石允准，绝对不敢轻易拍板。11月26日，顾祝同才将上述战区参谋处的签呈作为正式命令下达给新四军执行。蒋介石、顾祝同将皖南新四军北移截止时间从“皓电”规定的11月19日延迟到12月底，是对中共作出的一种让步姿态，目的是想换取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悉数撤到黄河以北。　　

11月26日，顾祝同在致上官“宥辰电”中通告了新四军北移的起止时间：“规定自12月东日起开始移动、……统限12月底全部渡过长江。”[21]11月28日，顾在致叶挺“俭辰电”中重申：“该军北移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侦察，一面陆续开拔，务须如限北渡完毕。”[22]同一日，顾在呈蒋的“俭巳电”中汇报了他对叶挺请示延迟移动时间的答复：“关于开拔时间，仍应遵照本部宥辰扫召电指示，一面陆续开拔，务须依限于本年12月底北开完毕”。[23]　　

在军令部次长刘斐同周恩来、叶剑英11月底至12月上旬的3次约谈中，均涉及到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移动期限问题。11月30日，刘斐口头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北移展缓期限的命令如下：“一、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之十八集团军于本年12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黄河以北；二、在江南之新四军于本年12月底以前一律移至长江以北，至明年1月底止移至黄河以北服行任务。”周恩来当即表示：“江南新四军调动问题，经与顾长官商谈，现正准备北渡，我保证可以办到。”12月8日，刘斐又亲手“奉交白、何两总长复朱、彭总副司令佳电电文一件，请周、叶两君妥为转交”。此即为何、白“齐电”，再次强调北撤限期。12月9日，刘斐又“奉命转交委座9日手启电令，即展缓移动之命令。此令曾于11月30日由本人口头转达，因未见具体答复恐口无凭，特补发笔记命令，务请转达”[24]。从蒋介石先让刘斐口头转达，后又补发笔记命令一事，可见蒋氏对八路军、新四军移动时间展缓一事是十分认真和慎重的。可以认为，12月底的时间节点是蒋氏给中共的底线。　　

延安对此北移时间底线也有思想准备。1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叶、项：“一、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25]。11月29日，叶、项报告延安：“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箦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南（即由皖南密渡皖北——笔者），一切完毕仍在年底。”[26]次日延安即复电同意叶、项29日的布置，并指出：“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27]从12月初起，皖南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开始按顾祝同指定路线，东移苏南。12月11日，刘少奇向延安和叶、项电告：“江南部队如需北移，望从速北移为好。”[28]12月13日，项英向延安报告说：北移消息已泄漏，“无法保守秘密”，“敌与顽均在沿江增兵筑工事”，“目前当很难求得迅速北渡”，又强调往苏南要经过日军封锁线，“情况更紧张”、“穿插甚不易”，欲以“不发饷弹即不开动”为由拖延北移时间。[29]14日，延安复电项英：“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期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30]　　

蒋介石的另一条底线是不准进攻苏北兴化。兴化乃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战时省会所在地。黄桥兵败以后，韩德勤将部队收缩至兴化、曹甸水网地带，重整旗鼓，确保兴化安全。　　

倘若把华中国共力量的布局比作围棋的话，那么，到1940年秋天，国民党在苏北的韩德勤部和中共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就成为华中棋局上的两块还没有做活的孤棋。双方斗智斗勇，犹如楸枰对局一样，你在白方破我的空，我就在黑方点你的眼，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关键全在棋手对整盘棋的全局判断和算计能力。　　

蒋介石、顾祝同对孤悬苏北之韩部的关切，绝不稍逊于延安对孤悬皖南之新四军的担忧。11月中旬，鲁苏战区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奉命越陇海路南下，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增援韩德勤。11月29日，为阻断东北军与韩德勤的联系，苏北新四军、八路军发起旨在“消灭省韩主力”的曹甸战役。11月30日，韩德勤向蒋介石、何应钦告急：“我军疲敝之余，饷弹奇缺，长久消耗，断难维持。拟令八十九军主力及霍守义、李明扬、陈泰运各部分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机送款接济，以挽危局。”[31]这份电报收译后，送到何应钦办公桌上，已是12月3日，不乏战略头脑的何应钦阅后，立即把苏北战事与皖南新四军北移联系起来，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签呈委座核示。”[32]按照何应钦批示意见，军令部不敢怠慢，徐永昌立即在12月4日拟出签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何应钦的建议。12月7日，又正式批准军令部在上月14日拟定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考虑到还没有到年底北移的限定时间，蒋氏在该计划文件上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等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33]12月10日，徐永昌报告蒋介石，认为“现在距12月31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似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34]　　

正是在12月10日这一天，蒋介石接受了何应钦、徐永昌的献策，向上饶的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35]　　

