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掩盖事实，以避免内幕暴露，除掉当事人或洞悉内情之相关人员的所谓杀人灭口，是古往今来许多斗争中，屡见不鲜的凶残手段。清朝亦不例外。凡此类杀人灭口令人无从对证之情形，清史之中多有记载[1]，不足为奇。然而在清朝开国史之上还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即杀人灭迹。
所谓杀人灭迹，即将其人杀掉后，于官修史书中不留记载。如同蒸发一般，死不见尸，史不见事，将有关其人其事在官方史书上尽量抹去，不留痕迹，甚至被消除得干干净净，成为令后世难得知晓的绝密。这是清朝的一大发明，清史上的一大特色。清朝开国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人物，诸如龚正陆（六）、阿敦、李延庚等，当其因故一朝被杀后，竟嘎然而灭，在历史上消逝得无影无踪[2]，人们已无从知晓其身世，留下了历史的疑案，至今仍疑团莫解。遭到如此处理之诸人，乃何许人也，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竟使清朝统治者如此讳莫如深，而清朝统治者又何以如此处理，其用意何在，值得探讨。
由于被灭迹者之在清史之消痕，确实给后人了解他们遗留了诸多困难。尽管如此，历史上的蛛丝马迹，仍向人们提供了追踪的线索。这就是尽管灭迹者处心积虑地大做灭迹之处理，然而仍有疏漏之时，而官书之外灭迹者却绝难顾及。因而人们尽可在清朝官书中细微末节之字缝里，特别是在官书之外的群籍中，包括明人及朝鲜典籍以及清代档案的零星记载中，爬梳剔抉，搜寻归纳，以求再现原貌。此项工作进行有年，颇有成效[3]。然多为个案之发覆，迄未连贯考究、通盘比较，作规律性之探索。人们如在既往研究成就之基础上进行深入之钩稽与审视，便可发现，原来清统治者在诛杀此三人后所以再做彻底的灭迹处理，实有不可告人之隐衷在。谨探析如下。
思想谋略，来源有自
——关于龚正陆
龚正陆之在历史上的意义，乃是在促进努尔哈赤及其核心层观念体系之形成及思想眼界开阔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之作用。
在清朝的官书、实录中，人们往往会读到努尔哈赤及皇太极的许多有关历史上成败兴亡、治国安民，乃至伦理道德等方面极富哲理的说教。如努尔哈赤于称汗建元之初，即向群臣大讲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告诫其要同心共济，曰：“朕闻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天降祯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忠诚，励精图治，天心必加眷佑，地灵亦为协应。为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诚而去其私也。盖天无私四时顺序，地无私万物发生，人君无私则庶事咸理，而底于成。抚有大国者能以公诚存心，建立纲纪，教养兼施，则天地神祗必交相感应，而群方亦莫不爱戴。以之均平邦国，臻于帝王之道无难矣。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则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齐家，则九族亲睦；一其心以治国，则黎庶乂安。由是协和万邦，亦不外此。为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4]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四月，努尔哈赤谕诸贝勒曰：“语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吾后代子孙当世守孝弟之道，不可违也。其为长上者，居恒当和睦其子弟，为子弟者亦宜承顺关切可也。至于上待下，下事上，务以真心实意爱敬之，慎勿怀虚假之念。且我满洲原与汉人、蒙古，国别俗殊，今共处一城如同室而居，若侮虐其下，则卑幼者必无得所之期。虽些许饮食，亦当聚宴，以示亲好。然吾之所指示者此耳，汝等毋负朕言可也。”[5] 而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当后金攻下辽阳，被俘的明监察御史张铨宁死不屈，努尔哈赤百般劝降无效，正要下令开斩之时，时为四贝勒的皇太极深有所感，“怜之而不忍杀”，立即进前加以劝说道：“昔宋徽、钦二帝，为先金天会皇帝所擒，尚尔屈膝扣见，受封公侯。吾欲生汝，故以此言提醒耳，何执迷而不屈乎。”[6]而皇太极当崇德改元称帝后在致朝鲜国王书中说：“古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民罔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是故，大辽乃东北夷而为天子，大金以东夷灭辽举宋而有中原，大元以北夷混一金宋而有天下，明之洪武乃皇觉寺僧而有元之天下。”[7]显见这些言论已经过了史臣的加工修润，但其基本思想还应是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可见他们是熟谙经史，洞悉掌故，并有深邃的思想与理论。然而他们本为僻处辽东一隅，而从未受到过系统的文化教育的少数民族，竟何以有如此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的高度的文化素养？当然这绝不是天生与俱，定是直接受到文化人的启迪所致。但此文化人为谁，他如何发挥了这种作用？这是了解这段历史应该弄清的问题。考察清朝创业初期之历史可以发现，此时唯一能起到此作用的正是努尔哈赤的军师龚正陆。
