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子与奴才的喜剧——《随侍溥仪纪实》

一 撰写者前言 

1987年盛夏，经由北京西城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我步入一个典型的老式四合院。不过，无论是正房还是厢房，也无论是南房还是北房，都依家按户地穿起房裙子、支出小棚棚，把四合院挤成大杂院。树下缺少投影之域，房前难找转身之区，竟看不出多少老北京的特色了。

我是以爱新觉罗·溥仪生平研究者的身份，到这里寻觅一位与研究课题有关的老人。他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却同一位“大人物”分不开，于是乎他的历史也变得重要了。60年代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屡次提及的“大李”是他，80年代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李得勤的原型是他，中意合拍、获奥斯卡多项奖的同名故事影片中也有他的银幕形象。对亿万观众来说他不是陌生人，而对我来说就更熟悉了。因为我不但从书本和电影、电视里了解他，还曾在档案部门查阅过他的卷宗，从许多相关人士的口中或笔下了解到他的外貌、性格和片断的经历，也见过他年轻时代留下的照片，只是未曾谋面而已。他，就是跟随溥仪长达三十三年的李国雄先生。

见面之时，我首先注意到李先生的一双眼睛还是有神的，似乎从那里看见了历史。然而历史已经逝去，李先生鬓发皆白，腿脚也不灵便了。他一般不上街，也不愿回首往事，活动范围只限于简陋的瓦屋，和瓦屋前用木板圈围多年的一小块儿院子，用鲜花、果树装点这里的天地。老人伺候别人一辈子了，此时此刻才腾出点儿精力美化一下属于自己的生活环境。

我说明了来意，我深知这说明绝不会引起先生的兴趣，或许会触痛他的心。可是，当他了解到回忆个人经历也能为历史研究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之后，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他说：“既然对你们有用，又是老朽力所能及，何乐而不为!就说定了吧!”快人快语，令人感动。我深深地理解李先生，他能说出这句话来是不容易的，对于一个跋涉过苦难历程的人来说，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回首历史的脚印，本是自己印下，却又不像是自己的。”开始回忆时李国雄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恰恰反映出先生的十分特殊的生活经历。非常不幸，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应该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附着在别人身上了，附着在逊位的帝王身上，附着在联络天下军阀图谋复辟的“潜龙”身上，附着在勾结外侮的殖民地傀儡首脑身上，附着在伯力囚徒和抚顺战犯的身上。附着在别人身上，从而泯灭了自己!李先生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残酷的历史不但要求他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幸福，而且要求他献出妻子的幸福、甚至儿女的幸福童年和青年!

回忆是酸楚的，而回忆资料确实是宝贵的。

作为溥仪的亲信，李国雄先生耳闻目睹的许多史实，涉及中国近现代史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例如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的来龙去脉；溥仪在醇王府及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活动；溥仪潜居天津联络各路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各国驻津代表的行踪；溥仪与婉容先后秘密离津并出关投敌的经过；溥仪就任伪满执政、即位为“康德皇帝”、访日、“巡幸”各地等傀儡戏表演；溥仪的潜逃与被俘；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以及他在苏联被拘留的经历；还有溥仪的引渡、改造和特赦等等。李国雄先生提供的细节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一切与此相关而重要的历史事件。

作为溥仪的贴身随侍，李国雄先生是幕中人，最了解宫闱的明制度、暗规矩，种种深宫隐秘以及溥仪那难以琢磨的私生活。从北京小朝廷内部一直沿用的“祖制”、“惯例”、“宫规”及其腐朽糜烂的现实，到伪满皇宫的内廷机构、设施、制度、习惯和人员；从北京时代溥仪耍弄奴才，到天津时代下人遭殃，以至伪满时代把随侍训练成特务；关于护军、习武，关于宫廷乐队或仪仗队，关于赏赐和惩罚，如此等等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来龙去脉；少年溥仪在北京游颐和园、青年溥仪逛天津马场、中年溥仪却成了长春的笼中“天子”，还有大量与此相关的生动实例，以及皇后的苦闷、淑妃的离婚、“祥贵人”的死和“福贵人”的入宫……李国雄先生娓娓的叙述，一定能在人类浩瀚的史书中增添一页，这一页将揭开富丽堂皇的宫廷生活的内幕，给摧残人性的封建极权曝曝光。

作为生活在溥仪身边时间最长的人，李国雄先生从溥仪的忠实仆人、摄影师、护军队长、仪仗队长，到赤塔和伯力的“难友”、哈尔滨和抚顺的“同案犯”，再到60年代以老朋友身份与其在北京重逢，从得天独厚的特殊角度看清了溥仪这位历史人物波折起伏的一生。他不但深刻了解溥仪的虚伪和凶残，了解溥仪在日本权要人物中间外谄内疑的立身术，了解溥仪在东京法庭上对待审判长、律师和被告的策略，了解溥仪应付赤塔、伯力收容所内苏联军官的种种把戏，同时也深刻了解溥仪在抚顺改造生涯中的立场及思想转变的轨迹。古人说：“山河易改，秉性难移。”我们对溥仪接受改造的程度，应当有客观、恰当、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这个问题上，李国雄先生的发言权、议论权，无庸置疑地应该受到特别关注。

此外，李国雄先生的回忆，还包含了他追随溥仪转徙南北、赴日入苏的广见博闻，这就像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上，用特定的光圈和速度拍摄下来的一幅幅风情画面，或可给读者增添一些阅读的兴味。

在大杂院西北角上的小庭院内，在那个简陋的小屋里，我早来晚归地和李国雄先生相处了十几个朝夕。北京的夏日，有时让人透不过气来，李先生的老伴奎秀清老人总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为我准备好了温水和毛巾。按她的经验，用温水擦身更凉快，每当汗流浃背的时候便洗上几把。借助于微型录音机的效能，竟能把李先生丰富的口述资料，轻松地录入磁带，这使我体会到把现代化手段引进研究领域的必要。

现在，根据20多盘磁带资料并参照档案、文献，整理撰写的这部《随侍溥仪纪实》，业经李国雄先生修改、补充，并加以审定。既然溥仪和李国雄在历史上分不开，为了说明或解释那段历史，不但应有《我的前半生》问世，还该有《随侍溥仪纪实》以佐之。两书并行，正像两人如影随形一样。李先生说，“关于我这部回忆录的价值和特色，只能由别人评说。我只想讲一句：人老了，记忆或许有误，但我绝不给后人留下半句假话。” 
  

二 父亲侍奉过西太后 

我原名李光平，汉族人，1912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宝钞胡同北头。父亲李嵩智，早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干过。

[銮仪卫处：负责抬轿及各种仪仗的机构。]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溥仪这样说的根据，便是我向他讲过的几段关于父亲的故事。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有个装杂物的木匣，我常常摆弄匣里的各种小玩艺儿。一天，我找出个小圆球，不是铁的，不是木头的，也不是玻璃的。 

“这是什么呀?”我向父亲刨根问底。 

“这是鱼的眼珠子!”父亲回答的时候，已经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手拿那颗圆珠，依偎在母亲膝下，听父亲侃侃谈起他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父亲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当差的人，年长几岁的常在夜间偷着去叉鱼。他们使用的叉，不算叉竿，仅叉头就有一尺多长。父亲问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样大的叉?因为在他看来简直能把鱼儿叉烂了。他们笑着回答父亲说：“你还没见过，哪里会知道呢!因为鱼的个头儿大，必须用大叉，据已往的经验，叉在鱼身上，鱼一打挺，这叉就变得像佛手似的。你不信，今儿晚上跟我们去看看吧!”父亲好奇，便在当天夜里跟他们去了。 

[佛手：一种观赏和闻味的果品。]

叉鱼的人们来到一块稻田地里，不远处有一片洼地，昆明湖水涨时便漫过来了。远远就听见那边稀里哗啦地水响，那动静就像有人洗澡似的，原来正是雌鱼甩子的季节。不大工夫就叉上一条二尺多长的鲤鱼，于是赶快送回宿舍，还将鱼封在罐内埋入地下，以防被管事的人看见惹麻烦。他们还告诉父亲，这是小鱼崽，大鱼都在湖内甩子，上不来。 

父亲说，他在昆明湖湖面上见过大鱼，它吃食时把头向下一扎，尾巴漏出水面总有一尺多长。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跑了，在颐和园当差的人放开胆子从昆明湖里抓了好多大鱼。这时，父亲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划一个直径三寸的大圈圈，说他在龙王庙地上曾见一堆一堆的鱼鳞，鳞片有这么大!据说西太后还驾后，很奇怪地问过侍候她的人：“湖里那些大鱼怎么一条也看不见啦?”銮仪卫处的偷儿们倘被她知晓了，肯定会人头落地。

慈禧虽恶，差人们还是要钻空子办自己喜欢的事情。父亲说，昆明湖中除大鲤鱼外，还有一种名贵的鲑鱼，差人们抓这种鱼很有经验。如果是夏天，一般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到湖边去垂钓，这时候慈禧已经休息，不再出来，湖边也没有人啦。然而，钓鲑鱼须用特制钓具和钓鱼方法：只用短鱼竿、线和钩，不用鱼漂，在钩上挂了食就扔入水中，沿湖边慢行，感觉鱼儿上钩，轻轻往上一提就把鱼钓上来了。这时千万不能甩，一甩就会把鱼的嘴圈儿勾掉。到了冬天，西太后回城后更可以放心抓鱼。单等湖边刚结一层薄冰之际，人站在岸边就能穿过透明的冰层，看见水下有片发黑的地方，那便是鲑鱼鱼群。瞄准了目标，再迈动小碎步上冰，千万不可停住，一停冰层就破裂了。就这么走着，用叉向黑处扎去，肯定叉住鲑鱼。同时，一片黑的地方将展开形成白色的宽带，霎时又复合为黑的一片，则再叉。奇怪的是，你反复地叉，这种鲑鱼反复散开、聚拢，却不离去。鲑鱼像纺锤似的，烹制出来味美可口。

父亲还讲过一件慈禧被糊弄的事儿。有一回，西太后遛弯儿来到长廊西北头后面那个殿的院子里，她手指殿外门旁一块地方说：“这里应该有一棵松树，你们快去移栽!”随侍太监们应命马上去刨了一棵栽在这里。銮仪卫处的当差人员当时有见着的，回来说，真怪，那种地方也能种树?位置、土质都不适，肯定不会活!一个月后，几个好奇的差人去看，起初看不出是死是活，有个愣的，索性把松树拔起来看，不料新根须显然已经生长，乃连忙重新埋上，悄悄离开。过些日子再去看时，针叶渐黄，松树到底死了。就这样，“老佛爷”指令移栽的一棵松树，竟然叫当差人给偷着祸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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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溥仪讲这些故事时，当然不能这么直接说，要用尊敬慈禧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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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父亲并非太监，说他“侍奉西太后”，那实在是间接的。当我出生时他早已离开了颐和园銮仪卫处，成为制作泥玩具的手艺人，就靠他这门手艺，全家勉强维持生活。

1922年我十岁，父母为了改换门庭，省吃俭用挤出一点儿钱来，把我送到旧鼓楼大街北头酒醋局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一处寺庙中，先生姓白，领着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大言杂字》、《大学》、《论语》等，背死书就是了。这样，我在那座寺庙里念了二年书。

1924年夏天，忽然父亲找到私塾来，替我向白老师请了一天假，就带我回家了，到家—看，有位客人。父亲引见说：“这是本家远房哥哥，在紫禁城当护军。”让我称呼“三哥”，我向他问安。父亲又说：“三哥想把你带到宫里去，给小皇上当差。”这位看上去能有40多岁的三哥接着说：“朝廷挑选差役，这是第三回了，挑上的送进宫廷乐队。”我不懂这“乐队”是干什么的，三哥又解释说，到了那儿整天吹、奏、弹、拉，可好玩了。有小号，有黑管，有竹笛，愿玩哪样就玩哪样。父亲挺高兴，嘱咐我说：“若是挑上了，是你的福分，住在宫里要好好学，甭想家。如果挑不上也别泄气，就跟三哥回来，再上白先生那儿念书去。”父亲还告诉我，如果问我名字，就说叫李广平。说着，拽过我一只手来，在手掌上写个广大的“广”字。“光”字是我家辈分上的排行字，从小在私塾读书，一直沿用此名，现在为啥不叫用呢?说是皇家有位光绪皇帝，要避讳。为了跨进皇家门坎，连辈分也顾不得了。

[溥仪自1923年7月16日裁撤宫内太监后，为满足享乐需要，又三次招雇差役人员，挑选十几岁的孩子进宫当奴才。]

父亲嘱咐一番，便催促三哥带我上路，生怕误了时辰。我们两人急急出了宝钞胡同，直奔皇宫而去。走了约摸3里多地，来到景山对面的神武门。进门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我交给了他。我跟着太监进宫，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槛。终于来到一座门前，我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我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我正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奇，第三名太监又把我接走了，他把我领到台阶前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种种情景：宫中对太监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外层太监绝对不许进入内层，是第二名太监把我带到养心殿，而第三名太监就是“殿上太监”，他才有资格在养心殿院落内活动，他领我来到的地方被称作“丹池”。

当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处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有人喊：“万岁爷来了!”当然是殿上太监喊的。我估计这“万岁爷”准是小皇上，真想抬头看看他长得啥模样?或许跟龙差不多吧! 只是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殿里的太监喊着告诉殿外的太监：“那个——”。殿外的太监便顺着手指的方向找到孩子，再问：“是不是这个?”如果回答说“是”，就把孩子拉到外面去，如果说“不是”，再重挑。就这样，溥仪在殿内眼望人头指指点点，里里外外的太监层层传话，于是我们这三四十个孩子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估摸着挑出了三四个孩子，殿外的太监忽然把手指头指向了我：“是不是这个?”

“不是!不是!”于是，我刚从排里被拉出，立即又被推送回去，心里正慌神，忽听殿内又传出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遂像小鸡似的被人扯着脖领提了出来，送进挑上的孩子堆里。也不问话，也不答话，连小皇上的面目也没敢看一眼，我就被稀里糊涂地挑上了。

溥仪在他的书里说我得以在宫里裁人时反而进宫当差，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关系。其实，父亲当年不过是个抬轿子的脚夫，他能有什么力量?一定要说有关系，无非是说父亲比较熟悉宫中当差生活，又认识几个人，所以才没有错过宫里招人的机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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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没挑上的孩子被送走了，我们留下的四五个有人领着，来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里的一间屋子，这便是“殿上的”住宿之处。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就超过十人了。

第二天一早，有名殿上太监来传，把我们领进养心殿内吩咐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殿上的”，由他带班，在养心殿内干活。这“殿上的”其实就是“殿上太监”，因为新招的这些孩子不是阉人，不能称太监，所以干脆就叫“殿上的”。我听说宫里早有非阉人当差干活儿的先例，不但像銮仪卫处那样的机构有，茶膳房等机构内也有。不过，早先对这些人在宫内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只能在早、晚按时入内、退宫，绝对不许在宫内留宿。后来，这些规定逐渐松弛，到我进宫时，宫里的非阉人已经不少，而且，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留宿宫中。甚至连在宫中没有职务的外人，有的也凭借私人关系偶尔住到宫中，白吃“科食”。那天听太监管我们叫“殿上的”，我当时心里纳闷儿：不是说让我们进宫学乐器吗?怎么又成了“殿上的”?不久我就明白了：“殿上的”是正业，宫廷乐队演奏员仅仅是兼职而已。

[当时民国政府与清室内务府有约，除留用宫中太监外，不得新招并使用阉人。]
[所谓科食，就是从皇帝以及后妃们的膳桌上撤下来的食物。神佛香案前撤下来的供品，也称“科食”。]

带班太监交给我们每人三样儿工具，一是普通的鸡毛掸子；二是簸箕，比普通铁簸箕略小；三是一种特制的擦地工具：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木棍头上绑两条长布，每条都有一尺宽、一丈四五尺长。这种工具是为了适应宫内清扫工作的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宫殿里有许多又长又宽的几案、陈设柜等，下面净腿儿，摸也摸不着，够又够不到。用这种工具很好使，先把那两条长布沾湿，再拧干，然后顺着几案下木腿中间的窄道甩进去，指哪打哪，布到尘除，一丁点儿不连带别的地方，十分麻利。不过，那是一种很难的技术，开始我总是使不好，不能随心所欲，一甩就缠到几案腿儿上啦。练了将近一个月，才逐渐掌握了这种技术，能够熟练地使用当时被称为“唐布”的特制扫除工具了。

我们清扫养心殿的时候，时常看见小皇上出来进去，像是挺忙的，但不知道他干啥。他从来不和我们“殿上的”说句话，却给我们每个新来的，如严桐江、李体玉、赵荫茂等人起个名字。起名的规矩是沿用原姓，中间字用“振”，再随便给找个尾字。有人叫振狼，有人叫振狗，都把人比成畜类了。我算不错的，名叫李振焘，别字佛亭，颇像个人。

“殿上的”在宫中地位最低，溥仪给我们起名时比同畜类，其实，还不如畜类待遇高。溥仪喜欢养狗，有从国外进口的大狼狗，也有毛毛绒绒的小哈巴狗，总共能有二三十条，单由太监管理喂养。溥仪给每只狗也起个名字，如“佛格”、“劳瑞”、“胖头”、“虎头”……比我们的名字还好听呢!溥仪想玩哪只狗，就点名叫太监拉出来。

“殿上的”单立厨房，主食一般为馒头，每餐一菜。虽说比在家里吃得好，但在宫中属于下等饭食。

我虽然当上“殿上的”，也还是宫廷乐队演奏员。上午把屋子收拾完毕，中午或下午抽出一两个小时学乐器。学员只有十几名，称老师为教官。正教官李墨翰，副教官张宏志。开始先学五线谱、“都来米发”和一些浅近的乐谱，几天后就学乐器。乐队有黑管、小号、大号、竹笛等各种乐器，谁学哪一种仅凭教官用手一指。我学长黑管，俗名“黑小三”。至于学习成绩，那是谈不上的，因为我们这些演奏员都是速成班毕业的，从学五线谱到能演奏简单乐曲，仅两个月时间便因故辍学。我最了解自己，当“演奏员”是根本不合格的，滥竽充数而已。按教官说，吹黑管最忌讳用牙咬管，只能卷着嘴唇含管，可我的黑管前边嘴含处，恰恰有一对儿清晰可辨的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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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记得有一次溥仪忽然高兴了，站在养心殿门前台阶上一摆手：“来，给我演奏一曲!”于是，我们各人拿起自己的乐器，吹吹拉拉地合奏起来。“停!”不知什么原因，溥仪突然叫停。演奏是停下了，但有一种乐器没收住，发出一声尾音。都说是我的“黑小三”出丑，我虽不敢肯定，却也不敢否定。谢天谢地，皇上当时没有怪罪，事后也没有追问，他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耍弄我们，对整个宫廷乐队并没有怎样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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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么一档子事：溥仪传旨说北府有礼仪活动，命宫廷乐队前往演奏。我们穿好礼服、带上乐器就去了。演奏时我憋了一泡尿，身边一名太监就向带班太监替我求情：“这孩子憋不住尿了，快给找个地方吧!憋坏尿泡小命就完了！”

[醇王府本来设在北京西城太平湖，因光绪降生于此，遂迁府址于什刹后海北沿。又因新府位于旧府之北，遂有“北府”之称。所以，北府即指什刹后海醇王府。]

“跟我走吧!”

我跟着带班太监来到一处十分雅致的室内厕所，带班太监连连嘱咐“可别弄脏了”。等我撒完尿出来一看，有个王府太监正和我们领班太监吵嘴呢!原来这是王府二奶奶——溥杰前妻唐怡莹的专用厕所，当然是不准任何外人使用的。还好，北府的人念我是个孩子，并不深究。乐队的演奏没什么好节目，这一泡尿却险些酿成大祸。

我入宫一个多月光景，忽然有一天带班太监来向我道喜：“大喜!大喜!”我还糊里糊涂，不知咋回儿事呢!

“这是道哪门子喜呀?”

“你升了!”

我并没有做出突出成绩，入宫时间又不长，居然“升了”，升为“随侍的”。带班太监说，现在就带我去见万岁爷谢恩，我一听可慌神了。进宫以来还不曾和溥仪说过话，虽说他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可人们都管他叫“万岁爷”或“老爷子”，他是皇上啊!见了面该怎样说话，怎样举动，怎样谢恩，自己还都不明白呢!

带班太监见我面有难色，就当面教我演习一番。他说，皇上赏给臣僚下属一丁点儿东西也得立即谢恩，就是赏你吃屎喝尿也不例外，何况这回是赏你提升了职务呢!见了万岁爷要磕三个响头，就是脑壳挨地有响，嘴里念叨着“谢万岁爷恩典”就行了。我遂照着他的指点，如此这般地做了一遍，倒也不难。从这时起，我成了一名不离溥仪左右的“随侍的”。

当上“随侍的”，首先是住处升格，原先只能住在养心殿外院，这回搬到养心殿里院，住在配殿后边东西夹道上的小房子里。其次，厨房也换了，随侍厨房主食有白饭、馒头、花卷、粥等等，副食也有两菜一汤，显然比殿上厨房强。

“随侍的”干什么呢?如果说“殿上的”职责在于收拾屋子，那么，“随侍的”职责就是伺候活人。溥仪睡觉、起床、吃饭、喝水、拉屎、撤尿，都由“随侍的”跟着伺候。当时，养心殿“随侍的”分为两班，每班八九人，各有一名带班。两班分住东西夹道，轮流值日：今天东夹道顶班，明天西夹道顶班。每班内也分开帮，保证在溥仪活动时总有四五个人跟着就行了。

溥仪主要在紫禁城内活动，御花园是常去的地方。溥仪行动时，随侍必须把他可能用着的东西想周全，都带上。比如手纸就是一时也缺不得的，他随时需要，一伸手便得递上去。

宫中男女界限甚严，但是，溥仪上婉容的储秀宫去、上文绣的长春宫去、上几位太妃的太极宫等处去，我们也必须跟着，跟到宫门口为止，不再走进去。这时，自有各宫的太监、宫女到宫门外来接溥仪，皇后等也要立在大殿外边相迎，我们当然是见不着的。不过，也有特殊情况：正在大长街上走着，皇后或是淑妃突然过来了，这时老远就能听见有人喊：“关防!关防!”这是在告诉要严肃男女大防。听见这种声音后，能躲开的要赶快躲开，来不及躲开的要面壁站定，直到女人们叽叽嘎嘎地去远了，才能转过脸来再走，真是但闻其声，不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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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跟溥仪上颐和园 

溥仪有时也出宫，如上颐和园，上北府。我在四个月当中，先后三次跟溥仪上颐和园。

第一次去，溥仪在石舫传膳，吃西餐。饭后溥仪走下石舫，遛弯儿遛到铜牛一带，我见他还用手在铜牛背上摸来摸去地玩儿，然后转到山上。在山路上溥仪走得很快，我跟在后面紧跑，等他到达山顶一座大殿内休息时，已经把我跑得大汗淋漓了。我遂坐在山坡小树林里摘下帽子扇风凉快，这时二嬷也跟上来了。她见我一头热气却把帽子摘了拎在手上，就关心地说：“快把帽子戴上，着了山风可不得了!你看我——无论多热也不敢摘帽子。万岁爷小的时候我跟着上这儿来，也是大热天，坐在山坡上摘了帽子扇。当时不理会，那天晚上就头疼开了。从此，白天像没事儿似的，一到午后四五点钟，鼻孔内先发出‘吱’的声响，接着这头就一阵阵疼起来，有时一直疼到次日天明，如是竟有一个多月。别人告诉我说就是中了山风啊!”好心的二嬷说到这里，溥仪已由大殿内走出来，我们立即起身随他下山乘车返回宫内。

第二次上颐和园，溥仪是要去看望他的英文师傅庄士敦。其时，庄士敦受命管理颐和园，就住在万寿山后山，隔河北岸的小山包上有栋小楼，从楼门到地面连接着砖砌的多层台阶。溥仪到达时，庄士敦已在台阶下迎候了，两人遂一起登阶入室，谈话休息。我想：室内布局陈设一定高雅华贵，古色古香，然而，照规矩我们随侍只能呆在外头，无从领略庄士敦别墅的内景。或许只有半个时辰的光景，溥仪由庄士敦陪着走出小楼，只见庄用手往北一指，我顺那方向望去，原来靠北边河坡拴着一只又长又窄、两头尖尖的小船，看样子他们要划船。来到小船跟前我一细看，船身长足有六七米，宽才半米刚过，庄士敦往船板上一坐，屁股两侧几乎就没有富余的地方了。那船桨也很特别，一只足有四五米长，向两边伸延就将近十米。庄士敦双臂摇桨，小船真像离弦的箭，飞快地冲向昆明湖，一忽儿又折返回来。我看出点儿门道：船窄桨长，划起来轻快，有速度。小船靠了岸，庄士敦向溥仪招手示意，又指指小船，意谓请皇上也划划看。溥仪笑着摇头，看来他还没有这个胆量。庄士敦遂不再强求，两人哈哈大笑地回到小楼里去了。我们跟去的随侍又在外边守候了约一个时辰，才伺候万岁爷乘车返宫。

第三次上颐和园，溥仪把皇后婉容等女眷也带去了。分乘三辆汽车，一直开到园内长廊西头，下车后先走进一座大殿内休息，并派人预先借了三四只游船。游湖时溥仪携几名随侍占用一只游船，航行在前，船上有个管船的头儿，还有一个掌舵的、几个划船的。溥仪的女眷以及内务府大臣等分乘另外几只游船尾随其后。几只游船平稳地航行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山光水色，风景宜人。溥仪忽然来了兴致，他让掌舵人躲开，自己掌起舵来，当此之际游船正奔向十七孔桥。溥仪遂对管船头儿说：“叫后边的船也上这边来!”管船头儿闻命立即转身向那几只游船打手势，不料他这边巴掌一抡，竟重重地打在了蹲在他旁边的我的脸上，面对这个没头没脑的无名大嘴巴子，在万岁爷眼前，我只好认倒霉，敢说什么呢?管船头儿自然面带愧色，可他毕竟没长后眼，也怪不了他。这时，游船已经来到十七孔桥的第一个桥洞前，溥仪掌着舵，竟也顺顺当当地穿越了桥洞。溥仪觉得有趣，又要从第二个桥洞钻回去，遂猛然向旁边一搬舵，船身当即倾斜，险些翻进湖中，把船上的人都吓了一跳，溥仪也吓得赶快把舵把子交给了掌舵人，还命管船头儿指挥行船，顺着桥边向南划，就近停靠龙王庙。溥仪下船后又玩了一会儿，还钻进龙王庙附近的山洞中看了看，即乘车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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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 印度服、福字履及其他 

溥仪为了自己享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随侍后一个来月，溥仪忽然心血来潮，传进一名在宫外承做服装的裁缝匠，命给随侍的、殿上的，每人做一套衣服。衣服样式有两种，一种是西装，一种是印度服。谁做哪种服装由溥仪指定，他毫无根据地随便说。我算幸运的，被指定做了一件西服上身和一件浅灰色带花纹的西服短裤，作为一个孩子来说还挺合适。别人就不行了，长者穿上不像老人，孩子穿上不显年轻。有的本来是白净净的青年，硬是给裁制一套黑长袍、白缠头的印度服，穿在身上四不像。溥仪自己也做了一身印度服，还穿着它抱着一根廊柱子照相。谁都不知道溥仪这是发了什么雅兴。听说这年春天，溥仪曾在御花园设宴款待前来参观清宫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还有随行人员印度人鹤谷等。莫非是因此而对印度服装发生了兴趣。反正他是想一出，干一出，毫无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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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楼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不知怎么溥仪灵机一动想出个特殊的玩儿法，派人到地安门内鞋帽商店订制了一只特大“福字履”棉鞋和一顶特大缎子料棉帽头。取货后我曾见过这两件实物，鞋长七十多公分，帽头的直径也有七十公分。记得溥仪曾命个头瘦小的随侍孙金宝往“福字履”内躺，还居然能把头部和上身躺进去。溥仪做这种玩艺干什么用呢?谁也不知道。后来听说溥仪出宫后，有人进宫游览发现了这两件东西，以为是古代神仙用过的，当做了传世国宝，实在荒唐。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谈到他为了在紫禁城内骑自行车能够畅行无阻，而命人锯了各宫的门槛，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比较清楚。溥仪骑自行车的兴趣是小李三儿给引发起来的，此人家里开自行车行，售卖各种牌号的自行车。他本人的骑车技术相当高明，在当时的“京津自行车比赛运动会”上，每次都获冠军。因此，他成了京津地区颇有名气的运动健将。溥仪也从报纸上了解到他的事迹，遂派人把他叫进宫来，让他表演骑车技术，跟他学习骑车，还从他的车行里买了许多辆各种牌号的自行车。溥仪学会后先在养心殿的院子里骑，逐渐感到不满足了，要骑车周游各宫，嫌各宫门槛是障碍物，遂命一律锯掉。当时几位太妃以及内务府大臣等都曾出面提出异议，溥仪全然不顾，一意孤行。门槛锯掉后，溥仪便经常领一帮随侍骑车游宫。当时我刚被提升为随侍不久，也跟着溥仪骑过几趟。

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骑车上建福宫去。1923年6月该宫曾发生一场大火，火场清理之后，溥仪命在这里修建运动场。不但修了各种球场，还修了一条自行车跑道，记得在跑道中途特意堆起一座三角形立体土桥，桥身长约十米，而桥顶最高处距地面七米。经过土桥时，溥仪骑在最前面，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并顺利越过土桥。随侍们也一个跟着一个地过了桥。我却是第一次上这座土桥，心里有点儿怕，接近桥顶之际，只觉得全身乏力，车把一歪，几乎掉下桥去。从七米高处落下可不是闹着玩的，吓得我冒了一身冷汗。我为之一震，倒来了点儿精神，用力猛蹬，竟也翻越桥顶，随后轻松地下坡过了桥。几个随侍逗我，让我“再试一把”，我早已胆怯，遂表示告饶。不料溥仪也跟着凑趣起哄，用手往桥上一指说：“去!再试一次。”我不敢“抗旨”，硬着头皮骑车绕了一圈儿，来到土桥前奋力猛蹬，凭着那时年轻体力强健，居然没太费力就通过了。恐惧感随之消除，我又一连过了几回，成了过桥表演的主角。

不久，溥仪又领我们骑车在紫禁城内各处转悠，返回养心殿后溥仪把我叫去，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去挑一辆吧!”我不明白这后半截话的意思，却却又不敢向万岁爷刨根问底，满腹狐疑地下来问别人。

“老爷子叫我‘挑一辆’，到底是挑什么呢?”我问。

“准是你向老爷子讨自行车了吧?老爷子让你自己上库里去挑呢!”随侍同人们这样指点我。

我一听这话大喜，不过心里感到奇怪：我没向他讨过车子呀!管他呢!去挑一辆再说。我到装自行车的库房挑了一辆全身电镀的亮光闪闪的自行车，推到溥仪面前给他看，他说：“这辆不行，我还留着呢!”于是我回到车库，换了一辆“厂*”牌德国造自行车，溥仪看过说：“这辆行，赏给你！”我遂磕头谢了恩。三个月后我随溥仪出宫，从此也与这辆德国自行车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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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楼

八 耍弄奴才种种 

我们随侍的，不但要在溥仪东游西逛时跟着伺候，在他玩乐时陪着消遣，还要随时供他耍弄。

记得当时宫中有一种压力水枪，枪膛是一节挺粗的铜管，用力一压能喷射出很高很高的水柱。它本来是夏天用来纳凉消暑的一种用具，在干燥无雨暑气蒸人的季节，用它喷射席棚或地面，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然而，溥仪经常命两名随侍每人架一水枪，面对面互相喷射，结果两人都成了落汤鸡，冷得直打战，溥仪则看着取乐儿。

溥仪进膳时还要拿我们下人寻开心，据说清宫档案中至今保存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溥仪编的一首顺口溜：

明日为我备西菜，
牛肉扒来炖白菜，
小肉卷，烤黄麦，
葡萄美酒不要坏。
你旁看，我吃菜，
一傍(旁)馋坏了洪兰泰。
口中涎，七尺长，
一直流到东长廊。
我大笑，把肉藏，
藏在屉内满屋香。
李志源、曹振光，
左右绕棹(桌)旁。
也是馋，不敢尝，
瞪着眼，如笔长。
吞着舌，赛黄狼。
一会我生菊(气)，
叫一声一群东西赶紧给我出中房
哈哈哈乐倒了三格格，
对着我直说：“我皇，我皇”。

溥仪这首顺口溜写于1924年的夏秋之际，如实描绘了他一边吃饭、一边戏弄三名下人的场面。洪兰泰原是宫里的太监，伺候溥仪多年，伪满初年还曾到过长春，却只呆了很短一个时期，也许是病倒，也许是让溥仪给撵走了。李志源就是我，入宫前我不但有个按家谱“光”字辈排行的名字“李光平”，还有个按哥兄弟排行的名字“李志源”，我大哥叫“李兴源”。曹振光就是曹宝元，当时为殿上的，后来升随侍，一直跟溥仪到伪满。溥仪把我俩描写成大馋鬼，绕着桌子转。顺口溜也提到御妹三格格，那可就文明多了。

1924年8月里的一天，我当班与其他几名随侍一起，跟溥仪到御花园等处玩了一回。回来时走到养心殿外院，溥仪忽然一个箭步窜到养心殿南门外梁代班住的房子前，从窗外往里看。随后不声不响地回头向几个年龄比较大的随侍招招手，他们赶紧凑上前去，听溥仪附耳小声说了些什么，于是几人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猛然用力推开房门冲了进去。我因溥仪没有招呼自己而不敢过去凑趣儿，很快就听见屋内传出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接着一窝蜂地跑了出来，回养心殿去了。

我不知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找机会打听跟溥仪进屋的随侍。他们告诉我说：“老爷子从窗外往里一看，梁带班还在被窝里睡觉呢!就小声对我们几个说，还从来没见过太监的小便长得什么样儿，今天何不趁机瞧瞧?我们闯进室内，老爷子先跑到炕边，把被窝子给掀了。我们几个一拥而上，把梁带班死死按住，老爷子亲自动手解开梁带班的腰带，扒掉他的裤子。你说怎么着?小便那块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剩一个黑窟窿。老爷子往那儿啐了一口唾沫，我们就跟着老爷子跑出来了。”

此事不足奇，还有更甚者。那是1924年秋初的一个早晨，溥仪把随侍的、殿上的，通通传到养心殿。那时，东暖阁门上有面大棉帘子，我们在帘子外边等待，谁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只听溥仪在里边喊：“来人哪!”第一个走进去的还战战兢兢，转眼工夫就出来了，眉开眼笑地捧着一个什么物件走了。溥仪又喊“来人”，照例进去一个，他出来后被外边的人围上问，他才说：“万岁爷颁赏哪!磕个头就行。”于是人们挤着往里进，但溥仪严令禁止，只准一个一个地进，采取按名字叫的办法。

叫到我时我心里直扑通，不知能否碰上好运气。推开棉帘一看，原来二嬷在地下站着，溥仪则蹲在小炕上。溥仪赏给我一个小匣子，我接下并跪在地上冲溥仪磕响头谢赏。离开东暖阁马上打开小匣来看，原来里面装着笛膜，正是我吹“黑小三”用得着的。我当然很高兴，认为自己的运气不错。

那天最后进屋的人运气最糟，他一出来就听溥仪在里边开心地大笑不止。这人手捧一个挺大的盒子，人们还以为他发了财，围上来看他开盒。一揭盖，顿时臭气扑鼻，人们四散躲避，里面竟是溥仪拉的屎!估计是溥仪刚拉的，趁新鲜便当成“御赐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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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楼

下人中也真有在那次颁赏时发财的，得到古玩或其它黄金制品。我进屋时曾见到摆在小炕上的长几上放着一堆一堆的“御赐品”，其中确有宝物。溥仪摸一件不管什么就给人，不过有的也可能是有考虑的。比如把笛膜赏给我，不一定纯属碰巧。笛膜是我需要的，但不值几个大钱。

虽说那次颁赏时溥仪还年轻，也已成年，且早已有了一妻一妾，不可仅用“顽童之举”解释了，他拿赏赐取乐，拿下人取乐，到天津，到伪满，这种事儿依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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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 臭鸡蛋和牡丹花 

我进宫那年春天，溥仪命郑孝胥为首席内务府大臣，全权整顿内务府。然而他的“整顿”触怒了宫内许多顽固的既得利益者，很快走向失败。我进宫不久，郑孝胥就下台了，“总管内务府大臣印钥”仍归顽固派老臣绍英掌管。小朝廷上下依然是贪污、盗窃、贿赂公行，腐朽不堪的生活日甚一日。

[1924年6月25日溥仪传旨，允许郑孝胥以“旧疾复作、难胜繁剧”为由开缺。]

起初，看到溥仪吃饭的场面感到浪费太大。溥仪一声“传膳”，呼啦一下子几十道菜就全都摆上来了。做这一餐，不知要耗费多少鸡鸭鱼肉、海味山珍，可吃到嘴里也不见得是好味儿。这位万岁爷嘴急，传膳又没时没晌，啥时要吃必须立即堵在嘴上，御膳房的人也都没长神手，只好老早预备出来，放在锅里蒸着。也是熟的，也是热的，可就是新鲜味道全走了。反正摆上菜来以后溥仪也不正经吃，只在眼前的几个碟子里夹上几筷子，就撤桌了。给一人预备的饭菜，或许早有数十人等着吃“科食”了。如此浪费，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

日子久了，发现宫中到处都有舞弊现象。拿库房和膳房的关系来说，库房负责供货，膳房则要按一定标准备料，舞弊和勾心斗角那档子事就打这儿来了。有一次，库房向膳房供货——一箱鸡蛋。膳房要求鸡蛋个头要匀，取一个大酒盅当量器，磕开鸡蛋后淌出的蛋汤要刚好装满酒盅，稍微多些或稍微少些都不收。当然，如果库房送货人肯把洋钱送到膳房管事人的手里，哪怕鸡蛋只有鸽子蛋大小也能放行了。

偏偏这位库房送货人不买账，自恃找到一个有势力的后台，原来这回他是打着王爷的旗号送来的，说鸡蛋是王爷给皇上的贡品。膳房管事人毕竟也是奴才，岂敢对抗王爷?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办法，收下这箱鸡蛋后就放在烤箱旁边，硬烤了两整天，然后把总管膳房的官员找来，说库房送来一箱臭鸡蛋，总管磕开一只看看，果然泻黄了。于是，一场官司打开了：拿臭鸡蛋供应皇上，那可是库房承担不起的一大罪名啊!

这里不妨插叙一段宫中流传的故事，那还是慈禧时代。有一天，老六爷恭亲王奕欣进宫给太后请安，时值新春来临，慈禧心血来潮，命老六爷进贡牡丹花。老六爷回府之后赶紧派人买了几十盆上等品种的牡丹，当晚送进宫去。或许因为过于匆忙，忘记了对太后跟前的太监们略为打点。他们遂存心报复，连夜逐盆灌浇开水。设想严冬时节的鲜花本来就特别娇嫩，再故意令其根部接触滚烫的开水，花朵还能不耷拉头吗?次日一早，太监端几盆摆放在慈禧的寝宫中，禀明这就是恭亲王给老祖宗送来的牡丹花。慈禧见盆盆花朵耷拉头，十分气恼，立即传出懿旨：“叫他进来!”恭亲王接旨进宫叩见，老佛爷大发雷霆，指着老六爷的鼻尖说：“跟你要花，你不愿意给是不是?看看你进贡的竟是什么东西!”奕欣看一眼耷拉头的牡丹，吓得上牙下牙打起战来，不敢分辩半句，只是捣蒜般地磕头谢罪。仰仗奕欣是慈禧的宠臣，否则这一锅够他吃的。这件事说明：宫中腐败、太监吃贿不自今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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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楼

十 腐朽不堪的宫廷 

内务府管收支流水账的司房人员，收贿的手段更多。那时宫中有许多库房，如灯笼库、菜库等等，每个库房都设有专职买办，给宫廷采买用品。这些买办必须向司房人员行贿，其中大有油水。比方买进一样东西，原价五毛，现在只需两毛就够了，司房人员可以不问价，提笔“照例”二字，仍开五毛，所余三毛就入了私兜。总之，宫中上下人等都啃溥仪这块骨头呢!

每年深秋，各宫照例糊棚，这笔开销更是不得了。谁能得到进宫当糊棚匠役的机会，谁就有财发。为了这一肥缺，匠役们必须下功夫把宫中上自管事人下至茶房、仆役通通打点好。想安安稳稳地给某宫某殿糊上一间正房，必得连带糊了管事人一家的房间，而且还要往茶房、仆役那些低一等的人家里送糊棚纸。若问这是为什么，说来也简单：如果光打点上头不顾下头，下头的人也会出难题。比方你白天把棚糊好了，他晚上把炭火盆烧得旺旺的，长时间烘烤，把纸棚烤得嘎巴嘎巴响，直到烤裂，然后就向管事人报告说纸棚质量太差，用这种办法砸匠役的饭碗子。然而，只要你打点好了，仆役们就会协助你工作，用阴干的办法保护纸棚。

还可以举个例子。宫中常有赏赐这个名目，过年过节或是皇上、皇后、老太妃们过生日，都有赏赐。尺头，本是一种很普通的赏赐物品，也就是成卷的绫罗绸缎。奇怪的是，溥仪赏尺头时我能得到绫罗，老太妃赏尺头时我却只得到窗纱。后来了解到，因为我常处溥仪身边，中间人怕问漏底，才不敢在赏赐上做手脚；老太妃们则是我们终年见不到一面的，用窗纱顶了绫罗，那赏钱的大部便可以中饱私囊了。

郑孝胥要“整顿内务府”，哪里会办得到呢?宫里这千把人张嘴等着乱中取利呢!如果真让郑孝胥给整顿好了，人家的饭辙岂不丢了!我听荣源说，郑孝胥整顿来整顿去，四处碰壁，要啥没有啥，找谁找不到，只好以失败告终。

[郭布罗·荣源，皇后婉容之父。晚清曾任候选道轻车都尉，1923年8月10日出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到1924年11月5日溥仪出宫。]

据我所知，溥仪还曾采取过其它整顿措施，如清查宫中文物、陈设，并登记造册等等。记得我进宫不久，曾见两个陌生人站在置于养心殿西暖阁窗外的高约一米的古铜瓶周围，其中年轻些的一人先用摄影机给古铜瓶照相，刚照完，年岁较大的那人立即靠上前去，用一把小刀去刮铜瓶表面上那一片片的绿铜锈，并把刮下的锈末用纸包好，放在布袋里。

我当时很奇怪：照相之后还要刮铜锈，这是干什么呢?随侍中比较知情的告诉我说：“刮锈的人是位大臣，名叫罗振玉，现正奉命给万岁爷鉴定宫中古物的制造年代；照相的人是内务府堂郎中，名叫佟济煦，经万岁爷批准，要把外边见不到的宫中古物拍摄下来，用珂罗克司版影印成书行世。”为了清查皇产，溥仪把著名古物鉴赏家罗振玉也传进宫中来了，罗当年已有六十来岁，我第一次见到他。佟济煦拍摄宫中古物古画，制造副本出售，一时成为热门货，倒是赚了钱，说此人有经济目的我信。后来溥仪赏过我一本题名《八骏图》的册页，内有各式各样的奔马动作形象，此即佟经手印制的副本。后来在天津佟为溥仪筹办经费，把大批珍宝送进日本正金银行作抵押，借款或售卖，从中得了什么好处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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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溥仪出宫前后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民国政府总统曹锟。月底，宫里的人就慌神了，只见一些太监一见面就咬耳朵：“听说撵出宫去的太监有些已经上冯玉祥司令部去控告了!”

“告什么呀?”

“告万岁爷盗卖宫内古物!”

还有人嚷嚷说“冯玉祥把紫禁城的护军给撤了”，又说“已在景山冲宫内吊上大炮了”……我倒不以为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还不懂得害怕呢！

11月5日头半晌，溥仪正在养心殿呆着，我站在南北长街上，忽见两人架着个老头，由南边西华门方向过来拐向养心殿。等他走近我才看清，原来就是内务府大臣绍英。只见他一脸焦急的神态，边走边问：“皇上在哪儿?皇上在哪儿?”就这么被架入养心殿，呆了不算短一段时间，又让人架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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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楼

不一会儿，话就传出来了。说是冯玉祥“逼宫”，紫禁城已被重兵包围。还说站在御花园的秀堆上就能看见城外的动静。我好奇，约一起当班的随侍王三元去看，我俩真爬到秀堆顶上去了。我正四外张望时，王三元一把摁下我的头，还问我“嚷什么”?我来不及说话，赶快从秀堆上下来。

“我并没有嚷呀，摁我头干甚么?”

“把脑袋抬那么高，想吃枪子呀!”王三元比我稍大，当然也比我懂事多些。

这时，溥仪派人把我俩找回养心殿，对我们说：“冯玉祥不讲理，派鹿钟麟来逼宫，你们几个收拾一下跟我走!”当时在场的随侍除了我和王三元，还有祁继忠。

我记得是在那天接近中午时出宫的。我们几个随侍紧跟溥仪出养心殿，经南北通道入御花园，走秀堆旁边的延和门再出顺贞门。这时，我看见有两辆小标克卧车开进了神武门。溥仪和鹿钟麟先后登上头一辆黄色车，我和王三元、祁继忠也跟着上头一辆车。因为车内实在太挤巴，我就把脚登在踏板上，半拉身子吊在车外。这节骨眼儿上王三元还开玩笑呢!他从里边伸过手来扯我的耳朵。婉容、文绣，还有荣源，上了第二辆蓝色车。

车行十来分钟就停在北府大门口上了。鹿钟麟先开门下车，溥仪和我们几个也跟着下了车。只听鹿钟麟对溥仪说：“你们不能继续住在宫里了，自己回自己的家吧!”他们两人你问我答地聊了一阵。这时，荣源从后面那辆车里走出急匆匆地跑过来，只见他穿件坎肩，却只套一边肩膀，斜斜歪歪地搭在肩头上，冲鹿钟麟气哼哼地喊道：“什么都别说了!你们让出宫，我们也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说!”他像发疯似的，鹿钟麟也不理他。有趣的是，溥仪来到自己的父亲家，进门还要履行手续，真滑稽!

溥仪被安排在北府后花园内的几间房子里。下午二时左右，溥仪像发了神经病，他用鼻子闻闻这儿又嗅嗅那儿，发现了某种异味儿。因为当时我正跟着他，他便问我：“闻出什么味儿来吗?好像煤油味!准是鹿钟麟要放火烧死我们!”我闻了半大，什么味儿都没有，又四外查看一遍，也没发现一丁点儿纵火的迹象。然而，溥仪惊魂未定，还是放不下心来。

听说当天晚上溥仪没敢睡觉，怕大火烧起来，真是活见鬼。我和王三元、祁继忠住在北府太监们腾出的一间房子里，倒是睡得很安稳。

11月7日，溥仪传我去。等我到他屋里一看，还有两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孩子。溥仪把我们叫到跟前说：“我这里用不了太多人，你们几个回家吧!”说完，给我们每人一样东西，给我的是一个镶宝石的金戒指。我知道准是有人奏了一本，说我的坏话了。但我当时挺高兴：转眼离家已经半年，加上伺候溥仪感到内心压抑，想念父母，盼着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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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楼

十二 从一个镏子到一百块大洋 

我进宫半年，并不曾想到升官发财，但也希望能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料，溥仪用一个金镏子就打发我回家了。见着父母亲人是挺高兴，转眼间又感到不是滋味儿。

我在家呆了二十多天，有个杨宗光来找，此人当时是溥仪的贴身随侍。他见面就说：“皇上想你了，叫你去呢!”我问上哪儿?杨说皇上已经移住日本公使馆，我们现在就上那儿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别父母，跟着杨宗光上路了。

我们走进东交民巷，从门前牌匾知道，道西是英国公使馆，道东便是日本公使馆。可是，路东这个大门紧紧地关闭着。杨宗光告诉我，使馆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才在大白天关起大门，我们得从日本兵营那个门绕进去。这两个院子隔道大墙，中间有扇小门连通，我俩就经过那扇门来到位于日本公使馆院内的一栋二层小楼前。这里无疑就是溥仪的“行在”了，杨宗光引我上二楼面见溥仪，我给他磕头请安，溥仪说：“我想你，就跟我在这儿呆着吧!”

我到日本公使馆是旧历甲子年的十一月上旬。溥仪怎么来的我没见着，听溥仪说是郑孝胥给联络的。但那时的局面很复杂：郑孝胥奏请皇上到日本公使馆，庄士敦奏请皇上到英国公使馆，两人各怀心腹事，溥仪处在举棋不定之中。还有个北府的管家张文治，一步不离地跟踪溥仪，与其说他替载沣办事，不如说是个和鹿钟麟通气的人。据溥仪跟我讲，他潜入日本公使馆的一幕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为了不使看守北府的政府军警生疑，事先故意与之联系说溥仪要前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治病，军警们便也跟了几个去。溥仪遂空走一趟医院，当天返回北府，目的是从心理上麻痹那些看守北府的军警们。隔日溥仪又上德国医院，就只剩一名军警和张文治跟着了，汽车在德国医院前门停稳后，军警和张文治都懒得下车，溥仪走进医院便看见了等在那里的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装得互不相识，在楼内瞎转一气，就从医院后门溜出。为防备让人盯上，特意钻进乌利文洋行，溥仪还随便在那儿买了一块怀表。那是一块灰色地、镶金边、表心带闪光的高级怀表。当溥仪等正要从洋行后门溜走时，不明真相的人还请示溥仪，问是否要告诉仍然等在德国医院前门外边汽车内的张文治和军警?问要不要把汽车开过来?溥仪一摆手：“甭管!让他们呆着吧!”这就是溥仪潜入日本公使馆之前的一段细节。

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呆了三个月，婉容和文绣也住在这里，太监李长安，还有一位刘太监和两名宫女伺候她们。

溥仪每天有些礼仪方面的应酬，但还是感到无聊。他很少到日本公使芳泽谦吉那边去，白天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有两回曾走出公使馆，因为往东几步路远便是一位格格的住处，溥仪去玩玩。据我所知，有个阶段他晚上出去，为了防止被路人认出，事先化装，而且只带着祁继忠一人，骑车离开使馆区遛街兜风，据溥仪说到过东安市场，到过神武门前的护城河，也到过什刹海湖畔。

一天，溥仪命茶房给他插糖葫芦吃。宫里每年都做这玩艺儿，工艺特殊处在于每根竹棍上只串一个大山楂，和市面上一串五六个不同。茶房御厨奉命去做，没想到溥仪也跟到茶房。御厨后来告诉我，在公使馆临时安设的茶房地方窄小，锅也小，工作台子也只能容得一人施展。偏偏皇上还来凑热闹，他又不会干，两只手粘满了糖，一拽一条长丝，绕来绕去，哩哩啦啦地掉落在御厨脖子上、胳臂上、手背上，烫得御厨直抖动，却又不敢言语，真是活受罪。这件事倒能反映溥仪当时苦闷无聊的心情。

腊月廿三日过小年那天，按旧习俗要买灶糖祭祀灶王爷。溥仪命人买了很多糖果；有关东糖、条条糖、灶糖，还命茶房制作了许多糖葫芦。记得是在头半晌，我和几名随侍来往于楼前楼后，忙忙碌碌地做这样，干那样，忽然，二楼上的溥仪推开窗子向院内大声喊道：“张开兜接住!张开兜接住!”随着喊声，各种各样的糖果从二楼楼窗扬出并散落下来。我们几人都身穿蓝布大褂，正好用两手拎起前襟衣角，形成一天然大布兜。有人接不少糖，有人却一块也兜不住，我是幸运的，刚张开衣襟就兜住很大的一个葫芦型糖瓜，心里很觉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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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楼

我跟溥仪在日本公使馆过了春节，过了溥仪的生日和元宵节，又过了十来天，溥仪突然又把我找去给了我一百块大洋。我谢过赏，溥仪说：“你先回家吧!”他既不说说原因、理由，我索性问也不问，收拾一下零碎东西出门就走了。当时并不知道溥仪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没想这次把我撵走，有朝一日还会派人接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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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十三 溥仪阴差阳错地来到天津 

1925年初夏，杨宗光专程从天津来到北京宝钞胡同我家，说“上边”让我去。

“上边现在何处?”

“天津日租界张园。”

我感到奇怪：离开北京日本公使馆之前，曾听溥仪说过，要搬到对过英国公使馆去住，因为经庄士敦奏请，英皇已经表示接纳溥仪，赴英的船票也买好了，溥仪不日就要登程游历英伦三岛。怎么，忽然又跑到天津日租界去了呢?

“上边不是说要访英吗?”

“嗨，改变主意啦!上天津是罗振玉联络的。”

后来溥仪跟我说过，他一直想赴英，来津前夕还曾派庄士敦前往英国公使馆联系。庄见到了英国公使，交谈了很长时间，原来英国政府变卦了，对于接纳溥仪已无兴趣。溥仪这才决定采用罗振玉的建议，不论将来赴英还是赴日，先到天津再说。

“到天津多少日子啦?”

“你离开日本公使馆才四五天，赶上龙抬头”，上边就启跸了，而今幸临天津张园将三个月了。”

[溥仪动身日期为1925年2月23日，旧历乙丑年二月初一日，次日即俗称的“龙抬头”日。]

杨宗光简单说了说情况，我也不细问，再一次告别父母，跟他上天津去伺候溥仪。至此我也能明白了：每到节骨眼儿上溥仪就打发一批人，省得嘴杂事繁，碍手碍脚，平静以后需要人手时，再一个一个找回来。

到了天津张园，溥仪照例说几句“想我”的话，显得颇为亲热。又给我改了名字，他说：“从今以后别叫李振焘了，改叫李国雄。”这个名字沿用至今。接着，溥仪给我讲述了他从日本公使馆出来时亲历的惊险故事。他说，那天经化装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房，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尽心尽力护卫他，对旁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敢拦敢挡的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一两天后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溥仪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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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楼

十四 卖宝与“打价” 

溥仪在天津初期的生活并不是很惬意的，经费靠遗老们进贡，当然不充裕。多亏有些东西可卖，那是溥仪为游历英国而准备的生活费，1922年秋冬之际，他利用溥杰每天出入宫廷的条件，以“赏赐”为名，令其将大量字画、宋版书和玉器盗运出宫，其中一些宝物就在这时变成钱了。

关于溥仪卖宝，当年社会上议论颇多，但有些故事是文人们编出来的。例如《华北晚报》登过一则《溥仪卖宝》，副题为《红钻石博得万两金》。全文如下：

溥仪在津，益无聊赖，近以经济窘迫，潜将红钻石一颗，如樱桃大，光滑无比，计重有四十格兰姆，亲往各珠宝店兜售。店主见其衣履平常，情势慌张，疑为赃物。随即出言恫吓，谓此非汝所应有，若不从实声明，定当送警究办。溥仪无奈，只得备述所以，并及其脱货求财之窘状。店主哀而怜之，许以设法，询其售价，一二千金足矣，然同行中竟无由识别其真正之价值者。继有西方贾胡格列特氏，言此钻石出自南美喀斯德俺拉特矿中，得受山川之灵气，与日月之精华，经数千百年而始成鸽血色，奇彩焕发，入夜尤明，闻系前清光绪间由古巴公使进贡内廷者，愿出重价，以归古主，当付国币二万元购云。溥仪得此巨款，感谢店主，赏以千金云。

我认为这件事不会是真的，说溥仪穿戴平常，只身到各家珠宝店抛售宝物，这不合乎实际情况。即便他有过私自外出的机会，也只能在深夜，白天是不敢的。再说溥仪手中的钻石我见过许多，都是白色的，质量稍次者微黄，颜色愈白愈好。我从来就没见过红色的钻石，而那位文章不但指出了红钻石的产地，还说明了溥仪这颗钻石的来源，真编得奇巧。

尽管如此，溥仪卖宝或用其它物品兑换银元，支撑生活，以解燃眉，这是属实的。有一天，我在张园的院子里值班，听候遣派。只见溥仪的专车从市内返回，由大门进院，一直开到楼前台阶下。我心中纳闷儿：皇上、皇后都不曾下楼，坐在汽车里的人能是谁呢?这时，从刚停稳的车上一股脑儿下来好几个人，接着从车上陆续卸下三四个小木箱，还有好几条小麻袋。体积都不算大，却颇有分量，两个小伙子抬一件，显得很吃力。抬进楼内我也不知道放哪间屋里去了。因为我并不认识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以不便靠前搭话。直到木箱、麻袋全部抬进楼内，我才凑到车前向司机问了一句： “拉什么东西，这么有分量?”司机脱口答道：“万岁爷叫人兑换的现洋!”这是我亲眼所见，至于用甚么样的珍宝兑换来这么多银元，我就不得而知了。

溥仪时常说：“没有钱了，还得借。”他确实向日本正金银行贷过款。那时，他常常谈到俭朴美德，跟我们讲清朝各代皇帝勤俭爱民的故事。他说，康熙做了六十多年皇帝，只用一领席子。还有一件事例能够说明溥仪当年经济拮据的状况。我经常奉命采买物品，回来向溥仪报告购物情况时，这位“真龙天子”竟然要问一声“打价没有哇?”所谓“打价”就是要向卖主讨价还价，不许不问价钱就照全价花大头钱。一次买表打了七扣，又有一次买戒指打了八扣，向溥仪报告后他很满意。经我手还曾购进一部敞篷汽车，记得“打价”的结果，花了不到一万五千元，溥仪挺满意。

买日用小件物品也得“打价”。一次，溥仪想吃元宵，命茶房做。茶房还没有工具呢，遂命我开车出去买，我很快就买回了笸箩、漏勺等全套做元宵的工具。回园子报告后，溥仪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这样贵?打价没打价呀?”问得我张口结舌。其实这类东西不值几个大钱，明码实价，还要还嘴吗?溥仪根本不知道行市，反正得“打价”就是。幸亏随侍王简斋在旁接茬说：“嘿!真像是开了元宵铺似的。”此人是随侍中最早跟着溥仪的，深知主人的脾气，遇上这种情况打个岔儿就能解决问题。事后他还来找我卖乖说：“老爷子正嫌你买贵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帮你解了围。”

溥仪绝不允许下人利用购物之机赚他的钱，更不许“吃回扣”。当然他也不可能全管住，背着他吃回扣的情形还是不少。一次，我和司机一块儿去买汽车，老板问司机“要多少回扣”?当着我的面司机不敢说要，后来司机单独去取车时又表示要回扣，被老板给顶了：“当时问你说不要，现在不能变价了!”老板只知按市面习俗办事，哪里知道张园内部的规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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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楼

溥仪这种“打价”和严防“吃回扣”的财经管理办法，是在经费拮据的天津时期产生的，但却一直延续到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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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三教九流网罗门下 

溥仪在天津立脚后，便开始网罗三教九流之人。这里说的不是找政治伙伴，而是为了个人享乐，招募各类佣人。供其驱遣于车前马后的种种不必说了，这里只举几个专供满足溥仪精神需要的下人。

在张园的一间下人宿舍中，住着一位年岁较大的南方人，名叫许荣勋，是专门给溥仪画画的。他的作品都是工笔山水人物，记得溥仪曾经赏我一张观士音菩萨佛像，就是许荣勋画的。因为相处熟了，有一次我开口求他给我画一张。大约等了两个月，有一天我在院内碰见他，他说： “你要的画画完了，到我房间取吧!”我遂跟他去拿回一张工笔山水，画得颇用心。还题了款，上款“赠佛亭老弟”，下款“许荣勋敬画”。我很珍视这张画，请人装裱后送回北京家中保存，据家人说直到文化大XX才失落。

还有一个有特技的微书法艺术家，能在芝麻粒的一面上用毛笔写四个字，也能在瓜子仁儿上写一首七言诗。现在不是有人能在象牙物品上用刀刻小字吗?他则能用毛笔写那么小的字。写出的字用肉眼看不清，在放大镜下还能看出笔锋来。此人姓李，名字让我忘了，是在天津“三不管”地界被发现的。有人报告溥仪，溥仪以为奇，立即派人把他找到张园来，并安排住在楼下奏事官张宏志的屋里。我听到消息就跑去看稀奇，只见他一手举着根钢针，针尖上扎一粒普通芝麻，另一只手拿着毛笔，站在电灯下，正往那粒芝麻上写字呢!当他全神贯注写字时，两只眼球中的黑眼仁儿就完全集聚在鼻梁一边了。他用的笔当然也是特制的，其实就是把普通毛笔笔尖上的两三根毛留下，剪短或拔掉周围用不上的笔毛自制而成。那天他是奉命作微书法表演，溥仪就站在他身后，看得津津有味。从此，他每天为溥仪创作微书法作品。有一次，他为溥仪写了一幅长约十五公分的“一笔寿”，粗看是个“寿”字，细瞧那字却是由千千万万的小黑点儿组成，原来是微写的整部《金刚经》，他完成这幅作品费时整整两个月。溥仪看过之后又出了新题目：亲笔写下一个长约三十公分的“佛”字，让他按此字样，再写一部佛家经典。可惜此字没有写完，他因吸毒(抽白面儿)让别人告发而被溥仪撵出了张园。据我亲眼所见，他走时那个“佛”字只缺最后两笔，数月之功就此报废，真是“功亏一篑”，惜哉!惜哉!我与这位李微书法家相处年余，他吸毒是缺点，人还不错，没有架子，无论何人求他写字，都绝不推辞。我也求过他，他曾在一粒芝麻上给我写了“天下太平”四字，可惜没能保存下来。

御医是溥仪须臾难离的人物，在天津时有两名：萧炳炎和佟成海。两人性情不同：萧是南方人，用药较温和；佟是北方人，药剂子又大又猛。溥仪需要看病，便酌情传两人中的一个。

我经常奉命传萧炳炎“请脉”。萧这人当年没少让溥仪折腾，不论白日、黑夜，溥仪稍有不适之感就叫他，一天不知叫几回。有时看了病刚走，不到一小时又叫回来。萧家住永平里七号，但几乎每天都得在园子里值班。他住的房间从来不从里边落闩上锁，我们一到就拉门进去，走到床前，轻声将他叫醒。他好半天才能坐起来，而且坐在床上也不下地，先伸出两只手，磨擦拇指数十回，再把磨擦完毕的拇指放在眼皮上左右擦几次。就这样磨了擦，擦了再磨，反复数次，才慢慢下地、穿鞋，有时还要用湿毛巾擦脸，这一套完成后才出门上楼给溥仪看病。我曾计算过，从叫醒他到走出房门，少说也得半小时。有时溥仪等急了，接三连四派人来催，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深知，溥仪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

溥仪延聘艺术家、医生本不足为怪，令人不解的是，他还在下人厨房中养活一个白吃白喝的瞎子。也没见过瞎子给溥仪算命，就知道此人耳朵特别灵，整天坐在厨房内，远远听见脚步声便知道他是二三十人中间的哪一位，绝不会错。或许他就凭这一手本领充当溥仪的食客吧!

由于溥仪门下人员复杂，园中的事也常常流布到社会上，成为各种报纸的猎奇新闻。甚至有的编造情节，耸人听闻。《大公报》登过一条“溥仪断炊”的消息，说张园有个厨役暴毙，死因不明。特录其文于下：

昨晚八时， 日租界宫岛街居住之溥仪，其厨役李某忽感腹痛即行就寝，至今晨九时尚未起床，其同事叩门呼之，无应声。破扉而入，见李已四肢冰冷，死于床上，原因不明。溥大懊恼，遂通知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适该署近藤嘱托医不在，乃由共立医院派某医师于午后三点， 由司法警察官监督之下，检验结果究为食物中毒或服毒自杀，抑或为煤气熏毙尚未判明。今晨溥氏感觉饮食危险、勺饮不敢入口云。

此事好像是发生在1926年的12月份，不像是好事记者硬编出来的，但我已经没有印象了。那些年在溥仪的下人中间常有怪事发生，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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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楼

十六 严禁夜间外出 

溥仪住在天津的租界内，人身安全由日方负责保护，可他还缺乏安全感，常常亲自过问张园的门卫事宜。1927年4月，溥仪就曾连续颁发谕旨，严禁园子里的下人夜间外出。

最初，溥仪给“行在”庶务处任事，即园中佣人大总管佟济煦下了一道手谕，严格限制“园中当差人等”，绝不允许未经请假深夜外出。谕发后溥仪留心检查，发现还有人在深夜出入。溥仪很生气，遂传佟济煦询问，佟懵然无所知。又叫护军队长索玉山，此人乃皇族出身，和溥仪是远支本家，早在小朝廷时代即担任紫禁城护军队长。居然连他也不知情。溥仪一气之下，将二人一并处罚，再度发出亲笔手谕：

前曾传谕：在园中当差人等不许夜间外出，如有事故亦须报告队长，由队长回明该管理济煦，俟准许方能告假。昨晚竟有护军孙余善私自出园，夜深始返。该管理济煦所典何职?该队长玉山所司何事?竟茫然不知，实属惰怠已极!济煦著记大过一次，玉山著罚月例二个月。今后责成该管理，督率玉山等，严加整顿，认真管辖，不得私徇情面，遇事推诿。如再发生此等事情，惟该管理、队长是问。言出法随，不得视为具文而忽略者也。此谕。三月十五日。
(此谕著留案以备稽考)

这篇手谕是1927年4月16日，即旧历丁卯年三月十五日出的。事隔一两天的某个上午，我和杨宗光在溥仪身边伺候。溥仪伏案写了一张条子，写好即招呼杨宗光，让他发下去。杨还未走出屋子，又被溥仪叫回来：“等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又要回交给杨的条子，重新写一张，写完站起来走向寝宫西南角。那里摆设一个玻璃柜子，类似今天的二层酒柜，柜上有个瓷盘，盘内放一颗小图章，四面都有字，不知谁刻的，却从来不曾使用过。溥仪亲自取来那颗图章，在新写好的纸条上印了一下，又交给杨宗光说：“给佟济煦拿去!让他告诉大门上的人，就说这条子是我写的，今后不见这种盖章条子，谁都不准出去!”于是，这张条子便夹在溥仪的档案中一直保留到今天。上面写道：

所有张园内仆役一切人等，于夜间由十时至早五时出门，非经盖此章不得放出。

据我所知，门卫再也没收到过盖章放行的条子。是不是从此就没有夜间私自外出的呢?那只有当班的护军心里明白。

对护军，溥仪还另外给订了四条规则：护军按时站岗，不能空误；夜间十点锁门，非因公事不能出入；物品出入严密检查；如有事、病均须请假。对于违犯规则的护军，先由护军队长与总管佟济煦商量提出处罚方案，再奏报溥仪定夺。例如有一次护军吴香泉和关文亮互相斗殴，索玉山和佟济煦提出了“拟请开除’，的意见。溥仪则给予从轻发落，据记载“正月初七奉谕著罚月例一个月并记大过一次”。刚刚罚了吴、关二人，又出了个张茂泉。此人也是护军，“于初八日早间出门，并未请假，空误大楼前门岗位，有违定章”。索玉山和佟济煦的意见是“拟请恩施著记大过一次”，溥仪怎样定夺的我忘记了。不过，一般总是下边提得严些，上边处理则宽些，以示“万岁爷”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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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十七 楼顶上的悠闲生活 

溥仪刚住进张园时，园内主楼除地下室，只有两层能住人。二层之上原为供游人娱乐的屋顶花园，溥仪搬来后就作为平台了：左右两边是上、下楼的楼梯间；前后两边则有一米高的水泥栏杆。平日，随侍有在平台上放风筝的，溥仪也想玩玩，命人买来一只十二节长的蜈蚣风筝。然而风筝太大，就使平台显得狭小了，只好把那放不起来的风筝送到楼梯间里去搁着。我放一只小鹰风筝，开始只用一轴线，觉得很有意思，便一轴轴地增加，最多时加到八轴线，放出的“小鹰”变成小黑点，最后连黑点也看不见了。有一天，东南风刮得挺硬，我忽然想到：何不借此风势玩玩久已闲置的十二节大蜈蚣?虽然那是御用品，但我深知溥仪高兴时在这些事上是不挑毛病的。我遂把“蜈蚣”拿出来摆在平台上，捋着绳一抖，那“蜈蚣”就飞起来了，十二节长，力量好大嘞!我几乎拽不住它，又不敢撒手，任其顶风翱翔，竟把我从平台东南角一直拽到西北角的栏杆前，如果再不撒手，非把我从平台拽出去跌到院子里摔死不可。于是，我也顾不得“蜈蚣”了，不料刚一撒手，风筝失去拉力，非但没有远走高飞，反而一头扎到院中去了。虚惊之余，我把这事来龙去脉报告了溥仪，他埋怨我主事不慎重，用关心的口吻说：“下次不准再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不久，溥仪命在平台上加盖了一层木板房，作为他和婉容的娱乐场所。有一次过“万寿节”，溥仪就在这里招待来园祝寿的外宾，并延聘韩炳谦表演“中国戏法”，我们当随侍的也能借光一饱眼福。有时溥仪把随侍全都召集到木房子来，拿我们寻开心。记得他曾让赵荫茂唱一段戏，赵羞口唱不出。溥仪又叫曹宝元唱，曹无法脱身，遂站在墙角上面朝里，唱了一段《捉放曹》，不料刚喊几声嗓子就劈了，逗得在场人哈哈大笑。还有一次婉容在木屋设午宴，招待一群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女宾，我奉命伺候，因此得到机会观瞧了一场无须门票的真正的“西洋景”。这次午宴是中餐，而那些外国女人根本就不会使用中国餐具，对她们来说端碗用筷子都是新鲜事!我见她们都把两只眼睛紧紧盯在婉容的动作上，婉容则故意把进餐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做得斯文、高雅。例如端碗喝汤，婉容仅以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指尖掐住碗边，动作轻松自然。学她的那位洋女人却烫了手指头，赶紧放下碗吹起气来。依我看，与其说她们是来享受，不如说是来活遭罪!

