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同现任俄中友协主席、原苏联远东所所长基塔连科的合影
最近多家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以艺术形式反映了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后向苏军索要武器一事。当时苏联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在几十年来都是国内外许多人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众说纷纭、观点各异。针对这个涉及中苏恩怨交织的关系且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问题，我们特请长年研究军事历史的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来加以解说，以求得一个比较客观的解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苏军进占了东北，随后中共领导的军队抢先进入这块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八路军、新四军出关11万部队大多为徒手的，三年内便发展成装备、战斗力都居解放军全军之冠的百万大军。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为掩饰其腐败无能所招致的败绩，曾大肆宣传苏联援助是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苏联在对华关系恶化后也以“恩人”自居的口气，用夸张数字宣传当年给予东北解放区的援助。国内有些人出于对苏联的怨气，指责当年援助极少而限制很多：一些人又单方面引据苏方资料，认为东北解放军的武器主要来自苏援。其实，历史现象往往是一个多棱镜，从不同角度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只有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并联系其所处特写环境加以分析，才能复原出全景的史实并得出全面的结论。
苏联对中共提供过帮助，又秘密进行且政策多变
人们往往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和感受来回顾历史，回忆和评述东北解放战争时的苏联援助更突出体现了这一点。由于苏方态度几经变化，受到冷遇的人常常大讲苏军的坏话，得到帮助的人又总讲苏方如何热情友好。从当事者自己所看到微观场景而言，他们说的可能都是对的，以此解释全局却会犯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
1983年8月9日，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书提出了意见，就苏联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曾有这样一段概括——“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陈云的这段总结，可以说是宏观上最准确的概括，道出了当年苏联态度的两面性：一方面因不大相信中国革命会很快胜利，且受对美蒋外交关系的束缚而限制过中共活动：另一方面还是“尽力帮助”，而且后者是占主导地位。
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有过出尔反尔的表现，许诺提供武器后一度又反悔，苏军在东北也有过纪律败坏和拆运机器充当战利品等引发老百姓不满的行动，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中留下了阴影，并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延续几十年的抱怨。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还应该承认：正是有苏军出兵控制了东北，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大举向那里发展。美军登陆占领的天津、青岛、秦皇岛等地，都立即交给国民党作为进攻解放区的基地，中共根本不能在那里插足。东北解放后，苏联提供的援助又是当地迅速建成国家工业基地的重要保障。埋怨归埋怨，朋友和敌人的界线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毕竟是非常分明的。
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秘密提供武器援助，也是受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全局考虑所左右。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反复多变，又主要受苏美关系影响。苏联虽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却为此付出了死亡2700万人(其中军人866万)、经济损失3000亿美元(当时价值)的沉重代价，急于谋求一个和平环境，很怕再引起新的战争。从二战结束前夕直至1948年，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总体意图是“中立中国”，因轻视中共力量而以蒋介石政权为主要交涉对象，外交努力的中心是获得在华利益的同时又防止国民党当局全面倒向美国。
1945年2月召开雅尔塔会议和随后谈判中苏条约期间，美苏因有共同对日作战的目标而关系尚好，斯大林在与蒋介石谈判时就不照顾中共的利益。苏联同美英达成了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6月至8月同国民党又达成了人称“外蒙换东北”的交易，即以国民党政权承认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承诺将东北只交给国民党政府而不交给中共。从历史事实看，斯大林起初还打算信守这些承诺，有关《雅尔塔协定》、出兵东北和中苏外交谈判内容都未向中共通报，在日本投降后还致电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并不能打内战。毛泽东多年间对此事一直积愤在胸，曾指责斯大林在中国犯了“不许革命”这样的大错误。
苏联出兵东北后，同他们会师的并非是有过正式协议的国民党，而是独立自主抢先进入这里的中共武装。出乎意料的相遇，使苏军出现了两面为难的窘境：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多年的友情，一些官兵表现出热情并给予了少量帮助，一些领导人却害怕引发外交纠纷而限制中共部队行动。9月中旬以后，因美国停止战时以租借物资援苏的做法，还坚决不允许苏军在北海道登陆参加占领日本，国民党当局又全面倒向美国，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中共的态度便发生变化。苏军不仅允许八路军部队秘密进入东北，还移交了日军仓库中的许多武器，并许诺只允许国民党官员而不允许其军队进入东北。10月4日，苏共代表又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他们会把缴获的关东军武器和占领区全部移交。当天中共东北局兴奋地向中共中央报告“友方”的态度是：“已下最后决心，此间家务全部交我。”
