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上海资本家打的五次经济仗

    1949年新中国刚刚建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就开始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经济挑战，而上海资本家是有全国影响的。共产党与上海资本家打经济仗已经不可避免。共产党同上海资本家打家场经济仗，是陈云指挥的，他在上海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手段同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终于打胜了这场开国经济仗，为共和国历史留下了多彩的一笔。

                                   陈云挂帅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筹备建立新中国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长年的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崩溃。当时，全国到处是战争创伤，工厂停工，交通瘫痪，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严峻性。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资产阶级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济工作的困难。但他们却愿意看共产党的笑话。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打仗，会搞政治工作，但在经济方面、管理城市方面，只能得零分。他们想趁共产党不懂得经济之机，搞乱经济，趁乱捞一把，在经济方面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进而把共产党挤出城市。因此，资产阶级在解放军一进城，就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
    首先也是主要向中国共产党发起挑战的是上海资本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主要在上海。上海的资本家的势力很大，他们控制了上海的物资、货币、国内外贸易，从而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上海的政权在共产党手里，但经济则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上海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实力，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操纵货币市场，不让新生政权发行的货币进入上海；他们操纵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囤积居奇，盘剥百姓；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通货膨胀，从人民身上压榨血汗，从而挑起了一场经济仗。
    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面前，共产党必须在资本家集中地上海接受资产阶级的挑战，在经济上打胜这一仗，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进一步稳定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共产党要在上海打这一场经济仗，选谁去当统帅？已经内定担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对此考虑了很长时间。经过慎重考虑，他选定了陈云。
    周恩来对陈云很早就熟悉。早在30年代初，周恩来就认识了陈云。当时陈云在上海开办一些商业机构，为党筹措经费，就很有经济头脑。他经营的商业企业赚了很多钱，都交给了中央，为此，陈云还受到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表扬。周恩来对陈云的善于搞经济活动十分赞赏。陈云在延安时期虽然任中央组织部长，但对于边区经济工作也做出不少贡献。特别是陈云在东北解放后接管大城市很有创造性，在他的领导下，东北各大城市很快就恢复并发展了经济，他还在苏联帮助下，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东北经济建设计划，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周恩来对陈云的善于理财十分钦佩，在做出许多重大经济方面的决策之前，都去电报征求远在东北的陈云的意见。
    因此，在考虑指挥同上海的资本家打经济仗主帅的人选时，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而毛泽东也对陈云特别赏识。这样，中央去上海领导共产党同资本家打经济仗的人选就确定了下来。
    陈云挂帅后，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建立同资本家斗争的大本营。当时，中央已经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由陈云负责。陈云认定，中国急需这样一个经济领导机构，容不得慢慢腾腾，他果断决定，把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中财委。这样，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7月12日，中财委就正式成立了，办公地点在北平城东的九爷府。中财委的成立，使中共中央有了一个同资本家斗争的经济领导机关。陈云就是这个领导机关的主帅。

                                  面对严峻形势

    出任中财委主帅的陈云，面对的是严峻的经济局势。1949年，中国已经经历了长期战争，经济上百孔千疮。粮食产量大幅降低，大批工厂关门或者陷入停顿状态，物资极为缺乏，物价大幅度上涨，城市里大批工人失业。而在1949年，正当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新中国时，偏偏遇上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一年的夏季，中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大洪水，大批农田被淹，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这使刚刚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面对着十分糟糕的经济状况。许多经济指标1949年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了70％，农业下降了25%，粮食总产量极低，人均国民收入仅仅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
    经济问题最突出的是江浙地区。江浙地区本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但由于长期经历战争，加上蒋介石在逃台前大肆掠夺，使这一地区物资特别缺乏，工厂没有开工的资金，大批企业无法生产。上海的情况更突出，煤的存量只够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一个月，在13647家企业中，开工的只有四分之一，过去排在亚洲前列的上海棉纺织企业，每周开工只有三天。上海多次出现大幅度的物价上涨；金融业陷入了混乱状态。上海是金融资本集中的地方，金融投机商趁机操纵金融市场，造成金融危机。许多商店拒收人民币。银元则被金融投机商所控制。那些反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人高兴地说：共产党在经济上占领不了上海，人民币会被挤出上海。一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说共产党在军事上能得80分，在经济上只能得零分。特别是上海的投机商，企图利用共产党刚刚建立人民政权不久，百废待兴，忙于稳定社会之机，大捞一把。他们搞金融投机，控制物资市场，企图把上海经济搞乱，他们好趁机左右上海经济，使共产党无法管理经济。这样，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上海，共产党也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就经济来说，上海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因为我们面对的形势很严峻，上海资本家又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他们才敢与共产党在经济上较量。
    毛泽东也认识到由陈云挂帅去打这场经济仗的艰巨性，当年，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是一场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斗争。