由此可见，命令江南新四军于1940年12月底之前北渡长江、1941年1月底之前移到黄河以北，是蒋介石划定的一条时间底线，而不准攻击兴化以保全国民党在江苏的行政权力是蒋介石划定的另一条地域底线。为此，国民党军队业已制定了在大江南北扫荡中共武装的战略部署。同样，延安知道踏破这两条底线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一再要求皖南新四军在12月底之前渡江，也一再阻止陈、粟进攻兴化。毕竟蒋氏当时还是抗战领袖，八路军、新四军在名义上还要受国民政府军委会节制。当然，中共不可能惟命是从地让出华中。毛泽东深知，“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36]之所以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是因为军部局处泾县山区弹丸之地，如羊在虎口，原本就令其北撤与江北部队合并，现国民党要求北移，正好就汤下面，顺水推舟，以让步的姿态争取民众和中间势力的同情，延缓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是，历时18天的曹甸战役未取得预期效果，颇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料。曹甸一战，攻而不下，使蒋介石、顾祝同认为韩德勤在苏北仍有余勇可贾，因而在皖南发动事变无须投鼠忌器。其直接后果则是蒋、顾命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　　

扑朔迷离 各具心怀　　

12月14日，顾祝同秉承蒋介石旨意，发出致叶挺、项英“寒午电”，以“经过苏南不免迟缓”为由，命令皖南新四军“应以主力就近北渡皖北”。[37]　　

此时皖南军部对究竟走苏南还是走皖北，还是留下不走坚持皖南阵地，尚在犹豫动摇之中，现顾祝同要求改变北移路线，正好可藉此为由要求补发饷弹及展缓北移日期。12月23日叶挺发出致蒋、何、白“梗电”，提出因改道引出的困难：一是按原计划从苏南北移的兵站线已敷设，“军食亦已预置该线，如不经苏南则兵站线之转移又需费时日”；二是铜陵、繁昌沿江敌伪据点增兵，江面上炮舰梭巡，船只不易过江，“一经暴露，则荻港敌舰瞬息可至，即抵江岸亦无法登舟，此则殊堪顾虑，不得不策万全”；三是据报江北桂军已有两个师开到庐江、无为，正在姚沟、襄安各地沿岸构筑工事，“而姚沟、襄安各口，职部如渡江，又皆为登岸处，即令职部能通过封锁安全登舟，而亦不为敌舰所阻，但北岸情况如此亦无法上陆”；四是大军开行支用浩繁，至今只领到顾长官批发的五万元，实感不足，“至请领弹药则迄未承确示究竟数目与何时批发”。电文在申述了以上苦衷之后，向蒋、何、白提出了“不得不再为渎请”的3点合理要求：一是要求延缓渡江限期。由于渡江路线前定苏南，现改北渡皖北，部队经常费、临时费及弹药等补给“转折周章，至今尚无眉目，而冬服缝制、伤病处理现始稍有端绪，而渡口侦察、船只征集须从新着手”，“江南之敌情紧张、通过不易，尤以江北友军意存不友，影响职部行动莫此为甚”，“职部本欲求速，俾如期完成北移任务，但以此形隔势阻，不得不申请展期一月限期，尽速遵命北移”；二是要求皖北桂军后撤让道，“俾职部北渡有上岸之地，并请划定皖北庐江境为职军临时结集境地（因渡江非一次可以渡完），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之路线，庶足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三是要求补发饷弹。“经临各费及弹药等，恳仍准照各电所请，赐发三十年度一月份、二月份经费及临时费三十五万元（除已发五万元外），弹药按步兵五十万发”。 [38]通读电文，其核心内容是：我原已安排好从苏南北移，现在上峰突然临时决定改道皖北，我来不及准备，所以要求展缓一个月时间，同时要求皖北桂军让道，并补充饷弹。可谓字字有据，句句在理。　　

事隔一日，叶挺、项英又于12月25日联名发出呈蒋、何、白“有电”，再次指出原已按照顾长官规定从苏南北进并已积极布置，分批实施，后于本月14日忽又奉命改道就近北渡皖北，“其间执行经过并因困难，均已先后电呈在案”。但皖北友军云集，声言截堵，南岸敌寇又封锁道路。现正准备待命出发，但上峰对于一切请求则概行推诿。“即何总参谋长批发开拔费两万元、补发冬服代金二万五千元、顾长官批发临时费五万元，以如此笺笺之数，到局请领，亦遭拒绝未获领下，弹药犹未批发一粒。文电复往哀求吁请，仅发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经常费而已”。电文最后明确表态：“现职军各部队整装待发，无稍瞻顾，请即令皖北友军向后撤让，补给请示慨予照发，如此则明令朝颁，则部伍夕出。今进退维谷，因敢自诉，急不择言，幸谅宥之。”[39]　　

如果说“梗电”的基调是“恳请”，是“诉苦”，那么“有电”则是据理力争，软中有硬，含有不发饷弹即不开动的意思。据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突围出来后给延安的报告中说，这似乎是叶挺的想法：“叶希夷始终想得点子弹，后来闹僵。战区则非行动后才发子弹，而叶则非子弹到手后才走。虽中央电到，谓得到战区的子弹与饷款只能认为是例外，叶笑语说‘不留一点情（指顾祝同），就发一万也是好的。”[40]　　