龚正陆，一作龚正六，朝鲜文献上又称之为歪乃[8]，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是经常活动在辽东一带，出入马市的商人。他有子姓群妾，丰厚家产。后被羁留女真地区不返。大概在努尔哈赤初起时，到达建州城（佛阿拉城），因“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尽管他文化不多，文理亦不甚通顺，但在无人识字、无人理解文义的建州地区，已算是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深得努尔哈赤的赏识与敬佩而被尊为“师傅”，令其教子弟读书，而“极其厚待”[9]。就这样，龚正陆开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建州武装集团灌输其有限的文化及其所奉行的思想与理念，启沃、影响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当然受其讲论影响的不只是努尔哈赤之子弟，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兄弟与近臣，也定当多受其益。作为商人来说，龚正陆的文化底蕴不外当年社会上启蒙教育中所贯穿的儒家思想的说教，以及当年市井上最为流行的各个朝代的历史故事及传说演义，特别是三国、水浒等评书讲段里所塑造的忠义形象与思想。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广泛而深刻的。当年，努尔哈赤之胞弟建州的第二号首领舒尔哈齐之居所贴有“迹处青山”、“身居绿林”[10]之对联，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状。而在多年以后，从在努尔哈赤及皇太极讲经论史的言论中人们更不难看到受龚正陆影响的影子。这时，龚正陆更获得努尔哈赤的极大信任，被命“掌文书”[11]，成为谋士，进而居于为建州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主”[12]之地位。凡努尔哈赤对外的一切往来文书之撰稿，“皆出于此人之手”[13]，显见他已成为最了解建州统治集团核心机密的人物。而且，他对建州越来越发挥其特殊的作用。当年明人说，龚正陆虽在“虏中”，身不由己，但其“不忘宗国”，时刻心系乡邦与朝廷。尽管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两位建州首领占据着边外富饶之地，到处兼并，“阳为输款，阴蓄逆谋”，但由于有龚正陆的存在与影响，他们还算安分而“未敢遽发”[14]。然而备受尊宠的龚正陆却有远离家乡的难言隐痛，对努尔哈赤亦抱有极大的戒心，他居建州愈久其故国之思与家乡之恋，特别是骨肉离散之苦愈加强烈。甚至想方设法背弃建州而回返家园，朝鲜文献中反映了这一情况。
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十二月，龚正陆曾对赴建州的朝鲜使者说：“俺有一子尚在浙江，尔若率来，则欲以此金帛给遗。”朝鲜使者乃作书答道：“尔若尽告贼情而无误大事，则我当招尔子使得相见。”[15]然未见下文，其后来之详情不得而知。第二年三月，龚正陆将努尔哈赤的建州“今年不动之奇，及大小之事”，“乘闲说与”代表朝鲜来到建州谈判的明朝官员余希元。又说：“凡干机密，有胡人在旁，不可尽说，四五月间小的亲到满浦，明白禀上老爷。”[16]这分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迫不及待地泄露建州之机密，完全成了建州的异己力量。然而龚正陆以后之举动究竟若何，限于史料，人们难得知晓。但有一点则十分清楚，即万历二十五年（朝鲜李朝宣祖三十年，公元1597年）以后，中外史书上再也见不到有关龚正陆活动的记载。“龚正陆于这年前后在建州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反映了他已不在人世。从几方面的情况看，他并非老病而死。这时虽然他大概已60开外，是个老人，会有老病而死的可能。但他子侄妻妾众多。考察努尔哈赤的一贯做法，凡对建州开创事业建有功勋者都将得到奖赏。如本人亡故，将泽及子孙。努尔哈赤对功勋卓著者的赏赐封赠极为优厚，此种事例不胜枚举并赫然载入史册。可是龚正陆却毫无获得赏赐的任何迹象，不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子孙。而且更令人疑惑的是不仅龚正陆本人在清朝的所有官书上没有留名，其众多的子侄后代也未留下任何记载。这些事实只能反映一个问题：龚正陆因重大政治问题诸如叛逆之事，被努尔哈赤断然除掉了。”“被努尔哈赤极为尊宠、对满洲勃兴建立过大贡献的龚正陆，最后却被努尔哈赤诛杀灭迹，株连所及家属或被诛杀或沦为奴隶，家产被籍没，就这样史无踪迹，万劫不复。”[17]
龚正陆之死与其同努尔哈赤的貌合神离，乃至离心离德，终致“里通外国”，走上危害建州的道路，大有关系。但如果此事只是个案，只是龚正陆个人之孤立事件，也就无关宏旨。然而问题恰恰并不如此简单，它所牵涉的问题令努尔哈赤甚为难堪。因为龚正陆毕竟曾深得努尔哈赤的信任，起过“师傅”应起的作用，在建州教育启迪了一代人，使其思路扩展、眼界大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努尔哈赤当然亦是切身受益者，在与龚正陆的朝夕接触中，耳濡目染，受到了深刻的启示而丰富了头脑，他的许多历史知识，乃至经世济民之等等理论与说教，不能不说是来源于龚正陆。然而更使努尔哈赤所始料不及的却是，龚正陆竟还培养了与自己思路完全不同、政见相左者，即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了为忠义思想所激发的异化者、出现了公然不愿背叛明朝之人。尽管龚正陆已死，然而他的忠于明朝的思想，却深刻地发挥着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却愈加严重。这就是努尔哈赤艰苦创业中的最亲密的战友、曾舍生忘死同他一起战取攻伐的他的同母胞弟舒尔哈齐对明朝竟“无不听命”[18]；他曾立为接班人、勇略异常的长子禇英，竟“谏其毋背明”[19]。从中不能不看出龚正陆忠诚于国家（即明朝）的影子。但这完全不同于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明顺暗违之行径，背离了他终将叛明自立的奋斗目标。努尔哈赤对此当然绝不允许，而终于采取断然举措加以诛杀。虽然这为他的叛明道路扫除了障碍，为建州铲除了后患，但此举毕竟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
努尔哈赤对龚正陆由极为崇敬到极为疑恨历程中所获得之启示应是刻骨铭心的。当其进入辽沈后，对汉人特别是汉人文士的不可解结的仇视政策之制定，与同龚正陆之交往经历中所获得的负面反馈不无关系。龚正陆对于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来说，是感激与憎恶、崇敬与仇恨交织的一个极其复杂，难以理清，难以面对，而其恩恩怨怨的内幕又难以向外界透露，令人困惑而又伤痛的人物。