                                   银元之战

    中财委一成立，陈云马上把精力投放在上海方面。7月19日，陈云启程赴上海，指挥新生的人民政权同上海资本家打经济仗。
    1 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原来，上海一解放，陈云就决定，多发行一些人民币，使用在上海方面，通过购买上海方面的物资，使人民币进入上海，最终成为上海的权威货币。与此相配合，中央命令上海军管会在上海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了照顾人民的困难，准许金元券在上海市面上暂时流通。同时，陈云领导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陈云原来设想，通过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人民币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但上海的资本家不欢迎人民政权，不甘心他们的经济特权受到损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先不动声色，让人民币兑换金元券，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元券后，再用黄金、白银、美元打击人民币，使人民币也走金元券的路，变成一堆废纸。当人民币基本兑换掉金元券后，上海资本家采取了两招：一招是利用银元倒换人民币，他们掌握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由于他们囤积了大量银元，一块银元一转手，即可获得人民币160多元，使人民币和银元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造成人民币贬值。另一招是在上海造成只用银元交易的形势。在他们的操纵和宣传下，上海各商业机构一时间都只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只收银元。这就使人民币几乎成了不能使用的东西，其信用大大降低。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来多少。上海资本家就是想用这两招，挤垮人民币。
    陈云清楚上海资本家的用心，也知道打胜银元之战的重要性，他一开始想用抛售银元的办法，稳住市场。他调来10万银元抛出去，但很快就被投机分子吃了进去，不但没有稳住市场，反而亏了1 0万银元。这时，资本家暗暗高兴，认为陈云来上海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经历此事后，陈云冷静地分析了上海金融形势，进一步认识到，金元券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人民币的对手了，上海现在主要流通的货币已经是银元了。我们在金融上遇到的敌人已经是银元了。而资本家操纵银元和我们打经济仗，主要大本营在上海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的证券交易所。上海的资本家就是以这里为中心，搞非法的金银和外币投机贩卖活动，其触角伸向上海市各个角落。陈云决定，用强力手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他还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商人，先应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清楚，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再动手。接到陈云的电报后，华东局令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执行。考虑到上海的特殊情况，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并没有马上出兵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而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向投机商们亮明态度，让他们立即停止经济犯罪行为，但上海资本家是不会自动退出阵地的，同时，他们也以为人民政权不能把他们怎么样，照样搞他们的银元投机活动。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军警，包围了上海市证券大楼，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亲自带领200多名干警，控制了证券大楼的通道和主要场所，登记了所有在大楼内的2100人的名单，然后命令他们都到底层大厅集中，由政府代表训话。然后，把预先已经确定需要扣押的238人押送至法院审讯，其他人员经教育后陆续放出。
    上海资本家与共产党打银元战的大本营被端掉后，他们继续利用小商小贩，在各非主要街道和里弄里贩卖银元。上海资本家与我们打银元之战的大本营没有了，他们这些零星的活动也成不了气候，但小商小贩倒卖银元，也对上海市民造成一定负面心理影响，因此，陈云对资本家这些零星活动仍然十分重视，他指示，要派出军警人员去抓这些小商小贩，但这些小商小贩十分机灵，一见到警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鉴于这种情况，陈云指示，抓住一些倒卖银元的小商小贩后，就追查他们的根子，打击他们的后台。经过深挖根子，不久，就把倒卖银元的老窝都给端掉了，上海街道上再也见不到银元贩子了。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采取以下措施：l、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征税一律征人民币。3、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一些公债。4、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陈云运用强力的与和平的两手，政治的和经济的两手，很快就把上海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去，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打胜了同资本家的银元之战。

