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它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性，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得到阐述和发挥。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有西方文化的传入，虽然有极少数的先进分子接触了西方文化，但是又有几多人能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呢？即使是接受了西学的人，也只能称之为“狮面人身”——看上去是泊来的（狮子便是从国外泊来的），骨子里却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康有为如是，严复亦如是。正如成晓军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进行概述时说：“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谁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守，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满足。”(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第3—4页)这种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也道出了中国为何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军阀的产生亦然。“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上级效忠上级。”(来新夏《关于军阀史研究》，《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对宗派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军阀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思想根源。要分析军阀割据，则须分析军阀的形成。没有军阀，就没有军阀割据，更没有军阀混战，而军阀的形成则又是帮派集团不断发展的最终结果。一谈及宗派集团，自然要想到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杂揉了很多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军阀、军阀政治、军阀割据都是凭藉着帮派宗社集团得以发展维系下去的。事实又证明，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的生命力就强，实力就雄厚，根基就稳，也就不容易在军阀混战中被摧垮。
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东北王”，或称之“枭雄”。想当初，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曾一度把持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张作霖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他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该讲义气，所以在创业时能同生死共患难。及到后来，张又办军事培训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对部下常施以恩惠，以一严慈的家长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方式，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的一致性。正因为张作霖有这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才使得他能很快统一并控制东北，才使奉系成为民初除直皖两系外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统治时间最长的军阀集团。令人深思的是奉系军阀的团结性是其他军阀所不能比的。
当然，军阀头目在建立自己宗社集团的方式上，有些是很细腻的，而且不拘一格。对中国近代军阀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头面人物曾国藩，在这方面是颇有建树的。虽然他还称不上是一个军阀，但是其治军、治政方法却很为以后的军阀所称道仿效。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尤其是曾国藩的官职私相授受的做法，民初军阀竞相仿效，几乎无一不是如此。成晓军认为曾国藩“在军事方面深远影响，主要关键在于曾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去培植私人势力。从此以后，在一般武人、军阀的心目中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要使自己的地位长久不衰、永世流传，就必须有兵权，要有兵权，就得培植自己的军队使之绝对服从自己、绝对忠于自己；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去教育下属，影响、驾驭和控制兵将。李鸿章是这样，袁世凯是这样，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新军阀更是这样。”(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第7页)
统治广西长达10年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其发家史是相当典型的。他二岁丧父，十岁丧母，曾做过伞店学徒，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到中越边境落草绿林，上山为贼。他纯粹是靠封建式的拉帮结拜不断壮大势力的。其早年的绿林生涯，就有“三荣”之说，即结义的陆荣廷、韦荣昌和莫荣新。当然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三人，如曾少魁、黄榜标、汪永隆等；后来在清军防营时，谭浩明、陈炳焜、林绍斐、沈鸿英等都是陆荣廷的结义兄弟，就是这班人组成了旧桂系的最高领导层。在中下层军政人员中，又有各自的拜把集团，这些人都称兄道弟，互相延揽，共同维系着内部的团结。除此以外，陆荣廷还收有许多义子，如马济、陆福祥、韩采风、陆德标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在军政中任要职。同时，这些结义兄弟或上下级间还纷纷联姻建立裙带关系，如陆荣廷的三子陆裕藩娶谭浩明的九小姐为妻，四子娶谭的十小姐为妻，陈炳焜、李耀汉、莫荣新与沈鸿英都是儿女亲家，上行下效、互相攀结。此外，陆荣廷在任人方面还特别器重武鸣老乡。据《武鸣县志》记载，在陆荣廷时代武鸣派出去任广西县知事和县级的政务官就有50多人。(苏书选《略谈陆荣廷的治桂权术》，《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226页。)
陆荣廷通过结义、联姻和乡亲关系结成了桂系军阀的最高领导集团，推行家长制来维护巩固桂系军阀的政权。这是陆之所以能割据广西长达10年之久的人力基础。没有他们，便没有桂系，便没有桂系军阀，则更不能形成割据。