诸子纷争，困于立储
——关于阿敦
阿敦本是清朝开国史上最获信任的重要人物，然而他的死却深刻展示了后金统治集团内汗位继承斗争的白热化，及努尔哈赤为此焦虑困惑的内幕。
阿敦的名字在清官修的《太祖实录》上凡两见，即一是努尔哈赤称汗建元的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日，举行隆重的上尊号仪式，努尔哈赤升殿，众贝勒大臣跪呈劝进表章时，阿敦以近侍侍卫身份同巴克什额尔德尼，分别立于汗之一右一左接表。二是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兵首次攻明，诈取抚顺城，明将李永芳临阵恐惧出城投降，是阿敦以固山额真之身份出面受降，并引领其进谒努尔哈赤。显见这是位后金统治层中非同一般的人物。然而除此之外再无踪影，而清官修史书之传记中亦无其传。所以探寻他之事迹同龚正陆一样，得另从细检档案、群籍中钩稽。
阿敦，又作阿登、阿都、阿堵、阿冻、阿斗、佟阿斗。大约死于天命七年（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前后，但生年、身世不详。如《满文老档》所记载名为“阿敦”身世的一条史料可信（即彼阿敦确为此阿敦），则他应生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为海西女真和博卫都指挥使托克托之孙[20]。如据诸多朝鲜文献所载，他乃努尔哈赤之“从弟”[21]，即努尔哈赤之伯叔兄弟，如此，他当为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属觉罗。验之以《满文老档》之所载，他多被称以“阿哥”，这一多半只有汗之兄弟子侄方能具有的称呼[22]，他为爱新觉罗氏之可能性甚大。但究系何支，为努尔哈赤的那位伯叔之子，因清史之无痕，已无从探查[23]。尽管如此，他乃努尔哈赤艰苦创业时之积极追随者则是千真万确的。他在建州统治集团内，以“勇而多智，超出诸将之右，前后战胜皆其功也”[24]之杰出表现，而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得力助手，其亲密程度非同一般。
阿敦以自己智勇兼具的非凡努力很早就位居显要，成为建州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万历二十三年末（公元1596年初），朝鲜人申忠一奉命前往建州修好，回国后在呈给国王的报告中，记载了建州包括奴酋（努尔哈赤）、小酋（舒尔哈齐）在内的六处农幕（即托克索）之名称，其中在乔老（今辽宁新宾东南）的一处就是阿敦的农幕。该农幕周围还有女真五十余户[25]。这一现象表明此时阿敦在建州已居相当重要之政治地位。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为向明朝表示忠心，特“遣子入质”，即将第七子阿巴泰送至广宁，承担护送重任的首要人物便是阿敦[26]。当八旗制创立初期，努尔哈赤所亲统的两黄旗，由阿敦与额亦都“总其兵，如中军之制”[27]。而阿敦受命统领的则是所谓“黄旗无画”[28]的正黄旗。可见努尔哈赤对其倚重之深。所以，努尔哈赤举行称汗建元大典仪式及首次攻明受降等把握大场面之重要任务，均授命阿敦承担。努尔哈赤对阿敦的信任与日俱增，不断委以重任。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后金取得萨尔浒战役的胜利，率兵援明的朝鲜统帅姜弘立被迫投降，阿敦受命多次与其交涉[29]。据《满文老档》所载，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闰二月八旗所属的230个牛录中，阿敦主管的牛录就有45个[30]，将近总数的五分之一。同年四月，他以“都堂”，即辽东地方军政长官的身份，受命与副将李永芳及汉人游击等一道，主持“将明国所定诸项章典，俱缮文陈奏，以便去其不适，取其相宜”。“另将辽东地方之兵员几何、城堡几何、百姓几何，以及木匠、画匠、匠役数目，亦皆具文奏报”[31]。旋又受命携同抚西额驸李永芳等官，“往沿边各堡，置官教民，设台放哨”[32]。这是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为巩固统治以求长治久安，而进行的重大的战略部署。即准备效仿明朝，从明朝的典章制度的治国大法中寻求适合后金的内容，以确定后金的治国方略。努尔哈赤把这一重任以及详细调查以便掌握社会情况，并有效控制局面，以安定社会之任务交给阿敦。阿敦真可谓是身膺后金军国之重任。然而阿敦尚未及施展长才，为后金做出新的贡献，便大祸临头。
这年的九月十八日，阿敦被逮捕。《满文老档》称其获罪之由是“因挑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挑唆其他小贝勒”。经诸贝勒商议，乃将其事奏闻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面讯拟罪”，诸贝勒及众执法大臣主张将其“交八旗杖毙”。努尔哈赤说：“尔等所断甚当，我非怜惜此人，昔在萨尔浒时曾有言，凡有恶罪之人等，不得由我等亲杀之，当囚于木栅高墙之内。今若违前言而杀之，何以取信于国人？宜囚留之。”于是，“缚以铁索，囚禁于牢中”[33]。但这只是官样文章。仅过后一年多的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初三日，即巴克什额尔德尼被杀的当天，努尔哈赤召诸贝勒说：“若犯似噶盖、阿敦等败坏政道之罪，则杀其身。”[34]显而易见，努尔哈赤的后金还是用自己的手，亲自杀掉了为它建立殊勋的功臣。所谓挑唆诸贝勒不和及诋毁国政、败坏政道，实可谓大逆不道，当然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但究竟何指？清朝文献中只字未载。还是东邻朝鲜的史书透露了细情。
