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真 整编 2012、1、13、
走入社会、迈入江湖、青春、迷茫与幻想、欲望、社会现实、阳光与阴暗、白道黑道、强者与弱者、生存与发展、大学梦、就业梦、打工、工人农民贫民妓女、童工黑窑奴、人情与政治、官僚与政客、老板与奸商、官商勾结、官匪勾结、关系网与潜规则、现实、现状、前途、剥削与压迫、狡诈、狼性、残酷、坚韧、屡败屡战、成功与失败、兵法、亲情与友情、情、爱、义、仇、恨、反击——这就是一般人成长过程所涉及到的关键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不懂得江湖，更不懂得黑道白道和黑社会！因为那时没有黑社会，他们也没看过黑社会。在现在这个市场与市侩林立的时代，生在一个富裕和谐正直本分家庭的人，从小一家其乐融融，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考研、工作、买房、成家，一直都是顺利走来，一路都得到万千关照与宠爱，一生不懂得江湖人心险恶，一生不懂政客的无耻、商人的奸诈，一生都天真直白，那么他（她 ）的后半生就要碰壁，被欺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例如，项羽。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孔孟之道的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软弱躲避？是教育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诚实厚道是无用的别名”，还是“学习雷锋，做一个正直、关心别人”的人？
“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玄机”仿佛永远只是书呆子的“玄机”，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生来就具有超凡能力，并磨练出精深老道的眼力与手段，置身于复杂社会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有计谋有手段。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入社会、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小学教员。深入农村、体验社会、搞调查研究，写出湖南农运考察报告。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去农民中种地生活，习近平响应毛泽东知情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一干十几年，军委副主席张震让儿子张海洋从列兵干起，他说，没有当好兵的将军不是真正的将军。不能像赵括那样纸上谈兵。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生在上海著名的工商业大亨的家中，但是，他父亲给他的第一份工作职务、是公司底层最小的职员，让他从底层逐级地做起。告诉他，纨绔子弟不能承担家业。
人生活在江湖，身不由己！为了生存和发展，人常常要改变自己，磨练自己。孟子说：“天欲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要读懂社会，弄懂江湖，想明白自己真正要什么，校正好自己的人生航线！不能因一时冲动而失去理智失去未来。
江湖，就是天下地上的人间、市井、社会的别称。主要是指社会的下层、中层人员，工农商学兵艺人基层小吏、三教九流、五花八门，是指引车打工小贩屠牛杀驴乞丐小偷骗子强盗卖淫嫖娼黄赌毒贪污行贿在江湖上的出没和活动。他们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为了生存，他们结朋交友，自己组织起来，有自己的组织和地盘，例如山寨、帮会、街区、公司，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潜规则，有自己生活和娱乐方式，有自己的人脉、社会关系、生活圈子，“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他们凝聚人气和队伍的手段。黑白两道，忽为利而来，忽避险而去，时聚时散。或灯红酒绿声色犬马，或打打杀杀聚众闹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人难料。有人笑有人哭，有人得意有人愁，有人成名，有人身败名裂。江湖，是政府体制外的一种民间组织和力量。
特别是剧烈动荡的社会和剧烈的社会变革，往往造成了许多体制外的流民，而弱势政府又无能力去解决流民的民生问题，于是百姓就自己结社抱团求生存自己管理自己，因而形成了国家一些地区的“江湖化”或“帮会化”。回顾历史，只见江湖烽烟四起，这些游民汇聚成群，组党结社，或以利益捆绑，或以乡党勾连，或以信仰相随，游民阶层厮混，结成帮伙，患难与共，敛财分用。于是，贩夫走卒、散兵游勇、星相医卜，那些谋求不正当生活来源的盗匪和家业衰败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类，互援互助。什么丐帮、洪帮、青帮、斧头帮、乡团、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红灯教、天地会、哥老会、袍哥会、上帝会、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红枪会、义和拳、梅花拳、迷踪拳、三合会、法轮功、像雨后春笋兴起。在中国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以工商业行业为纽带的工商会组织以外又形成第三股势力，山寨和帮会、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
一、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这种江湖现象就已经出现。
姜子牙（姜尚）家道中落，至姜尚时已沦为贫民踏入江湖。为维持生计，姜尚年轻时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宰牛卖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做过买面粉卖酒生意。他虽贫寒，但胸怀大志，勤苦学习，始终不倦地研究、探讨治国兴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为国效力。有名的传说“姜子牙直钩钓鱼等文王”。直到八十岁，终于遇到了施展才华之机，帮周朝打下400年江山。
春秋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在封地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江湖上很多人归附了孟尝君。他的食客有几千人，不分贵贱一律与自己吃的相同。正是他收留的叫狗盗、鸡鸣的两个贱民食客，才使孟尝君从秦国死里逃生。
吕不韦卫国（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是江湖上有名的巨商，曾投资巨金于政治搞权钱交易成功，官至秦国宰相。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江湖宾客。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在这方面也要争个高低上下。所以他也从江湖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江湖来的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号称《吕氏春秋》。
跟随当人质父母历尽苦难的秦王嬴政，深知江湖人才对他的重要。他让楚人李斯从韩国请来法家韩非子，认真贯彻韩非子法家的治国方略。魏国人尉缭曾经给嬴政提了一个建议，让嬴政出巨资收买六国的要臣，从内部瓦解敌人，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费巨大，但却能够获得灭掉六国的巨大利益，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且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常常和自己使用的一样。秦王嬴政知道流落在江湖的高渐离是荆轲的知己好友，但是高渐离的音乐才华与社会号召力实在太大了。为了收容人心，他将高渐离收容到了身边，并且一再容忍了他的刺杀，直到实在无法挽回为止。秦始皇抓到间谍郑国以后，知道郑国是水利专家，并没有采取常规做法，凌迟处死，而是仍叫郑国负责整过去的农田水利建设，把韩国的“疲秦策略”变成了“富秦政策”。十几年间，秦国农业大发展，为平定六国打下经济基础。
秦国灭韩后，张良散尽家财而求得一大力士相助，“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伏擊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中，却击中副车而未获成功。为躲政府追杀，浪迹江湖。巧遇隐士高人黄石公，因“圯桥三敬履”與“孺子可教”而得到黄石公传送的姜太公吕尚所著的《太公兵法》，从而助刘邦登上皇位。
楚国被秦灭后，韩信家破人亡，流落江湖。曾受胯下之辱。不会谋生，“钓于城下”，但所获不能果腹。一漂母见韩信饥饿，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十分感激日：“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听了非常生气，“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信闻之，深感惭愧。巧遇秦国太尉尉缭子，拜其为师，学得指挥千军万马百战百胜的本领。尊师嘱，灭秦扶汉。
再看刘邦，用他爸爸的话说，从小不务正业，混迹江湖。吃喝嫖赌无一不精，学了一套“心黑皮厚”的手段，长期混杂流窜于市井之间。因为他自己无家无业，30好几还娶不上媳妇。可是，偏偏县里的老吕头相中了他，要他做吕家女婿。原来吕老头的大女儿，从小就不安心在家里学女红，疯了似地在外面乱跑。提了几次亲，人家都认为不是安生过日子的女人，而宛然拒绝了。真没想到，自打老吕头把刘邦领到自己家里，与大女儿一见面，一个人就是非刘邦不嫁，一个人就是非吕雉不娶。两家老人一看，真是“冤家不聚不对头”，既然如此，就赶快把婚事给办了。既然成了家就该谋个职业想法过日子啦，在朋友沛县县宰萧何的帮助下，在秦始皇的基层政府里混个“乡里长”小吏的干干、混口饭吃。如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刘邦和吕雉也会和许多市井中的平庸百姓一样，默默无闻而老死。可是，上天竟然不让他们平平凡凡终了一生，秦朝的天下不久大乱。自刘邦斩白蛇起义之后，虽然他屡败屡战，竟然也拉起一支可观的军队，竟然还能先于项羽攻占秦朝首都咸阳。在鸿门宴上，深知当时危险态势的刘邦，对项羽真是卑躬屈漆尽力讨好之能事。那时，只要项羽没有 不想以小欺大的贵族作风，没有妇人之仁，而是按照范增的计划，只要拿刀在刘邦的脖子上轻轻一抹，天下就立姓项！中国的历史不是汉，而是楚。但是，具有正统理念的贵族项羽最后还是把刘邦放走了，总想正大光明地与刘邦争个高低，君子不使小人的下三烂伎俩。就是这个“正大光明”的君子执念，让项羽成了悲剧性的英雄！一举使竖子刘邦成名。正像陈胜吴广所说：将相此有种乎？
《清秘阁集》等多种书迹存世。倪瓒视元代之高官厚禄于无形，隐居山林，纵情山水，收藏古代名人书画及自己与诗朋画友唱和之作，一并置于书阁之中，并将此阁命名为：清秘阁。倪瓒洁身守志，淡泊名利，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据史载：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向倪瓒求画不得，遂怀恨在心，有一天在湖上见到了倪瓒，就命人抓着倪瓒要杀他。
在现代，歌星李娜，著名演员陈晓旭落发出家当尼姑。17年前，当靳耀华下决心隐居山林时，他是大款、画家 、名人，几乎所有朋友都被他的决定惊呆了。到后来，只好和他的狗说说话。那真是一种煎熬，还好，他还算能耐得住寂寞。北大教师的王青松、张梅夫妇，上世纪90年代初抛下一切，遁入深山，寻找他们心中的“桃花源”。但在消失了十几年之后，因为孩子的教育如今要“回世”了。这个故事在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微博上传开后，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时，王青松夫妇透露，他们所生活的山区村民对他们的排挤，让他们不得不寻求外界的帮助。而目前，自己的儿子也要回城考大学了。大学毕业生王周建，罗容夫妇二人放弃成都某公司中层以上管理职位，回到简阳养马镇一不通公路的荒山隐居，他们把20余亩荒山变成梯田，种满菊花和芙蓉。自家房子周围鸟语花香，打造一个生态农庄。他们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哗噪声污染和职场的内斗，怎么样都是一辈子，简单清静悠闲快乐是我们的人生。在英国，有一名男子也告别了都市喧嚣，来到树林中盖起树屋，过起自力更生的日子。
