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岁那年8月的一天，突然连降暴雨，屋顶往下直漏雨，地上积水达一尺多深。当时父亲、大哥在外给地主扛长工，二哥在外给地主放牛，家里有母亲、我和11岁的姐姐。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去上山寻找避雨的地方，坡陡地滑，饥饿无力，我们跌跌撞撞，费了好大的劲爬到了山跟（根），在悬崖峭壁下找了个临时避雨的地方住下。两天之后，暴雨停歇，母亲又领着我和姐姐下山回到了原先栖居的草房，母亲和姐姐打扫了屋内的积水。到了晚上，我们坐在湿淋淋的草铺上，浑身被蚊虫叮咬着，彻夜难以入睡。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母亲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滴在我的脸上，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我从小记忆中的家。
1936年4月，我7岁那年，父亲因常年在外扛长工，身患重病。狠心的地主既不给父亲治病又不给父亲工钱，父亲气病交加，忍悲含泪回到家中。当时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为父亲看病?我看着父亲躺在房后的草地上痛苦的样子，失声痛哭。父亲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叫我到他的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苦命的孩呀，看来爸是不行了，今后你要多听娘的话，如老天保佑你长大成人，你千万要为爸、为方家争口气……”这是父亲临终之前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对他这个7岁的小儿子所寄托的厚望。父亲带着对全家人的眷恋和遗憾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48岁。父亲说的话，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支撑我成长的一种精神动力。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钱买棺材，也没有安葬的地方，大哥到村里说尽好话求人，勉强借来几块薄板做寿材，把父亲安葬在半山坡上的一棵核桃树下。母亲几天滴水不进，高烧昏迷说胡话，因悲伤过度，急火上眼，双眼红肿发炎。有个过路的游医说他有秘方能医母亲的眼疾，让母亲用醋点眼，结果导致母亲双目失明。
大哥、二哥为了糊口，父亲安葬第二天就去给地主当长工走了。家里只有母亲、姐姐和我。当时姐姐12岁，我7岁，我们三口人就住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整天担惊受怕。白天常有国民党军和土匪来骚扰、抢劫，大哥在外当长工好不容易挣几斤小米，送回家里，全被他们抢走了。我和母亲、姐姐在家完全靠吃野菜、树皮、粗糠度日。每到夜间，山狼、野猪叫得骇人，在我们住的房前屋后到处乱窜寻找食物。母亲有一天对我们说：“咱们不能在这山坡上住了，说啥也得下山回村里去。”不久，我们下山到村里，住到郎风祥家的一间牛屋里。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得保证半夜起床把牛喂好，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地主家又不让住了。
我从6岁记事到1942年家乡解放(13岁)，八年间我们共搬迁了十四次“家”。姐姐比我大5岁，她从小很懂事，既孝敬母亲，又很关心我。那时住在山上吃水很困难，要到二里外的村里去抬水，每次她与我去山下抬水时，总是让水桶靠近她的那一边，生怕压着我、累坏我。那时，我们主要就是靠野菜、粗糠、树皮充饥，我几乎吃遍了山里的各种野菜、树叶，杨树叶、柿树叶、野桃叶、槐树叶、枸树叶、榆树皮、齿牙菜、马齿菜、灰灰菜等。
我7岁那年7月的一天，在上山挖野菜时，因感冒发高烧，加之肚子饥饿难以支撑，突然晕倒在山坡上草丛里，后不知何时苏醒过来，回到家里，发烧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滴水未进。那次高烧之后，没过几天肚子肿得如罗锅，浑身无力，身上瘦得皮包骨头，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听说过八路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是解救劳苦百姓的，心里盼望着这支队伍赶快打过来。