原来努尔哈赤在诛杀长子禇英之后，以一直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释于怀。一日，出于对阿敦的极大信任，乃密问道：“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敦说：“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努尔哈赤一定要他说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道：“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努尔哈赤道：“吾知汝意之所在也。”朝鲜史书说这是指皇太极。不久代善听到了此事，乃深恨之。然而，阿敦又同情起代善来，遂秘密对其说道：“洪太主（皇太极）与亡可退（莽古尔泰）、阿之拒（阿济格）将欲图汝，事机在迫，须备之。”代善乃见其父而泣，努尔哈赤怪而问之，代善遂将阿敦之言如实以告。努尔哈赤乃立即召三子追问，三子均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努尔哈赤遂“责问阿斗，以为交抅两间，锁扭而囚之密室，籍没家赀”。朝鲜人认为努尔哈赤此举“是自坏其长城”[35]。自坏长城也是无奈的掩人耳目之举，为保持内部之团结（尽管是表面的），不得不“弃卒保车”。这对后金统治集团来说，实在不是件光彩之事。因为它恰恰暴露了努尔哈赤已陷入诸子纷争，困于立储之窘境。英明一世的阿敦只偶因一次行为不检，立遭杀身之祸，竟成为努尔哈赤诸子纷争的替罪羊，永铸身死迹灭之悲凉。
仇汉伤痛，经久难消
——关于李延庚
李延庚的一生经历深刻揭示和见证了清开国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特别是敌视汉人政策所造成问题之尖锐性与严重性。
李延庚无疑曾是清统治者最为得意与放心的人物，然而他的行为却令清统治者始料不及而颇为难堪，他的人生选择及身后遭遇更发人深省。
李延庚，生年不详，死于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清文献上又作洋阿[36]、英格（yengge）[37]。辽东抚顺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降将，被后金招为额驸，称为抚西（抚顺）额驸的李永芳之长子。隶正蓝旗汉军。他备受后金统治者青睐，历任后金游击、参将，一直官至吏部汉承政。但实际上他并没为后金-清卖命，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崇德改元后不久的十月十一日，便水落石出，因“通敌”罪被杀。
《清太宗实录》记载说：“先是刘兴祚逃时，牛录章京李延耿曾与同谋；及征大凌河，又令心腹家人往作奸细；随睿亲王、豫亲王征宁远时，延庚又从前屯卫遣一人通敌。至是事发，下法司鞫讯，三事皆实。诛延庚，籍家产给其弟。”[38]而《满文老档》在“及征大凌河”之前，记述为“先是，爱塔逃时，正蓝旗英格曾与同谋；达格（大哥）逃时，英格又与同谋。”[39]通敌罪比实录多一条。这些罪案中对他人生轨迹的勾画是较为符合实际的。因为他的所有“通敌”背叛之事迹，在明清史料中斑斑可考。而且，在上述“罪状”之外，他还有叛金之“前科”疑案。
早在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李延庚就被任命为游击，在辽南地区任职，成为后金建国初期汉人中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之一。然而第二年，他便积极参与了刘兴祚的叛金归明之活动。深得后金信任的副将刘兴祚又名爱塔，虽然身膺管辖全辽膏腴之地的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即南四卫之重任，但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精神。他对辽沈地区广大汉人遭受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对后金所推行的凶残暴虐的民族奴役与压迫政策，已忍无可忍。乃秘密组织民众准备叛离后金，进行集体大逃亡。而李延庚便是刘兴祚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与共谋者。这年年初，刘兴祚与明朝将领取得联系，约定于七月，明军“从海上渡师”，而己为“内应”[40]，以从后金手中夺回辽南四卫。不料因叛徒告密，努尔哈赤立即派遣大贝勒代善等率兵火速前往镇压。实行“屠城”[41]，“尽戮金、复等处辽民，逃者甚众”[42]。并“将爱塔及李永芳长子械去”[43]。李延庚就这样被捕了。李延庚、刘兴祚等被拘禁审讯时，矢口否认所谓谋叛之事，且由于只是叛徒一人之供词，没有获得其他证据，努尔哈赤只好指示代善：“勿绑缚抚顺额驸之子及爱塔之族人，著人看守解来，彼等之罪，尚未询明，不知本末，实属妄为。”[44]旋因查无实据，只得释放。但李延庚游击之职及受到牵连的其父李永芳总兵之职，均被解除。虽然不久李永芳总兵之职又被恢复，但失去了信任，终天命一朝，无所作为。李延庚的游击之职，却再也未能恢复，完全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
李延庚再次在后金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皇太极继汗位之后。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皇太极对李延庚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训谕：“李延庚，因汝父无兄弟，特选授汝以游击之职。要不忘养育之恩，竭诚报效。”[45]皇太极为扭转局面，解决因其父努尔哈赤厉行的对汉人仇视、高压及屠戮儒生的政策，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安定人心，对汉人、汉官采取了较为宽容和开明的政策，加以争取。李延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复出的。复出的李延庚之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后金设立六部，他被任命为吏部汉承政，相当于后来的吏部汉尚书。这之后在皇太极赏赐群臣时，他多次获赏，其名字甚至排在石廷柱、范文程之前[46]。八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他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即由游击升为参将。洵可谓官运亨通，这充分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他的信任与重视。然而这一切均改变不了他反清归明的决心，当此之时，他的反叛活动也从未停止，并不加剧和升级。前引清廷判他死罪所列的四条罪状之有关事件，皆为此时发生。