                                    粮食之战

    上海解放后，资本家利用他们手中具有的对粮食渠道的控制和倒买粮食的手段，大量囤积粮食，操纵粮食市场，一方面从人民身上牟取暴利，另一方面利用粮食，与新生的人民政权抗衡。加上上海人口多，吃饭问题本来就很麻烦，只要粮食一紧张，政治和经济形势立即就紧张起来。资本家就利用这一点，想和共产党打一场粮食战，用操纵粮食的手段，搞垮共产党政权。
    银元之战之后，共产党与资本家的较量转入粮食市场。上海是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问题历来是一个使执政者操心的大问题。上海解放后，由于上海此前长期被围困，粮食十分短缺。资本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银元之战中失败后，又在粮食问题上向共产党发起了挑战。上海资本家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操纵粮食市场，囤积居奇，试图通过掌握粮食，来牵住共产党的鼻子。在他们的操纵下，1949年夏季，上海的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已经超过一般商品的一倍到两倍以上。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成本，影响到其他商品的价格，也使人心浮动。陈云意识到，同上海资本家打一场粮食仗已经势在必行，而且我们一定要打胜，才能在上海站住脚，并恢复上海的经济。这时，我们有些干部在同资本家打粮食仗问题上似乎信心不足。陈云就鼓励大家说，我们不要悲观，我经过仔细计算，上海每天有300万斤粮食就够了，这个我们能够解决。接下来，陈云组织政府人员从各产粮地区配售大米，每月配售3000万斤，每天100万斤，同时，通过规范、整顿市场，使上海每天能自由上市大米80万斤，上海也有一部分人吃面，上市面粉可抵80万斤大米，上海市民在战乱时期都存有应变粮，这些也可以补充粮食缺口，上海周边地区是产粮地区，7月底江苏的早稻就熟了，而且价格比上海低，陈云立即组织人员收购江苏的大米，运到上海，供应市场。为了万无一失，陈云还从东北、华中调来1亿多斤粮食，然后，在9、10两个月每月供应市场6000万斤。一开始，上海的资本家见政府运来粮食，便组织高价收购，企图把共产党调来的粮食也控制在手里，但他们打错了算盘。当上海资本家手中囤积大批粮食时，才发现，共产党组织的粮食供应源源不断，并且用平价销售，他们高价收购的粮食，卖不出去，低于市场价售出，只好亏本，许多资本家囤积的粮食烂在了手中。
    为了使资本家永远也不能操纵上海的粮食市场，陈云组织干部，到江苏、浙江等产粮地区，与那里订立了长期的粮食交易协定，保证由这些地区长期、平稳地供应上海粮食，这样，资本家就被彻底挤出了粮食市场。
    粮食之战，又以共产党的胜利告终。

                                    棉花之战

    上海早在30年代就是纺织业发达的城市，纺织工业在上海工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上海解放后，恢复生产所面临的一个大任务，就是恢复纺织业生产。上海资本家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为了自己牟取更大利益，更为了把共产党挤走，便把棉花控制起来。他们的打算是，控制了棉花，上海的纺织工厂就开不了工，上海就不能恢复生产，共产党就会去求他们，他们就能借此来左右共产党的政府了。
    陈云识破了上海资本家的阴谋。他在组织恢复生产中，首先就抓住了棉花这一关键环节。人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棉花一时没有那么多，陈云就指示，先让上海三分之二的大纺织厂开工，优先供应这些工厂棉花。接着，他组织人员从各方面收购棉花，从中纺收购23万担，从香港收购一些，从上海贸易处收购一些，再从华东、华北、西北买进一些，很快就集中了79.6万担棉花，完全满足了上海各纺织工厂的原料之需。在从各方面收购棉花的同时，陈云预先把收购新棉的计划安排下去，11月底就把新棉拿到手了，接着，又从华北、华中、西北、华东订购了480万担棉花。这样，共产党手中就基本掌握了棉花市场，保证供应各纺织厂生产的原料。资本家一看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棉花供应，害怕亏本，只好把手中掌握的棉花低价售出。在棉花之战中，资本家们又败下阵来，还吃了大亏。