得到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深受鼓舞，决定从各战略区调30万部队到东北以便接收。进入11月中旬，苏联又在国民党当局抗议下，强令中共军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不再移交武器，还一度中止与中共东北局的联络。从国际大气候看，此刻苏联与美英两国议定下个月在莫斯科召开三国外长会议，有在国际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斯大林便担心如过于接近中共会引起国民党及其后台美国的强烈反应。于是，苏方便不惜违背诺言，牺牲中共的利益，来换取国民党和美国政府的好感。如再看看后来的历史，赫鲁晓夫那种背信弃义毁合同的做法，其实在1945年就已初见端倪。
进入1946年初春，美苏在全球开始了新冷战，国民党当局又追随美国掀起反共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中共部队的态度便再度热情起来。苏军从东北撤退时，将一批日本武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并在联合国谴责美国支持国民党加剧中国内战。1947年秋季以后，美苏在西欧形成军事对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又节节胜利，斯大林更增加了对中共援助。不过为避免同国民党政权彻底破裂，苏联在1949年夏季之前没有向中共提供过本国制造的一枪一弹，移交的都是缴获日本、德国的武器，甚至还有美国对苏的租借物资。
斯大林在东北给予中共秘密和有限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中的谅解，不过从其基本精神看，面对美苏矛盾日益尖锐和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的形势，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在中国支持一支能抗衡美蒋的力量。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们就能悟出，当时斯大林为什么一面对中共不信任，一面又给予少量援助；一面同美蒋交易东北问题，一面默许中共在那里发展力量。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都统一到一个目标上，即维护苏联根据雅尔塔体制在远东获得的利益。在利益驱动下，当年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态度便像多变的睛雨表，随着国际形势和自身利害的关系，热度如同水银柱那样忽上忽下。
■苏军缴获的日军95 式轻型坦克。这款坦克参加了我国的开国大典阅兵
在东北苏援武器数字模糊，很难得出准确统计
苏联对日宣战后仅六天，日本便宣布投降，东北出现了一片混乱景象。苏军只占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多数偏远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乱抢武器和物资的现象比比皆是，苏军对战利品的统计和保管、移交都出现统计上的巨大差异。中共进入东北的部队有最早随苏军反攻的东北抗日联军余部，后又有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进入，起初还缺乏统一指挥，各自都到仓库搬东西，一些新部队还出现了大量携械叛逃，总共获得了多少武器一直难以准确统计。
笔者的父亲在八路军进军东北时曾负责过对苏军联络，笔者本人也采访过不少当年东北解放区的领导人。上世纪80年代又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过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查阅过中苏之间有关东北问题的大量文电以及当年有关武器装备问题的众多报告，对苏联援助武器的数量也只能做出一个大致估计。90年代后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后，里面又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从各种历史资料和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历史往往只能给后人留下一个清晰的主线，具体细节却经常会有一些模糊数字和解不开的谜团。
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后，1967年苏联最早公布了在进占东北后援助中共武器的数字，声称“苏联远东军缴获了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有步枪70万支，机枪为1.2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约800余架。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要求，这些武器大部分向其移交，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负责指挥远东战役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回忆录中叙述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引用了这一数字。
若仔细分析，苏联的这一缴获数字本身就含有很大水分，因为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关东军在苏联出兵前能够使用的作战飞机仅100多架，坦克约160辆。十几年前笔者同西方和俄罗斯的一些史学家也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依照他们对当年苏军战报的了解，除胜利后邀功的夸张外，重要原因是把仓库里报废的旧飞机包括伪满航校里的滑翔机都算在内，缴获“坦克”的统计中也包含了装甲车。当时缴获的日本关东军装备对苏军而言，只相当于废钢铁概念，对其数量统计并不重视。苏联宣传部门也知道这些武器有些已运回国内回炉，宣称移交给中共部队时还不能不加上一个“大部分”的界定，至于具体有多少就是一个模糊概念。此后台湾方面抓住这一数字并断章取义，将其全部都说成是援助中共的武器。近些年有人使用俄罗斯档案时，也不加分析地运用了这一本身就已夸张的数字，显然违反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
全面地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史，可以看出苏方向中共部队大规模移交武器，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而且都是秘密进行，其间还带有一些戏剧性的情节。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向苏方代表强要武器的事件，也是何长工回忆录中讲述的真实故事。1945年9月初，八路军山东部队渡海进入了东北，冀热辽部队随即进入沈阳，10余万部队也在随后两个月内赶到。初入东北的八路军向“老大哥”索要武器时，苏军起初在公开交涉中不肯给，八路军领导只好下令“开仓济贫”，派部队夜间到苏军所占的日本仓库去拿，苏军哨兵了解到是八路军，也就听任“偷盗”，并帮助站岗。不过那时八路军服装不统一，也没有标记，一些“假八路”即土匪也在苏军那里冒名拿走了一些武器。