这就是，天聪二年九月，副将刘兴祚巧妙设计逃离后金成功[47]，共“带同家眷男妇二百三十一名口”，到达明朝东江总兵所在地[48]。一个月后，刘兴祚之五弟刘兴治也成功地叛离后金而去[49]。次年二月，刘氏兄弟中之“大哥”即刘兴沛，也叛离后金而去，至长山岛（今辽宁长海）[50]。至此，刘氏兄弟全部顺利逃离虎口，原来这其中有李延庚之智慧及协助之力。所谓征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役，是皇太极亲自统兵的攻明之战，开始于天聪五年七月，而所谓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的征宁远，则是崇德元年八月间之事。这两次战役，皇太极均有不同的战略部署。前者是吸取了以往攻坚战失败的教训，采取“掘壕筑墙以困之”的围城战术，严令诸将率所部“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51]，以做长期围困之计。后者向宁远进发乃疑兵之计，为的是牵制明朝兵力，以策应率兵入关掳掠的阿济格、阿巴泰军，各携带所获“庻得乘隙，从容出边”[52]。当然，这均属绝密。而李延庚两次均遣人“往作奸细”和“通敌”，分明是向明朝泄露机密，破坏后金-清军的战略部署。对清来说是极其严重之事件，所以，当其一旦发觉，便立即施以极刑的断然措施。
然而，备受信赖、地位显赫的后金-清高官李延庚何以一而再、再而三，且绝不休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背叛，而心向明朝？何况其身世更非同一般，其父抚西额驸李永芳乃后金国里汉官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一举动不仅令清统治者极为震惊，也令众多世人疑惑莫解。其实后金-清政权里的汉官中，与李延庚有相同表现，即坚持背叛之志而归明心切，且不断采取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者要算前面已提到的以刘兴祚为代表的刘氏兄弟。他们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究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后金政权所推行的以仇视汉人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一政策对广大汉人，包括汉官在内所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极其惨烈、深刻，经久难消。
当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攻入辽沈地区之后，实行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把辽沈地区本来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弄成大倒退。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巩固它的统治，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夺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辽沈地区广大汉人或武装起义、或投毒、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后金统治者则进行血腥镇压。”[53]做为直接同广大汉民打交道的后金国中的汉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无辜同胞的苦难和血泪不能不使他们当中天良未泯者的心灵受到触动，进而转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躏的同胞。本来身负重任直接管辖辽南汉民事务，为后金立有大功的刘兴祚，终于走上叛金归明之路，并策划同复州军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证。皇太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歧视汉人的政策，造成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一时难以平复。正如贝勒岳託所说，“人怀疑惧，纵极力挽谕，人亦不信”[54]。这是大实话。皇太极也看到当时歧视、奴役、虐待汉人的现象在后金国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胜罪”。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洲诸臣不断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广大汉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问题的严重性而警告满洲将领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56]。但皇太极的警告与希望扭转不了满洲歧视汉人的习惯势力，改变不了尖锐矛盾的现实。
而且，后金统治者对为它效命的汉官的猜忌、歧视与凌辱相当严重，所有汉官，包括那些身居显要位置的汉官亦均不能幸免。汉官们虽然竭诚为后金效命，但在满洲主子看来他们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而随意欺凌、虐待、“陵轹作践”是一种普遍现象，汉官被欺凌得往往“伤心落泪”[57]。致使有血性者之寒心，乃至离心。才干出众、文武兼通的刘兴祚，曾深得努尔哈赤及满洲权贵的赏识与器重，被称为“爱塔”，即“爱他”之意，而被授以重任,成为管理一方的长官。然而，其主子大贝勒代善对其“常常虐害”，“夺其乘马，取其诸物”，竟“使其不能自存”。[58]终于在皇太极继位后不久，便逃亡而去。而皇太极继位后在政治舞台上又重新活跃起来的李永芳，其境遇并不美妙。他在一次随军征战时同满洲诸贝勒一样，向领兵统帅二贝勒阿敏提出诚恳的建议，却独遭阿敏的当众痛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须尔多言！”[59]从此，李永芳“终无一言”[60]。刘、李之遭遇并非汉人中的个别现象。面对这种暴虐与屈辱，凡有血性有良知者绝难隐忍、承受！所以李延庚奋起反抗，其“叛志”已定，且历久弥坚，义无反顾，也就情在理中。