                                    运输之战

    上海解放后，资本家利用受到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时修不好，铁路运输效率差，而上海市对商品和各种物资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况，操纵私人运输渠道，借此操纵上海的商品市场，给人民政府出难题。陈云认识到，共产党要在上海站住脚，就必须迅速解决运输问题，而且，共产党只要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把运输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他一到上海就指示抓紧修复铁路，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增加列车通过的数量。蚌埠至浦口一段，要争取开16－18对列车。他强调，必须解决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的问题。他还具体提出，要增加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速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为了修复铁路，政府要舍得大量投资。同时，他还指示，对主要公路运输线路也要全力修复，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光是搞汽车运输，也搞马车，甚至骡车、驴车运输，总之，要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
    陈云亲自抓运输问题，使通往上海的铁路很快就全部修复，而且运输效率达到了很高水平，公路运输也很快发展起来，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上海的物资供应、商品流通问题全部解决了，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了，资本家们也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他们不但在运输之战中败下阵来，而且只能听从人民政府的指令行事。

                                抑制通货膨胀之战

    上海刚解放时，由于军队的进驻，加上对旧政府人员要包下来，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又有大批新的工作人员，工厂复工后，上海的职工数量也增加了。各方面需求过大，使上海的物价很快上升。资本家利用这一点，操纵物价，使上海很快就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局面。
    我们要抑制通货膨胀，资本家喜欢通货膨胀，要利用通货膨胀搞垮我们，我们同资本家打一场搞通货膨胀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拉锯战，已经势在必行。我们要打胜这一仗，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尽快稳定人民币，稳住物价。对于上述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当时我们内部有人主张通过削减开支来稳住人民币和物价。这当然也是办法之一，但陈云认为，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他指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军事行动，军费开支不能减，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我们为了恢复和发展上海的经济而收购棉花和出口物资所发行的票子不能减，如果减了，上海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都会有困难。我们可以节省一些，但节省下来的数目不会很大。什么办法好呢？陈云决定，采取这样几个办法：一是发行公债。发行公债，可以回笼货币、制止通货膨胀，筹集资金，发展生产。为了防止发行公债后出现问题，陈云预先采取了调剂通货，调剂发行公债的数量，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等措施，陈云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同意。虽然后来发行公债推迟到了1950年1月，但其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待公债发行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增加税收。上海刚解放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认识：国民党时期税收多，我们进上海了，就不要搞那么多税收了，这不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陈云却不这样认为，他指出，税收是任何一个政权所必须实行的，只是我们要限定在一定范围，使人民承担得起，同时税收也要用之于人民。这样，人民会拥护税收，我们增加了收入，就有经济力量来抑制通货膨胀了。为了加强税收工作，陈云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宁缺一个县委组织部长，也不能缺一个县税务局长。他要求，每个县在配备领导干部时，除了配备书记县长外，接下来就是配备一个能力很强的干部当税务局长。陈云这个意见报到中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支持他。经过一番工作，上海的税收很快就大幅度增加，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三是实行内部贸易自由。在陈云领导下，上海与周围各地区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锁，农民的粮食可以在这些地区之间自由贸易。这样，农民的粮食能够卖到最高价，城市里的粮价也降低了，工业生产的成本降了下来，工业产品的价格也降了，我们抑制通货膨胀，就有了基本经济条件。四是把财经委员会建设成一个抑制通货膨胀的司令部。上海财经委员会（简称“财委”）是陈云到上海后一手组织建立起来的，陈云对之寄予厚望，他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强调：上海财委不是一个单纯的办事行政机构，而是主导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部门，要把上海各级财委机关建成一个有思想、有战略眼光的司令部，各区也要建财委，而且，光有几个人不行，要多一些人，区财委也要设立金融、财贸等几个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者委员。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共产党就在同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有了具有战略眼光、灵活、高效的指挥机关。此外，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陈云还提出了开展国内汇兑、建立统一发行库、统一管理税目税率和食盐外销、重要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拨等措施。这些措施，都有力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不久，上海的通货膨胀问题基本解决，资本家们想利用通货膨胀搞垮新生的人民政权的企图没有得逞。