当时，无线电收音机在天津刚刚时兴，一般人还只能套上耳机收听矿石收音机。溥仪命人在某家高级商店购进一种使用AB两型电池、外安喇叭、机上装有室内天线的立式收音机，买来即交给我管理，就放在三楼木板屋内。那时广播电台不在白天安排节目，入夜才开始播音。每天开始放送时，溥仪和婉容都来了，新闻、音乐、戏曲，无论什么节目都要听。溥仪向来是三天新鲜，日子一长兴趣皆无，后来干脆不去了。然而婉容每日必去，我须在她到达之前开机、调台，使音质清亮。做完这些我便要躲进左右两侧的楼梯间内，就坐在那楼梯磴上等候婉容听完广播。其间，婉容若嫌声音高了，就自己动手拧动音量钮调低些，嫌低再调高，因为回避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动手。等她听完广播扬长而去，我才能从楼梯间走出米，关机、清理房间，我完活儿时别的随侍早就入梦了。说起来那时候数我苦，常常一边伺候婉容听广播，一边还要应付溥仪临时交派的其它任务，两头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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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在墙子河行船打猎 

一天，溥仪站在园子里望那片林木中枝头的鸟儿出神。鸟儿时而飞起时而落下，叽叽喳喳地鸣叫着。眼前的景象引起溥仪打猎的兴趣，遂叫人去买回几支气枪。那时的气枪还是老式的，先要把枪筒和枪把对折一下，装入铅弹，再直过来，才能打鸟。溥仪根本打不准，放了许多枪，连一只麻雀也没打下来。他很不服气，认为气枪不好，遂叫人又买回两支火药枪，一支是单筒的，每次能装四粒子弹，另一只是双筒的，每次却只能装两粒子弹。记得溥仪曾在张园“马号”试枪，先在木板墙上画了靶，然后退到离墙十米左右的地方，扣动了那支单筒火药枪的扳机，击中点为直径三十多公分一块圆形的地方。这次打靶后，溥仪似乎感到自己缺乏打猎的天分，遂把气枪、火药枪都束之高阁不用了。

有一天，我取出一支气枪在园子里打麻雀。正玩得有兴致，忽听楼上有人喊我：“李志源，你过来!”我抬头一看，喊我的人正是溥仪，原来他和张挺在楼上看着我打鸟呢!我放下气枪赶紧上楼问“老爷子”有什么事?溥仪对我说：“你立即去把那两支火药枪找出来，再派人到西河雇两只船，明天我要和张挺一起去打野鸭子。”我又问还带不带其它东西?溥仪让我告诉茶房，带水果和茶水，别的都甭带。我下楼先安排人前往墙子河西南那片水地雇船，又通知茶房做好准备，我自己则去库房取出火药枪和子弹袋，并拆卸擦拭一番。

张挺者何许人也?他即张园主人——清末时统率第八镇官兵驻防武昌的张彪之子，年龄与溥仪相仿，意气也相投，所以常在一起玩耍。提到张挺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有一天张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支直径约四公分那么粗的自来水笔让溥仪看，溥仪这人见奇辄喜，遂派人四处购买，寻遍天津买不到。溥仪不甘心，找张挺问是从哪儿买的?张说别人送的。溥仪认为既有人送就一定买得到，便干脆带上张挺，乘汽车前往各国租界的洋行。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跑到路灯都亮了，才悻悻而归。那次我也跟车随行，回家路上溥仪还让张挺拿出笔来左看右看，倘张说一句“恭呈御用”，溥仪会立刻“赏收”，并赐给他几倍的报酬。不知为什么张挺没有献，溥仪也没好意思张嘴索要。说明溥仪对张挺还有几分客气，倘若那粗笔是我们下人的，溥仪早就“赏收”了。

回头说到第二天午饭过后，溥仪携张挺和我们几个随侍，分乘两辆汽车，一直开到预定水区。我们迅速把带来的东西搬运到雇好的两只小船上，每船除一名撑船人外还能乘坐四五个人。溥仪和张挺上了头船，我和另一名随侍被指定跟着，其余人全上了后船。

出发后，小船顺着弯弯曲曲的河道，来到一处有桥的地方。这时，不远处出现了另一只小船，撑船人显然已经上了年岁，船内坐着两个小孩。溥仪见了孩子就像挺亲似的，向他们摆手、喊叫，还把带来的食品盒子打开，随便掏出一些苹果、桔子及糕点等，就向那只小船里扔。口里说着“给你们吃这个!”有些扔进船内，有些掉进水里，也不管那两个孩子捡不捡，小船过桥后继续向西南方向撑去。

船行大约十几分钟，进入芦苇区域，河道两侧的芦苇愈来愈稠密。再前行十几分钟，眼前出现宽阔的水面，也有一片一片的苇子。船过苇塘之际，果然惊起几只水鸭，它们嘎嘎地叫着掠过水面。溥仪赶紧往单筒火药枪内装了子弹，等他举起枪来瞄准时，水鸭早就飞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溥仪端枪守候，两眼盯住了苇塘。果然又有几只水鸭飞出，溥仪急忙扣动扳机，只听砰砰两声，受惊的水鸭子一只只都安然飞走了，连一片鸭毛也不曾掉落下来。溥仪气得把枪丢在一旁，不料正有几只水鸭这时从对面飞来，张挺则刚好端起他使用的双筒火药枪瞄准，只听两声枪响，有一只倒霉的水鸭子歪歪斜斜地落入苇塘中了。为了拾取猎物，撑船人围绕苇塘行船，转了很长时间就是进不去，干着急却无法把猎物拿到手。溥仪和张挺遂端起枪盼水鸭子再来，不见再有上当的。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我们这伙乘兴而来的人，只好败兴而归。我想：当时溥仪倘肯把放枪的机会留给我，或许能提回一串水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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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十九 生活在惊恐之中 

张园原为游艺场所，仅戏楼就有两座。溥仪迁入后，位于西南的戏楼由护军占用，剩下几间空房当仓库堆放用不着的东西。位于东北的戏楼夹在建筑物中间，它的东北角连着一栋二层小楼，而西边紧挨着溥仪寝宫所在的主楼二层阳台，供溥仪出入的楼门以及上下楼的楼梯全在此处。

一天深夜，溥仪忽然把我们几名随侍都招呼起来说：“快过去看看!戏楼顶上有人。”我们遂跨越二楼阳台的栏杆，跳到戏楼棚顶搜寻。这棚顶铺着一层铅铁皮，用脚一踩咔咔山响。我们沿着戏楼找一遍，又奔东北找到小二楼那边，并不曾发现可疑迹象。这件事令溥仪心惊肉跳，就说清晰听见了踩铅铁板的响动，肯定有人想谋害他。

过了几天，也是半夜时分，我被一阵激烈的狗叫声惊醒，便爬起来隔着玻璃往外看，只见溥仪喂养的一条狗，冲着戏楼棚顶“汪汪”大叫，先是叫叫停停，继而叫声连续起来，没完没了。我深知那条狗，不见生人绝不空叫空咬，想必是戏楼棚顶上有人。我扫视室内，其他随侍一个都不醒，情况未明时不便招呼，而我又不敢单身出外巡查，遂从柜中拿出手枪，顶了子弹，把房门开一条小缝儿，端枪趴在地上往外看。过了一个时辰光景，并没有发现来人，这时狗也不叫了，我才放心上床睡觉。第二天，我把半夜狗叫的事告诉其他随侍，都说没感觉到。我又向溥仪报告：“夜里狗叫不止，老爷子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快说说你听到的情况。”

我最早听见狗叫，又观察了很长时间，遂把所见所闻讲了一遍。溥仪听完判断说：“肯定来过人，发现狗叫才没敢过来！”他思忖了一下，对我说：“你今天就买材料，作准备，在戏楼棚顶上拉电网。”我领命正要下去布置，溥仪又把我叫住了。

“不许使用外边的电工，只能由你自己去安装。”溥仪补充道。

“一个人没法干!起码还得找个帮手。”我想，溥仪不愿兴师动众，或许是怕打草惊蛇吧!

“可以!找个护军帮你。”

当天，我和那名护军便分头购买用品，很快就备齐了瓷珠、螺钉、铅丝等物。大约用了三四天时间安装完毕。戏楼铅铁板棚全面布网，试通电时溥仪在旁观察，那边一着东西，这边电铃就响，完全合格。

又过去一个多月，平安无事。忽然有一天夜里铃声大作，随侍人等全部惊起，端枪举棍，如临大敌。只是不见窗外有何动静，遂拉开电闸，带手电出外检查一圈儿，也没有发现问题。天亮后再查，果然有根铅丝断了。我们当即修好，并报告溥仪。溥仪想了想，自言自语道：“不行，还得想办法!”至于什么办法我们不好问，当下无话。

几天之后，张园来了很多木匠，不知这事让谁经办的，很快就从二楼阳台外开始，顺着溥仪寝宫那道西墙，架起一趟四五间木板房，正好坐落在戏楼棚顶的一端。房子修好，溥仪就让我们随侍住在里面，日夜监视戏楼棚顶上的一切，直到迁居静园。

尽管始终无事，溥仪却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不久，又命人在张园围墙墙头上拉了电网。一天夜间十一点钟左右，电网指示灯忽然大亮，守护人员不敢怠慢，当即奏报。溥仪惊起，急命护军、警察、白帽全部出动，沿围墙寻找。奇怪的是，虽没发现问题，指示灯却仍然亮着。按此判断，并非线路故障，所以还不敢拉开电闸。园子里的人谁都不用睡觉了，转悠来，转悠去，折腾了大半宿。直到天亮才发现，就在大门洞内电闸木箱的后边，电死了一只野猫。竟然谁都不曾注意鼻尖底下这块地方，至此人们才免除了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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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楼

二十 习武之风 

在天津张园，确实刮过一阵习武之风，带头的是溥仪，武术教师为霍殿阁。后来外界有很多传闻，还有人以《康德的武术教师霍殿阁》为题写小说。以《康德第一保镖传奇》为名写电视连续剧。创作嘛，可以无中生有，而我这里讲的是亲身经历，是溥仪习武的一段史实。

霍殿阁是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小集儿人，溥仪移居天津以后他也来到天津，投在许兰洲门下。许兰洲亦武林人士，后来追随张作霖，成为一名奉系将领，又逐渐在黑龙江省拉起一支队伍，颇有势力。许奉命驻节天津期间与溥仪过从甚密，其时，溥仪正因护卫乏人而感到惶恐，许便将霍殿阁推荐给溥仪，充当武术教师，受到溥仪的信用。此后，陆续有三四批会武术的人，经许兰洲和霍殿阁介绍来到张园，其中有给许兰洲看家护院的人，也有投奔许、霍二人谋生活的，为了自己的安全，溥仪一概收留。正是这批人奠定了护军的基础，从天津跟到长春，人人身怀绝技，忠心耿耿地保卫溥仪。

霍殿阁到张园，带来一阵习武之风，溥仪和随侍们都跟着他舞枪弄棒，踢腿打拳，主楼东边那座早已不再唱戏的戏楼，一时之间成了武术馆。我第一次见到霍殿阁就在这里，当时溥仪指着霍向我和其他几名随侍介绍说：“他是有名的武术家，专门来教我练武功的。现在我派你们先跟他练，过些日子我再练。”介绍完毕，溥仪又转向霍殿阁道：“要教什么武术，你先练一回让我看看。”

霍殿阁一抱拳，道了声“遵命”，纵身跳到戏台上，对大家说：“我愿向大家传授霍家拳的基本功，共八种，也叫八极拳。第一种为迎面拳，第二种为迎面掌，第三种为撑捶，第四种为劈掌……”说完，霍就在戏台上一样一样地演练，脚把台板跺得冬冬山响。 

霍殿阁演练完毕开始教练，从迎面拳第一式开始，随侍们跟着练，做错的地方由霍给当场纠正。溥仪虽然没跟着练，却也不曾走开，一直在旁边观练。待教练完毕霍殿阁走后，溥仪来劲儿啦，跟着随侍们比划一阵。他这是觉得自己身份高，不愿在生人面前出洋相。照这样又过了几天，才正式开始跟霍殿阁练八极拳。每天上午十点多钟到戏楼，在戏台上学练八极的各种姿势，起初还是满带劲儿的，不过溥仪这人没常性，练了一阵子就懈怠了。记得这阵习武风是在夏末秋初刮起来的，一个多月以后天气渐凉，溥仪就不坚持了。那时他连八极拳也还没有练完，只按部就班学了六七种吧，就犯了“兴不长”的老毛病，从此取消了“天天练”，时而上戏楼去伸伸胳臂动动腿，时而连戏楼的门槛也不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随侍们还挺有兴趣，每天照常去练。将有半年时间，到了严冬之季，张园的习武风渐渐刮过去了。溥仪终于放弃习武，随侍们也渐渐减少，最后竟只剩下我一个人啦。武术教师霍殿阁感到无聊，不再每天前往教练，我也觉得没意思，干脆不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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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二十一 习武之风再刮 

转过年来开春，有一天我遇见霍殿阁的大徒弟霍庆云，他跟我讲起霍殿阁的二徒弟高香亭来。这对儿师兄师弟都在张园当护军。

“高香亭这家伙，夜间站岗时，还不让旁人看着，自己在背地里偷着下功夫。”霍庆云说。

“你怎么知道?”我愿闻其详。

“昨天，他提出要和我‘对腕’。”说到这里，霍庆云还比划着解释说，对腕就是靠手腕下部与手掌侧面相连的部位对撞。我心想，对腕有什么了不起，我才不服输呢!不料，几下对了过去，竟疼得我难忍难耐。心中甚觉奇怪，他何时学来这一手硬功夫呢?于是，我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高香亭听后哈哈大笑说：“师兄何曾知晓，我每天夜间站岗时，都在大门旁边那棵树上练磕桩的功夫，至今半年多啦!”

所谓“磕桩”，就是用两只手的手掌、手腕，正面、侧面，交替往树上搂、磕。听霍庆云说完过程，我曾好奇地找到大门旁那棵树，树身上被磕桩的部位，树皮已脱落，还可以明显看出木质凹陷的痕迹。

高香亭暗下功夫这件事传开后，在张园又掀起一次习武的小高潮，除了溥仪，多数随侍都被卷了进来。有的在树林里寻找自己的位置“磕桩”，有的在西戏楼外边的廊子里吊起砂袋练习摔掌。不少人把手掌摔肿了，便泡在自制的药水中，等消肿后还摔，那时，互相比试着，都有一股劲头。还有人已从赤手打拳过渡到使用兵刃。我练熟八极拳、小架套子以及四套达摩老祖易筋经中的一套之后，也开始练兵刃。先练白蜡杆子，即用蜡树枝条制成的长枪、花枪、大刀等长武器的杆儿，做习武用的兵刃。蜡树枝条又细又长，经过整理非常光滑，孔庙出的蜡杆条最有名。平时用这种蜡杆儿习武，目的是增强臂力和腕力，同时还能为将来舞大枪、耍花枪奠定基础。练过白蜡杆子又练虎尾十三节鞭，起初只用假鞭，即以一根粗绳在两头系上扣子，就代替虎尾十三节鞭使用啦。这种假鞭轻便，使起来没有负担，我练得满有兴趣。过了一个时期觉得该用真鞭了，遂托人在宫外订做一条铁鞭，用它一练却满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因为铁比麻绳重得多，用力小则抡不起来它，用力大又怕打着自己。特别是练“背挂”和“缠脖”这两个架式，要求用右手攥住铁鞭当中那节，从左肩上方往后抡，再使鞭梢从右肋方向过来。练时用力一定要恰到好处，否则就要倒霉：用力大则鞭梢回来时必定打在自己的头部或脸上，用力小则鞭梢回不来，也要打在后边小腿肚子上。练了几回总挨打，结果越怕挨打越挨打，以后还练过花枪和八卦剑，都半途而废了。

[小架套子：指武术中一种双人对打的活套子。]

尽管如此，在习武方面我算是颇有毅力、坚持较好的，自己也有兴趣。移居静园的头一个冬天，我和大家一样，也在小树林里找了一棵粗细合适的树练磕桩。当和煦的春风再度吹绿大地的时候，其他人磕桩使用的树木都照样萌发了嫩芽，唯独我练磕桩的那棵树没有发芽，让我给磕死了。

 
2006-05-13 13:57回复
 
 
  20楼

二十二 溥仪的政治交际 

　　溥仪在天津与洋人交往，比北京小朝廷时期还多，主要是和东洋人交往。据我所知，有从日本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高田丰树开始的历任驻屯军司令官，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官吉田茂、副领事官白某以及陆续继任的总领事官、副领事官。宴请，是他们交往的重要方式。日本国内来了人，一定要拜会溥仪。溥仪过生日，日方到张园祝寿；日本天皇过生日，即所谓“天长节”，溥仪也必到日本领事馆或驻屯军司令部表示祝贺。日方有所举动时，也邀请溥仪出席仪式，如参观日本军舰、参观日侨小学校等。

有一次，溥仪应邀出席租界地的日本学生运动会，我扈从。来到运动场，日本驻津部队司令官见我用手巾包着个大暖瓶很觉奇怪，问我做什么用?溥仪赶快接过话茬答道：“我预备一会儿要喝的。”溥仪疑心重，处处戒备，出门自带暖瓶，只是苦了我们当下人的。我还记得那次运动会很有趣，不但有跑步、跳栏等一般田径项目，还有“抓泥鳅”等新奇的项目。参加赛跑的学生，要在摆在沿途的一些水盆内先抓住泥鳅，再跑向终点。能把滑溜溜的泥鳅一直带到终点，实在很不容易。

英、美、法、意等国的文官武官也同溥仪有很多来往。溥仪曾出席英皇加冕纪念的庆贺宴会，曾参观最新式的英国飞机。谈到溥仪与英国人的来往，我想起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1926年2月25日，即旧历丙寅年的“万寿节”，英国驻津领事馆的高级官员到张园祝寿。记得那天请来一位姓李的魔术师，表演了非常精彩的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吞锡溜”，在一通红的炭火炉上置一铁勺，把勺内锡溜烧化，然后用个小匙取出，眼睁睁地见他往自己嘴里一倒，还清晰地听见“哧啦”一声响，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吧嗒”一声响，一块冷却的锡锭已经吐在铜盘中了。第二个节目是“大变活人”，前面摆只木箱，旁边站着两个人：一个体高留长发；一个体矮秃头。魔术师先让秃头钻入一个大布袋内，用绳子扎起袋嘴，连袋装入木箱内，而木箱不但箱盖加锁，连木箱四面也用绳子捆上。完成这一切之后，再令长发人坐在木箱上，并用一大块布篷帐连人带木箱全部罩入，而使坐在木箱上的长发人透过布篷帐上的圆孔将头伸向帐外。这时，只听魔术师口喊三个数，长发人猛将头部往篷帐内一缩，随即又伸出来，而伸出来的那颗头已经变成秃头了。魔术师遂挪开篷帐让观众看，木箱依旧，捆在四面的绳子，落在前面的锁头，全部原样未动。再打开木箱，解开箱内的口袋绳，从里面钻出来的人竟变成了体高的长发人!观众个个惊愕不已。第三个节目是“割手指”，魔术师用手帕勒住自己的拇指，然后用刀把拇指割破，给大家看看，确实在淌血。他说，用手帕先勒一下是为了少淌点血，淌多了受不了呀!然后当着人们的面将手帕解开，从伤口处轻轻拂过，血也不淌了，伤口也愈合了，像好指头一样。最让人心惊肉跳的节目是“枪毙活人”。魔术师手持一支长把火药枪，这种枪顺枪口装子弹，再从后边点燃火药，子弹即被顶出。为了让人们看得更真实，魔术师允许观众在将要发射的子弹上画记号。英国领事馆一位官员很感兴趣，自告奋勇用刀在子弹头上削了个记号，并亲手把带记号的子弹从枪口装入枪管。然后，魔术师持枪，在距离一丈多远的地方，对准前方坐在椅子上的一个活人就点药放枪。“叭”地一声，那人中弹歪倒了，眼睛也闭上了，推推也不动了，好像醒不过来了。这时，魔术师在那人胸前找到了枪眼，还让大家看看。再用一把镊子探进去，果然夹出一粒子弹，立即交给那位英国官员，此人兴奋地喊叫起来，说正是他做了记号的子弹。魔术师又推了推坐在椅上的人，揉揉带枪眼的胸部，那人又睁开眼睛笑了。

还有一次，英国拍电影的到张园来，要拍摄溥仪生活纪录短片。记得有这样一个场面：溥仪步出张园的洋房，快步向石头假山走去，一回头向臣下们一摆手：“快来!”因为是有声电影，接着应该说几句话。溥仪略一停顿，不知说什么好，遂问英国摄影师。英人的回答颇为策略：“随便!我在英国给某重要人士拍电影，他一出门就向侍从们喊：‘唉，你们快扫地!’总之，随便说几句就行。”

2006-05-13 13:58回复
 
 
  21楼

在天津，溥仪与军阀的来往也很密切。有一次溥仪对我说：“毕庶澄将军来过了，我要回访，你随行。”当时溥仪出行，贴身随侍同车，坐在司机旁边，上下车时给溥仪开门。到了毕的军部，我看见毕和副官等许多人出迎。溥仪进门后我只能在外边等。还有一次溥仪上曹家花园会见张作霖，我没跟去，只知是荣源给联络的。后来荣源当我面发牢骚，说他费了挺大的劲儿，给溥仪和张作霖“说合”，张作霖也“认可”了，也给溥仪磕头了。然而他提出要赏张点儿什么东西时，溥仪却没有依从。我还记得日本驻屯军方面因为溥仪私自越出租界前往曹家花园而提出抗议。日方说，今后再有类似活动必须事先通告，否则不能保证皇上的安全。

[毕庶澄：张宗昌部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后被褚玉璞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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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二十三 摆脱不掉的“白帽” 

张园的溥仪比在紫禁城时出门、上街方便多了。除政治交际活动外，也经常因私事出门，主要是游玩、购物或吃饭。

溥仪经常上老龙头车站以东法国租界地内“东局子”运动场练习骑马。张园设有马号，养着四五匹很不错的坐骑马。溥仪要骑了，就先乘汽车上东局子去，马由我们骑着送到东局子，溥仪玩完再交给我们牵回张园。运动场上有不少皮肤黝黑的印第安人服务，条件虽好，溥仪却没有策马奔驰的技术，沿跑道颠一颠也就算了。

说到东局子，我想起有一回溥仪应法国租界当局邀请，在这里参观运动会，我随侍在侧。见一撑竿运动员在赛场上刚把身体支起，突然竹竿从中间折断，悬在半空的人迅速落下，那折断的竹竿正好扎进他的肚子里。目睹这一切的溥仪连呼：“太危险!太危险!”那位运动员被救护走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溥仪出门吃饭或购物，一般不离开租界地的圈子。吃饭常在起士林，购物则往往要上英租界或法租界的百货商场、珠宝首饰店或手表商行。记得溥仪在英租界认识了一家订制珠宝的铺子，溥仪自己设计了一枚六星或五星的“宝星”，镶钻石的。设计好，就交给那个铺子承做，后来命我取回的。溥仪很欣赏自己的设计。

溥仪的“皇帝”招牌很管用，无论上哪儿，都不用带现金。吃完饭了，在柜台送来的账单上签个字就走；选定商品，也只须在欠据上写个名字就可以把货提走。事后，管账的凭溥仪签名到张园司房支钱就是了。

溥仪出门时，经常充任扈从的随侍，只有我和严桐江两人。为体面起见，溥仪特意给我们每人做一身湖色绸服：短褂、长裤。他一出门，我们就换上衣服相随，平时不准穿。记得我第一次穿新衣跟溥仪和婉容外出，将上汽车，溥仪左看右看地说：“这还差不多，让人家看着多顺眼!”溥仪出门坐大轿车，有三排座，头一排是司机和“白帽”，“白帽”就是日本警察。在张园大门口上，有两个人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一是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警察，一是“白帽”。“白帽”晚上就住在门房里，溥仪一动，“白帽”就跟着，固定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溥仪坐后排，如带婉容也坐后排。中排是活动椅，扈从者坐，背冲溥仪。下车时先放下活动椅，溥仪再下车。

我学开车就是这个时期的事情。我这人无所不好，跟溥仪出门时就细心观察司机的动作，慢慢掌握了开车技术。平时我帮助司机擦车，司机也许可我动动方向盘，在院子里试开。起初，我两眼紧紧盯住两道车轱辘印，司机纠正说要看正前方。学了几天，司机说我“还行”。张园院内有条廊子，曲曲弯弯地由车库通到楼前再转到大门口，想开车出门就必须走这条廊子。不久，我居然也能把车开到廊子上，经过几度急转方向盘，顺利地开上大街了。溥仪也在那时候学会了开汽车，但他只在张园院内围绕中心亭转悠，没有胆量开到廊子上去，更别说上大街了。有一次他开车在院子里转圈儿，让我也开一辆跟在后面。开着开着，他猛然刹车，我随即刹车，但一时停不住，刚好顶在他的车尾上，所幸没出大事。我以为闯祸了，不料那天他高兴，没有说我一句。

溥仪学开汽车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很想有个自由身，特别是讨厌那个一步不离的“白帽”，千方百计要摆脱他，苦于难处多。

张园戏楼底下有扇门，在北角上，挂把大锁，许多年都不开了。一天，溥仪悄悄对我说，让想方设法把那扇门打开，但不得惊动在南边不远处岗位上的“白帽”和中国警察。我一看，大锁早锈死了，还没有钥匙，又不许出响动，我弄了半天弄不开。报告溥仪，他骂我“笨蛋”，不再用我弄了。听说后来是王三元弄开的，溥仪开这道门就是要避开大门口上的“白帽”和中国警察，“微服私访”。

奇怪的是，此后数月间溥仪腿上生疮，王三元全身长疥。为了治疗两人的病，溥仪从北京请来名医哈瑞川，经一个月的治疗才痊愈了。其间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哈瑞川每次来津都拎一个金漆匣子，突然有一次换成旧皮包了。溥仪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在火车上让偷儿们相中给捎走了，以为金漆匣子里一定装着宝贝。过了几天，哈瑞川又拎着金漆匣子来了。溥仪问他，他说要回来的。那时候，偷儿帮里也有领头的，和地面上都有联系，有势力的人被盗，只要说句话，东西会原封不动还回。

问题是怎么那样巧：打开那扇门以后，溥仪和王三元就同时长疮长疥?我当时就有怀疑：他俩肯定经常私自出去!那时租界地下边有很多妓院，公的私的洋的土的，样样都有，一些小家小户的妓女，为了招揽嫖客，打扮得花枝招展，站在马路边上往屋里拽。所以我怀疑他俩可能染指了花街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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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楼

二十四 张园的节日 

按社会风俗，张园也过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节和春节。每逢“三节”，我们当下人的也能得到节赏。

“三节”中最隆重的节日自然是春节，一进腊月，园子里就有举动了。每年经我手买进许多爆竹，溥仪最喜欢英租界一家杂货店出售的揪炮，形状为直径一寸左右的圆棒，用花纸裹着，中间有一圈儿圆孔，还能折起来。玩的时候用手一拽，“叭”地一声钻出一个小玩艺儿来，十分有趣。溥仪要买许多揪炮，赏给弟弟、妹妹，也能赏我们下人一些。

溥仪接受了西洋影响，春节并不纯是传统式的。还装扮圣诞树，挂上小灯笼等许多好看的东西。这些过年用品都经我手买进，而溥仪挑拣大，买了他不喜欢的东西就发脾气。后来我想个办法，我只负责初选，多装几种用车拉回张园去，再让溥仪自己挑，不要的就送回铺子。

除夕那天头半晌，要单独预备一张大桌子，上置文房四宝，粗细各类毛笔，一尺到一尺五见方的大红纸块等。溥仪先写很多“福”字，也写一些“寿”字。然后，写春条、对联和吉祥话。所谓吉祥话，就是在七八寸宽、一尺多长的条幅上，写“春节大吉”、“立春大吉”等。溥仪写完一幅，我们就拿过来临时放在一旁，差不多把一间屋子都放满了，这些都是用来赏赐大臣的。崇拜“御笔”的各色人等视之为奇珍异宝。最后，溥仪写得不耐烦了，便再写上“封笔大吉”四个大字。至此，即将过去的一年不再写字，开始吃喝玩乐。

过半晌便是除夕家宴。那时已没有很大、很隆重的场面了，只临时在客厅摆两张大圆桌。因为地方狭小，甚至有的人只能站在那儿凑合着干一杯。

除夕夜的祭祖、拜佛是他亲自去做，其它如接神等仪式，溥仪就不亲自去做了，而由庶务处的管事人佟济煦负责安排。搬到静园那边以后，有一年除夕午夜，我忙了一整天，连困带乏，眼睛也睁不开了，偶尔站在两座楼中间的通道上往下看，见佟济煦等叩拜如仪，正接神呢! 

大年初一，溥仪照例升座受贺。礼仪过后再设书案，溥仪先写“开笔大吉”四字，意为新年伊始，又要与文房四宝打交道了。随后再写几幅新春联应景。

说到过年想起一件趣闻。因为溥仪住的那栋楼与张园主人张彪家的房子相对，中间只隔一条夹胡同，过年期间张家几个淘气小孩把点燃的爆竹，顺窗户投向“皇上”住的那栋楼内，我们也赶快抓些花炮等物投回去。结果，“丁——当”一阵乱响，都在两边楼前爆炸了。溥仪不说什么，他也是好玩好动的“大孩子”。

张园里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乃是“三节”以外的、被尊为“万寿圣节”的溥仪的生日——每年旧历正月十三日，那是封建遗老大聚会的日子。这天，溥仪身着清朝龙袍，头戴祭帽，祭祀列祖列宗，然后接受皇族、王公、大臣们的叩拜。张园并没有设置固定宝座，就在客厅中面南正位设置一椅一桌，有时不放桌。朝贺者有当地的，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很多，要按官衔尊卑、亲疏远近，排班依次叩拜。这种贺寿之举其实就是当年中国封建复辟势力的大示威。

朝贺者服装一致，大体是紫色或青色的长袍马褂。对穿戴的要求很严格，依地位而有区别。比方我们在溥仪身边伺候的仆人，也允许在王公大臣叩拜完毕后，给溥仪磕几个头，但不得穿长袍马褂。起初我不懂，有件紫色马褂就穿上了，正好让溥仪看见，他大声申斥说：“不准你穿马褂，赶快脱掉!看你像个什么样子!”马褂有袖，而我们按身份在这种场合只能穿无袖的紫色坎肩，坎肩也是绸缎料，面上没有特殊图案。磕头的位置也和王公大臣不同，我们一般只能在院子里冲溥仪坐的方向磕，看不见人。平时请安、谢恩不用这样，可以面对面地说：“给万岁爷请安!”“叩谢老爷子恩典!”

总之，张园的节日较之紫禁城时代，在礼仪程序上，在场面上，都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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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二十五 第一次捱打 

我在北京清宫半年多真挺幸运的，仅见过别人挨打，自己还没体验过。那时因为初来乍到，做事谨小慎微，还不曾惹着溥仪。时间一长就免不了碰鼻子磕牙，我第一次捱溥仪打是在张园。

2006-05-13 13:58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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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起因于和王三元打架。他虽说比我大几岁，但两人都是孩子，白天晚上在一起，哪会总是相安无事的?我们小打小闹了几场让溥仪知道了，把两人都传去问是非。我说王三元欺负人，他则指责我如何如何。偏偏溥仪听信王三元的话，我就变成了没理的人。溥仪决定惩罚我，命人把我摁倒在院内戏楼旁养马的地方，用一根抽马的皮鞭抽打我的大腿。那皮鞭是特制的：杆有一尺长，前头是一条软皮子，软皮子带铜头，中间包着铁丝。这鞭子扣下来，腿便火辣辣的一阵酸痛，仅仅几下便抽得皮开肉绽。事后养了很长时间的伤，记得还从小腿皮下抠出火柴头那么大一块碎瓷来呢!或许是打坏瓷器带进体内的吧?

我亲自感受到溥仪对仆人的凶残和暴虐。当然，惩处下人时他一般不亲自动手，但也有动手的时候，他动手就是扇嘴巴，扇谁谁得挺着，躲开是不允许的。

那次我挨打后王三元更得意了，三天两头折腾我一回，我还不敢向溥仪告状，干受窝囊气。于是，我想不干了。

我壮了壮胆子向溥仪报告说：“奴才要回家!”

“再不回来啦?”溥仪问。

“奴才受不了欺侮!”

“那好!我答应你，归拢东西去吧!”溥仪痛痛快快地同意了。

当时我们几名随侍就住在溥仪寝宫的外套间，见溥仪答应，赶紧去收拾自己的行李和杂物。那时在溥仪底下当差也够苦的：每月十几块钱的薪水，除供给一张光床，其余什么都不管。我遂把自己从家里捎来的被褥叠成一个行李卷，又收拾零碎日用东西装进一只手拎皮箱里。正忙乎着，溥仪由里间走出。

“都归拢好了吗?”溥仪慢声慢语地问道。

“奴才这就走!”我完全没注意到溥仪问话时已经露出凶相。

“好哇!”溥仪说完这两个字就伸出了巴掌，接着，大嘴巴子就一个又一个地落到我的脸上。

大约溥仪的手掌打疼了，这才停下来让别的随侍接着打。

“还走不走哇?”溥仪问。

“走!”我还拔犟眼子!

“再给我狠打!”溥仪咬着牙喊。

我那年才十六岁，哪受得了这个。终于不得不讨饶：“奴才不走了。”

“对喽，这就是好孩子啦!你在这儿不是挺好么!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是不是呀?”溥仪听我说“不走了”，立刻阴云散去，喜笑颜开，就像大人喜欢小孩子似的在我脸上、脖子上一口口亲吻。溥仪也只比我大六岁，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你那只皮包里装些什么呀?”溥仪转眼间变得和颜悦色了。

“都是零碎东西。”

“你有几只皮包?”

“奴才只有这一只皮包。”

这时，站在一旁的王三元插嘴道：“不对!他有两只皮包!”说着就要上来打我。这本来是溥仪训练出来的，应该说是忠诚于他的表现，是他平时最欣赏的举动。但今天反常，溥仪制止了王三元，还替我辩解了几句：“你别打!他本来只有一只皮包，那个小的不算数，顶多是装钱的皮夹子。”其实也可以说是只小皮包，我一时发懵，忘了说它。无意中有了欺君行为，王三元要过来打我也不为过。不料反被溥仪给驳斥了。那天，溥仪还冲我说了不少甜言蜜语：“今后你要好好跟着我，我不打你，用钱用物我还能管你，只是不准再说‘要走’的话……”

事实证明：溥仪的话只是哄我的。他对随侍愈来愈严厉，到静园以后又无缘无故地打我好几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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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天子惜命 下人遭殃 

溥仪平时处罚随侍或其他佣人，常常没有任何原因，完全以他的情绪为转移，心情稍有不快，便拿我们出气。打板子，抽鞭子，跪锁链，对我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园子里出了事，不问青红皂白，先怀疑我们当下人的。一次，溥仪丢失一件三寸见方的带盖玉器，遂大发雷霆说：“准是有人偷了，拿到‘大锣天’去卖，快给我找回来!”他也不想想：即或真是下人偷了，也绝不会立刻送到与张园仅隔一条马路的“大锣天”去卖。我们只好去找，一连多天也没有找到。

1927年12月间，溥仪给我们在张园的几名随侍规定“守则”，内容相当严苛，如不准与外人来往；不准结交朋友；不准随便外出；随侍之间不准私自交谈；不准袒护别人；不准有事不报告……一共三四十条，简直是没有人性的规定。违犯了，难免严厉惩罚：即使不违犯，惹了溥仪不高兴也要受罚。

有一次，我竟因办好事受冤罚。溥仪早晨起得很晚，我们得在他起床前收拾屋子，并替他准备衣服。一天，溥仪还放着帐子睡觉，因为正处在严冬之季，室内虽有暖气设备，但不算很暖。我出于对皇上的忠心和孝心，接通电炉子电源烤烤屋子，还特意把床帐掀起一半，希望皇上醒转会感到周身温暖。不料适得其反，溥仪一醒就喊头疼，急传御医萧炳炎。溥仪是个急性子，不等御医到，就自己动手开个方子，让严桐江上药房去抓。随后自己又跟了去，把严桐江刚刚称出来的一味味中草药一把捧起，就往卧室跑。因慌乱洒在地上一些，溥仪表现反常，这位平时最怕细菌的人，现在也不管干净不干净了，从地上抓起就塞进嘴里，连煎一煎、熬一熬也不等。灾难最终落到我头上了：溥仪认为我故意用电火烤他，使他的头发昏，遂命对我施以严厉处罚。处罚的手段是：由几名随侍分别架起我的两只肩膀，摁下头去，在距电炉不足一尺远的地方愣烤，烤得我顺脸淌汗，一滴一滴地摔在通红的电炉上，发出哧啦哧啦的响声，不久，头发便大把大把地脱落了。

也有胆大的，不受溥仪无缘无故罚人打人。有个给溥仪开车的司机叫黄九奎，此人平时很和气，很老实。有一天，我见溥仪带着一脸怒气由车库那边过来，边走边嚷嚷：“这还了得，非打他不可!”我不知他又跟谁怄气，这时我远远看见站在车库院里的黄九奎，也正冲着楼这边大声喊叫：“这不行!我不干了!一没犯法，二没犯规，凭什么打人?这回没完!谁再敢打我，我就打他!”

“这又何必呢!犯不上不干嘛!”旁边有人这么劝着黄九奎。

“我们伺候人的总是容忍，可他下次打你会比这次还厉害。不行!说啥也不能在这儿干了。”黄大声嚷嚷，我想溥仪肯定听得见，居然他能忍住没再去闹。我后来了解到，这件事是由溥仪扇了黄九奎几个大嘴巴子而引起的。

第二天，黄九奎卷起行李，带了个人的零用物品，连句告辞的话也不说，径自出园回北京去了。对此溥仪也毫无办法，他不过是租界地里一寓公，又能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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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二十七 电刑 

某一天，我忘记了由谁经手，给溥仪买来一件稀奇古怪的东西。从外形看不过是个十五公分长的木制带盖小匣，把盖儿打开，里边装着两种线圈儿及干电池等。从木匣内引出两根线头，分别连接在两个木柄上，而木柄的另一端各有一根三寸多长、半寸多粗的金属管伸出来。通电后金属管能发出一种吱吱的响声。后来听溥仪说才知道这是治病用的，叫作电疗器。我不知道这种器械能治什么病，只知在治疗时要让患者双手各攥一根金属管，通电后患者的双臂就在吱吱响声中往一起抽。

买来那天溥仪觉得好玩，就想找几个人试验试验，只见他站在张园望远楼二楼廊子上，招呼跟前的随侍用手攥那根金属管。随侍都莫名其妙，不知“老爷子”又搞什么名堂，刚把那根管攥在手里，溥仪便扭动了电开关。接着，随侍的两条胳膊就不听使唤了，一直抽到肩膀。他是那么想把握管的手撒开，却是无论如何办不到；又想把抽得弯曲的胳膊伸开，伸来伸去动弹不得，实在是已经失去了支配能力。溥仪就站在这人旁边，看他那种挣扎、难受的形状取乐。溥仪乐够了，才闭断电开关，让那个遭受“电刑”的随侍伸伸胳膊撒撒手，从痛苦不堪的状态下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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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楼

用这种办法溥仪几乎把随侍一个个地取乐遍了，却还觉得没开心够。既然上过当的不愿再上当，溥仪便叫我把电疗器拿到楼下台阶前，叫人找了几名护军来。溥仪冲着护军们摆出叫号的姿势大声问道：“你们谁敢上来攥攥这根金属棒?”护军面面相觑，无人知道底细，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谁都没敢应声。片刻的沉默过去了，只见人群中间走出一个愣头愣脑的人来，满不在乎地说了一句：“奴才敢攥!”原来此人是霍殿阁的徒弟霍庆云。我替他捏着一把汗，心想：这人真是自找倒霉!虽说练就一手好霍家拳，一旦粘在那根金属管上，也就没有施展拳脚的余地了。果然，霍庆云刚把金属管攥在手里，溥仪就使眼色让站在电开关旁边的随侍给电。那边霍庆云的两只胳膊便哆嗦起来了，吓得这位霍家拳拳师狂叫乱喊，“英雄气概”连半点儿都不见了。溥仪哈哈笑过一阵，才命随侍闭断电开关。随后又向在场的其他人说：“这玩艺儿虽然带电，并不伤人，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谁自告奋勇再来试试?”结果没有一个人再敢去试，溥仪道了一声“都是懦夫”，就哈哈笑着回到楼上寝宫去了。事后我曾责备霍庆云不该瞎逞能，霍说：“我看这么小个玩艺儿有什么了不起?谁知竟如此厉害!”

不久，溥仪又派人购买一种更加高级的电疗器，我记得还是使用220伏特电压的。有个十公分左右长、直径四五公分的黑色胶木圆筒，其两侧顶端分别装有玻璃管和金属管。通电后，玻璃管内能发出蓝紫色的亮光，而玻璃管有各种型号，可以随时更换。治疗时把玻璃管挨在病态部位的皮肤上，来回蹭，患者无痛苦，也没有不舒适感觉。如果不把玻璃管挨在皮肤上，则玻璃管内的蓝光紫光就会增强，并发出吱吱的响声，刺在皮肤上就像针扎一般疼痛。另侧顶端的金属管也是带电的，人们一只手握住它，身体便带了电，再用另一只手去握别人，如此这般，一连经过七人的身体还能发出电流，这是我们亲身试验过的。不论排在第几号上，拉手动作要迅速。否则，带电者的手接近谁的皮肤，都能爆出电火花。溥仪买这玩艺儿不为治病，只图取乐，专门让下人们持玻璃管或金属管彼此指点。你被刺痛了，他哈哈一乐；爆出电火花了，他又嘿嘿一笑。

有一次，我身上还带着电，溥仪就叫我用手去关闭胶木圆筒上的电开关。我因害怕不敢伸手，溥仪却偏让这么干。当我的手伸到距电开关仅一寸多远的地方时，在手指与电开关之间的空间内，顿时爆满了电火花，我一惊，差点儿把那只黑色胶木圆筒打落在地。溥仪耍弄我们下人，还非常不讲道理，倘若我当时失手，那只黑色胶木圆筒落地摔碎，溥仪肯定指责我是有意干的，非处罚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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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楼

二十八 从欠薪到存款 

溥仪迁津头两年经济拮据，我们下人就更苦了。当时随侍的月薪为十七元，堂堂“行在”竟连这区区几个小钱也开不出。溥仪拖欠薪水，我们自然交不出每月六元的伙食费。结果只好由厨房拆东补西暂垫一时，伙食水准就谈不上了，主副食都很差。不过，因为我们下人的单独厨房与溥仪的御膳房统归溥仪的司房承办，有转圜余地，即或吃饭的人都拿不出伙食费，厨房还是要按时开饭的。

1928年以后溥仪生活转好，或许是因为售出一些值钱宝物。又在日租界内买了十多所小楼，计有房百余间，招户吃租。可是我们这些伺候皇上的人，生活方面没有什么提高。十七元的“月例”不再拖欠，然而拿我来说，每月固定给家里寄十元，再交六元钱伙食费，仅剩一元零花。稍添临时花钱项目就过不了关。记得就在那年夏天，乾隆和慈禧的陵墓被军阀孙殿英盗掘。溥仪气愤已极，写了牌位在张园前厅设立灵堂，每天进香祭祀。载沣、载涛等人也按时来行礼，张园的下人们一律素服。溥仪规定，凡是进入灵堂的人必须穿清朝高靴，我没有这种靴，只好告诉当时专管给随侍采买东西的王俊买靴。可是钱从哪儿出?想来想去只有借高利贷。王俊代我借了七元钱，按“驴打滚”计算，一年多时间就滚到二百多元，再滚一年连小命卖掉也还不清欠账了。王俊还安慰我“甭着急”，我哪会不急呢?于是，我停止给家里汇款，才勉强清账。从此再不敢欠人一分一厘。

我们随侍的在张园生活不怎么样，1929年夏天搬到静园以后好了许多。如果总是惩罚、拖欠月例，也就留不住人了。所以溥仪也有两手，时而给我们一些好处。

首先是调整了随侍的月例，由十七元增加到二十八元。虽然并不支付“大头银元”，而只是银行发行的纸币，但按当时生活标准，可以养活四五口之家。

或许因为手头充裕，有人脑瓜开窍，想外财。当时天津的许多工厂、公司发行有奖彩票，重利重奖之下不免有人心动。溥仪知道了，便把随侍们叫到一起训话说：“现在外边什么样的彩票都有，你们谁都不准买!你们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依靠我，用钱也要依靠我!现在赏你们每人一千元，存在正金银行，可以用息，不得动本。”这件事溥仪说到办到，真给每名随侍立个户头，按年息八厘，我头一年如数收到八十元利息。此事溥仪交给佟济煦经办，后来就不知怎回事啦，“利”也没见到，“本”更谈不到，连本带利十几年，鬼知道跑到谁的腰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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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时来运转恩典多 

溥仪带着家人上起士林吃饭，一般情况下对我们随行人员是不理会的。有两次溥仪吩咐餐馆跑堂：“给我们跟来的人每人一份饭。既然溥仪这样说了，对起士林来说，我们也是来宾，应该进厅入桌，并在每人面前摆一份西餐。然而不是这样，只准我们站在柜台前，每人抱个饭碗，像是来买小吃的。虽然口味不差，可我们吃得不痛快。我认为这与饭店无关，一定是溥仪有话，说我们这些人没资格坐在席前。不管怎样，他总算是想着我们这些伺候人的人了。

我也曾受到个别赏赐的恩典，印象突出的，是那回溥仪赏我一辆“法国赛”塌把自行车。名义上赏给了我，其实就“享用”过一回，还是受命于溥仪才骑的。溥仪乘汽车上东局子，命我骑塌把车跟着去，大约他想沿东局子跑道骑几圈吧?后来骑没骑我也忘了。只记得那天从东局子回静园，骑到老龙头火车站时，路边一人笑着向我说：“听说这位腿快，就让咱们赛一赛吧，看谁跑在前头?”当时我真用力蹬着“法国赛”奔驰起来了，现在想起来我真傻，人家闹着玩就当真了。这辆塌把车后来放在车库内一直不曾动，我上长春没带它，伪满倒台后便与溥仪的其它物品一起归溥修所有了。

还有一次，可以算作无功受赏。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溥仪叫我上仓库给他挑几件皮袄来。我遂带着两名殿上的进库挑出几件珍珠毛和灰鼠皮的皮袄，回到缉熙楼楼上，溥仪一见就发火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还能穿这种皮袄?全拿回去，给我换厚的!”我遵旨送回库房，又找出几件貂皮和狐皮的。溥仪拿起这件试试，又拿起那件试试，似乎都不中意。忽然像想起了什么：“我记得还有一件天马皮的，赶快给我找出来!”我返回库房，折腾了许多箱子也没有找到，只好据实禀报。不知溥仪中了什么邪，偏要穿那件天马皮袄，他说：“不可能没有!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找。”这回溥仪带领好几名随侍，在库房内他亲自指挥翻箱倒柜，最后总算找了出来。在同一只木箱里还发现了用麻绳穿起来的几串貂皮筒，我们随侍观察、品评这些貂皮筒的时候，溥仪正反复试穿那件天马皮袄。也不知中意不中意，试了一阵又放下命人收起就完事啦。回头见我们摆弄貂皮筒，便叫把绳解开，递个筒子给他。他也摆弄着说“挺好玩”，当时在场的祁继忠瞅准了机会，趁着溥仪高兴讨起赏来：“老爷子赏奴才一个吧?”

“好吧，每人赏一个貂皮筒子，拿去玩吧!”

溥仪说着，亲自动手挑了一个比较大些、颜色好些的筒子递给祁继忠：“这个赏给你!”接着又给别的随侍每人挑一个。

“李志源!这个赏给你。”轮到给我挑时，个头、颜色都逊色了，我也不敢埋怨。

随侍们领了皮筒，就在库房中磕头谢赏，然后随溥仪高高兴兴地回楼去了。库房已经成了破烂摊子，只有我领几名护军收拾，拾掇利索，才按“领赏出账”的成例，到司房申报销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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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楼

三十 溥仪给我们分工 

搬到静园以后，溥仪对我们随侍的管理更加严苛了，连分工等细项他都亲自过问。本书撰写者在档案中找到一份溥仪给随侍分工的亲笔记录，这确是可靠而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资料，从中能够看出溥仪与随侍的关系。这份记录的头一段文字，实际是溥仪向我们颁下的一道“谕旨”：

各人所专管之物类，由今日起分别清楚。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
尚有未记账(室中所陈列者)，均即日记账，分别何类，奏明管理。

就在这段话前边，溥仪特意注明“每人录一份”字样。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随侍们一个个都很忙乱，正在分别记账，把自己所分担房间中的物品按类登记，忙了好几天。

接下去，是溥仪给我们分工的具体情况，涉及祁继忠、吴效周、严桐江、王简斋、曹裕光、赵炳武和我等七名随侍，还有金藻通、杨广英、增祉及司房的几个人。列表如下：

人 员 房 间 物品 
祁(继忠) 召见室 日记、银钱账目、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等类、信件 
李(国雄) 大餐厅 杂物箱、相片、书籍、西服、笔墨 

吴(效周) 寝室 日记、银钱账目、报、西服 

严(桐江) 大餐厅 杂务、相片、书籍、药品、信件、宣纸、笔墨 

王(筒斋) 小卧室 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等类、西服 

曹(裕光) 小客厅 楼上各抽屉并杂字纸 

赵(炳武) 小饭厅 楼上各抽屉并杂字纸

藻(金藻通) 中国衣服、褥、被、靴、皮件类 

司房 餐瓷品及五号物品、花盆、果盘、供器 

杨广英 佛堂 报、银钱每日数目 

增(增祉) 杂务、书籍、笔墨 

如果说溥仪在1927年12月间给随侍们制订的“几十条”是属于行为守则的话，这次分工就是工作纪律。我记得溥仪还命人按其亲笔稿，油印若干份，人手一份，让每日必读两次，以保证严格奉行。

溥仪拟文的时间为1929年8月22日，其时，溥仪刚从张园搬到静园，尚未能从忙乱失序的状态中扭转过来。情况是这样的：婉容在主楼二层东侧占了几个房间，文绣住在另外的小楼里，主楼大部分房间归溥仪使用，房间多，又都摆放家具，而溥仪习性不改，随便走到哪里都脱衣服，穿衣服，扔东西，要东西，随侍们也采取信手拈来、随处安放的办法，形成杂乱无章的状态。仰仗溥仪穿的、用的都有多少套，最后形成东间有皮件、西间也有皮件，南间有靴、北间也有靴的情况。也有的时候溥仪突然索要某样东西，随侍却一时找不出了，不知是谁值班时经手放在哪个房间里啦。就是在这种前提下，溥仪才亲自给随侍们分工，并强调说，“清理后如要物品时不得延耽，必须立时拿出。若推不知，定受重责一百板，轻者三十板。”该文最后一段里，溥仪又进一步申明对工作失序者严加惩处的态度。他写道：

己巳七月十八日，自立字日起，如再错乱，按在张园时所定章程处罚。

其它手卷、册页、挂轴及召见室陈设格内并汉玉珠箱、保险柜，由七人完全负责(各人分类专记)。

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来时饮茶用餐、早间洗面物件等，如有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缘尔等当差皆系平等，不许随便指派差务，更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等事。如李长安有过失，尔等自管陈明；尔等有过，长安亦须无论事之大小一概陈明，予自当公正严办。总而言之，尔随侍七人年皆幼稚，蒙朕殊恩，当如何奋勉上报!岂可屡径谕言，悛不知改?嗣后如再犯规则，或藉口相诋不陈明者，一概以故意抗谕言论罚。

这里边谈及七名随侍与太监李长安的关系，颇有值得注意之处。那时，由于“男女大防”的缘故，溥仪一方面命令伺候婉容、文绣的太监、侍女、老妈子与伺候他自己的随侍互相掣肘，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二者的活动范围，既不允许随侍染指太监管理的事务，也不允许太监等同随侍厮混闲谈。一旦发生此类“逾格现象”，必定要受到溥仪的严密追查。因此，两类人员平日都是各管其事，互不相扰。如有公务来往，必须通过溥仪，否则不准发生关系。唯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太监李长安。

李长安伺候过光绪，后来伺候溥仪。当溥仪还是少年时，他迎合幼主的兴趣，有一次给溥仪买了什么洋物件，结果让端康太妃知道了，把他发落到服苦役的地方去。溥仪到天津后想起他来，又派人到北京找他来伺候。一直跟到长春，伪满中期遂不知去向了。

在天津时李长安先伺候婉容，后来有一段时间无专责，因为他是太监中惟一能随便与随侍接触聊天的人，随侍则常把溥仪要办的某些事情交给李长安办，溥仪也默许了。那时我们处得很熟，李长安有个外号叫李得儿，来历不清楚，反正谁见到他都叫李得儿，连溥仪也“李得儿”“李得儿”的叫他。此人好说笑话。时间一长，我们干脆把“得”字换成“吊”字，开玩笑地叫他“李吊儿”。也有的时候我们让他去给溥仪办某件事，他不愿去，与我们口角，告到溥仪那里，也常常不了了之。后来，溥仪的几位御妹常到静园去住，溥仪遂派李长安伺候格格。可是，我们时而习惯性地让他去办这样，做那样，他以为自己有了专责，遂不愿承担，因此争吵了几次。可能他向溥仪告了状，所以溥仪的谕旨中才会有“李长安专管伺候格格”那段话，明令“随侍等不准任意指使”，而且“不许无故与之玩笑、谶骂”，从此连“李吊儿”也没人敢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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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楼

三十一 寿贡与“功过簿” 

庚午(1930)年的正月十三日，是溥仪的“本命年”寿日，静园司房的主事人张宝煦、张宏志、毛永惠等人发起，向随侍等佣人集资，给溥仪进贡祝寿。事先他们怎样研究的我不知道，曾向我征询意见。

“每人凑几块钱买贡品，给万岁爷祝寿，你乐意不乐意?”

“行!算上我一份。”

到正月十一日时贡品备齐，通知到我司房去看看。我去时见贡品都摆在桌子上，主事人说都是在中原公司购买的新产品。另外还有一桌燕菜席，用品已交膳房，届时由他们承做。随礼人不少，本来没通知汽车司机，但给溥仪开车的朱广文也主动参加算了一份，平均每人分摊将近十元。大红纸进贡单也写好了：

奴才 关天培、祁耀华、张宏志、李长安、赵学文、李国雄、严宗渊、白廷枝、吴邦业、毛永惠、查恒松、张宝煦、朱广文

进 
燕菜 一桌
瓷洋人花池　 一份
四头铜梃花钗 一件
古铜飞人座钟 一件

“万寿节”那天上午，来园祝寿的“王公大臣”们叩拜完毕，祁继忠(字耀华)、张宏志和张宝煦作为下人的代表，带着贡单贡品到溥仪寝宫，先将贡单呈上御览，再跪请赏收贡品。那天溥仪高兴，当即吩咐把贡品摆到桌子上去，这时我们等在门外的人一起磕头，谢老爷子恩典赏收。溥仪又说：“你们花了不少钱，忠心可嘉!不必自己开销了，可以到司房报账。”于是，寝宫内外的下人又一起给溥仪磕头谢恩。

那次“万寿节”，静园护军索玉山、戴连恒、孙玉渊、金文晋李铁林、孙余善、卞廷杰、霍庆云、张茂泉和刘德琦等，也联名进贡鲜果两盒，纯属象征性寿礼。

大约就在1930年，也许是1931年，溥仪给园中下人设立了“功过簿”。表面看比1927年冬天那次给随侍立规矩要好，那次仅仅约束我们，这次不限于约束、管教、处罚，按设立“功过簿”的本意，“半年察看一次，有功则赏，有过必罚”。事实上这本“功过簿”只发挥了一半效能，就是说只记过，不记功，它成了对违犯规矩者加以惩处的有效手段。当时，处罚下人的事儿就像吃饭一样，每天都会发生。今天罚这个，明天罚那个，据我所知，司房毛永惠竞被连罚十几个月的月例。

回想当年许多事情至今还很气恼，溥仪最怕别人骗他，无事生疑，结果常常罚不当罚。就像毛永惠，连生活来源都给掐断了，他能老实吗?本来没骗过“皇上”，这回也得骗骗“万岁爷”了，否则家口没人养活。正像自己拴套自己钻一样，罚不当罚，最终罚了自己。

我受到处罚的时候也有，但与别人比较还是少的。有时刚刚挨罚，过后又“赏还”了。如“功过簿”里的这条记载：“又传：随侍李国雄前罚月例着即赏还”。不过，为什么罚的，又为什么还的，这些细节通通忘记了。

应该承认，溥仪还做过一件积德的事儿，就是给随侍请先生，让我们读书学知识。是怕我们年轻失学吗?还是伯我们知识不足难以为其所用?这就不得而知了。

溥仪为我们请了两位先生：一位叫白荫奎，主讲四书五经；另一位名字忘了，是教英语的。学生中有我、严桐江、祁继忠、赵荫茂等共七名随侍。上课地点在静园三楼，所谓三楼并没有房间，就是充分利用有人字柁房梁的楼顶棚，随侍住在那里。起初，学习还正规，逐渐就不行了，因为溥仪离不开我们。我早就看出问题，曾问过溥仪：“奴才们都去念书，剩下老爷子自己能行吗?”溥仪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里没事，你们好好读书去吧!”然而，三天刚过就命我们留一人伺候他。又过几天命留两人，再过几天命留三人。留来留去，每次上课只有一两人去听了。有时竟无学生，只好放假。所以学习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白先生讲课还不少，我跟着学了《大学》、《中庸》、《忠孝经》，《易经》没学完。这位老先生才有趣呢!有这么一段插曲：1929年入冬不久，我们刚把铁炉子架起来．还没有烧火，正好白先生从楼梯走上来，看见铁炉子就兴奋地说：“呵！真暖和。”我强忍住笑说：“炉子刚安，还不曾点火。”白先生哈哈大笑道：“有炉子就让人感觉热！”当时按溥仪规定：逢双日念古文，逢单日学英语。英语科前后念完英文版的《英语速成》头两册，第二册连教材也没买到，老师干脆就不来了，结果我连很浅近的英语也说不明白。记得有一次庄上敦来，溥仪和他一块上跑马场去玩，我随行给他们照相。溥仪还以为我们的英语程度很高呢，便让我跟庄十敦用英语对话。我说：“说不好，也听不懂。”庄遂慢慢以英语问我，问时用手指指相机：“照了几张?”这还听得明白，我也以英语回答，说已照完几张，尚有几张未照。讲得结结巴巴，把庄士敦和溥仪全逗笑了。三十二 静园的网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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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楼

张园在宫岛街，静园在协昌里，相距一华里，都在日租界范围内。我不知道溥仪为什么要搬家，只记得他把这事决定了，才向我们宣布，前后搬了三四天才就绪。溥仪在静园的生活和张园差不多，到英租界购物，到起士林吃饭，到跑马场观赏游乐……这些活动照旧，骑马、开汽车等，溥仪玩乐的花样更多了。

我以切身感受为根据，深知溥仪有如此想法：世间存在的东西我就要有，别人会玩的我都要试试。然而他这个人没长性，有的玩一阵就扔下了，有的玩好几天又讨厌了。

网球，当时也叫庭球，是溥仪颇为着迷的一项运动，喜好这项运动的时间也比较长，从静园一直玩到伪满初年，前后长达四年之久，对溥仪来说这就是破纪录的了。

刚迁进静园，溥仪就命人修建网球场地，因在园内找不到太宽敞的地面，只好安设在静园主楼东门外侧一处狭长的地方：—头紧靠汽车库大门，另一头挨着下厨房南墙。而两侧，—侧就靠在主楼台阶之下，另一侧直抵静园围墙。我在技术方面喜欢琢磨，曾细心观察修筑网球场地的程序和技术要求，居然也让我弄明白了。先把地面刨了，土要过筛子，只留细面搀上石灰，用耙子耙平，再喷水洇湿。当上面可以站人时，铺上麦秸，先用二磙子再用大磙子压，还要上一层红土子再压，压到用脚碾也不出土末为止。

球场建成，溥仪派人买了很多球拍，每个随侍发了一把，从此我们天天陪溥仪练球。球场成了皇上讲“民主”的地方，不但允许我们随便说话，还允许我们赢他的球。日子一长，溥仪感到总和随侍对阵乏味，遂又从外面找了几个人来。不知哪位“来宾”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使用软球练习难得提高球艺，应改用硬球。溥仪遂把前次使用的橡皮软球一律淘汰，派人买了硬球和硬球球拍。可是他竟把随侍们忘了，我们手中握的还是软球球拍。硬球的行进速度比软球快得多，一碰上软球球拍，弦就崩了。我们不好开口向溥仪提，有人自己掏腰包买硬球拍子换上，有人拿到修理部调换硬弦，我为省用，仅买几根硬弦自己动手换了下来。

不久，溥仪邀请网球名将林宝华来园担任教练，既教溥仪，也教我们这些人。林来以后陆续给溥仪买许多筒外国名牌网球，训练也正规化了。林是一位华侨，从小在南洋长大，仅能用英语和溥仪对话，中国话反而说不了。有一次，溥仪命我和林对战，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只听他在场上“李李李”地喊，时而哈哈大笑。他为了博得溥仪开心，就戏耍我，把球往东打一下，往西打一下，往远打一下，往近打一下，害得我满球场奔跑，遛来遛去连气也喘不过来了。溥仪和其他随侍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这一年，是静园网球运动的高峰期，由单纯训练到组织比赛，由单打到双打，由静园内部赛到吸收外界人士召开运动会，租界的日本人就常来参加。这期间，天津的报纸上就大量报道过争夺“宣统杯”庭球赛的消息。下面是《新天津报》以“溥仪参观日体育会”为题的报道：

清帝溥仪，近来对于体育异常注意，每日谐其妹赴日本体育会庭球部参观。近日购制银杯数件赠予该会，如胜利者即行奖与银杯，各会员为此杯竞争极为热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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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楼

三十三 声色犬马加石头 

网球是户外运动，严冬之际则无法进行。林宝华看出溥仪兴致未尽，就在那年入冬后建议在书库北面搭起一个大席棚，棚壁以“沙高”组合，设置了打羽毛球的全套设备，并安装了电灯，实际是一间早晚都能使用而且风雨无阻的羽毛球运动室。不过溥仪的兴趣不高，玩几天就放下了。第二年开春又命人早早修复了网球场地。

打高尔夫球，也是溥仪喜欢的运动项目。他订制了专用球衣、球裤和球帽，买了一块可以挂在裤带上的厚壳计时表。静园内没有高尔夫球场地，溥仪便到英租界北头高尔夫球场去玩。记得有一次，溥仪带着溥杰、二格格和三格格一起去玩，我背着装高尔夫球杆的皮筒子，紧跟在溥仪后面。在大球场，我给他递大杆；到了小球场，再换小杆。轮到三格格起杆时，因溥仪挨得太近，被扬起的高尔夫杆铁头打在眉毛处，顿时鲜血直流。我赶快跑出球场气喘吁吁地招呼汽车过来，众人把溥仪搀到车上，到德国医院经白大夫给缝了两针。就这样，高尔夫球杆在溥仪的眉毛处留下一条细细的伤痕。那次可把三格格吓坏了！

斗蟋蟀也是溥仪的拿手戏。溥仪常打发我给他进货，但不许在市内的蟋蟀市场上买，他认为那都是别人挑剩的，不能要，他命我上杨柳青去买“原笼蟋蟀”。当时，用直径一尺、高一只半的布封柳条笼装运蟋蟀，未经上市的称为“原笼”。我每次去杨柳青都买回一两个原笼。溥仪则挑些大的试斗，选出几只最厉害的留下，并一一为之取名：“金头大王”、“银头大王”等等，其余的随便送人。

溥仪玩狗，许多人都知道，不说了。前文还谈到溥仪上法租界东局子跑马，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名马夫各骑一匹马往东局子送，走到老龙头车站，忽然马一惊把马夫掀了下来，把他的腋下部位也踩伤了。我怕溥仪着急，也顾不得马夫了，让他自己去找医院。可是，我一个人骑不了两匹马，只好牵回张园，随后骑车急急蹬向东局子。溥仪果然怒气冲天，听我说明情况后又责备我没送马夫上医院。我虽不敢说什么，心里很不服：这还嫌我来得晚呢！若是领马夫上医院，万岁爷更火了！现在又说好听的。

溥仪还养过鱼，命人做些大鱼缸子。直到伪满还养了不少热带鱼，后来玩腻了，把鱼缸子堆在佛堂里。

声色犬马不够玩的，溥仪还要摆弄石头子。皇族里的人投其所好，进贡些雨花石或其它透明、有色的石头子。溥仪新鲜几天，就扔到一边去了。

因为溥仪好玩，一些娱乐场所的老板就乘机敲他的钱。一天，天津“大锣天”老板对我说：“我们能做‘人造雨’，请问问你们皇上要不要？”我传了话，溥仪很感兴趣：“怎么个‘人造雨’呀?”