上述三人本是清朝开国时期颇受倚重而显赫一时之人物，其人其事在当时来说乃广为人知，然而其身死之后，竟如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令后人难详其究竟。出现这种状况，当然完全是清朝统治者有意而为，使之成为绝密之结果。因为对清统治者来说，这三人之所作所为都将足以见证和暴露其最不愿意外人得知的它的核心内幕，及因政策失误造成严重恶果的极不光彩之局面，而此三人之其人其事如令外界获悉，无异于自我暴露，实乃自毁自戕，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只有一抹了之。
清统治者为消除三人在历史上之痕迹，颇为煞费苦心。当然其灭迹之办法亦因人而异。一是尽管其人为重要人物，但因系多与核心层的私下交往，未曾代表过统治集团与外界交涉，而并未对外界发生重大政治影响者，隐匿之则无伤大局，遂将其人其事在清朝官书、实录上完全抹去，不留任何痕迹，龚正陆即获如此遭遇。人们也许要问，既然清朝史书上没有关于其人其事之记载，这是否反映了历史上本无其人的事实。非也。龚正陆并非历史上不存在的虚幻人物。因为当年出使建州的朝鲜使者之回国报告中，多有与龚正陆接触及有关龚正陆活动之记载，而明人的著作中亦有反映，可见龚正陆乃确有其人，而清朝官书上却只字皆无。此清楚表明绝非疏忽所致，实故意而为。二是因其人其事多与重大事件关联，难以完全抹去，则采取只留实难删除之事，而将有关其人的所有背景材料一概隐匿之。使之成为身世不明、来去无踪、孤立而不着边际的人物。如有关阿敦，只在实录上留下两条记载，其他事迹则一概不见。其与有关人物相涉之事，如在立储问题上虽然涉及到那么多人，然而在诸人之传略中亦不见有关此问题的任何记载。当然所有官修史书中亦不为其立传，所以有关阿敦身世之详情已绝难确知。而对身居要职，涉及问题颇多的李延庚，则做“藏头掩尾”之处理。这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在《清太祖实录》中没有任何有关李延庚之记载，而《清太宗实录》上尽管记录了不少李延庚之活动，但却自始至终不见其身世来历；而《满文老档》之记载中，虽然约略可见其乃李永芳之长子，然有关其最后因反清获罪被杀的一条记载，竟一改全书或称“李延庚”，或称“延庚”的惯例，独用“英格(yengge)”一称，以“正蓝旗英格”字样出现。不深入细究者很难辨识其身世，甚至难与李延庚画上等号。这样李永芳之长子，在《满文老档》中竟下落不明。官修《八旗通志》中李永芳之传记里，备举其诸子之名字，按理说其长子李延庚之名字将首当其冲而应赫然载录，这样人们便会从这里了解到李延庚之身世。然而本是汉文本的该书却故意不用李延庚这个现成的汉字真实姓名，而以近似译音的“洋阿”字样出现。而洋阿除在这里出现外，该书中乃至其他各类典籍中，再也不见其踪影。这样，李永芳之长子竟是个生来与俱的不可知之人物。显见清朝统治者是在故意割断李延庚与李永芳的任何联系，不让人们了解李延庚之真正身世。也就是不让外界知悉来降于己的第一位明朝官员的后代、被自己倚重之人竟坚决反对自己的事情。然而，纸里包不住火，马脚终有暴露之时。《清太宗实录》中虽云“诛延庚，籍家产给其弟”，却绝不言其弟为谁，以避免横向联系，而暴露其真正身份。但私修的王氏《东华录》却没有这些顾虑，它明确记载道：“籍家产给其弟率泰”[61]。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率泰者，乃李永芳之次子。这样，李延庚之身世便昭然若揭。这大概是清朝统治者所始料未及。
综上，人们已经可以看清，清朝统治者不论对龚正陆等三人处理方式如何之不同，但最后都达到一个使之成为绝密之目的。用以掩藏其不令人知之内幕，完全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真可谓用心良苦。参考文献：
[1] 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后，经诸王贝勒一番激烈斗争而议立新君福临，在尚未举行登极大典之际，突然出现主张拥立多尔衮并四处活动的郡王阿达礼及贝子硕托，礼亲王代善立将此事通报多尔衮，且“言词迫切”；以及有投匿名帖所谓陷害固山额真谭泰者，据称投帖者乃宗室巴布海家之太监。当这些事情暴光后，辅政王多尔衮在未经有司审讯尚未弄清事实及其问明因由之时，便立即下令将阿达礼、硕托及巴布海夫妇缢杀之。谭泰乃镶黄旗之固山额真，坚决主张拥立先皇（指皇太极）之子绝不许议及他人者。这里力主拥立多尔衮及攻击谭泰，是两个各不相同性质的孤立事件，还是一件复杂大案的两个方面，其幕后策划者究为何人？因当事之一干人犯均被急速杀掉，所谓杀人灭口，已无从稽查，成了永远之谜。
[2] 除秘不示人的档案、实录如《满文老档》、《满洲实录》及清太祖、太宗朝《实录》中，尚留有阿敦及李延庚之片段而难窥全豹的记录外，清官修史书如《清史列传》、《清国史》、《满汉名臣传》，以及《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中，皆无这些人之传记，而龚正陆之事迹，不论档案、实录，乃至清官书之中则一概皆无。
[3] 关于龚正陆的论著有[日]和田清：《清太祖的顾问龚正陆》，载《东洋学报》35卷1期，1952年9月；[日]和田清：《龚正陆传补遗》，载《东洋学报》40卷1期，1957年6月；张玉兴：《努尔哈赤的早期谋士龚正陆》，载《中国东北》创刊号，1994年1月。关于阿敦的论著有佟铮：《关于阿敦》，载《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张玉兴：《阿敦》，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4卷，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赵维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族弟阿敦》，载《满族研究》2002年第4期。关于李延庚的论著有张玉兴：《李延庚叛清考评》，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2-3期。