3）江湖也被近代武侠小说的作家们，引为豪杰侠客所闯荡的社会。戏说类型的电视剧，居然让皇帝也踏进了江湖。因为武侠小说里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生活并非正常的生活秩序，现今社会也唯有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生态贴近所谓的江湖，也因此，江湖一词已演变成较为负面或特定的用语，如“混江湖”，意指混黑道；“老江湖”，喻见多识广之负面人物；“江湖险恶”，指是非纷扰之地等。而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此话语出古龙）意指人身处在特定环境中，因顾及周遭人事的压力，常做出非出于己愿的事。
4）近代历史中，哥老会与太平天国、哥老会与辛亥革命、青帮与北伐……每一次政局的动荡和重大变革无不隐藏着会党的身影。
5）那些具有野心头脑灵活诡计多端的人，便乘势而出，做了江湖领袖。
例如，福建云霄高塘村郑氏宗族里一直流传洪二和尚“每次要做事以前，都要在庙埕中的一根通天柱旁作法，开始时把自己的身体紧靠着通天柱，将嘴紧贴着柱子念念有词，然后又把耳朵紧贴着柱子，像是在凝神细听，说是在听天地公复降给他谕旨，批准他替天行道做大事，救苦救难救百姓”。极有可能，洪二和尚为了增强在徒众中的威信，伪托身有异术。看来，他不但熟悉民间文化中结拜聚义等江湖义气，也深谙如何用迷信营聚吸纳下层民众之术。
在明清两朝的表面的盛世之下，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腐和道德堕落的社会。生存、安全这样的基本问题，政府已经无能管理，而且百姓个人也无法通过正常劳动和正常渠道得到解决，既然体制内无法提供公平，人们便在体制外自己搞出公平机制。“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天地会的信念，吸引着那些生存无着流离失所之人，吸引着那些无权无势备受不公之人，也吸引着那些四方浪荡打劫偷盗之人。身处十八世纪中叶的洪二和尚无从想象，他正处于中华农业帝国的艰难转型之际。许多人和他一样，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游荡于封建帝国的浮华城镇，远及荒僻乡野。于是，在流民五方杂处的市镇，在商品和交通发达的地域，一个游民帮会社会诞生了。这个秘密社会分解着传统的封建帝制和自然经济。
6）在洪二和尚身后，历经嘉庆、道光两朝，天地会组织激增，披上了“反清复明”政治诉求的外衣，两百年来，虽是秘密组织，却拥有广阔天地。以此为开端，哥老会、袍哥、青红帮等秘密会党和白莲教、天理教、拜上帝会等秘密教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天地会（洪门）更是为推翻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7）然而，会党能破旧，却不能立新，此时西方早已风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中国这一股无所不在的社会势力却始终只能停留在农民级的帮会和山寨水平上，被人利用、被人消灭。
8）江湖一开始是远离朝廷的民间社会。初始的“江湖”不欺压百姓，和政府只有对立没有来往。而以后的江湖则多沾染政治色彩，盛行“黑白两道”，勾通官方合伙欺压百姓。
江湖有黑白两道. 白道是正当的民间团体与人员。比如,少林寺,名门正派,“慈善共济会”，“杀富济贫”“惩办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替天行道”的侠客好汉，一些文人墨客、名人明星、士大夫阶层人员、失意官僚军官、律师……虽然也属江湖,但不能说是黑道。现在，也常常把政府和官员称作白道。黑道，是一个同百姓相对抗的非法恶势力组织。欺压鱼肉百姓，有组织地犯罪。原来的“江湖”在体制以外不接受政府的领导，而现在是白道、黑道互相交织，则多沾染政治色彩，他们与政府官员有联系，或合作，甚至，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或有着政府赋予的代表身份。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譬如，重庆原公安副局长文强与黑道奸商王紫绮、谢才萍、岳宁、王小军、陈明亮、马当、王天伦的关系。摇滚歌手臧天朔是娱乐圈里“面子最广的人”，不是因为他的《朋友》歌曲唱得好，而是在他的明星头上，还罩着政协委员的光环。他开酒吧时雇用的一批以东北人为主的势力团伙，参与多起聚众斗殴事件。而沈阳刘涌与杨树宽这样的“黑老大”，早就罩着省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政府身份了，他们的背后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行政、司法保护伞。广西玉林博白强拆黑社会化，视国家新出的拆迁条例于无物，一句话，就是强拆你，怎么了？腐朽的法官，为利益翻脸的朋友，贪婪的律师，律师变讼棍。江湖往往是社会底层劳苦民众挣扎生存的一副血泪图。
9）主流社会和江湖因此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宋江只是个小吏在官场上默默无闻，但在江湖上名望很高。所以江湖人大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主流社会上的，一副是江湖的。不同场合他们的行为语言也是不一样的。即便主流社会的某些显贵，也可能会脚踩两只船，刻意培养江湖资本，一旦有变则可为我所用。
在江湖的底层百姓为了生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北宋晁盖是个半拉子读书人，他从孔丘先生那里学习了儒家主义，再与中国江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晁盖的思想和路线。打起了聚义旗号，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水泊梁山根据地。于是行侠仗义、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大碗喝酒，大秤分金，搞表面的平均主义。他们的革命手段，就是暴力。用革命的暴力，攻打官府和官军，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打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杀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不义之财与土地分给穷苦的的百姓。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流社会是尊崇中庸之道的孔孟儒家思想的， 但在体制外的江湖底层百姓的骨子里，却不讲中庸和谐而崇拜主持正义为民请命的好汉的。譬如陈胜吴广，黄巢、李闯王、洪秀全、张作霖、……才是底层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江湖美谈，成为江湖人思想和做事的样板。
水浒传-写得是一部“中国江湖文化和行为标准”。
晁盖、宋江、柴进、等都属于江湖的精英阶层。“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最爱刺枪使棒”，江湖好汉一般不事生产，居无定所，四处流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仗义疏财”是在江湖上树立名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仗义”，“疏财”分别来看，一个强调精神，一个是指物质上的。想做江湖领袖，必须两手都要硬。两者也是联系密切，互为表里的。好汉投奔过来，除了关爱有加，大把大把的金银也是不能吝惜的。宋江晁盖等人能名满江湖，就是因为特别讲义气，肯施财。江湖人流动性很大，没有互相之间的帮助是很难生存的，义气与疏财实际上是作为群体自发形成的互助机制。所以他们喜欢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江湖人见面，互相提到江湖中的身份，“江湖上多闻大名”，无形中就亲近了不少，有时还可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有名望的江湖好汉，在江湖中更是如鱼得水，宋江每每遇险，一提自己的名号，就立刻化险为夷了。反过来，如违反这个规则，因为私利而火并。这些，就是江湖的潜规则。江湖人的成分复杂，流民居多，身份几乎遍及各种职业行当。打虎将李忠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刘唐投奔晁盖时说“小人自幼飘荡江湖，…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菜园子张青向武松介绍有三种人不害。使枪棒卖药的，妓女，做私商的，这些职业流动性都很大，从事这些行当的都可以称为江湖人。水浒中的江湖人物，涉及到的阶层和行当非常广泛，还包括各种流动商贩及手工艺人等。梁山泊好汉中，出身商贩的有十三人，手工艺者有六人，比例不算小。另外许多相对稳定的阶层也藏龙卧虎，他们也属于江湖人物。比如阮氏三雄是渔民，柴进是官僚贵族，李应、卢俊义、西门庆等是富商大户，宋江是小吏，鲁达、林冲是军官，公孙胜是道家。这些人物多是喜欢和江湖好汉结交，与江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富商地主在主流社会也有比较高的地位，这样的社会背景对他们在江湖的名望上也很有帮助。不过水浒中的江湖还只是主流社会的附庸，并不被统治阶层承认，有天然的自卑心理。一般人从稳定的社会身份沦落为流民，是不情愿的，落草为寇，更是视为有辱清白的事情。所以，才有“逼上梁山”一说。江湖作为与主流社会相对立的存在，具有很强的反社会的色彩。 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江湖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不少的中国人顶礼膜拜“江湖侠客”“成功的江湖混混”。
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反倒是、魏忠贤、高俅、和珅、黄三太、黄天霸、窦尔敦、韦小宝、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杜月笙、张大帅、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都是在体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侠、流氓土匪、江湖混混。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也有少数来自体制之内，却依然按体制外的江湖规矩行事。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你认真工作，他整人；你为官清廉，他背后捅刀……老实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纪守法不如舞枪挥拳，慢慢演变成一种凌驾政府和法律秩序之上的江湖规则，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业维艰，好人自甘堕落，良民被逼上梁山，为生存纷纷转而欺负他人，最终演变成近代以来的社会畸形格局。正如一幅楹联悲凉陈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水”。
现在一些地方 ，乡民集体参与诈骗，拐卖妇女儿童，人数之多令人惊骇。当地工业基础薄弱，许多闲散农民参加手机短信和网络购物诈骗。驾车走一圈，放眼望去 ，镇里百业凋敝，街道冷清，唯独洋楼林立，建筑业一枝独秀，砖瓦建材遍地堆积。这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答曰：骗来的。欺诈可以形成一个产业，而且居然养活一方人，成为地方上的支柱产业，可说是空前绝后。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理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中国本是君子之国，信守契约之国，古人斩金截铁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尚在耳边回荡，不肖子孙的诚信却堕落至此。
中、日、韩同系东亚儒教国家，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今天中国比日韩落后一大截？
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是“吃人的礼教”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然而，说到所谓“吃人的礼教”，日本和韩国也不逊色。韩国拥其“箕子学说”和“李退溪学派”，甚至要与中国争执儒教发源地位。若中国不要儒教，他们当然要去；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奉朱熹理学——朱子学为国学，自称“朱熹过化之境”，与朱熹家乡福建省如出一辙。这是说远事。再看今日平民生活，日韩两国的礼教遗风当今中国望尘莫及，中国年轻的“新人类”早已不敢自己妄称“礼仪之邦”。在公共场合，一群普通中国人与一群普通日本人或一群韩国人坐在一起，不消开口，行为举止立分出国籍，反映出从小传统熏陶不同。纵览儒教国家现代化，尽管儒教积习对现代化有阻力，却未必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甚至未必是唯一原因。什么原因？社会江湖化！
宗教与社会进化的关系，甚为复杂。礼教未必能阻挡现代化，也未必与现代制度完全不相容，简单地判断难免流于武断。日本的企业还将家庭忠孝观念引入企业文化，推助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