以上发给蒋、何、白的两通电报，按律都同时发给顾祝同。顾祝同于12月28日致电蒋介石，在转述叶、项要求的同时，从催促皖南新四军尽快北移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查该军北渡限期仅余三日，以前由战区批发之临时费五万元现在尚未奉领，可否再准展期半月，再增发临时费五万元，并令皖北部队稍予后让之处乞迅赐核，至请发弹药一部，拟俟其半数渡江以后再予酌发，当否，并乞鉴核。”[41]看来，叶、项两通电报对顾祝同多少还是起了作用，至少在北移时间展缓问题上有了松动。　　

在皖南军部，项英于12月28日主持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有关事项，最后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宁国、郎溪达溧阳待机北渡”。[42]这条南下茂林绕道东移的路线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当天晚上，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到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传达军分会决定，作战科的参谋们均感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作战参谋叶超回忆说：“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43]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电叶、项，转告周恩来对北移路线的意见：“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延安也“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44]从此电可证，到12月30日延安还未得到皖南新四军分会28日已经决定从苏南走的信息。　　

12月25日圣诞节，蒋介石以4年前在西安事变中共过患难为由接见周恩来，在晤谈中涉及皖南新四军北移时，蒋对周说：“你们过，从皖北一样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45]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46]　　

将近年底，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也加紧了动作。12月中旬，在顾祝同严令催促下，上饶到重庆之间长途载波电话限期开通。从此顾祝同可与重庆直接通话。下旬，顾派其参谋处长岳星明赶赴徽州，在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传达：“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并宣布三战区所有皖南部队均由上官云相负责统一指挥。[47]上官随即布置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制订出《第三十二集团军围歼匪军计划》，对皖南新四军待命进剿。　　

12月30日，顾祝同电复叶、项，否定了皖南新四军主力仍从苏南北渡的请求，但“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48]，同时按叶、项要求致电皖北李品仙，请其为皖南新四军北渡划定登陆地点、临时集结地和渡江以后的北移路线。李品仙于31日电复顾祝同，答应指定“（一）、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二）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三）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但应连续集结，不得借故逗留”。顾祝同接电后即转报叶挺。[49]从李品仙划定的这条北移路线看，他拒绝了叶挺在致蒋、何、白“梗电”中提出的以庐江为集结地，以庐江、六安为北移路线的要求，因为江北淮南路西为第五战区势力范围，而庐江、六安一线是桂军的核心地盘，桂系当然害怕新四军染指。李品仙指定新四军沿长江北岸东下不准逗留，最终到达津浦路东江苏长江以北地区，目的是让韩德勤去对付新四军这块硬骨头，从中亦可看出蒋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互有戒备，居心叵测，并非铁板一块。　　

12月31日傍晚，第三战区驻新四军联络参谋陈淡如奉上官云相指示，赴云岭与叶挺续商部队北移事宜。当晚双方拟商办法如下：甲、江南部队北渡后临时集结地区及续向北移路线请速电中央核准。乙、关于经费弹药补给，一、拟请一次发给经临费20万元，凡军政部及本部先后核准之临时费共7万元、及一月份应领之经常费均包括在内；二、拟请发给一次步机弹共10万发，先开一部给领一部，续开续发，分3批给领，至开拔完毕为止；三、此外不得再作新要求。丙，开拔限期以迅速北渡为主，不得藉故迁延，至迟以1月底为限。因事关重大，授权有限，陈淡如答应将以上他和叶挺共同拟定之办法转呈上峰核准。此次磋商，给陈淡如总的感觉是“叶挺极诚恳”，“颇具盛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50]其实军分会在28日早已决定南走茂林，叶挺为了保密起见，不得不虚与委蛇，也不排除在走之前经陈淡如之手领得若干饷弹的意思。蒙在鼓里的陈淡如见达成使命，高高兴兴地于次日一早离开云岭回去复命，并答应一二天内返回。　　

波诡云谲的1940年终于过去了。在1941年元旦到来的时候，谁也未曾想到，几天之后会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发生兄弟阋墙的惨烈内战。　　

1941年1月1日晚上，陈淡如将昨晚在云岭与叶挺洽谈北移事项及达成办法以“东戌电”上报上饶顾祝同，请示“所拟是否有当，乞迅指示”。2日晚，顾祝同向蒋介石发去“冬戌电”，转报陈淡如“东戌电”，并汇报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查所拟甲项，已据李主席品仙世亥复电，指定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地点，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为该军北移路线，经转知叶军长在案；乙，关于经费部分，所请20万，既包括1月份经常费在内，仍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10万发，余分批具领；对于丙项北渡时间“以1月底为限”的要求，顾祝同与陈淡如一样，因兹事重大，不敢擅定，请示老蒋“是否可行，敬乞核示祗遵”。[51]可见只要同意北渡，顾祝同直到1月2日晚上还是可以考虑先发部分经费和弹药给新四军。　　