我9岁那年春天，经好心人介绍，到距离本村十多里远的西沟南圪台村给一家姓秦的地主放牛。这里地处500多米的悬崖高山，进到山里犹如走进原始森林，杂草丛生有一人多深。山上有两多：一是蛇多，黄的、黑的、花的各种蛇应有尽有，每天都见到，不仅在草丛中爬行，有的还爬在树枝上乱串(窜)，很是吓人；二是树上的马蜂窝特别多，状似碗口，大的犹如锅盖，稍有触动，便蜂拥而出，见人便蜇。我到这里放牛仅五天，头上、脸上就被马蜂蜇出几个像核桃大的疙瘩，两只眼肿得看不清东西，痛苦不堪。这样下去，不仅不能为家里分忧，而且可能自己也性命不保。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把牛赶到山坡上便跑回了家，把情况告诉了母亲，说宁愿在家照顾母亲，再也不去西沟放牛了。
10岁那年有一天，我挖野菜回家时路过村上大街，几个山西过路人正在一家临街饭店门前休息，可能他们瞧见我年幼可怜的情形，听有个人说：“陵川一带有人要小孩，太大、太小都不要，像这样年纪的小孩就行，能换二斗粮食。”我听了后，边往家走边想，如卖了我能换回二斗粮食，一来能救母亲的命，二来我也捡得条活命，总比都饿死强。我回家将这个想法对母亲说后，她哭着说，决不去办这种事，再穷再苦也不能卖掉小儿，活要一块活，死要一块死。但我看到母亲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情况，便暗自下定了决心。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山西陵川县吴家湾，找到给地主当长工的二哥说明了情况，叫他领我上陵川去卖我换取粮食，以救母亲的命。在我的说劝下，二哥认为这也许是条生路，便答应带我去陵川。在路上，二哥看我饿得走不动了，就上树扒点榆树叶让我吃，渴了我们就在路边河沟里找点水喝。从平甸到陵川有100多里地，我们赶到县城时天已傍晚，这时二哥在我身上插了个草标，以表示卖身。没钱住店，夜里我们就在街头露宿。次日早上，有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到我跟前看了看，向我二哥问了一些情况，随即领我去到他家中吃饭，吃的是玉米粥，我一口气喝了两大碗，一会身体自觉好受多了，也有精神了。那位买主叫来一位代笔的先生，写好了卖身契约，让我在上面签名按手印。这时他又感到不放心，提出必须在当地找两个保人。我们在此人地两生，哪里有人愿意作保?二哥与买主说了不少好话，人家还是不答应。就这样，我去陵川卖身救母的意愿未能实现。
1941年夏天，那时我12岁。华北太行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我们家被迫外出逃荒，大哥、大嫂和我三人去徐州逃荒。好不容易经过150多里跋涉到了新乡小冀火车站，把带来的旧衣服变卖后，所卖的钱只能买两张火车票。这时大哥很为难地对我说：“这可咋办?”我看大哥无奈的样子，便对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只好你和俺嫂走吧……”当时大哥给我一元日票，叫我在回家的路上买点东西吃。我目送大哥、大嫂上车走后，便开始往家赶路。我用一元日票买了一块做肥料用的花生炸油的麻饼，路上饥了便啃几口，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不停地赶路，行至薄壁村东天已黑了。由于山路不敢夜行，又没钱住店，便在村头一个小庙里安歇，强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刚晃亮，我又急忙往家赶，走到宝泉时，头昏眼花，勉强赶路，直到傍晚才赶回家。进屋后连叫几声娘没答应，到炕上一看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失声痛哭，母亲仍未苏醒过来。我赶紧喂了母亲几口水，不一会儿，母亲醒了过来。见我在她身旁哭，问了去逃荒的经过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边哭边说：“孩呀，回来好，娘以为见不到你了!回来好!今后咱吃糠咽菜，就是饿死咱娘儿俩也不分离。娘再不让你去逃荒了!”