关系、人情、死党、面子、混。这五个关键词勾勒了江湖的话语空间，代表了“书本学不到”、“老实人吃亏”、“坏人发达”等规则的内涵。调查显示，这些概念与江湖社会陋习和潜规则有关。
10）近五百年来中国“江湖化”，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腐败的重要原因， 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礼教落后日、韩的主要原因。
若将这个新观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合并，那就是：礼教崩溃和社会江湖化，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二重旋律。单旋律、单思路解释近代中国的路径，不能解决问题。如果简单地认为礼教制度面对西方文明入侵的劣势，是近代中国灾难的全部原因（正如眼下教科书所述），就忽略了古代制度内部的一个深层问题。实际上，早在明朝，表现为人地矛盾的儒教制度的生产关系承载力已经突破人口极限，古典性开始终结，现代性诉求已经发端。江湖化，只不过是寻求现代性的一个歧路，走错了方向。
本书所说“江湖化”不限于狭义江湖——帮会或秘密社会，更涵盖认同和实践江湖规则的一般百姓和官僚，即被江湖同化的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可被观察但不可回避的事实。若回避，便是讳疾忌医。整个社会被江湖颠覆，意味着正式规则被非正式规则颠覆，这是人类社会史的奇迹，是儒教文明后期特有的大事。
江湖一词享有多义性，从狭义到广义拥有三重含义：
第1，民间组织
最狭义的江湖，是早期的道佛异教秘密结社，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太平道”和南朝“大乘教”直至元代“白莲教”，但大规模的秘密社会群体的崛起，主要发生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这300年间， 其代表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弘阳教、圆顿教、天地会、哥老会……也是今日武侠小说的主要选材对象，与今日江湖精神渊源较深。
第2，黑社会。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诸战乱后，游民人数激增，超过天下半数，饥饿流民涌入秘密帮会，使帮会失去严格的组织控制，膨胀之下蜕变成打家劫舍的黑帮，其代表如江浙青帮和川中哥老会。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3，私人关系网操纵的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弱势政府无能为力，于是，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
以下五种传统社会群体可称江湖：
（1）黑社会；
（2）官场、生意场、军阀圈；
（3）商业流动人口；
（4）关系圈；
（5）以关系圈为核心的公众社会。譬如，“闯荡江湖”、“重出江湖”、“再战江湖”。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某些群体也热衷黑手党“教父”，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扬。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民国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或称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正式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空内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门，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实质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官僚政府需要公文旅行。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机制，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来，曾经安居乐业的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流民需要一定之规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第4、会党们利用国家控制力日渐衰微的空档，合纵连横，翻云覆雨，成为改写清中叶以来中国历史的隐形推手。及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帮、洪帮、哥老会、红枪会、袍哥、一贯道……形形色色的会门和道门，在国、共、日等诸多势力间驰骋博弈。就在这国家力量完全失控，群雄并起之时，寄居于地下社会的会党们却迎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
三、中国近代江湖帮会简介： 帮会 动乱 革命
近代中国帮会种类之多、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影响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秦宝琦教授的《江湖三百年》忠实记录了从帮会到黑社会蜕变的兴衰全景，形象再现了江湖社会的历史特写，是透视三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窗口。
秦宝琦教授走出书斋，走进电视、广播的讲坛，以三百年为尺度，为大众讲述了中国帮会到黑社会的演化历程、组织起源、历史流变、成员结构和社会功能与影响。扑朔迷离的江湖社会；从地下走向公开，从民间走向官场，从极盛走向没落，从互助抗暴到祸害民众；清代三大帮会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的组织起源、人员结构、联络方式、帮规戒律；帮会的主要活动及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民国三大帮会蜕变成黑社会的全景再现；上海青帮三大亨从崛起到覆灭的神奇故事；四川袍哥沦落成军阀争斗工具的复杂过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江湖史为鉴，可以正天下。在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下，本书无疑是一部重要的警世之作。
（1）、天地会又称“洪帮”，名称据称来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由此可见天地会“反清复明”的政治宗旨。青帮之得名，有与天地会对着干的意思在内，天地会要反清复明，青帮就要扶助清朝，所以他们又称“安清帮”。两家的政治宗旨完全不同，在一起打杀之类的冲突是少不了的。早年洪帮中人直呼青帮为叛徒，有江湖谚语“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可见两家仇恨之深。青洪帮也有相同之处。一是成员结构，两个帮会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社会边缘的游民，洪帮较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而青帮主要集中在漕运这块儿，靠运河吃饭的江湖人都喜欢入青帮之门。二是帮会的内外关系。会众之间讲究江湖义气，对外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像洪帮对内，“洪家兄弟闯出事来，须当搭救兄弟出关”；对外“听知帮内兄弟与外人打架，亦要勇力向前相帮”，其行径与流氓团伙没什么区别。也正因为如此，
民国建立之后，天地会失去了政治目标，逐渐沦落到流氓帮会的地步，有所谓“青洪帮合流”之说，外人统称为青洪帮。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压力减轻，两个帮会发展迅速，触角涉及都市的各个角落，出现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叱咤上海滩的大流氓。
江湖帮派中，还需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哥老会，哥老会横行于湖南湖北一代，最初是天地会的一个分支。而随着西方势力侵入中国内地，哥老会转变成为有着强烈排外情绪的江湖帮会，频繁进行反洋教的运动，几成帮会中的“义和团”了。
四川的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1662-1795）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 。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70％-80％左 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 ，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四川解放后，随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四川袍哥头子、匪首、特务暴乱，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东南的龙潭寺、石板滩开始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执行任务，途经石板滩被匪特残害后牺牲。这次暴乱是由“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材，伙同“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发动的。匪首李干材原是重庆袍哥“三六协进社”社长，重庆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军统大特务、稽查处长周迅予收为己用，当上情报大队长，成都和平解放后，潜伏在石板滩策划暴动。巫杰（乌杰）是龙潭寺的流氓“滥滚龙”，被李干材收买后率领土匪埋伏院山寺险要地带，偷袭途经解放军工作人员。暴乱发动后，巫杰率领土匪几百人占领院山寺，断绝交通，砍断电线，隔绝龙潭寺到成都的通讯，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码头仁义两堂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反共’出血”，更以武力强迫青年群众从匪，不肯从匪的被巫杰杀死了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进剿。同时也在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多次围剿和进剿。1951年2月，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2）、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义和团的兴起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转而逃此。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或贬称为“拳匪”。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事变”，或被贬称为“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也不计其数，数量未有统计。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白莲教、天理教、八卦教、红灯教、上帝会说。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3、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4、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3）、晚清的中国，各省几乎都有洋教教民。为何当时会有那么多的平民加入洋人教会呢？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大，清政府怕洋人，中国平民一加入洋教会，就有了许多切身的好处。譬如，地方上有任何费用摊派征缴的话，“教民皆不出公费，则平民出费益重”。有了教会的庇护，就可以少交甚至不交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再譬如，在市场上买同样一件东西，别人不能还价，而教民就能还价；同样是借债，欠教民的钱，不得不还，但是，教民欠别人的钱，别人就不能索取。同样做了违法的事，平民自当受罚，而教民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在官府看来，教民已经是教会的人了，得罪不起。晚清，西方人在中国有普遍的治外法权。