历史事实证明，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能在军阀割据竞争中存活下去并得以发展。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军阀，都是这样。正如孙中山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北洋三杰”之二的段祺瑞与冯国璋间的斗争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冯没有一批死党，没有一支服服贴贴的军队，而段手下却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和倪嗣冲为其撑腰，所以自1918年10月冯离开总统位后便退出政治舞台，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而段则几上几下长期操纵着北京中央政权。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始终占据山西而长期不许外人插足，也是由于他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结有自己的私党死党，形成阀，从而割据称雄。而唐生智的垮台，则是由于势力发展太快，没有一支忠诚的领导“班子”，只注重了军队的扩编，而没有加强高层领导的“团结”，所以唐生智集团在形成后不久就垮台了。
当然，民初军阀分裂割据的首要原因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有皇权就有一般人顶礼膜拜的重心，就可以用它维护统一的局面。辛亥革命把皇帝推倒了，顿失膜拜的重心。不过，袁世凯和孙中山勉强可以称得上重心了，袁在持传统旧观念的人们中颇有威信，故他能维持统一局面，而他一死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其位子，因此乱了套。孙中山在觉醒的人们中有威信，但当时觉醒者太少，在与袁的斗争中又不能取而代之。其实，袁世凯在死之前，就因称帝而丧失威信，故在那时己埋下了分裂割据的种子。然而，大一统的思想又使人们不满分裂割据，因此一且有强大的势力来实行统一，如北伐战争；有强大的人物来领导统一，如蒋介石，人们还是欢迎的。蒋介石底子不好是众所周知的，但乱世之下，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实现统一，别的人（如李宗仁、冯玉祥）就不行。
二
上面主要分析了军阀集团的上层，仅有官没有兵是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的。民初军阀迅猛发展，军队人数急剧膨胀，那么，哪来那么多的兵源呢？而人们又为何甘愿为军阀们充当炮灰呢？很多人士都曾指出这是由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而城市资本主义工业不发达，无法接纳破产农民的缘故，农民（游民）只好被迫去充军。诚然，这也是理由，但是“被迫”用在这里似乎太生硬。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民初军阀混战时期却兴起了一股热潮，即从军。当然这个“热”字还不能与今天的风靡一时相等义。但当时毕竟掀起了一股从军的热潮。下面就从两个断面来分析一下这股热潮背后的社会心理，看看人们的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
对于一般的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和游民来说，他们的出路是极其狭窄的。从中国人的性格来讲，他们有着极大的忍耐能力，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学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8—1932）说：“中国人能忍受别的民族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不幸。”(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第113页。)他曾“锲而不舍地问”处于破产和极端困苦的人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得到的答复却都是四个字：“不敢！不敢！”起义不是也不能成为农民的出路，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若从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来考虑，在民初当兵却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且收入相当可观，并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实现政治抱负。
据胡汉生对四川地区军阀的研究，清军每月平均银二两五钱，一年共30两，可买十三石黄谷（净重5850斤），这至少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民初一般士兵与清兵差不多。(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唐学锋也引用大量史料说明：当兵能过上较好的生活。(转引自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11期。)当时班长月饷是9元3角（每元折银七钱一），排长是25元9角，当兵的最低月饷也有5．4元，广东地区的士兵则达12元。如果士兵们再搞点打砸抢或顺手牵羊之动作，那么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当时的手工业工人一般月薪仅为5元，商店工人为3元，农村雇工平时为3元）。而且只要招集了十几个人，就可以当上班长、排长之类的小头目。通常是一个人在军队里呆了几年，通过积累或抢劫聚集了一笔财产后便“开小差”跑掉。当时，有好多家庭是依靠在外当兵的丈夫或儿子来生活的。据统计，一个旅里“有68％的人把钱寄回去养家（根据主观的估计，有73％的士兵认为他们的家庭是贫困的）”。(引自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彭德怀自述》中也讲他的祖母、父亲和弟弟都是靠他当兵的月饷六元大钱来维持生活。当兵对很多人来说显然是一种职业，虽然它有死亡的危险性。
在经济观上，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当兵足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赚钱发财。诚如美国齐锡生的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具有吸引力。”(引自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虽然社会传统观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使人们不愿去当兵，但“情况艰难时，军队常常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正如一位学者曾说：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但他们懂得，低下的地位、职业和能力，并不能常常带来成功。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参加军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引自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齐锡生还得出结论，“与传统习惯和当时普遍认为的中国人讨厌军队生活相反，我们发现赤贫的经济情况造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并不把当兵看成灾祸，而是避免饥饿和绝处逢生的好机会”，“从理论上说，如果农民由于贫穷而纷纷当兵，那么，一个地区愈穷，这个地区的农民就愈想去当兵。”(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序言。)