“就是造出一间大房子，下面装点各种盆景，一按电钮就会自上而下滴滴答答地下起雨来。”

其实无非就像现在喷泉一类的东西，溥仪核计了好几天，终因价格过于昂贵而没有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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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三十四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1929年12月间，溥仪派我上万绳栻家去，说让万给刻一枚图章，印文指定为“替天行道”四个字。我受命即骑车离开静园，时在下午二时许。正赶上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路面特滑，我骑车小心又小心。约行一小时左右，忽然感到登车费力，进而干脆不能骑了。当时以为飞轮发生故障，却苦于找不到一家修车的铺子，天色渐晚，天气又冷，我只好推车踏雪而行。加之道路不熟，心中暗暗叫苦。一路打听着，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万住的那栋二层红砖小楼。

万绳栻，字公雨，江西南昌人，一向主张复辟。1917年辫帅张勋带兵入京，拥立十二岁的溥仪“第二次登极”，其时万为张勋的参谋长，给张勋当半个家，所以溥仪一直很敬重他，后来把五妹韫馨许配万的儿子万嘉熙。

见面之下，我说明了来意。万沉思有时乃对我说：“‘替天行道’四字印文似有不妥，愿奏请皇上定夺，可否改成‘法天为道’四字?”

人家君臣之间有来有往，我这当奴才的只有传达而已，遂不多言。从万家出来时路灯已经通明，幸运的是我那辆自行车又能在脚下蹬转了。或许因为来时飞轮什么地方冻住或卡住了，经在万家温暖的廊间停放一会儿，竟能自动消除亦未可知。我快蹬速行，返回静园，当即转奏万绳栻的建议。溥仪似乎觉得有理，遂答道：“好吧！等传见万绳栻时再说。”

  31楼

这枚图章后来刻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溥仪的许多“闲章”并非出于“闲心”，如“庄敬日强”章、“朝乾夕惕”章、“经纬阴阳”章等，都能表达他的愿望。

溥仪在天津时期已经感到了组织军队、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但作为日本租界内的寓公，他除了联络军阀，再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为了宣泄心中的郁闷，溥仪找到一种“纸上谈兵”的方式。从张园到静园，他一直在几张八开大白纸上布阵，委派高低指挥官，调动敌对双方的将领。他常把这种纸上的军事行动做得很认真，例如指令某军向某军进攻，乃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方的进攻能力、战术即偷袭还是侧面攻击，以及守方的防御兵力、阵地方向等等。双方胜负当然都由溥仪决定，叫谁胜，谁就胜了，叫谁败，谁就败了。过一两天，溥仪还让再把布过阵的纸找出来，使战斗继续进行，如某方增加兵力多少团，某方变化战术怎样，于是胜方又转胜为败，而败方则转危为安……纵然局势大起大落，瞬息万变，溥仪照旧躺在床上，在床头小桌边，在一盏台灯下，勾勾抹抹……因为溥仪布过阵的白纸并不信手丢掉，所以我相信在有关档案中还能找到它们，证明当年的溥仪力虽不足，心则有余。

1931年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溥仪的复辟思想也更加突出，遂常常派出人员四处打探消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九·一八”事变前后，溥仪接连派出三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活动，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它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他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他说着，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土进呈溥仪：“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这个动人的“献土”的故事，是在伪满初年溥仪亲口讲给他的几位侄子们听时，我因值班正当其侧才把来龙去脉全听明白了。溥仪还很动情地说：“佟济煦跪在地上向我递土时满脸淌泪，堪为壮士之举。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溥仪把这块土视为珍宝，又从天津带回东北。记得有一次溥仪让我找东西，从某箱笼中翻腾出一个黄布小包，打开来看，里面有个约十公分见方的土块。我因好奇便故作不知地问溥仪：“这块土是干什么用的?”溥仪说：“这就是佟济煦从奉天给我带到天津的那块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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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楼

三十五 我所见到的婉容和文绣 

在紫禁城里，婉容和文绣各有自己的宫室，我们随侍难得见到她们。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和天津张园、静园，溥仪居住的范围较小，所谓“男女大防”也无法顾及了，我们从此才能常常见到这两位女士。

论相貌，两人都不错，各有所长，婉容显得更漂亮些。在天津时相继剪了发，婉容追求时髦，先把长发剪成短发。不久，文绣也想剪，请示了皇上和皇后，溥仪那天高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文绣剪了发，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当时我正在溥仪跟前伺候。

婉容骄傲、泼辣，甚至有点儿张牙舞爪，文绣则显得温柔、老实、安稳。婉容在溥仪面前爱撒娇，什么话都敢说；文绣是旧式女子型，在溥仪面前很拘束，有问才答，不轻易启齿。

张园时期，从外观上还看不出溥仪的家庭有多大问题，婉容比文绣更受到某种优待，这似乎也与妻妾不同的身份地位相称。

在张园时溥仪住在二楼夹道右侧，婉容住左侧，而文绣则住在一楼。到了静园，溥仪和婉容分别住在主楼的二层左、右两侧，文绣住在另一座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书画库，两楼二层中间有一条通道，可供来往。溥仪常到婉容房里去，却较少光顾文绣的居室。

溥仪出门游玩、购物或吃饭，经常带着婉容，我还没见过他和文绣一起出门。

婉容的父母住在英租界，溥仪去过，他们自然常到张园、静园。溥仪称呼荣源为“岳发”，称其夫人为“岳妈”，以英文字母的发音代父字和母字。但是，住在北京大翔凤胡同的文绣的母亲却一次也不曾来天津看女儿。

载沣及侧福晋一家是在1928年前后移居天津英租界戈登路的，在公开场合，他们也要对溥仪称臣，给溥仪磕头；但私见时行家礼，溥仪给载沣请跪安，称父亲，但对载沣的侧福晋不称母亲。载沣对文绣不错。

婉容虽然骄傲，对我们下人还是挺好的。我十九岁那年，父母开始张罗给我找媳妇，在他们看来，天津地面花花，怕我学坏了，就想早些给我完婚。一连找了几个都没有成，后来我接到一封信，说是媳妇定妥了，得回家—趟让岳父、岳母瞧瞧。说起这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原来，那个时候北京人相姑爷一般不公开。有一天，我母亲和我嫂子到地安门购物，消息被亲家探知，以为我必定跟随，于是决定乘机暗相姑爷。事有凑巧，在地安门某商店母亲和嫂子站立的地方，偏偏站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年轻男子，相貌也难看。相姑爷的误把那人当成我了，遂告媒人想退婚。媒人说：“你们的姑爷还在天津呢！”人家不信，—定要当面看看。于是，我拿看家信向溥仪请假。自到天津以后，请假是件挺难的事，—年半载或许能给一次假，最多不超过两天，我们像被卖给了溥仪。这次还不错，他挺痛快地给假两日，使我能有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两个半天时间。回到北京，我跟媒人上北城大石桥岳家去了一趟，岳家姓奎，蒙族人，一看姑爷确实并非那天见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准时在第二天晚饭前回到天津，并立即向溥仪销假，当时婉容在场，颇为关心地对我说：“要一张相片让我们瞧瞧吧！”妻子那年十八岁，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还从来没有照过相，岳母左劝右劝她才同意照了一张。记得那是—张全身相：她把长发向后拢了一圈儿，裤腿罩在长长的袜筒下面，鼓鼓囊囊的，显得不利落。我把相片呈交溥仪，溥仪又拿给婉容看，婉容慢声慢语地说；“哎呀，这心有多堵得慌，瞧这裤腿，拽都拽不出来!照相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你等等、等等……”说着回到自己房间，不大一会儿，手拿一套衣服回来了。刚跨进门槛，就朝我头上一扔：“接着！这是我的衣服，肥瘦不一定合体，拿回去改改给你媳妇穿吧！”溥仪也在旁边说：“皇后赏给你衣服了，快谢恩吧！”于是，我跪下磕头向皇后谢恩。

这里，顺便把我结婚的事儿也说几句。日子是订在庚午年五月二十一日(1930年6月17日)，到十九日溥仪才同意给了十天假，又赏给我一百块现洋。这笔钱帮了我不少忙，那年头没有钱寸步难行，别说娶媳妇。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叫了一辆洋车拉到西直门南草场半壁街十三号。拉洋车的进门一看，连办喜事的席棚子都搭好了，就嚷：“原来是新姑爷回府，得给赏钱!”于是，车钱三毛以外，还得再讨赏钱三毛。这时家里已把新房和结婚礼仪的一切具体事项都安排好了，就剩下我回来磕头，见人就磕，磕得昏头胀脑。第二天，用一顶花轿把新娘子接来。人家结婚度蜜月，我只能度“蜜周”，如期返回溥仪的“行在”，一分一秒也不敢耽搁。从此，我在天津，家眷在北京，长期过着两地生活，过年过节也不得请假回家看看。溥仪对下人这方面的事情不关心，简直可以说不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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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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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三十六 奉命斥责文绣 

溥仪这个人神经质，无论对婉容还是对文绣，都没有平民百姓那种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有“坐更”的任务，就是当溥仪睡觉的时候，坐在他的卧室内或是卧室外走廊上值宿，所以才确切地知道，他既不与皇后婉容同居，更不与淑妃文绣同居。

我曾听说婉容结婚前是位风流女子，念书时有“校花”之誉，这不过是当时报纸上捕风捉影的传闻，本不足为凭。然而，就是一个正经的守旧女子，也忍受不了溥仪那种方式的家庭生活。有一天半夜，我在张园二楼约一米半宽的夹道上来回踱步，给溥仪坐更。当我走到另一头时，忽见一个年轻女人身着睡衣，披头散发，从左侧自己的房间走出，越过夹道来到溥仪房门前“嘭嘭嘭”地敲起来。我细看正是婉容，既不能阻止，又不便靠近，只好在远处瞧着。婉容敲了一通，又敲一通，室内吭也不吭一声。婉容小声叫“皇上！皇上!”还是没人回答。婉容气冲冲地返回自己房间，哐啷一声把门关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我年岁小，懂事少也想得少。不过，以后陆续发生几件事情，使我感到祁继忠是个奇怪之人。当时祁继忠住在茶房，那里白天做茶点，烧开水，祁的床铺安在外间，不坐更的时候便在那里睡觉。不知怎么，茶房的人给他起一个很不文雅的绰号——祁大鞭，我常听别人用这个名字招呼他，却不懂这里边的含义。偶尔有一次祁坐在茶房一张藤椅上搞手淫活动让我碰上了，这才对那个绰号的提出略有体会了。不过，这时只认为祁继忠其人心邪而已。

搬到静园以后，我和祁继忠都住在主楼三层那间有人字柁的棚顶上。一天晚间祁继忠正在伏案执笔，忽然溥仪从楼梯上来，祁继忠看见溥仪慌张起来，把正在写的字纸塞进嘴里咽下。溥仪看在眼里直奔祁去，一手掐住祁的脖子，一手掏他的嘴巴，口中还念叨着：“你写的是什么?快给我吐出来！”祁跪下求饶，我当时觉得奇怪，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联系伪满宫廷丑闻，我估计很可能婉容与祁继忠之间那时已开始传递纸条，而且已经引起了溥仪的警觉，所以才会有上面发生的场面。此事不知后来是怎样了结的，似乎溥仪又原谅了祁。

如果说婉容和祁继忠当时已经存在暖昧关系，这关系也决不会是很过分的。因为那时虽然有接触的机会，限制还相当严格：平日我们奉溥仪之命向皇后传达事项，要通过刘太监或张妈，不允许也不太可能直接接触。

在溥仪家庭中，文绣更是受气的人，她采取了有别于婉容的方式，向冷酷的封建专制家庭，光明正大地提出了抗议。

一天，溥仪和婉容站在静园院内大楼和小楼中间的花坛旁聊天，我在离开五六米远的地方侍立伺候。这时，文绣上街购物归来，进院见着溥仪请了安，溥仪说：“你回去吧！”直到文绣回房，我并未注意到她有什么举动。可是，婉容却向溥仪告状说，文绣瞧不起她，背后冲她唾了一口。溥仪信了，遂叫我过来道：“你去！可以质问淑妃：为什么要唾皇后?不明事理，可恶！”这种差事放在我们这样身份的人身上，很难呀！淑妃毕竟是主人，我们当仆人的能说什么呢？然而，奉命斥责，这也是谕旨呀！我越过两楼中间的通道，叩开文绣的房门。

“淑妃听旨！”虽然是我的声音，但文绣听说是皇上下旨，也跟皇上来了一样对待，规规矩矩地开门来迎，垂手站立细听。

“皇上派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唾皇后?不懂人情世故，太可恶！”说完这几句，我就回到溥仪处复命。

事后听文绣屋里的老妈子说，文绣很伤心，皇上皇后无情无义冤枉她，害得她呜呜咽咽地哭了半天。事过约一个星期，文绣乘机出走，并通过律师提出与溥仪离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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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楼

三十七 “天津事变”前后 

到静园以后我还跟霍殿阁练过“吊泥球”，两手各抓一只泥球，因球面上有五个手指印，可以抠住并吊起来，左右摆动。每天练完抹上点儿泥，因而泥球逐日增加分量，习武者的臂力也随之日渐加强。我却急于求成，违背师教，每天抹泥过量，只见半斤重的泥球迅速增大，加到八斤重时突然掉落，正好砸在左脚大拇指上，发炎了。借着这个机会，我向溥仪请假回了一趟北京，自新婚“蜜周”后我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溥仪光顾自己，不理解我们小夫妻的心情。

回到北京，在左脚大拇指上贴了膏药，有媳妇精心照料，正想过几天舒适的家庭生活，忽然传来天津事变的消息，我再也呆不住了，决定马上回津。哥哥怕我出事，一定要送我。我想：自己也可能躲不开，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又何必多搭一个呢！最后决定还是自己走。记得正是接桑葚儿的时候，我在北京的果子店里给溥仪买了一些桑葚儿带着，就从前门站登车离开了不愿离开的北京。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贤二策划汉奸便衣队在日租界和华界交界地区大肆骚扰，日租界遂借口宣布戒严，断绝与华界交通。从而为溥仪离津制造烟幕。]

上午八九点钟开车，这车才怪呢!见站就停不说，停下就不愿动，有时停一小时，有时停两小时，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哼哧哼哧地开进天津老龙头车站。下车以后还不准旅客出站，都给引到候车室里挤着，遭了一宿罪。第二天上午八时放人，我随着人流涌出候车室。低头一看，手里拎的桑葚儿经过一天一宿的揉搓，早吃不得了，便随手扔掉，落得轻快。

我雇了一辆洋车，让他拉到协昌里，车夫说只能拉到日租界旭街，而且为保险起见，收五元钱高价车费。正在事变中，我答应了。车夫拉着我，越过海河大铁桥(今解放桥)，奔意大利租界地下去了。

“车夫!你怎么不走法租界?”如走意租界得绕大弯，我不知静园能不能出事，心急如焚，岂容车夫再绕来绕去地耽误时间?

“先生，走法租界不安全。”

“我着急，还是走法租界好！”

“那只好试试啦!”车夫拿了我付的高价车费，就得为我所用，遂转头向法租界跑去。

—进法租界我后悔了，因不听车夫劝告而吃亏。原来，法租界和日租界的交接地带已全部用铁丝网拦死，车是绝对不准通行的，我不能再让人家走回头路，索性下了车自寻去处。

在日法租界地的交叉处有一家首饰店，平时我常上这儿给溥仪买首饰，与店老板很熟悉，就上前敲敲门。处在非常时期，商店都关门歇业了，店老板听见敲门才慢慢打开门板上的小窗，露出半个脸儿来。发现是熟人，才紧忙开门把我让进室内。

“有事么?”

“没事。刚从北京回来，打听打听怎么进日租界?”

“咳！这可没有准儿，兴许一天就放一回人，兴许放两回，早晚也没法儿估计。”

“这可毁了！”

“甭着急，在我这儿呆着吧，有吃有喝，寻个机会再过去。”

“不行！马上走！”

我出门沿着铁丝网，向海河方向走，看能否找个缺口。心想：是福不是祸，我豁出去了！

中午十二时许，终于在某处楼房有间隙的地方，找到一个铁丝网空子钻了过去。这时，有一个日本兵举起枪大声喊了一句日本话。说来也巧，一名中国警察当此之际正信步走来，我劈头问了一句：“上静园能过去吗？”

“能过去！”他若无其事地摆手道。

这一摆手救了我，日本兵以为是对我放行，遂不再追问，把已经端起的枪放下了。于是，我借着那位糊里糊涂的中国警察的一个手势，顺利通过岗哨，进入日租界。

到了旭街，往西拐，再走不远就是静园了。守园子大门的中国警察和护军见我这个时候回来非常惊奇，我把经过讲述一遍，他们几个吓得直冒汗。

“好嘛！真危险。这时候打你一枪，也是白让他穿个眼儿！”

“我命大！还不到阎王爷收我的时候。”

据说，就在我回来那天，小钢炮已经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上吊好了，日本驻屯军与中国军队虎视耽耽地对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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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三十八 溥仪出关之前 

我上楼面见溥仪销假，正赶上他坐在“恭桶”上大便。溥仪在紫禁城使用的恭桶是锡金属方匣子，有一尺多高，里边放些锯末，便完加盖，由殿上的端出倒掉，再用水冲净，加上锯末备用。到天津以后改用高装搪瓷便盆，便后由随侍倒。欺负人的是，端恭桶者必须高举过顶，以示尊重。

“你回来了?”溥仪边拉屎边问。

“奴才回来了。”

“脚伤治好了么?”

“没好利索。听说天津事变，恐怕园子里出事，就赶快回来了。”

“来的正好，我要走了。”

“万岁爷往哪方启跸?”

“甭多管!今儿晚上动身。”溥仪拉完屎，在—旁值班的祁继忠立即上去伺候。溥仪系着裤带对我说：“你一宿没睡觉了，躺下歇歇吧！”于是，我混身打混身，就躺在地毯上了。刚刚有点迷糊，不知谁在我脸上贴了一张纸，还臭哄哄的，原来是便盆中的手纸，我恶心要吐，赶快跑出去冲洗。估计是祁继忠干的恶作剧。

[混身打混身：民间俗语，意谓不解衣裤、不脱鞋袜。]

由溥仪要走我想起脚伤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溥仪突然命令我和另外几个随侍，立即把全部现在不使用的行李、家具打包装箱，他不说原因，好像要搬家，但实际没有举动。过了几天，溥仪把我找去，问道：“你能打开车库里那扇大门的锁头吗？”我说：“奴才没有钥匙。”他说：“可以把锁弄坏，别叫旁人知道。”

原来，日本租界方面对静园的警戒部署也和张园差不多，大门外有专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警察的哨位，大门里的门房中则住着一个分秒不离的“白帽”。溥仪想避开监视非另寻通道不可。恰巧静园车库有扇通院外的大门，这扇门自溥仪搬来就锁着，从来不曾打开过，钥匙也不知放在谁手。溥仪让我弄坏的就是这把锁。或许是因为习武增强了臂力，我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

“奴才听万岁爷的吩咐，已经把锁卸下来了。”

“先别开门，从正门出去绕过来看看，不知门外站着人没有?别叫闲人瞧着。”

我按吩咐绕过去一看，闲人倒没有，只是两扇大门的中缝处严严地贴了一张大广告画。向来这里没贴过东西，再说也不是贴广告的显眼儿地方，可以断定是新贴的，有人出于广告以外的意图干的。

我原原本本向溥仪报告了情况，最后说，如果开门，广告画将被撕开，这扇门的秘密也就暴露了。溥仪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算了吧！”

后来我才明白：溥仪让我们打包装箱，那就是已经打定了出关的主意。让我开车库门，是要躲开“白帽”的眼睛，因为“白帽”是日本驻津领事馆派驻静园的警察。当时在溥仪出关问题上，领事馆接受日本外务省指示，认为时机不成熟，不宜轻动；驻屯军司令部则受国内军部指导，积极诱引溥仪出关，建立傀儡政权。双方矛盾很尖锐，溥仪既然倾向于驻屯军，则必须背着领事馆，背着领事馆的耳目——白帽。

我把头和脸上的臭味冲洗完毕后跟随侍们闲聊，得知这些天静园发生一连串怪事，最怪的是炸弹事件：有人送来一蒲包鲜货，由祁继忠接手并送到溥仪跟前，打开盖子惊叫一声：“炸弹！”赶快送交“白帽”，再找送货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知道这件事是日本军方故意做的，目的是催逼溥仪上路。我怀疑祁继忠参预了策划，怎么那样巧，炸弹接在他手里，又放走送货人?

溥仪的奏事官张宏志也在接到炸弹前后出事了。早就有人说他与国民党官方有勾结，溥仪也怀疑过，但谁都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他就是国民党派在溥仪身边的暗探。溥仪离津前几天，张宏志请假外出，溥仪不但没有准假，还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果然，张宏志找个空子就溜出了静园，溥仪接到监视者报告，即派两名护军随巡捕(日本租界内的中国警察)跟踪并将其抓获。

“你干什么去啦?”溥仪讯问。

“想出去买点东西。”

“告诉过你不准出去，为什么还要溜出去?”

“奴才认罚。”

“回自己房里呆着，不准离开一步！听明白了吗?”

“奴才明白。”

这场讯问发生在上午，不料张宏志趁中午防备松弛又溜了，从此下落不明。遗憾的是尚未来得及问明细节，谁都解不开疑团了。总之，多年在溥仪身边的人亦不可靠，岂能不令他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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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楼

三十九 赛车后厢的秘密 

炸弹迫使溥仪做了最后的决定，而且，行动也更加谨慎小心了。

回到天津那天晚饭前后，溥仪向我布置了一个神秘的任务：晚八时整，把赛车发动起来，同时打开后厢盖子，不准提前，也不准错后。

“谁开车呢?”我多嘴问了一句。

“甭管！有人开。”溥仪面孔严肃。

溥仪所说的赛车，正是我经手“打价”花一万五千元买进的那辆敞篷车。该车前部司机棚内只有一排座，除司机再坐一人。后部从外形看是平的，其实是两扇盖子，打开来，再利用车前的两根立柱，顿时可以支起一个帆布篷子来，里边还有一排活动椅，可坐两人，像一部小客车。关上盖子就什么都没有了，盖子底下顶多能有一米长、一米宽、零点六米高的一块空地方。

溥仪连司机棚都不肯坐，让我打开后厢盖子的意思，显然不是要支起帆布篷，或许是要钻到后厢盖子底下去吧?

晚八时整，我准时发动了车子，打开了盖子，然后呆在一边，心里还琢磨：究竟让谁开车呢?

忽然，一条人影在车库前闪了一下，迅速向赛车走来。

“谁?”我发问。

“我——佟功永！”

“你来干什么？”

“开车！”

“谁让的?”

“不是说老爷子今晚要走吗？”

我知道这是安排好的，溥仪对我也不细说，不便多问了。可心里不太服气：佟功永并不是司机，是静园一名护军，有时抓车玩玩，摆弄几回，论开车技术还不如我呢。这里说个笑话：我常开车给溥仪购物，有一回租界地工部局来电话问静园司房：“你们那车是谁开的?一个小孩，连脑袋瓜还露不出来呢!”我毕竟开车能上街，可佟功永……

正寻思着，溥仪由楼内快步走出，祁继忠紧跟在后边。我迎上去告诉溥仪说车准备好了，溥仪“恩”了一声，迅速钻入后厢空内。不料，祁继忠也三步两步地窜了上去，连一个人也难放的地方怎么挤得下两人?何况都是大高个！我想，万岁爷窝在后厢底下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吧!只见祁把后盖放下后，屁股紧顶盖门，忽闪忽闪地摆不平。事情紧急，我也顾不了太多，跳上去一使劲儿把盖子按严了。佟功永遂把车子由正门开了出去，“白帽”看了看，只有司机一人，他哪里会想到私货藏在后厢盖子底下!

我没有立即返回楼里去，继续呆在车库旁观察动静，我意识到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过了约十五分钟，赛车开回来了，我帮佟功永入库关门，收拾完毕。

“车开到哪儿啦?”我问。

“我也不知道！”佟回答说：“只告诉我行车路线，出门后还有别的车领着，最后进一家旅馆大门。我心慌意乱，汽车挂在大门上，差点儿把旅馆的门给挂掉了！”

我心里好笑：不知溥仪搞什么名堂，不找正经司机，硬是要挑像佟功永这样半通不通的人开车，出点儿事故岂不毁了!

不过，我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这个晚上，对溥仪个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竟是那样重要！一部赛车把溥仪送进罪恶的深渊。长期以来，为了掩饰自己，溥仪蓄意把赛车后厢说成是被日本人“劫持”的证据。后来，经过改造的溥仪自己纠正了这种说法。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也能证明溥仪不是被劫持的，虽然他曾经受到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诱骗和逼迫，但是，赛车后厢的秘密却是他自己策划、自己实行的。

次日上午，婉容的太监来传，我在通往婉容房间的走廊里，见她坐在一把椅子上。

“什么事呀，老爷子?”

“你看，皇上也走了，王爷也不来了，把我放在这儿谁管呀?”婉容说着说着抹开眼泪了。

“老爷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才，奴才给老爷子干。”

“那好！园子里的事你先担待着，我今后有事也要找你。”婉容还是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溥仪走后，不但载沣王爷不再来，“行在”的管家人——总务处任事胡嗣瑗也不知所终。受皇后面托，我只好临时扮充静园主事人的角色。园子里有日常事务、错综复杂的往来关系，还有警卫问题、下人的吃喝问题、司房款项收支等，静园是个乱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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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楼

四十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我“受命”主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要不要给溥仪传膳？溥仪已走，当然无须再吃饭；但如停止传膳，溥仪离津的消息就会立即公布于世。怎么办呢?当时二嫫在，她也是溥仪最信任的人，我就找她商量，决定照常传膳，将膳食放在二嫫房里，由她把各样菜都扒拉扒拉，像溥仪吃过的样子，以掩人耳目，直到报上公开登出溥仪到达东北的消息，才不演传膳戏了。

也是“受命”主事那天晚上，忽然枪炮齐鸣。如果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那回我还若无其事的话，这回可不同了，我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责任感。在屋子里坐不住，我便到院内遛来遛去。正当我迈开步子，“啪”的一声，顺裤档打过一发子弹去，把对面一个坛子崩得稀碎，吓得我腿肚子打战。细一琢磨，也不对呀！如果这枪炮是中国军队放的，应该往北打；如果是日本军队放的，应该往南打。然而这颗崩碎坛子的子弹，是从法租界向日租界方向打的，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解不开的谜。

溥仪走后第十天，给我写来一封亲笔信，是胡嗣瑗带来的，但没有直接交给我，经别人辗转传递。原信不复存在，但内容我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

李国雄：我走到哪儿你知吗?我由天津到OO，又由OO到OOO。

这信实在令人费解，既不知道他到了何处，更不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但确是他亲笔，这毫无疑问。这封信的谜底是我到旅顺以后才揭开的：溥仪写信时正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他要告诉我的是已由天津到营口，又由营口到汤岗子。然而日本人不许他披露行止，只好写“圈儿”信了。

此后，溥仪又通过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多次向我转达指示，让我干这样，做那样。

又过了些日子，静园总务处任事胡嗣瑗拿着一封信，先找着庶务处任事佟济煦，两人又一起来找我，对我说：“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你把它交给皇后，并通报一声，现有两人已经到园，要面谒皇后。”我想问问来者何人?是男是女?姓甚名谁?答称“不许过问”。继而又说：“皇后一见这信就明白了。”我很觉得奇怪，毕竟自己是奴才身份，碰上这种口气，虽说临时主事也不敢坚持什么。

佟济煦向我告知这件事的时候，要谒见皇后的人正站在主楼前的台阶上。与此同时，也有人禀告皇后了。随后，就见一位头戴礼帽、西装革履、细皮粉面的翩翩少年，由另一日本人陪同，上楼直奔婉容房间。谈话约有二十分钟，客人走了，他们说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半小时后，婉容的太监来传，叫我去见皇后。

“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

“十四格格来了，就是那个穿西服的。”十四格格即肃亲王第十四女爱新觉罗·显（王予），又名金璧辉，因过继给川岛浪速为养女，在日本长大，遂改名川岛芳子。她就是当年名声显赫的“男装丽人”，这个穿西服、带礼帽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半点儿都没有怀疑他竟不是男的。婉容接着说，“十四格格捎话来，皇上让我去呢！今儿晚上就走。这事儿还要保密，皇上怎么走的我也怎么走。你把车准备好，到时候开到吉田翻译官家，别的不用管。”

“什么时候走?”

“晚上八点整。”

记得那是个寂静的晚上，连续多日稀稀落落的枪声突然在这个晚上停了。像上次送溥仪一样，当晚八时的时钟响过，我起动了那台赛车，打开了后厢盖子，等待皇后驾临。婉容来了，只见她手按车身，噌的一声纵身跳进后厢，我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的皇后竟有如此利落的动作。当然，从平常那种娇柔作态的样子里，怎会看得出呢?我遂放平后厢盖子，里边只有她一人，且比男人瘦小些，多少能透过气来，但也不会太好受。

我顺利地把赛车从正门开出去，——因为这种车本来就是一种玩玩的东西，平时既不用于拉货，更不用于拉人，所以出来进去并不引起人们怀疑。开到吉田翻译官家门口，刚停车，吉田家的差人就过来拽我，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或许以为我是局外人，傻开车的，并不了解后厢的秘密吧！于是吹吹拍拍要把我引开，我竟不理这茬儿，几步窜到车后，双手提起后厢盖子。已经到了目的地，哪能还让皇后在里边闷着?

十四格格又出现了，她这时已经恢复了女儿身，着旗袍，挂项链，果然是位相貌出众的小姐，她由吉田的女儿陪着，到车前迎接皇后。婉容也像上车时一样，轻扶车身，一纵便跳了出来，还是那样利落。

“老爷子还有事情吩咐吗?没事的话奴才这就回去了。”

婉容由川岛芳子等簇拥着，将要往屋里进时，我用这句话告别。不等婉容启齿，川岛芳子开口了：“你等等！”

她们进屋后，我就等在门口。过了约摸五六分钟，川岛芳子出来了。因得以“正面相见”，我几乎憋不住笑：这女人竟在挂脖子上的项链下面拴了一串钥匙！

“听着：你回去给皇后取样儿东西——一条狐狸围脖，跟张妈要就行，马上送来。”

川岛芳子说完转身去了，我似乎听见那串钥匙因脖子扭动而哗哗作响的声音。我说声“是”，便开车返回静园。拿了狐狸围脖，我懒得再动车，索性走着送去。静园距吉田家仅一里多地，十分钟就走到了。我把围脖交给吉田翻译官，他回说一句：“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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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楼

四十一 踏上险途 

这回我成了静园内名副其实的“老大”了，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感。从吉田家返回静园的路上，有个杂货铺，我走进去跟掌柜的打了招呼，买了一袋花生仁、一袋五香瓜籽。一脚迈出杂货铺门槛，“轰”的一声大炮响了，寂静的夜晚又被震破。

静园仍由溥仪遥控，吉田忠太郎是中间传话人。我按传话内容照料园中日常事务。

婉容离津后二十余日，吉田又携溥仪亲笔信来园找我，溥仪在信中命我携霍庆云和三名护军，以及伺候婉容的刘妈、张妈，共七人，速往大连。

溥仪和婉容先后离津，我又要离开天津了。我们身份迥异，却踏上了同一条险途。

当即确定了行期。吉田还给我开了一张日本驻屯军兵营的证明信，并说：“从天津到塘沽，其间发生问题，把这封信交给塘沽日本驻屯军兵营即可，自然有人出面保护你们。在塘沽上船后即行作废，你务必收存好，不要叫别人看见。”我便小心翼翼装进衣袋。

我们一行七人上午离津，乘火车于下午四时许抵塘沽，随即登上日本商轮某某丸号。因吉田先有洽商，登车上船都顺当。

我总感到责任重大，始终不敢疏忽。上船后先把刘妈、张妈安排在底舱，我嘱咐说：“外边人员杂乱，你们没事别上去乱走。”

我和几名护军住在十八号舱，刚把行李物品安顿好，甲板上过来两名满脸凶气的人，都带着“家伙”，在我们舱门口看看就要进屋，我给拦住了。

“你们要干什么?”因为是中国人，我估计他们是岸上稽查处的，心想：绝不可暴露身份。能应付则应付，万—弄僵了，打定主意不下船。塘沽不是租界地，是受中国军队管辖的，下船就麻烦了。只要赖在日本船上，他们没辙。

[没辙：口头流行用语，意谓毫无办法。]

“你们的人带了几十万现金上船，我们奉命来索回这笔钱！”听来人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原来不是冲我们来的，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身份。

“别说几十万，我们连一万也没有！”我说的确是实话。

“我们的人一直跟着，绝不会错！”那两人语气肯定。

“那你们就翻吧!”包被解开，里面都是果品、点心等物。身上的衣兜也全翻了，没能达到目的。这时，我多了一句话，我说我们上船时十八号舱本来有人住，为了给我们腾房才搬到隔壁去了。那两人发现这个线索赶快冲向隔壁，门锁着，遂找船长联系。日本人船长不予理睬，急得那两人团团转。我向几名护军交代说，只要不拿我们的东西，无论出什么事情都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暴露身份。

原来那两人确是塘沽港稽查处的，负责在码头和过往船只上追查走私罪犯。然而，日本船持不配合态度，我们也得以在这种保护之下，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

夜十一时，汽笛长鸣，载着我们的日本商船愈来愈快地驶向黑暗之中。

几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过去了，这条日船就要停靠大连码头时，船长忽然装起糊涂来，他来到第十八号舱门口，向我们扫了两眼。

“你们，什么人的干活？”

“到大连看看朋友。”

这位前来“履行职责”的船长，居然连个表面上的样子也装不像，他还进舱打开两只箱子的箱盖，马上就关上了。其实，他早从吉田那里了解了我们几个的身份，也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找谁，与其说他有责任查问我们，毋宁说一路上他必须保护我们。

船停靠码头时，同行的七人全部聚齐，各人带好了东西，下了船。

临行时吉田曾告诉我，在大连下船即会有人接应。现在果然见到了来接应的人，原来是罗振玉之子罗福葆。我们刚登上码头，便被他迎进准备好的汽车，一直开到墨缘堂。这是罗家售卖古书、文具的店铺，那时成了和溥仪有关系的人来来往往的歇脚站，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罗振玉。罗道声一路辛苦，嘱我们几人暂且休息。几个小时以后，罗又雇了一辆汽车，载着我们奔驰在通往旅顺的大道上，我长舒了一口气，似乎就要卸去肩上的担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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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四十二 旅顺肃王府 

由罗振玉安排的汽车，把我们七个人一直送到旅顺肃王府。王府坐落于半山腰上，旅顺的许多街道也修在半山腰上，随坡就高，上下盘旋，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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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楼

时值冬季，旅顺的风沙够厉害的，每每站到街头拐角的风口上，就会感到寒刀刮脸一般火辣辣地疼。旅顺的小学生们滚雪球也让我感到惊奇，在北京、天津，冬天也下雪，却积不了太厚，小孩们也打雪仗、滚雪球玩，那雪球大的如同篮球大小。这里的小学生们在山坡街道滚雪球，先是一个人推，到推不动时，二人、三人、四人一起推，眼看着推上了山坡街道的坡峰处，雪球的直径也有一米左右了。这时，几个孩子一起使劲，把大雪球顺坡放了下去。只见那直径一米的雪球迅速长到一米半、两米……那场面真让人心惊肉跳，赶巧下边有行人、车马非砸坏不可。

来到肃王府，第一眼先看见守在大门口上的日本宪兵，他不戴白帽，却荷枪实弹，比天津园子门口的“白帽”凶狠十倍。

进门是一花园式的院落，颇为优雅。院墙依山而砌，从里边看，因为都用土垫平了，似乎不高，但从外边看却有两三丈高。有一回可把我吓了—跳，起初以为是条狗蹲在院墙内，正琢磨着，只见那东西一窜就跳到墙外去了。狗绝不可能这样跳，所以我断定是狼，原来这里时常有野狼出没。

院内一栋二层中式楼房便是溥仪的临时栖身之所，二楼左侧是溥仪的寝宫，右侧是婉容的寝宫。我和祁继忠住在一楼，一楼还为来觐见溥仪的人准备了一些临时客房。霍庆云等护军则住在利用仓库改造的大房间里。不知是哪位奉献皇上一匹骏马，就在院子里搭个小马棚养着。

室内没有暖气设备，靠烧铁炉子取暖。旅顺的煤特别好烧，那是清一色小核桃块，一引着，大半截炉筒通红，几乎不剩炉渣，一间屋子每天有五六桶煤就烧得非常暖和。

提起烧煤，我想起发生在肃亲王府内的一次火灾事件。溥仪刚搬到王府住时，专门给他新盖了一间茶膳房。因为图简便，利用了原有房屋的一面山墙，不料墙内有根木柱，正好挨靠在茶膳房的火炉上。一天，终于把墙内木柱给烤着了，起初茶膳房的人还不知道，只是觉得奇怪：这屋子怎么像个暖洞似的，直烤人!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上边出现红点子。这才引起人们警觉，细一观瞧，镶在墙里的木头柱子正呼呼往上窜火苗呢！御厨们赶紧打电话调消防队来灭火，住在周围的日本居民也都急了，拎桶拿盆前来灭火。事情总算没有闹大，茶膳房已经烧完了。等我到旅顺时，一间新的茶膳房又已经盖好。

溥仪曾给我讲过他离开天津来到旅顺的惊险历程，说到先乘小汽艇偷渡白河的情景，又说到入海后如何从软梯子爬到大轮船上去，还说到祁继忠晕船，大口大口地吐，差点儿没把肠子吐出来。从登上小汽艇到营口这一路上，溥仪的安全由日本特务上角利一负责。溥仪在汤岗子住时，别的自由都没有，洗温泉澡却是自由的，每天都洗一两次。溥仪到旅顺以后，日本人才允许他把婉容接到身边。就是说，我在天津见到川岛芳子时，溥仪已在旅顺了。

不久，日军方面邀请溥仪参观白玉山防御工事。这里是旅顺军事要塞，属于禁地，中国人是不准靠近的。虽然邀请溥仪参观，有些炮位设施也没让看，只派人给讲讲。那天由我扈从，仅在山顶小白塔跟前走走，观看了一些战壕和工事。细听解说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当年俄国驻军使用的。日本方面让溥仪参观，目的是要让他相信日军的强大和无敌，似乎白玉山上布满了日军大败俄军的战迹。

溥仪对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不感兴趣，当我们沿海岸线往回走时，溥仪见有人在浅海处捞海生物颇以为奇。过了些日子溥仪命人买了四五双可以顶到大腿根的高腰水靴，也分给我一双，他还亲自带我们到海边去捞海生物。我们穿上水靴，站在浅海的石砬子上摸海蛎子。这东西就像蛤蜊似的，把身体贴在石头表面上，连军舰表面上也都贴一层。所以到一定时间必须打一遍，否则势必增加阻力，影响速度。当地小孩子总是带个铁桶，拿把小锤，敲打下来以后，用特制小铁钩，一钩钩进铁桶内。可是我们没带工具，弄不到海蛎子，伸手向石砬下面一摸，却摸上海参来了，有三寸的，有四寸的。这东西也挺有趣，你抓住它，它也不动一下，所以根本无法分辨它是死的还是活的。要等到装在盘子里端上餐桌的时候，如果下锅前是活海参吃着脆，如果是死的吃着筋斗。

[石砬子：山上耸立的大岩石。]

就这样，我们抓了一些海参带回肃王府，溥仪看着很觉稀罕，命我割开一个看看里边的构造。真该我倒霉，我一只手握着刀子，用另只手去抓海参，那东西溜滑溜滑的，我这刀子怎么也割不上。溥仪骂我笨，噼里啪啦就扇了我几个大嘴巴。溥仪这个人稍不遂心伸手就打，不听你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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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楼

四十三 大连海滨 

溥仪带我们上海边去捞海参，似乎行动是自由的，其实不然，后边总有人跟着，那就是在肃王府守大门的日本宪兵。溥仪不动，他就守在门上；溥仪一动，他就跟在后边，晚间就住在大门以内的门房里。当然，他们也换班轮值，具体情况不详。反正肃亲王府的人员出入全在宪兵的掌握之中，开大门的钥匙也由他们拿着，我们下人出门要向宪兵讲明情况，他给开了门才能出去。就连郑孝胥等人觐见溥仪也不例外，得先过大门这一关，宪兵不开面那就干瞪眼。

[开面：方言，即给面子。]

然而，从表面上看，只要溥仪不脱离旅顺日军的管辖范围，其行动是不会受到干预的。溥仪甚至可以到大连去玩。记得有一次他带婉容到大连海滨去玩，肃亲王的一个儿子也跟去了。我给商业汽车行打电话，雇了两辆小卧车，我跟着溥仪等人乘一辆，祁继忠与几名随行护军乘另一辆。那时雇车很便宜，旅顺大连之间一百华里，一台车往返车费只需两块钱。看守肃王府大门的日本宪兵自然也跟着，他单雇一辆汽车尾随我们的车队。

车行一小时许，来到大连市郊有名的星个浦。汽车停在一家“日本料理馆”门前，每人喝了一杯咖啡，随后就上海边去了。

[星个浦：日语意为“星星的海滩”，即今大连星海公园。]

广阔无垠的大海，金黄金黄的沙滩，五颜六色的贝壳，奇形怪状的石子……溥仪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原来，紫禁城以外、租界地以外，还有如此娇美的世界!婉容显得更愉快，她东问西问跟溥仪说个不停，叽叽嘎嘎地笑个不停。她从沙滩的这头遛到那头，捡这个，拾那个，她当宝贝搜集起来的东西无非是贝壳、石子之类，不大工夫自己就拿不动了，于是，撒娇似地让溥仪想办法，溥仪一招手，我们便走过去，把她那些宝贝接过来，使她腾下手来再去捡。

那是十二月里的阳春天气，风和日丽，海浪平稳。溥仪蹬着海边露出水面的礁石向远处试探着迈过去，我一步不离地紧紧跟着。婉容也过来了，干着急，却不敢把脚放在礁石上。忽然，溥仪又俯下身去，把手伸向水里。我往下一看，嘿，黑、红、黄、金各种颜色的小鱼游来浮去，真让人喜欢！溥仪用五指堵，用手抓，一条都抓不住。我帮着抓，也没有用。小鱼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岂肯因为碰上了“龙爪”就乖乖地待擒?

抓不到小鱼，溥仪颇为扫兴，下了礁石又钻入岸边一处灌木丛中。这里又另有一番天地：无数鲜艳的花蜘蛛在树丛中间爬来爬去，这是别处无论如何看不到的景象。溥仪命我道：“快！逮几个。”我猛扑过去，不料这些蜘蛛特别能耐，个个都长着一大堆飞毛腿，跑得特别快，抓了好一会儿竟然没抓住一只！溥仪说我笨，他如果动手肯定也抓不着。

回到“料理馆”休息时，我曾提议顺便到大连市内逛逛，被溥仪申斥了。我想：或许是日本人预先定了调子，不准他入市区的吧?那天，吃没吃一餐日本风味的饭菜我也忘了，反正从这里上车就一直开回肃王府。

我提议去大连市内本为溥仪等人着想，那里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平时，我常上大连给溥仪和婉容采买物品。记得有一次奉命去买头油，就是往头上抹的、浆糊一类的瓶装物，叫“孔雀髓”。我一次买了四五十瓶，装在三只木箱里，在大连雇了一辆小客车拉回旅顺。我想，如果不是随便糟蹋的话，这些头油足够溥仪和婉容终生受用了。

因为经常奉命雇车，逐渐与汽车行的人混熟了。有一次赴大连采购，我见路上行人稀少，犯了开车瘾，遂向司机提出请求。司机听说我在天津常开车上街就答应了。开始还平稳，快到大连时出现一段坡度很大又很长的公路，我没有思想准备，又缺乏在坡路上开车的经验，到拐弯时还按平道行车办法，一踩“塞带”(刹车)就转方向盘，结果方向盘硬是拧不过来，眼看那车照直道就冲下去了，把我吓得够呛，司机也吓坏了。他赶快过来帮我拧方向盘，好不容易拧了过来，等汽车顺过弯慢慢停稳了，我头上还在冒汗，从此撒开方向盘，再不敢逞能了。回想当时再不转弯，就要翻车，连车带人滚到山下去，也许酿成车毁人亡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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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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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四十四 奉命返津 

1932年元旦刚过，溥仪就交给我一项新任务。

“李国雄！派你明天回天津一趟：把我在英租界洋行订制的宝星取来，返回时让霍殿阁携两名护军同来，再牵两条狗，别把‘虎头’落下，都听明白了吗？”

“老爷子让奴才取宝星、带护军，这都不成问题。有麻烦的是那两条狗，火车、轮船都不准私带动物，而‘虎头’又高又大，如何瞒得过铁路警察?”

“那该怎么办?”

“老爷子一定要带狗的话，就办托运手续吧！必须制做木笼，还要上有关部门办检疫等证件，怕一两天办不好。”

溥仪想了想说：“那太费事了！你准备准备，明天动身。到天津以后找吉田翻译官，他会替你想办法。”

“还有别的事吗?”

“没啦！下去吧!”

当天，我在旅顺市内买些路上用的东西。第二天一早要了一辆汽车送到大连码头。霍庆云奉命随我回津。

真不巧，当天没有开往天津的船，只好买次日船票。算算离开船时间还有十几小时，便转到市内去玩。我们俩先走进一间酒楼对酌一番，然后闲逛起来。只记得绕过一座大转盘，沿一条不宽不窄的马路没完没了地走下去了。眼看找不上归途，东问西打听，转了一个半圈儿，费了许多时才回到码头。

那天真别扭，路上有人告诉我们，说今天又添一班船。我俩不由分说到码头就退了船票，再去买当天船票，偏偏又迟一步，落个两头掉空。溥仪那边急不可待，我们岂敢再耽搁?索性上船再说。

上船后碰上个水手，我俩说因为去天津办急事，误把船票退了，请帮个忙。他把我俩领到头儿处，头儿说：“如果你们同意，可以在水手们住的地方让两个床位。”谢天谢地，这时还敢挑肥拣瘦么?就这样，我俩跟着水手到船尾的一间小屋里住下。

午夜过后，这条船鸣叫几声便起锚了。黑黑的夜，清清的风，开始觉得很舒服，不久便难受开了。其实刮风不曾升级，只是船头船尾都不是好部位，即使风平浪静也颠得你摇摇摆摆，上上下下。当时我在睡眠中，只听哗啦哗啦的响，原来是衣兜里那一大把小铜子都掉落在床上，随着船的摇摆，从头部跑到脚下，又从脚下跑到头部。这里必须交代一下：所谓“铜子”就是清朝和民国初年通用的铜制硬币，大的面值二十文，小的面值十文。当时，别的城市已不通行，惟大连尚可使用面值十文的铜币。

那一宿我晕船了，连身也不敢翻一翻，天亮以后稍好。经一天一夜抵塘沽港，继而乘火车到天津。

根据溥仪的指示，我当即找吉田忠太郎翻译官说明了这次回津的任务，吉田承诺道：“你在静园候信即可。”事实上，溥仪走后天津的事情由吉田包揽，作为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代表，吉田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过了几天，吉田果然到静园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乘溥仪那辆灰色汽车出去办事。我当时颇犹豫，皇上不在，使用他的座车，会不会犯说道?吉田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我们两人的在—起，你的大大地放心！”

“是！”

我前后跟吉田坐车出去两次，第一次到英租界洋行取了溥仪订制的宝星回来；第二次也上英租界，汽车停在英国花园儿对面的德立文饭店门前。我随吉田进门之后，他叫我在前厅稍等，一等等了半小时，才见他从楼上下来说：“我们回去吧!”我至今迷惑不解，想不出他为什么非让我上那家英国饭店前厅去立规矩?他们这种人办鬼事。

回到静园，吉田对我说：“明天下午回大连，火车要买二等车厢票，因为届时有人送行，坐三等车让人看不起。”

“那两条狗怎么带法?”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

“你们牵着上车上船就是，什么手续都不要管。”

第二天吉田到车站送行，此外还有几个挺着胸脯的日本人。车开时，我向吉田摆摆手，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面。“虎头”和另外那只狗分别由两名护军牵着，登车上船如入无人之境，一路顺风。将要在大连靠港时，船长过来搭讪。

“大狗的你的带来?”

“是我带的，看，真正的虎头！”

“顶好!顶好!”这位船长显然知悉我们几人的身份，他还知道我们身边携带着皇帝订制的宝星。他过来说话就是因为好奇，要一瞻宝星的丰采。

“听说你的宝星的有?”

“是的。”

“我的看看的行？”

“可以。”

于是，他带我到船长办公室，我打开木匣后，他唏嘘了几声，好像见了大世面。

我们一路受到的保护和照顾，当然都是吉田安排的。下船时汽车已经等在码头上，把我和几名护军、溥仪的宝星和那两条狗，全部拉回肃王府。

我向溥仪交差并请示善后工作，溥仪那天高兴，很温和地对我说：“把宝星交给我，你就甭管啦！新来的护军和那两条狗，我立刻派人安置。你够累的，快去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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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楼

四十五 婉容在旅顺 

我从天津回到旅顺已是辛未年腊月之尾，一两天之后便是壬申年的除夕。溥仪在北京和天津时，这天照例守岁，给下人撒“吉祥钱”，在旅顺过年心情不一样，老形式大都取消了。除夕那天，溥仪特别允许我们几名随侍，还有霍殿阁、霍庆云、刘玉明等几名护军，凑在一起，在溥仪住的那间房子里推牌九。这是一种赌博的形式：一人坐庄，几人押宝，在天、地、人、虎头等三十二张骨牌上下功夫。对于赌博这类事，溥仪本来是不感兴趣的，这次偏偏也参加进来一块儿玩，但他不懂什么叫输，什么叫赢，听别人说“输了”，他就给钱，听别人说“赢了”，他就要钱，还挺认真，从不耍赖皮。记得那天大家正玩得高兴，突然婉容推门进来，我们这帮人见状，谁都不好意思再玩下去，一个一个往外退。婉容倒客气，连说：“你们玩吧！”这种场合我们当然不好再呆，而且犯不上在溥仪这间房里受拘束，遂回到自己宿舍中继续玩下去，一直到下半夜。

到旅顺以后，男女之间的“大防”似乎松弛了许多，婉容以及溥仪的几个妹妹也能随便和我们见面了。溥仪把我、祁继忠、李体玉等都当作亲近人，偶尔留下我们“凑手”，陪伴婉容或格格们玩纸牌。

有—次，婉容陪溥仪进餐，赶巧我值日上菜，当我端着—碗日本酱汤经过溥仪身后刚摆到桌上时，溥仪急了：“你怎么不言语一声?我若回身用胳膊碰洒了酱汤，岂不要把衣服弄脏了么?”—句话问得我张口结舌，我真没想到这事。这时，婉容搭茬了：“不要紧呀，怕什么的呢！他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倘真把衣服弄脏，换一件穿穿也无妨，又何必生气！”真是好心办坏事，婉容完全帮倒忙。在溥仪看来，皇后护着一个下人说话，更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遂不问青红皂白，起身给了我一通嘴巴子。由于跟随溥仪多年我深知其人，那天婉容不搭茬我就不至于捱打，顶多让我认个错，说句“今后注意”也就算了。

这件事说明溥仪对婉容还保持着某种警觉，不过后来到底出事了，我怀疑婉容与李体玉之间的私情关系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婉容睡懒觉，日上三竿也不起，溥仪便派人去叫，可派之人无非是我、祁继忠和李体玉。我几次到她的寝宫门前，都见门裂开一道缝，婉容躺着并没有睡。

“老爷子该起了!老爷子该起了！皇上让奴才来叫了！”

我招呼半天，她也不起，还特意一转身，把被子带开，露出半裸的身子来。几次都是如此，我觉得能躲开这个差事才好。李体玉则不然，他对此很积极。

再说李体玉在旅顺时很猖狂。就拿溥仪那匹马来说，当时连御弟御妹也不敢随便骑乘，李体玉却公然骑着它在花园里驰来奔去。他依仗着什么?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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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四十六 从旅顺到长春 

1932年3月2日，溥仪传我。

“又要搬家，你现在开始准备！”这件精心安排的事对我来说却是突然的。

“搬到哪儿?”

“长春！”

溥仪向我简要地布置了任务：由我率领护军和茶膳房人员并携带溥仪急用的东西先行赴长，以便为溥仪的到达做好准备。

“皇上几时启跸?”

“还不一定。”

大概还要保密，我不再问，当即动手把溥仪现用的衣物收拾起来，装满了几只皮箱，向溥仪报告后他同意，幸好没有笨重物件，路上也轻便些。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霍殿阁、霍庆云等五六名护军及御茶膳房人员数人，由一名日本宪兵引路，在旅顺火车站登上一节铁闷罐车，携带的皮箱及其他物件，由车站搬运人员给装到这节车上。铁门刚刚关严，火车便轰隆轰隆地驶离了旅顺。

闷了一个多钟头，到达大连车站，这才允许我们进入客车车厢。我四外一扫，车厢内几乎满员，但都不像一般旅客，又并非清一色军人，这究竟是一列什么车，我始终没搞清楚，也不敢乱打听，坐着走就是了。经十五六个钟头的行程，抵达长春。其时，日本人已经改称长春为“新京”了。

一辆拉货汽车把我们几人，连同皮箱及其他物件，一起运到位于五马路口的原吉长道尹衙门内。这里就是伪执政府的临时所在地，因正处在中国地面与日本租界的交叉地带，是繁华的闹市区。

不知道溥仪几时到达，而他一到就要吃饭，所以我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御茶膳房人员把工作条件准备好。同时安顿几名护军和伺候婉容的老妈子各自住下。我就和护军们住在一室。

这个伪满洲国真是在匆忙之中建起来的，连作为“中央机关”的“执政府”还是破破烂烂的，正在装修粉饰之中。我们中国人的住处没有床而是地铺，垫上草，铺上毯子，席地而卧。心中颇觉不平，便特意到日本宪兵的住处去看看，日本人不是地铺，而是铁床，条件好多啦。我又细看看，还有区别：我们中国人铺的是棉线毯，而他们日本人铺的是纯毛毯。我立刻就来气了：这样的小事上还分得如此清楚，太过分了！一气之下，我随便拽了—条毛毯就走，又把我那条线毯扔了过去，过后还听日本宪兵那边嚷嚷，问谁把他的毯子给换了?全屋都是毛的，偏偏出了一条线的，岂能发现不了?我也不言语，比他找去好了。

这里一切就绪，我又打听到溥仪住的房间——院里靠南端的两间，想去看看布置好没有。到了那里举目四望，真不怎么样：天棚低矮，房间狭窄，当时正在装修，我看见有几个人还往墙上贴缎子呢!这时，进来两名西装革履的人，大约是某报的记者吧?他们手托照相机，要给房间照相。这时，也不知从哪里得来了勇气，我跳过去加以干涉，不准他们拍照。我想，既然是溥仪要住的房间，我有权管！把这样破烂不堪的模样弄到社会上去，有损于皇上的圣威。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以标准的北京口音搭话劝我：“你又何必管这些事!他们都是奉命而来，官差！官差！得罪了他们也没有好处呀！”我还以为此人必是与溥仪有关的，遂放下那边的事与他攀谈起来。原来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生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从小说北京话，所以说得好，与溥仪并无关系。

这样忙忙乱乱地过了一两天，因为责任在身，是来为溥仪打前站的，生怕在什么事上出了漏洞，于是，夜阑人静之际我又一件一件地想过—遍。觉得只有一件事情有缺欠：我们从旅顺出来时，往闷罐车上装了许多筐苹果、桔子和其他水果，后来我们进入客车车厢，没留人在闷罐车看守，等到了长春打开闷罐车的车门一查，水果丢了一半。据说让行李车上的人给偷吃了，他们要尝尝给皇上准备的水果是否会有特殊口味，谁又能奈何呢?其实光吃是吃不了太多的，有人不但敢吃，还敢偷拿皇上的圣果，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件奇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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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楼

四十七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1932年3月8日下午四时许，溥仪携婉容还有他的几个妹妹，来到我们已经呆了几天的地方——伪执政府临时驻地。

那天晚上溥仪太忙了，人来人往不断。我本想靠前说说这几天的情况，竟找不到谈话机会。

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晚上溥仪并没有睡在给他预备好的两间居室内，而是住在典礼大厅东边的一套房间里。记得那是三个房间，溥仪在东间，婉容及二格格、三格格在西间，中间屋里立着三面很大的穿衣镜，次日早晨我过去伺候，见二格格和三格格跪坐在自己脚面上对着穿衣镜梳头呢。

这天上午，溥仪在典礼大厅举行伪执政就任仪式，现在说说我所看到的情景。

进入大厅时，走在最前面的是侍从武官，第二个人就是溥仪，他身穿后襟长、前襟短的那种西洋大礼服，头戴黑色礼帽。跟在溥仪身后的人中，离他最近的就是祁继忠，他作为贴身随侍参加了典礼全过程。人们进入大厅后，关了门，仪式升始。这时我在大厅外巡视，不时地听见里面一阵嚷嚷，一阵鼓掌，时间不算太长，大厅的各门都打开了，参加仪式的中国人、日本人一起涌出，我看见郑孝胥、罗振玉等老臣都在里边。人们顺走廊往西拐，出门是一个小院，军乐队的人在那里列队等待。这时有个人从队列中走出，来到一根临时安装的旗杆之下，随着演奏伪满国歌的乐点，把伪满五色旗升上旗杆顶。后来我才听说，升旗者原来就是曾任奉天市长、颇有声名的赵欣伯。升旗时，站在队列前的溥仪脱帽敬礼，老臣们也冲着旗杆三鞠躬。至升旗毕，宣告礼成，参加典礼的人们又照纪念相去了。

溥仪在吉长道尹衙门改装的执政府呆了二十多天，这期间门禁是很严格的，凭佩戴在身上的出入证通行。出入证长约4公分、宽1.5公分，有两种颜色：高级官员戴黄色的，低级官员戴白色的。不知怎么，给我也发了个黄色的，或许是执政的面子吧！有几次我从执政府那道圆门出来进去，岗哨一见我戴的黄色出入证，便十分严肃地喊出一声口令：“举枪——”。用以表示对“高级官员”的尊敬，这场面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以后没有要紧事再不出去了。

终于又下来一道命令，执政府从吉长道尹衙门搬迁到当时被人们称作“盐仓”的地方去。所谓盐仓，就是吉黑榷运署，有几栋小楼，在当时的长春算好房子。这次搬迁，内务方面由祁继忠负责，我的印象不怎么深了。

到新的地方，有了明确的职责分工，我专门伺候溥仪在缉熙楼内的生活起居，也只能在缉熙楼的范围内活动。溥仪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过勤民楼那边办公，起初还认真，往后“办公”时间愈来愈短，有时干脆不再过去。

缉熙楼是一栋二层戴帽的小楼，正门朝南，后门朝北，溥仪上勤民楼去都是出后门，越过中和门，直冲勤民楼的前门。

从正门进缉熙楼，对面便是楼梯，溥仪搬进去就住在二楼西侧靠南边的两个房间里。室内设备颇简单：寝宫内除了床、两开门大衣柜、带几层抽屉的衣箱和一个类似今天的酒柜的家具外别无它物；会客厅里也只有书橱、花盆台子、双人及单人沙发、小圆桌等家具，桌上铺的不过是线织桌布，上面摆一套烟具。二楼西侧顶头是溥仪洗脸用的小屋，后来改为理发室。小屋南边是佛堂，溥仪常在这里接见近臣，佛堂旁边有卫生间。二层东侧归婉容使用，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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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四十八 笼中天子 

溥仪那时的生活实在很枯燥，虽然每天照例上勤民楼“办公”，鬼才知道到底有何公事可办，不到中午十二点就“退朝”了，在缉熙楼休息时，与婉容、二格格、三格格一块儿说说话，娱乐一会儿。

有一天，溥仪心血来潮，说要出宫转转，遂命祁继忠备车，携婉容和二格格、三格格去逛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奏事官吴天培也跟着去了。不料，像安装了特制机关，这边刚到公园，那边日本宪兵、警察、特务一起出动，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批从四面八方向公园包抄过来。最先赶上溥仪汽车的宪兵头目，恭恭敬敬地向“执政”行礼报告道：“此地不安全，请执政回府！”溥仪感到势头不对，无心贪恋公园景色，急命司机返程。这事并没有就此完结，又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传过话来，说执政的安全要紧，不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要出门也得告诉一声，以便保护。话是这样讲，反正不许溥仪随便行动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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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楼

溥仪有散步习惯，既然不许出宫，只好在大墙内遛遛。起初还好，散步时带上几名随侍就行。到后来，只要溥仪走出中和门一步，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人就会愈来愈多，什么侍卫官、侍从武官、日本宪兵……跟了一大帮。溥仪很反感，却又无计可施。我亲耳听他说过：“在院子里走走还拉着大队人马，这太没有意思了!”其实，这正表明日本人对溥仪的监视和限制愈来愈紧。

平时，溥仪散步并不局限于缉熙楼前前后后，时常越出中和门往北，上护军住的院子里去转。不久即有人告诉他，护军那个院子也不保险，最好不过去。接着，又出了这样一件事：有次溥仪在缉熙楼小院里散步，陷入了思考之中。刚走到东西大墙旁边，忽然由墙外飞进一块砖头来。因为四外都有岗哨，一般人不可能接近，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令人生疑。紧跟在溥仪身后的祁继忠和吴天培都害怕了，说是“闹鬼”、“狐仙显圣”，护卫溥仪赶快离开了这里。现在看来，这事与溥仪离津前的“炸弹事件”也大同小异。试想：谁能知道溥仪正在这里散步?谁又敢向“执政府”的院子里抛砖头呢?出这种事的时候，又恰恰都有祁继忠在场，也是怪事。从此，溥仪散步的范围更小了，因为还必须远离大墙。

溥仪并不傻，他当然知道是谁严格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他不满，也只能忍受，因为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保护”。出于同一考虑，关东军还派出若干日本宪兵长驻勤民楼旁厢房内，监视往来人员，包括溥仪的亲属和近臣。为了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宪兵，不着军装，而改穿一种特制的制服。这些不易识别的人却都经过了特殊训练，溥仪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视线之中。

溥仪终于想到，应该自己保护自己。他曾在天津张园练过几天八极拳，以后到静园、到伪满，连一次都不练，自身那点儿武术瞎了，但武术教师霍殿阁还在，溥仪身边会武艺的人也还不少。于是，溥仪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在勤民楼天井的空地上各练一回。那天我也在跟前看着，有十多个人分别练把势，真是五花八门，各显其能。霍殿阁压阵最后登场，溥仪及观者都对他寄予厚望，他也露出人前显贵的意思，起架很猛，而且练的并非霍家拳，是一套我不熟悉的把势。不料，因开始用力过猛，中间缓不下架，到收架时已经站立不稳了，几乎栽倒，惹得哄堂大笑。溥仪问他失脚的原因，他解释说：“奴才平时腿绑沙袋，已有两三斤重，今天突然摘去，未能适应，练起功夫来头重脚轻，才站立不稳。”据我所知，真实的原因不在于此，霍殿阁随溥仪到长春后，即被授为三等侍卫官，每年津贴一千八百元，乃忘乎所以，吸上了大烟，又娶上了小老婆，习武之人哪里经得住这般自我摧残?体质已在不如不觉中下降，过了几年，这位威武的拳师就出人意料地屈死于烟毒淫乐之中了。

[瞎了：方言，意为白费了。]

观看武术表演后，溥仪感慨系之，觉得确有组建护军、扩充保镖力量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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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楼

四十九 “御临幸”见闻 

伪满十几年间，溥仪只有两种出宫的机会：一种是赴外省市视察，叫“巡幸”，伪满最初两年不曾有过；另一种是在长春市内活动，如定期前往孔庙祭孔、前往建国忠灵庙祭祀日本侵略军的亡灵、出席协和会或其他会议的开幕式等等，叫“御临幸”，这类活动从溥仪当上“执政”起，每年都有若干回。无论“巡幸”或“御临幸”，都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精心安排。

作为溥仪的亲信随侍，从伪满初年起，我就追随溥仪之后，在溥仪“御临幸”活动中广有见闻，这里仅挑两件有印象的事例说说。

就任“执政”不久的溥仪颇有“政治抱负”，为了表示“体察下情”的“圣衷”，特请关东军安排“到民间看看”。那次，他带着政府部门的一些人，按预定路线，来到南关某老百姓家。那家只有老两口带一个孩子，溥仪进屋后先接受主人行礼，东看看，西瞅瞅的，还摁着孩子的头，说了几句抚慰的话。很明显，全部过程都是排练过的。

还有一次溥仪“御临幸”协和会某年度的年会，我带几名护军随行，以保卫伪执政兼“协和会名誉总裁”溥仪。记得会场设在一个大院里，院内临时搭个很高的大棚，溥仪的“卤薄”(汽车仪仗)一直开进棚中主席台前，下车即登台进入后面的贵宾室。我们几名随行保卫人员即退至棚外，守候在大门口处。呆了不大工夫，忽听棚内“砰”的一响，显然是爆炸的声音，我和同来的护军不由分说拔出腰间短枪，三步并作两步闯进大棚中，直奔主席台。就在这时见有一人被好几个人架着往外走，他一手捂住眼睛，另一只手拿着崩坏的闪光灯。一直跟在溥仪身边的警卫处长佟济煦，知道我们急了，赶紧过来告诉说：“没事！没事!”他又用手指指被架出去的那个人，“这位摄影师把银光粉装多了，闪光时爆炸，伤了自己的眼睛。”啊，原来是一场虚惊！回去以后我还曾向溥仪询问事情经过，他说也听见砰的一声，当时吓懵了，别的什么都没看见。溥仪那时也是可怜人，出门即有杀身之虞，不得不严加防范。

本来溥仪出门时的保卫工作由关东军方面包揽，但他不放心，希望在各种场合都能有自己亲信的人。记得发生过这样一场唇枪舌剑的对阵：溥仪在“御临幸”活动中使用的卤簿是日本人安排的，溥仪坐在一辆红色汽车里，两侧有四辆配色摩托护卫。因为溥仪希望我也能混在卤簿行列中，行进期间时时跟在他的身边，便故意当着执政府顾问官的面问我：“你不也有一辆摩托吗?”伪满建国不久，溥仪买了四辆摩托，我骑一辆，赵荫茂骑一辆，还有两辆存在库里，这事他当然知道。

“是呀！奴才有一辆。”

“那你也骑摩托跟着吧!”