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不单单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入会的中国信徒也常得到教会庇护，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洋教民在打官司上就有特权，平民加入教会就有了洋势力依靠。有一些流氓无赖假装信奉基督而加入了教会，传教士不了解底细，欣然接受他们并为之施洗。这些人入了教会，更加有恃无恐，打架、滋事不断。祁门县一个廖姓犯人，逃出牢房后，受人指点，立即加入教会，衙门的差役就不敢抓他了。一旦教民与普通平民对簿公堂，教会就会对官府施加影响，甚至利用治外法权来向官府施加压力。这从辛丑年(1901年)后英国驻华公使专门行文各处领事，再由领事转发各教士的文告中可以一窥端倪。于是就产生在平民社会里，就产生了新的分化与对立。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当时天津民众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 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 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 法国领事馆。向来态度傲慢、不把中国民众和政府放在眼中的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带领法国领事馆的武装人员和众多洋教民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在天津静海刘知县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跟 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数百名愤怒的围观百姓当即丰大业及其随从打了起来。互相斗殴中，双方都有伤亡。激愤的中国民众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天津教案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在法国面前屈膝媾和，与法国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中国百姓（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对其声讨，骂他是卖国贼。就连湖南曾国藩家乡的人民，也以其为耻！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
1911年，湖北武汉爆发辛亥革命。
（4）天地会与太平天国革命
清初，康雍乾三世历经百年，史称盛世，民生康宁，人口繁衍，骤增三倍。忽然间“康乾盛世”急转直下，世道直接毁于人口膨胀。盛极而衰以后，嘉道咸三朝人地矛盾更加严峻，灾难在加深，人口仍在增长，全国人口饱和的临界点终于全面来临，神州各处人满为患，食不果腹的饥民纷纷离开家乡四处逃难。一个经典时代终于崩溃了。
清代游民在远离家乡的逃难生涯中，二百年饿殍死鬼不计其数，不幸成为儒教訇然倒塌殉葬人。清光绪二年“丁丑奇旱”，粮食连续三年歉收，仅山西一省饿死数百万人，演成人肉相食的惨烈悲剧。
大难后有少数幸存者艰难存活，形成一个漂泊群体——江湖的星星之火，日后得逞燎原。这些人组织了一个社会“江湖”。这个怪物，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后中国社会的面貌，悄然建立自己的领地：一个秘密社会，一个关系网络。上世纪初，江湖势力进入政坛，黑白两道渐行融会，秘密会党和关系网两种江湖从流民“道上”扩散至主流社会——商界、官场和文化圈，从而产生无以数计奸商、军阀、政棍、文痞和混混，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江湖化，即合法体制被江湖渗透了，成了江湖地盘。前后历时五百年的“江湖化”，正是解读上述五个困惑的钥匙。江湖观点是思考的钥匙。离开江湖，仅以“儒教吃人论”便无从考量真实的近代中国。
1851－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导致满清王朝迅速走向衰亡，而在此之前，各种秘密会党此起彼伏的发难就已在不断地骚扰着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府的统治。天地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19世纪中叶，正是天地会的起义，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迅速发展北上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当日广西的天地会起事，无论声势与力量都比太平军抢眼，分散了清军的注意力，客观上掩护了太平天国的活动。不仅如此，原“三合会”首领罗大纲还将所率领的2000多人直接加入太平军，与之并肩作战，是对早期太平军队伍的一次壮大。在广西各县就地坚持反清斗争的会党也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做出了贡献，一些奉命从外省赶来广西镇压太平军的清军，未及与太平军交手，就已受到天地会堂会武装的截击。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经蓑衣渡之战进入湖南，湖南会党的反清潮流乘势而起，“动辄纠集滋事”，与洪秀全的队伍遥相呼应，或者直接加入太平军。据罗尔纲估计，太平军仅在湖南便吸引天地会五万多人，相当于之前的10倍。洪秀全竖起反清旗帜之后，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各地会党在军事上协同太平军作战乃至直接加入太平军，成了此后屡见不鲜的事情。邵雍在《论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特点》一文中写道：此时，各地会党看到太平天国的强大声威，纷纷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乃至接受其领导。除了在组织上力争与太平军取得联络外，各地会党还纷纷打起了太平天国的旗号。与此同时，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天地会也纷纷假借洪杨名义发出布告，他们的文告中一再出现“太平国”、“大明太平天国”等年号，这种强大的政治宣传不仅扩大了会党起义的影响，也对太平天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64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天京的火光与血泊中归于沉寂，朝廷在这次旷日持久的鏖战中看似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清廷的另一些敌人——秘密生存的帮会组织，却也在此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场战争后，清朝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丧失，传统的保甲制度名存实亡，这都为秩序化之外生存提供了空间。长期的战争造就了运河、长江沿岸大量失业的水手、纤夫、搬运工、灶丁等破产者。所有这些，加上原有混迹于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者，即构成了清末不断壮大的流民队伍，他们再不断地迈入秘密帮会组织的行列。毫无意外，客民与散兵游勇带来了哥老会的蔓延，而运河、长江沿岸的失业者则构成了后来青帮的主要来源。
（5）洪帮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青年时代曾一度为改良派，拜访、上书过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提出了一个年轻人对这个国家各项的改革建议，然而遭到他们的拒绝。甲午战败后对清廷愈发失望， 28岁的孙中山决意革命，并在该年秋天远赴檀香山。 11月24日 ，在当地华侨的协助下，孙中山召集华侨革命志士25人，成立兴中会，大会上全体与会者同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这一年，被视为国父煊赫的革命生涯的开始。不可否认的是，国父的革命事业自一开始，就在寻求着会党力量的襄助。最先与孙中山结识的革命同志郑士良、尤列等人，本身便为会党人物。正是这些会党朋友们的联系帮助，使得他的组织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而兴中会成立之时，参与者多数也是有会党身份的。1895年2月，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其会员中有案可查的，会党分子就占了三分之一。早年便已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的马超俊曾说：“国父当年创组兴中会，系赖檀香山洪门前辈之支持。”当时，尽管人们对满清的统治已是日益不满，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四处倡言革命的时候，各类的反清活动，大多还仅仅是会党组织的作为。1909年，孙中山在美演说，听者无不感动，当时有一洪门青年上前叩头说：“我要追随先生”。孙中山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后来马湘成为孙中山的卫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曾两次组织暗杀孙中山，都靠马湘率卫队严加保卫，使刺杀不成。1922年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黄湘与马湘保卫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出重围，安抵“永丰舰”，负伤多处，鲜血流淌。孙中山亲笔题书“南方勇士”锦旗赠他。后来他回乡省亲，与乡亲谈起革命战斗时，撩衣卷裤，露出斑斑弹痕，笑指伤痕说：“壮士临阵，非死即伤，大丈夫为国牺牲，幸也，何所惧哉”。 大名鼎鼎的洪门大侠霍元甲，也曾受托创办精武体育会，“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 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孙中山曾题写“尚武精神”的匾额给他的精武会。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弟子。1895年兴中会在香港与谢缵泰（著名的《时局图》的）、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谢缵泰也是三合会成员。是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即以三合会会众为主力。各路起义队伍相继潜入广州，以孙中山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料消息泄露，起义失败。清兵四处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机构，陆皓东为保护同志名册未能逃走，被捕杀害，后来被孙中山称为“近代史上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
最早提出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欧榘甲、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这是革命党人出于革命目的所造的“英雄谱系”，藉此激发民族大义。
洪门起于明末，据说其名来自于明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对外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清廷势大，逐渐转入地下组织，并流传至海外。太平天国起义时，有很多洪门弟子参加，起义失败后很多人远走海外，在美国促成了致公堂的建立。清末洪门力量极盛，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等均为洪门分会，统称为会党。孙中山曾说，清末广东人民，十之八九加入洪门各会。海外洪门势力则更加强大，据称仅英国华侨，挂名致公堂者即逾十万人。