蒋介石看到顾祝同“冬戌电”，时间当在1月3日上午，他发觉李品仙指定的“沿长江北岸东下”的北移路线，仍是要将新四军引向苏北，一定大为恼火，立即于3日午后直接向叶挺发出“江未电”，命令皖南新四军过江后在安徽境内直接向北移动渡黄河。此电口气极为急迫：“限即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梗、有电均悉，（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达到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知照外，仰即遵照。”[52]老蒋不愧老谋深算，一纸命令既修正了李品仙指定的北移路线，又否定了顾祝同先发20万经费和10万发子弹的意见，由于此电直发叶挺，也彻底打消了叶挺在北移前多少争取一点饷弹的幻想。　　

此时，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从各种渠道获悉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动向似是而非、亦是亦非的情报，使他们对该部是否会直渡皖北产生了疑虑。1月2日，顾祝同电呈蒋介石：“江南方面，新四军在十二月间由皖南北渡者约五千人，由苏南北渡者约三千，主力似仍在原地构筑工事。”[53]同一日，顾祝同收到陈淡如刺探到的情报：“据密报，延安方面近对该军指示：一、北调事应贯彻佳电精神；二、所需经费弹药毋得过高要求，免激起不幸事件；三、以主力通过苏南增援苏北，余由皖南北渡。”[54]陈淡如能刺探到如此机密的延安来电，可谓神通不小。这里不排斥云岭有其卧底的可能。1月3日，顾祝同收到上官云相的情报：“新四军主力最近移驻章家渡、中村一带，麻坑岭驻兵二连，警戒极严，并赶筑工事。”[55]1月4日，顾祝同在呈蒋介石“支酉电”中转报了陈淡如关于延安指示皖南新四军“以主力通过苏南增援苏北”的2日密电。[56]　　

从1月1日开始，皖南新四军的动向也变得耐人寻味。12月28日军分会关于南走茂林、绕道苏南的决定，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延安党中央汇报。1月1日，军部致电延安汇报“最近情况与我们行动”：“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且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到苏南，顾复电只允一个团，主力仍经苏北。二、战区联参于世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其意二十万款、十万子弹可办到，今早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三、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十九师、四十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先动来缓和，同时也怕我到苏南久据。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 。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二号）最暂迟三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怕难。请转告周、叶。”[57]通观电文，其核心内容继续强调北渡困难，决定乘国民党军布置未完即以游击作战突进方式全部移苏南，并表示了如遇阻击用战斗消灭之决心。　　

但是，上述1月1日的新四军长电，仍然没有向延安报告部队南下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溧阳的具体移动路线。毛泽东、朱德收到此电后，于1月3日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58]延安见皖南新四军终于决定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肯定，目的是敦促部队尽快离开皖南险地，但并不等于批准和肯定南走茂林这条路线。　　

兵法云：兵不厌诈。1月2日中午，叶挺向顾祝同、上官云相发去“冬午电”：“奉顾长官亥卅申秘电指示，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职部为期移动迅速，以明大信，准于虞日派一个团经前指定路线向苏南开动，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发下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特先呈报，乞并转知沿线友军知照，以利通行。”[59]叶挺此电通报7日先派一个团开苏南，明显是放烟幕弹以迷惑对方，后一句主力万不可能时仍转经苏南，乃是关键所在，预留一条退路，为尔后部队“全部移苏南”打下伏笔。作为斗争策略，这种做法无可厚非。　　

1月4日下午，顾祝同将上述叶挺“冬午电”内容以“支酉电”转报蒋介石，并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为贯彻前令防止其以主力由苏南北渡增援苏北起见，除复饬仍以主力就原地北渡外，其经临费弹药补给办法拟即照冬戌秘电所呈各节办理，并令将先派苏南之一团及就地北渡各部队之番号人数、开拔日期详报备案，当否乞鉴核示遵。”[60]此电表明直到1月4日下午，顾祝同仍然愿意考虑先支付一部分饷弹，前提是皖南新四军主力必须就原地北渡，并将部队番号、人数、开拔日期详报。　　

实际情况是，就在顾祝同发出“支酉电”的当天（支日）晚上，新四军军部就率领由皖南部队组成的3路纵队，分别由泾县土塘、云岭、北贡里冒雨向南突进，计划于5日到达大康王、茂林、铜山，然后于榔桥、星潭一带会合后再南下三溪，转道旌德、宁国、郎溪抵苏南溧阳。　　