对日本人说来，这或许是个难题，但又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当然，从形式看也有点儿妨碍观瞻，我那辆摩托是很普通的，和那四辆护卫摩托跑在一起颜色不协调，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执政府顾问官并没有提出这类问题，只让卤簿管车人问我：“行车时你若在队列内乱闯乱碰怎么办?”我自恃开车技术不错，回答说绝不会乱闯乱碰，边说边表演给他看，一会儿把摩托开得很慢，一会儿又偏着开，像耍杂技的。慢开时能查出辐条有多少根，管车人不得不佩服我的开车技术，也没有理由阻止我跟随卤簿车队了。

“你能跟随万岁爷外出太好了！要时时当心，如果发现坏人，就开足马力撞他！”颇了解内情的佟济煦对我说。

“那当然了！”我们的心情是共同的，像获得一次胜利。

事实上，这种事情只在伪满初年尚可办到，随着对溥仪的控制愈来愈严密，后来就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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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五十 护军初建 

溥仪就任伪执政以后，急于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遂以从天津带来的霍殿阁、霍庆云等十几名保镖人员为基础，又从北京的皇族及满族子弟和内蒙的王公子弟中，陆续招募来二百多名青年，编为三个队，仍称作“护军”。

“护军”本是沿袭原清宫卫队的名称，到天津时只剩下若干私人保镖亦用“护军”这个习惯叫法。伪满初年建立的护军，已经不是作为皇宫警察性质的原来意义上的“护军”了。它实际是一支变相的陆军部队，而且正式列入政府编制，编制单列，由溥仪交给执政府警卫处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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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楼

“护军”最高指挥官为“统领”，统领部设教练官、执事官、经理官、医务官及司号长等编制。统领下辖三个队，每队有一名少校队长，带领三个排，每排设上尉排长一名和中尉以下排长两名，还有上士司书一名、上士司事一名、司号一名。每排又分三个班，班设中士班长一名、下士班长一名。每队在编战斗兵计一零二名。

护军不但在编制方面正规化，武器装备方面也是正规的：除战斗兵每人一支三八大盖枪以外，每队配备轻机枪一挺、匣枪若干支。此外，溥仪特别订制了一批大刀片，发给每个战斗兵一把，这是正规部队没有的配置。

统领郭文林，是深受溥仪信任的蒙古王公凌升之子，被伪满军政部授予陆骑步兵上校军衔，他对护军的教育训练尽心竭力。护军初建时我还经常看见郭在早晨带兵操练，有时到市郊进行野外训练。那时护军只有二十多人，一切都没有走上正规，所谓野外训练也跟郊游差不多。我当时还没有参加护军工作，但对他们的训练、演习感兴趣，遂请示溥仪并得到允许，前后多次参与护军的“实战演习”活动。

[军政部：伪满初年称“军政部”，至1937年7月改称“军事部”，统领伪满军队。]

护军演习平时就在兴运门外进行。全体护军被划分为两组，郭文林自领一组，同时指定一人为另一组的组长。一组往南走一条路，另一组往北走另一条路，约定在伪执政府后面野地小树林里集合，相遇前搞一次实战演习。演习中，一组以防御的面貌出现，另一组则以攻击的面貌出现，当然，胜负总是难解难分，最后鸣锣收兵，稍事休息即告结束。有一次，郭文林指定我为临时组长，和他分别率领两组护军。途中我对本组成员说：“今天咱们来个急行军，先到小树林里隐蔽起来。等他们来到时，听我口令猛向外冲。记住：我不说话，任何人不得暴露目标!”就这样，我们这组护军老早赶到伪执政府后边的树林里，自寻有利地形埋伏了起来。过不多时，远远看见郭文林那组护军仨仨俩俩、说说笑笑地走了过来。等双方相距只有三十米时，我大喊一声率全组冲出树林，捉住不少对方的俘虏。郭文林笑着冲我一拱手说：“算我们输了！”这就是护军初建时的训练状况。

当时的二十多名护军，还根本算不上是一支有用的军队，却已经被日本人注意并加以防范了。记得那次“伏击”演习完毕返回伪执政府，郭文林因事不能同路，让我领队。我们走到一处高墙下，墙头上值勤的日兵持枪严命停下。我们告诉他是执政府护军，日岗竟端枪瞄准，绝不允许在此通过。虽说语言不通，有理说不清，但从服装上他总该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却不开面。这当然不仅仅是士兵的问题，我们只好按原路后退，绕到伪执政府南边去。中国人走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要受到日本人的干涉，连溥仪的护军也不能免。

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是护军从初建到初具规模的时期。统领郭文林逐渐超脱，溥仪的心腹，当时任伪执政府警卫处处长的佟济煦，实际管辖着这支部队。护军人员也在数月之内扩大了十倍。按溥仪确定的“三队”建制，第一队已经满额，由奏事官吴天培充任队长。吴在天津时就是溥仪的随侍，到伪满成为继张宏志之后第二任正式的奏事官，自然可以算溥仪的亲信。第二队编制也陆续补充到满额，溥仪相信我，又看出我对护军演习有兴趣，便派我当了该队队长。第三队都是从内蒙招募来的，只有七十来人，始终没达到满额。队长姓刘，并不是非常接近溥仪的人。

[溥仪先后两次从内蒙招募护军，这里指第二次招募。]

护军的三名队长，在待遇上较禁卫军稍好。如授衔时，我们护军队长授为少校，而禁卫军中职位差不多的人只授上尉连长，比护军就低了一级。大约溥仪考虑到关系问题，因为护军和禁卫军都在执政府院内执勤，容易因待遇不公而眼气生事，所以不许我们几个队长戴少校肩章，而只能戴上尉肩章。执政府按荐任官五等一级支付我们月饷一百三十余元，溥仪再给补到二百元。

[伪满初建时，熙洽从吉林各伪军部队挑选拼凑了一营步兵，最初叫翊卫军，继而改编为禁卫队、禁卫步兵团，负责守卫执政府，后来即守卫皇宫。]

[伪满官吏最高为特任官（内不分等），其次为简任官（内分两等），再次为荐任官（内分八等），最低为委任官（内分五等）。薪金根据任别、等别外还根据职务级别。例如护军队长属于荐任五等，又分三级：一级一百三十元、二级一百一十元、三级一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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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溥仪与护军 

溥仪把护军视为私人军队，是复辟清朝的军事力量，所以他重视并干预对护军的管理和教育。

溥仪在护军中极力灌输忠君的思想，经常命佟济煦赴队进行所谓“精神讲话”，要求每个护军都要做到“尽忠于一人”，绝对服从他。为了收买人心，溥仪还经常向护军赏赐野猪、蝗鱼、美酒、菜肴，使其知恩报恩。同时，每年选拔数名有培养前途的护军，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或伪满军官学校深造，培养、储备军事干部。毓嵣、毓嵒等人也都是从护军中提拔起来的。

除了正面教育，溥仪也在护军中下镇虎，有一次居然把我抓住当成了惩一儆百的对象。事情发生在我出任第二队队长不久，当时第三队尚未组建，一队和二队人员亦不足数。记得由护军驻地往缉熙楼去途经一条小夹道，有一天我叼着烟卷正走到小夹道上，冷不防碰上第一队护军某人。他用手指冲我一比划说：“嘿，这回可让我抓住啦！”虽说他用的是开玩笑的口气，却把我搞得懵头转向。

[镇虎：北京方言，即恐吓。]

“你说抓住我啦，抓住我什么?”

“刚传达完，说不准吸烟。还说查出谁吸烟就打二十军棍。您身为队长，为什么带头违犯规定?是不是该罚呀?嘿嘿。”

“好，我认罚！请你吃一顿怎么样？”我嘴里应酬着，心中纳闷儿：有“不许吸烟”的规定，我怎么不知道?遂又追问一句：“是谁下的命令啊?”

“吴队长命令!难道你没在二队传达这道命令吗?”

“当然，当然。”我敷衍过去不再分辩，心里明白原来这是第一队自行规定!既然不是上头命令，就和我们第二队无干。我敷衍他，并表示认罚，这是考虑维护吴天培的威信，维护两队之间的关系。

不料，这事第二天就传到溥仪耳朵里，他感到抓住了好题目，也不问青红皂白，硬把“不遵守制度”的帽子扣到我头上。当即命令全体护军在缉熙楼前集合，让我跪在队前。溥仪面孔严肃，指着我对护军训话道：“他身为二队队长，却带头违犯制度，必须依律责罚！来人哪，打他二十手板！”当即过来一名随侍，使用特制打手板，一下又一下，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手掌上。责罚完毕，溥仪又接着给护军训话：“你们都必须严格遵守制度，遵守纪律，谁敢违犯都将受到严厉惩处！”演完这出戏，溥仪又单独把我叫到楼上，换了抚慰的口气说：“就得这样才行!叫他们看看捱惩罚的样子，以后也能服从你，听你的话啦！”

护军队长以上干部都与溥仪有直接联系，随时汇报情况并接受询问。溥仪也亲自决定对他们的任免赏罚。

佟济煦以照相师的身份，经陈宝琛介绍来到溥仪身边，曾利用溥仪的信任，在北京和天津发了一笔财。到伪满，以警卫处长身份管理护军，应该说他是忠于溥仪、尽职尽责的，但也有骗取信任的行为。他是政府官吏，并非溥仪私人开支的人员，每天按钟点上、下班即可。然而此人为表现对溥仪的忠诚，下班不回家，晚上住在办公室。特别有趣的是，他在班余时间想回家时还要以“吃药”为名向溥仪请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无不在背后笑话他的邀功之举。而且，他的责任心也是值得怀疑的。拿查哨来说，本应在岗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验看值班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他查哨却自行其是：每晚都在午夜十二点到达，分秒不误。而且老远便打开电筒，在暗夜之中先把信号送到哨位。因此，他的查哨举动全在值班人员掌握中。将及子夜，人们便互相通告：“快来了！”见到亮光，又互相提醒：“已经来了！”佟济煦靠这一套居然博得溥仪的信任，后来护军与日本宪兵队发生冲突，溥仪被迫撤了佟济煦的职，为此内心十分难过。

第一队队长吴天培的撤职也是溥仪决定的。这事发生在1935年前后，事先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有一天佟济煦召集全体护军集合，发布命令说；“吴队长现已撤职，命第一排排长魏树桐暂代一队队长。”佟没有宣布原因，我又不敢直接问溥仪，后来听司房人员说，溥仪开除吴天培，是因为他利用奏事官身份索贿贪污。开始有人送东西托他传见，他还不大敢收，浙渐就背着溥仪收下了，一直发展到让等候传见的人送钱，不送钱的就给闭门羹吃，甚至矫传圣旨，硬说“溥仪不见”。一次溥仪问一位想见而长期没见到的人：为什么总不来?那人说来过多次，奏事处总推说“皇上有事不见”，让过几天再来。于是引起溥仪追查，吴天培才露了馅。溥仪采取秘密开除的方式，大约是害怕别人也效法吴贪污索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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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五十二 我当护军队长的时候 

伪满初年护军的职责颇重，勤民楼、中和门、缉熙楼以及内廷的炮台岗哨等重要部位，一律由护军把守，三队护军轮流值勤，每天一队。只把外围一些不重要的岗位交给禁卫步兵团。

那时，护军的管理是严格的，所谓“军规不认人”。在营房门口立着一根军棍，任何人不准动。当时有一种说法：若有人不小心把军棍碰倒，或是挪动了它的位置，那么当天准保有人捱军棍。一根木头竿子，就这样被神化了。

有一天，两名新加入的护军偏偏不信邪，操起营房前的那根军棍就交手对打，闹着玩儿。别人看见了就对他俩说：“等着吧，一会儿你们要捱打!”这样说的人并非有意向我报告，要揭发他俩，不过是根据那个“神话”而已。事有凑巧，就在那天下午，摆弄军棍的护军受到我的惩罚，尽管另有原因，“神话”却应验了。事后，我偶然听到一个护军笑着对那个受罚者说：“刚才说你你还不信，看捱打了吧!”

我担任护军队长的几年中，也多次惩罚过下属，形式主要是打板子，但具体打法有所不同：老式打法的规律是：快数慢打，才落三四板，却已经数过十个数了，但罚板子的数目很大。我罚板子的数目一般不超过二十下，但绝不许可执行者快数，打一下算一下，所以对被惩罚者来说，也实在是够重的。

记得某个星期天，正赶上二队轮休。虽说是休息，也不许可护军单独活动。大家憋急了，纷纷提议郊游，我决定领他们上大屯。头一天安排好伙食，星期日一早就出发了。我们沿“国道”南行，走了三个多小时，向老乡一打听，他指指南边说：“还有十多里地。”我们抱着希望继续南行，又走了两个小时，再向老乡打听，还是指指南边：“不远了——十里地!”气得我下令原地休息，打算掉过头往回走。护军们不甘心，非要看看大屯是个什么地方。嘴上还说听我的，既如此就朝前走吧!又走了一小时，真进了大屯那条小街。其实，这里除乡村景象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伪满设“国道局”，“国道”指连接城市、县城之间的公路。]

天已过午，我下令休息、吃饭，把带来的三匹马也喂过、饮过了。饭后，我领三名护军在附近转一转，望见不远处有座小山，就想上去玩玩，急走半小时，看看还是那么远。我联想起上午往大屯来干走不到，遂止步不行，放弃了登山念头。不料，远远看见郎排长带着七八个人上来了，老远就喊：“李队长!可找着你啦!”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队长走后，弟兄们有事找您找不到，各排弟兄们听说队长没啦就乱套了!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一个个东跑西窜各处找队长。”

我说：“你们三名排长怎么不管住?”

“群龙无首，没人听啊!” 

护军们难得这样一个自由的日子，这样一块自由的天地，撒欢起来原是可以理解的。本想让他们尽情玩玩，又怕滋扰百姓、惹是生非，最后让我承担责任。遂向郎排长布置说：“你先回去，向其他排长传达我的命令：全体护军立即集中，不得乱跑，等我训话!”

“是!”郎排长率带来的人领命去了。

我随后赶到集中地，训了几句话，不过我没有批评谁。排长报告说，跑死一匹马。我让就地埋掉，并不追究责任。遂命按原路返回，抵护军宿舍时已是晚上八时，大家都累了。我却还得上楼伺候溥仪，溥仪问我一天不见跑到哪儿去了?我原原本本叙述了去大屯的经过，并注意到，溥仪脸上没有不满意的表示。

那时，护军们警惕性很高，精神状态也不错。记得是1933年的中秋节，我向溥仪的茶房要了一些吃的东西，如葡萄酒、鲜货、西瓜、月饼等，在缉熙楼前门对着的一块地方，席地而坐，和护军士兵们一起吃喝过节。他们中间许多年龄小的特别想家，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情。那天士兵们向我劝酒很多，我也跟大家干杯。正当喝得畅快，而人们也都醉意朦胧之际，忽听执政府北边铁道处枪声响成一片，护军们立刻警觉地抓过枪来，又派出岗哨赴锅炉房附近高地观察。枪声继续响了一阵才渐渐稀下来，这时有几个黑影摇摇晃晃地从北面烧锅走来，我们喝问口令，对答如流，乃知是派出的岗哨回来了。统领郭文林也跟了过来，据说，刚才的枪声确是一场战斗：有一小股“土匪”袭扰，已被日本宪兵队击溃。现在没事了。我听到“没事”二字，醉意重返上来，“哇”地—声吐了，随之醉倒下去不省人事。

[民间称制酒的工厂为烧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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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楼

五十三 护军的后勤问题 

护军一队和二队已经满额的时候，伙食仍由外边的人在营房内包办，二百多人统一办伙，士兵们常向我反映“吃不好”。

记得是在1933年的春节前夕，我带着士兵们的要求找到护军伙房的领头人，跟他商量春节改善生活问题。

“过年期间能不能包几顿饺子吃呀?”因为护军都是北方人，习惯于过年吃饺子，而伙房先已扬出风来不打算包，所以我才这么问了一句。

“人太多，包不过来。”伙房头儿说。

“我可以派几个人来帮助包。”

“帮忙也不行，饺子吃不上。”

“大年初一总得吃一顿吧?”

“不行!”

商量挺长时间也不通，一气之下我给二队的人退了伙：“既然过年都不给做顿饺子吃，我们二队的人，从明天起退出你们伙房!”说完，我回到二队办公室，把三名排长找来，告诉他们刚才与伙房头儿商谈的经过，接着就研究另起炉灶的问题。这时，走进来几个护军弟兄，听说要自己做饭，一个个蹦高叫好，都非常快乐。我当即命令排长郎中元带几个护军弟兄，上杂货商店购买锅碗瓢盆和一切炊具；又派另一名排长，也带几名护军弟兄，在院子里找一处地方，临时搭起棚子当伙房。因为符合护军群众的意愿，大家干得有劲头，很快便准备就绪了。

第二天一早，我远远看见搭棚子的地方炊烟袅袅，似乎还闻到了炒菜的香味，我赶紧跑去看。嗬!好多人围着一口大铁锅，正往汤里揪面疙瘩呢!大家热热闹闹地做饭，欢欢喜喜地喝汤，有趣极了。

这天，郎排长又带人到商店、市场办了一次货，把炊具、餐具和春节用主、副食全部备齐，除夕炒了十几道菜，摆了十多桌席，人人笑逐颜开。记得连花样点心也是自己人制作的，有个叫刘金山的护军，河北沧州人，是我从旅顺回天津取宝星那次带他到关外的，此人会做豆包，而且能用手掐花，除夕晚上别人打麻将，他帮厨做豆包，整整一宿没合眼。大年初一早晚都摆席，中午吃饺子，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

伙房被我们促了一下，不得已，终于放弃“人多吃不上饺子”的顽固思想，初一那天也给一队护军包了饺子吃。两队护军都吃饺子过年，本应相安无事，偏偏有那么几个人吃饱了饭没事于，拿着二队的饺子跑到一队伙房，去比哪家的馅好?这下把伙房的厨子惹急了，找二队那些比馅的人去斗气，幸亏有人及时向我报告，被我压了下去，才没打起架来。这以后，两队的人天天比伙食，二队总占上风，一队伙房信誉扫地。过了一个多月，一队也宣布退出伙房，自起炉灶，伙房遂告解散，从此护军的伙食转为自办。

吃饭问题解决后，护军购买生活日用品的问题又突出了。虽然护军能够按月领取零用钱，但由于纪律约束严格，请假上街太困难。我遂和佟济煦商量，又征求了二队护军中排长、班长及士兵的意见，决定派出一人办一个小卖所，出售毛巾、香皂、牙膏、袜子、糖果、烟、茶等生活用品。本钱由我出。当时我手头有一笔钱：不知什么原因，溥仪不许我领取按编制下拨的月饷，由他直接向我支付每月二百元薪金。然而，那份每月一百三十元月饷并不收回，遂积存下来，正好可以拿来公用。这笔钱一部分用于办货并添置小卖所用具，另一部分买了大量白布，给每名护军做两套褥单枕巾。因为当时动不动就检查卫生，有褥单换洗就方便了。可是这事却没办成，一队和三队没有这笔款项，一样的护军，你二队铺得雪白，把其他队显得更黑，这怎么行?结果事情反映到佟济煦那里，他下令不许使用。记得为了这事，当时我还挺生气呢!不过，小卖所还是赚了钱，我们决定每年分红两次，本队护军无论买过东西的还是未买过东西的，一律参加分红，一次分得四元多钱，大家挺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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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五十四 护军的多种职能 

伪满的警卫处，在“大同”年间隶属执政府，内设警卫长、警卫官、事务官、属官、承宣官和警卫士等编制。到“康德”年间又隶属于宫内府，内设处长、事务官、警卫官、属官、警卫士等编制。可见，护军并不是警卫处内的一个部门，二者只是“挂靠”关系，护军作为为溥仪个人服务的武装组织，由溥仪交给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代管。

护军内官兵差别很大，薪金最高为荐任官一等一级四百元，而定为委任官五等五级的二等班长和司号长，只有十五元至十七元。士兵每月津贴不过十来元钱而已。

溥仪建护军本属沿袭清宫旧制，但伪满护军在自身发展中，除体现保卫职能的原有三个队以外，又陆续派生出军事教练班、特别班以及仪仗队等组织，表现出多种职能，这就是伪满的“新制”了。

护军成立不久，溥仪即决定设置了军事教练班。成员优先选拔三队护军中的皇族子弟，溥仪的族弟溥俭、族侄毓嵣都在其中，我手下的第二队护军也有几人被选去。计有十五六人，设两名班长、一名副排长。教官两人由日本人充任：其一为校级，名字我忘了；其二为尉级，叫诹访绩。在我印象中，该班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学习很多军事科目，主要讲解轻机枪的使用与保养。从机枪部件的名称、拆卸、安装，讲到使用及排除故障的方法。记得为了能在夜间熟练地拆卸、安装，白天练习操作时就让学员用白布蒙上双眼。在学业结束时通过考试的学员们，又返回护军原来的岗位。

所谓特别班，就是从护军的三个队中陆续挑出一些人，从事内院的勤杂服务劳动。开始只找了六七个人，以多连元为班长、刘毓明为副班长，编制从属于护军。主要承担缉熙楼周围院内卫生及临时传达事项，后来把缉熙楼内的清扫工作也划归他们。一年后溥仪提出把特别班更名为勤务班，这是因为溥仪怕“特别”二字带有“特务”之嫌，进而引起日本人的怀疑。我这时奉命管理特别班，所以对此事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后来勤务班扩大，又拨来几批孤儿，转交严桐江管理。

1934年2月，伪满即将改行帝制，溥仪第三次登基的梦似乎就要实现了，届时日本天皇还将派其弟秩父宫为“御名代”访“满”祝贺，为了装门面、壮声势，伪执政府决定成立仪仗队。或许出于对我的信任，仪仗队以护军第二队为基础临时拼凑而成，我便当然地兼任了仪仗队队长。

按照起初的设想，仪仗队为骑兵编制，由伪执政府赶制了骑兵礼服：头盔、蓝上衣、带黑道的红裤子和大马靴。还为每名仪仗队员配备了标枪，给我配备了指挥刀和指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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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楼

五十五 宫廷仪仗队 

伪满的宫廷仪仗队，从生到灭只有我这一任队长，它的全部活动都是我领头。所以，似乎责无旁贷地应由我把这支仪仗队的存在情况写出告知世人。

仪仗队开张，与溥仪变成“康德皇帝”联系着。1934年3月1日上午，溥仪举行登基祭天礼，我们仪仗队当然要到搭天坛的地方——杏花村去立规矩，不料这第一次行动就出了事故，实在是个险兆。

虽说仪仗队是骑兵编制，实际无马可骑，参加祭天是用两辆运货大卡车拉去的。由排长带队上车，仪仗队员整齐排列在汽车厢板上，一律脸朝前站着。头辆车启动较稳，顺利开出了，第二辆一启动就把后排的一名仪仗队员甩到车下，当即摔伤，我遂命人把受伤者急送医院，又下令让两辆车上的后两排人调转身体脸朝后，虽谈不上“一律”，却避免了甩人。我单独骑摩托跟在汽车后面。

到达杏花村，我迅速整队迎候溥仪经过，平时把指挥刀竖立在鼻子处，溥仪抵达时横刀为号，全队人员手持标枪肃立甩头，等溥仪走过后恢复原姿势。

记得那天前往杏花村时，专有一辆皇帝旗车在卤簿前列开道，车上一名校官高举皇帝旗，若干护卫兵侍立，神气十足。可是，祭天仪式刚结束，皇帝旗车返回休息地，那个掌旗的把皇帝旗随便一扔就不知上哪儿玩去了。我见到当时场面很生气：一面“庄严”的皇帝旗歪歪斜斜地横扔在车厢边上，一半脱落到地。我出于对溥仪的恭敬，赶紧过去把皇帝旗拾起，正正当当地放在车上。

1934年6月6日傍晚，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乘专列到达长春。他作为天皇的代表，专门前来庆祝伪满实施帝制，并祝贺溥仪登基。溥仪在“新京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仪仗队是重要组成部分。

那天，我带着仪仗队早早进入车站，靠站台北门列队等候，以溥仪为首的军、政各界日系满系官员都站在东边。火车将要进站时我见有人在站台某处铺上一块长条地毯，专列停稳时，秩父宫雍仁下车的车门不前不后正对着地毯，我心想：司机的技术还真高。

列车刚停，军乐队便吹吹打打演奏起来，身着陆军正装的“康德皇帝”通过那段临时铺下的地毯走向车门前，与下车的雍仁互相敬礼、握手。接着，由溥仪介绍雍仁和伪大臣们一一见面。

溥仪和雍仁检阅仪仗队时我很紧张，生怕出了漏子给溥仪丢脸。因为下口令的时机很重要，既不能早一点儿，也不能晚一点儿。然而军乐队的声音盖过一切，仪仗队员听不清口令怎么办?我正这么寻思着，溥仪和雍仁就要来到眼前了，恰在此时军乐队奏完一曲有半分钟的间歇，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发出“注目礼”口令，队列整齐地摆出横刀举枪的姿势，虽然没用指挥旗，也并无破绽。本来仪仗队是有指挥旗的，安在我的坐骑的马镫上，既然连马也没有，便不用旗了。

回到伪宫，溥仪表扬了我，他笑着夸奖我：“还行啊!挺整齐的。”

这以后，在宫内也使用了几次仪仗队。例如关东军司令官换任、高级外交使团觐见溥仪之际，我都曾率仪仗队站立于勤民楼和中和门之间甬道的北边接受检阅。这样搞过几次以后，溥仪的兴趣便淡漠了，有事也懒得使用仪仗队，我们便把那花许多钱订制的呢料礼服、镶金肩章等等，通通堆放在库房中不再管它。当然，脱下仪仗队礼服，我们每人还有一身护军军装，照旧操练、站岗，我仍是护军第二队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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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五十六 军事演习小景 

1934年10月，伪满举行连续三天的陆军特别大演习，由溥仪检阅伪满军队。第一天在大屯观看表演，第二天在长春南岭看红蓝两军“决战”，第三天检阅并听取指挥官王静修的“御前报告”。我在这次演习中奉命为溥仪拍照并摄制电影，所以有机会获知某种花边新闻，并能看到也许是别人不易看到的小景。不过，只剩下一两件印象特别突出的记忆至今。

因考虑到摄影工作需要，我必须预先把摩托车送到现场，遂于陆军大演习前夕驾驶摩托车去大屯。上次步行去大屯的印象是非常遥远，因而这回特意装上半桶汽油带着，以备半路加油。那时根本没有柏油公路，坑坑洼洼的，人被颠得难受不用说，汽油桶颠漏了，把半桶油撒溜光了。好在路程并不远，带油本来就是多余的。到了大屯，我把摩托交给管车人，并嘱咐说：“明天皇上的专车到达，你便踩着摩托等待我来，别的事不用管!”随后，乘火车返回长春。

第二天，我携带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同乘溥仪的专列抵大屯。我抢先下了火车，立即把照相机对准溥仪下车的车门，顺利抢拍了溥仪下车的镜头。接着，又用电影摄影机摄下溥仪步出站台的场面。 

当我转身奔到摩托跟前时，管车人已按我的嘱咐踩着了。我跨上摩托，沿着刚刚铺垫了黄土的道路，直奔阜丰山阅兵场地。从是日凌晨起，这条临时“御路”就由军队严密把守、全线戒严了。当然，由于身负特殊使命，我奔驰于皇帝的汽车前面，居然无人阻拦。

溥仪观看演习的地方在一处山坡上。新搭的帐篷下面，设置了临时检阅台。旁边有个套院和几间房子，那是早有的。我到达后随即把摄影机对准了检阅台。当身穿军装、足蹬马靴、腰间挂着日本军刀的溥仪出现在检阅台上时，我便开机把台上台下的场面一一摄入镜头。那天下着蒙蒙小雨，站在雨中的溥仪为了保持威仪，眼镜片淋湿了也不能用手去擦拭一下，看样子够遭罪的。

拍完检阅台的场面，还要拍几组表现伪满陆军“英姿”的镜头。于是，我沿着“黄土御路”下去寻找，并在一挺重机枪前面停下了。那是水冷式的重机枪，前头呈圆筒状，还带个小嘴。在当时的伪满军队中，重机枪和小钢炮属于重型武器，算最先进的了。

“赶快躲开!我们马上就要执行射击任务。”站在机枪后边的伪满军官说话时露出骄傲的神气。我当然不听他的，我就是要摄下重机枪吐火舌的“壮观场面”嘛!

演习开始了，我屏住呼吸，单等那个神气的伪满军官扣动扳机。扣机了，却“嘟”的一声，只有一个单发。那军官脸上的神气顿时消失殆尽，左鼓捣、右鼓捣，急得脸上冒汗。似乎修好了，又一扣机，“嘟”的一声还是单发。我手握摄影机和他一样不甘心，他一扣机我就开机，结果他总是单发，我总是报废，竟如此持续了半小时之久。那军官认输了，我也没抢到“重机吐火舌”的镜头。

[鼓捣：方言，反复摆弄之意。]

我这时才知道，原来伪满军队的武器都是破烂货!即使这样，日本人还是不那么放心。一两年后干脆把伪满陆军中的重机枪和小钢炮给撤了。

那几天的报纸大肆宣扬陆军演习，红蓝两军决战难解难分、受检阅部队英姿焕发云云，我看了不免心中暗笑，实在是愚弄我们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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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楼

五十七 内廷

溥仪当执政时，在执政府内设内廷局，由陈曾寿任局长。局内置侍医一人、陵庙官二人、内廷官二人、属官四人。伪满改行帝制后，又在宫内府中设近侍处，仍由陈曾寿当处长，内置侍医三人、事务官四人、药剂官一人、属官五人。以后十余年大体保持这个格局。

[侍医：在北京清宫称“御医”，伪满时改称“侍医”，指皇帝、皇后的专职医生。]

溥仪还以私人身份雇佣了一批人员，通称这些人为内廷人员。他们不是政府官吏，仅在茶膳房、司房等机构内为溥仪及其家属的个人生活服务。随侍、殿上、太监、杂役等等，当然也属于内廷人员。

内廷人员与执政府、宫内府的官吏二者之间，既有公、私不同性质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通过溥仪才能实现。就是说内廷人员受命于溥仪，才准予接洽相应的政府部门的官吏，而政府官吏不经内廷人员传、带，也绝不能接近溥仪。可以说，内廷人员是把政府部门与溥仪隔离开来的中间地带，同时溥仪又在内廷人员中间立下规矩：“不准私自与外人联系”。谁违犯这一条，就是捅了溥仪的马蜂窝，必定受到严厉惩处。我即经常受命与外部发生联系：或到近侍处找毓崇商洽购物；或到警卫处向佟济煦报告护军问题；或奉溥仪之命传见带人。在这类活动中我是绝不敢犯规矩、超越雷池一步的。

[伪满前期毓崇作为二等侍卫，在伪宫内府侍卫官处任职。到伪满后期转仕近侍处理事官，为荐任二等(勋六位)承应科长。]

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应该说明：对个别人来说，既有内廷人员的身份，又列在宫内府的编制中，是双重身份。如毛永惠，他是内廷司房的负责人，但又一直列入政府编制，先是执政府内廷局的属官(委任)，继为宫内府近侍处的属官(委任一等一级)。我本人当然属于内廷人员，在政府中无编制，但到1937年护军被解散后，我的名字也被列入宫内府皇宫近卫的编制，成了荐任五等一级的卫尉。

关于内廷人员的管理，是比较混乱的。说也奇怪，偌大一个内廷组织，根本就没有处、科、室等机构，似乎只是一些各自独立的办事部门。不明真相的人到内廷办事，不碰得头破血流也要撞出满脑袋疙瘩。当然，内廷的工作也有人负责，也有分工，全凭溥仪随便安排，即为约定俗成，不发文，不备案。因此漏洞较多，随意性较强。

有人说严桐江是随侍的总头目，不能这样说。在溥仪跟前，随侍们都是平行的，尽管有等级区别，可那是纸上的东西，谁都没有管谁的权力。然而，严桐江确是内廷工作中的一名总管，称之为“严总管”，名副其实。因为他管的事情太多，他本人是随侍，兼管奏事、司房账目、茶膳房开库取物并尝膳、金库收支、裁报等等，还要管理勤务班，简直是无所不管。尽管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名义，其地位绝不等同于清宫中的“四十八处都总管”。

[清宫中为皇帝服务的单位，如御膳房、御茶房、太医院等四十八处。管理这四十八个单位的高级太监就叫做“四十八处都总管”。]

关于内廷人员的待遇方面，我的印象淡薄。这是因为自溥仪当上伪满执政，我的月例(月收入)顿时由二十多元猛增到二百元，使我心满意足，此后也不求赏、也不太关心待遇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内廷中许多人的月例还很低，他们关心待遇问题，看到内帑充足便向溥仪求赏，都有一副家庭生活的担子嘛!再说内廷人员与宫内府官吏近在咫尺，一个大院隔道墙，那边人升官晋级，这边人劳而无功，长此以往，人心难收。溥仪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这人历来的手段就是让手下的人都必须依赖他，实心实意地为他卖命。于是在1940年前后，溥仪公布了内廷人员晋升的等级表。最高为奉侍官，月例六百元；最低为殿侍，月例四十元。其间分为二十个等级，待遇都不同。记得我在这张等级表下达前，溥仪就给我增加了六十元月例。或许溥仪见我向来不求赏便主动在月例上赏了我，反正不是因为那张尚未出台的晋升等级表。下表后我就既没有增过，也没有降过。别人的情况虽不能详知，但我怀疑那张表是否真正实施了。我从来不曾听说某人因某事晋升一级或二级，却常见某人因某事被罚月例一个月或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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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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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五十八 司房及其他 

内廷司房实际就是溥仪的私人总务处，是内廷管钱、管物、收发、传达的办事机构。有各类账目，有财务金库，有实物仓库，有各种各样的登记册、记事本等等。

毛永惠在司房负责的时间最长，管事最多。对内如采购、验收、入库、报销、记账、发放月例、执行赏罚等；对外如收发、传达、与宫内府方面发生业务联系等。然而许多年来，他在司房内根本没有长官名义，人们遇事找他去办就是了。

政府每年拨给“帝室”一定数额的经费供溥仪开支，称为“内帑”。这笔约八十万元的内帑金由宫内府掌握，经近侍处每月拨给内廷司房六点六万余元。像茶、膳房费用、内廷人员开支、添置设备及用品等固定性、经常性支出均归毛永惠办理外，每月均有半数左右盈余。这笔款子全部存入西花园内“畅春轩”东里间的大保险柜中，该柜的钥匙及款项入账和出账均由严桐江一人经手。偶尔也有因严外出、经溥仪指派而由别的随侍提款的情况，提款者必须当即注入置于保险柜内的收支账上。记得我也曾这样提过两三回款，因为我没学过会计学，落账时或许不符合账本上一定的收支格式。严桐江发现后肯定报告了溥仪，但因并不存在丢钱等问题，溥仪没有追究。后来严当别人讲“老爷子护着李国雄”，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吧!

内廷的仓库应该由司房管，但对此竟没有任何规定，或许在纸上有规定吧?那也只是纸上的东西。溥仪需要什么，便随时派人去找，该人拿了钥匙即可开库，翻腾完了把门锁上完事。

内廷制度上的漏洞还表现在不明确文件、档案的保管。在皇帝身边形成的各种文字记录当然是十分重要的，按清宫先例都应专人负责妥善管理，然而这里无人过问。反正从外边送进来待批示的文件，经溥仪裁可后当日送出不过夜，所以不用安排存放处所。至于溥仪在书斋记事、写字之件，就在溥仪自己的屋子里随便一放，他也不叫别人动手。惟司房留下一批宫内设备、物品账簿、现金流水账簿及各类记事簿，如《传差草记》、《上传赏罚簿》、《进奉簿》、《收信簿》、《内廷司房函电稿粘存簿》等等，这些旧账全在向通化溃逃时散佚了。

奏事官就是传达，有人觐见，先到奏事处签到，然后到候见室等待传见。奏事官转报溥仪后，奉旨向候见人传达接见、不见或定期来见的指示。被溥仪正式任命为奏事官的人，我只知有张宏志和吴天培两位。张在溥仪离津前跑了，吴在伪满因贪污索贿被开除。

吴当奏事官时，编制列在宫内府总务处，为荐任五等四级政府官吏。他走后没有奏事官了，传达的任务转由司房代行。有时溥仪外出或传见重要人士，临时指派随侍或他的族侄代理奏事官。赵荫茂、严桐江、我和毓嵒等人，都给溥仪当过临时奏事官。

裁报，就是通读并裁剪当天的报纸新闻，然后分类粘贴在本子上，进呈“御览”。溥仪在北京和天津时就有人做这项工作，记得在天津专门剪报的人是杨文广。伪满时期成立了由严桐江负责的裁报组，就设在严住的屋子里，组员两人，一为苗海瀛，一为温必复。该组的工作，实际就是司房收发工作中的一项。当时，内廷奉溥仪之命把伪满出版的重要报刊各样订两份，一份直送溥仪书房供阅看，其实他只是摆摆样子，根本不看；另一份交裁报组，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艺作品以及杂记等项分类剪贴。内容不指定，任凭裁报员按个人见识，想裁哪一段就裁哪一段，裁完粘在白报纸本子上，保存起来，以备溥仪想找资料时信手翻阅。这种剪报本子愈积愈多，竟至占据了大半间房，然而我从来没见溥仪去翻阅一次。

最后说说内廷的武器，这里不谈护军的装备，只讲溥仪为内廷人员准备的应手家伙。内廷没有重武器，有人说溥仪的寝宫内放着三挺轻机枪，那屋里摆得溜满，哪还有地方放机枪?纯粹瞎说。内廷只有手枪，从天津带出一些，溥仪到伪满后又让宫内府给买了两箱匣子枪，约五十支。进货时我恰在场，由中和门抬到缉熙楼廊子东头，当着溥仪眼面开箱。一箱是一般的单发枪，另一箱则是闷机连发枪。溥仪一见连发枪非常喜爱，拿出一支让我去试试。我便拎枪出长春门往东，来到护军营房的南边，溥仪携几名随侍也跟来了。我往前一看，正冲着皇宫禁卫军营房北墙根上的土堆，我瞄准土堆一扣扳机，只觉得手腕往上一坐，突突两声，十粒子弹全出去了。同时从皇宫禁卫营房的房顶上传来惊叫声：“哎呀，快打我们身上啦!”我赶紧抬头望过去，原来房顶上还站着两名皇宫禁卫的哨兵。同时看得清楚，那十粒子弹没着土堆的边儿，全打在房顶瓦檐儿上啦，那一长条中弹区还在冒烟!我正感觉抱歉，没想到溥仪居然放下皇帝架子，向受惊的哨兵喊道：“对不起!对不起!”我至今想不出来，他怎么也会道歉了?

[溜满：北京方言，即很满。]

回到缉熙楼，溥仪叫把两箱匣枪都抬进东边库房中去，一放就放到伪满将要垮台。大溃逃之前，溥仪才想起应该给它们派用场，便给随侍、学生每人发了一支。我没要，因为我当过护军队长，一直保存着自己用惯的匣枪。如果那天我使用自己的匣枪打靶，就绝不会出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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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楼

五十九 茶房和膳房 

伪满内廷的茶、膳房，都是循清宫旧制设立的。

所谓茶房，并非仅仅烧水沏茶，它负责向溥仪供应各种干、鲜果品和冷热饮料，逢年过节、应时当令，还必须端出有特色、有风味的食品。例如春节做果盒，灯节做元宵，端阳做粽子，中秋做月饼等等。因为茶房厨师技艺高超，出自他们手上的糕点都是市面上同类食品望尘莫及的。每种时令食品做成，除供应溥仪及其家属、亲属享用外，还要派人给关东军司令官专送尝鲜。像我这样在溥仪身边多年的人也能借点儿光：自掏腰包，靠面子请茶房厨师代购原料，单独制作，数量不能多。家人和孩子们都爱吃宫里的糕点，老早就盼过节时我给他们带回来。那年正月十五，我照例上茶房取元宵，不料被挡驾。茶房厨师说：“老爷子有话，任何人不准往外拿!”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原料请你们代做，算不上拿里边的东西呀!”

“你去问赵荫茂吧，我们不敢做主!”

赵荫茂是和我地位平等的随侍，溥仪责成他管理茶、膳房。因为按溥仪订的规矩，随侍之间不准私自谈话，所以我不敢问他，更不敢直接问溥仪。后来才从侧面了解到，那年赵荫茂确实向茶房传了溥仪的旨：无论谁都不准从茶房往外拿元宵，给关东军司令官准备的那份也不送了!原来这是因为伪满正处在物资困难时期，老百姓吃大米都犯法，溥仪不许元宵出宫，破例停止让关东军司令官尝鲜，就是为了表明他这位“皇帝”也在节衣缩食，不吃江米元宵了，“与臣民共患难”。没办法，我还得能填上孩子们的嘴，都眼巴巴盼着呢!于是，在回家路上从小摊床买了一些高梁米面做的元宵，又小又粗糙，煮好以后孩子们不伸筷，吃惯了宫里的元宵哪里还会稀罕这种玩艺儿!

膳房就是厨房，给溥仪预备每日三餐。溥仪依祖制把自己吃的饭叫做膳，称开饭为传膳，称厨房为膳房。

伪满初年只设一种烹制中国饭菜的膳房，分为两案：白案专做主食，干稀米饭、馒头、烙饼以及各式各样主食食品，每餐都上许多品种；红案专做副食，煎炸熏烤，拿出味香色美的荤素菜肴来。清宫每餐菜品上百样，伪满时少得多了，一张膳桌上或许只有十来样，但对口味还很讲究。

后来添设了洋膳房，溥仪传旨命天津办事处，把他在“起士林”吃饭时认识的王丰年找来，担任洋膳房厨师专做西餐。溥仪在清宫后期就喜欢吃西餐，一直把这种爱好保持下来。溥仪不吃外边的东西，每逢清宴堂或嘉乐殿举行大型“赐宴”宴会或招待宴会时，各种食品一般由大和旅馆供应，而溥仪专用的一份由王丰年特做。王的技术好，做出的成品与大和旅馆的东西一模一样。做好后由王亲自端上去，守在溥仪身边等他吃完，随即亲自撤下，绝不许别人稍染。这仅仅是为了表示御用品的特殊吗?或许也为了杜绝泄密吧!

王丰年来到长春不久，溥仪又责成他再找一名会做日本饭的厨子，原在大和旅馆专司日本料理的于清和因而入宫。这两人平时互相帮忙，做西餐于帮王，做日本饭王帮于，真可谓配合默契。溥仪在伪满期间特别敏感，办什么事都要泼上一些日本色彩。当他的膳房中既有了做中国菜的，又从天津找来了做西餐的，这时候他必然会想到还应该添个做日本饭的。否则，溥仪的“御用挂”不知哪一天就会来问他：“陛下的日本饭的米西米西的喜欢不喜欢?”所以在膳房着点儿日本味。

[日本料理：即日本菜。]

能在内廷茶、膳房呆住的人，都有自己的本事。这里仅举茶房采购张福春为例，此人有以手代秤的特技，他在商店买菜购物，用手一掂便知几斤几两，过秤验证几乎不差。这一点对他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每次进货都须经司房验收报销，如果总是缺斤短两，他一份小小采购的月例哪里包赔得起呢!一天我在茶房闲聊，有人从柜中取出几包果品让张福春当场手估分量，连估数次都与过秤相符。我问他从哪儿学来这种特技?他说是天长日久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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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六十 汽车房与马号 

溥仪出门有“卤簿”——长长的汽车队，伪满的报纸上和画报里也常常登出骑着高头大马的“康德皇帝”的照片，然而，溥仪管不了伪宫里的汽车房和马号。因为这两个机构并不从属于内廷，而是伪宫内府的组成部分，由日本人管理。

有人说，溥仪常因不顺心的事儿，向汽车房发脾气。其实他发不着，汽车房完全可以不受。不过因为他是“皇上”，汽车房表示尊重，有时从外边买进新车还要“呈进”，请“皇上”观看。一次，汽车房新进两辆红色轿车，特意开进中和门，停在缉熙楼前请溥仪看。溥仪当时忙得无暇下楼，汽车房管理员便把汽车留下，带着司机离去了。当溥仪有了时间，把汽车里里外外地看了一回，想让司机开回去的时候，又找不到人啦。我就主动跳上司机座，一辆一辆地把汽车开回车库。越过中和门时发生点儿问题，当汽车车身与门框重合时，只有约三公分的余空，稍不准确就很难过得去。开第一辆车时我加着小心，顺利过关；开第二辆车时我以为轻车熟路，没太在乎，谁知出门时在门框上轻轻擦了一下，把车前膀蹭出一条细道道。开进车库以后我特意找来管理员看一看，他说：“没关系，用机油一擦就看不出来了。”一句话说得我放下心来。

回报溥仪时我老老实实地说明了上述过程，不料，连管理员都认为没关系的事儿，溥仪却急得够呛。他指着我的鼻子喊：“谁叫你开车?把车碰坏怎么办?你负得起责任吗?”我只好连连认错。溥仪的态度说明，他当不了伪宫内府日本人的家。

马号喂养着护军的三十多匹马，溥仪自己也有三四匹马，放在马号内统一喂养。但饲养员和马号管理员等隶属于伪宫内府，溥仪不能直接干预。当时，除内廷外所有机构都有日本人的背景，溥仪是不可以不慎重的。

有一天，马号管理员向佟济煦报告说，护军的马群中发现了“吊鼻”，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马传染病，必须立即处理。是真有传染病呢，还是日本人乘机削弱护军的阴谋?谁也摸不清。佟济煦自己不敢作主，遂请示溥仪。溥仪当然也不敢说“不行”二字，只好说“行”。当天，就有十几匹壮壮实实的高头大马被拉到郊外枪毙了。隔了两天，又拉走八九匹马枪毙掉，所剩总共不足十匹马。不久，日本宫内省向溥仪进献了一匹枣红色的北海道名马，叫做“华朗号”，大约可以算是补偿或精神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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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楼

六十一 我给溥仪修球场 

在天津静园兴起的网球热，又被溥仪带到了长春。当上“执政”的溥仪，深深感到并没有很多必须占用时间的公务，所以还得把“多余的生命”消耗在球场上或花园里。

约在1932年5月，溥仪就找人在西花园娱乐室前，修了一个网球球场。修完才发现，场地凹凸不平，经实验，落地球常常拐弯而不按击球者预料的方向飞行。溥仪很生气，命我找人重修。

“找外边人修，未必修得好，不如干脆自己修。”我说。

“谁会修?”溥仪问。

“让奴才按静园网球场地的修法，干一回试试。”

“那好，你就领头干吧!”

“所需工具必须由外边订制。”

“这些事情你酌情办!”

受命后我立即订制了轧地用的大、小两种铁磙子，还有若干其它必要工具。接着，率十多名护军在废球场上刨、耙、筛，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铁磙子也拿来了，于是进入修场地的阶段。我还按溥仪的要求，把绿球场改为红球场，很快便竣工了。溥仪亲自试球，十分满意。那年打球的人很多：吴少香是专陪溥仪打球的，日本人工藤忠、在内廷读书班念书的学生以及随侍等等，都是能上场的人。这个球场第二年又经我手翻修了一回，以后迁到同德殿那个院子里，就不再经我手修建了。

[吴少香在天津即给溥仪伴球。其时系伪执政府内务处属官(委任)。]
[工藤忠时任伪执政府警卫处警卫官(简任)，是深受溥仪信任的日本人。]

行动不自由是溥仪在长春最大的苦闷，他留恋天津的马场和起士林，留恋租界寓公生活。“登基”以后愈发觉得苦闷之情难以排遣，遂想出美化西花园的主意，责令伪宫内府内务处负责完成。几天之后，内务处处长商衍瀛找来一位日本设计师研究美化方案。那个日本人还曾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指着西花园，比比划划地向我解说他的方案：在花园中央盖个八角亭子，亭侧挖一靴形水池。说着在地上画了一只靴子给我看。接着说，利用挖池土在墙边堆起一座土山，最后在土山上修座方形亭子。施工过程中溥仪又提出靴形水池不好，遂又临时更改了水池的形状，经月余而完工，西花园真有花园的模样了。

数月之后，溥仪又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在西花园内再修个小型高尔夫球场。我找了赵荫璞来，根据西花园的地形地物，精心设计了一条高尔夫球运行路线：从八角亭开始，先围着亭子转，再通过水池上边的小桥，绕到土山边上，躲过一个个花池，直达东角门前的终点坑。在这条线路上，还设下十多种各式各样的障碍物。特别是终点坑前的最后一道障碍，那是一座离心形的桥，想令高尔夫球通过它，必须先把球甩到桥的顶端，才能达到桥的另一边。用力大，球将被甩到别处去，须捡回来重新打；用力小，则球难达顶端，又滚回来。必须用力恰到好处，方能顺利抵达终点坑。这个奇特的高尔夫球场完成后，溥仪首先试球，他感到很有意思。我又告诉他说，这个球场只能白天玩，晚间不行，尤其那边山坡下树荫里光线更不足，所以须安电灯。溥仪当即答复说：“对!你俩把电灯安上吧!”于是，由我经手购入铅皮线，并在土山方亭内安装电闸和灯头，不仅照亮了上、下山的道路，连终点坑的里里外外，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溥仪对这一切都满意，连续数日玩得很高兴。然而溥仪兴不长，高尔夫球场和设备很快也都闲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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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六十二 刘和尚戒烟 

刘和尚原是北京清宫太监，四十多岁的时候又被清室驻津办事处找了来，送到长春伪宫里伺候溥仪。刚来时相安无事，后来便经常请假，有时干脆不请假私自外出，以至发展到每天必定外出一两次。终于被溥仪察觉，并引起他的怀疑。

“你怎么天天出宫?到底干什么去?快说实话!”溥仪猛然间这么一发问，问得刘和尚心发慌，脸变色。

“奴才……不过是到外面去买些用品，没别的事。”

“不行!从今以后不准你出门!”

次日一早，溥仪派去专门监视刘和尚的人回来报告说：“刘太监又溜出宫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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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楼

“去!上大门上等着他，见他回来直接领到我这里。”

“奴才明白。”

过了不大工夫，刘和尚就被带到溥仪的寝宫，其时，吓得他小脸煞白。

“昨天刚告诉你：不准出去!为什么今儿一早就又跑出去了?到底干什么去啦?不说实话非揍你不可!可要放明白点。”溥仪对他的活动已经猜测出几分，只是还不曾抓到证据。

“奴才说实话，就在外边走走。”刘和尚回话的时候，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衣襟下边的口袋：“奴才真的什么都没干。”

“衣服兜里装着什么?”溥仪受到刘和尚一举手的启发，岂肯轻易放弃线索?遂命在场的随侍：“翻他的衣服兜子!”

一听溥仪这句话，刘和尚顿时哆嗦起来，浑身上下都筛糠了。果然从他的衣兜内翻出一个纸包包。

[筛糠：方言，意为因害怕而哆嗦。]

“这是什么?”溥仪手掐纸包问。

“烟泡。”刘和尚在证据面前说了实话。

“你要这个干什么用?”

“奴才该死!万岁爷千万饶过奴才这一回，已经成了瘾，没法子呀!”

刘和尚交代说，他早在清宫时得到机会，养成抽大烟的底子，来到长春勾起旧病，因溥仪在这方面管束甚严，而使用烟枪极不方便，改为用嘴吃。起初少吃一点点能管事，愈吃愈多，再吃少了根本不管事，现在每天得吃一个多泡，今后烟瘾会更大。

溥仪听完生气地说：“今后不准你再吃这种东西!下去吧，回你自己屋里呆着去！”

“老爷子!奴才实在瘾得难耐，心慌眼花，就求老爷子再恩赏一个泡泡儿吧!”

“不行!不行!来人把他轰下楼去!”

上午这场讯问刚刚过去，不料溥仪下午在院中散步的时候，赶巧又碰上刘和尚从中和门外边进来。溥仪一见就火儿了，把他拽到西花园小角门里边，喝道：“你怎么又出去了?”

“奴才没烟，瘾得受不了，连饭也不想吃，什么都干不了。”

“你不是说要戒烟吗?”我当时正在跟前，见溥仪怒不可遏的样子，怕刘和尚要捱揍，便插话想替他解围。

“我戒!我戒!可一下子哪能戒得了哇?”

“那你就慢慢来，逐渐戒掉。”我这么一出主意，溥仪似乎消点儿气。

“对!你自己戒不了，把大烟都交给李国雄，让他帮助你慢慢戒!”溥仪说。

“行!就按老爷子说的办。你把烟泡儿都交给我，每天给你一次，每次一个泡儿，你可以分着吃，以后逐渐减量，慢慢就戒好了。”刘和尚表示接受我提出的这一具体方案。

这样实行了才三天，我见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跪求溥仪：“再多赏给奴才一个泡儿吧!”

“我不管!找李国雄说去!”溥仪很不耐烦地说。

这时我刚到，听见刘和尚与溥仪的对话，就插嘴问刘：“不是每天都给你一次吗?”

“你每次给的，我都分两回吃。今天受不了，就把你早晨给的一回吃光，这晚上过不去呀!您就再给一个泡泡吧!”

“那可不行!老爷子叫我帮你戒烟，如不减量永远戒不好，岂不是让我抗旨?你就忍耐点儿吧!”

刘和尚带着鼻涕眼泪走了，我按计划一步步减量，最后真把他的大烟瘾戒掉了。

过了几年，刘和尚让溥仪打发回北京了，具体原因不详。不过，他的烟瘾没有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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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楼

六十三 准侍医和看门人 

溥仪劝刘和尚戒烟是好事，他还做过其他好事。有一次，专门伺候随侍的周长清病了。周有小肠疝气的病根，这次犯病很厉害，路也不能走，腰也不能直。我搀扶他出宫上医院，走到中和门正碰上散步的溥仪，他见周长清趔趔趄趄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周当时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我就代他回话，说他要出宫看看病。溥仪忽然动了菩萨心肠，大发慈悲地说：“甭出去了，我让林永泉给他看看。”

溥仪在伪满期间有两位正式侍医：徐思允和佟成海。似乎这还不够他用的，又陆续找了林永泉、黄子正等人，不过他们因资历不足，都没有取得“侍医”的名义，但却因各自的“绝招儿”而取得溥仪的信用。据说林永泉是因为不满意家庭的包办婚姻而逃出家门的，为了自谋生活而在山区某地学会一手针灸的本领，但不在社会上行医，只给知根知底的熟人看病，针法颇为高明。平时，溥仪的侍医或“准侍医”绝对不给下人看病，所以我还不能确知林的医术究竟高明到何等程度，这回可领教了。

我搀扶周长清跟着溥仪来到林永泉宫内宿舍的窗前。溥仪向屋内喊道：“林永泉!给周长清看看病。”林闻声而出，遂把周扶到屋内，放倒在林的床上。拉下裤子一看，在周的小腹上鼓出一条半尺多长的肉瘤子。林细细观察一番，满有把握地抽出一根针来，在周的手上看准穴位就扎了进去。只见他慢慢捻着针的粗端，随着尖端深入穴位，神奇的景象出现了：眼看那条肉瘤越抽越短，转眼之时就消退了。林把针拔出笑着让周站起来。

“觉得怎样啊?”林问。

“好啦!”周答。

“还疼吗?”

“一点儿都不疼啦!”

这件事使我对林的针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溥仪打网球的时候，对伴球的人颇为民主。即使是内廷地位最低的下人在场观战或充当捡球员，有时也能受到溥仪的鼓励：“来，上场打一会儿吧!”

“奴才不行啊!”

“试试嘛，上来吧!”

不但允许上场，就是打赢了，他也不生气。绝不像慈禧因一句走神儿的话，而杀掉陪棋的小太监。

当然，溥仪闷了，也常把下人找来当作耍戏的对象。有个看北大门的乔万鹏，此人喜欢习武，他住的屋子里挂满了刀、枪、剑、戟之类，见人则抱拳称“师弟”。我真把他当成武林中人啦，曾问过霍庆云：“乔万鹏是霍老师的徒弟吗?”霍以轻蔑的口吻回答说：“他那套拳路与霍家拳格格不入，和我师傅毫不相干，当然我们也论不上师兄弟!”后来我注意观察他练功夫，果然不出奇。不过，乔确有一样“真本事”：吃饭快。无论吃什么饭，先用凉水泡上，就是吃饺子也用筷子将饺子戳碎，再用凉水泡上。吃的时候更方便，完全不须用牙齿咀嚼，拿筷子在嘴里一扒拉就咽了，一大碗饭居然能在几十秒钟之内吞下肚，实在令人惊叹。溥仪听说后把他叫到畅春轩东边，让他当场表演吃饭的全过程。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溥仪看完显出不可理解的神情问道：“你这种吃法不难受吗?”

“奴才是军人出身，从前在行军、打仗中间吃饭，有严格时间限制，慢了就要捱饿，已经训练出来，养成了习惯，现在慢吃反倒不能行啦!”

乔万鹏不但吃得快，还吃得多。我见他用一个经过改造的煤油筒做饭，有一次他切了半筒牛肉放在火上炖，经过不到一个时辰，我问他是否已经炖熟?他笑笑指着肚皮说：“已经在这里啦!”我掀开筒盖一看，连肉带汤只剩下浅浅一筒底了。不看不明，这一瞧直吓得我倒吸凉气。这吃饭的架式真是壮士之举。

乔万鹏还有个能耐：吞进快，排出也不慢。你看吧，饭后不大工夫，他准要唱唱咧咧地入厕，你这里十个阿拉伯号码没查完，他那里提着裤子出来了。

“嗬，你处理废料真快呀!”

“嘿，拉出来就得了呗。”

这件事我没向溥仪报告，怕他知道后又把乔万鹏叫来，让他表演排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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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六十四 我当奴才的原则 

下人中有一位地位特殊的人，她就是溥仪的乳母二嬷。伪满期间的二嬷实际已不是下人，没有劳动任务了，仅仅是凭藉与溥仪的老关系而被奉养在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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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楼

依宫里旧制，陪餐是一种了不得的特殊待遇，皇上吃饭的时候能坐在同一张桌上陪着端碗实无几人，下人更谈不上如此享受。溥仪唯对二嬷客气，有时让她上桌：“二嬷，快把碗筷拿过来一起吃吧!”心地善良的二嬷言行有止，绝不错礼半步，听见万岁爷招呼，总是自带碗筷站在桌边夹几口菜便谢恩下桌，不肯坐下大嚼。

说实话，我在内廷下人中也算“高级别”的，颇有点儿位置。有时正在溥仪身边伺候，他心血来潮也会向我说一句：“李国雄，把碗拿来吃点儿吧!”我便站在桌边把各样菜都夹一回，因为这是皇上赏，叫吃不吃也不行啊!

溥仪一高兴能随便赏人银元、戒指或收音机、自行车，但绝不轻易“赐同桌”，更难得抽他一支烟、喝他一杯酒。当时溥仪说句话，宫内府就给采购回大批“三九牌”、“三五牌”、“三炮台牌”等名牌进口香烟，然而溥仪这人很怪，打开一听，抽上几支又收起来，好象舍不得抽似的。喝酒也是，打开一瓶喝几口，剩下还要留下顿。这是吝啬么?当然不是!他动过的东西，别人没资格再碰，我们当下人的更没资格陪烟伴酒。

积多年在溥仪身边的所见所闻，对于怎样当好溥仪的奴才，我自认为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见解。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寓疏远于接近之中，一定要保持皇上与奴才天然的距离。

伪满初年将建护军，一天，溥仪传赵荫茂、曹宝元和我三名随侍到他房里说话。溥仪说：“眼下大局已定，你们几个可以把家眷迁到‘新京’来了。”

赵荫茂和曹宝元当即在伪宫附近的跑马场墙外找好了房子，图的是近便，从宫里出来走五六分钟就到家。我却和他俩的想法不一样，深知给溥仪当随侍是绝对不许恋家的。即使让你把家眷搬到长春，也只是一个形式，想回家就回家那是办不到的。同时，对溥仪其人我也太了解了。一方面，我恭敬他、忠实他；另一方面，我也惧怕他、甚至厌恶他。我不愿在伪宫附近找房子，想住得离宫廷愈远愈好。因为远了，当我在家的时候，溥仪找我就不那么方便。依他的脾气，半夜想起你来，也一定派人从家里找回去，真让人受不了。

最初，我在东三道街北头的一个胡同里租了三间房。房东是我家远房的婶家或姑家，向来并无联系，因为听说我在伪满执政身边做事，才主动找上门来，千愿万意地劝我搬过去住。我和妻子商量一番，决定让父母兄嫂全迁到长春来。由于家庭人口多，住房也挺紧张，平时我不回家，父亲搭铺住在中间堂屋，母亲和我妻子住在西里间，兄嫂住在东里间。溥仪允许我半月回家一次，晚上到家次日清晨返宫，每次我回家时母亲再过堂屋那边和父亲一起搭铺睡。这样住了大约一年多，因为实在太不方便，又在四道街马场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住了许多年，父母都死在那个院子里了。养老送终，我把老人家的尸骨运回北京。其后，我们又搬回东三道街，在一家铁铺后院住到伪满垮台。

我虽然先后数次搬家，但绝不搬到伪宫附近去，既是不希望溥仪找我的时候太方便，也是不愿意家里人了解我在宫里的情况。

提到我家离伪宫较远，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因为每次回家都得雇马车，溥仪不准我坐在马车上，他说马车什么人都坐，不干净，怕我把病菌带进宫里来。从此，我真不敢坐了，人家“坐马车”，我一样花钱却只能“站马车”，站在马车上回家。这件事恰好体现了我给溥仪当奴才的又一条原则：在疏远之中有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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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楼

六十五 溥仪的迷信和洁癖 

关于溥仪“不能人事”有许多传说，认为此人生理缺欠等等，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

先从溥仪的迷信说起。“神鬼暝察”、“循环报应”以及种种佛教信条，固然是溥仪加在我们思想深处的铁箍，可也是他自己真诚信奉的。我们这些被套了铁箍的人，不但不敢在行动上反对他，连头脑中稍有非分之想都得立即向他报告。溥仪每天早晚做佛事，诵经颂佛，祈祷平安，一言一行求诸占卜，绝不随随便便多迈一步。

在溥仪的影响下，当年的我确实已对佛有了特殊感情，在自己家中也供奉起菩萨像，树立了神位神牌，不时作揖磕头。所以，从当时的心情出发，我完全理解下述事实：佛能改变人生信条和许多本来是正确、正常的观念。

“不杀生”是佛门一大戒条，为此溥仪把肉食美味佳肴都戒了，只保留一样：吃鸡蛋。在他看来，鸡蛋不是生命。

每到夏季，溥仪必定随身携带酒精盒，那是一个七公分宽、九公分长的铝制小盒，内装酒精泡过的药棉团，是用来对付苍蝇的。溥仪崇信放生，苍蝇落在身上也舍不得打死，轰走了事，落在左胳膊上便用酒精棉球擦左胳膊，落在右边则擦右边。

碘酒也是溥仪离不了的。然而这种东西消耗量甚微，没必要大量储备。溥仪却买了许多粒状固态碘。对这类事极为上心，有一次亲自嘱咐毓嵒再去购买，还告诉他可用白米饭实验，点上即变藕荷色为纯。

于是，溥仪的洁癖来了。是真清洁吗?不!是神经质，说重了就是神经病。其实也来源于佛，佛门乃清静、纯洁之地，岂容世俗的污浊!

由于溥仪追求清静和纯洁，内廷许多人身受其害。《我的前半生》中就曾谈及“鹤叫一声罚仆人五角钱”的事例。今天我谈一件茶、膳房管事利用溥仪的洁癖仗势欺人的事儿。按溥仪给茶膳房立下的规矩，凡使用过的炊具必须擦洗干净，一尘不染。一天，赵荫茂向溥仪报告说，茶房某某做活不尽职尽责，把咖啡壶弄得很脏，于是赵打了某某几个耳光，罚半月月例。溥仪又问怎么个脏法?赵说用白纸一擦立刻变成黑的。溥仪一听也来气了，遂表态“准罚”。当时我正在溥仪身边，觉得这里有问题：我知道那个专门给溥仪煮咖啡的“钢种壶”，其实就是今天的生铝壶。中间有个类似漏子的东西，上面放咖啡，下面装水。我也了解赵荫茂提到的那个茶房，本是一位很干净、很利落的人啊，“钢种壶”也总擦得锃亮，怎会脏得被罚了款?于是，我好奇地上茶房去观察，被罚的那个人正抱委屈呢! 

“李随侍您瞧，这钢种壶用白纸擦还有不黑的?擦一百回也是黑的，不信您再擦擦。”

接过他递的白纸在明亮发光的钢种壶外壳上擦拭一下，果然又黑了。原来不是脏，而是钢种制品的固有属性。我遂把见到的实情奏报溥仪，溥仪相信了：“既然如此，可以取消处罚。”因为做了件公道事，我挺高兴，马上去茶房传旨：“皇上说了，钢种壶不脏，月例免罚。”

显然，溥仪的洁癖带着浓厚的佛家色彩，把它发展到男女关系方面，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神仙眷属”的境界。于是，这四个字成了溥仪在夫妻生活中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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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六十六 神仙眷属 

很多人说溥仪有“生理缺欠”，我伺候他半辈子，吃饭、喝水、穿衣、解裤、洗澡、入厕……样样伺候到了，我却没发现他身上哪个部位“缺欠”。他同样有一般男人的要求和反应，他的缉熙楼寝宫里有两个神秘的假人——裸体模特，和真人一样大小，平时用布盖着不让别人看，我因早晚伺候，所以瞒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那两个假人的胸部和臀部都用棉花垫起来了，又高又暄。溥仪在寝宫摆这么两个半真半假的东西做什么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它们当然不是仅供观赏的陈设品。然而，溥仪确实不和皇后、妃子、贵人们亲近，很少和她们同床共枕。一般人或许不理解，但对每天接触溥仪的人来说并不奇怪。与其说根源于“生理缺欠”，不如说是佛的指引。出家人以“色”为“空”，笃信神佛、念念不忘“过白骨关”、“结神仙眷属”的溥仪，为什么不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呢?这里附带提及：有人说溥仪好“男风”，这个问题我不想驳他。究竟什么行为算男风?溥仪连人生大道理都不懂，还谈得上什么“男风”、“女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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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楼

溥仪不喜欢的事情也不许随侍喜欢，他对异性不感兴趣，回避男女关系，也严防我们逛“欢乐街”嫖妓，这是他给随侍及内廷人员立下的一条最重要的纪律，他甚至不允许我们接触任何外界女性。

有一次我请假回家(照例是每半月或一月方准告假回家与妻子圆房一宵)。当天上街购物，我妻子家里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妹妹非要跟着。从商店出来，我们同乘一辆马车回家时，不知被哪位随侍看见了，也不知他向溥仪报告时是怎样添油加醋的。第二天一早回宫见着溥仪，就被严加申斥了一顿。

“昨天为何携女人上街?”

溥仪把我问得一愣，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遂下意识地回答说：“奴才没带什么女人哪!”

“两个人在马车上并坐，还敢说‘没带’吗?”