孙中山除利用洪门的力量进行革命外，也致力于改造洪门会众的组织和思想。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后，进行了致公堂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规程八十条，使致公堂从以往的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组织转变，此举也促成了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致公党1947年在香港进行改组，后来成为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孙中山还让冯自由在日本组织三合会，秋瑾即从属于三合会，职位为“白扇”，入会仪式一如洪门，有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等，这大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传统洪门不得已的迁就。从此孙中山调动洪门弟子更加得力，之后又陆续发动了八次起义，均以洪门弟子为主干，历史上著名的秋瑾、徐锡麟的牺牲，汪精卫回国刺摄政王等事件，都是这八次起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最终八次起义均告失败。直至1911年武昌以拥护革命的新军力量为主起义，各省独立，清廷始知大势已去，于数月后宣布退位。武昌起义在新军的中洪门力量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辛亥革命成功，会党多有功焉。但身为洪门中人的孙中山大总统，却断然拒绝了洪门立案“改堂为党”的要求。所谓“革命元祖”反而成为新政府打击的“会匪”。甚至在历史记录中，其曾有的贡献也被抹掉。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接连不断地收到海外华侨热情的贺电，纷纷表达了对新政权建立的支持与喜悦。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可能要算海外的洪门组织了。当时，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在电函中，就首先表达了他们对革命一如既往的支持：“同人等愿牺牲公产为军民国用，求大总统早日北伐，直捣幽燕。”而这份信函最核心的目的，却是他们提出的请求：为洪门立案，回国合法参政。信中说：“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这也是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那段时间内的第二次向大总统提出“洪门立案”的请求了。他们不无殷切地谈道：“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总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灵，慰同仁仰望之心。”当然，洪门立案也是此时美国致公堂首领黄三德最为迫切的愿望。据其自述，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内，他“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为孙中山张大声势，可谓惨淡经营。“果然南京诸代表皆震惊孙文之虚声，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不久，黄三德也回到国内，准备商讨洪门立案的事宜。在他看来，孙中山之能够被选为临时总统，是他一手造成，也是洪门人士合力造就的结果。他曾说：“若使当日不发此数百十封电报公举之，其声势不大，各省代表未必重视之。”这虽不免有自矜功伐的嫌疑，但坦白而言，洪门及其他会党力量对于革命确实卓有贡献。正如庄政所说：“若谓洪门为革命之元祖，殆非夸饰之词，至少这种推论可用于革命发轫时期。”
回想革命之初，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内地主流社会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底层社会的会党中人耳”。
他说：至于中流社会以上的人物，“应而和之者”，“实为寥寥”。当时，士大夫们还依然醉心于功名利禄，孙中山所坚持的革命主义，只不过亲友数人理解而已。因而，他便首先从联合会党入手，开始他的革命活动。庄政说：“国父创始国民革命，即以运动会党作为起点的，审度当时的环境，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为“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孙中山曾三次赴美，向华侨宣传革命。1896年，当孙中山首次赴美时，虽“劝者谆谆”，而“听者藐藐”，终究无功而返。但这次失意的美国之行，却让他发现，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须借洪门之帮助。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并受“洪棍”之职。接着便前往美国本土，受到致公堂首领黄三德的热情接待。在黄三德的陪同下，孙中山前往各城市对洪门会众进行革命宣传。同时还为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从而将美国的洪门组织，也纳入革命的旗帜之下。
1911年5月，当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作出了将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的决定，要求致公堂未曾参加同盟会的成员，一律加入同盟会，而所有同盟会成员也一律加入洪门致公堂。随即孙中山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经过致公堂与洪门筹饷局的努力，仅仅数月之间，便在华侨中集款144130元。而与此同时，海外其他地方，“捐资者异常踊跃”，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竟不惜抵押公产，借款筹饷，而消息传出，各地纷纷效仿……而国内会党组织，同样也是孙中山积极联络的对象。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的机关，建议将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举孙中山为会长。此后，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有人称，“三合会化为革命党，哥老会也复为革命党，于是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为革命党焉”。 孙中山在海外联络的会党，为支持革命而“慷慨助饷”；他在国内联络的会党，则在武装起义时“冲锋破敌”。他们“各尽所能”，为辛亥革命成功立下了功勋。
与黄三德一样，国内会党也普遍期望着革命胜利后，自己能作为建国的功臣而受到优遇。
那段时期里，在长沙，起义成功后，会党兄弟们过着优游快乐、随心所欲的生活。“进出都督府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他们一起“吃大锅饭”，纷纷要求得到妥善的安置，以至于都督焦达峰忙于接应，都无暇办理公事。而衡阳以南各属会党也是意气风发、“得意洋洋”，一些会党兄弟们无比喜悦地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的天下了”。 不仅仅是湖南，有些地方的会党还明目张胆地占领民房衙署做起公口、设立山堂，有的干脆在军政府公署门前挂起“大汉公”、“大陆公”、“光汉公”等公口招牌。比如贵州，公口开进了军政府各部门，“上自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不是会党中人。比如四川，此前一直在暗地里才能活动的哥老会，突然光明正大起来，他们将公口向社会完全公开出来，而市民也争相“参加袍哥”。仿佛历史依然要沿袭着过往的传统，会党作为开国的元勋，而理所当然要在此后备受尊崇优待，这是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契机么？
1912年3月，黄三德与孙中山约在广州相见，谈及致公堂立案一事，孙中山“满口应承”，但要黄三德具呈胡汉民，请其批准，因为孙中山已卸任临时总统职务，而当日筹集军饷多由胡汉民负责接收。此时胡汉民正任广东都督，黄三德很快便将呈文递上都督署，然而不料一月之久，“渺无声息”。 黄三德也许还不清楚，孙中山这位1904年加入洪门，并曾说“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非同利用”的领袖，刚刚回国两月之后，便改变了之前的态度。 1912年1月29日 ，他在致江西马毓宝暨南昌各界的电文中说：“近闻省垣有呼群聚啸，扰乱地方之事，倘不严申禁令，殊与本总统建立共和国宗旨有违，即各界保民起义，初心亦当不愿有此。建设之事较诸破坏之事尤难，所有朋比异同，易于误会之举，尤宜痛行戒绝，民国前途实有赖焉。”一时间，镇压会党成为全国的潮流。在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公告》。在云南，蔡锷的“惩治律”规定：“凡群众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定盟，结拜兄弟，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首魁处死刑……”而广东、四川、浙江、上海、安徽等地也都对会党活动通行禁止。与此同时，全国的报纸也无一例外地表达着对会党的蔑视与敌意，批驳并谴责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当时，不论是全国知名的大报，如《申报》、《神州日报》、《时报》、《民立报》等等，还是那些街头描绘街头巷谈、茶余琐事的小报都充斥着控诉“会匪”闹事，或是各军政府镇压会党及帮会头目被正法等这类大快人心的消息。于是，好多会党兄弟，在改朝换代后，对于新的生活还未来得及憧憬，他们却突然发现，在他们曾出力打下的天下里，依然被称作“会匪”而遭到排斥。
革命党认为，洪门向来以恢复汉族统治为宗旨，如今目的已达，历史使命就已完成，也就没有在国内立案活动的必要。
1912年5月，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说：“洪门所以设会之故，系复国仇，……惟先下汉族已复，则当改其立会之方针。”已掌政权的革命者，对于曾经并肩作战过的会党兄弟，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满清已踣，即为目的已达，亦应立时解散。”江西都督李烈钧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云南都督蔡锷则声明会党“失去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其实，帮会的存在，并非因为“反清”的使命。“反清”完成之后，它依然存在而又无法融进新的社会体制，说明帮会的存在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政府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
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成功后，他们态度急转直下，对帮会活动也一味镇压，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认真思考过处理会党问题的方法。比如谭人凤就草拟过一些会党改造的方案——《社团改进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自身缺陷外，也与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愤懑不无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他虽然也认为会党在民国已无存在理由，但是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现代民主国家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定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行。民国初年，时代巨变。旧式的会党为了自身的发展，更适应新的社会，避免被历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会党为融入现代新型的社会，采取了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帮会内部组织的办法，企图使会党转变为政党，以期在社会中获得生存。这种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说，“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 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四下的会众依然没有停止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舆论声讨、谴责的声音从未中断。上海总部已没有能力来阻止各地会党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各地共进会分子依旧我行我素，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只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依旧做着会党的不法勾当。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又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代，所谓的会党改良也无从谈起。当时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律加入，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印出传单，遍寄加美，随即准备开始向洪门的第三次革命筹款。当时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洪门对孙中山已愤恨如此，第三次筹饷，终未成功。此后的帮会，渐渐从一个民间封建性的，游民为主的秘密结社，逐步演变为职业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日益堕入下流。随着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变，帮会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堕落为江湖流氓势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勒索、包办杀人……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更甚者，民国后许多军阀、官僚、洋人，甚至执政当局开始把利用帮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手段，从此，帮会的命运日益与军阀、权力纠缠在一起，这些之前屡遭取缔镇压的帮会组织，就成了公开的、合法的黑社会势力，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施加了极大的威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凭借早年与帮会的渊源关系，开始长期利用上海帮会为其反动政权服务。