[4] 《太祖高皇帝圣训》卷二，《论治道》。
[5]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6]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7] 《清太宗实录》卷二八，崇德元年四月己丑。
[8]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9] [朝鲜]《李朝宣祖大王实录》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0] 《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图版九，申忠一所见残联，1939年伪满建国大学影印本。
[11]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12] 赵士桢：《神器谱》卷四，《防虏车铳议》。
[13]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14] 赵士桢：《神器谱》卷四，《防虏车铳议》。
[15]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癸卯。
[16] [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申。
[17] 张玉兴：《努尔哈赤的早期谋士龚正陆》。
[18] 《为夷酋速尔哈赤病故吊祭事》（万历三十九年九月），辽宁省档案馆藏明屏风档003号。
[19] 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二十，《四夷附奴酋》。
[20]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三分册，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版，第241页。参见《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784页。按，中华本于此处译作“阿都”。
[21]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页；[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三，见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22] 《清太宗实录》卷二二，天聪九年正月丁丑，上谕曰：“宗室者，天潢之戚，不加表异无以昭国体。”“今复分别名号，遇太祖庶子俱称阿格，六祖子孙俱称觉罗。”蒋良骐：《东华录》卷三，作：“崇德元年（按应作天聪十年，而实为天聪九年）正月，诏太祖庶母子称‘阿哥’。”其实在此谕之前及之后，阿哥（阿格）一称并非专为太祖庶母子所独有，但为爱新觉罗氏之子孙所专有，则是毫无疑义的。
[23] 一说阿敦乃索长阿之孙，即其三子之子。断言：“阿敦的祖父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伯祖索长阿，其父为索长阿三子绰奇塔。”“在宗族成员都以努尔哈赤为敌的岁月里，索长阿的长子李岱与三子绰奇塔都是敌视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成为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劲敌。”“阿敦目睹了其父绰其塔的所为，深以为虑，多加劝阻。”阿敦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身从祖居地河洛噶善城来到北砬背山城，投靠了族兄努尔哈赤”（见赵维和：《论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族弟阿敦》）。但不知其所据。然查《爱新觉罗宗谱》可知，索长阿之第三子名绰奇阿注库，卒于甲子年（公元1564年）。他只有一遗腹子（孟生），名阿度巴彦，卒于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如绰奇阿注库即绰奇塔，阿度巴彦即阿敦。而问题却是：绰奇阿注库死后十九年方有努尔哈赤父祖被害，其起兵攻讨尼康外郎，以及五祖子孙“欲杀太祖”之事发生。而阿度巴彦在其父死后六个月方降生，从未见过父面，何有劝阻之事？可见绰奇塔与绰奇阿注库并非一人，阿敦亦非阿度巴彦。所谓阿敦之父即索长阿第三子参与敌视努尔哈赤之活动，阿敦劝阻无效而毅然投奔努尔哈赤之事与史料记载不符。又，本文写毕，笔者近日得与持上述观点的赵维和先生谋面，曾探询此事之究竟，告云发现了阿敦一支的族谱，揭示了阿敦身世之谜，其言所据本此。并说《爱新觉罗宗谱》有关索长阿第三子及其子嗣之记载有误，不足征信。笔者认为如这份族谱确属真品，则是十分重大的发现，在清朝阿敦族谱存在的本身就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因为按此族谱所载则阿敦确系爱新觉罗氏无疑，但因其触犯了不赦之条成为重罪钦犯，不仅其本人身死迹灭且殃及子孙后代，统在玉牒中被改头换面，而远离真实。显见清统治者为掩盖杀人灭迹之事实，已在玉牒上公开作伪。但一般来说，爱新觉罗氏中获极端重罪者，将被黜宗室或觉罗，即被做灭迹处理，不论本人还是子孙后代，都将从玉牒上除名。但这份族谱却说明了还有进行作伪处理后，仍在玉谍上留下其人及其子孙后代名字（但关键人物已非真名）的先例。这分明又是从未闻见的怪事一桩，何以如此处理实在令人费解。但不论如何，阿敦之后人竟然不顾朝廷之禁令，冒险秉笔直书先人被努尔哈赤残害的事实，恢复了被篡改的历史之本来面貌，揭露了清朝凶残统治的老底，如此内容的谱书竟能在清朝统治下一直流传并续谱下来，而不被发现、未遭不测，简直是个奇迹。该谱书之意义非同小可。笔者甚望了解该谱书之流传经过及相关详情，敦请赵先生尽快整理发表该族谱及其研究成果，以飨读者。因尚未亲眼目睹该族谱及研究论文，不便妄下断语，谨陈说诸多待解之疑惑问题原委如此。
[24]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页。