我这才想起来，原是指的妻妹，便笑着解释道：“她是我媳妇的小妹……”

“不是告诉过你，不准接近任何女人吗?”还不等我说完，溥仪厉声插问了这一句。我很理解：他所谓的“任何”虽不能连妻子也包括进去，范围确是相当大的。

“奴才上街购物，小姨子哭哭闹闹要跟去。奴才以为她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子，就带着去了一趟。奴才下回不敢再带女孩子啦!”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着实不服气：天下之事有这种道理吗?领自家女孩子上趟街他也要管!还好，总算没因此而惩处我。

所谓神仙眷属，导致溥仪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导致婉容的悲剧。《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说的“内廷秽闻”，即指婉容私通事件。用人道的观点来看，也谈不上“秽闻”。婉容也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人啊，有人的本能的要求，难道就该她一辈子守活寡?归根结蒂怨溥仪，他认为自己是天子，让别人为他牺牲，他才是不人道的。

婉容是位性格开朗的女子，在天津时她常常独自到院子里散步，我便随时能见到她。她真是漂亮人，面目清秀，个头高挑，虽然那时她已经因心情苦闷而吸食鸦片了，但还看不出来。直到旅顺期间以至伪满初年，看上去也没有病容。秩父宫来时婉容公开露面一次，以后难得再见一面了。大约是1936或193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溥仪的寝宫出来，恰好婉容也来到走廊上。乍一看真把我吓一跳，花容月貌全不见了，她的头发披散着，一张又青又黄的脸，无脂粉也无血色，可以肯定多日不曾洗过了。只见她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啥，脚步却蹬上了缉熙楼三层的楼梯。三楼只有一间装破烂的屋子，她上那里去做什么?倘是不了解她的人，肯定以为遇上了魔鬼；我知道她的过去，也认定她是疯了，因而赶紧走开。溥仪不准我们接近她，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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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 “秽闻”露馅记 

婉容的疯，是入宫后多年积怨、抑郁、苦闷所致，私通事件的暴露不能不说是一个契机。

婉容怀孕是1934年后半年的事儿，发生在这之前的私通，除她屋里的老妈子和太监，绝不会再有别人知道。也许因为没有经验的缘故，连婉容自己也还不懂得分辨妊娠和生病，出现反应便嚷着传侍医，溥仪给找来一位德国医生。医生看出来了，但他事后没向溥仪吐露实情。直到这时，溥仪还蒙在鼓里。

[据溥仪说是婉容后来自己讲的。估计德国医生诊后曾向婉容说明诊断结果，并接受了她的恳求，不向任何人透露实情。]

馅，漏在李体玉身上。李差不多和我同时入宫，人很精明，只是心眼儿花花。早就引起过溥仪的猜疑。有一天早起，溥仪领着我和他的几个族侄在缉熙楼二层楼梯对过的药库翻腾东西，那屋里除放各种中西药品外，还存放溥仪随时需要的服装、鞋帽之类物品。正在这时，李体玉打外边进来，别人没太注意，溥仪忽然发现李的嘴唇上有斑斑红印，顿生疑窦，遂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李听问一惊，知道是刚才与女人偷情接吻时沾染了红色，乃急中生智道：“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把溥仪也应付过去了。从此，李竟公开涂起口红来，以使人们不疑。

[心眼花花：民间口头用语，形容那种喜欢拈花惹草的人。]

婉容怀孕后的一个晚上，轮着李体玉“坐更”。那时已不像从前严格，坐更者不必坐守天明，等溥仪睡下，他也可以找个近便之地眯眯眼。一般就在寝宫隔壁的药库搭个临时地铺，有事方便。这天该李体玉倒霉，溥仪睡觉时来病了，自己跑到药库找药吃，发现李的铺盖还在地下放着，人不在了。起初溥仪以为他去小便，命别的随侍去找他。派出的人回来说：“他不在厕所，也没有出楼，前、后楼门都锁得好好的。”正疑着，李两手提着裤子从楼下急匆匆上来，大约他正在楼下某屋内，夜阑人静之际听见了楼上说话的声音。

[眯眯眼：北京方言，即小睡一会儿。]

溥仪一看就火了，联想起抹红嘴唇的事，遂逼问他：半夜三更上哪儿去了?李张口结舌，一时语塞。溥仪更显得急不可耐，一面打他，一面追问。好长时间才漏出一句话：“奴才到楼下去了。”再问他半夜下楼干什么去?李硬挺着捱打，什么都不肯说了。这时溥仪已经断定他有奸情，遂传毓嵒等人共同审讯。轮番轰炸之后，李招供与某某有染，其人是某侍卫官之妻，也是皇亲，常入宫陪伴婉容，时而留宿不退，遂成此事。溥仪细审深究，终于查出皇后的私情，连此时正在日本进修军事的祁继忠的旧账，也一古脑全都翻腾出来了。为了避免“秽闻”外扬，溥仪当即开除李体玉，秘密遣送回北京，永远不准再来。由于此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连朝夕不离溥仪左右的我，居然也不知道李体玉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名义离开伪满的。有人说，此事当时已经传开，随侍们认为李体玉丢了大家的脸，主张把他拉出去枪毙，后被溥仪制止云云，这显然不是事实。溥仪撵走李体玉之后，又电告日本方面开除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祁继忠。

[祁被开除后，日本军方又派他到华北伪军中当了军官，说明他确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日本投降后，祁被国民党政府俘获并处决。]

婉容分娩的前一天晚上轮着我坐更，没事时就站在药库门口，注视楼梯上下的动静。时而从东侧皇后寝宫传出“哎哟哎哟”的叫唤声，简直就像鬼哭狼嚎。我很奇怪，但也没敢问问溥仪。

第二天上午，溥仪照常去勤民楼“办公”，临走特意嘱咐我说：“看着点儿，听到皇后屋里有何动静马上告诉我。”他并没提到婉容要生孩子的事，我仍对此丝毫不知，只把那话理解为有事告诉溥仪一声就是了。

十一时许，溥仪走后才一个钟头，我并没听到什么动静，但婉容屋里的张妈出来了。她走到我跟前小声说了一句：“皇后已经生了!”我这才知道是婉容生孩子，心里还替溥仪“喜得龙子”而高兴呢!我这人太呆，当时也不问问是男孩还是女孩，马上写了张条子传到勤民楼去，至今记得上面写着七个字：“大人孩子都平安。”现在想来可笑，我若知情就不会急于去报这个“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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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真相逐渐败露，但影响圈还是很小的，限于溥仪家人及寥寥几名老妈子、太监、随侍。我也是听张妈讲过几句细情。据她说，婉容生孩子时不愿张开大腿，孩子头部开始出时她还夹着腿。生出半截了，没有孩子哭声，但曾看到孩子小腿里一半外一半地乱蹬。这时张妈离开了。过了几十分钟，听说孩子死了，由婉容之兄润良夹着尸包送到靠西院南大墙护军宿舍附近的锅炉房，扔进炉膛烧了。润良也是内廷侍卫官，奉溥仪之命从婉容临产的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守在宫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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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六十八 随侍兼摄影师 

我这个人念书不多，喜欢动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大李是个很巧的人，他常给人修理些小玩意，像眼镜、钟表、自来水笔等等，到他手里都能整旧如新。”他这话过奖了，不过，我对电气、机械、木工、瓦工、开汽车等技术，都有广泛的兴趣。

十四岁那年，我就在北京清宫里自学照相技术。我从数目甚微的随侍月例中节省出几块钱，买了一架最简单的折叠式相机，记得只能装入一卷八张的黑白胶卷。起初，连相机开门、关门都不懂，更不明白应在按动快门之前，要校正光圈、速度和距离。见摄影师们从镜头往外望一下便按一下快门，我也东望望按一下，西望望按一下，一连按出四卷胶卷。然后送到照相馆冲洗，结果黑的黑，白的白，只有几张隐隐约约地能看出个人影。当时的心情甭提多高兴了，总算照出了人的形状!从这以后，因为常上照相馆去冲洗，人熟了，他们也就肯于帮我指出照相技术上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掌握了照相的基本方法，人物、景物都能照清楚了。

到天津以后溥仪赏给我一个相机，质量是我那个折叠式相机远不能比的，比较大，使用一二零胶卷，每卷十六张。这时，我不但自己照着玩，也开始给溥仪照了，他居然相信我自学的技术，让我拍照了。

到长春以后，我实际上已经成了溥仪的兼职摄影师，溥仪专门预备一架镜头二点八的一三五型高级照相机归我保管、使用，这期间给溥仪照过许多像。

溥仪对照像、留影颇感兴趣，逐渐对单幅而死板的相片不满足了，他要留下活动的形象，于是购买了三十五毫米小型电影摄影机。先买了一台，不久又买了一台，因为当时内廷摄影师除了我还有一个专职的，即日本人夏礼英二。我们两人每人使一台。这样，连拍电影也会了。当时是无声电影，我拍过溥仪的内廷生活、巡幸、出席开会仪式等纪录片。起初还要动动脑筋，从不熟练到熟练经历了一个过程。有一次在儿玉公园(今胜利公园)照雪景，因为有白光反射问题，对正光圈就复杂一些。逐渐能够在任何场面下迅速而清晰地拍摄纪录影片了。溥仪即位为“康德皇帝”后曾想购买新式电影摄影机，以便拍摄有声电影。这种兴趣很快便减弱以至于泯灭了，其原因可想而知：“皇帝”的虚伪性愈来愈暴露，而生活上的麻烦也接踵而来了。他自行取消了添置电影摄影机的计划，也懒得再让我们拍摄宫廷生活纪录片，只有在重大政治活动时才由我们随行拍摄。

我和夏礼不但给溥仪拍电影，还得给溥仪放电影。伪满初年溥仪买了一架携带式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夏礼还没来，内廷无人会使用这架机器。溥仪让我来放。这玩艺过去我也没见过，就先把外壳卸了，顺齿轮往上找，研究放映机的内部结构，琢磨安电影片子的程序，终于弄懂了放映原理。开始没有专门放电影的地方，就在西花园台球室后边临时盖了一间房子，安装了动力、弧光灯设备和电灯式话匣子等。主要放映有关溥仪活动的纪录片，有我拍的，也有官方或日本方面拍的，他们拍的片子洗印后都给宫里送一部来。比如为溥仪登基而拍摄的《普天同庆》，就在宫里演过多次。

最初只有我一人能放，不久教会了赵荫璞，后来夏礼也来了，宫中的电影放映员才多起来。同德殿建成后，放电影改在该殿一楼电影厅，环境、设施更显得气派了。

观众主要是溥仪家里的几个人，电影厅靠前正位专给溥仪设把交椅，溥仪的弟弟、妹妹、妹夫和那几个在内廷读书的侄子是经常性观众，因为都是内亲，不太拘形式，自找位置时别往溥仪专用椅上坐就行了。婉容本来是爱看电影、听京戏的，可我没见她去过，说明溥仪确实虐待她，打入冷宫后不再关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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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 “巡幸”奉天并祭祖

1934年溥仪“登基”后每年都有“巡幸”活动，十年之间几乎把东北走遍了。当然是算不上“体恤黎民”的，与祖宗康熙、乾隆视察地方也不能比拟，无非摆摆样子，为日本侵略者装点门面而已。

我第一次随溥仪“巡幸”，就在他“登基”那年的秋天，目标是奉天，即现在的沈阳市。溥仪到达那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前往东陵，祭拜老祖宗——清太祖努尔哈赤。

[据撰写者查证，溥仪于1934年10月19日上午10时离开长春，下午2时20分到达沈阳，3时抵东陵祭祖，4时半抵奉天军管区司令部驻跸，同时召见伪奉天省长臧式毅等人。次日上午又参拜了供奉列祖列宗的太庙(沈阳清宫附近)，并前往北陵祭奠清太宗(皇太极)。1l时20分乘车北归，于午后4时返抵长春。]

据说这次行前溥仪曾与关东军首脑争论过祭祖的服饰问题，他本人的意思是，祭祖要穿清朝龙袍，日本方面持有不同意见。后来怎样解决的我不清楚，只知溥仪离宫时穿的是陆军大元帅正装，抵达沈阳后换乘卤簿往东陵去时，仍然穿着陆军大元帅正装。我作为随行摄影师，与溥仪的另一位私人摄影师、日本人夏礼英二，一起乘坐在卤簿车队之尾的末车上。

当末车到达陵区下马碑前停下、我和夏礼两人出来观望时，溥仪早已进入陵园以内。我俩匆匆赶到陵园内院，适见溥仪已脱去陆军大元帅正装，着一身明黄色龙袍，在众人拥戴之下，从东配殿出来，神色肃穆地步入陵寝。我估摸着他在里边祭奠叩拜的时间不足十分钟，出了陵寝，再入东配殿更衣。等他重新露面并沿着神路步出陵园时，真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一位身着龙袍的清朝皇帝，转瞬间又成了穿陆军礼服、佩日本腰刀的武夫，或云“大元帅”……

[下马碑：在东陵正门外约半华里处，碑文为“文武官员至此下马”。]
[神路：指直穿陵区的用方砖或条石铺砌的大道。]

按规定，我和夏礼这个层次上的人们，是不许可踩神路出陵园的，只能绕路而行。夏礼急得够呛，频频催促我加快脚步，就怕出陵慢了被汽车甩下。我却满不在乎，蛮有把握地从衣袋里翻出一件带挂的金属制品给夏礼看。

“你看这是什么?”

“噢!汽车的电门钥匙的干活。”

“对啦!我早就防着这一招儿呢!所以把电门钥匙拔下，我不到，那汽车轮子甭想转一转，要甩下我俩——没门儿!”

“聪明!聪明!”

不料，等我俩回到停车地点看时，只剩下车轮轧出的痕迹了。我觉得血往上涌，两眼发黑，这荒郊野外的几十里旱路可怎么走法?

东陵陵区依山傍水，古树蔽空，景色十分优美。可我们已落到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心情观赏?天色渐渐暗下来，不知哪种飞禽，一忽儿飞来，嘎嘎地叫唤几声又掠空而去，今天回忆起那情景还感到渗人。正当我俩心慌意乱的时候，从远远的地方射来两道蓝光。

“是汽车!”

我俩就像落海者发现了从地平线上冒出的桅杆，总算有救了!等汽车开近，我们拦断道路使劲摆手。汽车停了，原来是一辆公共汽车，司机让我们上去，听我们述说缘由，并把我们送到市内。

溥仪这次“巡幸”奉天，所住的地方我听说就是前督军办公署，记得那是个四进的大院落，高墙铁门，警卫森严，溥仪住在最后一层院内。我和夏礼找到这儿时，已是晚间九点钟了，溥仪还没睡。

“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溥仪厉声问我道。

“叫汽车给甩下啦!”我详细禀报了过程，溥仪居然不打不骂不罚，采取了我没有料到的原谅态度。

次日一早，管汽车的日本人找到我，蛮横地说：“汽车的，不是归你专用，为什么把电门钥匙的拿去?”我见他来势汹汹，便也咬住一句话把他顶回去：“为什么要把我和夏礼甩下?天都黑了，难道拿我们喂狼?”他讨了没趣，知道这事说不清道不白，便索去钥匙了事。至此我才知道，执行重要行车任务时，日本管汽车的人总是携带一套备用的各车电门钥匙，以便应急。所以，我虽然拔去了司机留在车上的钥匙，仍然挡不住汽车轮子转动。我毕竟是伺候溥仪的，日本管车人敢把我甩下，却不便过分追究我私扣电门钥匙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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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十 赏赐种种 

伪满时代，赏赐也是内廷的一项重要开支，大致可以分为依例赏赐和随意赏赐两种。

依例赏赐系援清宫旧制颁赏臣下，如因工作干得好而受赏，属于奖励性赏赐；年有年赏，节有节赏，臣下家有红白之事可以讨赏，生活有困难亦可求赏，这属于补助性赏赐；此外还有一种纪念性赏赐，我在伪满期间得到不少纪念章或赐宴酒杯之类即属于这种。

记得我被授予“建国功劳章”、“大典纪念章”和“访日纪念章”等，因这些在当时是照例应有之事，并不举行仪式，仅由宫内府警卫处把纪念章交给内廷司房，司房负责人禀明溥仪并得到准许后，便向够级别的内廷人员每人发一枚完事。只有我和霍庆云同时被授予日本八等勋章那回，曾举行简单的仪式。那是1935年6月，我和霍庆云收到宫内府秘书处的通知：因扈从溥仪访日有功，让我们立刻前去领取勋章。我俩来到秘书处的一间小屋，室内摆一张铺着毯子的长方桌，有两个秘书处官员分别站在桌后和桌旁。见我俩进屋，桌旁那人转身走进内室，捧出两个小匣子交给桌后那人。此人则郑重其事喊我的名字，双手递我一个匣子；又叫霍庆云的名字，也递给他一个匣子。然后，大声对我俩说：“这是日本天皇赐给你们的勋章!”我俩敬过礼，退出门外。在往回走的路上，我才敢仔细看看小匣，正面印有“八等瑞宝勋章”六个金字，打开匣盖，里面装一枚镶嵌数块红蓝两色珐琅的勋章。霍庆云的勋章不一样，是银色六角勋章，木匣正面也印着字，可惜我没有注意看。

1934年3月2日和3日正午，在勤民楼清宴堂举行溥仪登基大典的飨宴仪式。为这次赐宴，内廷专门订制了两种酒杯：一种为圆形，高约一点五寸，直径三寸，两面各有一耳，红色杯子上还印有金花和御赐二字；另一种为黄色的方形杯子，仅一面有耳。前者只赏给有资格与宴的人，每个席位前都摆一只，酒足宴罢，带了“御赐”的杯子走就行了；后者赠给资格够不上与宴的人，但他们还有资格入宫祝贺，遂让他们站在院子里喝杯酒，喝完也把酒杯收起留做纪念。记得赐宴以后两种酒杯都剩许多，送到内廷司房保管。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发话赏给随侍每人一只黄方杯。我本来轻易不张嘴求赏，这回觉得黄方杯实在粗俗难看，纪念品总得像个样子，遂向溥仪求赏，调换了一只有入宴资格者才能得到的御赐红圆杯。

随意赏赐，这在内廷是普遍现象。所谓“随意”，就是随溥仪的意。我追随溥仪多年，深深了解此人的“皇帝”性格，他也给别人订制度，同时认为自己出口之言都是制度，平时赏谁罚谁，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意的，灵感一动，出口是规。比如赏赐某人钱物，可能今日赏给，明天又因故罚回。由一件小事也可以罚某人数月月例，不过几天却改为不罚或少罚，这就使生活在他手下的人，无法遵循，亦无法避免。

溥仪随意赏赐的事例很多。1934年三四月间，刚刚登上“康德皇帝”宝座的溥仪，传旨给皇后买收音机，内廷司房遂呈上不同样式的两台请皇上挑选：一台为长方形，面是平的；另一台也是长方形，但有花样，一条边为直角，另一条边为圆形，冷眼看去似乎缺角。溥仪见了随口道：“这个匣子缺一角，不能赏给皇后。”当时我伺候在侧，溥仪不假思索地唤我过来：“李国雄，赏给你了!抱回家去听戏吧!”就质量而言，那台收音机非常好，能听短波。当时市面上流通的收音机都被掐断了短波，日本人哪会让你越域乱听呢!溥仪也知道，所以等我抱匣子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不许听短波，让日本宪兵知道了可不得了!”

又过数月，溥仪买进一批自行车，刚运进中和门时，溥仪亲自观察验看，一时高兴，便赏了在场者每人一台。

过了几天，我看见溥俭、溥英、毓嵒、毓嶦等人，骑车经西花园往娱乐室去，途中要经过一个门框比自行车车把仅宽一公分的小角门，几人便颇有兴趣地练习骑车越门。有的将车把横在门框上，有的把脚蹬子碰在门框上，笑话百出。经过练习，骑术提高，很快都能自由通过角门了。据说，他们骑的新车全是溥仪那天赏的。

溥仪还赏给在场的随侍赵荫茂一辆“三枪牌”自行车，质量特棒。有一天，我开着汽车出宫，在东花园附近碰上对面来车，车灯只有一边亮，却强烈耀眼。我赶紧按照两辆汽车迎面行驶的规矩，把车灯由大火改为小火。然而，会车的一刹那我才看清，过来的竟是一辆自行车，心中暗暗佩服，小小自行车居然有如此明亮的车灯!次日，我偶然听到赵荫茂在寝宫跟溥仪说话：“老爷子赏奴才那辆车车灯亮极了!昨晚上奴才由家里回来，对面汽车还把车灯关了，看来是把奴才的自行车当成汽车啦!”我这才明白：赵荫茂那辆“三枪牌”也是溥仪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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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 惩罚铁琦 

赏赐和惩罚，是溥仪在内廷施展淫威的两种手段。赏赐有依例性和随意性，惩罚亦然。溥仪对铁琦的惩罚属于依例惩罚，应该说还是有所根据的。

铁琦是内廷司房的采购，经常外出给溥仪购物，一直相安无事。突然有一天，内廷司房接到秋林公司打来的电话，找铁琦催要订制服装的欠款。当时铁琦不在，经查司房流水账，铁琦早把那笔款子提出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秋林公司打电话来找你要钱，你已然从司房领出，怎么没跟人家结账?”晚上铁琦回来时我们便这样问他，他听了一愣，当时却没有人察觉。

“都在这儿!我还没腾出空来给他们送去呢。”铁琦冷静下来以后拍拍自己的衣兜这样说道。

“那你还欠人家多少钱?”

“以前购物及订制服装的钱都已付清，只差最后一次又买些物品，欠他们二十多块钱。”

“明天赶紧送过去!总在自己身上带着多危险！一旦有个闪失你能赔得起吗?”

“好，明天我就送去!”

当天晚上铁琦怎么寻思的别人无从知道，次日一早他就借着外出采购的名义出宫去了。不料，他从此一去不返。

三天过去了，秋林公司又打来电话找铁琦要钱。

“铁琦还欠你们多少钱?”

“前前后后的欠账计有六百余元，我们催过多次，他总说还没领出来，所以拖欠至今。” 

司房原原本本报告给溥仪，溥仪传旨道：“欠秋林公司的款暂由司房结算垫付，等铁琦回来再说。另派李国雄跟日本宪兵队联系，让他们把铁琦找回来!”

隔不多日，日本宪兵队即来电话让我去领人。

“铁琦已被抓住，现正扣在我们这里!”宪兵队的人说。

“从什么地方逮住的?”

“吉林市。”

我到日本宪兵队时，见铁琦低着头站在那里，遂把他领回来，向溥仪交了差。溥仪又命我审讯，问他跑到哪儿去了?欠秋林公司的款，为什么不还?起初他不肯说实话，我打了他一顿，他才把真情全盘托出了。

原来，铁琦整天在外采购，不久前认识了头道沟的一名妓女，恋在一起分不开了。铁琦采购完毕就上妓女家玩乐，又给人家送钱送物贴了不少。自己的钱用光了，便挪用公款，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有关系的许多家商店中间替代倒手，不料当欠款集中在秋林公司时出了问题。那天他听说秋林公司来电话讨债，感到这回捅了大娄子，一夜没合眼也想不出办法。次日一早就跑到头道沟妓女家躲了起来，一连数日不敢出门，衣兜里的钱却愈来愈少。想回北京，可那里到处都有皇族的人，能跑得了吗?还是随便找个去处躲躲吧!于是决定往吉林去，没想到日本宪兵队已在四面八方下了话，在吉林市刚下车就投进了罗网。

[下了话：北京方言，即发出了命令。]

我把讯问结果报告溥仪后，他略加思索，对我说：“你先把他领到廊子下边打一顿，再把他绑上，游街示众——只在小里院转几圈儿就行，让内廷的人都看看。然后领出中和门，找个没人的地方就给他松开绑放了。回过头跟内廷人员就说已经把他交给日本宪兵队枪毙了。这其中细情对任何人都不准讲!”

既然溥仪对惩罚铁琦已有如此明确的部署，我也就一步一步照办。记得铁琦游院子时，我还让人在他后背上插了一个纸招，上书“逃跑犯”三个字。后来我把他松开绑送出兴运门外：“你快走吧，从此永远不要再回来!”溥仪对我执行惩罚的情况颇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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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十二 随侍乎?特务乎? 

溥仪在天津给随侍立的许多规矩，到伪满时继续有效，而且还有增加。每条规矩之下附有对违犯者惩处的办法，居然出现了“违者枪毙”的字样。当然，实际上他不曾枪毙任何人，作为傀儡皇帝，他没有那样的权力。然而，身在内廷中，我们也不敢违背溥仪的规矩。

因为在规矩中有“随侍之间不得私自谈话”一条，所以随侍们因公传告时，全都先交代前提：“万岁爷让我告诉你……”有一回，溥仪命我向赵荫茂传达一件事，我们是在院内交谈的。别的随侍见了，不知根由，便向溥仪报告。规矩中还有一条：“随侍之间发现问题必须及时报告，否则同罪。”所以他们不报告也是不行的。偏偏溥仪又把他自己布置的任务给忘了，遂分别传我和赵询问谈话内容，等弄清是我奉命传旨才算了事。

溥仪为什么不许随侍之间私自谈话呢?因为每个随侍都有在他身边的机会，也就或多或少都能了解一些秘密：有关于他和日本太上皇的往来，有伪满官场内幕，也有“家丑”或私生活方面的隐情。为了保住这些秘密，则必须堵住随侍们的嘴巴。同时，溥仪还利用随侍互相监督，他在随侍中明令：不管看见了什么情况，也不论听说了什么问题，例如在街上碰见谁了，或是见谁损坏了宫中物品，或是听到某人对某人说了一句话……事无巨细，都必须及时报告。故意不报被发现者，必遭一通臭揍；倘因一时忘记了报告，或完全没意识到已经碰上了该报告的事儿，这在溥仪看来都属于欺骗行为，是要惩罚的。如此这般，随侍们一个个都成了溥仪单线联系的特务，人人自危，整天提心吊胆。

我是溥仪信任的随侍，为了维持这种信任关系，只好多多使用耳朵和眼睛：平时注意观察同事之间谁和谁说话了，谁把某物件碰坏或是轻轻碰了一下，御膳房是否保持着清洁，采买人员赚钱没有或是否出了贵价钱，司房写错账没有，有否内廷人员向外人泄漏内廷的事，或是外人向内廷人员探听消息等等。在这些方面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报告溥仪，接着便有人倒霉了。

我深知当自己监督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正监督着自己，所以我办事一点儿都不敢逾格。因为我也时常给溥仪采买物品、副食，结识了一些专向内廷推销商品的商人。有时我个人购物，他们不肯收钱，吃小亏当然是为了占大便宜，我若能在关键的时候高抬贵手，他们就能从溥仪那里挣更多的钱。但我对此并不认可，不受贿赂，照价付款。这些商人又曾提出给回扣，我仍然拒收。并不是说本人品德如何，而是因为深知这是自天津以来溥仪深恶痛绝的事情，宫里宫外那么多眼睛盯着，只要做了岂能不漏?到那时信任垮了，饭碗砸了，我怎么办?

那时我从心眼里绝对服从溥仪，他制订的每条规矩对我来说都是神圣不可违犯的，他打我骂我，我也不敢怎样。这不仅是因为在生活方面依赖他，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他对自己的长期教育，就认为他是君，而自己是做奴才的，奴才反抗君，法理不容!别说公开反抗，就是在背地怨恨他一回，在心灵深处诟骂他一句，那也是非法的，神呀鬼呀都将找上门来报应你!于是，我作茧自缚，被束缚得动也不敢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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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打人狂 

一切按规矩办，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不尽然。有铁琦之行者固然免不了受罚，没有“劣迹”也一样受罚。溥仪常常是无缘无故就打人，在天津静园那次我好心不得好报，结果让电火烤得落了个头疼病，到伪满以后在满铁医院和泽人医院治了很长时间。当时有人称泽人医院为“宰人医院”，似乎名声不佳，其实看病还不错。给我开了几服药，颇有止疼效验，不过吃药多了手发颤，为此妻子还把药藏了起来不叫我吃。

头疼病还没好，溥仪又噼里啪啦地往我头上打了一顿，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早上，溥仪起床后照例去办他的第一件事：蹲卫生间解大便。我因轮着值勤也照例跟着，给他预备手纸和温热洗手水。溥仪患痔疮，时重时轻，重时大便带血。可能他对病情不放心，便后回头观察，转身之际正好把屁股冲上了蹲在一旁的我，又顺势一坐坐在我的膝盖上。我本是当奴才的岂敢怕脏?不过他这一坐竟把痔疮顶破，弄得血迹斑斑。我就像自己惹了祸，赶快取来药水给他涂抹一番。显然，这事怪不着我，可溥仪心情不顺呀，不顺就要打人，当时，不打我还打谁呢?

溥仪生气要打人，有时为了取乐儿也打人。缉熙楼前门有个二楼晒台，底下进门处也是平台，有一天溥仪在那儿又蹦又跳又跺脚。当时我正呆在进门的小耳屋里，听见溥仪招呼赶紧就出来了。

“你有感觉没有?”

“奴才没感觉什么。”

“这么一跺脚，我就觉得脚心放热，许是练气功有成效!”

溥仪说得高兴了，偏偏这时有个倒霉的殿上站在那里，溥仪拽过来就打了几个嘴巴子，然后哈哈大笑，打得那个殿上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像这样无理取闹的事情还能找出例证。有一回年三十晚半晌，御茶、膳房按溥仪的吩咐，准备了比往年都丰盛的大年夜饭和果品，看来溥仪是想好好过个年。事有凑巧，偏偏他在这个时候嗓子来病了，菜不能咽，酒不能喝。有病治病就是了，溥仪却气得够呛，还自言自语：“大年景的，什么也不能吃。”他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把过年的一点儿气氛全打没了。

[晚半晌：北京方言，即指吃晚饭到睡觉前的一段时间。]

溥仪一病，我们当随侍的都格外小心。比方他感冒了，我们上他的寝宫去，必须蹑手蹑脚，说话也必须轻声细语，但他要什么东西则必须马上递给他，不能有丝毫怠慢。比如他想要毛巾，你得递在“节骨眼”上，递得稍快，他说你“带风啦”，存心害他；递得稍慢，他又要说“手巾凉了”。这些全做好了，也还是整天战战兢兢，生怕一时之间获罪。

溥仪患有脚气病，我常在晚上伺候他洗脚，并敷用脚气水，对那种怕获罪的心情有深切体会。真不错，溥仪满意我的伺候。脚气水起初由大夫给开，其实就是酒精酸，后来我们自己配制，也很好使。我每天给他洗、敷，他觉得舒服，没因此而打过我，算幸运了。

打人狂溥仪一般是不亲自动手的，他的办法是让内廷人员之间互相打。一旦确定捱打对象，在场人员要按等级动手，不该动手的不许动，该动手的不许不动。溥仪身边捱打的人中等级最高的是宫廷学生，就是读书班内的皇族子弟。他们之中有人犯规，其他宫廷学生可以动手。其次是随侍，随侍犯了规，宫廷学生和其他随侍均可动手。再次是殿上，殿上犯了规，宫廷学生、随侍和其他殿上均可动手。最后是勤务班的孤儿，他们最可怜，一旦犯规人人可打。

拥有第二等地位的随侍，在内廷也能打很多人。我就是溥仪在这个等级上的打人帮凶。被我打过的人，特别是勤务班那些可怜孩子都恨我，背后叫我“李狗熊”，那原是很自然的。严桐江也打过许多人，被称为“阎王”。其实，内廷各等级上能管人的人，哪个不是阎王?他们在溥仪面前本来是“小鬼”，打人的时候一个个都变成了“阎王”，而真正的大阎王是溥仪。

伪满时期溥仪惩罚下人的形式和用具，都增添了新花样：从天津时代的打板子、抽鞭子、跪锁链到灌凉水、站木笼、吊手、监禁，在天津开始使用的电刑，到伪满时期也继续使用，而且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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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十四 考验 

溥仪常常通过打人考验我们的“忠诚”，该伸手时不伸手，罪同枉法徇私、大逆不道，必将受到严惩。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有时故意让你去执行对朋友的惩罚，或者让你去拷打亲属甚至自己的长辈。

随侍赵荫茂的哥哥赵荫璞是护军，与溥仪关系不错，常主动过来伺候，还替溥仪采购物品。有一回不小心把溥仪喜欢使用的一套茶具给打了，按随侍规矩这是要严惩的，赵很害怕。然而溥仪当面没说他一句，让他下去后问我该怎样办?

“奴才愿奉命去教训赵荫璞。”

“那好，你去吧!”

谁知溥仪借题发挥，设计考验我，当我找来赵荫璞谈话时，堂堂皇帝居然在门外偷听!听着不顺耳了，便当的一脚把门踢开，大喝一声：“赵荫璞你下去！”随后便冲我来了。指责我没有对赵使用“教训”的口吻，而是徇私情，只用几句劝导的话应付官差。于是我被扣上了袒护犯规人员的罪名，依律应代被袒护人受罚。就这样，把赵荫璞的错儿硬栽到我身上了。

只听溥仪一声令下，在场的严桐江、赵荫茂立即把我拽到一边，按住我的手，用二寸多宽、一尺多长的板子打手心。我受不了疼就往回撤手，他俩把不住，干脆把我的手绑在桌子上。反正也动弹不得了，任你们打吧!手掌打破了，知觉没有了，也不感觉疼了。

惩处完毕，手心手背都肿起老高，心里更不是滋味儿。这时，溥仪又笑呵呵地来了，亲自送来敷药、绷带，养了一个多月，方见伤势好转。

这件事发生不久，另一名随侍捱打，我因手上有伤没有伸手。溥仪倒能记得那事，事后过来问道：“手怎么样了?”

“一碰还疼。”

“这么着也疼么?”溥仪做了个攥拳头捶桌子的姿势问道。

“哪能攥得住拳头呢!”

溥仪不说什么了，我也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只要我尚能握拳，就应在别的随侍捱打时也动手。

我有个叔父名叫李智臣，在内廷汽车库里当擦车工。一天，我们爷俩在他的宿舍闲谈，提及溥仪干过的一件事，叔父说了一句“他(指溥仪)怎么这样混?”过了不大工夫溥仪就派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与叔父谈话内容，大约我们爷俩闲谈也是不允许的吧?我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报告一通。溥仪听完很气愤地质问我：“李智臣居然敢骂我，你怎么不管教他?好，你不管教他，我就管教你!”溥仪说罢一挥手，上来一帮人打了我一大顿。

“奴才错了!请老爷子息怒，饶过这一回。”我认错讨饶。

“说说看怎么饶法?”溥仪要口供。

“奴才这就管教李智臣去。”

“好!那就看你怎样管教!”

我磕头谢过恩，下楼直奔叔父的宿舍。进屋不由分说，随手绰起一根支照相机用的三角架，在叔父身上、腿上狠打起来，一边打还一边念叨：“你敢骂万岁爷?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打断了一根三角架腿，再换一根。我深知不狠打就过不了关，尊敬长辈的孝心一丝一毫也不敢有了。就这样连续打了半个小时，可怜的叔父连连告饶：“我错了!我该死!”这时溥仪派人来叫我，我才放开叔父。

“你说说该怎样处置李智臣?”溥仪在继续“考验”我。

“开除!”我深知仅此一途。

“好，你告诉他，叫他走吧!” 

于是，我又代表溥仪撵走了自己的叔叔。一两年后我回北京治病又见到叔父，我很惭愧，但叔父理解我，他说：“你打我，我不恨你。因为你受制于人，不敢不打。当时万岁爷带着一大帮人就站在窗外拿眼睛盯着呢!”我因背窗面里没看见溥仪，叔父在他的位置上恰好能看见。叔父又谈到他离宫那天的情景，他说：“你宣布开除我之后，我收拾行李的当儿，万岁爷派人送来四十元赏钱，让我回北京养病治伤……”请看这位天子多会演戏!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提到我“大义灭亲”，指的便是这一段故事。与其说我大义灭亲，不如说他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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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 伪宫中的皇族 

大批清朝皇族子弟，纷纷离开北京的破落王府，北上投奔溥仪来了。在盐仓改造的宫廷里，在后修的中西合璧式同德殿内，他们享受着特殊待遇。

为了恢复爱新觉罗的祖业和大清的江山，溥仪通过送出去留学等方式，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一批批皇族子弟，准备让他们充当属于自己的军队的骨干。

为了同样的目的，溥仪于1937年在内廷成立读书班，继续网罗皇族子弟入班学习，为出国留学作准备。读书班初建，由载涛从北京各王府找了一些人，大连恭王府、旅顺肃王府也有人来。还从护军中吸收了溥俭和毓嵣两个。记得读书班在同德殿开班前，溥仪叫我去把溥俭和毓嵣找来。我去时正碰上毓嵣站在护军饭堂门外，吹着口哨玩呢!遂叫他找来溥俭。我正式向他们两人传达了溥仪的“圣旨”，并把他们领到溥仪处，他们从此成了读书班的学员。在这之前，他们是我手下的护军士兵；在这之后，他们成了比我高一等的内廷学生。

开始时读书班比较正规，溥仪请来了中文、英文、物理和化学四位教员，按部就班地上课。据说有一次吉冈安直质问溥仪：“日本语的学习的不愿意，陛下的是不是?”溥仪闻言马上外请一位日文教员。

随着伪满政局日益复杂化，溥仪越来越苦闷，便经常传内廷学生们陪餐。后来干脆不愿单独用膳了，天天找毓嵒、毓嵣、毓嶦等几个侄子来陪。人们知道：溥仪作息无规律，传膳无准时。叫内廷学生们来陪时，倘正上课即传旨“放学”；倘未及上课即告“本日停课”。学生们不仅陪溥仪吃饭，还要伺候他喝茶吃药、散步聊天。读书班就这样逐渐变质，由念书为主变为伺候溥仪为主了。但不论怎样变化，作为皇族子弟的读书班成员，都是内廷中的特权阶层，在吃、喝、穿、戴、玩、乐等各个方面都享受特殊待遇，与内廷其他人员有明显的区别。前边曾提及，连受罚捱打也要分开：学生捱打时先把门闩上，由学生打学生，随侍以下即不得参预，亦不得站在门外偷看。

记得当年读书班的学生，每人都戴一种帽花，据说是溥仪亲自设计并派人在外边订做的。其形状就像个小棒槌，周围还环绕若干小圆柱。取回那天我正在溥仪跟前，感到帽花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又订做了一堆，便张嘴向溥仪请求道：“老爷子!赏给奴才一个戴戴，行不行啊?”

“不行!”那天溥仪很有耐心，他拒绝我的请求后还解释一番：“你瞧瞧，当中这个小棒槌表示将来大清占据的地位，周围的小圆柱表示拥护大清的来自方方面面的力量。因为你的出身和身份还不能构成一种拥护大清的力量，所以让你戴了，叫别人看见是很不好的。”

原来溥仪还是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看待我们。怪不得他把吴天培开除后就不再委派正式的奏事官，遇有奏事事项即临时安排。凡属重要活动，如溥仪例行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均派毓嵒为临时奏事官，表示对皇族子弟的特殊信任。

在皇族内部也有远近、嫡庶之分。据我所知，庄王府后人、伪满宫内府近侍处典守科长溥绍第三子毓恩，就受到溥仪的歧视。后来逃亡之前，毓恩曾跪在缉熙楼后门之外，求溥仪带上他走，溥仪不但不带，连见也不见就命人把他轰走了。再拿溥仪自己家里的人来说，因为他和二弟、二妹、三妹属嫡出，同父同母，而四弟及四妹、五妹、六妹和七妹属庶出，同父异母，这嫡庶之间在关系上，便让人看着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其他人尚看不明显，四妹常受到溥仪等人的取笑或奚落，外人见了颇有不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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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十六 溥仪首次出访日本 

1935年3月下旬，溥仪告诉我说，他不久将赴日拜访天皇，让我和夏礼英二以摄影师身份随行，并让我马上把电影摄影机和照相器材准备好。

第二天，遵照伪宫内府的通知，我和访日随行人员一起，在宫中临时布置的房间内，接受由日本医生负责的身体检查。记得把全身各器官都查到了，末了检查嗓子，使用压舌板仔细查看，查完给一些漱口药水。也不知查出什么毛病，当时对我可否赴日未下结论，过了两天又查了一次嗓子，才同意我扈从访日。凡确定赴日的人员都必须使用日本医生给的漱口药水，每日数次，连溥仪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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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给体检合格的人量体做衣，说是每人两身制服、一件雨衣，等通知去试穿时一看，制服上、下身都是黑色的，“雨衣”最出奇：原来是件薄薄的黑呢斗篷，虽说高雅却不是避雨的工具。我还傻里傻气地因此诘问承制工匠：“不是说做雨衣吗?”

“就这件!”

看他的态度一定在心里骂我：“不知好歹!” 

另外，还给每人发了一顶黑色呢帽、两副雪白的手套。全部穿戴起来，着实很威风。

行前又给每人送一本书，书名为《访日必携》，我大致翻了一下，里面写着某日到某地，有何举动，实际就是访日活动日程。

1935年4月2日溥仪启跸。根据分工我在宫内拍摄溥仪走出勤民楼并登上卤簿的场面，拍完赶快驱车前往火车站与夏礼英二会合，他负责拍摄溥仪进站的场面。等我赶到时，夏礼还在站外采景呢!

“你应进入站内把机器对准入口处，以便拍摄皇上进站的正面场景。”

“人家不准进站呀!”夏礼显然是气急败坏的，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溥仪的卤簿已经抵达，我们赶快在站外对付拍下溥仪进站的场面，然后也跟着送行的大臣和军官们进入站内。

作为溥仪的随行摄影师，本来是有特殊标志的，我和夏礼都戴着藏青色有花臂章，有了这个似可通行无阻，不料连车站都不准先进，夏礼还是个日本人呢!可见关东军宪兵队对这次出访的警戒实在森严。

溥仪的专用车厢挂在列车的末尾，专车的玻璃特殊，两面都是大块玻璃，而堵头则是圆形玻璃窗，比一般车厢显得明亮宽敞。

我虽然以摄影师身份随行，毕竟还是溥仪的随侍，开车后没有摄影任务了，便上专车去伺候，问溥仪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这次随行的侍从还有严桐江、多连元和周博仁等。

从长春到大连每站都有“欢迎、欢送”的人们，大站人多些，小站人少些，他们举着小旗，高呼“万岁”，似乎并不是被胁迫来的。列车并不停下，溥仪只在窗前摆摆手以示答礼。在大连下车后我和夏礼本想抢在溥仪前头以便拍照，却没有办到，只好跟在后面，直到入港登舰。这时礼炮轰鸣，溥仪挺胸昂首大步前进，显得气宇轩昂。

所有赴日人员都有对应的接待员，称作“接伴员”。负责接待我和夏礼的是一名日本宪兵，在军舰抵达横滨下船后才见到的。我们应该上哪儿，不应该上哪儿，全听接伴员的指挥。

军舰前部有一间大厅，其中也有若干单独的小房间，溥仪就住在那里，我们住在附近的房间。

当晚，海上风平浪静，在哗哗翻动的海水中，军舰平稳前进。我和夏礼无事，便早早睡下了。第二天清晨我跑到甲板上看海，因为是第一次乘舰远航，好奇之心不可遏制。我发现围绕我们所乘的军舰，前后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舰只，一打听才知道：大的是炮舰，小的是驱逐舰，正在执行护航任务。

按舰上规矩，每日五餐。平日每天两顿饭，溥仪也一样，现在硬要增加三顿，实在不习惯。舰上为了便于溥仪在进餐时观看海上风光，特意用帆布在甲板上搭起临时饭厅，开饭时奏乐助兴。溥仪虽然承受不了日进五餐的“优待”，却必须届时“幸临”，比划比划，做做样子，因为那毕竟是日本军人订下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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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 在赴日军舰上 

频频震响的礼炮给溥仪带来了兴致，他让我立即准备，把舰上生活拍摄下来。我和夏礼遂与舰方联系，架设灯伞灯具，采定景观，溥仪也摆好了种种姿势，即通电开拍。起初照明光线甚好，谁知一动摄影机，灯光全灭。我以为电线出了毛病，一检查，所有灯泡都有一个圆洞，原来舰上使用直流电源，而我们携带的灯具只适应交流电源，所以才爆了。溥仪很觉扫兴，“舰上生活”也没能纪录下来，幸运的是他并未因为我和夏礼的疏忽而伸手打人，这里或许有夏礼的面子，夏礼是接近溥仪并受到信任的少数日本人之一。

登舰第三天，吉冈突然出现在溥仪眼前，刚好我也在场，就听吉冈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皇帝陛下”说，海上风暴即将来临，请陛下不要担心，因为这艘军舰性能先进，“可以占两个风头”，所以能减轻摇摆的程度。

吉冈的预报颇为准确，当天下午大风渐起，愈刮愈凶，军舰摇摆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溥仪开始晕船，起初还挺得住，很快就难以忍耐了。他倒卧在床上对痰盂呕吐不止，侍医也只能瞪眼看着。舰上的长官们商量一气，决定给溥仪搬搬家，他原来的居室接近船头，现搬到军舰中部，这里较两端平稳些。溥仪晕船，我们伺候的人跟着遭罪，白天还好说，忙乎一阵就是了，晚上太难过。因为舰上到处都是吊铺，我们进来出去的，直腰走路办不到，哈腰走路也难：一是军舰摇晃，二是我们也晕船，只能挺着，深一脚浅一脚地为“皇帝陛下”做这样，干那样。

毕竟年轻，我居然还有心上甲板上望风光，见到前后护航的舰只在海浪中出没感觉有趣。当海浪支起的时候，连船底也能露出海面；海浪落下，则船头随之扎向水中，船尾却露了出来；等船头再起时，能看见挺大的铁锚露出水面，就像军舰的大铁鼻子，兜上来的海水则顺着两只“鼻孔”流落返海，这海风海浪真是惊险又凶险。

我取了照相机，想把这海上奇观摄入镜头，于是从中部向船头方向走去，打算找个好的拍摄角度。

“不许看!”

在发出严厉口令的地方，我看到日本水兵正在炮位前演习，他们一会儿把炮口冲天，一会儿又拉平，恶劣天气倒成了演习的好机会。日本军队演习向来是保密的，我不敢耽搁，拎了照相机返回船舱。

至4月5日下午，风停了，浪也静了，这里已经接近日本。溥仪的晕船现象渐渐消失，我的头脑却忽悠起来了。傍晚，舰上的人来邀请溥仪于次日清晨观看海上日出，我多想跟着看看啊!结果沉沉地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听看了日出的人说，先是海面由黑转红，接着太阳一蹦一蹦地从海水下面往上窜，十分壮观。我后悔失去了机会。

4月6日上午八时半许，军舰在礼炮声中驶抵横滨港。我和夏礼打算抢先下船以便准备拍摄溥仪离舰登陆的场面，但我们的行动又被制止了。这时，代表天皇前来迎接的秩父宫雍仁
已登舰，并陪同溥仪下船。欢迎仪式结束后，才许可我们这些人下船。

我远远地望见横滨码头上矗立着高大的标志，像是一面钢铁的墙壁。这时，忽听有人喊：“李先生!李先生!”在这异国他乡，还有人认识我吗?顺着声音看去，真有一个熟人：原来是在天津静园住过的“白帽”。他颇为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告诉说，下船后我和夏礼随他活动就行，因为他就是我们两人的“接伴员”。原来日方很注意安排那些“曾有旧交”的人来监视我们。

随即从横滨乘火车前往东京，沿途也有很多日本人手摇太阳旗和“满洲国”五色旗“欢迎、欢送”。我还发现日本农民把山坡上的荒地都开垦了，这里一小块圆的，那里一小块方的，还有三角的、扁长的……

从登上日本国土起，我们便不能自由行动了，连溥仪在东京车站与裕仁天皇会面握手的场面，都没让我们这些人靠前，后来溥仪告诉我说，他和裕仁握手时闹了笑话。这笑话够丢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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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七十八 东京车站上出洋相 

在东京车站上，天皇裕仁仪态庄严地向溥仪迎来，无数的摄影记者和电影摄影机同时开动，都要抢下“两圣交欢”的“历史性镜头”。正是裕仁和溥仪都伸出手来要握在一起的当儿，溥仪发现裕仁用手指点他的脚下，似乎示意什么。他低头一看，哎呀不好，一条绷带从裤腿内掉落下来。溥仪赶快弯腰把那一尺多长的绷带拾起塞进袜子里面，又站起来跟裕仁握手。表现这一全过程的摄影机当然不会停顿，但公演的电影片上没有出现“绷带”，剪辑师是可以改变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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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后悔那天没穿大马靴，如能把裤角压在马靴内，或许绷带就掉不出来了。溥仪平时出门一般着军礼服，着大马靴，这次为什么不穿大马靴呢?我还知道些内幕。

溥仪访日前，曾特意派人给他订做了一双金漆皮的黑色高腰皮鞋，按他的要求，后跟高达二寸。取回皮鞋那天，我伺候他在缉熙楼二楼客厅内试穿。他穿起高跟皮鞋，挺胸昂首地来回踱步。突然，他站住对我和在场的其他随侍说：“你们看——”这时他故意做出挺胸、俯首向下并与人握手的姿势，接着说，“和裕仁见面时，像现在这样就更能显出我高他矮了吧?”

溥仪本来长得细高，再穿上特制高跟皮鞋，简直就是一根旗杆，原来他的目的是要与日本天皇比高低。但他不曾料到，一根绷带竟使他丢人现眼，出尽了洋相。那么，这根绷带又从何而来呢?这里边也有一段插曲，原来溥仪应该吸取的教训，既不在高跟皮鞋上，亦不在马靴里。

溥仪访日前不久，他那个下部的要害器官出了点儿毛病，本属轻微症状，但他顾全“天子威仪”，不让侍医诊断治疗，白作聪明往患处撒来弗尔药面，其实那是湿敷药，不可干用，我跟他说他也不听，结果发炎。到访日时尚未痊愈，他便用绷带随便缠上了，没想到偏偏在最隆重的场合从裤腿掉了出来。

到东京车站已近中午，又等溥仪和裕仁的会面仪式结束，他们分别乘汽车离开了车站，这才允许我们也乘上小汽车前往溥仪下榻的赤坂离宫。虽然前往同一目的地，但途经路线不同，溥仪的汽车走一条完全戒严的路，而我们的汽车路线不完全戒严，还允许一定的行人和车辆通过。记得我们这些随从人员分乘十一辆小汽车。途中抛锚一辆，临时把坏车上的人并入其他车上，虽然因此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走到溥仪前面了。等我们到达赤坂离宫时，溥仪的卤簿还没有过来，日本为溥仪访问准备的卤簿主车与伪满那辆差不多，只是颜色偏紫，玻璃窗稍小。由于赤坂离宫的正门等待溥仪的卤簿通过，我们的汽车只好走侧门了。

[据撰写者查证，溥仪由东京车站赴赤坂离宫，是在秩父宫陪同下，乘坐菊花御纹章之四头仪装马车前往的。沿途又有夹道欢迎场面，所以行进迟缓。]

溥仪抵达赤坂离宫后，才有人导引我和严桐江等来到他的身边，先按他的生活习惯安排好具体环境，再尽侍奉之责。当时溥仪很紧张，刚坐下又要走，进宫去拜谢天皇。回来以后又要出去，来来回回三四次，忙于答礼、还礼。偏赶上那天气温高，溥仪一进屋大家便涌上去，七手八脚地给他解扣子脱鞋。呆不上十分八分钟还得给他穿上，折腾来折腾去，动作稍慢就可能飞过一巴掌来。不过，很快就不用巴掌了，因为音响太大，怕招惹日方注意，于是把惩处我们的办法改为用手拧、掐。

在东京期间，溥仪先后两次拜会裕仁的母亲，回来颇神气，对我们在身边的几个人说，皇太后陛下以日本茶道欢迎他。他津津有味地谈起日本茶道：把茶放入壶内先研再沏，开始喝时不能张大嘴，只把杯子挨在嘴唇上抿一抿。溥仪又说，在花园散步遇有上坡下坡，他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趋前搀扶。由于这次交往，回到长春后溥仪与日本皇太后仍互相赠送点心或礼品，保持十分亲近的关系。但这些都是假的，溥仪悄悄告诉过我，他只是要哄哄日本那个老太婆，而且防着她，凡是她送来的点心一概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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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 扈从掠影 

在日期间最令人气愤的就是行动受到限制。我和夏礼负有拍摄电影的责任，却不让我们参与溥仪的活动，他会见天皇、参拜神社都由日方拍摄，然后把片子交给我们，我们再把自己零碎拍下的一点儿合进去。溥仪出席伪满驻日公使馆奉迎仪式那次，我们例外地被允许参加并拍摄，大约因为这是“满洲人”自己举行的活动吧!可也必须听接伴员指挥，仅在门口拍一拍出入情况。记得那天我背着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双家伙”，嫌太费劲，便把机器插门取下放在花墙上，一忙乱就忘了。若不是有人给送回，只好让拍好的片子永远呆在机器里，因为我自己是不能随便回去取的，落下东西也不行!还有一次溥仪上歌舞伎座出席东京市的“奉迎会”并观览日本古剧，我和夏礼跟去了，结果还是被挡在门外。后来夏礼凭他的日本人身份混了进去，并抢拍一些镜头。

确实也有一回，日方接伴员把我和夏礼英二都叫去，安排了任务。原来溥仪要去拜谒某代日本天皇的陵墓，让我和夏礼参与拍摄活动实况。我俩被预先送到陵墓前溥仪将要下车的地方，准备好了照相设备。按要求我们只拍两组镜头：一是溥仪到达、下车、步行进入一间大厅的情景；二是等溥仪拜陵、参观完毕，登车返回的实况。我们认真地执行了任务。

溥仪坐车离去后，日方接伴员问我和夏礼：“愿不愿意去看看松树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说明溥仪去不去?也没有说明是让我俩去玩，还是去执行公务?这些问题我当时也没来得及想，脱口说出一个“去”字，结果闯下大祸。

我们随着人群往东，来到另一处山林，沿着夹在参天般高大杉松中间的弯曲山道，我们一直攀上最高峰，远眺山林全貌，这里的风光实在很不错。这时，我忽然想起溥仪来，就问夏礼：“皇上怎么还没到?”

“皇上已经回到赤坂离宫。”夏礼说这话时若无其事，我可是犯了寻思：本以为是跟着溥仪出来的，哪敢离开他，自己跑出来玩呢!他再三要求不准私自外出，随侍们都躲事，没有敢惹事的，今天却在无意之中闹了一个错儿。果不出所料：我回到驻地，刚刚进门就见溥仪把眼珠子瞪圆了。

“你上哪儿去了?早就跟你说过，没经我许可，哪里都不准去，为何还私自外出?”

“奴才还以为老爷子也去呢……”

“休得胡辩!罚他!”

一声令下，上来一帮，有的用鞋底打我肩膀或大腿，有的用手拧，原则是不准打脸及身体上一切暴露在外的部位。这是溥仪出访或巡幸期间处罚下人的原则，当然是既要达到处罚目的、又必须顾及面子的原则。

溥仪在东京呆了九天，又到外地访问。我们虽然一直跟着，但只在溥仪住的地方才能见到他，伺候他生活起居。

在奈良，印象深刻的是出席一次宴会，我们低级人员也由日本下级军官陪同。但同样有歌妓劝酒，这些女人善于说笑调情，我却不知该怎么对付局面，总是一言不发也不好，想了半天，就把一块插着花的点心拿了起来：“这玩艺真好看!”除此再找不到任何话题了。

在大阪也闹了点儿事。一天，我和夏礼上街遛弯，因为他是日本人，平时我们一起上街不太遇到麻烦。这天他穿件中国式大褂，结果我们在车站附近被警方截住。夏礼用日语解释了很长时间，说明我们是溥仪的随员，这才勉强获释。

访日最后一站是神户，我们和日本人一起看樱花。好象是樱花节吧?那里的人们歌舞、狂欢，沉浸在欢乐之中。我看见两个醉汉离拉歪斜故意往路上两位年轻女人身上撞，她们只是叽叽嘎嘎地笑着躲开，一点儿都不急。我觉得奇怪，就盘问夏礼这算什么风俗。夏礼笑答：“在日本，看樱花富有欢乐的气氛，男女之间无论相识与否，嬉戏玩笑是可以的。当然也有限度，就是男人不许伸手抓女人的衣服，除此怎么撞也不算坏心眼，所以，小姐们是不可以急的。”

[离拉歪斜：民间口头用语，形容酒后失态的样子。]

这是我离日本之前无意中学到的一点日本社会风俗知识。

溥仪也在神户观看了樱花，或许受到樱花节欢乐气氛的感染吧，一踏上返程，溥仪的态度大为转变，心情开朗了，对下人说话也显得和蔼了。回想初来时他那般急躁，就像心里着了火，动辄拿我们侍从出气，怎么数日之间好象换了一个人！ 

2006-05-13 14:1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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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八十 从取消大刀片开始 

日本人终于发现，在溥仪身边出现了漏洞，不能允许溥仪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扼止护军的发展。

护军中许多人来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又有武林世家刀枪棍棒的霍家真传，颇让人望而生畏。尤其那些吃过大刀片苦头的日本侵略军，听说护军肩上背着那东西就不免胆战心寒，怕早晚成为刀下之鬼，遂由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通知伪满军政部，取消护军的大刀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通过佟济煦跟溥仪说的，反正开来一辆大汽车把亮闪闪的大刀片全都拉走了。后来还觉得不安全，连三八大盖枪也给缴了，机枪当然更不许用，只准每人随身带一把小匣枪。与此同时还撤下了伪满陆军的小钢炮、重机枪等大件武器，只准留用大盖枪和轻机枪。护军在内廷中站岗的范围也日渐缩小，先缩到只守卫中和门以内，连勤民楼的岗位也交给了禁卫军。继而又取消了西花园炮楼和其他两个哨位，最后，中和门也不用护军管了。给护军留下的，只有缉熙楼及其周围一块地方。

日本人对护军的防范可谓由来已久，1933年初夏，我带着本队护军在西花园土山旁操练，忽然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越墙而入，使我们全都无法控制自己，一个个捂着鼻子就跑到有水的地方去洗。后来，我登上炮楼子，观察院墙外边的动静，原来是日本兵在墙外搞军事演习!当时长春到处是旷野，哪里不好演习?却偏偏要到执政府来搞。而且，越过了执政府南大门外边的兴运桥，就在离执政府大墙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施放催泪瓦斯，这简直是熊人一样，对他们拥立的“执政”，也不给个面子!

一年以后又发生了护军武装进入满铁附属地的事件。溥仪派护军到车站迎接父亲载沣，结果遭到关东军的抗议，说按前东北当局与日本签订的协议，除日军外任何武装不得进入铁路两侧的所谓“满铁附属地”，护军进入车站当然是“犯规”行为。

关东军对护军的警觉和限制，终于酿成了数年后的大同公园事件。其事发生在1937年6月27日，那是星期天，除第三队护军值勤外，其余两队放假，有二十多人约会上大同公园游玩。其中四个人花钱雇了一条船，但管船的朝鲜人找别扭，当小船划出十多米时，他就在岸边叫：“四人的不行!”护军只好下船一人，另外三人刚刚划走，管船的又招呼：“三人的不行!”护军又下来一人，不料没等划走，那个朝鲜人又喊叫起来：“两人的不行!”护军气急了，同他讲理，指着湖内四个日本人共划的船，责问管船人为什么不平等待人?那天有关东军的和伪民生部的日系官员等二百余人正在公园内开运动会、野餐，管船人也喝了酒，他被护军问得张口结舌，就动野蛮的，抓起一只啤酒瓶照护军头部砸下，瓶子碎了，颇有功夫的护军并未受伤。管船人吓得躲进卖船票的房子里，任凭护军在外边叫也不敢出来。这时走过五六个日本醉汉，不问青红皂白，对护军举手就打，护军受制于规矩并未轻易还手。其他日本人以为护军好欺负也一起动手，几人对一人。护军忍无可忍，乃使出全身解数，打得日本人落水的落水，倒地的倒地。护军们正想就此罢手返回驻地，却在桥头被一名手牵狼狗的关东军宪兵队少校截住了。

“你的什么的叫?”

“不用你管!”

那名少校一把抓下护军某排长的帽子，护军们急了：那里边记着姓名、年龄、编队啊!遂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把少校放出的军犬一脚踢死，一场大混战又发生了。那名少校被护军在胸脯上重重地踹了一脚，他带来的几十名宪兵也有不少受伤了，护军们乘着混乱夺路而走，不料此时已经闯下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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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 护军的瓦解 

大同公园事件，给了日本人一个机会，使之能借这根导火线引爆，一举摧毁护军，从根本上瓦解了溥仪精心培植的妄图用于复辟事业的武装力量。

大同公园事件发生的当天，溥仪接到关东军宪兵队打来的电话，要求把参与打架的几名护军送到宪兵队“问问经过”，溥仪遂命佟济煦执行。护军一到即遭严刑拷问，偏偏执审者正是那名在公园捱打的少校，只见他解开衣扣大声喝道：“你们看看!”胸脯上的伤痕使他变得更加凶恶，硬给护军扣上“反满抗日”的帽子，还追问受谁指使?意在问出护军领导人是幕后策划者，以便为瓦解这支护军找到充足的理由。一名护军不服逼供，干脆大声回答说：“打你们，早就想打你们呢!”在场的翻译不等他说完，上去给他一记耳光：“不许你胡说八道!”可他却没有把护军的话照直向宪兵少校翻译，他是好人，在关键时刻掩护了护军。少校问不出什么，就强迫护军脱光了衣服练操，故意羞辱人。至于灌凉水、用皮鞭抽打，实行惨无人道的酷刑，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最后由当时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的东条英机，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提出几项要求：(1)撤换护军领导人；(2)把参与打架的护军撵出满洲；(3)派人向被打的日本宪兵当面道歉；(4)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溥仪乖乖照办，有两名护军排长和十多名护军士兵被立即赶出伪满，护军各层领导都换了日本人，原来意义上的护军，至此已不复存在。

上述过程我是听二队护军士兵事后跟我讲的，因为当时我请病假三个月，正在北京治疗。然而，日本宪兵队并没有放过我，被革职的护军领导人中除统领郭文林和佟济煦外，还有当时任第一队队长的魏树桐和我。我在北京收到“即返‘新京’交代工作”的电报后回到长春。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小卖所的结余款在我手上，还有一些护军的饷银在我手上。他们习惯于关了饷先不拿，用时才来取。总共约有六七百元，我全数交给了护军队部。此后，护军编制缩小，名义改称“皇宫近卫”。在这里要注意：“近”、“禁”二字不可混淆。由伪满军政部直接统辖的禁卫步兵团，在伪满十四年中始终存在，它的任务是保卫皇宫外围，不涉内廷。皇宫近卫则是护军演变的，1937年才出现，隶属于伪宫内府。就在那年，我被任命为皇宫近卫的“卫尉”，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官?反正就像没那回事。皇宫近卫延续到伪满垮台前，又改称“皇宫警卫”，实际就剩下几个大头兵了。

护军改称皇宫近卫以后，当即撤出内廷全部哨位，日本宪兵几乎随时可以进入内廷。一天，他们借口“夜间有人跳墙”，便把内廷彻底搜查一遍。溥仪不但无权干预，事后还派严桐江上日本宪兵队致谢，说日本宪兵“关心”他，“拱卫”内廷有“大功劳”。

转为皇宫近卫的原护军士兵，一个个都消沉下去了。这里仅举一例：有位蒙古护军不愿再当受气的皇宫近卫。临回家前携枪闯进头道沟一家妓院，面对粉面红颜的妓女们，高声叫道：“郭老爷(自称)今天要回国，你们这些婊子都不许接待旁人，陪着郭老爷玩儿!谁若是不愿意，抬头看看这个(指枪)，立即打死她!”妓女们吓坏了，百依百顺地陪他玩儿到深夜。其间有人偷着溜出去向警察署报告，引来几名日本警察。来者见眼前这条蒙古大汉怒目圆睁，持枪而立，竟然退避三舍，没人敢动手。那护军更加胆大起来，迅速脱去军装并换穿携来的便服，然后连开数枪，乘乱溜出屋子跑到后院，又用脱去的军装裹住枪支往水沟里一塞，就翻墙跑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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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八十二 随溥仪“巡幸”各地 

自1934年秋到奉天并祭祖陵之后，我又随溥仪到过许多地方。溥仪每年“巡幸”一两次，大半都带着我，因为我不仅可以贴身伺候，还兼着摄影师的身份，随时执行拍摄纪录影片的任务，并给溥仪照相。

毓嵒和毓恩也是少不了的，他俩都是溥仪的族侄，在内廷读书班，平时负责给溥仪注射补药。每天夜深溥仪入睡前，他俩必须把注射用具经过洗、刷、蒸的程序，达到卫生、消毒的最佳标准，然后给溥仪注射。溥仪离不开这种药针，“巡幸”期间亦不能停，所以毓嵒、毓恩都得随行。据我所知，有一次溥仪在某地驻跸，注射补针之前溥仪发现针管里有个小黑点，十分生气，下令惩处毓嵒和毓恩，每人都捱了一顿打。论和溥仪的关系，毓嵒比较亲近，毓恩则疏远。在溥仪眼里，他是低一等的。

2006-05-13 14:1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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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次扈从溥仪“巡幸”某煤矿，使我感兴趣的是大煤窑上面还出产一种叫做油母页岩的矿物，据当时导引者讲解，这种矿物被采出后，经过蒸煮，不但能提炼出汽油，还有黄腊、酒精、味精等副产品，最后剩下的残渣便是臭油。我很感兴趣，紧跟着溥仪观览各个生产环节的机械设备和操作情况，最后走进一间陈列室，矿上的技术人员手指样品恭敬而细致地向溥仪逐一讲解油母页岩的各种产品和副产品。

[据撰写者查证，1938年6月22日溥仪从长春出发“巡狩”南满，23日在沈阳“御临”奉天中央陆军训练所和清故宫，24日在抚顺视察煤矿，25日在鞍山参观钢厂。这里指口述者的抚顺见闻，那儿有丰富的油母页岩矿藏。]

按当时日本关东军的规定，伪满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要在每日正午就地“默祷”，向历次战役中死亡的日本侵略军致敬。然而，敬非出于本心，溥仪常常忘记这个默祷的时刻，“巡幸”期间目标又大，溥仪遂命我随时提醒。于是，在鞍山参观时我曾提醒他一回，他当即伫立，低头，默祷一两分钟。

溥仪“巡幸”鹤岗时，我跟他来到一处矿井坑口，就感觉从里边冒出一股很硬的风，这风也怪，有时是凉的，有时是热的。我以为溥仪会从坑口入内，可他站了一会就离开了，也不知是人家不让进还是他自己不愿进。随后到山上参观，前导者把溥仪引到一处山坡上，那里临时搭了一个小棚子，棚内设有长桌，桌面摆有电气开关、大型电池和图纸等，原来这里就是矿山爆破的总电闸。这时，溥仪已经进入棚内，伪三江省省长侍立于侧，矿长则专注地看着手表。预定时间到，矿长上前一步，向溥仪鞠躬，并挥手示意。溥仪遂大步趋向桌前，伸手合闸，只听轰轰巨响，只见从对面那两三个山头上升起一股又一股的白烟，就像朵朵小白云散向天边。

[据撰写者查证，溥仪于1939年8月21日离开长春“巡狩”东部地方。当天中午抵哈尔滨，改行水路乘船经摆渡河于8月22日午后抵佳木斯。8月23日“临幸”三江省公署、第七军管区司令部、“忠魂碑”等处。8月24日赴弥荣驿，到某小学校及新*屯等处。8月25日抵牡丹江，视察牡丹江省公署、第六军管区司令部和北晴山。8月27日赴延吉，次日参观农科国民高等学校和飞机场。8月29日返回长春。鹤岗之行应在8月23日至24日之间。]

记得溥仪还被带到一处三四丈高的大铁架子下面，在我和溥仪都仰头观看的时候，地方官员奏报说，这里正在钻探之中，已经发现油矿。还吹嘘说，“已经闻到嘎斯味儿了”，所以，出油“肯定是有希望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官员们更会吹牛皮。他们说，这里是块宝地，从平地往下挖十米就出金粒子。还把溥仪领进一间屋里，我也跟着进去了。屋内摆张长长的木头案子，上面排列着统一规格的玻璃瓶，每瓶装一种金粒，标签上的类别、名称我记不得，反正有大粒、小粒的区别，大如绿豆，小如小米，闪闪发光，确属金质。但这些金粒是不是“平地下挖十米”即出，那又有谁知道呢?