1927年，在“四·一二”事变中，上海帮会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帮助蒋介石顺利实现了“清党”、反共的目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帮会头目“论功行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分别被任命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等职衔。南京政府成立后，庞大的财政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始终是最为紧要的问题。在此，上海的帮会多有协助，他们强迫江浙财阀们纷纷捐款。由于上海有“租界”，他驾驭不了上海资本家，就依靠帮会对上海资本家施加压力，“运用强硬手段促使上海银行家和商人认购新的国库券”，甚至不惜“绑架富户”，进行勒索。而依靠帮会人物，进行各种走私、贩毒活动，从中谋取暴利也是蒋介石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在镇压工人运动、破坏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对付反蒋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上，帮会也会不时大显身手。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与地方势力紧紧联系。例如，四川三江的徐姓、朱姓、周姓是大族。历任乡长都姓徐。舵把子（袍哥头子）则为朱氏历任。地方上一切实权，实际是舵把子说了算，乡政府也只是出面盖章办手续而已。
而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扶植、纵容与利用，上海帮会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在的十年间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已不再是民间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而是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一支具有政治性的，取得合法地位的黑社会势力。这样“政帮合一”的结果，非但使近代上海帮会公开化、社会化、合法化，而且使帮会势力如虎添翼，走向恶性膨胀。
近代上海帮会是从鸦片战争以后逐步兴起的，而进入20世纪后，青帮已逐步成为近代上海帮会中的主流势力。成员上，它不仅大量吸收城市游民和流氓无产者，而且接纳了近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及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它的组织膨胀到了几乎无孔不入的程度：以普通劳动群众为主的帮会群众层来看，30年代上海纱厂中男工70-80%加入了青红帮，拜有老头子。上海人力车夫90%加入了青帮。上海码头工人加入帮会的比例也高达70-80%。在邮电系统中，加入帮会的也高达20%左右。有人估计，30年代上海帮会分子至少有50-60万之众。而30年代上海市人口不过300万。
清末，漕运没落，海运兴起，各地失业船工渐渐流向上海，上海遂成为青帮活动的中心，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就已是民国势力最大的帮会。从成员组成看，此时青帮已不再单纯是底层社会互助互济的秘密结社团体，而是一个包容了几乎所有阶级、阶层的人鬼混杂的社会亚文化群体。它内部很明显地形成了三个层面，即“主要由官僚政客和流氓恶霸头子组成的帮会头领和骨干分子层，普通劳动群众为主组成的帮会群众层，以及介于帮会首领和普通群众之间的流氓无产者阶层。”（胡训珉、贺建著《上海帮会简史》）不久，青帮迎来了一系列分化。为适应社会变化，帮会首领打破青帮帮规旧律，创立起一批新型的帮会团体。有郑子良的侠谊社、杨虎的兴中社、朱学范的毅社、张克昌的畅社、刘文藻的监社、朱景芳的景社、黄振世的振社、周一星、彭柏威的嵩社、金九龄的春社等。其中杜月笙的恒社、张啸林的仁社和黄金荣的忠信社最有势力，被称为三大社团。
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曾撰文写道：“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从表面上看开，政治的、经济的大权不用说都在西洋人手里，但社会底下却不尽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他们的组织上海没有别的团体能比他大，他们老头子的命令效力强过工部局。他们所作的罪恶实在不少，上海的秩序安宁可以说操在他们的手里”。
6）对毛泽东而言，帮会其实并不陌生。早在建党之初，他就发现了帮会这个特殊的社会力量。他认为，这些帮会组织是“他们(游民无产者)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中共在革命中利用与改造帮会的策略。例如，1922年9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李立三打入洪帮内部，利用洪帮的威信和力量，成功地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包惠僧、陈潭秋又借势利用洪帮里的铁路工人，实现了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反动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 ，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汉口， 2月7日 当夜，天降大雪，反动军警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让他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杀害。大罢工中，工人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在1925年李立三在上海打入青帮，利用青帮里的工人、市民、学生，爆发了五卅运动，身为上海总工会主席的李立三，担任“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指挥部的总指挥。五三运动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上的相应。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 6月7日 ，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三罢”斗争给帝国主义和上海反动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中国人民反帝革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为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到来揭开序幕。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李立三被土匪抓住，土匪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去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那几个听后，问到：“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大个子考虑一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懂得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大洋，到了我军总部汀州，别的不敢说，五千元可以奉送。听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喽啰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商议了一下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被逼到山上当土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功名。”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解了绳索，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为他开追悼会。李立三叙述这段危险经历后，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
在农村革命，就是用农会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在毛委员拉队伍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上已经有农民起义军了——王佐和袁文才的队伍。不管打不打红旗，群众都要自发的劫富济贫。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后，联合、团结、改造了王佐和袁文才的武装，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才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这部不朽的著作。
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从井冈山起步的，光辉灿烂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斗争艺术，是从这酝酿诞生并发展起来的，并长期经受了国内外军事斗争的严峻考验。
袁文才，1898年出生，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人。王佐，1898年出生，江西遂川县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32岁。1950年，党和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亲切地会见了他们的家属。
袁文才青少年时期，读书人出身，历经磨难，几次辍学。后来，妻子又遭当地谢姓土豪霸占，继而又为抗捐与豪绅结下深怨。正是困惑之际，活跃在半岗山的“马刀队”头领胡亚春主动相邀“上山”，共反黑暗“朝廷”。袁文才知道“马刀队”的人员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但一时又放不下读书人的脸面。可不上山又难报平日之仇怨，考虑再三，答应与“马刀队”暗中来往。岂知年余后，消息泄露。谢姓土豪以袁文才“通匪”之罪，请来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闻讯逃出魔掌，然而，恼羞成怒的官兵烧了他家的房子，抓走了他的哥哥，开枪打死了他年迈的母亲。家破人亡加上以往的深仇大恨，终于把他“逼上梁山”。