糟糕的“微电”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叶、项却在1月5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一通长达千余字的“微电”，除了一再解释由于饷弹补给不济和忽令改道，以致造成皖南部队延迟北移外，竟然明确告之“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61]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心迹，这通“微电”罕见地同时发给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以及远在桂林的李济深。笔者以为，皖南新四军在事变前的决策失误，一是不该南走茂林，二是不该发这通“微电”。本来，皖南新四军就处在第三战区数万重兵的紧逼之中。1月2日叶挺致顾祝同“冬午电”，也明显是迷惑对方的疑兵之计，支日晚南走茂林是秘密的突进行动，那就应该保守机密，兵贵神速，迅速脱离险境，待全军突过星潭、三溪，立于主动地位后再行告示不迟。而皖南新四军此电过早暴露自己动向，5日、6日又下令在茂林一带整休，到6日晚行动时对方包围圈业已合拢，以致失去了突围的宝贵时间。　　

由于事关皖南新四军全部去苏南而非直渡皖北的重要信息，重庆军委会侍从室在这通“微电”收译后，一定是在第一时间递送到蒋委员长面前。对蒋、顾而言，只要新四军同意从原地渡江走皖北，北移时间还是可以通融的，毕竟是他们下令改道，曲在彼方。从10月19日“皓电”限一个月内北渡，到一个月期满后11月18日第三战区“备忘录”统限12月底全部渡江，到12月9日蒋介石正式电令叶挺限12月31日前开到江北，到12月28日顾祝同“俭电”请示蒋“可否再准展期半月”，到1月2日顾祝同“冬电”请示“展缓开拔日期至本月底一节是否可行”，到蒋介石1月3日仍在致叶挺“江电”指定北移行军路线，再到顾祝同1月4日“支电”与蒋商议饷弹补给办法等，足可证明蒋、顾在北移时间上是可以让步的，因此直到1月5日之前，尚未下定动手的决心。因为此令一下，战衅彼开，毕竟要冒承担政治责任的极大风险。　　

但是，曹甸战后，不准皖南新四军走苏南渡江增援苏北的底线是老蒋绝对不允许突破的。可以想象，原来就怀疑新四军不肯走皖北的蒋介石在收到叶、项“微电”，发觉皖南新四军并非如叶挺向顾祝同所言仅以一个团而是全部主力走苏南时的震惊程度。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命令改道直渡皖北的初衷是担心皖南新四军从苏南渡江去攻击韩德勒，但是他们更加害怕的是新四军向南到其后方游击。蒋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顾祝同急电中说：“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五日电所报，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泾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62] 蒋介石之所以要顾谋定后动，切勿轻易动手，是要寻找和等待一网打尽皖南新四军的理由和机会，而最佳的政治理由就是“在我后方对我游击”。现在这个政治理由终于等到了！1月6日，蒋介石断然发出“鱼令一元电”，扣动了发令枪的扳机。电文如下：“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63]笔者认为，蒋介石1月6日“鱼令一元电”的发出，与叶、项“微电”过早坦露部队东移苏南有直接的关系。叶、项为何要发“微电”，究其原因，一是过高估计自己，以为星潭、三溪方向是对方薄弱环节，有把握从此地转进苏南；二是对蒋、顾缺乏应有的警惕，以为发出通电后对方不致动手。岂料皖南新四军面对的数万虎狼之师已非昔日友军，因此第一要务应是考虑如何安全迅速地脱离险境，而非堂堂皇皇的表面文章，此时对蒋、顾表白心迹无异与虎谋皮。“微电”同时也使前面放出的先派1个团于7日走苏南、主力尔后直渡皖北的烟幕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授人以柄。　　

再看顾祝同，其在1月5日午后向蒋介石发去“微未电”，转报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上月28日“俭电”反映新四军征集稻谷、构筑工事，“藉口准备移防为口实，和缓各方态度，暗中充实内部，企图据守皖南，以及伸足江北，似有不愿放弃该党建立华中根据地最大阴谋”的动向。[64]5日傍晚，顾祝同向李品仙发出“微酉电”，传达蒋介石3日“江未令一元电”新指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并告已“转饬叶军长切实遵照”。[65]据此，顾祝同看到叶、项“微电”的时间应在顾发出“微酉电”之后，即5日深夜或6日上午。在此之前顾也还没有动手的意思，但是可以想象，顾祝同看到“微电”的反应一定会比老蒋更为震怒。首先，叶、项原先汇报7日先以1个团走苏南，现在却突然提早到4日，而且是全部主力，顾一定会有受骗的感觉。其次，“微电”认定部队按顾长官所定路线走苏南，这更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1月6日午后，顾祝同向上官云相下达“鱼未电”：“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于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决根株。又对该军化整为零，企图流散时之清剿，并希预为计划及准备为要。”[66]其所谓“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明显是污陷不实之词，用以欺骗不明真相的国军官兵。直至40年后的1981年，九秩高龄的顾祝同在台湾论及皖南事变时，仍顽固地认为：“我个人在当时对这事的处理，固然一面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一面也基于当时的紧急情况，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以维护国军的安全。”[67]　　