[正在钻探的地方和出金粒的地方不在鹤岗，或许也是这次“巡狩东部地方”的见闻，具体地点不详。]

溥仪“巡幸”齐齐哈尔派我购买地方特产。当地人用那里的江石磨制镇尺、笔架和图章料，都是选择颜色特别好看的江石磨制的，溥仪很喜欢。我挑些最大最好的给溥仪买下，自己则仅用两角钱买了一块很小很小的图章料。后来在北京某图章社刻下“李国雄”三个字。因为质地坚硬，按每字八角收费，工费竟远远超过了料费。这枚图章我精心保留至今，成为当年扈从溥仪“巡幸”各地的小小纪念品。

[据撰写者查证，溥仪于1941年6月2日离开长春“巡狩”西北各省地方。3日在齐齐哈尔视察龙江省公署、师道学校并御临“忠灵塔”和龙沙公园。5日在海拉尔视察兴安北省公署、第十军管区司令部、第一国民学校和南屯。7日抵扎兰屯。8日抵王爷庙。9日视察兴安军官学校和旭山。10日返回长春。]

[镇尺：写毛笔字时用以压纸求平的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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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 溥仪第二次访日 

1940年夏天，溥仪第二次访日，6月22日启跸，7月10日回銮，前后十八天，这是屈辱的行程。

这次访日的名义是庆祝日本帝国纪元2600年，实质是奉主子之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伪满祭祀。还要借这个题目改改口，把当时流行的关于日“满”关系的称谓“友邦”一词改为“亲邦”，也就是要先从精神上把伪满变作日本的一部分。所以溥仪是不情愿的，迎天照大神等于换祖宗，他为此感到屈辱，却毫无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我们跟他去也觉得掉价。

来回行程与首次访日并无两样，从大连乘日本军舰前往横滨，沿途迎送之举以及震响的礼炮全都不减于前次访日，只是溥仪打不起精神来。他这次仍穿陆军礼服，多了一双大皮马靴，大约是担心再有绷带之类的东西从裤腿掉落出来吧！

6月26日溥仪抵达东京后仍住赤坂离宫，当天前往宫城拜会天皇、皇太后。关于溥仪与日本天皇对谈的情况，是后来溥仪在长春向他的几个侄子叙说时我在旁边听到的。天皇向溥仪问过这样一句话：“陛下同意把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去吗?”溥仪只答复“同意”两个字。可以想象吐这两个字时那淡淡的表情。据说天皇再就不谈“天照大神”这一主题了，互相应酬几句，溥仪即退宫。第二天，参拜靖国神社溥仪依然没兴致。记得是中午去的，前后十多分钟就出来了。

溥仪这次在东京大部时间与日本皇族、米内首相及政府要员等会面应酬，其余活动不多。据我所知到多摩陵去了一趟，到东京第一陆军病院看过伤兵，还看过日本人踢球。那不是一般的足球，远看好象纸糊的，不那么圆也不那么大，直径不足十公分。只见这人踢，那人接，此人用脚彼人则用手，从场内传出吧嗒吧嗒的响声。踢球的人也怪，他们不穿运动服，却穿着宽衣长袍式的日本古装，简直像唱戏的，还不时发出“凑凑”的呼叫声。观众席设在一座古里古气的老房子里，为溥仪安置了特殊座位，我们随行者远远地站在一边。

溥仪这次访日没有情绪观光游览，在东京的“公事”办完以后仅到京都去了一趟，因为2600年日本历史是从神武天皇开始的，所以必须去参拜伊势神宫和神武天皇的陵墓，然后便“启跸回銮”了。

溥仪从日本带回一只长方形木匣，里面装着代表天照大神的宝剑、铜镜和勾玉三件神器仿制品。他很不喜欢的这几件东西，竟然比他本人更重要。记得回到长春时卤簿来接，第一辆车接手捧神器的桥本虎之助，第二辆车才接溥仪。其时，在伪宫东南角上已为那三样东西修好了庙宇，即所谓的建国神庙。该庙为木结构，连接之处全系凿卯或门闩一类东西解决，整个建筑没有一个钉子。

为那三样宝贝，伪满新设了祭祀府，溥仪任命桥本虎之助为祭祀府总裁，原宫内府大臣沈瑞麟为副总裁，溥仪签署发布《国本奠定诏书》。更有甚者，日本专门派研究天照大神的神学家为溥仪进讲，每周两次，全是胡说八道。溥仪根本不信，听完讲课就当笑话讲给我们几个在他身边的人听。据那个神学家说，日本天照大神是世界上一切宗教的始祖，第一代日本天皇也是从天照大神怀里蹦出的小人长大的。他还挂起一张图表，图表内说明有多少水、有多少酱油和其他物质等等。溥仪忍不住要乐，只好使劲掐自己的手指头，倘笑出声便亵渎了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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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八十四 宫中孤儿 

溥仪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卸任以后，当上了新京博济慈善会的会长，他利用职权先后从孤儿院找了十多个从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送进宫里干粗活儿，均划归勤务班管理。由于溥仪生活无规律，这些孩子也必须跟着耗时间，溥仪起床前他们就要洒扫庭院了，等溥仪入睡后方能免去端盆倒水之劳，往往从早晨四五点钟一直忙到深夜。加之饭食糟糕，又累又困，这些孤儿太受罪了!

[护军改称近卫(形同解散)后，勤务班的建制继续保留。]

溥仪不但不可怜这些孩子，还使用刑具严厉惩处他们。一天，溥仪又给我布置任务，让我按天津日租界囚禁犯人的刑具做一只木笼，我虽然见过这样的木笼，但并没有研究它的做法，于是凭想象设计了站不能直腰、蹲又蹲不下的木笼，让木匠如法炮制。木笼制成后并没有使用几回，但我一想起那些可怜的孤儿就心里难过，自己因忠君而成了暴君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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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勤务班里有个叫周博仁的孩子，因缺觉困急了，就趁人不注意在同德殿找一个角落“冲盹儿”，很快被人向溥仪告了密，溥仪遂命总管勤务班的严桐江和勤务班班长多连元“管管他”。严、多二人闻命而动，用一条挺长的板子抽打周博仁的两腿，打得很重。如果我们稍有疼爱之心，携着被打的孩子走动走动，让腿部血脉流通，或许不至于有大问题。然而，没人管那个不能动弹的可怜孤儿，他那两条腿，先是红肿，继而溃烂。溥仪见伤势不轻，才传黄子正为其诊治。其间，又让我给周博仁送糕点、牛奶：“告诉他皇上对他多好呀!在孤儿院能吃着这么好的东西吗?叫他好好干，将来娶媳妇成家，皇上全都包下了。”我见着周博仁照说一遍，即向溥仪复命。

[冲盹儿：北京方言，打磕睡的意思。]

“你传没传我的话呀?”

“奴才传过了。”

“周博仁怎么说?”

“他说感激万岁爷的恩典。”

黄子正治外伤颇有招数，经一个月时间总算把周博仁治好了。溥仪提拔他当了殿上，从此有资格打扫溥仪的寝宫和书房，只是后来伪满垮台，溥仪连皇上也当不成，再无法管周博仁娶媳妇的事了。

溥仪惩治周博仁时心眼儿狠毒，后来给他治病、提拔，似乎又善良了。其实不是善良，溥仪迷信，思想中有神鬼报应观念，又害人，又怕被他害的人来害他。后来的慈善不过是赎罪行为，以使自己摆脱报应。

还有一个孤儿叫孙博元，不堪忍受虐待决心逃跑，但因在宫中期间每天打扫勤民楼前后一小块地方，别处不知，道路不熟，第一次从勤民楼北墙逃跑没出宫内府便被抓回打了一顿，第二次在同德殿钻风道，拐来拐去找不到出口，呆了两天又饿又渴挺不住了，爬出来上锅炉房找水喝，结果被抓回送交溥仪处理。溥仪乃命严桐江“管教”，时间不长即得到回报：孩子命在旦夕!溥仪让我去看看，我带了针头、针管和强心剂匆匆赶去，只见孩子的腿还用绳捆着，双眼紧闭，呼吸只剩一丝丝。严桐江、多连元，还有一个姓高的，这几名动手的全都傻眼了。我一面给孩子注射强心剂，一面让人松绑，可这一切都来不及了，一个小时以后孙博元停止了呼吸。摸摸脉，也不跳了。这时，黄子正赶到，然而医术再高明也不能起死回生啊!他奉命给可怜的不再说话的孩子开了一张“因病致死”的证明，随后便拉出去埋了。溥仪为这事惩罚了几个人，还让严桐江烧纸。溥仪告诉我，为了给冤鬼超度亡魂，他当天念了往生咒。溥仪还以惋惜的口吻对我说：“若是把这件事交给你办，绝不会像他们似的。”我立即附和说：“哪能抓回来就打呢?怎么也得先给点儿吃的、喝的，然后再打，他也挺得住呀!”

[修同德殿时安装了地下风道设施，冬送暖风，夏送凉风。]

据我所知确实被打死的只有孙博元一人，还有一个孤儿死了，就死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房旁边他们自己住的屋子里。死前得了脑膜炎，但是不是捱打受气、因虐待而得病呢?恐怕不会没有关系。

捱打捱骂，对宫中孤儿来说是家常便饭。更可恨的是，光让孩子们干重活，不给吃饱饭，连高梁米也不给吃饱，有时还要罚工钱呢!我亲眼看见有个孤儿饿急了，翻脏土箱子找吃的。那个可怜孩子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一顿臭揍，因为他“不讲卫生，有碍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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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 外谄内疑的立身术 

伪满年代毕竟是虎狼当道，溥仪本算不得真皇帝，他不得不时时顾虑自己在日本强权之下的立身术。如果说在北京和天津的时候，溥仪还能较多地想到“复辟大清”问题，那么，到长春以后他完全陷入个人处境的忧虑之中，再也无暇顾及其它了。十四年的傀儡生涯和与吉冈安直等人的交往，使溥仪学会了一套外谄内疑的应付日本人的办法。

溥仪取媚于日本人的事例很多，以贡献伪宫中的铜门环、铁棍子和地毯等物品那次最为突出。当时，日本军阀在他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愈陷愈深，为了保证军用物资供应，在我国东北各地大肆搜刮金银铜铁等金属制品和其他物品。溥仪为了迎合日本人，决定主动当个榜样，遂把内廷所有的下人包括随侍、殿上、勤务班以及老妈子等，全都集中起来，由他亲自主持清理伪宫内各楼各殿的破破烂烂。他让搬哪处的东西就搬哪处的东西，让卸什么物件就卸什么物件。为什么要亲自主持?因为他不过要以破烂虚应日本人，不在明面的贵重品则收藏起来，取舍得由他自己决定。记得吉冈派汽车来拉时，溥仪还装出一副很诚恳的模样说：“黎民百姓无不捐铜献铁支援圣战，我愿以此表达对日本天皇陛下的忠诚。”

溥仪对日本人的外谄内疑，在山下奉文身上也表现得非常典型。就在这只“马来亚之虎”即将去南洋指挥作战、入宫向溥仪辞行之际，溥仪曾向山下献策以取媚。召见完毕，溥仪回到寝宫向他的侄儿讲述了经过，当时我在场。溥仪向山下献策的内容是：当前正是日本与英美作战的紧要时刻，无论如何应拉拢苏联，以解除后顾之忧，全力对付英美。溥仪说完，还特意向他的侄儿们问道：“你们看我向山下讲的这句话有毛病吗?”侄儿们忙说：“很好!很好!”他这才放下心来。

[因山下奉文曾在侵略南洋诸国的战争中，统率日军攻城陷国，取得若干暂时性胜利，而被誉为虎将。]

因为溥仪会献媚取宠，才使伪满十四年平安度过来了，总算没有遭致杀身之祸。他虽然不能免除汉奸的历史罪名，但还不能说他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人，他和日本侵略者并非天衣无缝的铁板一块。举一个我亲眼所见的事例：伪满初年郑孝胥当国务总理，那时他很狂妄，居然异想天开地要在日本独裁统治下，推行他所谓“门户开放、列国共管”的政治主张。溥仪也赞成宣传这一主张，曾让郑前来缉熙楼录音。溥仪有部一米见方的收音、录音、唱片三用机，在当时是最高级的了。郑利用它演说录音时正是我掌握机器、安装录音带的，还记得几句。郑演讲的大体意思是：我满洲的大门是对全世界敞开的，列国都可以来，共同开发王道乐土。

郑的演讲慷慨激昂，溥仪似乎也听得很兴奋。不知这篇演讲后来在电台播放没有，反正我没听到，我想，日本人大约不爱听这个。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耳听到的，时间忘了，那是溥仪与他的侄子闲聊，溥仪发牢骚说：“日本人真混蛋!它若是真心把我们帮助起来，我们还能不尽力帮助它吗?要人、要物，要我们和它统一行动，都可以，还能让它费这么大的事吗?”溥仪认为，日本人并没有真心扶持他，所以他也不肯实心眼儿替日本人卖命。否则，日本人本不必投入这么大量的兵力，也不必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就能够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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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八十六 “窃听器事件”原委 

从内心来讲，溥仪不相信日本人，充满狐疑，处处加小心。同德殿1937年就修成了，溥仪始终不搬过去，就是怀疑日本人建房时偷偷安装了窃听器，要监视他起居之间的言谈。此事起因、经过我能悉知，在此述述原委。

最初引起溥仪怀疑是在他和内蒙的德王谈话之后，溥仪与德王在天津时即有交往，德王当上内蒙的傀儡政府首脑后，有一次到长春找关东军司令部办事，得到关东军司令官的允许顺便进宫谒见溥仪，溥仪在缉熙楼二楼客厅召见。故人谈心，无所顾忌，加之又是同病相怜，不免发些牢骚，如谈及日本人的跋扈、专横与傀儡生活的苦闷等。不料，次日一早吉冈安直即来质问溥仪，为何流露对大日本的不满?溥仪当然矢口否认，吉冈也不便深究，但溥仪内心已经不能安宁了。因为谈话时并无第三者，不是德王出卖他，即是室内被安装了窃听器。溥仪遂派我检查各屋，其实我不懂窃听装置，见也没见过，只好乱翻一通给溥仪解心疑。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溥仪被逐出宫之际，德王进京拜谒，后又筹款一万元进献。溥仪当上“康德皇帝”，他特意拍摄一张叩拜相以示忠君。1936年5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根据关东军建议赴长春签订“蒙满协定”，并入宫向溥仪行叩拜礼。]

后来又“发现问题”的是恭亲王溥伟，此人辛亥后避居大连，在“九·一八事变”中跃跃欲试，一度组织“明光帝国”。溥仪到长春后他也来过几次，一般是溥仪过生日时来祝寿。

同德殿建成那年恭亲王又来了，我还记得一个笑话：“万寿节”那天在同德殿西边滑冰场滑冰助兴，溥仪不下场，和恭亲王等一起观看，毓嵒、毓嵣、毓嶦等人作滑冰表演。他们几人的技术并不高，不断地摔屁股墩，把屁股摔疼了，他们却在溥仪面前自我打趣说：“怎么这‘新京’的冰要比关里的冰硬许多哟!”引得恭亲王也在旁边笑了，大约他们在北京没这样结结实实摔屁股墩。

或许就在那天，恭亲王由人陪伴参观同德殿各房间，他惊异地发现：手一接触各门的铜制拉手，就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再试着接触窗拉手，亦有同样的感觉。于是报告溥仪，溥仪起初不信，遂让我跟着他前往同德殿观察。我们试验几处，果然不差，一般感觉轻微，只是刹那间的事儿。厉害些的，有触电感觉，甚至用铁棍碰碰可出现火花。溥仪见状又疑窦横生了，他断定日本人安装了窃听器。为解除或证实怀疑，决定派人检查。可又不敢公开外请技术人员，怕事漏惹恼了日本主子，遂让我充了“技术人员”。我实在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又不敢抗命，便先跑到锅炉房，那里有块仪表，可以指示殿内各室的温度，我装模作样看上一番。再入殿查看暖气管道和电灯线路以及犄角儿旮旯，都翻腾一遍后回去向溥仪报告：“奴才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有发现窃听器。”

[旮旯：东北方言，角落。]

那么，同德殿门拉手上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行家来说这可能是常识，却足足憋了我好几十年。年近七十岁时，我在中国画研究院做临时工，忽然发现与同德殿类似的现象，我便向电工请教，才知道原来这是静电现象，因气候作用而时有发生。想当年溥仪把自然现象也怀疑为日本人的阴谋，足见其对日本人戒心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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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 我所知道的几位皇妃 

谭玉龄是北京旗人，我不清楚是谁把她带到宫里来的。她住在缉熙楼一楼西侧，溥仪很喜欢她，但也并不是天天上她那儿去，甚至十天八天不去一次。

溥仪跟我说过关于谭玉龄的病。本来不是严重的绝症，经御医佟成海和徐思允会诊，认为不要紧，属于感冒。但服药后出现腹泻，需继续治疗，于是请来满铁医院的大夫，头一天来给开药方、下药剂很正常，第二天来看了半截，被吉冈给叫出去了，在外边呆了一会儿不知说什么，回来就变样了，不知又给下了什么药。据溥仪讲是吉冈通过满铁医院的大夫害死了谭玉龄，目的是要给溥仪找个日本女人，以便在寝宫中随时监视溥仪的行动。当然这只是溥仪的感觉，不足以下结论。

[半截：北京方言，即看到半途中之意。]

谭玉龄死前，我因头疼病复发回北京治疗，大约有一个多月时间，赶巧在谭出殡前一天返回长春。谭停灵西花园畅春轩，悲哀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内廷。这时我听说了“贵人殡天”的详情，当时只有“病故”一说。次日早晨出殡时我站在西花园土山上看到了杠罩由兴运门出保康门的隆重场面。

对于谭玉龄的死，溥仪确实很悲痛，那些天和我们说话的腔调都变了，谭的居室始终保持原样不准挪动。记得谭死四个月后，溥仪命我到谭的居室找一样东西，这是谭入宫后我头一次进这间屋，她在世时我们是根本不准靠近的。只见谭的床头小茶几上扣放一只杯子，挪开杯子便露出四五块一至二公分长的指甲，这就是谭临死让老妈子剪下留给溥仪作为纪念的。溥仪逃跑前还特意用纸包了随身带走，以表达对她的深深的怀念。

这以后不久，溥仪从北京找来一个女子，我见到她的时候，溥仪正专心致志弹钢琴，而她就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依我看，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而已。溥仪当时告诉我说，她也是旗人，打算收为妃子。过了十多天，女孩儿又被送走了，不知是她不乐意呢，还是溥仪没有相中。

女孩刚走，吉冈就介绍了一位日本女性。溥仪后来对我说，他说什么也没同意，已经有个吉冈整天监视他，如果再弄个日本女人睡在枕边，那怎么受得了呢?

吉冈一计不成，又上长春的一所女子学校收罗了几十张女学生的照片，全都装贴在一个本子上，让溥仪挑选，我当时见过那个本子，它竟成了李玉琴的“介绍人”。不过，据我所知当初溥仪对李玉琴是抱有“戒心”的，因为李毕竟是吉冈送来的，谁知她与日方有没有政治性的联系呢?于是，溥仪决定单独把李放在同德殿那边了，也不常常过去看她，却密令老妈子监视并随时报告她的行踪。到后来就不这样了，溥仪开始喜欢上李玉琴，每天晚半晌内廷学生们先后去睡了，溥仪便打发个太监上同德殿去召唤李玉琴，让她过缉熙楼这边玩玩或是伴宿。

李玉琴当年年纪轻，却也并非什么都不懂。作为女人与溥仪一起生活，内心深处是痛苦的。那时毓嵣媳妇杨景竹常入宫陪陪李玉琴，女人们在一起时间长了，说话也就随便了。据毓嵣当时告诉我，李玉琴曾当着他媳妇抱委屈，还喊叫说：“哎呀，我现在简直快疯了!”可知内心何其苦闷。

无论谭贵人还是李贵人，她们在溥仪身边都不会得到幸福。

这里附带谈到文绣。溥仪当上伪满的皇帝以后，文绣曾到长春来过一趟。有一天，溥仪在缉熙楼寝宫对我和另外几个随侍说：“淑妃来了，我没理她!”我只听到这样一句话，并不曾见到文绣。当时风言风语有这样的传闻：说淑妃“来要钱”，被挡在保康门外边没让进来，她呆了一个多钟头没人搭茬，就走了。传话人显然站在溥仪的立场上，是不足为凭的。究竟文绣为何而来?现在已经很难查证清楚。然而，她的不幸，包括离婚之后的悲剧，全是溥仪给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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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八十八 法西斯时代的衰败 

40年代初年，那是法西斯最猖獗的时候，德、日、意“轴心国”正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伪满这时也已尾随日本，参加了所谓“防共协定”，从而成为“轴心国”的一根小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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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伪满宫廷中的“康德皇帝”非常羡慕德国元首希特勒，他恨不能像希魔那样拥有强大的军事手段和极权，颇为注意从电影或画报上观察希魔的外貌和动作，并在他的小天地里偷偷摹仿。有一天，溥仪穿上军装、马靴，并故意用梳子把头发拢到额前，耷拉一绺在右眉毛一边。当他昂首挺胸在厅、廊之间踱步的时候，还一次次把右手伸向前方，行法西斯致敬礼。尤其可笑的是，他时而走进寝宫，站在大衣柜的穿衣镜前端详自己；时而让我们在场的人看，问“像不像”?当然指希特勒。我们全都捧着说：“太像了!真是惟妙惟肖!”

1942年5月，汪精卫以南京“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身份访问伪满，溥仪虽与之有杀父之仇，但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还是在勤民楼接见了汪。接见前我在缉熙楼伺候溥仪换装，接见后溥仪立即返缉熙楼，前后没超过半小时。

[汪精卫曾在清末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

然而，“轴心国”及其大、小尾巴的猖獗，毕竟不能持久，法西斯时代注定是短命的时代!随着德、日、意的走向败亡，伪满当然也就岌岌可危了。

关于伪满就要完蛋的消息，我最早还是从“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身上得到的。他每次从南洋前线回来都带些战利品觐见溥仪，见面还要讲一串日本英雄的故事。比如日军偷袭珍珠港，许多勇士驾着小型飞机钻进敌人巨大军舰的烟筒里爆炸开花，从而打开局面等等。但后来口气不一样了，“英雄战例”也变成了这儿“玉碎”、那儿“玉碎”。最后一次觐见，“老虎”也说了泄气话：“这次重返南洋，不一定还能再回来觐见陛下了，请皇上保重!”他不幸而言中了，溥仪和我都没能再见到他。他的话语、表情，预兆了自己的灭亡，也预兆了伪满的垮台。

山下奉文走后，我开始听到“肉蛋”这个名词，“肉蛋”就是将要赴前线送死的日本飞行员。他们一批一批地入宫觐见溥仪，头几批来我没见到，只听溥仪说几句。他对“肉蛋”有同情心，说这些人就要死了，他们将驾驶飞机去冲撞敌人的飞机或军舰，执行有去无回的任务，怪可怜的。一次，又来了二十多个“肉蛋”，都很年轻，有些就是十多岁的孩子。他们列队整齐，气氛严肃，在缉熙楼前等待溥仪训话。溥仪站在队列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先用激动的言辞讲了几句，然后上前两步，从排头开始，逐个儿拥抱、接吻，“左右开弓”亲他们的脸。当时溥仪面容悲壮，年轻的日本飞行员们泪如雨下，更有的痛哭失声。我亲眼目睹了这一“慷慨悲歌”的场面，虽然也曾为之感动，但溥仪的举止更令我惊奇。在溥仪看来，别人从头到脚都不干净，碰都不愿碰一下，这会儿却反常了。我当时曾问溥仪：为什么不嫌那些粗人脏?溥仪“唉”了一声说：“嫌脏也得这样做!是为了让日本人相信我呀!”接见完，溥仪立即钻进漱洗间漱口、擦嘴，回回都如此。

不久，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破例来见溥仪。我觉得奇怪：他们每月三次逢一(1日、11日、21日)定例在勤民楼或同德殿会见，一向非常准时，今日破例直奔缉熙楼，必有紧急事项。山田乙三只呆了很短时间就匆匆离去，我即进屋伺候。溥仪神色慌张来回踱步。

“时局不大好吧?”我问。

“山田司令官说，苏联已经对日宣战了!”

就在这时，内廷又发生一起人员失踪事件。失踪者是给溥仪和婉容浆洗衣服的女人，她叫张敬安，当时四十多岁。她的儿子也有十七八岁了，是“遗腹子”。也就是说，他还在母腹之中时父亲就死了。张敬安从此不嫁，自伪满初年起就本本分分地呆在西花园娱乐室旁浆洗房内没完没了地干活儿。由于她不多说一句话、不多管一件事，干活儿也让人满意，所以都对她不错。她儿子虽说与内廷无任何瓜葛，也经常以找他母亲为由出入宫门，甚至在内廷窜来窜去，居然无人阻挡。可是，张就在伪满垮台前几天不知去向了。溥仪派人到她家找，原来是人走家迁，儿子也不见了。其他想逃跑的人都要等领了遣散费，她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这实在是个谜。后来，溥仪和我都知道了：当时政治情况复杂，在伪满要害部门和重要人物周围，都有XXX或国民党的地下工。据说溥仪的侍从武官赵某、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都是地下工。张敬安以及她的儿子到底是什么身份，可就难说了。

[张绍纪，现名张梦实，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离休的原系主任，中共党员，现为全国第七届政协委员。他在1940年留日期间参加中国青年的进步组织“读书会”，1943年参加党领导的“东北青年救亡会”，常在家中接待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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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九 风雨飘摇 

l945年8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带着参谋长秦彦三郎再度入宫晋见，要求溥仪立即准备离开长春，“明天就走”。溥仪说，要带走的东西太多，一夜准备不好，请求给三天期限。结束这几句对话，山田等也不再应酬，转身走了。

溥仪随即把内廷学生和贴身随侍都召集在一起布置任务。溥仪说，苏联已经对日宣战，他们的坦克、大炮都越界了，“新京”不能保守，马上开始归置东西，准备搬家。又命内廷学生分别通知皇后和贵人抓紧清理物品。一时之间伪宫内纷乱无序，除了选择珍宝字画，溥仪再顾不得别的，任凭下人们决定。然而溥仪的衣、帽、首饰以及其他日用物品，哪些常用哪些不常用并不那么分明，我只好根据一时兴趣随便装箱一些，扔掉一些。其他随侍和内廷学生也各自在一边随便装，随便扔，有人拿不准的去问溥仪：“这件要不要?”“那样带不带?”溥仪极不耐烦，看来这不是聪明人该做的。

[归置：北京方言，即收拾、整理。]

慌乱之中偏偏又响起空袭警报，那鸣叫着的连续短音把整个城市都搅乱套了。按规定，我们这些人无论在何处一听警报便要立即向缉熙楼集中，护卫皇上、皇后和贵人迁入防空洞。最难莫过挪动祖宗牌位那个人，此人必须具有忙而不乱的本领，要像平日恭进太庙那样，虔诚地步入佛堂，恭请列祖列宗神牌位，再出后门，过院子，进入防空洞。溥仪指定内廷学生中某人“请”那些木头牌位，其人确实心诚有余，却把我们这些人苦了。因为他慢腾腾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头的又绝对不准超前，然而炸弹马上就要落下，岂容你四平八稳?等我们进了防空洞，解除空袭的警报又拉长声地响了起来，简直就像捉弄人。

内廷防空设施是随同德殿一起兴建的，位于东院同德殿九龙门前，上面堆成假山，下边深达十来米，从西北出口入门，往下走有两段台阶，每段上接处设置一道封闭式大铁门。进入底层共有五个房间，其中三间是溥仪及其家属的起居室，另外两间是工作室，一为换气室，装有人力摇轮换气设备；一为观察室，装有反射镜，可观察地面情况。如果防空洞被炸，还能顺东边的安全门经软梯爬上地面，这里确实很保险。

空袭虽紧，章法不乱，溥仪入洞先在第三室固定位置安顿好祖先牌位，才钻入自己的避风港安歇。一旦警报解除即送木头牌位回佛堂，我们只好还跟在后头。或许刚到缉熙楼前又闻警报，如此反复折腾。

慌乱之中溥仪又想起过去拍的登基、访日、观看陆军大演习等电影，怕国人据以清算他勾结日寇的罪行，遂命焚毁。当即人分两路，几个内廷学生带一些到同德殿北边小游泳池内烧，我率多连元和一名护军在缉熙楼地下室锅炉房烧。电影片子不同其他，是成卷的，必须抻开来烧。可是时间紧迫，一着急，便成卷地烧了起来，结果控制不住火势，引起火灾。多亏宫内府消防队尚未撤出，闻讯来救，用水笼头顺地下室露出地面的窗户喷水，就像铁锤砸了下去，窗棂、玻璃顷刻之间全毁。这时，溥仪从楼上跑下来，嘴里嚷着：“甭救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他或许怕连这座缉熙楼也会成为罪证，因此，不如都烧了了事。消防队这回顾不上听他的，还是把火扑灭了。现在想起来溥仪当时有两手准备，他对日本还没有彻底绝望，证据是他让我暂时保留日本方面拍摄的访日期间他与日本皇太后一起活动的三十五毫米影片，还有他的天津和伪满期间日记，这些东西直到在大栗子沟决定再度撤退，他才准许就地销毁。我还记得当时有这么个细节：溥仪命溥俭去执行销毁任务，溥俭却到处找不到体积大的炉子或锅炉，遂向溥仪报告说，这里都是小火炉，没法烧。溥仪又让我想办法，我说，不用烧，用热水烫烫也行。他们采用没采用我的建议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已由溥俭完成了销毁任务。当然，这是一段后话。

三夜两天在忙乱中过去了，溥仪准备携带的东西装满七十多个箱子，其中有大量国宝。经我手装入的珠顶冠等价值连城，还有溥仪穿过的清朝龙袍、许多价值最高的手卷，也都是由我装箱的。与此同时，婉容和李玉琴也各自装满了许多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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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十 丢妻抛子扈危皇 

溥仪这边有头绪了，我才想起自己的老婆孩子，遂向溥仪请假。

“老爷子!这边没什么大事了，今天晚半晌奴才想回家看看。”

“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跟着撤!家眷都带着。可有一宗：不准她们总找你、缠你!知道了吗?”

“奴才明白。”

“快走吧!”

我出宫一看，大街上静悄悄的，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我只好步行回东三道街的家中。妻子正为我担着心哪，见我还能回来，一时间面露喜色。可我心思重，没工夫详细对她说说，三言两语把话说急了，人也恼了。 

“快归置东西跟我走!”

“往哪儿?”

“甭管了!只带简单而必用的东西，能不拿的就不拿了。”

“那怎么成啊?天要冷了，孩子们穿的衣服不带怎办?”

“走一步说一步。”

“到时候我可没办法。”

“万岁爷告诉了：非常时期不能离开左右，家眷的事不许乱找。”

“人生地不熟的，不找你找谁?”

“我是万岁爷的人，怕你指望不上!”

“若那么着，我干脆不走了!”妻子想想不对茬儿，干愣在那儿也不归置东西了。

“你就是舍命不舍财!”我当时不理解妻子，还训她。

这时，大约是夜里十点钟。突然电灯全灭，我跑到大街上一看，也漆黑一团，又摸到胡同口的派出所打听，警察都不知情，也在那里愣着。我静静地观察了好一会儿，忽然听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空袭警报的鸣笛声，很低、很细，我觉得奇怪：完全不像从市内发出的警笛，作为“一国之都”的“新京”，怎么空袭不报警?

弄清是空袭以后，我头脑里只剩下一个观念：赶快回宫护卫皇上!老婆、孩子，是否还带她们走……这一些全扔到脑后去了。我嫌走路太慢，回家推出一辆自行车骑上就跑。

我骑车出门往东，直奔东三道街街口，再向东来到当时称作“新天地”的地方，忽听头顶噼里啪啦一阵响，似乎飞机就从不高的地方掠过，随后“新天地”那边就有两颗炸弹爆炸了，一场大火熊熊烧起。我迅速按防空要领趴下，细听爆炸过后，飞机呜呜地向北飞去，我遂登车以最快的速度驶向伪宫。后来听说“新天地”炸死不少人，许多胳膊、腿挂到了树上，惨不忍睹。这种偷袭让人防不胜防。

我居然能骑在车上连过来薰门、兴运门，直达中和门下。守卫皇宫的禁卫军一个都没有了，监视溥仪的日本宪兵也不见了。院子里也有几个像我一样傻的随侍，还尽心竭力地护卫、伺候已经垮台的“皇上”。

“老爷子在哪儿?”进了中和门我见有人劈头便问。

“可能在楼上。”

我四下一看，院子里还有一些人，个个惊慌失措，有的往防空洞跑，有的往楼里跑，有的躲在角落望天。我直奔缉熙楼内寝宫，不见溥仪。遂往防空洞去找，只见溥仪携贵人李玉琴刚从防空洞上来，皇后婉容则由老妈子领着单独隔开在后面。与白天微有变化处就是再无人替溥仪举那些祖宗牌位了，可见这次空袭对溥仪他们也是紧急的，不同寻常的。

“刚才飞机扔炸弹，老爷子听到了吧?”我问。

“我听着呢!”溥仪神情恍惚。

“到底是哪家飞机?苏联?”

“谁知道呢!”

“为什么市内警报根本不响?”

“吉冈现在不来了，把我放在闷葫芦里，他不管我了!”

平时吉冈一天进宫十趟八趟，溥仪表面怕他心里烦他，觉得并不需要他。现在吉冈不着面了，溥仪却又觉得需要他，好几次打电话找他，溥仪想从吉冈这根“电线”身上揣摩日本主子的态度，会不会采取“过河拆桥”或云“杀人灭口”之举?

吉冈虽不露头，毕竟日本人还不打算就扔掉溥仪。他接到通知：第二天会有日本军车开来接运行李箱笼，可先行集中，届时分批装运。溥仪遂命我们把木箱等都搬到同德殿前雨搭下面，并按价值分为三堆儿，以便分批装运。那一宿又在忙乱中度过了，谁都顾不上合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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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 仓皇出逃 

1945年8月11日，这是我在长春那座“宫殿”中度过的最后一天。

早上，来了几辆日本军车，一直开到同德殿门前。车上人来到就嚷：“快装!快装!时间紧迫!”催得我们手忙脚乱。分批装运的计划也顾不得了，随便往车上一扔就算，很快把几辆车都堆满了。还剩少数木箱，说是再来一辆车，却干等不到，就扔下了。至于拉走的箱子是否全部送到车站?天晓得!

等着领取遣散费的伪宫内府(即外廷)官员和雇员，钱拿到手便四散而去，连根人毛都见不着了。内廷人员也一批一批地遣散了，随行者大多先去车站，宫里只剩下溥仪、婉容、李玉琴，还有我和其他四个人。发遣散费时，我们几个从天津跟出来的随侍，每人都得到一笔“巨款”，后来听说有四万元之多，当时顾不得查点，不知到底有多少。只记得溥仪曾特意说明：早年存在天津日本正金银行那一千元本息也包括在内了。然而，这时对我来说，钱再多还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并非“遣散”，可以叫作“安慰费”吧!钱发到手，溥仪对我说：“把钱送到家就赶紧回来!”我遂找来一块布把钱包上，提着就走出了兴运门。那时候没地方找汽车，马车也叫不着，我只好徒步疾行，从小五马路一直走到东三道街，马路上空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不见。一进家门见妻和孩子都愣着，我也说不出话来，坐在炕沿上歇一会儿。不料，气儿还没喘匀，殿侍周长清就追上来了，说是万岁爷派他来找我，叫马上回宫不得有误，我狠狠心，把钱包撂在炕上，就跟周长清回到伪宫内府。真后悔连句话别都没有，就这样与家人一别十几年，真苦了妻子儿女。

下午五点钟光景，我在缉熙楼后门和中和门之间巡查，这才想起几天没有正儿八经地吃顿饭了，又饥饿、又疲倦。于是，我找出毓嶦和毓嵒临赴火车站交给我的两盒压缩饼干，又在楼里捡了一瓶红葡萄酒，两样东西本不是对桩货，在这种时候顾不了啦!

我拿块饼干刚想往嘴里填，只见从中和门闯进五名日本兵来，每人端一支大盖枪，撒开眼睛向四外张望，我丢下饼干盒子、葡萄酒瓶子，从怀里掏出顶了子弹的匣枪就迎了上去。为应付不测，早在两天前溥仪就给内廷学生及随侍每人发了一支手枪，现在派上了用场。

“你的什么的干活?”

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厉声向我喝问，并伸手来夺我的匣枪。我也控制不住就要搂火与他们拼命，正在这时，缉熙楼半层楼梯处的一扇窗子被推开了，溥仪探出半个身子，冲日本兵高喊一声：“他是我的随侍!”也不知日本兵听懂没听懂，他们转向溥仪，不约而同地打个立正，转身退出中和门。溥仪关上窗子回屋越想越怕，此时他已经失去警备，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又给吉冈打电话询问刚才的事，据称那几个日本兵是来保护神庙的，因为道路不熟才拐进中和门里去了。虚惊过后，我找个角落坐下，一块饼干一口葡萄酒地“享受”起来。

[搂火：北京方言，即扣动扳机。]

三个小时以后，吉冈匆匆而来，也不跟我说话，直接登上楼去，仅几分钟工夫便下来，出中和门去了。溥仪站在楼梯处，把我叫到跟前说：“现在我要走了，宫内府门外有车，你快去，跟他们一起走!”我也不知这“他们”二字指谁人，听溥仪说完我也像解放了，把剩下的饼干和葡萄酒顺缉熙楼北窗往外一扔，便朝宫内府跑去。

到宫内府大门外一看，果然停着三辆大轿车，里面坐满了人，有伪满大臣、参议及宫内府官员等，我正犹豫不知该上哪辆车，只见第三辆车门一动，有人向我摆摆手：“快来!就要开车!”原来说话者是位参议，我就挤在车中间的倒坐上了。当时我还感激那个参议，另两辆车根本没人搭理我。其实，如果来晚一点儿或三辆车上的人都不肯开车门，也许我就免去了与家人多年分离之苦，免去了跟溥仪遭罪，历史偶然性使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搭理：北京方言，即打招呼。]

我刚坐稳，就见从同德殿那边开出几辆红色汽车，据说桥本、吉冈、溥仪、李玉琴等都在那边。天照大神也跟他们一起逃离伪宫。

2006-05-13 14:13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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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三辆车跟着起动，出兴运门，来薰门，尾随溥仪他们的红车之后。坐在倒坐上的我最先发现伪宫东南角上的神庙起火，黑烟滚滚，直冲高空。从燃烧和冒烟的情况我可以断定，准是在木头房子上先泼洒了汽油之后才点着的。

汽车奔二道河子方向开下去了，等停下时我才看清：不是日本站(即今长春站)，而是长春东站。站台上混乱无比，军人、妇人、穿协和服的，还有的女人脖子上吊着手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日本人。这边喊，那边叫，张三找李四，王五寻赵八，简直开了锅了。

我们上车以后，火车慢慢腾腾地开动起来。车厢内灯光昏暗，人又挤挤擦擦的，我也顾不得去找溥仪，就在一个角落眯下了。“咣当当、咣当当”，大半宿过去了。早晨七时，火车像泄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停在某个车站上。我下车一打听，惊奇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是吉林车站!从长春到吉林不过二百华里，快车两小时，慢车三小时也就到了，这算什么车，“咣当”了大半宿?这吉林车站上也挤满了日本人，哭爹的，喊娘的，乱七八糟。

[眯：北京方言，即小睡一会儿。]

在吉林车站呆了一个多小时，忽然得到调换列车的通知，我登上的火车是直达通化大栗子沟的。在这列车上，我见到了“老爷子”溥仪。或许他就是坐这列车从长春来的，见面就听他诉苦：从上车还没吃过一点儿东西，肚子叫唤了。我也不知上哪儿找吃的，无能为力。车开后两小时又停在某车站上，忽见一些日本妇女正做饭团子，遂下车去要了一盘“进呈皇上”，溥仪饿急了或许能吃上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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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十二 溥仪被俘之谜 

8月13日早上，火车把溥仪、众多的皇亲和我们这些人送到通化县大栗子沟。

站台上停放两辆红色汽车，当然是为溥仪准备的“卤簿”，直到此时溥仪所乘汽车仍不掉价。不过，司机都跑了，只找到一名。我遂自告奋勇说：“老爷子坐那辆吧，这辆拉神体(指天照大神)的我开。”溥仪急忙拦着我：“别管!倘半路上出了事儿你担当得起?”他不放心让我在山沟里开车。后来确定让润麒开第一辆，桥本虎之助手捧神器坐在上面；找来的司机开第二辆，溥仪坐在上面。就这样把我们送到当地铁矿的矿长宿舍安顿下来，我仍在溥仪身边伺候。当天清理从长春运来的木箱，发现许多宝物不翼而飞了。拿珠顶冠来说，是我亲手装箱，也是我亲手将木箱装上日本军车，我重视这件东西，因为深知它珍贵。据说那颗直径达四公分的大珍珠，发现于乾隆年间。一天晚半晌，乾隆帝遛弯儿时发现从海淀离宫的团河里发射出一种白光，连续两三天都能见到。乾隆帝感到奇怪，便派人下河去挖，就在发光的地方挖出一个大蛤蜊，剖开膛就找到了这颗珍珠。一不小心它又走了，好不容易找回来，遂在其上打眼儿穿绳，才拴住了，后来又镶在皇冠上。那颗珠子我见过，确实大，表面不算光滑。在大栗子我翻所有的木箱也没找到，其实，装珠顶冠那只木箱我认识，连它也不见了，可以断言日本军车根本没把它送到长春火车站。我向溥仪报告经过，他哪里还顾得上这许多!摆摆手就算过去。

[遛弯儿：北京方言，即散步。]

我们在大栗子住了一夜，张景惠领着一帮伪满大臣来了，他们向溥仪说了一阵，又召集人们宣读文件，听说那就是《退位诏书》，宣读完毕，张景惠他们就返回长春去了。

这时又传出令人惊恐的消息：长春原护卫皇宫的禁卫步兵团已经反戈，现正跟日本人交手。溥仪担心带到大栗子来的十几名禁卫军闻风而动，对自己不利，便预先商妥了应付之策：如有哗变，将迅速撤往矿井内躲避。事实上哗变并未出现。

又过了两天，吉冈通知溥仪，大栗子已经不安全了，必须立即动身，前往通化搭乘小飞机，再赴沈阳换乘大飞机去日本。然而，一路上也不能绝对保证溥仪的安全。

溥仪挑了九个人随行：一个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和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嵣、毓嵒和毓嶦；外人只有三名：医生黄子正、随侍我和赵荫茂。这三名外人中只赵荫茂心眼儿多，临时撒个谎，说“肚子疼”就躲过去了，我和黄子正却傻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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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火车到通化，又改乘汽车去机场。其时，溥仪等人坐小车，我和护送跟到通化的霍庆云等保镖坐大卡车。上车不小心把怀抱的热水暖瓶打碎了。每次跟溥仪出门，都要怀抱这么个家伙，因为溥仪不知什么时候口渴就要喝，届时递不上杯子是不行的。这次出事了，我忐忑不安地报告溥仪，不料他竟没有生气，随口说句：“摔就摔了吧!”

通化机场停的都是小型飞机，溥仪乘上一架“双发”(指两个发动机)首先起飞；我们这些人分乘两架伪满邮政飞机，记得吉冈、桥本、溥杰、润麒和万嘉熙乘一架，剩下的人乘另一架。那种飞机起动时得用绳子拽机头上的转风轮，真滑稽，我们几人都是头一次乘飞机，见司机室门上贴着“严禁吸烟”四字也笑，气得驾驶员把门“砰”地关上了。毓嶦还试着在飞机上写字，是哆嗦着手写弯弯字，写完笑着让我看。

飞机从早上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一时抵达沈阳。飞机刚着陆，苏联伞兵便从四面八方降落下来，等我走到机舱口的时候，飞机早被苏联士兵团团包围了。我们下了飞机便被直接押送候机大厅，而此时最先降落的溥仪及溥杰、吉冈等也已在大厅内成了苏军俘虏。

一位苏军校官走过来，面对溥仪命令道：“谁身上还带着武器?都交出来!”

溥仪先掏出自己的“撸子”(小手枪)放在桌子上，又转向我们说：“你们也都拿出来吧!”

我遂掏出挂在衣下的匣枪，溥杰等人也缴了枪，那位苏军校官命部下把武器取走，乃向我们宣布了一项命令，翻译转述说，现在就要把我们送到赤塔去。溥仪闻言拍手称快，这一突然之举令人惊奇。猜想他这样做是认为摆脱了日本，生命似可保障。若非如此，则是假做欢喜之态，以骗取苏方好感。

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则何以解释下列疑问：(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这种现象又做何解释？（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三架落后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五个钟头吗？（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偶然、巧合，这些字眼儿都是解释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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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 飞往赤塔 

在沈阳候机大厅被缴械后，呆了有一个时辰，苏联校官命我们站队准备登机，并让中国人站左边，日本人站右边。当我们登上飞机时，吉冈他们还呆在机场上。大约飞行二十分钟落地，这里是通辽。

我们由苏军押送着来到一处地方，据说是开买卖的人家，却看不着“门脸”。当时天已黑了下来，溥仪进屋就喊饿，让我们找吃的，我一打听这家真有专设的厨房，还找到了厨师，但他不肯伺候，说本厨房从不准备夜餐，溥仪只好饿着。当晚就住在这家的一铺热炕上，大家挤在一起，“万岁爷”也讲不得身份了。

[门脸：指装饰在门上的商家标识。据万嘉熙回忆这是一家医院。]

[据万嘉熙回忆，医院主人张励清备酒菜殷勤款待了溥仪。]

第二天早晨，溥仪还饿着肚子，仍由苏军押送，我们登上一架大型苏联运输机，直飞赤塔。

机舱内安设着五十多个座位，都编着号码，我坐在第四十号位置上，因为机内只有几名苏联军官和溥仪一行九个人，显得很宽敞，中间是一米有余的过道，机上服务人员来来往往。

飞机起动前，苏联军官向我们讲述注意事项，他说，鉴于某种原因，该机不能按原定航线飞行，途中将飞越高山区域，其间空气稀薄，飞机会出现直线下落的现象，可不必担心，落到一定程度又将升起转入正常飞行，没有危险。机上有一个翻译人员，这些话便是经他翻译的，翻完这段他就自以为没事了，我们再与苏联军官对话全靠打手势。

大约飞了两个小时，果然来到一片高山上空，飞机直线下落，只觉得身体向上窜，人和飞机异向运动，我的头几乎顶住舱顶。这时，飞机突然停止下落，身体却重重地墩在座位上，倘不是事先做了准备，准要吓坏几个。捱这一墩，气氛活跃起来，机舱内充满欢声笑语，似乎不是押送战俘，倒像是旅游。溥仪叽叽嘎嘎，笑得最响。 

记得在飞往赤塔途中，还着陆让我们吃了一顿饭。着陆的地点很可能是现在的蒙古国，那个机场很特别，既看不见跑道，也看不见房屋、设施。一眼望去像是大片原野，地上全长着一寸多高的小草，而且到处可见小地鼠钻出的黑洞洞。奇怪的是，飞机着陆后居然不能在这种地面上压出轮痕!随后，我们被带到远处看上去就像一些土堆子的地方，来到跟前才看清：这些圆形“土堆子”正面是横断式，有门，原来这里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和生活间。如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片荒郊原野，竟是战时经过了伪装的军用机场。饭后，飞机又升上了无际的天空。

在差不多一整天的飞行中，押送我们的苏联人笑呵呵地缠住了俘虏，先盯住溥仪的指甲刀，指指它，又指指自己的手指，溥仪明白了，便取下送给对方。接着是折叠水果刀、钢笔……凡露在外边的小玩艺全给收刮去了。地位已经大不一样，又是态度温和地索要，哪敢不给呀!别人的小玩艺也都留不下。我的上衣小口袋别着三支钢笔，先被要走一支，对方是这样比划的：指指我的笔，又指指自己的鼻子，再摆摆手，意思很明显：把你的笔给我一支，因为我还没有呢!接着换个人要去第二支，他指指笔，伸出两个手指头，然后又指指我，指指自己，意为：你还有两支笔呢，干脆你一支，我一支。其实我剩下的最后那支也没保住，很快又被“比划”走了。那时，命都不知会怎样，谁还理会钢笔小刀?要啥给啥就是。

下午六点多钟，我感到飞机突然一竖，像拐了个弯子开始下降。我透过圆形的机舱窗口往下看，飞机正在山区上空，许多山窝里似乎都有秘密机场，停满了飞机。这时，旁边的苏联军官指指下边，口里念叨：“赤塔!赤塔!”这两个字是按俄语音译的，我听明白了。

奇怪的是飞机已经停稳，却不打开舱门，停了约二十分钟，才开门让我们下机。这时，舷梯下面已经排列好数辆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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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十四 一场虚惊 

我们一出舱门立即感到起飞地和降落地温差很大，在通辽穿单衣还觉得热，到赤塔立刻感到凉了。我们由苏军押送，乘汽车行约半小时，这里已不是郊外，依稀可见街道两边建筑物的轮廓，但基本还是漆黑一团，当时城市防空很严格，一律的黑色窗帘遮蔽了所有门窗内的灯光。路灯也一律关闭，汽车在黑暗中把我们押送到一个不知为何处的地方。停车期间苏方找溥仪谈过话，或许是向他说明将去什么地方吧?他们回来后，汽车继续前行，显然穿过市区又驶向郊外了，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嘎然而止。车门遂被从外面打开，有人操中国话喊道：“有人小便吗?可以下车小便!”我感到很奇怪：这里怎么会有中国人?事后溥仪告诉我，他吓得更厉害，以为国民党正等在这里接收他。

虚惊过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俘虏们“方便”了一下，汽车继续向前奔驰。我在车里感觉到已从平川大道进入崎岖的山路，汽车至少已从赤塔开出一百多里，四面漆黑，方向、去处一概不知。

汽车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一会儿拐弯子，走这样复杂的路也不许打开车灯，真难为司机了!不过，路上有人举着手电指示行车，他们站在叉路和弯路路口，亮出红光则停车，亮出绿光则通过。这样又走了两三个小时，约夜十一点，汽车停在一栋房子前面。

下车后我们被押送进一间大房子，明亮的灯光下，摆着一米多宽、三米来长，铺着桌毯的长条桌子。稍停几分钟，从另一房间出来一名苏联军官，翻译在后边跟着。军官态度温和，问我们累不累?吃过饭没有?如还没吃可以让厨房预备。溥仪一点儿不客气，他代大家回答说：“我们都没吃饭呢!”随后又补充一句：“我吃素”。苏联军官又问别人，不料，统一的回答是“我们都吃素”。这位军官疑惑不解：“有一人两人吃素也不足奇，怎么会全吃素?深更半夜的，到哪儿去弄那么多素食给你们吃?”我们也没法回答，只是一口咬定“吃素”。其实那军官哪里晓得：溥仪也不是天生吃素的，到伪满后期，他看出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开始把生命安全寄托在佛身上，佛事日勤，吃斋也成了常年的，肉一口不动，鸡蛋照吃。我们在宫里也必须随他吃素，回家以后不论。现在守着他眼前，谁肯说不吃素呢?

万嘉熙大概是渴了，指着放在长条桌子上的瓶子，忽然用苏联话说了一句：“ВОДЫ(瓦得)”那个苏联军官顿时紧张起来，向万嘉熙问道：“你会说苏联话?”万忙摆摆手，意为只会说“水”这一个词儿。其实他学过一年多俄语，能说几句。那么，苏联军官为什么紧张呢?后来听说他们当时认为会说俄语的人肯定是间谍，险些要把万当间谍处理。

吃完素餐已经过了子夜，我们被送到附近的一排房子里休息，为了补偿两天来的旅途辛劳，我们几人都睡得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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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 初到莫洛科夫卡 

第二天起床后天已大亮，这才发现我们住的房子没有一砖瓦，全是圆木堆起来的，四壁外面有四五十公分厚的夹层，填满了锯末子，大约是为御寒。房顶插了一些布满绿叶的小松树，显然是防空伪装。

我们住的这排房子共五间，四周全是松树。房后有防空洞、防空壕、发电机房和车库，也都掩盖在松树丛中。离开稍远些就看不出这里有房子。不知为什么，苏方还带我们参观了防空洞。大约这里不曾使用过，成了“方便方便”的场所，到处都是大便。我们一个个捂起鼻子，很快逃了出来。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防空掩盖物陆续拆除，这里的房子才显出本色，“莫洛科夫卡疗养所”的招牌，也明晃晃地挂出去了。

疗养所环境颇优雅，室内设施也不错：餐厅里摆有三张桌子，蒙着紫色桌毯，桌旁摆满椅子。靠北侧是客厅，沙发茶几俱全，平时服务员常呆在这间屋里。再往西的几间房子我们住，溥仪住在设备最全的一间里。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们还在欣赏周围的一切，有位苏联尉官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是在疗养所管生活的，让我们每人带一把铁锹跟他去挖马铃薯。当然溥仪是不干活的，我们这些人都逃不脱。离疗养所不远就是土豆地，可我们这些人都不懂农业知识，还以为马铃薯会像马铃铛那样挂在绿色的枝叶上呢!到地里一看，满地都是枯黄的小枝小梗，便询问尉官“土豆在哪里”?那人笑得前仰后合，笑我们蠢。然而，我们中间有从政的，有从军的，还有专门伺候溥仪的，却没有挖土豆的，哪会晓得这桩事呢!其实干力气活儿咱们不外行，很快便得心应手。这时赤塔一带气温已经很低，我们都是穿西服背心过来的，那位管生活的尉官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军用呢大衣。记得当时连屋里也烧起了“别列达”，大概是火炉的意思吧，反正是挺高一个圆桶子，上边连着烟筒，下边留出烧火的小门，专门用来取暖的。

我们出去挖土豆，溥仪呆在屋里琢磨起广播喇叭来了。疗养所设置了有线广播，每间屋进门的桌子上摆个小喇叭，喇叭机芯用布蒙着，还有一段二十公分长的喇叭线。自从我们迁住进来，每天按时播放音乐，有时还播放电台的俄语新闻节目。不知溥仪怎么想的，他认为这喇叭还有特别功能，是苏联人专为监视我们而安设的一种观察器。他还想出了应付的办法：把带盖布的喇叭口朝着墙壁的方向放，还让我们也都照他的样子把喇叭拧过去。一天，苏联军官看见了，颇为奇怪地问溥仪为什么倒放喇叭，是不是不愿意听?溥仪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含糊其辞地说：“广播很好，很好，我愿意听。”那位苏联军官遂把喇叭放正，不满地命令说：“就这样放，不许再动!”溥仪口服心不服，疑心更炽，但改变了策略：让我监督苏方人员，他们来了就把喇叭放正，一走立即转为“面壁”，来回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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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十六 “疗养”生活 

在莫洛科夫卡，我们享受着与苏联军官疗养者相同的待遇。

平常每日四餐：早点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面包是精白粉优质面包；午餐至少两道菜、一道汤；下午三四点钟还开一餐，名堂叫“午茶”，上面包、黄油、咖啡；晚餐常吃西餐，摆出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等。总之主副食都相当丰富，或许会有人忘了俘虏身份，真以为自己也是疗养者。

开饭时大家都到餐厅，溥仪也不例外，大家总把“正位”的座位摆好留给他坐，并且独当一面。溥仪坐定，其余三面上的人也可以坐下，这种同桌就餐、平起平坐的情形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起初我们不了解“午茶”为何物，以为是晚餐提前开。见每人只有一碗茶、一片面包、一小块黄油和可以加入茶中的方块糖，都觉得不满足，吃完还要，女服务员就不断地添，添一次，添两次……她们很奇怪：茶点还要“点”这么多，中国人原来都是大肚皮!我们想得不一样：怕吃少了难熬到第二天早晨，这两餐的时间相距太长!

茶后人们稍事活动便各自回房睡了，溥仪也躺在那架为他单独准备的大沙发床上“悠哉”过去。大约晚上七时许，女服务员招呼开饭，没人响应；又挨屋叫人，这个摇摇头说“不饿”，那个摆摆手说：“不吃了！”急得女服务员们直嚷：“你们怎么全都不吃饭?是要绝食吗?”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真急了。到第二天开早点时，我们又都笑着出现在餐厅，女服务员们才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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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苏联生活水平高，其实不然。苏联全国卷入战争已有数年，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我们曾看到商店里出售的“黑列巴”，里边杂有草杆之类，十分粗糙，这就是苏联居民的主食。

[“黑列巴”即黑面包。]

穿衣方面也能得到苏方的照顾，先借的夹大衣很快又不能适应了，在疗养所有位专门管理溥仪和我们几人的尉级军官，他又给我们每人借了一件军用皮大衣。虽然很保暖，但外观不雅，是苏军士兵穿的光板子皮大衣。校官开玩笑说：“不怎么好看，凑合一下吧，反正这里没有漂亮的姑娘，不用怕丑。”

每天早晨，我们在门前、山坡上散步和进行其他活动。虽然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许走得太远，而且总有苏联军人跟在后面，但还是比较自由的。时间一长，限制更少，山上、山下、小河边、小树林，这些地方都可以随便走走。常跟着溥仪散步的那位苏联尉官，渐渐也就不跟了。溥仪很满意，他的活动范围比伪满时期大得多，生活兴趣也比那个时候浓。有一天，溥仪忽发奇想，用手指一下对面遥远的山头，让我们跟他往远处去看看。前行约四华里，从山上隐蔽处突然站出两名苏军岗哨，用手一横，嘴里高喊一声：“捏列加!”是不准再向前走的意思，估计山里有战备工事或其他军事设施。尽管出了这种事情，疗养所内也没人过问。

[捏列加：意为“不行”、“不可以”。]

我们整天无事，溥仪有时被那位中校找去谈话。有一次，溥仪让我们也跟着，走到中校办公室，那人一摆手就把我们挡在门外了，他只允许溥仪单独进去谈话。

各屋里的“别列达”不烧煤，一色烧山里的松木和桦木，专找直径十至十五公分甚至二十公分的大树锯倒，再截去枝部和根部，中间一段也按五十公分左右锯开，每段用斧子剁开成为四块。除了烧柴还有引火物，就是油性很大的桦树皮，揭这种东西也有技术：上边划一个口子，下边划一个口子，再从中间划一竖道，经风一吹自己就翘起了，用时扯下即可。这些活计按规定由女服务员做，值班的士兵也帮助干，后来我和溥仪的三个侄子也偶尔参与劈劈（木半）子，或往室内运送烧柴。溥仪见了突然一反常态，也参加搬运木头，女服务员赶紧过来阻拦，不让他干。溥仪不听，还绰起手锯硬要锯木头。这时，女服务员把脸绷起来，毫不客气地命令道：“捏列加!”

出现这一场面，从溥仪的出发点我是很了解的，他这样做法完全出于迎合主子的心理，这是在日本强权的伪满时代训练出来的。后来了解到，苏方对溥仪是有特殊政策的，在许多方面对他给予优待，不让他参加劳动。再说也怕他接触铁锯钢斧，闹出“自杀”等意外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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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 多情女郎 

在优裕闲适的生活中，有六七个女服务员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她们都是妙龄女郎，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不超过三十岁，我们相处得很不坏，而且，感情也愈来愈好。

我们这些人都不懂俄语，万嘉熙还记住几个单词，但用俄语会话也不行，由于语言不通，生活很别扭。女服务员们便主动教我们学习俄语，就像教小孩学说话那样，指一样东西告诉该怎样发音。虽说不是从语法变格开始，在日常生活会话方面倒也进步不慢。就这样，“老师”喜欢上“学生”了。有个姑娘叫托尼亚，爱穿鲜艳的红色衣服，我们背地称她为“红衣女”，她爱上了万嘉熙；还有个叶拉，年轻、漂亮，爱打扮，她喜欢上润麒了；再就是舒拉，长得不错，就是有狐臭，从腋下散发出臭气。苏联人百分之八十都有狐臭，一般都很轻微，舒拉则太重，她一进屋满室有味。开始人们不愿接近她，但逐渐也都处得蛮好，此人勤快，办事认真。她对溥杰感兴趣，很追求，溥杰的秉性，则是“对一切事都无所谓”。当然，向溥仪的几个侄子和我献殷勤的姑娘，也是有的。只是没有找溥仪的，姑娘们都知道他是“大官”，所以不敢接近。

因为天天在一起说笑，比比划划的，手语加口语，简单的交流思想、看法还是没有问题的。她们总用一种发自内心的口吻，称赞“中国男人”，说我们长得好看，“太美了”!我就问托尼亚，中国男人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她说，俄国人的头发发黄、发花、发白，而我们的头发是漆黑的；俄国人的眼珠是黄的、蓝的，而我们的眼珠黑亮黑亮，脸也白，皮也嫩，“太可爱了”!中国男人使这些春心荡漾的俄国女郎爱得发狂。

有一天午餐过后，我们几个人在院内草地上闲聊，舒拉和叶拉也在一边采拔草地上的小野花。平时她们常采这种带野花的小草算命玩，两个人抻，然后根据茬口形状认定谁将遇到好命运。今天她们没有玩这种游戏，只见舒拉掐下一朵小野花，面带羞色地来到万嘉熙身旁，一下子插在万的西服上衣小口袋内。万还不知怎回事呢，叶拉跑过来，一把抽出万衣袋里的野花，拿着就跑。舒拉一见急了，拔腿便追，嘴里不知喊什么，穷追不舍。叶拉边笑边跑，两人周旋足有十分钟。叶拉才把手中的野花扔掉，舒拉遂上前拾起，并把那朵已经揉搓得不像样子的野花重新插在万嘉熙上衣口袋里。我曾好奇地打听过，据说按俄国民间风俗，女人把新采的鲜花插进男人衣袋，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男人。平日追求万嘉熙的是托尼亚，舒拉和叶拉或许是在开玩笑。

然而，俄国女郎确实很开放，男女调情颇为随便。有一天我站在溥仪居室门前，见客厅门口有一苏联士兵正从一道细细的门缝往里瞧。随后摆手招呼我过去，只摆手，不言语，指着门缝让我看。我刚把头凑上去，那士兵忽然把门一推，只见叶拉衣服散开着，手拎一条小裤衩在室内另一苏联士兵头上挥舞着，可想而知他们刚刚搞了什么名堂，做这样的事甚至不顾忌场合。

溥仪反对我们与女服务员亲近，把他的三个侄子，还有我和黄子正都给管住了。就是管不了溥杰、润麒和万嘉熙，他们三个在伪满末日中被提升为少校，入苏后我们称之为“三校”，他们地位稍高，又是溥仪近亲，不好深管。我们剩下这几个人可就倒霉了，除黄子正，只要谁跟女服务员说说笑笑让溥仪知道了，就要捱一顿臭揍。他相中了脱鞋用鞋底子打胳膊打腿的损招儿，我们几人都享受过这一待遇。溥仪总是边打边说：“不准学他们(指三校)!不准再上女人堆里去!看你们长脸不长脸!”他有时还在我们身上拧得青一块、紫一块，就是不打脸，不打露在外面的部位。所以捱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姑娘们照样来找，我们又不好拒绝，老实说当时也很愿意接近她们，便设法背着溥仪，一旦让他发现了，再捱顿打就是了。

令人不平的是，溥仪也有接触姑娘们的行为。有一天晚半晌，“红衣女”托尼亚捂着头坐在沙发里喊头疼，润麒说他会治。伪满时代润麒就讲过包治百病的一个绝招儿，他说经过一天的日光照射，身体存入许多可供治病的物质。到晚间可以像“尖端放电”那样从手指提取出来，“包治百病”。于是，他用这招为托尼亚治头疼，办法是把手伸到距疼处一公分的地方静止不动，用指间发出的一股热气治病。这时溥仪也凑了过来，虽然他从来不曾说过会治病，也伸出个巴掌与润麒争着用这种法子给托尼亚治头痛。形成左右攻势，两面夹着托尼亚的脸和头，还不断发问：“感觉到有热气吗?”“好些了吗?”怪哉!溥仪也不那么清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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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九十八 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一辆小轿车把挂着全金肩章的苏联少将送到我们住的木房门前，他是专门来找溥仪谈话的，一连来了几天。那位管理溥仪的中校则天天陪少将喝酒，或许是为了祝贺对德、对日作战的胜利吧，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全身哆嗦。当时那里的白酒名叫沃特卡，是用酒精兑水，再放入桦木槽子里泡一段时间就可以饮用的酒。不太辣，味道也可以，有酒量的可以大口喝，但喝完后脑袋就不听使唤了。

少将和中校头一天在小餐厅喝酒，溥仪同席，我们这几个人也都被拉去陪着。苏联人喝酒实惠，一时性起，拿过搪瓷的大茶杯子来干。我们几个哪在话下?女服务员们偏偏出于好意频频敬酒，溥仪、溥杰都喝醉了。我知道这酒很厉害，先是小口慢喝，继而偷偷送到桌下泼掉。女服务员们殷勤倒酒劝酒，我便一杯杯悄悄泼掉，竟把地毯湿透了。有位聪明的服务员脚下有了感觉，并发现是我在搞小动作，就趁斟酒之机把红嘴唇贴近我的耳朵，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出我学过的一句俄语：“你太狡猾了!太狡猾了!”她的动作、声音都是善意的，使我感到亲切。

烂醉如泥的少将已经不省人事了，女服务员们只好把他架到另一间屋里躺下。过了一些时候，托尼亚来叫我，说汽车已经停在门口，要接少将回去，让我帮忙招呼一下少将。我打手势告诉她，自己不会讲俄语，还是她去招呼好。她连连摆手，意谓她不敢去。接着做拥抱状、接吻状，我明白了：她真去唤醒少将，少将一定纠缠她，借酒力提出过分要求，所以她不敢去，来求助我。俄国姑娘当服务员也不容易!我同情她，代她走进那酣声如雷的房间，使劲捅那个少将，他哼哼一阵也不醒，后来干脆把他架起，歪歪斜斜地扶上汽车拉走了事。

时间一长，我和在疗养院值勤站岗的苏联哨兵也混熟了。一天晚半晌，我在外边散步时和哨兵攀谈起来。我见他用报纸卷烟抽，就送他一摞卷烟纸，他不要，比划着说，这个不好，还是报纸好，让我也试试。我卷了一支，因为有油墨的缘故，味道特殊。接着说起抽烟来，原来苏联人不但喝酒在行，抽烟也在行。他们卷烟技术高明，可以卷出上下一边粗的，也可以卷出上粗下细像小马锤式的烟卷。不过他们用以卷烟的烟丝很粗糙，就像锯末子，挺大的粒子。他告诉我，值勤时规定不许抽烟，当官的常来检查，但他们有办法应付，军官来时先猛吸一大口，一憋气，几秒钟后再出气。他当场表演给我看，张嘴时连一丝烟气都没有，真有招法。

苏联人性格粗犷，兴趣广泛，打猎是他们的一大爱好。一次，我见有个苏军士兵，右手拎着猎枪，左手提溜几只被打死的灰鼠。我问在哪儿打的?他用手往高处一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高高的树尖上恰有几只灰鼠窜来窜去。他又举枪扣动扳机，一只灰鼠应声直落下来。不料，落在另一棵树的树杈上，一骨碌又爬起来跑了。原来它只受了轻伤，这东西是很顽强的。那位猎手还告诉我：山里有狗熊，伤过人，“你们进山不带枪，那可是危险的哟”!