另外，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阀头目大肆搜刮，举借外债，这些钱又基本上投到军队上去。据谢本书研究员统计，从1912年——1927年，军阀政府共借外债总额达13亿美元以上，用于支付军费的开支达54％以上。(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盘剥地方的钱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军费开支的。军阀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兵，通过军费开支又将一小部分返回到人们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农民的奶娘。
有一情况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即“这一时期无论各军文电或报纸书刊均无强行征兵、估拉壮丁的记载”，“至少在民国十八年前它不是军阀的兵源”。(转引自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年第11期。)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一般农民的普遍心理，还是愿意当兵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知识分子，这是最能体现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的一个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知识分子来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仕途。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白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的废除，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郭汝瑰的父亲郭锡柱刚好在这一年“本应录取为秀才，因为废科举，才落了空，为此感到终身遗憾！”(《他曾经是蒋介石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页。)庆幸的是，他有个当营长的堂侄，接他去做了军需。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混乱，给一批从军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这批从军者凭借个人的钻营机巧和军势实力开辟了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新路子，一举成为新兴的军阀。如曹锟、张勋、吴佩孚等人出生于小商贩之家；冯国璋、陈济棠等出身于贫农之家；徐树铮等人出身于教师之家．这些军阀以军队起家，他们依军为命，且接触了西方的科技，开办军事院校培养新式军官，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学校、东三省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等。事实证明，报考军校或直接参军，对青年来讲的确是一务路子，毕业后绝大多数人任职军官，如唐生智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到湖南陆军混成协任见习军官，阎锡山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次年便被任为山西新军86标标统，其他如张治中、蒋光鼎、蔡廷楷、傅作义等均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在军政不分的军阀割据时期，因为以军代政，因为战争频仍，不走从军之路是很难很快地实现远大抱负的。这样就势必掀起一股从军热。大批有志青年如郭松龄等从军校（包括讲武堂、武备学堂）走进军队，充实了军阀集团的中下层领导，提高了军阀军队的素质，他们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前敌指挥，为军阀割据称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是军阀割据赖以存在的有力基础，是军阀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一小部分人还上升为军阀头目，如唐继尧、唐生智、阎锡山等。
有些人或粗通文墨，或为人机巧，他们则不走考军校这条路，而是直接进军队靠个人小聪明钻营，结果也混出个一官半职。此类人在当时为数很多，因为时人还是文盲、半文盲居多数。当然，这些人一般充任下级军官，上升为军阀高层领导者为数极少，只有韩复渠等有数几人。
十载寒窗，皓首穷经，最终目的还是要进入仕途。但是，功名不易，青云直上的机会更难，当兵则是舍难就易之路，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仕途被堵塞之后，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弃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了一股从军热。这些人或充任中下级军官，或充任文职秘书幕僚等，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他们给任人唯亲的腐朽军阀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军阀们得以苟延残喘下去，甚至有极少一部分人上升为军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有知有识的人来说，当兵虽有经济观方面的因素，但他们来到军队中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为了升官发财，实现政治抱负。的确，很多人也达到了这一目的。
老百姓愿意当兵吃粮，这是军阀拥兵割据的兵源条件。但这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讲，不过是饮鸩止渴，当兵的人越多，生产越遭到废弛，社会就越乱，人民也就越穷。故从老百姓当兵的初衷（生计）而言，也是结束军阀分裂割据的因素。
三