同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得知苏联要将“家务全部交我”的报告后，要求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把武器留在原地，迅速徒手赴东北接收这批新武器。结果山东许多部队奔赴东北时，大都是每个班只留一支枪用于晚间站岗。据由山东进入东北的6万八路军部队实力统计记载，只有8门迫击炮，16挺重机枪，529挺轻机枪，22万支步枪。赴东北的最大一支部队——新四军第三师3万多人上路时携带了全部装备，到达冀东后也将其大部留给当地部队。这些部队陆续到达东北后，苏军却违背承诺不再移交武器。此前接收到武器的多半是八路军刚收编的部队，如最先出关的冀东部队就是靠运出日军仓库的装备和招兵买马，两个月内就由不足1万人扩大到10万余人。后赶到的许多老部队却接收不到武器。结果有人说俏皮话说“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新兵有枪，老兵无枪”。中共中央原定派30万部队赴东北的计划就此流产，已奉命出发的许多单位如陈赓纵队等又留在原地。
进入东北的八路军
在苏军违背承诺前，八路军究竟取到了多少武器，后来能看到的全面数字只有陈云、高岗、张闻天于1945年11月30日向中央报告中的数字——“枪10万支，炮300门”。这些先拿到日军装备的新部队老骨干很少，许多人是原伪“满洲国”的无业人员和“国兵”，抱着“先当八路，再当中央”的心理参军。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新扩大的10余万人中竟有4万余人投降叛变，苏军转交的不少武器又丢失。
出关的老部队在缺乏武器的情况下，靠着民间枪支的搜集和打击伪满军的缴获，得到了部分武器。1946年3月至4月间苏联从东北撤军，又恢复了向中共秘密移交武器，东北民主联军34万人轻武器到此才装备齐全，有枪近20万支，并有了各种炮700门，同时毛泽东还电令将剩余枪支供给地方武装。按这些数字分析，此间得到的枪约在20万支左右。同年夏季，东北解放区为帮助关内解放区作战，又通过海路运向山东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毛泽东专电提出分发这批装备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
进入1947年以后，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末由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展很快，同年末兵力扩大到70万人以上，除了战场缴获外。东北的解放军从苏联和北朝鲜方面也得到了一些武器。据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开始谈不通。何长工便强硬地说：“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便对他吼道：“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态度软下来，经过请示终于同意移交这批武器。对这个“请示”的批准者只能是斯大林，因为那时苏联内部规定涉及中国问题的决定只能由他本人拍板。
这批武器包括步枪数万支和少量火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件对此说道：“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接着，林彪向斯大林请求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斯大林没有满足这一要求，却通过朝鲜方面向东北解放区提供了2000车皮装运的武器。后来中方一再表示感谢朝鲜同志。其实当时北朝鲜是在苏军管制之下，缴获日本朝鲜军的武器也由苏方看管，没有斯大林的指示是不可能转交的。
综合上述几项统计大致可估算出，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转交的武器大约有枪40万50万支，各种炮约2000门(有些统计中将日制掷弹筒列入是不对的)。进入1948年以后，解放军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越来越多，就不再迫切需要苏联移交武器。这一年夏天，毛泽东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城南庄并准备访问苏联，据当时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些年轻人曾天真地说：“这次主席去见斯大林，可以要些飞机大炮，好快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则笑着回答：“至于飞机大炮，还是向蒋介石要，他送来的美国武器更好。”直至1949年7月，中共中央考虑解放台湾的需求，才又向苏联提出援助飞机的要求，此后苏联提供武器便成为两国间的军贸。
苏军正在缴获日本关东军的武器
自力更生是取胜之本，苏援武器加快了胜利
对于苏联秘密给予东北解放区的武器援助，国民党当局早在1947年春天便开始炒作，作为自己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推诿之辞，不过有识者对此都会嗤之以鼻。同年7月，魏德迈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时，便大力抨击国民党腐败无能浪费了美援。当国民党官员辩解说失败是苏联援共造成时，魏德迈马上轻蔑地说，即使说苏联对中共有一些援助，同美国援助国民政府的规模也根本不能相比。的确，在解放战争期间，同美国对国民党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比，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规模很小，美制武器的质量又比苏联在东北转交的日制旧武器好得多。得到巨大美援的国民党败于仅得到微少苏援的中共，主要原因只能从自身的政治因素特别是人心向背去寻找。
如回顾中苏关系史，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直至夺取全国胜利，在艰难斗争中的确得到过苏联的援助。国民党曾咒骂中共“拿卢布”，然而仔细计算起来，国民党所拿的卢布远远比中共多得多。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共每年最多只能从共产国际得到几十万银元经费，国民党却在三年间得到相当于5000万银元的苏援军火和各种物资。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援华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价值相当于3亿美元，给中国共产党只有一点微小的医药和经费援助，其中最大的一笔也不过是王稼祥1938年秋回国时带来的30万美元。至于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援助中共的武器，几乎全为缴获的日本落后装备，是一种“借花献佛”式的援助。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东北解放区十分艰苦的处境，苏联除武器之外提供的多数物资也不是无偿，而要以贸易形式以货易货。苏联的历史资料也证实，1946年至1949年间东北解放区向苏联出口额为2.22亿卢布，进口额为2.27亿卢布。东北解放区所需的汽油、布匹、铁路器材和机器等都要物物交易，输出的主要是苏方在战后饥荒中急需的粮食和大豆。虽然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数额不多，在当时却几乎是中国革命力量唯一能得到的外援。