将军有将军的嗜好，士兵有士兵的情趣，唯独女服务员们的心愿得不到满足。苏方发现她们爱恋中国人并想入非非以后，立即下令，把全部年轻姑娘撤走，换了一茬脸上布满皱纹的穿黑裙子的老太婆，姑娘们恋恋不舍，我们这些人更感到扫兴。

惟一可以联系的是托尼娅，万嘉熙知道她的家，离疗养所大约一华里。一天，溥仪对我们说，走，上托尼娅家看看去，大家都很高兴跟着就去了。托尼娅在家，大约她已经失业了，两间小木屋收拾得整洁干净。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还是很愿意跟我们呆在一起，分别时眼神里充满了悲哀。

从此，睡前饭后再没有谁来陪我们消磨时间，我便自己到山上河边寻找兴趣。那时小河已结冰，我试着砸开冰块，发现里边有个小窝，从小窝里钻出个虫子，它蹬上冰块爬来爬去。我把这一有趣的发现告诉溥仪，他也正感到无聊呢，便常常跟我去观察冰窝里的虫子。这样玩腻了，我又想出拔山上的小树做歪脖手杖的玩法，溥仪不动手，也在旁边看着。

养尊处优的“疗养”生活终于在不久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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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 告别莫洛科夫卡 

一天，我和毓嵒等正散步，有交情的苏联哨兵悄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

“溥仪要走了!”

“到哪儿?”

“离你们中国近的地方。”

“什么时候动身?”

“很快就会通知。”

当然，并非直接用汉语对话，手势加简单俄语词汇，双方都明白。我们立即把消息报告溥仪，溥仪若有所思，对我说：“得把外边那两副金镯藏好。”溥仪入苏携来很多珍宝，散放在几只箱子底部，上面用衣物等遮掩。唯两副金镯一直带在身边，大约是想随时贿赂苏方官员吧!溥仪仍不想把这四两重的金镯与其他珍宝混放一处，因为要折腾其他箱子，取出遮掩物品，需要较长的时间，万一苏方人员进来就暴露了，除此还有别的原因。藏哪儿好呢? 

我注意到溥仪屋里桌上摆的暖瓶，瓶嘴螺丝口处可以拧开，若把金镯弯成适当形状，恰恰可以套进暖瓶外壳之内，再把瓶嘴拧紧，谁也不会发现，我向溥仪一说，他立即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当我就要动手时，他又提出疑问：暖瓶要经常灌水倒水，一旦打破岂不露馅?即或自己加了小心，苏方人员时而来灌水倒水也同样有危险。毓嵒在旁边提议道，编个铁网子罩上就可以防止打破。溥仪表示赞同，让我执行。毓嵒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没有头绪的乱铁丝，我便一点一点拆开，一根一根捋直，编成和暖瓶外壳一样的铁网，瓶底铁网很坚固，瓶嘴也是收缩的。往里边镶入金镯时还垫了纸，或有转动也不会发出声响。装好之后溥仪检查一番颇为满意，索性平时也不用它装水了，减少麻烦。这是我在苏联第一次为溥仪藏宝。

一天早上，苏联哨兵通知，让我和毓嵒、毓嵣到仓库领东西，我们不知要领什么东西。在仓库门前等了一会儿，管理员来了，他开门入库指着一堆物品说：“全搬出去，等一会儿装车运走，这是你们路上要吃要用的。”那堆物品中有麻袋包、纸包，还有布口袋，都是吃的，既有粮食、鱼肉等生食品，也有面包、罐头等熟食品，我们这才知道马上就要启程。

上午八点多钟，我们乘大卡车离开了疗养所。走到离托尼娅家不远的地方，卡车停下装东西，这里似乎有疗养所补给站一类的小屋。我们发现托尼娅远远地站着，正抹眼泪呢!万嘉熙摆手让她过来，她指指卡车下边的荷枪哨兵，意谓他们不让。托尼娅比划着告诉我们，她听说我们要走，曾上疗养所去想看看我们，被挡在门外不许入内，又听说卡车将在此地稍停，遂等在这里话别，可哨兵还不许她靠近，只好远远地站着，她深情而伤心地哭了。我们真想让卡车多停一会儿，可这怎么办得到呢?卡车飞快地开走了，她还跟着跑了一段路程，使劲地挥手，她仍穿着艳丽的红色衣服，在车后逐渐变成一个小小的红点，这个红点是我记忆中托尼娅的最后形象。

这段路上没人说笑，大约都陷入沉思了，万嘉熙岂能不怀念红衣女的深情?我也想起不久前相处的情景。一天，我遛（足达）到厨房，见那里安台机器，托尼娅告诉我是洗土豆的机器，把土豆放进带盖的连着水管的圆桶内，把外边的摇把一摇，土豆皮自动脱落，还洗得很干净。托尼娅是热心肠人，差不多每天都向我们介绍周围的新鲜事物。有时我躺在客厅沙发上，她蹲在我跟前说这说那。我感觉不舒服，她立刻用手抚摸我的头，给我倒水喝，真像亲人似的。决定撤换她们那天晚上，她还偷偷上溥仪和我的房间来了一趟，她说领导再也不许她们来了。说话时很难过。现在，连小红点也消失在山中了，再也见不到她和其它姑娘了。

卡车跑了一个多小时，停在结冰的大江边。押运人员让我们把东西卸下，说是汽车不能过江。正当我们卸货时，溥仪乘坐的小汽车也到了江边，小汽车同样不许过江，溥仪在一名军官陪同下从小车里出来。偏巧那军官正看见我抱着个编了铁网的暖瓶从卡车上下来，他感到奇怪：老远的路为什么带暖瓶，又为什么编了铁网?溥仪见状赶快解释：他路上要喝热水，出门总是带这东西。军官又比划着问，编网套一个暖瓶是什么意思?溥仪含糊其辞地解释说，这样结实，防备路上打破。那军官点点头，倒让溥仪给应付过去了。 

[size=2]一零零 一路风光赴伯力 

江边很热闹，有军官，有士兵，也有穿便服的，都为过江而做各种准备。陪伴溥仪那个军官向我们做了一个仰壳跌倒的姿势，是在告诉我们：冰面上很滑，注意不要跌倒。可笑的是我们谁都没有跌倒，他自己一比划却摔了个大跟斗，惹得许多人哈哈大笑一阵。我抱着“特制”暖瓶，还和一个苏联兵共同拉着一麻袋面包，平安无事地越过冰面。

苏方对溥仪真够关心，大约是怕他踩漏了冰层，专门在两岸之间拉了一道绳子，让溥仪扶绳而过，当时人们早穿皮袄了，估计冰层能有七八米厚，别人都不怕漏下去，麻袋也掉不下去，难道因为他当过皇上就能把冰压破?

[据万嘉熙回忆，溥仪等人是在1945年11月14日离开莫洛科夫卡的。]

过江不远就是赤塔火车站，等火车的人很多，什么样的西洋景都能看到。一位苏联军官和一位漂亮的苏联女人吻别的场面特别突出，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张着大嘴接吻，就像用胶牢牢地粘在一起。溥仪学习当地风俗习惯特快，他也和来送行的疗养所官员们拥抱、搂脖子、亲吻，显得十分洒脱。

我们从赤塔火车站登上一节专挂的车厢，同车只有几名押运的苏联士兵，沿途也没有一般旅客出入，颇为宽敞、舒适。

车开不久，我们就打开了鱼、肉罐头，每人抓一个雪白的面包，大口咀嚼起来。车上又给每人发了腌青鱼，这种鱼上面是绿的，底面是白的，苏联士兵拿过来把表皮上的盐面磕一磕，放在嘴里就嚼，也不就面包吃。他们还瞅瞅溥仪和我，比划几下，意谓磕磕就吃吧!我们却不敢苟同。

晚半晌，我们每人占一条椅子，把白羊皮大衣铺在下面就睡觉。起初睡得挺香，到后半夜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头上、脸上、脖子上、内衣里边像有什么爬来爬去，痒痒地，让人抓耳挠腮。到第二天早晨一细看，密密麻麻地净是小臭虫。或许因为这节车厢一直闲置不用吧，臭虫喝不着血，饿了不知多少日子，只剩一层小白皮。也有一些“见红”了，在我们身上得到饱餐的机会。对于如此密集的一群群臭虫，我们只好挺着让它们喝血。溥仪是最怕蚊叮虫咬的人，伪满时夏天出门要预备解痒药，擦一下就见效，如今没地方弄解痒药去，不知他是怎么挺过来的。从赤塔到伯力过了三四个晚上，够难熬的。

快到伯力时，一个身穿黑色铁路专用制服的人走进我们车厢，用手指指米口袋，比划着说：你们就要下车了，这米还要吗?意思说已经没用了，给他吧!溥仪那时的原则是不得罪苏方人员，尽可能讨好他们，以便自己获得较好的待遇。再说米是公家的，就说：“都不要了!”那人欢天喜地把米袋子扛走。接着，又上来几个，把我们不吃的青鱼、吃剩的食品通通要走了，同车的苏联士兵也视而不见，我们更不管了。

列车停在伯力站台上，接收人员见我们一个个空着两手从车厢走出，感到十分奇怪。

“你们的口粮呢?”

“什么口粮?”把我们问糊涂了。

“赤塔方面没给你们带口粮?”

“有几袋在车上让人背走了!”

质问者大约是接收人员中管伙食的，他把两手一摊，脖子一歪，做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或许是说，看你们在过渡期间还吃饭不吃饭!原来当时苏联粮食紧张，对我们的供应虽然充足，但单位之间账目是清楚的，按计划办事。我们慷慨送人，给苏方接待者造成麻烦。现在回想起来，那几个要米的苏联人显然是钻了我们的空子。

随后，我们在站台上列队，由苏联士兵押送出站。在站前广场上，一群苏联儿童围上来“欢迎”我们。小家伙冲我们大声喊：“牙崩各”、“牙崩各”，一边捡地上的石头子往人堆里撇，我们成了一群过街“老鼠”，这真是让我们丢丑的一幕。押送我们的人一面全力掩护，一面向孩子们解释说：“他们不是日本人!”原来，苏联儿童把我们当成日本战犯了，他们痛恨灾难的战争，痛恨发动战争的法西斯强盗!此情此景，溥仪会怎样想呢?如果说刚刚过去的那段悠哉游哉的疗养生活，或许会使他忘记自己本是战俘的话，那么这些苏联儿童的“欢迎”足以让他清醒：他虽然不是日本人，但确实是日本人的帮凶！

[牙崩各：意为日本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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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一 在红河子落脚 

两辆大卡车拉着我们越过市区奔向郊外，总算把苏联儿童甩下了。卡车上风很硬，溥仪被照顾坐在司机棚里。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我们被送到郊外一所别墅门前。

一栋两层木头楼房坐落在山坡上面，有院落，院内矗立着岗楼，日夜都有值勤的哨兵。

起初我们都住在一楼，有间大厅，犄角处还有一段廊子，其余都是小房间，有厨房、食堂，厨师是位胖女人。这里的管理员是个中尉，没过几天溥仪就送他一个绰号，叫“干萝卜”，根据面貌还是根据什么起的我忘记了，反正背地都这么叫他。

这里就是红河子，论生活待遇远不如莫洛科夫卡，可也不坏。我们在路上把口粮分送了人，也不曾因此而捱饿。一到红河子别墅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

初来乍到，各方面情况还摸不着头脑，日子过得倒安静。时间一长，溥仪感到暂时不会发生对他不利的事情，遂又摆起谱来了。

红河子别墅并非疗养所，不设服务员，而溥仪离了伺候连一天也活不下去。于是，我和他的三个侄子便以战俘身份兼作他的侍从。这不是苏方安排的，完全凭借他昔日的权威。开饭时他不到食堂就餐，由我们上厨房取；他要用水也要我们用空酒瓶去灌，最难为情的是天天给并不缺胳膊少腿的人端屎倒尿。说到这事，让人想起红河子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厕所。在距木楼五六十米的地方搭起的板棚厕所竟然架在大山沟上，两条腿往号位上一蹲，有高血压的就要头昏目眩，大小便则一下子落入万丈深渊。最难以忍受的还是那窜山沟子的冷风，还得解开裤子去迎它，真是遭不起又不能不遭的罪。唯独溥仪不受这个，在红河子半年多，他没从这儿观望过独特的山沟风光。倒便盆的使命基本由我承担了，毓嵒有时帮着干。为了伺候方便，溥仪让我们几人跟他住在同一间房里，只是毓嶦那双脚气味难闻，一脱袜子满屋臭不可闻。每到这时溥仪就连声高喊：“快去洗!快去洗!”

苏方常给溥仪发酒，都是“月桂冠”等名牌日本酒。苏军击溃日本关东军以后，作为战利品从原伪满仓库中运回大量食品、物品，我们在伯力时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战利品”。像以后不断供给的衣服、袜子、鞋等等，看得出来都是“伪满造”。再说日本酒，苏方总是发给溥仪不启封的原装酒，但不说这酒是几人份，溥仪理所当然的认为属于他自己，有时给我们每人倒一小杯，算他赏赐的。喝剩的放在桌上，我们几个谁都不敢自作主张再去倒一杯喝。溥仪还常常打发我们上食堂去要，那时我们是“两面人”，当苏方人员必须称名：“溥仪要!”回来向溥仪报告情况时还要称“万岁爷”或“老爷子”。开始苏方人员对溥仪颇为尊重，每要必给。时间长了，就不那么尊重了，有时把喝剩的半瓶给了他，有时干脆就说“没有!”“三校”的酒由食堂直接发给，每隔两三天总有一瓶，只苦了我们几个“侍从”。 

从喝酒想到抽烟，苏方不发烟，溥仪一直抽逃亡时从宫里携带出来的“三五牌”、“三九牌”等进口香烟，有圆桶的，有扁匣的，带进苏联不少。记得我也私带了一些，逃离长春前，我在同德殿发现地上扔着一堆十支装伪满黄盒烟，在当时虽不能与进口烟相比，比普通市面上的烟还高一等，显然是溥仪丢弃的。于是我捡起一些放在小皮包内，想留着自己抽。入苏后，从赤塔乘汽车赴莫洛科夫卡途中，我拿出一盒刚要抽，被溥仪发现了。

“这不是我的烟吗?”

“奴才在同德殿捡的。”

“你别抽了，给我预备着!”

“是!”

溥仪太贪婪，我的私储不过二十多盒，也让他攫为已有了。

在红河子别墅，我们这群人抽烟的狼狈相真够一瞧：溥仪的烟储备愈来愈少，他是不肯把整盒或整根送人的。于是，取一根吸半截，再传给侄子们每人吸几口。他们三人吸完轮到我，只能掐住头猛吸两口，倘再吸第三口则要冒烧手指头的危险了。回想起来怨自己没志气、贱骨头，像那样抽烟把人格都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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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零二 伪满大臣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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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红河子不久，“干萝卜”把毓嵒、毓嶦、毓嵣和我找来，让我们清理楼前草坪，拔除杂草。我们都没干过这类粗活儿，内心颇不愿意，但是谁也不敢违抗。正当无可奈何清理草坪的时候，溥仪来了。

“在院子里干粗活儿感觉怎么样啊?”溥仪悠闲地问道。

“太阳晒着挺难受的。”毓嵒说。

“那就回去吧，别干了!”

“能行吗?”

“让你们回去就回去，晒太阳多了要患日射病的。”

谁也不知道溥仪从哪儿学来这“日射病”的新名词，反正有他做主，我们扔下草坪回屋去了。

不一会儿，“干萝卜”就找上门来。他还不知道溥仪说了什么，以为我们回屋休息，很不满地比比划划叫嚷：刚开始干活儿就休息，这是不准许的。他大叫大嚷“捏列加”，催促我们再去清理草坪。我们不得不出去，溥仪见了又让回屋，如此往返三次。溥仪说“干萝卜”再来叫，就问他晒出日射病来负不负责?我们真向“干萝卜”比划了一阵，不过，这“日射病”三个字怕是没法让他明白，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明白。“干萝卜”不敢对溥仪怎么样，当溥仪直接向他表示不满之后，他用俄语骂了一句就再也不管了。

不久，“干萝卜”从别处找了三个被俘来的伪满警察，让他们干杂活儿，晚上就住在食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从此，也就不再抓我们干粗活儿了。

修在山坡上的红河子别墅，周围环境颇优雅，山脚下有一道江岔子，我们刚去时结了冰，天气趋暖时，冰裂水流，我们跟溥仪一起登上二楼观看江岔子风光。只见大小不一的冰块在水上飘浮着，一会儿挤住了江道，一会儿被水冲开，哗哗地流淌下去。溥仪说，他还从未见过解冻开江的真景。这里也有黄鹂，每到早晨，配对成双地一唱一和，增添了江边的春意。晚间也有你呼我应的鸟儿，那是夜莺，叫声相当悦耳。我们吃饱了赋闲，正好有时间凭栏远眺，欣赏大自然给红河子的特殊恩赐。

然而，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一天，“干萝卜”领着那三个伪满警察，用人力车往山脚下拉沙松竿子，都是又细又高标标溜直的竿子。随后，以木楼为圆心，在三十米半径的圆周上挖坑埋桩，里外拉起三层铁蒺藜墙。于是，一座二层小木楼就被包围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了。“这是为什么?”溥仪一会儿问这人，一会儿又问那人，像是发了神经质。那段生活里他心中长草，稍有变动就疑神疑鬼，怕危及自己。接着，“干萝卜”通知他：立即从一楼搬到二楼去住。我和溥仪的三个侄子都得跟着，楼下只剩下“三校”和黄子正，其余房间空出来了。“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溥仪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肯定又在琢磨，乞望搬家不是凶兆。

一两天后从远方开来几辆汽车，一直开到山脚下。我们站在可以观察外界的木楼内廊子上往下看，我在溥仪身旁忽见他面露喜色，原来他最先发现，从汽车上下来的人都是他的臣子，有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有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有伪满宫内府大臣熙洽等等，共三十来人。“原来是为这个!”铁蒺藜墙和空房子的答案有了，看来不是专门对付他的，所以面露喜色。

伪满大臣们住进木楼一层的空房子以后，很快便破坏了红河子这座别墅的优雅和安静，整个别墅变成了嘈杂、混乱的赌场。这些人当大臣的时候，每天的“正经工作”无非是牌局、戏局、饭局、抽大烟、嫖女人，现在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未遭苏方没收的口袋里的纸牌，便借这个来消磨命运悬空的时光。

起初只是三人一串、两人一伙地掷骰子玩，大家在出门、天门和地门这“三门”上押钱，手上没有钱便用小棍棍代替，输一根小棍给一支烟卷。赌局愈闹愈大，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从早晨到深夜就像开了锅似的，吵吵嚷嚷、没完没了。到处都是“三来躲二”、“四来躲三”的吆喝声，一片混乱。“干萝卜”似乎不理不管，溥仪也没办法管，心里很烦，从此连楼也不下了，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摆身份。

一天，溥仪忽然要找某伪大臣谈话，让我传。我立即下楼，这一看，嗬，东一堆儿西一圈的，名堂可多了：有人在布帘底下掷骰子，有人做了宝盒子。玩的花样儿也多了，押宝人和开宝人隔开，由看宝人传话，他根据押宝情况，如哪边轻、哪边重，喊出几来躲几的信号，开宝人则据以跟押宝人碰命运。我遂摆出代理奏事官的架势，走到某伪大臣跟前，高喊一声：“上边叫!”那人就乖乖跟我上楼来了。

伪大臣也好，伪皇帝也好，他们的命运岂在几个花骰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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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三 我给溥仪藏宝 

一天，毓嵒到我跟前，正儿八经地传命：“上边叫!”我不敢违抗地去见溥仪。

屋里摆着一只立式皮箱，长约四十五厘米，宽约十五厘米，高约六十厘米，是伪满时装电影机的箱子，溥仪于匆忙中不知怎么携了这只皮箱来。他指着皮箱对我说：“想想办法把我的宝贝藏在这个箱子里。”毓嵒在一旁补充道：“因为我想不出好法子，老爷子才让叫你。得做到开了箱子从外面看不出来才行!”

后来我才知道，几天前当地内务局局长宴请溥仪，说苏联需要恢复战争创伤，希望溥仪有所贡献。溥仪不敢不献，又舍不得献出他带来的全部珍宝，于是决定精选一批最贵重的藏起来。为了找个安全可靠的藏法，溥仪和他的侄子们已经密谋多次，苦于想不出好办法。最后确定还是在这只黑皮箱上做文章，转移时也能携着便走。或许因为上次在莫洛科夫卡是我想出把金镯藏进暖瓶外壳内的妙法，他们才觉得这次藏宝也不能抛开我，这自然也是溥仪对我的信任。

“做双层底吧!”我思忖再三，认为这是惟一的办法。

“你说得怎么做?”毓嵒问。

“把黑绒里子撕开，从底下垫木条，垫到一定高度，找块木板盖上，外面糊好黑绒里子就看不出来了。”

“妙!”溥仪听我一说，高兴地做出拍巴掌的动作，当然是不敢出响的，看来他还没有忘乎所以。

“不过，重底不能太厚，太厚了外长内短，容易露馅。”

“好，你酌量办吧!”溥仪拍板。

按分工，毓嵒、毓嶦负责寻找木条、木板、小钉等，我只管制做。工程本不大，但条件不好。首先只能在夜间做，因为白天有外人出入，来不及收拾；其次缺乏工具，本来可以向干杂活的三名伪满警察借，怕引起怀疑遂作罢。惟一的工具就是一把小刀，而且很钝。

我先把皮箱内的黑绒底和硬纸底都撕下来，再把四周的黑绒也撕开，然后用小刀削出三根木条，这三根宽一厘米、高八厘米而与皮箱等长的木条实在难做，既不能长一点儿，也不能短一点儿，仅凭一把小钝刀何其难也!我就用这样三根木条把重底打了三道隔。这是颇为实用的隔，既能防止珍宝在太大的范围内乱窜，又能对假底起到支撑的作用，上面放东西才不至于压坍。隔板完成后，便把溥仪精选出来的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等一样一样摆进去，总共放入四百六十八件。然后在上面镶装硬纸板，再把原皮箱黑绒里子按原样糊好，不留一丝痕迹，稍稍长出的部分也用小剪刀剪去了。浆糊是毓嵒去厨房弄来的，他谎说室内要贴纸，没引起怀疑。这样，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完成。假底上面装满日用衣物，倘不动用标准尺，是很难发现这皮箱有双重底的。溥仪左看右看，很满意，心里踏实了。

这次藏宝后，溥仪把体积太大不易收藏的金瓶、金碗，以及一些价值较低的东西，通过当地内务局送交苏联政府。内务局长表示感谢并派来懂得珠宝价值的人点收了。溥仪还乘机提出留居苏联的要求，苏方表示向上级反映溥仪的要求。

由于皮箱夹层的厚度受到限制，不但已经献给苏联政府的那些体积太大的宝物无法藏入，还有一些镶钻石的白金首饰以及珍珠等也没能装进夹层。溥仪并没有把这些宝物全部献出，留下的部分暂时又没有想出好的隐藏的办法，这事仍然苦恼着溥仪。

在红河子别墅，以至后来搬到市内四十五收容所，都没有洗澡设施。按规定必须每周到别处洗澡一次。每逢这一天，溥仪更头疼，不知那些尚未藏好的珍宝应带在身边呢，还是放在房间?我们曾在他西服上衣里面缝兜子装珍珠钻石什么的，可洗澡时要把衣服脱在外面，也很不安全。一旦被苏方发现，宝物肯定被没收，更要紧的是，溥仪将失去苏方信任，在“献宝”方面前功尽弃，留居苏联的愿望势必成为梦想!

想来想去，溥仪动了毁宝的念头：宁失宝物，不失苏方的信任。于是，他先挑出质量稍差的珍珠约五百粒，交给我销毁，所谓“稍差”无非是一眼看上去个头小些或不那么圆而已。我在晚间捅捅“别列达”，让火烧得更旺些，然后把珍珠扔进去化为灰烬。一直在旁边看着的溥仪，对此毫无惋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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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零四 迁往伯力市内 

一天，有几辆卡车从远处开来，停在红河子别墅坐落的山脚下。溥仪当时就像个惊弓之鸟，一听见汽车响就伸头张望，并把看到的一切都和自己联系起来：“会不会又是什么官员来找我呢?一定是的!但愿不是国民党来引渡我。”

几名苏联军官跳下卡车，很快进入木楼。溥仪遂整理衣饰准备会见来人，不料竟没有等到。这时，楼下“宝局”呼幺喝六的嘈杂之声居然平息下来，这使我们断定来人的目标是伪满大臣们。随后，一楼走廊乱哄哄地响成一片，我们从楼窗看到，伪满大臣们扛东西的、搬行李的，纷纷往卡车里装。不到半点钟工夫，人和行李都上了卡车，开走了。他们会被拉到哪儿去呢?溥仪很纳闷儿，让我下楼去看看，楼下走得只剩下五个人：溥杰、润麒、万嘉熙、黄子正，另外还有一个张绍纪。此人正是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

[日本投降之际，张绍纪按照党组织指示，作为张景惠的俄文翻译，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但不暴露身份。至1945年8月末，苏军逮捕张景惠等伪满大臣时，误将张绍纪同时逮捕并押往苏联。]

一两天后，“干萝卜”通知溥仪搬到楼下住，我们几个当然跟着下来，于是二楼又空了。这时，“干萝卜”命除溥仪外的所有人，连三名伪满警察和厨师，都参加了粉刷二楼各房间的劳动，粉刷四壁后油漆地板，布置房间。溥仪一个人呆着不免又瞎想起来：或许有苏方重要人物来看他，所以才送走伪满大臣们并清理、美化这座木楼，我们当时也以为会是这样的。

二楼清理工作即将告竣的时候，又来辆汽车把溥仪和溥杰拉走了。他们走后剩下的人继续清理楼下各房间，像楼上那样粉刷布置一番，等全部收拾完毕，运我们这些人的汽车也来了。

伯力市内第四十五收容所位于公园附近，是一幢两层砖瓦结构楼房。记得还有门牌写着某某街二十七号，俄文字母我一个都不识，只认得阿拉伯号码。在这里，我们与溥仪、溥杰等又聚在一起了。最先离开红河子的那批伪满大臣也在，君臣之间的等级以及往日的热闹，没有因为搬迁而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溥仪仍带着我们几个住在二楼，不久，重演红河子那幕粉刷剧，溥仪又被“请”到楼下，而楼上进行了更彻底的清理，这次连窗板都换成新的了。随后住进一批日本将级战犯，其中包括大将山田乙三和中将秦彦三郎。由于这里专门收容高级将领，也称作“将官收容所”，我们搬到这里时大约是1946年六七月间。

苏方上级领导人常常下来检查工作，每次来都有先兆：所里安排我们打扫卫生。愈打扫得彻底，说明来检查的官员级别愈高。

到四十五收容所以后，开始参加一定的劳动，如清理室内卫生、扫院子、上厨房领食品等等。逐渐发展到乘收容所的汽车赴菜园子替厨房购买蔬菜、西红柿，上库房为厨房领取并搬运鱼、肉、火腿、香肠等。继而由所方派人带着乘汽车赴农场参加农业劳动。农忙时一连在农场住些天，可是我们的劳动态度却愈来愈差了。在农场起土豆，起初干得很快，然而农场管理员仍不满足，骂骂咧咧地督促快干。于是我们想出了应付他的办法：接三跳二地把土豆秧拔掉用脚踩踩就算完事。后来竟发展到在某木厂参加卸火车劳动时，通过组长(也是俘虏)向管理人员行贿，用收容所发放的香皂、毛巾等物品作为小恩小惠，换取他们大笔一挥给自己多报工时和完成工作量，从而骗取所方多发三五元零用钱。溥仪不参加劳动，也不懂得我们这套手法，那些日子里，我们只能在晚间回到收容所时才见到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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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五 顺手牵羊敬“上边” 

我们最欢喜给厨房采买西红柿或是上库房去领取面包、香肠，因为干这个有油水。开始我们不懂，关押在这个收容所的日本人颇有经验，他们总是在领完应领的东西之后，再顺手牵羊拿点儿别的东西。我曾轻声问他们：“叫别人看见怎么办呢?”他们却不以为然，大声回答说：“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别让主管人看见就行，别人没一个管闲事的。”事实证明这话说得不错：收容所的人各司其职，谁都不肯多事。毓嶦也看准了这一点，有一天从厨房弄来一嘟噜香肠，干脆不回避，不躲闪，大摇大摆地拎着，从正门回房。守在门口的所方值班员问他从哪儿弄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在厨房拿的”，值班员哈哈一笑就放他过去了。于是我也跟着干起来，见四外没人就往兜里揣西红柿或香肠什么的。愈拿胆愈大，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反正谁都不管谁，你拿我也拿，就瞒着厨房管理员一人。有几回不小心让苏联人看见了，他们非但毫无指责之意，居然还竖竖大拇指头：“哈拉绍!哈拉绍!”这无异于鼓励，于是，我们更加肆无忌惮，上别的农场拉菜，则一边装车，一边往嘴里填；上粮库拉粮也要捎点儿，日本人常常用从房顶流下的雨水和块面带走，我嫌那水不干净，干脆解下身上系腰的一块布，包一包面粉，先顺铁丝网扔出去，再捡回来拿到宿舍和面烙饼。当然，我和毓嶦、毓嵒等，无论谁拿回好吃的，都要先奉献给溥仪。开始时溥仪还问问从哪儿弄来的?以后问也不问，就理所当然地享用了。

[哈拉绍：俄语“好”的意思。]

四十五收容所的伙食采取每人一份按人头发放的办法，面包、黄油、香肠、白酒等等，大抵平均。当然，对溥仪还略有照顾，他不必参加任何劳动，还要吃得好些，吃得多些。往往自己的一份吃完了，还让我们再去要。在厨房只要一提“溥仪要”，马上就给，不过溥仪本来是够吃的，不知为什么他要存，面包也存，黄油也存。有一次被苏联军官发现了，遂命跟来的士兵把溥仪存放的食物取走，并对他说，这样存放食品不卫生。其实是各有心腹事，苏方怕犯人留足食物逃走，溥仪则时时提防着时局变化，总想为自己多辟一条生路。所以，溥仪还让我们去要，重新储存。当时我正专心学俄语，不知在苏联要呆多少年，学会了方便。到这时我决定不学了，用来搪塞溥仪。等他再让我上厨房要吃的，就说语言不通讲不清楚。人家知道他要留存，不愿意再给，碰钉子多难为情!后来毓嵒和毓嶦替他要，也不知道碰了多少回软钉子、硬钉子。

一天，溥仪忽然告诉他的三个侄子和我说，他要走了。我们问上哪儿?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十多天以后能回来。谁都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早晨他果然走了。

那天我们照常去农场干活，休息时采集了许多各种颜色的野花，它们都有名堂，我还记得有一种“珍珠莓”很漂亮。收工时在汽车旁边遇上许多住在农场的妇女和儿童，他们伸手讨要一束束的野花，我和毓嵒等都舍不得给，平时总要给溥仪带点儿什么回去，这花也是带给他看看的，好象他还在收容所。回房后赶快找瓶子盛水插花，拧亮电灯后更显得光彩夺目，毓嵒说：“若是上边还在，一定非常喜欢!”溥仪走了，我们这些人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感。人的感情真复杂啊，充满着种种的矛盾，和溥仪在一起时我觉得有压力，不舒畅；等分了手又觉得空虚，失落了什么似的，还从心里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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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零六 溥仪从东京归来 

十天过去了，二十天又过去了，还不见溥仪回来。我们真替他担心!一天早上出工之前，红河子别墅那位“干萝卜”管理员突然出现在面前，他用手指指我和毓嵣，比比划划地说了一阵。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今天不要出工了，跟他上别的地方去。于是，我和毓嵣上了另一辆汽车，直奔红河子去了。开进铁蒺藜墙，并没在二层木楼门前停，而是一直往南开，过了吓人的山沟子厕所还往南，停在离几间平房不远的地方。“干萝卜”让我们在车上稍等，他先进入平房很快又出来向我们招手，当我们把眼光转过去时发现一张熟悉而亲切的脸，正是我们的“老爷子”溥仪。

2006-05-13 14:14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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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来了!真不容易呀!太想念你们啦!”溥仪说了一大串平常难得听到的亲热话儿，好象我们已经分别多年，让人产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干萝卜”告诉说，溥仪要在这儿呆些日子，又应他的要求把我和毓嵣找来陪住，就是这么回事。

溥仪住在套间房子的里间，让我们把“干萝卜”给准备的行李放在外间长条大沙发上，在这儿睡觉比硬板床舒服。这时，我从衣袋里掏出两个熟透的西红柿递给溥仪，那是我在四十五收容所上汽车前在地里偷摘的。从前我们回来给溥仪带吃的，他向来没客气过，只说声：“放在那儿吧!”等到要吃时我们还得赶快给他洗，好象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次可例外了：“留着你们自己吃吧，我不吃!”跟随他二十多年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居然还能说出这句话来。

“你们猜猜，这些天我上哪儿去啦?”当天晚上溥仪找我们攀谈。

“猜不着。”

“没听到关于我的消息?”

“一点儿都没听到。”

“到东京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去了!这次在日本见到了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代表，他们嘱咐我说，上了证人台要时刻注意看台前的小红灯，它要亮着就别说话，等它灭了再开口。我一连出庭好多次，给坂垣征四郎侵略中国的罪行作证时，坂垣就在旁边被告席上斜着眼睛看我，当时心里有点怕，怕他端出伪满成立前在旅顺我和他的谈话，并以此来质问我。可是，他只是斜着看了我几眼，并没有说别的。”

溥仪接着又谈到为南次郎的罪行作证，他说被告的律师很厉害，说了很多话，驳斥溥仪作证的事实，想把溥仪逼到没资格当证人的程度。最后还拿出一封溥仪给南次郎的亲笔信，溥仪在信里曾要求日本支持他复辟清朝。看到这封信溥仪顿觉头脑轰然，遂加以否认，说这信是别人仿照他的笔迹所写。这事还真叫他给搪塞过去了。

溥仪还说，好几个国家的代表关照过他，“一定要坚持到底”。中国代表对他很同情，曾安慰他说：“不要畏惧，中国政府会设法开脱你的罪行，不会审判你的。”这正是当时他最最担心的事情。

“唉呀，离开你们真想念呀!”溥仪话锋一转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说明他确实需要我们，“在海参崴将要飞往日本的头一天晚上，我要大便，同行的苏联士兵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还嘱咐我要小心。我一看，在又深又大的茅坑上面，搪着两根直径约二十公分的圆木。蹬在这圆木上就够吓人的，坑内还有满罐的尿汤加雨水。即使掉不下去，往那儿一蹲也要溅一屁股尿汤。真没办法!偏偏手纸也没有，撕了一个烟盒也擦不净……”是呀，如果我们在身边，有便盆伺候，他就不用遭这份罪了。

溥仪是从第四十五收容所去日本的，回来却不让他立即回收容所去，偏要先放在红河子隔离起来，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在红河子平房，我和毓嵣的任务就是伺候溥仪，陪他散步。一天早饭后，溥仪领着我俩散步来到一处已经收获过的菜地。溥仪无意中一脚踢出个小拇指粗细二寸长的胡萝卜，让我带回洗净给他吃，他感到又甜又脆，很爽口。遂打发我们再去看看，如果还有就全挖回来，千万别叫苏联值勤哨兵看见。我俩闻命而动，挖出不少胡萝卜头，哨兵问了几句就走了，捡人家的扔货谁管你!这次挖出的胡萝卜居然够我们吃几天。此情此景令人想起西太后被八国联军撵出京城，沿途找窝窝头吃的故事。这些天生的统治者一旦被逼上了绝路，和老百姓的本事也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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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七 戒备 

我们这次从伯力市内返回红河子是1946年9月间的事儿，当时二层木楼住满了日本高级战犯，院内院外都在哨兵严密监视中。不过，苏方纪律颇严，不允许士兵打骂俘虏，更不许随便开枪。一天，溥仪和我俩站在门口张望铁蒺藜墙外的树林，只见那三名伪满警察中的某人，与苏联哨兵口角起来。因为离得远，听不清他们嚷嚷什么，不大一会儿两人竟争夺起哨兵携带的轮盘枪来了。他们简直像跳舞似的转着圈儿抢，伪满警察终于没有得手。这时，苏军哨兵后退两步拉拴顶入子弹逼视对方，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不料伪满警察颇为“勇敢”，他把两腿一叉，指指脑袋，拍拍胸口，意为“你就朝这儿打吧!”苏联哨兵似也毫无办法，用俄语骂了一句，把轮盘枪往背后一甩，回头就走。走出好远，来到铁蒺藜墙旁边的树下，偏偏扳机被树枝挂了一下，只听“瞠”的一声子弹出膛。那哨兵竟跟没事儿似的向前走去，连头都不回一回，溥仪、毓嵣和我都笑得前仰后合。

几天之后，“干萝卜”用汽车把溥仪、毓嵣和我送回伯力市内第四十五收容所，又过起溥仪赴日前那样的生活了。

我们中间只多了一个张绍纪，不知溥仪从哪里听说他是抗日的地下工，伪满总理大臣家里居然成了抗日据点。因此溥仪认为张绍纪与苏方也有勾搭，平时对他十分戒备。背后跟我们谈起张来从不使用名字，只把胳膊立起再打个弯儿，用以表示“勾搭”之意。于是，这一动作成了张的代称。

在红河子别墅，我曾奉命把几百粒珍珠填入“别列达”化为灰烬，然而并没有因此卸去溥仪的全部思想负担。他手边还带着若干无处收藏的珍宝，他后悔当初没一块儿献给苏方。倘现在拿出来，苏方一定以为他还有很多宝物，那就糟了!藏不能藏、献不能献，只有毁掉。于是，溥仪先找出一块直径有二公分的钻石让毓嵒去砸碎，必须砸碎再扔才不显眼，否则扔掉还可能有后患。不料，面对这块钻石硬是砸不碎，毓嵒一筹莫展。溥仪遂命毓嵒找我，让我继续完成这项毁宝的使命。

“你是怎么砸的?”我问毓嵒。

“用铁锤砸的。”

“怎会砸不碎呢?我不信!”

“不信你就去试试嘛!”

晚上四外无人，我拎着大铁锤、带着钻石从后门溜出，在一处门台上，把钻石置于水泥地面之上轮锤便砸。头两回不成功，因为钻石滑溜，一砸就跑，第三回砸稳了，把二厘米厚的水泥地面也垫碎了，但拿起钻石一看纹丝不破，钻石的坚硬实在令人惊奇。

我向溥仪报告后，溥仪决定既不砸也不扔，把钻石和其他珍宝分给我们几人，没敢给“三校”，怕泄露出去。又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让苏方知道。

记得溥仪给了我三样：钻石一块、蓝宝石帽花一件、祖母绿帽花一件。毓嵒、毓嶦和毓嵣各得三四件。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最后我想出了办法：藏在肥皂里。当时，苏方定期发放肥皂，没有牌子，仅仅切成一块块就是了，这样反而方便藏点儿什么。不过质量不怎么样，不知灌了什么东西，里边一层一层的，我就拿在手里使劲儿攥、揉，弄得有粘性了，能团成团儿了，也不裂缝了，就把那几样东西裹进去，再按原来的样子做成长条，每天用手抹抹，使之无棱无角，就像用过的模样，再晒干存放。溥仪对这种收藏方法颇满意，藏宝的肥皂就这样由我们保存下来了。

这时溥仪手里还有几件较大的东西，让我们各自去找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地方扔掉。交给我的是一件镶钻石的白金项链，上面的大小钻石闪闪发光。我真舍不得，曾想也藏入肥皂，折叠一番体积太大，实在没有办法，遂乘大家午睡之机，从窗子爬上屋顶，又慢慢转出三十多米，那里支出个大烟筒，便随手扔了进去。毓嵒等人也都各自扔掉一些，有的埋在了院墙根的深处，有的埋在当花盆用的铁罐头盒子里。今天想起来，他们比我聪明：我实实在在地扔掉了，而他们或许想到了以后能有起出宝贝的机会……

听溥仪说，把我们调往别的收容所之后，四十五收容所只剩下少数日本将官和伪满大臣，溥仪身边只有荣源，就在那时候，忽然有一天，苏方看守人员拿着几块宝石进屋说，从院内墙根的罐头盒里捡到了这些东西。问大家这是谁的?溥仪顿时惊慌起来，他心里明白，却硬说“不知道”，断然否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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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零八 患难不同难 

拿过去的观点来说，我舍家撇业，不顾妻儿老小，置生命于度外，随君赴难，可谓忠诚的奴仆。然而，我并不能因此而感化他，他是“天子”，而我在他眼里永远是奴仆，是外人。说实在的，给他端饭、沏茶、倒便盆、洗脚，我都习惯了。我从来不敢想能和他平起平坐，但在落难之中，离乡背井，孤苦伶仃，我确确实实把他当作惟一的亲人，一丝不苟地、心甘情愿地伺候他，只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信任!

在第四十五收容所期间，所方或州内务局的苏联官员，经常把溥仪带走或用汽车把他接走，一般都是因为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商量。溥仪每次回来都把“三校”找来谈话，他们要通通情况，想想对策，我并没有探知内情的兴趣。可是，我和溥仪住在同一房间里，他们谈话时却要把我支到外面去，溥仪总是拿出昔日传旨的腔调对我说：“上外边看着点儿，苏联人过来赶快报告!”这样的“谕旨”令人寒心，因为我知道，有许多时候本来用不着上外面去监视苏联人。把我支开，他们好商量事情，是怕我了解他们的谈话内情。

毓嵒的心脏有点儿毛病，当时我们称之为“间歇症”。有一次，他在伪满大臣们居住的那间屋子里犯了病，溥仪闻讯非常着急。平时，他绝不肯轻易迈进伪大臣们的房间，君臣界限严明，他岂能放下“皇帝”的架子?这回却顾不得了，他跑过去，抱起毓嵒，嘴对嘴吐唾沫儿。像他那种神经质的人，肯于嘴对嘴救人实在令人不敢想象，他以为吐唾沫可以治病。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当我目睹此情此景却像喝醋似的，心里好不是滋味。我也病过，他就没有这样着急，难道他会嘴对嘴地急救我这个奴仆吗?我们虽然同样跟他赴难，但他们是皇族，而我永远是奴才，细想起来，我从来不曾得到溥仪平等的真诚的看待，他永远把我看成是下等人。

刚到苏联时，苏方不发肥皂，我们便使用从伪满带来的肥皂，这些肥皂有洋货，有伪满制品，质量有好有坏，数量也不多。溥仪没事干，把这种玩艺儿也把持过去，由他分配使用。过一段时间每人分一块，别人分到手的都不错，惟独我只能得到半截的，那是人家用过的，大约因为不好使又退给了溥仪，沾水之后不冒沫。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儿，又不能说不要，惹溥仪不高兴了，他照样可以伸手打人。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溥仪是绝对不可违抗的。

由于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心境当然不怎么好，但我仍是一如既往伺候溥仪。转眼到了1948年夏天，所方通知我、毓嵒、毓嶦、万嘉熙和臧式毅几人，准备调离第四十五收容所。还不知道调到什么地方去，更不知道将来能否再回到溥仪身边，所以溥仪不放心，临行把我、毓嵒和毓嶦叫到跟前。

“你们几个不是把我给的物件都藏在肥皂里边了吗?”溥仪所说的“物件”当然是指珍宝。

“奴才带在身上了，老爷子可以放心!”我这么回答，因为还没弄清溥仪的意思。

“你们都别带了!这回还不知上哪儿去，一旦露馅就麻烦了。”

于是，我们几个又把藏珍宝的肥皂掏出来交还溥仪，这是溥仪第一次把已经赏给别人的东西索要回来。因为情况特殊，我当时还能够理解。那几块宝贵的肥皂也不知道溥仪是怎样处理的，一年后我们又回到溥仪身边，他也不提这事儿。遣送回国时我在火车上偶然发现溥仪手边还带着一块“宝贵的肥皂”，后来他是否把它们交给抚顺战犯管理所了?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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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九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再说我和毓嵒等人离开第四十五收容所，由苏联士兵押送，来到伯力市内一个新的收容所，即专门收容日本校尉级军官的第十三收容所。为什么要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或许因为我、毓嵒、毓嶦和万嘉熙级别低，不适合继续留居收容将级以上官员俘虏的第四十五收容所，然而臧式毅是够级别的呀!有人说苏方搞不清“参议府议长”是干什么的，所以稀里糊涂地把他也调离了，这个说法也还说得过去。

第十三收容所内全是日本俘虏，低级军官们组织了“民主委员会”，动辄斗争俘虏中级别较高的军官，曾当过伪满总务厅长官的古海忠之就没少被斗争。

我们几个人是第十三收容所的第一批中国俘虏，刚到时苏联看守人员就问我们想不想干活?在四十五收容所时我们什么活儿都不干，现在也不想干。万嘉熙俄语讲得好，便代大家回答说：“我们不想干活!”

“民主委员会”的日本俘虏大概听着不顺耳了，也凑上前来逼问我们“乐不乐意干活”?连苏方也没怕过，难道在乎你们?我们一个一个地表态，严加拒绝。日本人让我们站在房子前边，拉开了要斗争我们的架势。我小声向毓嵒他们几个说：“日本人要敢拉我，我就往他们身上一撞，跟他们没完!”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我在苏联时“曾因一个日本人不肯让路而动过拳头”，指的就是这件事。不过，我并没有真动拳头，只是已把拳头准备好了，后来日本人没敢再惹我，否则我那练过“磕桩”的手掌绝不会客气的。

我们和日本人的冲突并没有就此结束。晚上，与日本人住在一起，那是间大宿舍，日本人把民族习惯搬到这里来了，地板擦得锃亮，进门先脱鞋……可我们没这种习惯呀!为这类小事也常常拌嘴。

住了三两天，觉得受不了，我们便向苏方请求离开这里，调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去。苏方答应了，又把我们转到第八收容所。这里的条件很差，既无洗漱间，也不预备脸盆，我们早晨起来便自己找个茶杯，舀满凉水，先含在口中，再吐在手上洗把脸。正是严冬之际，头发刚沾水就冻成冰碴儿。不久发生一件事：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一名汪精卫伪政权的领事，不知什么原因在夜间跑到院子里上吊自尽了，等被人发现早已冻得僵硬。

随着1949年春天的到来，苏方又把我们转到第四收容所。这里收容的对象层次更低，基本是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然而大部分是中国人：伪满士兵、警察和伪军中的下级军官。此外还有一部分日本士兵和许多朝鲜人。所长是位颇有经验的干部，他不实行“杂居”政策，让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各自分立，单独起居，这样避免了许多麻烦。

所方对我们几个从四十五收容所来的人很照顾，比如晚上特意到我们住的地方找我们聊天，问我们是否喜欢听音乐?我们说喜欢，就拎来留声机放给我们听。日本人对此很不服气，不明白为什么对那几个中国人另眼相看?其实所方是有用意的：原来有几名苏联人想学中文，他们相中了臧式毅和万嘉熙，所以把我们几人当老师看，臧和万真教了他们有半年之久。

臧式毅这人是个乐天派，看他在第八或第四收容所那时候还满有精神。记得有一天晚饭后在宿舍门外闲聊，臧式毅兴致勃勃地说“字谜”，让大家猜。他说了这样一条字谜，令我至今不忘：“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当中，当中去两头。”大家听完百思而不能解，有人说：“这样去法岂不全去没啦?”有人捧腹大笑。后来臧式毅宣布谜底说：“是个‘至’字!”又解释道，必须从“去”字的结构出发，按字谜给的条件分析，便能轻易抓住谜底，大家一琢磨，果然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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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一零 风流工地 

来到第四收容所以后，我们就参加劳动了。这里的收容对象除老弱病残的生活费用由所方负担外，其余人员不给津贴，全靠劳动收入解决。我们住的屋、用的床、盖的被和毯，全部折算生活费用。每人每天的收入必须达到十卢布以上，如每月能超出三百五十卢布，每月则可以发给个人三四个卢布，最多到七卢布，余下的部分由所方代为保管。这样，收入多了个人就有了零花钱，可以在收容所小卖店购买黄油、面包、糖果等食品和用品。收入少就享受不到这份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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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活计都由所方安排，一般是到收容所以外的各种工地，我先后参加过搬运物品、运输木料、清理杂物等工作。

早饭后，苏联士兵押送我们乘坐载重汽车赴工地。不知为什么他们对中国人颇为信赖，在车上挨着我们坐；有时下车办点儿事，就把枪往张三或李四身上一靠：“唉，你给我拿一会儿，我去去就来。”然而，押送德国俘虏的苏联士兵不这样，他们很严肃，从来不在车厢里挨着坐。在工地看守德国俘虏劳动时，保持十米以上距离，如靠近十米便被视为有敌意而准许开枪，可能是在战争中苏联大受德军侵略之苦的缘故。

[伯力市区内也有专门收容德国俘虏的收容所，伪满战俘有时与德俘、日俘在一起劳动。]

我发现苏联士兵的性格大都是粗线条的，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真实地表现自己，甚至毫不掩饰。有一次在工地上，一名看守我们的苏联士兵，碰上了当地一个相好的苏联妇女，两人含笑招呼并先后走进一间空房子。我们以为他俩准是要亲热亲热、聊聊天什么的，这在苏联是习以为常的事，谁都不在意。

过了一会，另一名苏联士兵走来问：“他上哪儿了?”

“那个屋子!”

这个士兵朝我们手指的方向，提枪闯了进去。三分钟之后就把先进去的苏联兵，像押送俘虏似的押了出来，先进去的那个士兵连裤腰带还没系好。捉奸的士兵很得意：“啊哈，把裤子脱光了，我进屋就把他们的床给掀翻了!”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女的才从空屋走出来，脸上不红不白，就像没那回事儿。我想，那位苏联士兵或许要受到处分。结果什么处分也没有，只是哈哈一笑而已。

还有一次劳动间歇，看守我们的苏联士兵忽然有了兴致，说他枪法好，要给我们表演表演。只见他摘下一只手套挂在树枝上，后退十几步远，举起枪来就扣了一下，“（口堂）”的一声手套纹丝不动；于是他往前走了三步，又举枪，仍然不中；再朝前走三步，枪响了，子弹还是飞了。这小伙子当众现眼，气儿不打一处来，一步窜上前去把手套摘下，干脆就挂在枪口上，当的一声把手套嘣起挺老高。领略了如此“好枪法”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当地的苏联女子确实很钟情，然而她们并非是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在某工地我亲眼见到有个苏联女人坐在中国俘虏的大腿上，只听女的款款叙说她的爱情：“我爱你，真心愿意成为你的妻子!”她的话是真诚的，而那个男人是虚情假意的，骗局很快就被旁边的某知情者揭穿：“你别嫁给他，他在中国有太太!”女人听了很生气，顿时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她一下子便从中国俘虏的大腿上站起来，面带泪痕离开了。这一切使我相信，这位多情的苏联女人绝不是水性杨花。我在工地还遇到这样一位苏联妇女，她很关心我，帮助我做过一些事情。有一次问我家庭人口状况，我说有妻子儿女，还有老母，又谈到父辈上的大爷、叔叔等四五人。不料她没听明白，以为一妻多夫，遂苦笑着嚷嚷：“哎呀，太苦恼了，太苦恼了!”可以看出她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女子，但举止言谈却非常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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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浪迹天涯不忘主 

1948和1949两年之间，我虽不曾离开伯力走远，却转悠了几个收容所，到过许多工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浪迹天涯”。耳闻目睹的新鲜事不少，长了见识。

有个时期我参加运输木料劳动，就是把从江里捞出的原木运送到“马吉道”上。所谓“马吉道”就是从江沿到木材厂的运输系统，中间有铁链相连，离开地面。机器开动后，把原木往铁链上一搭就朝前走了。一天，我看见开马吉道的女司机站在一旁哭哭啼啼很难过，原来因为迟到被管理员卡住了。过了一会儿，管理员走来斜着眼睛看她，一扬手说了一声“拉包达”，意谓去干活吧，算放行了。我们当时还为她没受到很重的惩罚而庆幸。女司机一回到她的机器房里，“马吉道”就开动了。十分钟后我们中间有人因公事上机器房去，居然见了奇景：原来女司机刚走，管理员便尾随而至，抓住“迟到”这根小辫子，竟在机器开动的情况下就把人家给玩弄了。

说到苏联的管理干部，我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对于职责以内的事情一丝不苟，而超越权限的事儿碰到鼻子上也不管。拿我所在的收容所来说，每逢有高级官员来视察，事先所方必定安排一次严密检查的程序，把凡是可能被利用来行凶的用具全部搜走，连一把裁纸小刀也不留下。可是，当这种搜查程序结束后，即便再发现镐头就立在门后，也没人肯管了。

那时我们和溥仪分别住在不同的收容所里，但时有来往，互通信息。毓嵒和毓嶦都曾去看过溥仪，估计是溥仪向苏方提出后经过同意了的。记得毓嶦有一次看溥仪回来，还给我带了一块吃的东西，叫齑子。毓嵒则从溥仪的伪满军礼服的肩章上拆下几段镶边金条，我想：如果这肩章属于清朝遗物，溥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会用以赏人的。毓嵒托人把它带到金银器收购处卖了。据托卖的人说，起初人家还不收，好说歹说才同意收下。他说这话无非是讨价还价，溥仪肩章上的金饰还有假么?金银器收购处岂有认不出真金的!售出后毓嵒给了我一百卢布，他自己留三百多卢布。这笔钱我本来可以自己享用，在收容所小卖店买点儿吃的、抽的、用的，可我又一想：我还能干活，每月能挣几个零花钱；老爷子不会干活儿，没有收入来源啊!虽说在生活上对他有所优待，可手头分文没有哪成啊!于是，我托个收容所的熟人，把仅有的一百卢布给溥仪捎去了。

1950年春末夏初，苏方又把我和毓嵒等人调回第四十五收容所，仍和溥仪住在同一房间里。估计还是溥仪要求的，离开我们，对他来说有很多不便之处。这次见面溥仪显得特别亲切，问我们出去这两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他说，我们走后溥杰等人也走了，只剩下荣源伺候他。荣源是和伪满大臣们一块儿抓来的，他本来不够被抓的资格，因为有人多嘴，说他是溥仪的“老丈人”，于是沾了光。在我们离开的两年多时间里，多亏这位“老丈人”心甘情愿地给姑爷端饭，倒便盆。

溥仪拉着我的手，很真诚地说：“你捎来的一百卢布已经收到了，我至今保存在手里没有使用。心里很难过，落难期间还有像你这样的忠臣进贡一百卢布!有朝一日我要告诉后世子孙，你是最忠实于我的人!”对我这样一个奴仆，怀如此感情，作出如此评价，我顿觉受宠若惊，感到十分满足，溥仪对我说这句话，在我的伴驾生涯中仅仅是惟一的一次，以前不曾有过，以后更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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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一二 一串佛珠 

回到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后，又和溥仪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管理方面比较松散，我们不但能在收容所范围内自由活动，还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甚至上河边去钓鱼，真钓出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大鱼小鱼，说起来那些日子挺舒心。

1950年6月的一天，收容所的一位苏联军官在我们屋里闲谈，透露了把我和毓嵒等人从外收容所调回溥仪身边的原因：我们即将被引渡回国。这消息虽然不是正式传达的，显然很可靠。

引渡对我来说并不是坏消息，思乡乃人之常情，何况家里还有老婆孩儿!两地情牵，生死不明，叶落归根，总不能永远漂落异国他乡，谁不盼望有个收场?溥仪却不然，他视引渡如上刑场，怕得要命。那些日子他坐卧不宁，摇动金钱卦，求佑于上天。他为了表示关心我，曾很神秘地赏我一个小包，我剥开一看，原来是一串佛珠。溥仪解释说：“这串佛珠带在身上，佛会永远保佑你平平安安。”

我把佛珠藏好，以为这下生身性命有了保障，不料两天后就发生一件事，害得我几乎不能回到祖国。收容所的电灯电线常出毛病，电压也很不稳，每次发生故障都让我去修。有一次所方又让我上配电室去排除故障，当时电压是330伏特的，比较厉害，作业时为安全起见脚踩一块木头，木头下面又垫一片厚玻璃。我修完要走，一名收容所的干部进来找我，问修好没有?我忙于回答他的问话，却忘记手中正捏着从外边通进来的两根电线，偏偏有一根的一处外皮脱落，而我的手又刚巧碰上，只觉得手一抽筋，满眼冒金花便倒下了。幸运的是，这一倒断了电，否则也许那一回就报销了。

得知将被引渡的小道消息后，又过了一个月，所方突然把我们都集中在一间大厅里，并让带上个人物品，然后宣布道：“从现在起不许乱走，今天启程，送你们回国。”我向四外一看，伪满的俘虏除了溥仪全在这里了。

大厅旁边有两三间小屋子，所方的人在门口按名单叫，被叫到者便进小屋里去。看守我们的苏联士兵有一个熟悉的，他透露说，经过检查没收个人物品。这个消息影响了很多人，大家都暗中想对策。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把身边最贵重的东西设法藏起，以避开搜查。我是身无分文的，惟有一串佛珠虽说不值多少钱，但是“皇上”的赐物也希望别被搜走。左思右想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搞点名堂，于是打了“方便、方便”的报告。看守人员一直跟到厕所门口，我见窗台上有处可以藏物的角落，便迅速放入佛珠，又稍加伪饰，从表面看不出来了，这才走出厕所，仍由看守押送返回大厅等候。

“李国雄!”我应声走进小屋，里边有三个所方人员各司其职，一人专管询问并记录，起初问得很细：姓名、年龄、国籍等等，一一记录在案，因为太慢又受到时间限制，后来只问姓名就过去了；另一人专收旧衣服，每人都把内外衣连裤衩都脱下交上，只剩赤条条一个人，其他物品更不在话下；还有一人负责发给新装，里外全换，穿好后就可以出来了。

换上新装也就算过关，又准许自己活动了。我遂再次溜进厕所，佛珠安然无恙，我谢天谢地揣进新衣服口袋内，总算保住了这件皇上的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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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引渡 

在那次搜查中，许多伪大臣也想尽办法留下一些宝贝。苏联人外紧内松，总有空子可钻，集中搜查过后更无人过问了，你这时拿东西在他眼前晃，他也会跟看不见一样。

溥仪肯定是受了特殊对待，他没在大厅中像我们那样等待搜查，他的私人物品也没有被没收，那只沉甸甸的皮箱还是跟他回到了祖国，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临上汽车的时候，溥仪露面了，他与收容所领导人道别的场面颇有些难舍难分。按苏联人握手告别的习惯，单手相握表示礼貌，双手紧握则显得亲近。溥仪不但使用双手，连脚尖也立了起来，而且十分用力，握得那位苏联军官大笑不止：“我们不是较力，表示诚意啊!何必用如此大力，嗯?”我真怀疑这种握手方式的背后藏着交易，或许就在这交易中避开了检查和没收。

汽车很快就把我们送到铁路沿线的一处地方，这里不是车站，而是火车头挂车或甩车的地方，离收容所并不很远，据说几批日本俘虏回国即在这里上车。不知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也被送到这里来上车。

登上火车后我去看过溥仪，他仍然受到优待，由一位苏联校官陪同，单占一间软卧包厢，茶几上放着许多糖果、水果，不过能看出来：溥仪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后来跟我说，当时心里没底，以为回国之日就是受刑之时，所以也吃不进，也喝不下，一分一秒地捱时间。

我没有溥仪那样的心情，似乎也不知道该想什么，只觉得疲乏，遂不等开车已经进入梦境。一觉醒来，只听火车在铁轨上咣当当咣当当地行进着。车速特慢，而且见站必停，有时没站也停，常常一停几小时，从伯力到中苏交界的绥芬河车站居然整整“咣当”了三天三夜。

火车最后停在绥芬河车站苏联一侧，当时是夜间，便留在车内睡觉。次日一早全都下车了，押车跟来的苏联士兵因为即将完成任务而感到轻松，在站台上说说笑笑。有个军官认识我，过来打招呼。

“马上回到你们的中国，一定很满意吧?”他虽然用俄语问话，我大致已能明白。

“很满意!很满意!”我虚应。

“很满意?可是回到中国要治你的罪……”

他愈说愈快，愈说愈多，远远超出我能够达到的俄语会话水平，遂不知所云，只能以点头应付。另一名苏联军官看出了门道，插嘴向正跟我对话的那个军官说：“不用问他了，他听不懂你的意思。”其实，我囫囵吞枣地也能听懂一些。他的话令我心寒，但又无可奈何。我和溥仪的思想不一样，始终抱着与妻子团聚的一线希望，打心眼里盼着回国的一天。

溥仪是最先下车的，由苏方一位高级官员引领，与中国方面解放军的代表见面。溥仪到抚顺以后告诉我，当时那位解放军代表就是来接收我们的首长，他对溥仪说：“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说话的语气庄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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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一四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1950年8月1日清晨，我们在绥芬河车站即将进入祖国的边境。下火车时我看见一名中国妇女，只觉得很不顺眼，倒不是因为她长得丑，而是这些年经常见到的都是苏联女人，肤色很白，脸部都是高突的，现在突然见到个眼黑鼻平的平板式的黄肤色女人面孔就乍眼，一晃都在苏联呆满五个年头了!听说那位中国女性一直在某收容所卫生室服务，跟我们一起回国，不知她是不是俘虏。

从绥芬河车站苏联一侧到中国一侧，中间有大约八十米的步行通道，两国列车都只能在本国境内运行而不可越界，据说两国的钢轨在间距方面有宽窄之分。当我们这些服装相同的人，排成单列，走过那段八十米通道时，形势真够紧张的。手执步枪和机关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夹道而立，严阵以待，虽然没人口中喊打，我们也像过街老鼠灰溜溜的，还有人吓得直打哆嗦。到达八十米通道的终点处，开始蹬上中国的列车。车厢里闷热而且光线暗淡，我仔细一看，原来所有的车窗大玻璃都用白纸糊上了，想看看沿途风光也办不到，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兆头不好。我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心里堵得慌，好象大难就要临头了。

不等开车，先开早饭，解放军给每人发了碗筷，随后抬上两桶大米粥，另有面包和咸菜。我在苏联天天吃面包，但今天的面包完全不一样，与其说是面包，不如说是烤馒头。中国风味的早点吸引了中国俘虏的肚皮，一个个都撑圆了。两只饭桶的桶底全都朝了天，负责盛饭的解放军战士看我们吃得香，就问还要不要?我没敢开口，有人却说话了：“还想再吃点儿。”于是，很快又抬上一桶来。有个汪精卫伪政权的驻朝鲜领事够倒霉的，他吞吃面包时太急，那像烤馒头片的东西竟挂了他的嗓子，渐渐起了红泡，快把嗓子给堵上了，车上的医护人员用针挑开红泡就好了。

车上没给溥仪预备包厢，但他靠在车厢一头，几名解放军坐在他旁边，把他和我们一般俘虏隔离开了。但并没有限制他的行动，他还可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

世间一切生物无不怕死而又本能具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溥仪有贪生怕死之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机，却不惜牺牲别人，这种下作和他的身份极不相称，令我诧异。那天白天还不错，我见溥仪时他正和旁边的解放军聊天。到晚半晌，他像发了神经病，领着解放军走到车厢当中，指着他的侄子毓嵣和原来给他当过侍从武官的赵某对解放军说：“他们两人思想不好，反对民主!”解放军一听不像正常人说的话，也没理他的茬。这一晚上不知溥仪又想些什么，次日一早，他忽然神情恍惚地来到赵某脚前，竟趴在地上磕起响头来。从我满十二岁入宫伺候他，就每天给他磕头，凡是来见他的人也都给他磕头，他给别人磕头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的新鲜事。磕了几个头，又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就回座位了，我很奇怪，不知他这是为的哪一桩?

我们乘坐的这趟列车显然是专车，不但糊了窗户，而且沿途不停，长春是第一个停车站。“到长春了!”车内有不少在长春当过大臣的人，虽是一句简单的话，却表现了他们内心无尽的感触。

在长春停车是为了把我们要吃的东西从车站弄到火车上来，等车头加上水，又呜的一声开走了。五个小时以后，列车停在宽敞而嘈杂的沈阳车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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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 高岗接见 

车门打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有两个人，一个穿军服，一个穿便衣，他们按手里的名单念着名字，念着谁，谁就下车。张景惠等伪大臣一级的全下去了，来辆大客车把他们全部拉走，接着又叫溥仪，还叫了毓嵣，我们都疑惑不解：如果光找官大的，毓嵣算什么?溥仪一下子毛了，只见他紧紧拽住毓嵣的胳膊，口中喃喃道：“走!我领你见祖宗去!”来一辆小车把他俩也拉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去的人又如数都给送回来了，人们预料的坏事连一件都没有发生。我问毓嵣上哪儿去了?他向我描绘了溥仪一路上的表演。溥仪上汽车后拽着毓嵣不撒手，汽车一直开到市中心某广场旁边的一幢大楼前面停下。下汽车后溥仪把脱下的上衣往胳肢窝里一夹，一溜小跑跟在那些伪大臣们后面进入楼内，里边站着很多人，有军人，也有老百姓。这时有人引导溥仪来到一个房间，当溥仪看见台桌上摆满了糖块、水果后，抓起一只苹果就放在嘴里啃，咬得咔咔响，好象八辈子没吃过苹果。其他人站在旁边，他全然不顾；人家跟他说话他也不理，专心啃他的苹果。有位高级干部过来安慰溥仪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没打算惩处你，先找个地方让你们学习去。”听完这番话，溥仪紧张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那位高级干部是谁?当时没介绍。但很快就传开了，原来他就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脸上有麻子。

等溥仪返回火车上时，精神状态显然已与下车时截然不同了。他往自己的座位走，正好从我的座位旁经过，我看他的脸色已由煞白转为红润，笑容也有了。当列车又开动起来后，听伪大臣们说起，我们这些人将被送到抚顺去学习。抚顺在哪儿?学习又是怎么一回事?我全然不懂，也不想懂。什么学习不学习?反正我是跟随溥仪的，溥仪被送到哪儿，我当然就要跟到哪儿，其余都和我不相干。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我当了一辈子的奴才，当时竟可怜到这种地步!