上官云相也没有闲着。1月3日晚上，他向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发出“江戌电”，通报皖南新四军定于1月7日派一个团走苏南，其余就原地北渡的消息。命其“饬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况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68]  从1月5日起，新四军向南开拔后的动向，经过国民党基层组织、特工及军队侦察人员等各种情报渠道，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宁国万福村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1月6日上午，双方前哨部队已经发生小规模冲突。就在顾祝同1月6日向上官发出“鱼未电”仅仅一个时辰，上官就向所部下达了围剿南下茂林新四军的“鱼申电”：“一、匪情，支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主力因天雨仍滞留于茂林、屯仓徐一带山地中；本（六）日上午匪军警戒部队与我四十师搜索部队在茂林东南十余华里及铜山徐附近接触中。二、集团军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即以主力于明（七）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匪军。（以下第三至第七点为具体部署，略去——笔者）。”[69]从7日拂晓开始，双方部队开始了惨烈的拼杀。　　

叶挺、项英在向国民党有关各方发出“微电”的同时，也向延安党中央致电，报告了部队的位置和去向。对此，毛泽东、朱德在1月9日致刘少奇电中曾提及：“得叶、项微电，他们4日夜间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70]当毛泽东感觉到皖南军部对移动路线的选择以及在茂林停顿的严重失策后，即于7日急电叶、项：“微晨电悉，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71]然为时已晚。　　

70年后的今天，再来探究皖南事变中是谁先打响第一枪已毫无意义。试想，一方是奉命“强制执行”、“迫其就范”，另一方是“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如此两军相遇，其结果必然是兵戎相见，你死我活。　　

南走茂林是一条绝路　　

当时皖南新四军北移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从驻地云岭向东开出守备线经沦陷区抵苏南根据地，再寻机渡江到苏北，这是蒋、顾曾经认可的路线；二是从驻地云岭向北，直接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抵江北无为后再北上，这是蒋、顾指定的路线。可是新四军军部最后却确定从驻地云岭向南渡青弋江走茂林、三溪、旌德再迂回东进苏南的路线。　　

这是一条不明地理、不察敌情、仓促制定、毫无把握的路线。据李一氓在皖变突围后于1941年3月20日在香港发给延安的电报称，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上之所以确定南走茂林迂回北撤，是考虑到如“走原来三战区指定到苏南的路线，必须通过五十二师及一0八师的防地”，“稍偏南走五十二师及一0八师之背面，仍须打两个师”，“再南，走泾县、宁国以南，旌德以北，脱离五十二师及一0八师，有与四十师遭遇之可能，但只打四十师，我估计力量有余，故决定走第三条路”。[72]殊不知这是一条路况不明、纸上谈兵，连作战地图都没有的路线。之前军部参谋人员的主要精力都花在部署向东和向北两个方向，做了整整两个月的功课，而对南走茂林“这个新的作战方案从未有研究与讨论过”。[73]由于情况不明，才会出现如李一氓所说的“军部由云岭出发到渡口竟会走错了路，由云岭到茂林40里，连过江耽搁到5日正午才到齐”的窘况。[74]　　

这条路越往南走，越是深沟高岭，部队分三路纵队被高山隔开，兵力分散，彼此联系不畅，无法呼应，在山谷中难以展开，也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加上深山中居民稀少，以致部队被围困数日后即无粮草，全军冻饿交迫。后项英因南进受阻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居然又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廉岭，复又决定由茂林原路退回，改为从铜、繁直接北渡，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皆因走了一条地形不熟、路途不明、敌情不准的错误路线。　　

由于不察敌情，误以为对方第四十师是弱旅，谁知该师恰恰是武器装备一流、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的强敌。皖南事变突围到苏北盐城的军部作战参谋叶超（事变中被军长叶挺提为作战科副科长）、王守智在向中央的报告中，从军事参谋的角度分析，新四军由于“对情况缺乏正确的估计，在出动前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而没有注意到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敌人已有充分准备”，致使部队遭到前堵后逼两翼夹击的围攻。“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取外线向心作战的方式向我分进合击，处于主动地位”，而新四军则处处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故在战斗中仅能取得个别小胜利，而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打击、取得大的胜利，相反的遭受了顽敌之各个击破”。[75]而这一切，均是因为对敌情的错误判断而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线。国民党军队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战后第三十二集团军在总结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时指出：“状况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前有大山，后有大河，地形特殊不利”，“携带有限粮秣因困于贫瘠之山地中，饥寒交迫，失却战斗力”。[76]新四军皖南部队全军9000余兵力，经一周激战，最后竟有半数将士因为弹尽、粮绝、冻饿、伤病、无力反抗而束手被俘，诚为中共武装斗争史上所罕见之惨败。　　