王佐，号南斗，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丧父，随着母亲和哥哥姐姐漂泊流离，过着非人的苦难生活。由于家贫如洗，他无法求学读书，十岁起便帮地主放牛打草，伐薪烧炭。为生计迫，他15岁后拜师学了裁缝，成了当地一名年轻的裁缝师傅。但出师后，仍然无法维持生活。他一怒之下，再次拜师学武，又学得了一门好武功。1921年后，烽火四起，连年的军阀混战。走投无路的农民和散兵游勇，聚伙结帮，揭竿而起。在一次给绿林头目朱孔阳（外号朱聋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王佐有胆有识，便邀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此后不久，王佐自己购买了一支毛瑟枪，秘密串联自己的兄弟和一些穷苦朋友，另立门户，与朱孔阳分道扬镳，带着反抗豪绅阶级的夙怨开始了绿林生涯。
事实上，正是因为确定了团结、利用帮会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掀起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高潮。工人运动离不开帮会，农民运动也不例外。
20年代初，彭湃通过争取三点会首领黄星南，成功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而毛泽东指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也充分利用了哥老会的力量。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虽然中共与帮会势力一度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共产党联合帮会共同对敌的政策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都曾得到了帮会势力的拥护和帮助。
但是，也有教训。通过向忠发和顾顺章的叛变，说明江湖上的流氓无产者不能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1949年9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与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由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合政府，就使得对付反革命的问题变得十分复杂。1949年初，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解释他的想法时就明确讲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建立一党政府，这样做就容易得多；如果建立联合政府，那就“必将带来麻烦”，因为共产党必须要顾及其他政党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自己的意愿来行事。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因为中共与帮会有过长期合作的经历，而解放军进军上海和四川等地时还一度得益于帮会势力的中立或起义，若此时贸然宣布与帮会决裂，不仅给人“背信弃义”之嫌，还可能引发帮会势力的强烈反抗，严重威胁尚不稳固的新政权。
尽管部分帮会出于种种原因，对中共革命与新政权建立有过帮助，但是帮会也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过共产党，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会基础。但在解放之初，共产党集中精力进行剿匪肃特运动，共产党并没有将帮会作为重点的镇压对象。
7） 1950年10月8日 ，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第二天，毛泽东就把罗瑞卿、彭真等人请进了中南海。指示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新政权基本稳定，抗美援朝战争也打起来了，因此，你们要利用这个时机，除镇压反革命外还要打击反动会道门。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消灭敌人的社会基础，教育和争取广大群众与民主派力量站到我们这边来。” 1950年10月16日 ，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说：“华北有的党支部领导权已经落入会道门之手，民兵中亦有会道门……山西就有一百万人”，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为了新中国政权，为了支持抗美援朝，国内就要搞好肃反和打击反动会道门”。 1950年，公安部颁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文件，除继续镇压反革命外，在这个指示中，曾经一度在镇反之外的“会道门”组织也在打击之列。由此掀起镇压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对地下黑社会展开雷霆之击。政府责令参加过帮会等组织的人员向政府登记，强迫帮会头子接受监督劳动。留在大陆的青帮，有的因血债，或与人民政府为敌，被镇压或判刑。不出两年，上海青帮基本肃清。大多则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经过三期镇反，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被政府取缔，而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组织则“无形解体”。至此，延续数百年的帮会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了。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帮会，彻底地消失了。
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中国江湖的赌博和娼妓也有三千年。赌博和娼妓，是江湖帮会产生的孪生兄妹。蒋介石时代，中国上海是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有7000多人，人口比例高达1：1137。即使，在日本侵占上海、占领了“首都”南京，中国的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上海的赌博与娼妓产业反而更红火。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腐蚀着人们的抗日斗志。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消灭江湖帮会组织的同时，也摧毁了他的社会基础：赌博和娼妓，这些社会丑恶垃圾。
在1949年末50年代初……毛泽东老人家暗访北平看到了这最揪心的一幕，很是气愤。 1949年11月21日 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1949年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妓院的行动战果。新中国迈出消灭赌博和妓院制度的第一步。尤其在1964年，我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已经消灭性病!！彻底根除了旧中国几千年都除不掉的卖淫嫖娼黄赌毒的痼疾。甚至，就连英美法德意日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与它的丑恶现象，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到一个个人，全部铲除！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完全控制下。
8）令人想不到的是，自毛主席逝世30多年以后，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各种形式的黑社会组织居然沉渣泛起、赌博、吸毒和娼妓死灰复燃，大有卷土重来、越演越烈之势。
后30年来的中国黑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以偷盗抢劫为主要形式；第二阶段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境外黑社会势力的渗入，以走私、贩毒、收保护费为主要手段；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末至今，开始出现黑帮经营合法企业或以之为洗钱工具，实施官黑勾结或政商两栖，黑恶暴力杀人事件层出不穷，在农村黑恶势力亦日趋蔓延。根据这次重庆打黑行动披露的资料，显示我国的黑社会犯罪还出现了几个需要警醒的新特征：黑社会势力已渗透到文化教育、建筑、客运、物流、采矿、食品、娱乐、餐饮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利用高科技信息手段对部分企业家、党政干部实施行贿收买拉拢腐蚀，甚至威胁陷害敲诈勒索和杀人灭口；为了获得城乡稀缺地块的开发权，经常采取“狼群战术”同时对政府和企业下手；制造、操控各种社会群体性事件，欺骗、要挟政府部门，以实现其利益目标。各类犯罪团伙要生存发展，则必然向黑社会组织演变，亦必然挖空心思向各级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进行渗透，编造“关系网”及寻求“保护伞”。由于执政党的组织纪律松弛，以及社会大环境的恶质变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极易蜕化变质、腐败堕落，与各类黑恶分子一拍即合，在全国各地产生大量的官黑勾结现象。而各类黑恶团伙在“黑官”权力庇护下发展成危害一方的黑社会势力，并利用所掌握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黑社会老大打入了政府内部，成了有权利的政府官员。根据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少数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各地县市级政府内部，通过“代理人”参与安排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选。毫无疑问，黑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必然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中共政权的执政能力。“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一语所蕴含的警醒意义也就呼之欲出了。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模式及社会环境决定其必然产生黑社会，也导致其难以根除这个社会恶瘤。鉴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的土壤，不管开展多少场“打黑除恶运动”都只会是白费功夫，重庆式的文强、黎强团伙还会出现，不怕“黑社会” 就怕“社会黑”。
现今社会各种帮派体系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我国的各大中城市。他们虽然还不能于青红帮相比，可对社会的危害却是巨大的。许多中下层人们都曾深受其害。这些黑帮团伙为了自身利益视人民的生命如儿戏，他们拉帮结伙、欺行霸市、打架斗殴、报复行凶、欺男霸女、走私贩私，贩卖毒品，打砸抢烧，肆意滋事无恶不做，搅的社会不得安宁，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人民群众既恨又怕，都寄希望于政府给以彻底铲除。政府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打黑除恶的专项运动，可这些黑帮团体就像人身上的肿瘤一样很难清除干净。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一）、黑帮内部组织严密隐藏很深，他们不遇重大事务一般不集体行动，以散兵游勇的方式骚扰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老百姓一般都忍气吞声，回避忍让了事。实在忍无可忍发生冲突出现流血事件时（无重伤和人命），公安部门也是以一般的流氓罪论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拘留十天八天，治安处罚而已。（二）、帮派头目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关系复杂。头上都有一圈耀眼的光环做掩护，即使手下的虾兵蟹将失足落水，也动摇不了他的根基。（三）、利用拉拢腐蚀行贿送礼等手段找一些高官做靠山，有了达官贵人做保护伞，他们干起事来有持无恐。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继而奄气息鼓，隐藏起来，等过了风头再出来活动。（四）、地方保护主义给黑帮提供了生存环境。对于那些跨省跨地区做案的黑社会团体来说，他们做案后潜逃回原籍，利用当地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干扰案件发生地的公检法人员执行公务，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下，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黑社会帮派团伙屡屡打而不绝，当然还有许多主客观因素存在。为了保一方平安，许多公安武警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里我要向那些牺牲在打黑除恶战线上的英雄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黑社会帮派团伙是社会稳定的一颗最大的毒瘤，如果才能切除这颗毒瘤，不让毒瘤细胞四处漫延，还需要我们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深入的研讨，还需要中央高层领导痛下决心，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例如，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会议传出消息称:2009年以来，一些地方查处了上海熊猫炼乳、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这些案件都是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生产乳制品，性质非常恶劣。全国从 2月1日 起，开展为期10天的乳制品检查整顿工作。时隔一年多，三聚氰胺死灰复燃，让人着实愤怒！明知是2008年未销毁的超标奶粉，却拿来当原料，俨然就是制造毒奶粉，性质犹如故意投毒，可谓丧心病狂。对于这种只要钞票不要脸、不管公众死活的奸商行径，人人可口诛之，笔伐之！如果说2008年那波“毒奶粉”让公众更多是错愕的话，那么面对戳破结痂伤疤的二次刺痛，更多的是几分悲凉。难道教训还不足够大？20多家奶企涉“胺”、近30万结石患儿、高级别官员辞职、三鹿企业以死谢罪……我们曾天真地以为，中国奶企的脓包被戳破了，可以重新洗牌了。现在看来，美好期待只是一厢情愿！老百姓实在想不明白:当初被查获的“问题奶粉”，怎么能不销毁？怎么就能成了新原料？他们怎么就敢去做？毒奶粉重出江湖，是对公众忍受底线的悍然挑战。
