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地主的政策不是“平反”而是“摘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即后来的县人民政府）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原有的土地也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收归国有，而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是贫农和雇农，同时也分给地主一份作为生活出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各个阶级、阶层所有的土地，由个人所有转变为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也并非收归国家所有。时至今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仍是农民集体所有制。

     二、恶霸与地主概念不同，农民有可能“力作致富”上升为地主

     说起地主，人们自然容易联想到小说《高玉宝》中“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准确地说，这四个艺术形象应当称之为恶霸地主。

    恶霸与地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恶霸是指“依靠或组成一种反动势力，称霸一方，为了私人的利益，经常用暴力和权势去欺压与掠夺人民，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之重大损失，查有实据者。”全国地主总数中可称为恶霸地主者一般只占1/10。

    从阶级属性看，地主是剥削阶级。但是，作为每一个体的地主，他们的品行是恶还是善，人品是好还是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地主可能将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用于社会公益与乡村慈善事业，做些铺道路、办学堂之类的善事。也有的地主为非作歹、欺男霸女、鱼肉乡邻，成为恶霸地主。农民也并非清一色，当中也有少量好逸恶劳、偷鸡摸狗之类的“二流子”。但从阶级总体上看，地主和贫雇农之间构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形成了根本的阶级对立，土地改革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种阶级矛盾。

    毛泽东1930年进行寻乌调查时做过剖析：地主如果破产，就有可能变成贫农乃至雇农，普通农民也有可能由于“力作致富”或“由小商业致富”而上升为地主，虽然本人可能仍参加劳动，仍过着勤俭的生活，但其阶级属性根本变化了。

    三、地主集中土地不是为了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

    当下有人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有利于集约经营和规模化生产。因此，地主阶级不应该被打倒，旧的土地制度也没有必要改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寻乌调查中就以切实详尽的实例作了回答：以“收租坐视”为目的之地主，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化生产，而是为出租赢利，自然不必过于关心土地的经营状况，也不会过于关心土地改良与生产工具改进的情况，对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有积极性。

    与此相关联，当年启动土地改革运动时，农村土地是否集中在地主手中，是时下人们议论较多的另一个话题。如果当年农村自耕农（或中农）占主体，土地并非集中在地主手中，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土地改革这种方式大规模地调整农村的土地关系。中国地域广大，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自然也是华北与华南不同，西北与江南有异。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有的村庄或许一户地主也没有，而有的村庄则集中有若干户地主。就全国而言，当时的土地制度极度不合理，有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或耕地不足，恐怕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

    据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上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在河北定县（现河北定州市）14617户农户中，有70%的农户占有耕地不到总数的30%。江南土地集中的情况也很严重。无锡的地主仅占农户6%以下，却占耕地的47%，占农户69%的贫农和雇农，仅占有14.2%的土地。广东占人口74%的贫农，占有耕地不及1/5，占人口2%的地主却占有耕地1/2以上。

    陈翰笙在《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开头就说：“农民需要土地”，“中国经济结构，建筑在农民的身上，是人所周知的事实，殊不知农村中不下65%的农民，都很迫切地需要土地耕种，而中国的经济学者以为自耕农是自给自足的，其实这是远于事实的见解，黄河及白河两流域间，自耕农很占优势，然而大多数和别处的贫农一样，所有土地，不足耕种。”正如陈翰笙所指出的：“这样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中国现代土地问题的核心。”既然如此，通过土地改革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土地改革运动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方式

    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要在农村开展革命，就必须动员与组织广大农民。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参加革命与否，不是靠几句动人的口号，讲一通革命的道理，就能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其切身利益。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生活贫穷、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正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农村根据地之后，就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了纠缠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才赢得了亿万农民的真心拥戴。

    进入抗日战争之后，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时期执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这是一个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政策。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抗日固然是他们的强烈要求，但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给予其一定的物质利益，其抗日的积极性才更得以激发；对于地主富农而言，他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作为中国人，多数人不愿当亡国奴、卖身求荣去做汉奸，他们也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减租减息政策使地主富农的根本利益没有受损。这一政策的执行，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八年抗战，解放区农民付出了巨大牺牲。要进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争，动员更广大的农民参军参战，仅靠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足以调动广大农民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明确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由此启动了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了有效的战争动员，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与打倒蒋介石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参军、支前成为解放区农民的自觉行动。仅1946年的8月、9月、10月三个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名翻身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为了支援前线，翻身农民踊跃交纳公粮，参加战勤，以各种方式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他们用非常原始的运输工具——牛车、毛驴、扁担和背架，以至两手和双肩，保证了规模巨大的战争供给。单是战争最初的8个月中，冀鲁豫解放区就出动120万民工支援前线。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淮海战役期间，相关解放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500多万人。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他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是由于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可能大多数农民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于与这个政权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这恰是对土地改革运动意义的一个旁解。

     （摘自《红旗文稿》2011年第17期） 罗平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