[25]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26] 《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二，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丙辰。
[27] [朝鲜]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28]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6页。
[29] [朝鲜]李民寏：《栅中日录》。
[3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70-171页。
[31]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89-190页。
[32]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95-196页。
[33]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241-242页。
[3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478页。
[35]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五，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册，第3145-3146页。
[36] 《八旗通志》卷一八二，《李永芳传》。
[37]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614页。按：洋阿、英格，均为延庚之音译。清官书上如此，人们稍加留意，即可分辨清楚。但今天人们翻译古籍，遇到这类专有名词时，只能按历史上固有的或约定俗成的处理，而不能以己意重新创造出新的名词来。否则，必将出现甚至自己也弄不清的混乱。中华书局译注本的《满文老档》1990年版（下简称“译注本”），即存在此类问题。仅以李延庚为例，该书本来只有李延庚（或延庚）及英格两种名称，翻译时当然应该如实直译，而在编制人名索引时，加以注明，进行统一处理，以避免误解即可。“译注本”确也这样做了，如在人名索引词头中已标明“李延庚（又称延庚、英格）”之字样，虽然“延庚”、“英格”并未单列词头（这是本应列出的），而且，本书中唯一载有“英格”的一页（1614页）索引中又漏掉，是个很大的缺憾，但总的说来，通过如此处理，还是方便了读者。然而，最为严重的问题却是，“译注本”除这两个名称外，李延庚竟出现了另外两个译名。即将李延庚译成了 “彦庚”（见该书第291、461、488、509、510页）、“严庚”（见该书第921、1227页），而在书后人名索引中它们各有与其他人名毫不相干的独立之词头，并未交待这两个译名与李延庚，乃至延庚、英格有何关联。这就等于告诉读者这是与李延庚毫无瓜葛的另外之人。尤为奇妙地是竟于一条档案内的一个李延庚，却有两个译名（见1226-1227页，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条，李延庚与严庚并存，一人真的被译成了二人）！翻译、校对出现如此之错乱，大概与李延庚的清史无迹，给人们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困难有关吧。
[38] 《清太宗实录》卷三一，崇德元年十月戊寅。
[3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614页。
[40] 周文郁：《边事小记》卷四。
[41] 谈迁：《国榷》卷八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25页。
[42] 马晋允：《通鉴纪要》。
[43] 谈迁：《国榷》卷八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225页。
[4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491页。
[45] 《满文老档》（太宗朝）卷一五。
[46] 见《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正月癸亥、《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308页。
[47] 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九月庚申。
[48] 吴骞：《东江遗事》卷上，《援辽功绩》。
[49] 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十月壬寅。
[50] 见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
[51]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八月戊申。
[52]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八月癸未。
[53] 见拙文：《李延庚叛清考评》。
[54] 《清太宗实录》卷一一，天聪六年正月癸丑。
[55]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二月戊子。
[56] 《清太宗实录》卷一四，天聪七年六月壬戌。
[57] 《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二月壬辰。
[5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5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
[6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辛巳。
[61]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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