更严重的是，因为南面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新四军南下绕道，势必会授人以柄，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正因如此，延安曾一再提醒和告诫军部慎重行事。黄桥战后，中共中央预感新的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于1940年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几个行动对策：一、军部移动到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二、如有可能移至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接应。同时提醒军部“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77]10月12日，延安再次告诫项英：“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延迟。”[78]针对项英10月28日“直过皖北已无可能”的回电，中央书记处于11月1日答复项英，“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如果留在皖南，则“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79]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发表撤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和谈话时，果然以此大做文章，攻击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破坏抗战云云。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解析。如果当时全军由云岭向东出守备线经沦陷区去苏南，结果将会如何？这是当年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的路线，也是军部参谋们事先实地勘定的通道。事变前一个月，军部非战斗人员两千人和大量物资，就是经由此道去的苏南。这条路线的有利条件是：一、沿途有地方党和新四军兵站及民运工作组接应；二、有苏南新四军廖海涛、罗忠毅部配合，如双方对进，一昼夜即可会合。不利之处是因为这条路线已被蒋、顾所否定，一旦发现皖南新四军全部走此路线东进苏南，上官云相必然会调集重兵前堵后追，肯定会发生战斗。但因沿线均为比较开阔的低矮丘陵，便于部队迂回展开，一旦进入沦陷区，蒋军不敢紧迫。如果说南走茂林是下策的话，那么东开苏南不失为中策。　　

从云岭向北经三支队防区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北渡转赴皖东，应为最最可取之上策。1940年12月3日，针对项英所提困难，毛泽东致电询问项英：“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80]同月14日又指示：“叶、项两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挥。”[81]可是项英却强调北渡困难：“繁、铜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50里之河网敌区始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渡。如被发觉，极危险。特别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艘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如无友军在对岸堵截和友军在后夹击，假如相当时间，若断若续的分批偷渡当可，否则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82]直到1941年1月1日，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仍强调：“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梳巡，少数人也不能偷过。”[83]　　

笔者认为，当时的实际情况远非如项英向延安所渲染的那般严重。皖南新四军从铜、繁直接北渡有许多有利条件：其一，皖南新四军特别是第三支队在此经营3年之久，群众基础极好，沿途有农、青、妇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党委，许多新战士均为当地人，与民众有着血肉联系。其二，地形熟悉。3年来，新四军皖南部队和军部首长多次从铜、繁一带到江北活动和视察，大江南北经常来去。其三，路程近，云岭距江边60公里，一昼夜即可渡江。其四，皖南沿江虽有少数日军据点，但并无大部队阻挡，穿插封锁线根本不是问题，而且正因为出沦陷区，国军在后面不敢紧迫。其五，江北地方党和新四军早已做好渡江接应准备。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以及第三支队第五团第二营马长炎部、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的江北游纵第二团和无为县游击队早已奉命在江北控制了有利地形和渡口，随时准备策应和掩护皖南军部过江。以曾希圣为指挥的渡江指挥部，在无为筹备了足够的船只和粮食。新四军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率侦察连“经过20多天的准备，沿江六、七个渡点都已准备好大量船只”。[84]第三支队马长炎部也在江北控制了200多条船只，“最小的船可渡十几个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85]上世纪80年代，笔者多次访问皖变时担任中共无为县委书记的胡德荣，双目已经失明的他对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他说在渡江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中共无为县委也在沿江“筹集了二、三十条大船，还有几十条渔船”以及大量粮草。[86]因此，只要组织得好，行动迅速严密，完全可将皖南部队接应过江。其六，有蒋桂矛盾可以利用。其七，这条路线是蒋介石和顾祝同最后指定的路线，走此路线在政治上处于主动。　　

项英担心日舰封锁长江和江北友军拦击，是其向中央强调不能直渡皖北的两大主要理由。诚然，近万人的大部队北渡，可能会走漏消息，长江天堑也并非能等闲飞渡。但是，由何处北渡、何时北渡、何处登陆、何处接应、分几批北渡，主动权均掌握在新四军手中。偌大的长江，也绝非是区区几艘船舰所能封锁得了的。皖南事变前夕的1月3日，已在江北的张元寿、马长炎等200余人奉命南渡归队，以及皖变发生时近千名突围的新四军从铜、繁分批北渡安抵无为的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江面绝非项英给延安报告中所夸张的“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至于江北桂军拦击，如果在1940年春夏尚有可能，到夏秋以后，李品仙即使有心，也已力所不逮。1940年7月，日军分两路扫荡皖中并进占无为县城，原在皖中的桂军郑沧溶第一七六师所部向皖西撤退，师部驻大别山区岳西县来榜河，其所属陆、周、陈3个团分驻桐城、庐江、望江等地，在无为西南与庐江交界之黄姑闸、牛埠一线，仅有周雄1个团兵力，无为沿江从土桥到泥汊、姚沟、二坝全为中共武装所控制。这一点从江北桂军的档案中可得到证实：1940年12月20日，李品仙、张义纯在致第四十八军“哿未参一电”中转报了特派员孙福安的情报：“匪军现在江南整兵，并拟由旧县等处撤至江北。又江北匪军于泥汊、姚家沟沿江港汊架浮桥，以备会合。前已通知周团严防并破坏其浮桥等。匪军声势浩大，恐周团兵力不敷分应付，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以免势成燎原。”[87]到1940年年底，在李品仙“世亥电”指定的“黑沙洲至姚沟为新四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为该军临时集结地”基本上已无桂军踪迹。正如1941年1月13日桂军一七六师师长郑沧溶在致其上司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参作元三电”中报告：“据报无为属之汤家沟、三官殿、临江坝一带共有匪军千余，并在泥汊设卡收税，加强工事，内有一部系罗炳辉所属，日前由路东开来。佳晚有匪军七、八百人经襄安以东之卅里铺向银屏山移动，番号待查。”[88]而突围到江北无为的新四军确也未曾遭遇到桂军的堵击。　　