军阀为什么要分裂割据？是什么哲学思想支配着军阀集团分裂割据？关于军阀的政治思想，研究者较少，原因很简单，“总起来看，人们一般不认为这些武人、军阀、政客有何思想可言。”(姜义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嬗变轨迹的新探索》，《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第60页。)“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思想的定义。戴维·E·阿普特（David·E·Apter）把它定义为：‘关于政治准则明确和清晰的表达’。这个明确表达必须是有条理、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因为思想的形成是知识和道德成熟的过程。”(引自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如按这个严格的定义考察，那么中国军人中几乎没有人是有思想的。当然，这种定义狭隘了点，虽然军阀集团粗鲁野蛮，但任何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和他们奉行的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对军阀混战割据的哲学思想试作一点剖析。
毛泽东早在1929年曾提出军阀主义这一概念，但没有作具体的解释，大意指“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6页。)C．M．威尔伯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指出“军阀主义（milit -arism）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引自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但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仍不够具体，不够全面。在中国近代，军阀割剧的辖区对军阀们来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军阀们就是无冕之王，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军队对这些土皇帝来讲是命根子，有兵就有权，有权则有一切。“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则有权，而不是凭资历”。(见陈志让《军绅政权》一书。)这对军阀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一“真理”可以概括为“军阀主义”，即指那种因军治政，以军代政，拥兵自重，扩军备战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重兵观念和实用主义，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有利于其军队和统治。
实用主义的军阀既盘踞一方，又唯利是图；既割据，又混战。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地方主义。军阀间的斗争较其他任何斗争都是相当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军阀们一般是盘踞一地，而不轻易离开其老巢——“根据地”。每个军阀集团都首先有军队，其次便是势力范围，这是其士兵来源、经济来源和活动发展的空间舞台。那么，这种地方主义是怎样产生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原因：一是身为中政府领导的军阀们在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时，因实力相差不大，不得独揽中央政府的政权，转而分赃瓜分地方，以求经济来源、士兵来源和发展空间，把地方当作其政治斗争的后盾和根据地。如皖系和直系等。其二，地方武人不断扩张势力扩充地盘，但他们都无能为力一统中国，便只好割剧称雄一方，如桂系、滇系等。这两种地方主义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在其势力范围内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当然同时又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主要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利益。
第二个表现是有奶便是娘和追求“不变的利益”的混世思想。军阀与军阀间，军阀与帝国主义间亦是如此。张宗昌出身绿林胡匪，投机过革命，为能跻身于军阀行列，他先后投靠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后终于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成为山东一省之“王”。韩复榘为了三十万大洋从冯玉祥手下转而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曾三次叛冯，他投过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投过张学良，又打过张学良。他们的信条只有一个：追求“不变的利益”，没有朋友可言。弱小军阀投到强大军阀的卵翼下，而强大的军阀则又纷纷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如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奉、皖两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等。军阀投靠帝国主义本是希图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结果是仅被帝国主义当作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利益的工具。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支配着军阀们纵横捭阖，纷争挑斗，这便加剧了中国的动荡和分裂。
第三，军阀们不提倡“主义”，没有信仰，但也不是无“信条”可言。张宗昌一次曾沾沾自喜地夸口：“我亦有主义：三多主义，亦称三不知主义，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吕伟俊《张宗昌》，第178页。)这个“三多主义”可以说是民初军阀普遍追求的信条。正是在这一信条的驱动下，军阀间不断纷争混战割据。“三多主义”是军阀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义”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剧的一大原因。军阀们的这一哲学思想就本身而言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仅寓于他们行动之中，在无形地发挥着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割据的军阀从不自己承认割据，往往是把“统一”作为一种口号或招牌。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冯国琼、吴佩孚等人都曾高唱“统一”，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统一”其他派系。一些官僚、政客也抑军阀鼻息追随呐喊，组建“统一党”，“统一促进会”等。这显然是虚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要骗取民心，为了扩充势力。然而仅此主观之目的，在客观上却大顺民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这就必然决定了军阀主义的短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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