毒奶粉屡屡重出江湖说明，我们要根除现在社会的弊端，首先要铲除产生黑社会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土壤。私有化、市场化就是产生黑社会的根源！我们一定要铲除黑社会，切断黑社会和群众的联系。
政府要克服官僚主义作风，要以民为本，讲政治，要控制好民间团体与民间力量。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从目前各个国家实际情况来看，“动乱和颜色革命”往往是从社会底层开始的。政府不能高高在上固执己见，要多听基层民众的呼声，要接受代表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多为基层民众解决实际问题，要多干实事，不能只拿漂亮话来忽悠民众！虽然中国底层百姓比国外来说是很有忍耐力的，但是也有极限！正像艾思奇同志文章里指出的那样：由很多问题和矛盾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一个蝴蝶翅膀的轻微扇动，就会打破危危可及的平衡。一旦洪水越过大坝，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汹涌奔腾，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挡。深刻了解社会态势与民众心理的毛主席，只利用了北京中学红卫兵的小小力量，就打破了这个平衡，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闸门。从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可知，一旦底层民众起来，将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可以阻止与限制他们的行动。破坏性是极大的！利比亚和埃及的经济将滞后50年。刘少奇主席主导的一线政府，从上到下，从中央到省市县公社大队，一下子就被冲垮了。毛主席老人家本想在六九年九大以后结束文革运动，但是直到七六年才结束。毛主席说，这不是能以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四、对我们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革命的胜利，是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啦！那时，百废俱兴，欣欣向荣，一片新气象；官吏廉洁，百姓自律；社会诚信，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靠诚实劳动生活，工作按劳取酬；生产资料、资源与资本归国家所有，依法生产和经商，不法地主和资本家被改造；农民真正“耕者有其田”，工人不失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两极分化，就连国家主席军队将军和党政军大员们也考拿工资生活，其子女也要靠自己考试成绩决定能否进大学，并无特权。那时，虽然日子不像现在这样富裕，但大家都感到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尤其在1964年，我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已经消灭性病!！彻底根除了旧中国几千年都除不掉的卖淫嫖娼黄赌毒的痼疾。甚至，就连英美法德意日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现在又复辟了！紧接着中国政府又庄严向世界宣布：中国现在已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这曾使多少炎黄子孙激动流泪，自豪振奋！目前，即使所谓的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现在还靠借债生活，靠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给其输血才能挺起来 。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相当成绩， 但是， 也要看到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 正在一批一批地腐蚀我们干部和群众。
为什么 贪腐官员打掉一批 又会生出来新的一批， 像割韭菜一样， 就是因为 存在着生长贪官的资产阶级土壤。 不解决这个问题， 再多得方法措施再多的立法也无用！为什么 毛泽东时代 没有这样问题？路线问题不解决， 资产阶级土壤的问题就铲除不了。马列主义告诉我们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资产阶级的土壤 只能产生资产阶级的政治 和法律。只为 把经济搞得好一些， 就付出这样的代价 牺牲了这么多党员干部和群众值得吗？难道 按照【文革】前十七年的做法就不能把经济搞上去吗？50年代有一部影片“白毛女”，里面有一句震动人心的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大家曾记忆很深。“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改造成好人，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腐蚀成坏人”。重庆 不打黑能行吗？
无数事实证明， 不相信毛泽东思想， 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另搞一套 ，是行不通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苏联解体， 台湾国民党 顶不住美国自由民主的压力 搞大开放， 结果 政权丢掉，好不容易搞上去的经济，也被民进党掏空！美国又怎么样呢？正在闹 经济危机！这说明 市场经济 并不是万能的！美国政府现在， 也采用社会主义的做法， 对银行对企业搞引导 督导和规划， 那、 我们还用市场 折腾什么呢？
只有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才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郎咸平就是这种人！我们的党员干部 应当拿出一些时间读读他的有关文章！正像 马克思 只有生活在 资本主义社会里 才能写出【资本论】一样。在改革开放中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看看郎咸平的文章 头脑就会清醒些。毛泽东说；共产党人 要虚心向有真知卓见的人学习。 希望 人民网 把我们的建议 向中央 反映！【国家大事 匹夫有责】。再一次 谢谢 人民网 给大家 创造了 方便发表建议的空间和条件。
从现在的大量事实证明，哪些地方越是不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坚持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根本原则，哪些地方的思潮就越混乱，哪些地方出现的问题就越多。为什么在这个历史阶段贪官污吏象割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冒出一茬？因为那些地方有产生贪官污吏的资产阶级土壤，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打着是“改革开放”的旗帜，搞得却是“原始资本主义复辟”。血汗工厂，多发重大矿难，“富士康13跳命案”、暴力拆迁，耕地被毁，饮水被污染，转基因有毒的食品，工人下岗，农民工讨薪，贫富两极分化，老百姓集体上访，一些地方官员与老板坐在一条凳子上，干群关系紧张，老板调动自己的黑社会力量，已经能与人民和政府对抗。下岗工人和市民说，“黄金荣”又回来啦，贫下中农说，“黄世仁”又回来啦！虽然，一些地方搞得真是万人攒动熙熙嚷嚷灯红酒绿声色犬马鼓乐震天，表面上闹得轰轰烈烈。实质、繁华的表象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管不顾还只埋头于经济，是要出大事的！
伟大领袖毛泽东生前曾反复叮嘱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邓小平指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要讲政治”。胡锦涛总书记也反复指示一定要“改变发展模式”。其实，政权丢了，经济也要下去。苏联、东欧各国、台湾、就是例子。
17大以前、有一段时间，只允许说“改革开放好”，不允许谈“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好像誰一提出实际发生的问题，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像在“文革”中，“四人帮”搞的一言堂一样。不能听真话实话，只愿意听奉承的假、大、空话。许多网站，也根据这个标准对帖子进行删除。
自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一扫这些政治阴霾。人民日报-人民网，一个署名“郑青原”的文章横空出世，人民日报-人民网连发了五篇他冠名文章，分别是《在大有作为的时代更加奋发有为》、《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赢得未来》、《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全党同志务必牢记》，文章一篇比一篇有分量，内容一篇比一篇深入感人，尤其是指出我国今后政治体制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方向，告诉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群众立场，接受群众监督。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作决策、做工作，要深入基层听取群众呼声，一切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坚持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尤其要敢于听取人民群众的严厉批评，让人民说话，尊重群众的意见，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倡导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开展“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人民群众永远是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随着各级领导的工作的逐步深入，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形势一片大好。一些曾在党政军内担任重要职务的革命老先辈对人民网、中华网评价高！特点是民主空气好，能够敢于和注意发表社会各阶层人的意见、看法、呼声，尤其是尖锐的批评！与时俱进，紧贴实际，内容丰富、有声有色、希望各个阶层的领导和负责同志，能拿出时间上人民网、中华网浏览一下，对掌握民意，了解社会现实动态，对工作，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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