综上所述，蒋介石虽然有在大江南北围剿中共武装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在皖南预设陷阱，顾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军部主观上的决策失误，措施失当，从而给蒋、顾围歼新四军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不能武断地说皖南新四军向东或向北转移，就保证一切顺利，万无一失；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决不致发生被国民党军8万人围歼而全军覆没、军部首长无一人幸免的悲惨结局。无论如何，南走茂林是一条绝路！   　　

综上所述，蒋介石虽然有在大江南北围剿中共武装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在皖南预设陷阱。顾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军渡过皖北。由于皖南新四军选择南走茂林的错误路线，又轻率地过早暴露目标，从而给第三战区围歼新四军提供了一个理由和机会。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转折点。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中共虽然损失了皖南新四军，但随即发起凌厉的政治攻势，赢得了海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从此新四军彻底摆脱国民党所谓的“军纪”束缚，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越战越强，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力，这是蒋介石在发动皖南事变时所始料未及的。　　

皖南事变与国共10年内战和3年解放战争迥然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族入侵时同一抗战阵营中发生的内战。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的局部内战仍然时有发生。在华中，1941年2月至5月的豫皖苏边区3个月磨擦战斗，新四军第四师折损4000人枪，部队被迫撤退到淮北津浦路东。1945年2月至6月的浙西天目山战役，新四军苏浙军区共歼灭第三战区国军1万兵力，重创第五十二师，报了皖南事变的一箭之仇。对这类外战中的内战，尽管站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后人对此会作出各自不同的评价，但其中的是非恩怨已牢牢地织进了历史天幕的经纬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在中国现代史中无法回避的一页痛史。　　

2011年4月30日完稿　　

注释：　　

[1] 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江淮日报》1941年1月24日。　　

[2]、[5]、[7]、[8]、[10]、[11]、[16]、[23]、[31]、[32]《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06、329、273、274、280、257、359、342、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3]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3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年版。　　

[4] 陈绍禹致中共中央电（1938年12月23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6] 蒋介石：《困勉记》1939年1月6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9]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2]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9月30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3]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1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4]、[33]、[34]、[35]、[65]《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3、134、115、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23]、[31]、[32]、 [76]、[87]《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84、359、342、341、413、3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7]《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柒第225页，国民党党史委1985年版；《皖南事变资料选》第3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徐永昌日记》（1940年10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19] 项英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电（1940年11月11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20] 项英致毛泽东、朱德等电（1940年11月18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21]、[48]、[68]《皖南事变文电选编（国民党部分）》第26、87页，安徽省档案馆1985年版。　　

[22]、[47]、[52]、[63]、[66]、[69]《皖南事变》第84、448、102、118、1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2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柒第230~234页。　　

[25]《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该书在收录此电时鉴定发电日期为12月24日，有误，准确日期为11月24日，详见笔者《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两则文电正误》，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26]、[27]、[29]、[30]、[42]、[57]、[58]、[61]、 [75]、[77]、[79]、[82]、[83]、《新四军文献（2）》第56、60、64、66、123、93、94、102、129、9、22、82、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28] 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电（1940年12月11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33]、[34]、[35]《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3~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新四军文献（1）》第6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37]、[38] 叶挺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年12月23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39] 叶挺、项英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电（1940年12月25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40]《李一氓回忆录》第28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0年12月28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43]、[73] 叶超：《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皖南事变回忆录》第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4]、[45]、[71]、[78]、[80]、[81]《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5、122、128、65、107、1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6] 蒋介石：《困勉记》1940年12月25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49]、[50]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51]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53]、[6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伍第491、173页，国民党党史委1985年版。　　

[54]、[56]、[59]、[60]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4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55]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6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62]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2月13日），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65]《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7]《墨山九十自述》第208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1年版。　　

[70] 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电（1941年1月9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78]、[80]、[81]《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0、128、65、107、1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72]、[74] 李一氓：《皖南事变报告之四》（1941年3月20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84] 张云龙：《皖南突围记》，《革命回忆录》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5] 马长炎：《回忆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86] 胡德荣：《皖南事变前后江北工作回忆》，《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88]《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第759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