列车很快便走完了沈阳至抚顺的途程。接着换乘汽车，进到抚顺市郊一个大院里，并停在一栋长长的二层灰楼前面。我们从中间带雨搭门廊的大门进楼，先碰到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小房子。根据事先的安排，我们各自都被带到一间小房前，解放军对每人进行全身检查之后，才有干部模样的人来开锁开门，让我们进屋。几秒钟之后，只听门外“喀嚓”一响铁锁落下，就好象有人在我头上猛击了一掌，使我清醒了：原来已被锁进监房!虽然曾在苏联当了五年俘虏却从来不曾被反锁在房间里，再说与溥仪也隔开了，这老爷子靠谁伺候呢?溥仪在苏联时把回国想得很可怕，我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还是溥仪的想法对，情况显然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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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落锁的监房 

监房内有铺盖，只能席地而卧。中间放一张长条桌子，两边摆些椅子、板凳，东南角上用木板隔起宽窄各一米的一块地方，里边放置便桶。房门并无玻璃，却有个可以从外面打开的小望门，屋里有了事情，只要敲敲门，管理人员就会从外面打开小望门询问情况，送水送饭也从这里端进递出。

呆在监房里白天夜晚都能听见看守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在走廊内来回踱步时发出的“喀喀”响声，那是有规律有节奏的、颇为渗人的响声。后来我注意到这些军人背的步枪特别，枪口后边支出两条腿。真奇怪，我只见过轻机枪安装支架，却没见过带腿的步枪。

在落锁监房的头一个晚上，我想起了妻子儿女和家里每个亲人。过去的五年里当然也想，却没想得这样厉害。不知他们现在哪里?都好吗?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面?想着想着，我也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溥仪和我们这些人全被叫到院子里，每人发个小木牌，可以吊在脖子上。牌上写着号码，这号码至关重要，因为它后来取代了我们的名字。记得新来这批人一共编了四十个号码，溥仪是981号，我是1015号。那天早上就在院子里给每个编了号的人照张相片。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收押了九百多名人犯，其中除了伪满战犯，还有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

监房天天落锁，哨兵寸步不离，但我发现这里的管理人员一点儿也不粗暴，确实就像沈阳的首长所说，找个地方让我们学习。起初发给每人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在苏联学习《联共(布)党史》，我就从来没听进去过，到这时还是既不知“主义”为何物，更不知“思想”讲些啥。每个监房都给订了报纸，上面的新名词也全都看不懂，对我来说讲理论就像用外国话讲，读报纸也像读外文，一概不懂。起初整天学习，觉得比干活还累；不久改为上午学习，下午到院内散散步，活动活动。不过，出门须由管理人员开锁放行，回房后再由管理人员关门落锁，锁门的响动起初似乎揪心，逐渐也就习以为常了。为了活跃生活，所方在走廊安上广播喇叭，每天定时播放两次，有时是新闻，有时是音乐，声音很大，各房间都可以听到。

这期间我惦记着溥仪，他的监房也是落锁的，可谁能给他倒便桶呢?我们刚到管理所时一般不准出监房，便桶也由所方派人倒，后来允许犯人下午到院内散步，便桶也改由同监犯人轮流倒。不久，所方通知我、毓嵒、毓嶦、毓嵣几人和溥仪住在一起，当然又是溥仪向所方要求的，我们来了，不但溥仪的便桶有人倒，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方便了。所方考虑溥仪常年积习，照顾他，但并非永久性的迁就，所以让我们合一段时间又分开一段时间，分一段再合一段，以便使溥仪逐渐适应。几个月之内我们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有好几次。显然也是因为溥仪的关系，我和他的三个侄子长久住在一块了，本来我们都分散在伪大臣们的监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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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七 最初的三个月 

从1950年7月下旬到10月末，我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平静地度过三个多月。

伙食是非常之好的，可以说鸡鸭鱼肉每顿都有。不但物资丰富，烹饪技术也好，即使与苏联莫洛科夫卡的“疗养生活”比也绝不逊色。只是那里有饭厅，吃饭方式舒适些，而这里饭菜都从小望门上递来递去，不那么通畅。每次开饭由管理人员把饭桶和菜桶挑到走廊上，并一碗一碗地传进监房，我们使用自己的碗筷，自讨方便，饭菜管饱，不够再添。

这样过了约一周时间，一天开饭时管理员给同监的伪大臣盛完饭，通知我说：“你和毓嵒、毓嶦、毓嵣等四人，立即搬到别的监房住。从今天起你们四人改吃大灶了!”我不明白“大灶”是什么意思，但端上饭来也就明白了：主食是高梁米饭，由白色变为红色；副食则是土豆汤，尽管放油不少，毕竟已由荤的变为素的。伙食突然由好变坏，头几天是很难过的，我不爱吃，用汤泡点饭对付。管理员微笑着说：“这是暂时的，过几天就习惯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建国不久，经济上不宽裕，各机关、单位的伙食都有大中小灶之分，吃小灶的人是很少的。但管理所对我们很照顾，开始一律以小灶待遇，数日后才有所区分，溥仪及伪大臣仍然吃小灶，我和毓嵒等以及伪满将校以下的人改为吃大灶。逐渐也吃得惯了，当然和吃小灶的人就没法比了。

管理所让我们几人搬出溥仪的监房，本意是因为饭灶不同，怕我们在思想改造上受影响。数日之后，管理员开锁进门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你们几个参加点儿劳动吧!”其实，劳动量不大，就是开饭时负责给溥仪和伪大臣们盛饭、端饭。这些人都是吃小灶的，开饭时管理员从厨房挑来饭桶和菜桶，由我们几个沿走廊给各监房送饭。送饭完毕再返回自己监房，照旧吃我们自己那份大灶饭。这样过了七八天，管理员给我们几个出主意说：“反正小灶饭有剩余，你们几人就吃它吧，别再去领大灶饭了。”于是，既没有宣布，也没有通知，我和毓嵒等三人又借光改吃小灶了。

那个时期的小灶伙食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有一次吃炸铁雀，就像烤小鸭子似的，真香。我在北京故宫也没见过这样美好的野味食品。那次我吃得很多，连铁雀骨头也来不及挑出便匆忙咽下，吃完才感觉肚子不舒服，好象胃被骨茬扎碰着。还有一次吃红烧肉皮，我们几个都吃得不愿意放筷。管理员看出来了，笑着问我们是否还想要?我们点点头，于是又端来满满一大碗，吃到第二天还有剩余。

为了让我们这些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在受到管理期间生活得好些，所方利用离监房较远的一间空房，新沏了水池，而后又改建为浴室。当时没有条件安装热水管，所方干部便在厨房一锅一锅地烧出热水挑进池子，再兑入凉水。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保证我们每周洗澡一次。洗澡时溥仪总是第一个入浴，他嫌别人脏，绝不肯步人之后。

增建浴室的同时，又扩建了医务室。现在各单位都有医务室，似乎是件普通的事情，当年可不简单呢!记得我们刚从苏联回来时，管理所只有一名护士，每天到各监房看看。对于必须处置或必须服药的患者，才允许使用药品，遇到一般头疼脑热，就告诉“多喝点儿热水”，那时候药品奇缺。

那三个多月，政府从生活方面对我们——具体说是溥仪以下的伪满战犯，确实有很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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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一八 哈尔滨的铁笼子 

1950年秋天，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继续进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面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抚顺战犯管理所奉命北迁。我却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曾问过管理员为什么要走?他简单回答说，暂时迁移到哈尔滨，那里比较安全。

北迁时我们这些人仍然包坐单独车厢，车窗玻璃还是用报纸糊死的，有些地方还糊了两层，把我们严密地封闭起来。

火车上没有可供饮用的水，全靠随行的管理员从沿途停车站往车上拎水，由于种种原因不是每站都有水供应，拎上一桶往往不够喝，等捱到我的位子前或许只剩一杯半杯。车内空气燥热，更令人口渴难耐，嗓子都冒烟了。因为每人的水杯大小不同，拿大杯子的人占便宜。记得有个汪精卫伪政权的驻外领事，姓初，他提出平均分配饮水的主张，可能他的杯子小，总吃亏。一次停车时，初某自告奋勇要帮助管理员下车提水，却被毫不客气地挡在车门口：“你别管，我们去拎!”初某显然太放肆了，他只晓得口渴，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溥仪不和我们坐在一起，这种时候他总是受到特殊关照，大约渴不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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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下车后，管理员让我和毓嵒、毓嶦、毓嵣几个人跟运东西的卡车走。似乎所方承认我们有点儿特殊，与其他战犯比也确实不一样：倘不是跟着溥仪，大约用不着当俘虏，当战犯。因此，所方常常派我们几个做些其它工作。

车行十多分钟进入监狱大门，经过一重深院，来到二门。当时我正坐在车厢内箱子上面，身体高，只听有人喊：“注意别碰头!”我一闪身勉强过去了。按照管理员的嘱咐，我们在二门内卸了车，然后携带自己的物品，往里拐进一条窄窄的走廊，走出走廊我这心可就凉了：这里是两层楼式的圆形大房子，圆心处置有高高的看台，台上坐着端枪的岗哨。看台四周分上下两层，各有一圈铁笼子，都是约八公分粗细的铁管排列而成，每间铁笼隔一道砖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让我们住这种地方，但还是一个个被带到铁笼的小门前。那是只有八十多公分高的小门，我哈着腰钻进去，管理员从外面关门时发出吱扭的响动，落锁时又咣当一声，敲心撕肺一般，让人听着真难受。

我和毓嵒、毓嶦、伪满的一名驻外领事住在同一铁笼内，其他铁笼都住四至八人，溥仪也一样，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间笼子里。

铁笼内不安床，自己找一块干燥而干净的角落，把行李往水泥地面上一铺就睡觉。起床后把行李卷起当方桌，或是当坐凳，这便是学习的场所了。大小便均在铁笼内，靠里边犄角砌起一米多高的半截墙，下面是便池。因为不是像抚顺那样单隔出一室，且无门无窗，等几个人轮流蹲过，那气味漫布铁笼，真够可以的了。我们享受到的这些，溥仪同样享受到了，不知这位“老爷子”作何感想。

每天的活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学习内容一是念报纸，二是读《新民主主义论》。当时读报的情形够滑稽的，没有管理人员在场的时候，念报的声音跟平时说话差不多；一旦发现他们从底下上来了，各个铁笼子全都哇哇起来而且声音一浪更比一浪高，所谓学习全是给所方看。有位管理员颇会做工作，他蹲在我们的铁笼外面主动提议要教我们玩扑克，当时时兴“打百分”，我们中间还没人会玩这个。他一边教一边笑着问：“你们学习就学习呗，干啥瞎嚷嚷?我们不来还好，一来嚷嚷更厉害。学习是为了提高思想水平，又不是光给别人看嘛!”他像开玩笑似的，却说得我们脸发烧。尽管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而我对当时的学习方法和规矩还是不敢苟同。按要求，学习时必须盘腿坐着，实在坐不下的可以跪着，但不准站着。当时真有点儿吃不消，过去一个月光景，反倒习以为常，再没什么异样感觉了。不过，问题并非就此结束。有一次所方找来理发师，在二楼一圈铁笼的尽处——那里有半间屋大小的一块空地，依次给我们理发。等打开铁门走出这个笼子，我感到头晕、腿软、身子打晃，问问别人也都有同样的感觉，我担心这样下去连路也不会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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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几片好烟叶 

到哈尔滨第一次理发后，所方一位瘦瘦的科长把我叫去，我出笼下楼，来到走廊这边一间办公室。

“这些日子，你们学习得怎么样啊?”科长很认真地问道。

“挺好哇!”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怎么个好法?”

“这个……”我根本答不上：“反正要从脑袋里认识”。

“还想学点儿什么呢?”

“学点儿毛泽东思想吧!”听别人念报我记住了这个词组。

“你说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

“……”我张了几回嘴却说不出半个字来。

科长完全明白了：我的思想水平怎样?学习收获怎样?几句对话暴露无遗。

“溥仪对你们怎么样啊?”科长又转向实际问题。

“挺好哇!既不打，又不骂。”

“溥仪在旅顺见过坂垣征四郎吗?”

“没有哇!溥仪在旅顺时总锁着大门，不见任何日本人。”

科长感到对话已无法继续，就叫我走了。回到铁笼，我把经过告诉毓嵒，并让他在放风时转告溥仪，溥仪很高兴，当天又通过毓嵒回话说：“如果所方再问旅顺时‘上边’接见日本人的事，就说‘不知道’！”

说不上为什么，反正那时我对溥仪还颇有感情。有一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当时管理所给每人定期发一把关东叶子烟，对于吸烟多年的人来说，其数量微不足道。一次刚刚发烟，没事就把自己那份扒拉着看，忽然发现有那么四五个叶，与关东烟比较颜色不一样，又比关东烟的叶子薄些，用鼻子闻闻还有一股清香味。我赶紧卷了一支，吸进一口又吐出烟圈，嗬，香味充满铁笼又扩散到其他笼子里去。我想：这样好的东西是不应该自己享用的，还是向“老爷子”进贡吧!于是就把那几片好烟叶仔细揉碎，卷成纸烟，商请管理员给溥仪递过去了。现在想来，自己当了半辈子奴才，连骨头都贱了。

不久，来一位大干部，前拥后护的。先到溥仪住的铁笼前，问溥仪能否适应这里的生活?有何要求?又到其他笼东问西问。来到我们这个铁笼前还开了锁：“出来说话!”

“是!”我和毓嵒等人都走出来。

“吃得怎么样?”

“挺好!”

“学得怎么样?”

“也挺好!”

“要注意思想改造呀!”首长这么说着，指指毓嵒等人：“像这样年轻的改造思想还容易些。”又指指我：“像这样的脑袋改造好就不怎么容易了。可有一样：一旦改造好了，就绝不会再变!”

那位首长的话似乎挺硬，不易被人接受，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开始想“思想改造”这四个字的含义了，想这铁笼子的作用。我当时只有四十二岁，比三十岁刚出头的毓嵒等人稍大些，却比伪大臣等老头子还年轻得多，改造他们就更不容易了，有一件事能证明这一点。

一天，夜间大家正睡得安静，突然从某间铁笼内传出一片连吵带嚷的喊叫声。“怎么了!怎么了!”被惊动的楼下办公室里的干部和解放军一拥而来，飞奔上楼，随后就见一人被从铁笼抬出去了。原来被抬走的人姓黄，是伪大臣，他有个毛病：夜里入睡后还要在梦中打人，专打挨着他睡觉的人。当同一铁笼的人了解他的这一“习性”后，就开始琢磨治他。等他睡下便故意让出一块空地方，然后一下下捅他，一捅，他就伸出手来往空处一阵乱打。有一回竟“叭叭”地抽打在厕所那半截墙上，用力又猛，结果把手都打破了，那天就是为了这事而被送进医院。黄大臣有病，难道同监的张大臣、李大臣就该搞这样的恶作剧吗?他们并不是淘气的小孩子，可见是思想问题。

又过些日子，所方把我、毓嵒和毓嶦从楼上调到楼下。这回我们住的笼子恰与楼上溥仪那间笼子成斜对角，可以整天相见。在这之前晚上可以关闭笼内电灯，以后则不准关灯了，开灯睡觉很难受，却白天晚上都看得见“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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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零 “溥仪崇拜”的危机

溥仪的侄子们平时称呼溥仪为“皇上”或“上边”，作为奴才，我的叫法稍有不同，称之为“万岁爷”或“上面”。我们一齐成为俘虏之后，在内部沿袭旧时称呼。然而，不时有外人杂处，如在哈尔滨的铁笼子，就和汪精卫伪政权的驻外领事住在一起，这时只好有所回避，不当着外人面直称“皇上”、“万岁爷”，当然，伪大臣等是算不上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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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笼子的管理逐渐放宽，所方在犯人中选任三名负责人，他们是万嘉熙、溥杰和姓初的汪精卫伪政权领事。下设两名组长：万嘉熙兼任学习组长，我当生活组长。有了这个内部的、健全的领导机构，所方也可以撒开手了，中心了望台上的岗哨撤了，铁笼子白天不再上锁，犯人们可以出来在一定范围内活动活动，并且参加清扫、搞卫生等劳动。从这时起我才感到自己还是有点用处的，除了当奴才，也能做些别的工作。记得有一次厕所堵了，所有铁笼子的便池下归向统一的排污系统，所以全部无法使用。所方派我带领毓嶦和一名伪领事查看解决，经查，楼上和楼下全堵，问题显然在排污系统上出故障。遂到楼下第一个下水道出入口，掀开盖子是一米见方的深洞，用竹竿测水深过膝盖，其中混有大量粪便和尿。我也不顾忌什么了，脱去衣服，又穿上一双打算扔掉的破鞋，硬着头皮下去了。气味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捅来捅去不解决问题，说明堵塞点还在下头，于是又找下面的水道口。或是用竹竿捅，或是下手抓，解决一处再向下找，一直找到监狱外面马路上。向所方报告后，所方说，外面的问题就不用我们解决了。这时我已经浑身沾满了屎尿，便到自来水笼头处去冲，所方派了两名护士来给我消毒。我还记得那两名护士一高一矮，她们带来的绿色消毒水透出一股浓郁的香味，向我们全身上下喷了一遍，刚喷完就尖着嗓子喊：“快去洗澡!快去洗澡!”

事实上我不但洗了澡，而且洗了脑。溥仪总嫌别人脏，出门进门或是用脚把门踢开，或是先在门环上垫了纸再去拉，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可是经过这次排污清淤劳动，不知怎的开始对溥仪那种不摸门环的举动行为不能容忍，有一次我终于顶撞了他：“你嫌脏，难道别人天生是埋汰人，都不嫌脏?”他最得意的侄子毓嵒也敢顶他几句了，见他仍像过去那样，抱着“不杀生”的信条，把落在身上的苍蝇蚊子轰走了事而不许打死，就批评“皇上”说：“你放苍蝇的生，难道就不怕它再落别人身上吸吮别人的血吗?”我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对溥仪有了看法，并开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溥仪了。

这使我想起刚到抚顺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溥仪命我抖落他的褥子，因不能拿到监房外面抖落，只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内捏着鼻子使劲抖，为了溥仪干净，大家挺着吃灰。溥仪在一旁捂着鼻子不以为然，溥杰等人也在一边捂鼻子，敢怒不敢言，我吃灰还以为应该。后来毓嵣受不了了，他叫喊道：“老李你别抖了，这土多大呀!”毓嵣可以说是第一个敢冒犯溥仪的。

我的思想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溥仪崇拜”的危机出现了。如果说过去他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今天已经成了岌岌可危的火山，似乎可见喷发后崩塌陷落、支离破碎的景象；如果说昔日我曾把他看作是广阔无垠的大地，那么，拦腰断裂以至百孔千疮的大地震就要来临了！

 
2006-05-13 14:18回复
 
 
铁杆会员9 109楼

一二一 关照 

我的前半辈子依赖溥仪，现在被关进铁笼子身不由己，溥仪也靠不住了，所幸尚有政府关照。

严冬临近的时候，管理所给大家发了棉衣，我一看是拆洗过的去年穿的旧衣，颜色发黄。因为我个子高，虽然发了一件长的，那棉裤下端还是盖不住脚脖子。我便找来针线和破布，自己动手接了一块裤脚。不久，来位检查工作的领导干部，他注意到我穿的裤子，愣住了。

“你这条棉裤两样颜色，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脚脖子有点儿冷，就自己接了一块！”

那位干部再没说二话，走了。第二天，管理所取来大批青色新棉装，自溥仪以下全体犯人每人发给一套。

不久，有个伪大臣病了。所方把我找去说，希望我能照顾一下有病的犯人，暂时搬到他的屋子里去。我俩一块住在楼上一间铁笼内。他因能受到照顾而感动，我也体会到所方的温暖。我俩闲谈谈起电影白毛女，这个电影是所方组织看的，我为白毛女的悲惨命运落了泪，痛恨仗势欺人、霸占民女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我俩各自谈感想，居然能联系封建制度来认识这部影片了。那时我们已经学过社会发展史，学“封建制度”那一章时，我就把溥仪赏的那串佛珠给扔了，我已经不再需要佛的保佑，我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在我护理那个伪大臣的日子里，铁笼内便池堵了一次，又到处找不到抽子，我硬是用拳头攥住破布，现制一把“人拳抽子”，终于排除堵塞。然而，手上蹭破一块皮，又在尿里泡的时间长，治疗半月才痊愈。

在铁笼内我们过了一个新年，过了一个春节。年节之前，管理所给每人发一份果品，有水果、花生和糖块等等，在家里能吃到的东西在这里也全吃得到。我们自己还组织娱乐活动，唱歌、演话剧等，记得是这样分工的：溥杰负责编辑，万嘉熙负责导演，姓初的负责音乐设计。我和毓嶦还表演一段自编相声，内容是讽刺伪满的皇帝和大臣。表演场所就是初到哈尔滨第一次理发的那个地方。溥仪和伪大臣们都坐在楼下铁笼子外面观看。我扮作和尚模样，说溥仪好佛的事儿，还记得结尾的动作是双手合十，口中“阿弥陀佛”连声。为了这件事，溥仪在很长时间里耿耿于怀，直到返回抚顺以后还曾提起，当时他仍不能理解，所以表现出很气愤的样子说：“你怎么也来挖苦我?”

在铁笼子居住约半年，到1951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们迁居到哈尔滨另一个地方。这里距市区较近，是砖瓦结构的普通楼房，也很幽静。完全听不见周围马路上汽车奔驰、鸣笛的响动，或许因为有个大院的缘故吧!我还记得搬过去不久，所方让我安装门铃。因为管理所人员从北院墙小角门出入时敲门的声音难达楼内，太不方便，所以要在小角门上安一门铃。我到现场一看，从楼内到角门有一百多米远，两处电压还不同，非架双线不可。当时电线奇缺，我就想个办法：只从楼内拉一条地线到角门，再利用角门电灯线的火线。试安成功，我很高兴。

刚搬到新居就赶上发放节日烟卷，那是“恒大”等名牌高级烟，每人三盒。我记得烟盒上还印着“非卖品”三个字，显然是特制的，好抽，不过那烟很有劲儿，我总是抽上半截就掐灭，过一会再点燃剩下的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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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二二 废物与废品 

当了三回皇帝的溥仪，除了当皇帝不会干别的，在生产劳动中他是废物，只要出废品总和他有关系。

搬家不久，我们参加了糊铅笔盒的劳动。根据所方与铅笔厂的协议，起初只搞半成品加工，把已经裁、折好的硬纸板立起来，糊成纸盒形状，再贴上商标就完事，交所方验收后用车送走。除张景惠外，溥仪和伪大臣们都参加了这项劳动，别人干得还不错，唯独溥仪不行，他太笨了，糊的形状不好，又常常把商标粘倒了，出很多废品。后来，我们的劳动范围逐步扩大，从铅笔厂拉来压道机、裁纸机等机器，而且也不再使用半成品原料了，直接把白纸、纸板和商标等原料加工制作为纸盒。劳动工序比以前复杂多了：先在纸板上糊一层白纸，要糊得很匀，不能出现皱纹和气泡，糊完悬挂晾晒，必须保证纸板不能出弯，然后上机器裁角、压道。像这类机器活儿、技术性较强的活儿，都由我、毓嵒和姓初的三人来做，机器出现故障也由我们修理，其他人还是把纸板半成品立起来糊成纸盒。劳动中毓嶦发起劳动竞赛，比质量，比数量，热热闹闹，却让溥仪作难了。他尽管用心干，用力干，还是干不好，质量也差，数量更低。为此，肃亲王的儿子宪原还嘀嘀咕咕跟他闹了个半红脸。宪原在犯人中间不负任何责任，别人的纸盒没糊好，他也不敢说，却专门监督溥仪，当着大家的面以尖刻的语言批评溥仪。溥仪当然不服气：作为皇亲宪原家祖祖辈辈处在浩荡皇恩的荫庇之下；作为犯人他们今天同在哈尔滨的监狱之中，谁也不比谁强。于是，两人声震屋瓦地吵了起来，正当不可开交之际，所方一位管理员进来了。

“你俩嚷嚷什么?”管理员问。

“你看溥仪糊的纸盒，歪歪扭扭的像什么样子!”宪原说话带着气愤。

“这也不错嘛!比昨天糊得还好呢!”溥仪不示弱。

“你的废品最多，影响我们的竞赛成绩!”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并没有偷懒!”

这时，管理员插嘴制止道：“你俩都别吵!溥仪的产品是不怎么好，他从小没干过活儿，缺乏基本技能训练，要允许他一步步提高，甭着急，甭着急。”

宪原不吱声了，溥仪感谢管理员的理解，当然他也明白：宪原说他出废品也不是瞎说。后来溥仪糊得好一些，但他的产品始终与别人不能比，干起活来他那双手完全不听大脑调遣，实在笨得出奇，笨得让人难以想象。

既然是劳动竞赛，当然少不了评奖，那时大家都是犯人，劳动不过是所方安排的一项活动，是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步骤，并非赖以谋生的手段。记得有一次评奖，送上名单便退回来，一连重评好几次，最后通过的名单上，我被列为三等奖。事后我略知些内情：原来溥杰、万嘉熙等评委在头几次评选结果单上没有列上我的名字，而所方姓刘的管理员认为我出力甚多不应拉下，所以一再退回名单，让评委会重议，公道办事，后来评委会终于想到了我。这件事说明：他们办事并不是实事求是的，究其思想根源，在他们皇族眼里，我始终是奴才，就是干得再多，对他们再忠心耿耿，我和他们仍然是不能平等的，当然，溥仪也是上不了获奖名单的。

 
2006-05-13 14:18回复
 
 
铁杆会员9 110楼

一二三 东北工作团来了 

1954年春节过后，气候转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稳定下来，管理所奉上级指示决定迁回抚顺。

我们乘坐的专节车厢不再糊纸了，可以从车窗望见铁路两边的风光景色。车过长春，溥仪紧张地望着窗外，他可能会想到在这里当傀儡皇帝的漫长岁月，但他不会想到他惟一的妻子也在这座城市里度着孤寂的生活，这是他在一年以后才知道的。

回到抚顺后并没有住在原来的房间，也没让我和毓嵒等人与溥仪住在一起。隔一道墙，南边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我们相互是知道的，却隔绝着，没有任何接触。记得我住的房间很大，闹耗子，成天成宿地咬地板。我请求所方允许治一下，得到同意后，做了一只打鼠的铁夹子，揭开一条地板放在下面，不大一会儿就逮着一只，拎上来看能有十五公分长，这一天到晚总能夹住十多只。有一天晚上刚刚睡下，只听“叭”的一声，随后便吱吱叫唤，在地板下弄得扑腾扑腾响，我打开灯又掀开地板，一看夹子没有了。多亏我预先拴根绳，竟拽出一只八九寸长的花白毛大老鼠，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大的老鼠，还吱吱叫唤不停，于是请它到尿桶里喝汤去了。这些房子两年之久没人住，耗子成精了。

一天，管理员带几名所方人员到各屋检查物品。他说：“现在要检查你们的东西，按规定有些暂代收存，写收条，以后全都还给你们。”经检查，许多个人物品都拿走了，裤腰带一律解下拿走，衣服上有带的全部剪断抽走。于是，我们只好挽着裤子，解手方便。万嘉熙有个自来火(打火机)，虽然没有汽油灌，他从医务室弄来一些药棉药布，撕成条条，凑在出火星的地方还能引着。有这个东西，我们房间抽烟就有了保障，现在也给拿走了，每天一个房间只配给四根火柴，取火就难了。溥仪那只装珍宝的皮箱原来一直在个人手里，这时也按规定交所方保存了，所方给他开具了收条。当时我想，以前这么长时间在院中劳动、行动，一点也没有限制，看守员也不跟着，为什么这会儿不但不准出屋子，就连裤腰带都要没收，这究竟是为什么?始终不明白，但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又过了十来天，所方开始轮番找个人谈话。找我时颇为简单：问改造已经几年，感想如何，我随便说几句，他也不细听，布置写一份自传。凡找谈话的人都领了这项任务，我们的自传交上去就算完事，唯独溥仪过不了关，交上去退回来，再交上去再退回来，反复多次。据溥仪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开始对与日本军阀相勾结的事实只字不提，所以被退回，往后写一次露一点儿，反正不情愿，就像挤牙膏似的，最后那遍也没有说清楚，不过暂时不让他再写了，并不等于过关。

让我们写自传是1954年4月间的事儿，当时管理所来了许多人，他们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专门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各类战犯进行侦讯。首先解决日本战犯问题，发动我们检举日本战犯的罪行。对此，我们全无顾虑，把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日本军政官员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及其他犯罪行为，一条一条地揭发了出来。我当时对内情了解不多，但在长春也听说一些，据以写成数条交给了工作团。溥仪表示要积极揭发，但他揭了多少，揭了什么我全然不知，因为工作团有规矩，相互之间既不许打听，也不许传看揭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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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二四 检举溥仪 

检举日本战犯后，工作团指示在伪满战犯之间互相揭发。我当即写材料揭了几个伪大臣，揭他们不打怵，轮到必须揭溥仪时，我可犯愁了：不揭吧绝对过不了关，揭又不忍，更怕得罪他。起初采取蒙混的态度，说他在内廷生活中吃斋念佛，打过几回勤务班的小孩等等，在措辞方面故意搞得模模糊糊、不痛不痒。工作团找我谈过几次话，启发我从阶级关系上认识溥仪，把从别人嘴里了解到的溥仪打我、骂我、不信任我的种种往事都摆出来，帮助我认识溥仪的本质。经过这样反复诱导，我终于下决心揭发我跟随了三十年的“老爷子”了。我揭了他两个要害问题：一是我在伪宫常见到的溥仪裁可文件的情形，溥仪连看都不看，就在印于文件某栏的“裁”字之下划一“可”字，东北地区的某项利益遂被出卖了；二是溥仪在苏联藏宝内情。

2006-05-13 14:18回复
 
 
铁杆会员9 111楼

有了初步的检举行动后，工作团的同志找我谈话，一方面说我“表现不错”，另方面又说“已有人走到我前头了”，让我“深挖深揭”。我又揭发了溥仪残害伪宫内的孤儿以及孙博元被打死的事件，还揭发了溥仪在管理所内串供并搞攻守同盟的事。从内心来说，这时我确实已经背叛了溥仪。

平心而论，我检举溥仪没达到积极的程度。珍宝箱是毓嵒最先检举的，而且他按照所方部署，利用送饭的机会给溥仪传条子，以诱导溥仪主动坦白，经过反复考虑，溥仪终于接受了。显然，毓嵒是首功者，我自认为重大的揭发，其实无甚价值，包括后来又揭的几件事都不能赢得工作团的满意。记得有一次写揭发材料遇上个不会写的字，考虑到工作团立下的规矩，怕问同监的人会有串供之嫌，遂直接询问工作团中负责我的侦讯工作的同志。不料，他生气地质问我：“连这个字也不会写，你是不是有意识的?”我又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接着，他又教训了我一顿：“你的检举是否实在，是否完全，我们全都了解，保存着你写过的一切材料。态度嘛，看你自己的表现……”

一生中碰上这样麻烦的事儿，全怨溥仪，也怨自己像个大傻子跟定了他，结果有家不能归，整天在这里坦白交代。不久，日本战犯开始到各处参观，听说还给每人发放了新服装、新毯子，要一批批地送他们回国，我的感想实在太多，不知自己今生今世还能回家看看吗?

那段日子我和溥仪又住在一起了，聊聊天还行，但由于怨恨心理再也不愿伺候他。有一回，溥仪脱下臭袜子让我洗，我很反感。在这之前他经常举起鞋子对我说：“刷刷去!”我总是毫无怨言地去干。这回我没干，还顶了他一句：“这么简单的事情还不会?!”在一旁的毓嵒过来解围，把臭袜子拿去洗了。

我伺候溥仪半辈子，现在懒得再伺候他了。也是那个时期，所里曾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臧式毅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让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外，还要抓紧时间，到臧那里照料一下他的生活。我奉命每天都到臧的房间去，管理他的吃、喝、拉、撒一大套，实际就是他的临时护理员。因为这是所里安排的任务，我也伺候得心安理得。臧不愿吃伙房送来的饭食，我就挑他想吃的，从伙房要来材料动手给他做。有一次他嫌伙房送来的饺子皮厚，我现给他擀薄皮包了一些，他高兴地说：“没想到在这里也吃上了薄皮大馅饺子，若不是你肯下力给做，哪里办得到呢!”我就这样伺候了他二十多天。其后因病情恶化而被送进医院，不久，这位伪满参议府议长就死在医院了。

 
2006-05-13 14:18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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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家书值万金 

1955年夏天，所方宣布允许犯人和家属通信。管理员也来做我的工作，问我想不想跟家属联系一下。老实说，我当时没有这种想法，认为已经离开家十多年了，或许家里的人早就把我忘了。果真如此也是应该的：我当年心中只有“万岁爷”，却不顾妻儿老小一家人的生命、生活，又这么多年没有音讯，不负责任，还让人家记住我干什么?退一步说，即使妻儿还没有忘记我，而我现在的身份是罪犯，尚不知宣判后是死是活，倘保得住命也绝不能在短期内返乡团聚。在这种情况下与家属通信能有什么好处?只能刺激妻子儿女罢了，所以我决定不写信。所方人员陆续又做了几次工作，告诉我可以向家属讲讲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情况，也可以询问家庭生活方面的问题，还告诉我回信地址的书写方式：“辽宁省抚顺城管理所”(隐去了“战犯”二字)。我仍是不想写。

到底没能捱过思乡恋家之情，通过所方我寄出了给妻子的信，只是晚了几个月。我写得很简单：告诉家人说我还活着，受到政府的照顾，生活很不错。“至于我现在何处?暂时不能公开，也不必打听了。”又说：“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我，就每人照张相片寄来吧!”不久，所方果然送来了家人的回信和一叠照片。我赶紧看照片，孩子们都大了，有的穿着青棉袄，系红领巾。按信中说是见到我的信后，在1955年10月1日拍摄的。天并不凉，为什么穿上棉装?或许单衣挑不出整齐的吧?家中境况一眼可知!每个孩子都写了一篇信纸，述说对父亲的想念，汇报学习成绩。我一遍遍地读着，热泪盈眶，愈发觉得对不起妻子、儿子和女儿。

1956年3月中旬，载涛带着溥仪的三妹和五妹到管理所来了。事先所方曾通知溥仪，他也告诉了我，还说我“也许见得着”。这个消息不能引起我的丝毫激动，因为我对载涛有看法。此人没有立场，所以当了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在晚清和民国时代都做官，解放后仍担任职务。载涛来那天在接待室与溥仪谈话，开着门，我就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但我一直不走过去见面。后来载涛到我房间中，拍拍我的肩膀问道：“李国雄，你挺好吗?吃的、穿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我轻轻说了一句“没有”，就没话了。心想：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不愿搭理你。载涛又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我也不出手，当时场面很尴尬。

“我是罪人，不能跟你拉手!”载涛完全听得出，我这句话里的讽刺的意味，我对像他这种身居高位的人绝无半点儿羡慕之意。

“没关系!没关系!”尽管载涛一再解释，我始终舍不得伸出自己那只粗糙的右手。

“是毛主席让我来看你们的!”载涛临走这样说，后来知道这确是一句实话，但我当时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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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二六 释放 

东北工作团掀起的揭发检举高潮，随着1955年的夏天过去了，管理方面又有所放宽。我可以单独在院子里劳动，或自由进入犯人存放物品的库房搞卫生。一次清理环境还捡块直径六至七公分的“响石”，放在太阳下看是透明的，里边有块小石头，拿到耳边有响声，原来溥仪有这么一块，所以认得。过年过节，所方利用我的一技之长让我装饰大门，我便从伪满留下的废电器设备上拆下可以使用的电线、灯头、开关等电料，和老初等人一起在大门和门前雨搭上安装彩灯，晚上通电后五彩缤纷，增添了节日气氛。

日本战犯一批批地回国了，伪满战犯也开始在抚顺市区和农村参观访问。我只跟着到抚顺市内走了一圈，记得来到一处百货公司，感到商品丰富，价廉物美，只是顾客很少，或许因为我们要来参观事先做了安排吧!还有一次溥仪和伪大臣们到离抚顺十五华里的台山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访问了农家。我没有跟去，溥仪回来后告诉我，老百姓控诉伪满时期他们全家遭受的残害，溥仪听得站不住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后来却狠狠心从人群里走出来了，站到了老百姓面前。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不认识!”

“我就是你们痛恨的汉奸皇帝呀!”

2006-05-13 14:19回复
 
 
铁杆会员9 113楼

“啊——”

“是的，‘康德’就是我，祸害老百姓的就是我呀!”

“好好改造吧!”

“一定的!一定的!”

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是我终生难忘的两个节日，这不是因为吃了一顿美餐，也不是因为看了一场好戏，而是登上了抚顺市的观礼台，与市党政领导及各界人民代表一起出席节日庆典。陆续行进的游行队伍走到我们面前也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他们当然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身份，我感到光荣，也惭愧。

这一年里，李玉琴不断来探监，后来把离婚问题提出来了。溥仪找我和毓嵒等人商量对策，我有时也给出出主意。国庆节后李玉琴又来了，管理所破例留她在这里住了一宿。溥仪像个真童子，曾特意出来问我，似乎对于民间的夫妻生活半点儿都不懂，问我该怎样讲礼貌，该怎样守规矩?可笑极了。我认为溥仪这个人就是神经质，并非生理缺欠，一般人是不能想象的。

我已经不那么关心溥仪了，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释放和家庭团聚问题。忽然有一天（经查为1957年1月26日），管理所把我和其他十二个人找去谈话，一一点名，头一个就叫我，随便问问关于改造的收获等，接着把全体汉奸犯集中到礼堂，由检察员冯荣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书》，全文如下：

本院对在押的李国雄、爱新觉罗·毓嵒、爱新觉罗·毓嶦、爱新觉罗·毓嵣、严元仁、王永晋、周冠南、程忠猷、张文英、吴兰如、初铭溥、郑春成、穆绪根等13名犯罪分子已侦察终结。经侦察证实：上列13名犯罪分子在参加伪满洲国或汪精卫伪政权期间，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均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治安已经稳定，同时姑念该等罪行较轻，而且在关押期间已有悔罪表现，因此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第4款的规定精神，决定对李国雄等13名犯罪分子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检察长 张鼎丞
1957年1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书》：即(57)高检办字第25号文。]
[初铭溥：前文多次谈到“姓初的”，即指此人。]

宣读过程中，我早已无法控制感情，哇哇地哭出声音来了。我觉得身旁身后都有人哭，可我已顾不上四外看，当时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失去自由十多年，今天获释了，我就要自由了!

免于起诉书宣读以后，东北工作团一位领导讲话。他严正指出，我们这些人在日寇侵华期间危害了祖国人民的利益，性质是严重的。政府从宽处理比惩罚效果更好，意义更大。希望我们回家后安分守法，加紧学习，争取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着，释放人员代表和在押人员代表先后发言，孙铭斋所长也讲了话。就此，释放大会在激动人心的场面中结束。

 
2006-05-13 14:19回复
 
 
铁杆会员9 115楼

列车徐徐离开了抚顺车站，我一回头，发现管理所所长还在车上，他把我们送到沈阳。倒车时派一位科长继续送我们直到北京，并嘱咐这位科长说：“把这些人交给你了，一路上要好好照顾。”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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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二八 盼来的团圆 

在沈阳通往北京的列车上，我心里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偏偏有位列车员凑过来对我说：“把你的‘光荣历史’讲给我听听可以不可以呀?”或许他以为我是多大的战犯而有好奇之心吧?或许纯属挖苦。我遂掏出《释放证书》交给他看，神情是自豪的，没有半点自卑，他仔细看过又还给我，不再说什么了。

车到锦州，停的时间很长，我和初铭溥出站上市内转转，看着什么都新鲜。买了几只苹果，又买了一只大网兜，其实没啥用处，就是想尝尝花人民币的滋味。所方发给每人三十元崭新的人民币，在此之前没见过，也没花过人民币。往回走时又险些迷路，须知也十多年不曾自由自在地逛街了。

到北京后没有亲人来接，因为事先未拍电报。这些年对家庭毫无贡献，我们既不是功臣也非衣锦还乡，又何必惊动亲人!我和毓嵒、毓嶦一起出站，都不想坐车，乡人乡土见着亲哪，慢慢走可以多瞧两眼。街道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只记得家在西北，于是见街往北，见道往西，走啊走到一处城门。一打听叫平德门(即今阜城门)，坏了，我家在西直门呀!反正朝前走就是了。终于发现了地安门鼓楼，这下心里有底了。

我决定先把毓嶦和毓嵒送回家，毓嵒的妻子马静兰早在40年代末就死在天津了，所以先奔毓嶦的母亲家。我们从烟袋斜街出西北口，往南一转就来到后海和什刹海相连的银锭桥。这里离毓嶦家已经很近，我让他俩在桥下等着，我按门牌先去敲门。

“谁呀?”

“这是毓嶦母亲的家吗?”

应者开门出来，原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正是毓嶦的母亲——当年恭亲王溥伟的四姨太。

“您别惊，我给您送个信儿，毓嶦和毓嵒都回来了。”

“快说!他们在哪儿?”

“我没敢让他们就来，怕惊了您。现在正等在桥头哪，我领您去吧!”

“快!快!见我的儿子!”

就在当年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载沣的银锭桥头，毓嶦扑到母亲怀里，旁若无人地相抱痛哭一场。

我又感慨地走上了自己的路，直奔德胜门八道弯。那里原有一座祠堂，旁边便是丙寅酱油厂，据妻来信说，她就在该厂工作。

我家离酱油厂不远，进门正碰上岳父，我们一下子拥抱在一起了，这些年妻和岳父母住在一起，多亏两位老人照顾了。

这时，小儿子从街上跑回来，瞅瞅我不敢认，我便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寄到抚顺的照片说：“看看这是不是你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一块照的呀?”他不言语，也不叫我什么，拿着相片就跑了。

不大工夫，小儿子把妈妈领了回来。原来这小家伙手拿着相片找他妈去瞧，说是有个老头带这张相片上我家来了。妻正干活，见这像信物似的相片，顾不得换衣就跑了回来。只见她头戴白帽，身穿一套蓝色衣裤，外罩白围裙，脚蹬一双胶鞋，就是我在招贴画上见过的女工人的形象。我一阵高兴，一阵心酸，高兴的是妻子也步入社会能挣钱养家了，心酸的是我跟溥仪一走了之，害得妻子捱累受苦。

因为老人和孩子在场，见面时，妻子忍住了哭，只是抱怨几句，谁都听得出那是充满感情的抱怨。十二年不见，我想亲近又不敢，就说：“赶紧回去干活吧，别耽误正事!”

“刚回来就轰我走?!”妻子娇嗔地说了一句，还是恋恋不舍地回厂去了。

这时春节已经逼近，我先在妻子住的东侧屋中搭起一张板铺，又支起两块板的木桌。西侧屋孩子们住，岳父母住在中间。我用管理所发的零用钱又拿出块儿八角的买些红、绿彩纸，把屋里屋外、灯前灯后都装点一番，门框上都贴了新春对联，一向冷落的三间房子，终于有了过年的气氛。

我没给孩子们带回任何能使他们欢喜的东西，总算那三十块崭新的人民币基本上没花。大女儿快二十岁了，已经成年，我就给了她五元钱，让自己随便花花；二姑娘和小儿子还小，我每人只给一元钱，他们乐颠颠地跑出去买回一包“黄油球”，现在没人愿吃这种糖球了，可我的孩子却难得吃到。

年三十，妻子端上煮好的半个猪头说：“往年买不起肉，今年托你的福买了半个猪头。”我在抚顺虽然不自由，吃得还不错，却想不到家里人受苦。妻子把猪头烧得很好吃，特别那皮更香。见我喜欢，妻子把那皮都刮下来给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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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 谈往心酸 

回到妻子身边，最动情的一页就是听她讲述心酸的往事。痛苦的自谴又把我带回了1945年8月那个火光中的夜晚。

溥仪本来是允许我携带家眷的，但立条规矩：任何时候不准她们找我、牵扯我。就在那个晚上我还逼妻子扔掉全部家产，她看透了这样一个事实：跟我走只有一条绝路，遂断然决定留下来。我狠心地撒手去了，连个“走”字也不说便一走十二年，妻子奎秀清，当年只有三十岁挂零，带着一群几岁的娃娃，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呢?还是让她自己说吧!

那天晚上丈夫不辞而别，把我气得够呛。第二天早上他又回来一趟，往炕沿上一坐不言语，我也有着气哪，索性不理他。不料，等我上趟厕所回来就走人啦，也不知他回来为哪桩?这时我发现炕上多了一个布包包，打开一看是几摞伪满钞票，我不知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家用的?还是替别人藏的?我急忙重新包好，深藏在防空洞内没人能找得到的角落里，无论家里多么困难，也不敢动用这笔款子。

当时世面不太平，听说“大鼻子”打进东北以后上各家翻东西，见着女人就祸害，真怕极了，整天东躲西藏。

“光复”前后，长春市里还天天打仗，白天好些，晚上子弹飞来飞去的一宿不断，我们全家人不敢在炕上睡觉，只能钻到炕沿底下去。到白天偷着从门缝往外看，嗬!那街道才宽呢!到处都是扔掉的鞋和帽子等，也不知谁对谁打仗，有人说是铁石部队和八路军打，但没人知道是真是假。

[铁石部队是在1944年由伪满军事部抽调伪军中的步、骑兵万余人组建而成，调往关内担任北宁路山海关至唐山交通线的警备任务，听从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的指挥。日本战败后，这支部队返回东北，一部分解散，一部分投靠了国民党。]

房东来要账时更难，那时房租贵，而且一次收半年租，得九十来块钱。我没办法，把家里的破桌子、烂凳子、瓶瓶罐罐都摆到门口出卖，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希罕这些累赘物品呢!

我们前院印刷厂有位会计是好心人，他给出了个主意：卖栗粉。就是上粮店买原料，用酒瓶子压压，擀成细末后装在纸口袋里，拿到头道街去卖，那里有许多日本住户喜欢吃这种淀粉似的东西。起初只买三斤，到头道街就卖了，又逐渐增加，五斤、七斤、十五斤、三十斤，当时姐姐正在我家，晚上我一宿宿压面，第二天姐姐就去卖了，这么着勉强维持生活。

八路军来了以后听说李国雄是伺候溥仪的，又跟溥仪跑了，就以为我家或许有枪，或许有钱，或许有大米白面什么的。一到饭时就有干部来找我谈话，还向邻居做了许多调查。多年的邻居都知根知底，说我们是老实人家，伪满时也没欺负过人。现在男人走了，家庭境况挺苦。来调查的干部亲眼看到我家上顿下顿高梁米饭，有时还掀不开锅。就补助我们一麻袋高梁米、一麻袋黄豆，另给八十块钱，这可救了驾了!能度过那一段困难的日子，我无论如何忘不了XXX这份恩情。回想伪满时代，丈夫挣得不少，但日子过得憋气。记得有一次溥仪赏给我们一袋大米，李国雄往家拿时落地几粒，不料被警察寻踪找来，差一点儿要了我们的命，最后由伪宫内府出具证明，才免除“经济犯”的罪名。

这样过了一年多，我终于凑足路费，带着孩子们和一堆破烂东西回到北京老家，真想从心目中永远抹去关于“康德皇帝”和伪满“新京”那可憎、可怕的回忆……

回到北京就托人进了丙寅酱油厂，自己偷偷抹眼泪，那时女人进厂干粗活让人家瞧不起呀!我刷瓶子，灌瓶子，一天累到晚，只挣五斤小米钱（当时报酬一般按每日挣几斤小米钱计）。晚上给人家洗衣服，挣钱买白纸，好给上学的孩子钉本子用。买个小刀、橡皮什么的，就靠孩子们寒暑假打短工自己挣了。孩子们只能到一个不收学费的破庙学校去念书，两块砖上面膛一块木板便是课桌了。时而拼命加几个夜班才能买点针头线脑，以便旧衣旧被缝缝连连。说起来现在没人信，我家连盐罐也没有，常年不吃菜，只吃被北京人称作“棺材板”的咸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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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在太艰难了，我忽然想起深藏未动的那包伪满钞票，既然丈夫没有音信，生活又这么苦，还留那笔来历不明的款子干什么?唯不知伪钞还好用不好用?一打听，说是可以兑换国民党的金元券，我便拿出来换了。然而，正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元券不如手纸，玉米面也要二百多元一斤，没过几天就涨到一千元一斤，当年的一笔巨款，变成金元券以后只能买几十斤玉米面，稀里糊涂地就把钱用光了，我家生活照样苦不堪言。

解放后我成了正式工，体力也锻炼出来了，一桶酱二百五十多斤我能扛起上凳子；在锅炉前也能抡起十八斤重的大炉钩子……然而生活还是苦。一天只能买五斤苞米面，不够吃了，晚上就少吃点儿；裤子每人只有一条，晚上洗好晾上，人就钻进被窝不动，第二天湿漉漉穿上；拆被必须早起做，因为晚上还要缝好盖用。全家只有三床被子，三个姑娘盖一床，我带小儿子盖一床，还有一床小被给大儿子盖。特别是我那大姑娘，十来岁就出外捡煤拾柴，十三岁给人家打帘子挣工钱，十五岁就给一家食品店拉果脯送货，半年后又当女佣给人家看护小孩，她和其他三个孩子都跟妈受苦了!那些年也有人劝我，实在过不下去，不如把孩子送人两个。不!我们娘几个宁可苦在一起。是呀，苦孩子懂事。我有时晚上睡不着觉，蒙在被里呜呜哭，孩子们就一声声劝我：“妈呀，别哭了!苦日子早晚有个头，我们长大了都能挣钱养活您，到那时就有好日子过了!”

我李国雄对不住妻子，对不住儿女，现在回来了，总想得到弥补过错的机会，妻子也该歇歇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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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三零 谁该道歉?

我所走过的新生之路，也是一条坎坷的路，荆棘丛生。

1957年1月26日晚上，我和同时获释的十二个人，在那间自由的小屋里写完致所方的联名感谢信以后，也提出了一个每人都不能不考虑的要求：希望出狱后能够获得某种职业。所方的回答是干脆的，也是诚实的：这件事情办不到了!不是因为对我们的改造不放心，而是全国正处于“人事冻结”时期，所以无能为力。在管理所的六年半，他们，从所长到每位管理员都尽力了，管理得很好。然而社会上不再是他们的范围，只能靠自己去碰运气了，不知这“人事冻结”是何等何样的先兆!今天我们明白了，当时何止是“人事冻结”?路线、政策都面临着漫长而严重的“冻结”。

回到家里立即到所属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申请安排工作，当时我心急如焚，全家只盖三床被子的生活让我怎能呆得住!

春节过去，春暖花开，工作尚无着落，润麒和万嘉熙第二批获释回到北京。毓嵒捎信来说，载涛要请大家吃饭。我想：他或许有办法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于是带着希望赴宴，在北京一家有名的饭庄见到了载涛、润麒、万嘉熙、毓嶦和毓嵒等人。那时我的酒量还不小，啤酒喝进五六瓶，只是没有谈话的正题，说些闲话、拜年话就散了。事后毓嵒约我去看望载涛，他提议会见时在门外可采用握手的普通礼节，而到院内要按皇族规矩请跪安，我犹豫一下也就同意了。到了他家，载涛由姨太太陪着笑迎我们，我唤一声“贝勒爷”，毓嵒唤一声“七爷”，双双给他请了跪安，他受了礼，也问我们好。我说在抚顺时没跟贝勒爷握手，希望得到谅解，载涛说他并没有生气。历史误会似乎消除，却没人提及我和毓嵒等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在经受的严峻事实。

不久，街道介绍我到西四区养路队当临时工，每天收入不足一元钱。记得一次我在毓嵒家门外那条小胡同修路，见着毓嵒的两个没娘的可怜孩子，就掏出一元钱给他们，毓嵒在一旁摆手不让孩子接，还说：“看，一天的工资没有了!”即使像这样重体力、低收入的临时工也干不长，入冬后不能施工就把我们辞退了。这以后又在电工修理组当过临时工，在邮电部工程公司第二工地当过合同工，直到1958年9月盼来一个机会：钢铁公司招收正式职工，劳动局让我立即前往报到。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我准备好一切、第二天要去报到的时候，派出所送来通知，让我到派出所开会，强制服从他们组织的“支援天安门建设劳动”。后来才知道，毓嵒、毓嶦也受到了强制劳动的待遇。记得我们是在中秋佳节那天离家的，我被编入西城区第一生产大队，在圆圆的月亮的照耀下来到八宝山砂石场，当筛砂石工，劳动强度那是可想而知的，我在两国监狱的十几年中没干过这么累的活儿。我干得还不错，一年后调往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的时候，已被提拔为北京市第一生产大队某小队的队长了。又过了半年，在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口号中，我以北京市第八生产大队农业工的身份开赴小汤山。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刻，我又因身强力壮到大兴县兴修水利工程，当上了挖河工。这就是我从1958年到1962年的经历：在强制劳动的条件下，我参加了首都建设、大炼钢铁和支援农业各项运动。如果说是党的号召，我愿意服从；但“强制”二字实在令人揪心，更是难以理解。不久，所在的水利队解散，我被安排在天堂河农场劳动就业，这时的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继续以重体力劳动的支出换取月收入四十二元人民币的报酬，虽然半月左右能回趟家看看妻子儿女，却无力多尽些抚养义务。

溥仪是在1959年末获得特赦回到北京的，载涛设宴招待他时没有通知我，即使通知我也绝不去，是溥仪这位“万岁爷”造成了我终生的痛苦，我恨他!

大约是1961年或稍晚，已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专员的溥仪，由毓嶦陪着到德胜门八道弯我家来了。虽然他是以普通人身份来看我，见面主动和我拉拉手，又拍拍我的肩膀，掸掸我身上的尘土，显得很亲切，但这一切在我眼里都是虚假的，唤不起往日的情义。他说回京后生活好、工作好，什么都好，我不爱听，甚至有反感；他又说如何如何想我，我根本不信。于是他又讲自己生活中的笑话，还谈到他曾在烟袋斜街碰上在长春伪宫中与婉容有染而被开除的原随侍李体玉，李向他深鞠一躬并道歉说：“过去的事实在对不起了!”他没有计较，连说：“没啥!没啥!”我心想，李体玉向你道歉，难道你就不应该向被你损害的人道个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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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 不愿再见溥仪 

历史的路是自己走的，似乎怪不得谁，我早就认了。然而，“知天命”以后这段人生之路不像我自己走的，至今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痛恨早年的历史，不愿再见到溥仪。自从在八道弯见过一面之后，溥仪携新婚妻子又上我家来过，正赶上我在天堂河农场住宿没回家，错过了见面机会。毓嵒和毓嶦常来看看我，有时还捎过溥仪的口信来，说他“想我”，让我去一趟。这类传呼早已失去“上边叫”的权威，我没去，也根本不想去。记得有一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干部来京看望我们，从溥仪那儿到我这儿，当时我正劳动，农场领导派人把我找回去，与来人见面。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大部分都换过了，来人全不认识，还得靠农场领导介绍：“这位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特意从抚顺来京看望你们!”被介绍者身穿军服，态度温和，与我过去熟悉的管教干部都差不多。

“你叫李国雄?”副所长问。

“是。”

“学习、劳动有收获吧?”

“好!”

“思想改造有收获吧?”

“好!”

“生活怎样?身体如何?”

“好!”

他把几大方面依当时的合理顺序问了一遍，我的答复虽然概括些，却也挑不出毛病。遂转入了新的话题。

“你去看过溥仪没有?”

“没去过。”

“怎么不去看看?”

“我不大愿意见他。”

“为什么?”

“从前他欺压我太甚，我恨他!”

“都是过去的事啦，不要总耿耿于怀，还是应该常去看看他。”

“好吧。”

我在嘴皮上答应了他们，心想：原来是为这个来的!当时我的顾虑很多，不单单是恨溥仪，更怕政府对我有看法，认为我至今摆脱不了与溥仪的联系。显然，那位副所长已经看穿了我的顾虑，正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到最后我也没敢问问溥仪的现住址，更谈不到去看他了。不久，我看到了当时还算内部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书，还以为是溥仪与他的弟弟及侄子们商量着写的呢!因为在此之前曾有人问我：“毓嵒、毓嶦常进城帮助溥仪写书，你也是知情人怎么不去?”我听完不予置答。在我看来这事与我毫无关系，尽管我和毓嵒、毓嶦都在同一个农场，朝夕相处，却根本不谈溥仪。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我，我那时则希望能把给我造成终生痛苦的人彻底忘掉。

在“文化大XX”混乱的年代里，毓嵒来过，告诉我说“上头得了肾癌”，他去看过了，溥仪还念叨想我呢!想就想吧!现在去看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去不了灾，也去不了病啊!直到1967年国庆节过后，我从报上看到溥仪逝世的消息，又端详同时登在报上的小相片，不免感慨系之。没有收到关于治丧的通知，即使收到我也不会去的。

按照当时人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标准，应该说我已与溥仪划清界限了。论工作我这些年一直是卖力气的，1963年获一等奖一次，1964年获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次，受表扬是经常的。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在不曾发生新过失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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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一三二 最后的途程 

从1968年秋天开始，“深揭深挖”，清理阶级队伍，我的日子不好过了。一天，是天堂河农场的大礼拜休息日(半月一次)，我从几十里路外赶到家，一进门就傻眼了。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溜溜光的四壁、扔在板铺上的一床破被、满地破瓶子烂罐和几只做饭离不了的锅碗瓢盆、竹筷子、米口袋……

“你干嘛还回来?赶紧走吧!”妻子两只眼睛红肿着，已经没有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群专’来抄家，还不是因为你!”

“东西都拉走了?”

“东西?东西算啥!人都完了，我已经被酱油厂开除，饭碗子砸了!”

“为什么开除你?”

“因为我是反革命家属!我家那本相册也抄走了，变成了罪证。”

我返身骑车走了，家虽在，已经难以容身，我害了妻子儿女，没脸呆在他们身边。在天堂河附近的黄村，我买了二两老白干、一小碟咸菜，喝得迷迷糊糊，回到农场。

1968年11月5日，我在天堂河农场再度被定为敌我矛盾，失去行动自由，大小便也在监视之下。不久，转送清河农场，在圈着铁丝网的地方从事监工管制下的重体力劳动：挖河底，在水中砍苇子，修备战公路……什么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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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8日，突然来了命令，让我们停止劳动，登上卡车，前有机枪开路，后有机枪押送，那架势像要绑赴刑场，实际是送到火车站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林彪的一道命令，上自刘少奇，下至我李国雄，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撤离北京。

我被送到山西省长治市，一下车就处在武装军人的枪口下，想找口水喝也被斥止。在挂着“改恶从善”横幅标语的监狱内囚居三个月，于1970年1月27日送到长治市外大辛庄农场，成为砖窑和基建壮工，身份是“强劳就业人员”，工资由四十二元降为三十元。一干十年，我的思想已近麻木，可地球不曾停止转动，国家在这十年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和国家的不幸相比，我个人的不幸又算什么呢！

1980年对我和大辛庄农场许多身份相同的人来说，是解冻开化的一年。最先传出的消息说，按历史反动职务，团级以上的先送回北京，名单中有我，因为我曾是伪满的少校护军队长。后来不知为什么变了，有皇族身份的毓嵒和毓嶦，以所谓“开明人士”被先行送走。我心里不平：论伺候溥仪，我比他们时间长、资格老啊!平反时还抬出过去的身份等级，岂非咄咄怪事!

幸运的是我的政治身份终于在古稀之龄得到论定，1980年8月23日我得到了彻底平反，终于结束大辛庄农场的壮工生活，落叶归根回到了老家北京。遗留问题也一件件地解决了：鉴于XX抄家的损失，补偿人民币七百元；妻子奎秀清复了职，给予职工退休待遇；我在长治市当壮工期间的工资按月薪四十二元补发差额；还有一条让我放心的是，离开大辛庄农场时，书记为我们送行，并保证说：“诸位放心，一律按退休待遇，按月寄养老金一直到死，死后通知我们，再发抚恤金!”

我常拿长治十年和抚顺七年相比较，更想念在抚顺的七年。照实说七年也是跟溥仪坐车，可还顺得过去；后十年则是别人逼着上路的，毫无因由地被推到“敌人”一边去，又稀里糊涂地拉回来了。

遗憾的是，我对妻子儿女贡献太少，心中不忍，虽然回京时已年过七十，还想找点儿活儿干。于是经人介绍又在中国画研究院当了五年临时工，到1986年因腿残丧失劳动能力才不干了。

最后我愿向读者多说几句：对于闲度晚年的我和老伴来说，来日无多，已经无关重要了。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长子李旭（上日下升）是甘肃定西水土保持科学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次子李奉善是北京体育器械厂的工人；长女李淑荣是北京中医研究院制药厂的工人；次女李淑珍是北京王府井文兴文具店的工人；三女李淑芝是北京王府井人民银行的工人。儿媳和女婿也都是国家职工，他们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走自己的路，不像我这一辈子，依附在溥仪身上，写出的历史不像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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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三 李国雄简历

1912年5月22日 生于北京宝钞胡同一个制作泥玩具的贫苦家庭。

1922年(十岁) 入旧鼓楼大街酒醋局私塾读书。

1924年(十二岁)夏天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由“殿上的”升为“随侍的”，并兼任宫廷乐队演奏员。

1924年11月5日 随溥仪出宫并进入醇王府，两天后被辞退回家。

1924年12月初 被已经移居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的溥仪召回，继续充当随侍。

1925年(十三岁)2月中旬 再次被辞退回家。

1925年初夏 再度被移居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召回，仍充任随侍。

1929年(十七岁)7月9日 随溥仪由日租界宫岛街张园迁居协昌里静园。

1930年(十八岁)6月17日 与奎秀清在北京西直门南草场结婚，溥仪赐银洋一百块，婉容赏衣一套。

1931年(十九岁)7月21日 受溥仪旨派前往文绣居室，对她进行“奉命斥责”，构成文绣与溥仪离婚的导火线。

1931年11月10日 为潜离静园将要出关的溥仪发动汽车，并将其秘密藏入汽车后厢。溥仪走后受托于婉容料理静园事务。

1931年12月中旬 开车送婉容潜离静园。

1932年(二十岁)1月 按溥仪信示率护军、女仆等一行七人，经海路赴旅顺肃王府，充当溥仪的贴身随侍。

1932年3月3日 奉命携护军及茶、膳房人员数人赴长春，为溥仪就任伪满执政打前站。

1932年4月初 随溥仪的伪执政府由原吉长道尹衙门迁入修缮一新的原吉黑榷运局，负责伺候溥仪在缉熙楼内的生活起居。

1933年(二十一岁) 随着护军的成立和扩充，以随侍身份兼任护军第二队队长，授少校军衔。

1934年(二十二岁)2月 宫廷仪仗队以护军第二队为基础拼凑成立后，出任仪仗队队长。并于3月1日溥仪举行登极祭天礼、6月6日日本秩父宫访问伪满时率队接受检阅。

1934年10月13日至15日 在伪满举行陆军特别大演习时，奉命为溥仪拍照并摄制电影纪录片。

1934年下半年 正值婉容分娩那天晚上“坐更”，曾向溥仪奏报“大人孩子都平安”的信息。

1935年(二十三岁)4月2日至28日 以摄影师身份扈从溥仪访日。

1937年(二十五岁)6月27日 发生“大同公园护军与日本宪兵斗殴”事件，第二队队长职务被撤销。

1938年(二十六岁)6月22日至25日 扈从溥仪“巡狩”沈阳、抚顺和鞍山。

1939年(二十七岁)8月21日至29日 扈从溥仪“巡狩”佳木斯、牡丹江和延吉等地。

1940年(二十八岁)6月22日至7月10日 扈从溥仪第二次访日。

1941年(二十九岁)6月2日至10日 扈从溥仪“巡狩”齐齐哈尔、海拉尔、扎兰屯等地。

1942年(三十岁)年底 在谭玉龄生前的卧室中亲眼看见了她留给溥仪的几块指甲。

1943年(三十一岁) 目睹“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觐见溥仪时说泄气话的情景。

1944年(三十二岁) 目睹溥仪接见一批批日本“肉蛋”。

1945年(三十三岁)8月9日 开始为溥仪收拾物品行装，准备随其撤离长春。

1945年8月10日 溃逃之前与妻子发生争执，遂不辞而别。

1945年8月11日 随溥仪溃逃并于13日到达通化大栗子沟。

1945年8月19日 与溥杰等共八人，作为溥仪的随从乘飞机逃往日本，结果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随即押往苏联赤塔。

1945年8月下旬至11月中旬 在赤塔近郊的莫洛科夫卡度过一段疗养般的囚居生活。离开前曾为溥仪在暖壶外壳内藏入两副金镯。

1946年(三十四岁)上半年 与溥仪一起囚居在伯力郊外的红河子收容所。继续伺候溥仪，并协助他把四百多件珍宝藏进皮箱夹层，还毁弃了珍珠等多种宝物。

1946年7月 与溥仪一起迁入伯力市内第四十五收容所，即所谓“将官收容所”。伺候溥仪同时，开始参加一部分服务劳动。

1946年9月 与毓嵣一起，陪同刚从东京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归来的溥仪，在红河子收容所又共度一段时间，听溥仪讲述东京新闻。不久，返回第四十五收容所。

1948年(三十六岁)夏天 和毓嵒等人被调离第四十五收容所，在近两年时间里，转了几个收容所，到过许多工地，参加劳动。其间与溥仪仍有联系，曾托人向溥仪进贡一百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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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三十八岁)春末夏初 与毓嵒一起调回第四十五收容所，和溥仪同住。

1950年8月1日 和溥仪以及伪满大臣们一起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落脚后，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书籍和近、现代史著作。

1950年10月末 随战犯管理所北迁哈尔滨，住在铁笼子式监狱里。

1951年(三十九岁)元旦、春节期间 在娱乐活动中扮演和尚，与毓嶦合说相声，讽刺溥仪好佛。

1951年5月初 从铁笼子监狱迁居哈尔滨市郊的一栋楼房内，开始参加为铅笔厂加工纸盒的劳动。

1954年(四十二岁)3月 随战犯管理所迁回抚顺。一个月后开始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的侦讯，并揭发了溥仪珍宝箱内情。

1955年(四十三岁)6月7日 管理所宣布允许犯人和家属通信，因担心刺激亲人不打算联系。经所方反复做工作才通了信，收到妻子儿女寄来的照片。

1956年(四十四岁)3月上旬 和溥仪以下伪满战犯一起参观抚顺露天煤矿、龙凤矿的作业区、各种福利设施以及抚顺市的学校、商店等单位。

1956年3月10日 载涛携溥仪的三妹、五妹来所探亲，因对载涛有成见而拒绝与之握手。

1956年劳动节和国庆节 与管理所部分在押战犯一起，登上抚顺市观礼台。

1957年(四十五岁)1月26日 管理所召开释放大会，宣读了对李国雄等十三人免予起诉的释放证书，第二天离开抚顺。

1957年1月30日 在北京德胜门八道弯家中，与妻子儿女欢度团圆的除夕。 

1957年4月中旬 应邀出席载涛宴请，与第二批获释回京的润麒、万嘉熙见面，次日又约同毓嵒到载涛家请安。

1957年5月至年底 在西四区养路队当临时工。

1958年(四十六岁)1月 在个人组织的电工修理组当临时工。

1958年3月至8月 在邮电部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工地当合同工。

1958年9月27日 被公安派出所编入西城区第一生产大队，强制服从他们组织的“支援天安门建设劳动”，是日离家赴八宝山砂石场，当筛砂石工。

1959年(四十七岁)11月 又被编入北京市第一生产大队，并担任小队长，调往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

1960年(四十八岁)6月 再被编入北京市第八生产大队，开赴小汤山，当农业工，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

1961年(四十九岁) 被调往大兴县兴修水利工程，当挖河工。是年曾会见特赦回京的溥仪。

1962年(五十岁) 在位于大兴县的天堂河农场劳动就业，月薪四十二元。劳动期间曾任小队长并多次获奖。

1968年(五十六岁)11月5日 在天堂河农场被定为敌我矛盾，管制劳动。同年被押送清河农场劳动，取消工资，改为三十元生活费。同时，家被抄、妻子被揪斗并开除公职。

1969年(五十七岁)10月28日 被押赴山西省长治市监狱。

1970年(五十八岁)1月27日 以“强劳就业人员”的身份，在大辛庄农场当砖窑和基建壮工。给生活费每月三十元，达十年之久。

1980年(六十八岁)8月23日 政治问题平反后退休回家。妻子复职后亦退休，抄家损失和在长治十年减发的工资也按规定补偿。

1980年10月 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当更夫(临时工)。

1986年(七十四岁) 因腿残被辞职回家，从此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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