                         从根本上解决“两白一黑”问题

    在陈云指挥下，人民政府初步解决厂粮食、棉花、煤炭问题，在与资本家较量中取得初胜。但是，粮食、纱布、煤炭是维持上海生产生活的消耗品，是日常必需的物资，由于粮食主要是大米，是白色的，纱布是白色的，煤炭是黑色的，所以，当时陈云把这三样东西简称为“两白一黑”。他认识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三样物资的供应问题，资本家还会在这三样东西上搞投机，市场还会被他们搞乱，人民政权仍然不能安稳。
    上海的资本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连吃败仗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集中在大米、纱布、煤炭这三样东西上搞投机，以冲击上海的经济秩序，搞垮人民政府。在搞投机时，上海的大资本家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引诱、操纵一些不法分子搞投机活动。上海历来是投机分子集中之地，解放后，投机分子仍然依附于上海资本家，听资本家的话。他们在资本家的操纵下，集中力量控制大米、纱布、煤炭，冲击市场，搞乱上海的经济秩序。陈云敏锐地发现，在投机分子的背后，是资本家在指挥和操纵。他认识到，要想打击投机活动，粉碎资本家的阴谋，就必须从根本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进而稳定全国的物价。而根本上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关键是抓住大米、纱布、煤炭这“两白一黑”的供应问题。他说，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城市经济要正常运行，这三样东西是一时也不能缺少的，投机分子在这三样东西上下手，正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两白一黑”问题？陈云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认识到，“黑”即煤炭问题，比较好解决。只要我们把运输抓住，煤炭就会源源不断地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纱布问题。这两样东西，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们掌握多少，控制市场的力量就有多大。我们控制市场的力量越大，人心就不会乱。而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主要是由我们掌握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由我们掌握纱布。
    当时，华北地区受灾，粮食欠产，投机分子就利用这个时机倒卖粮食，把粮价抬了起来。陈云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他急电东北财委，要那里紧急调一批粮食支援华北地区，还派中财委的一个副秘书长专程前往东北，坐阵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车粮食到北京。在北京，他指挥有关部门在天坛打席圈存粮，每天都增加存粮。这实际上就是做给粮食投机商们看的。粮食投机商们也是十分机灵的，他们的信息也是蛮灵的，他们在北京的“眼线”也每天到天坛去观察。当他们观察了数日之后，确信政府不仅不缺粮，粮食还蛮多，就向上海的投机商们汇报。上海乃至全国的粮食投机分子看到国家手中有粮，就不敢轻举妄动了。人民政府有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白”的问题。
    解决了一“白”即大米问题后，陈云紧接着就去解决另一“白”即纱布问题，当时上海的资本家派出他们的爪牙，到处收购纱布，将其囤积起来，控制市场。在投机分子的疯狂抢购下，上海棉纱的价格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涨了近四倍。棉纱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在此情况下，陈云一直冷静地观察经济形势，悄悄地在内部发出指示：我们要让资本家怎么吃进去，再怎么吐出来，目前应当乘机将冷货闲货抛给资本家和投机商，但不把主要物资给他们，等我们收紧银根、物价平衡之后，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们趁机买进，然后再寻找机会用经济手段打击资本家。陈云的决策，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成。此后，陈云向全国各地发出大量电报，具体指挥这场同资本家及其投机商的较量。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集结了大量物资、特别是手中掌握了大量纱布后，陈云于11月2 5日下令全国统一行动，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上海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资本家见有纱布售出，认为是进一步囤积的好机会，马上大量购买，有的还借高利贷来购买纱布。他们期望在纱布价格上涨中不断获得暴利。但是，他们失算了。等他们买进大量纱布时，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仍然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降低价格，上海资本家见大势不好，赶紧也抛售自己手中存的纱布，这样，纱布的市场价格就越来越低了，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们大大地赔了本。但陈云并没有罢手，他命令国家银行和国家企业不向资本家贷款，私营企业不准停产，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向资本家征税，不准资本家欠税。这样，上海的资本家受不了了，不得不要求政府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政府则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棉纱。上海的许多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去了香港。纱布价格的降低，很快就带动了其他商品价格的降低，使上海和全国各地的物价基本稳定了下来。通过国营花纱布公司，掌握了大量纱布，就稳定了市场，根本解决了又一“白”，即纱布问题。
    陈云在上海指挥打的经济仗，最终治住了上海资本家，使他们再也不敢向人民政府发起经济挑战了。陈云治住资本家，对新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为治住资本家，是团结资本家为新中国服务的前提，正因为我们治住了资本家，才能团结资本家，才为50年代前期对资本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打下一个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