行山巍峨挺拔，绵延千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都曾驻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争夺太行这块根据地，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周围集中了五六个师团及混成旅，对根据地军民发动疯狂的大扫荡。他们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太行区的军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优秀儿女为创建、巩固和发展太行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我的家乡平甸村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日军在这里驻扎了八个昼夜。本来听说日本鬼子进攻太行山根据地的消息时，平甸全村老百姓背着铺盖，赶着牛、羊已逃到距村子八里远的簸箕掌一个深山沟里躲藏，没想到有人告密，突然有天汉奸引路，日本鬼子包围了这个山沟。他们个个端着枪，上面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和牛羊全部赶回村里。有几个群众不让赶牛羊，被他们就地捅死。回到村里，日本鬼子把人们集中在村南头的一块空地上，一个日本军官嚎叫着问八路和粮食都藏在什么地方。一个鬼子把我表哥李怀玉从人群中拉了出来，上来两个汉奸把表哥的衣服扒光，用铁丝把他捆在树上，用皮鞭棍棒抽打。一个日本鬼子上前捅他一刺刀，笑一笑，直到把表哥捅死后，又扔进几十米深的井里，又向井里扔进好多块大石头。群众都含着眼泪，胆颤心惊。突然间，一个日本鬼子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用刺刀逼问我，又扒光了我的衣服。一个鬼子用刺刀在我的肚子上划了两下，一股鲜血流在地上，又上来两个日本鬼子把刺刀放在我的脖子上威胁我。我心里想肯定活不成了。正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两架飞机向地面上投放什么物资，日本鬼子个个蜂拥而去抢夺飞机抛下的东西。我瞅准这个空隙，不顾身上伤痛，一闪身退到人群的后面，然后奋力向村东北关山方向跑去，一直跑到关山顶，在那里整整躲了七个昼夜，吃的全是野草、树叶。第八天，日本鬼子撤走后，我从山上回到村里，看到村里100多头牛、800多只羊被杀光，家家户户的房屋被烧光，600多亩玉米、谷子被马踏平，村里到处哭声一片。大家流着眼泪把我表哥从井里捞出来，捆在表哥身上的铁丝都嵌在血淋淋的骨头里。我这次死里逃生，亲身经历了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
1942年3月的一天半夜，阵阵枪炮声把全村人从睡梦中惊醒。人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很惊慌。一大早，人们都在大街上议论，说是昨天夜间八路军老三团从山西下来把平甸、潭头村驻的日伪军全部消灭了。除有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外，大部分投降当了俘虏，已被押往太行七分区了。这时的平甸村显得异常平静，只有几个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处理善后工作。下午3时，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有位同志介绍说，现在请王队长给大家讲话。王队长说：平甸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昨天夜里已把平甸、潭头两村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一网打尽，从此平甸的人民解放了。今后我们穷苦百姓要说话、要当家做主人，再不会有日本鬼子和汉奸、国民党土匪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了。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很新鲜，很亲切，也很兴奋。散会后我跑回家，把首长讲话内容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可能就是以前有人讲的救咱穷人的队伍来了，多年的愿望，终于盼来了穷人翻身这一天。这时我向母亲表示要去参加八路军，母亲很高兴。我马上到队部去找王队长，见到一位小八路，穿一身灰军装，在团部门前站岗，问我找谁。我说来找王队长要求参军的。那个小八路热情地领我去见王队长。王队长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还有谁。我说我叫方德贞，今年13岁，父亲给地主扛长工累病去世，家有双目失明老母亲，大哥大嫂去徐州逃荒，二哥在山西武家湾给地主当长工。首长让司务长给我称二斤小米，并叫炊事员从伙房给我端来一碗面条吃，还告诉我明天要给贫农发放救济粮，今后再不会饿死人了。他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在家好好照顾母亲，快给你大哥、二哥捎信让他们回来，就说平甸解放了，叫他们不要在外逃荒，给地主当长工了。那碗面条我舍不得自己吃完，仅吃了半碗，其余半碗我端回家中给母亲。母亲激动地说：真的把穷人的队伍盼来了，我们穷人翻身了。
此后，平甸——这个深山沟里的小村庄，经过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建民兵，发展党员，经过反奸、反特、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与其他贫农群众一样，分了土地，分了房，分了农具和牛、羊，大哥、大嫂、二哥和我四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哥任村农会主席，二哥任民兵队长，大哥还被选为太行边区参议员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边区政府召开的参议员代表大会。弟兄三个我最小，当时年仅14岁，也当了村儿童团长，参加了民兵，扛起了枪。此后，平甸村成为太行山边区一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辉获县党政机关都驻在这里。
解放了的平甸人民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幸福生活。1945年春节是我少年时代过得最开心、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村里为欢庆翻身解放，组织春节文艺演出，我和二哥二人参加演出了三个节目：一是“打金枝”，二哥扮演为王，我扮演郭爱；第二个是“王贵与李香香”，二哥扮演李香香，我扮演王贵；第三个是“兄妹开荒”，二哥扮演哥哥，我扮演妹妹。这种喜庆的氛围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前来观看演出的人数之多也是没有想到的，不仅平甸村家家都来观看，就连周围西沟、东寨、宝泉等二十多华里远的人也纷纷前来观看，甚至山西省陵川县的干河、吴家湾、关岳平等村的群众也赶来了，从初一到初四，天天都是人山人海。那种翻身解放了的贫苦农民由衷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是我少年时代最愉快的一个春节。
资料写：方德贞，离休干部，现居河南省新乡市。14岁时八路军解放家乡，当了村儿童团长。15岁参加革命，担任警卫员、武工队队员，曾在区委、县委、地委等多个岗位任职。
资料提供者：方正辉，公务员，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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