正如《诗经》上所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还是很感谢苏联的援助。东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外援，对提高战斗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全国解放战争是在几大战略区同时进行的，东北以外其它战区的实战结果证明，人民解放军并非是只有靠苏联援助武器才能打胜仗。在1947年至1948年的陕甘战场上，解放军西北野战军起初只有2万人，只及当面之敌数量的十分之一，又因距东北遥远得不到支援，每支枪只有不到10发子弹，却仍连战连捷，靠战场缴获武器将部队发展壮大到7万多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陈赓兵团和陈粟所率的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之初，都实行无后方作战，靠战场缴获和就地征集“以战养战”，仍能打开局面。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各个阶段的战果统计中，解放军缴自国民党军的武器都远多于苏联转交的武器，东北野战军自身的统计也是如此。当时解放军的武器主要取之于敌，人称国民党军是输送美制武器的“运输大队”，这不仅是笑话也是事实。
在东北解放区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虽主要靠缴获和接收获得武器，作战所需的弹药还主要靠自己生产。解放区内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弹药的产量在1948年内超过了国统区，这也为战略决战时解放军在火力上压倒敌军提供了保障。这些军工企业的建立，自然与苏军转交日本遗留下的兵工、化工和冶金设备有关，能有效组织生产还是靠解放区兵工部门和军民的自身努力。在苏军军事管制下的大连，解放军还建立了全军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如华东野战军使用的大部分炮弹都是大连“建新公司”生产并通过海路运去，淮海战役期间便向战场供应了20万发山、野、榴炮弹。粟裕大将生前曾回忆说，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在中国的解放战争包括东北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确定的指导思想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46年6月30日，毛泽东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因患肾病要从东北去莫斯科就医，特地致电他指出：“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斯大林名字的电文代号)对满洲的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完全靠自力更生。”
“靠自力更生”，这是中国其产党人经过斗争得出的结论。正是丢掉了一切幻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随后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反而比预想要快得多。如果客观地评价苏联援助中共武器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虽不是决定因素，还是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靠中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取得的，不但粉碎了美国的扼杀企图，还冲破了斯大林的限制，这就使新中国从建立起就能有一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国际地位。中苏友好时期的关系也不同于东欧国家与苏联的“父子”式关系，而只是“兄弟”关系，苏联对华在军事上也只能起帮助作用而不能指手画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武器援助所起的作用。
徐焰简介
简历：
徐焰将军1969年入伍，先后从事过工兵、炮兵和基层政工干部，后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后读研究生，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年调入国防大学。此后至今长期在军事学院、国防大学从事军事历史和军事思想的教学和科研。作为军事史专家，他潜心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曾多次去过日本，并在日本防卫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所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录》于1995年在国内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在日本由官公厅株式会社以中日两种文字同时出版，为战后在日本出版过的惟一一部全面中国抗战的学术专著。
著作：
徐焰将军主要从事军事思想和军事历史研究，十余年来共个人撰写的专著共计400余万字。他出版过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抗美援朝、东南沿海作战、中印边界反击战、近现代人物、世界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等方面的十几部专著，其中主要包括：
《中国抗日战争史录》、《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毛泽东——中国出了个巨人》、《金门之战》、《两弹元勋邓稼先》、《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最后的秋日》、《第一次较量》等。
荣誉：
徐焰将军著作《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曾获全军科研一等奖，《最后的秋日》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获解放军图书奖。多部专著在美国、日本和台湾出版，如《抗日战争史录》、《金门之战》等。
其他著作还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2003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先后立三等功三次。2003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院校育才金奖。2004年被三总部授予“全军优秀教师”称号。2005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2007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五名“杰出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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