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下文行文立场网友可以自己辨析，但文中披露的76年后胡耀邦与郭玉峰之间的矛盾值得一读，可以从另一面来认识胡耀邦其人。
一直对郭玉峰这个人很有兴趣。最近新看到了郭玉峰回忆录。加上我之前收集的他的资料，一起汇总给大家看看。
我个人的观点是，郭玉峰在文革中基本上是执行中央指示，文革后给弄的蛮惨。从现在看似乎是处理重了。但是，郭本人是军人出身，不那么懂得政治。而且他是被康生选中，赞扬为最好的军政委。从军政委一步越到中组部部长。康生为人阴险毒辣，思想一向在党内是极左。所以，郭玉峰的思想估计和康生是相近的--所以才会被康老选中。应该说，郭虽然是执行中央指示。但是因为10年文革，中央是错的。所以，郭本人也跟着倒霉，做了替罪羊。但是郭自身也有问题。也许是军人不是那么懂政治的缘故吧。文革中倒霉的老同志恨他的太多。
郭玉峰是河北省海兴县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连副指导员、营副政委、组织股长、支队副政委、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野战军4纵10旅28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29团政委、64军炮兵团政委、191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1年，郭玉峰入朝作战，任64军干部部副部长、191师副政委。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64军191师政委、64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4年，45岁的郭玉峰晋升少将。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文革中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文革开始后不久，康生把郭玉峰带到中央组织部，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文革”结束后，他拒绝对冤假错案进行审查、平反，遭到强烈反对。1977年被免职。后来，康生的问题被揭发出来，他也随之被开除党籍。
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规定凡查阅原中央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正副省（市）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档案时，须由中央机关各部（委）、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报经中央组织部郭玉峰同志审查，再呈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永胜同志批准后方可查阅。郭玉峰开始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成为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这与康生的赏识分不开。郭玉峰是开国将帅中第一位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将军。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载：1968年1月，康生指使郭玉峰，列图表，写报告，诬陷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叁反分子”，诬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22人是“叛徒”、“特务”、“叁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组部。1968年8月23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60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有37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8年8月27日，康生、曹轶欧指使郭玉峰编造《关于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60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同日郭玉峰还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59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74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
“九大”郭玉峰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他到中组部干校传达“九大”精神，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十大”郭玉峰当选中央委员，到中组部干校传达“十大”精神，郭玉峰再次攻击朱德。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被郭玉峰拒之门外，甚至连中组部的招待所也不让住。郭玉峰对中组部内文革中遭迫害的老干部也不宽容，继续用极“左”的方式处理老干部问题。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受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行为，围绕中组部推选“十一大”代表工作，纷纷写大字报向郭玉峰开展斗争，老干部说：“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郭玉峰在“十一大”当选中央委员。在胡耀邦同志的策划下，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玉峰从广播里听了文章摘要后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是右派言论！”当天《人民日报》来后，郭玉峰看都不看，把《人民日报》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这时，中组部反郭玉峰的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叫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写了一篇《情况汇编》，题目是《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给了叶剑英元帅。不久，同样是少将出身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接见中组部几位老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郭玉峰回答：“很好啊！”汪东兴把《情况汇编》递给郭玉峰：“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但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迟迟不见行动。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认为还有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中央机关的谢富治、吴德、吴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作为中央委员的郭玉峰没有被通知到会。1977年12月，郭玉峰被免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取而代之。胡耀邦后来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另一位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上将说得更直接了当：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他在1975年正式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根据198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所载，郭玉峰于文革时期，协助康生，诬陷了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安子文等人为叛徒、特务，并协助参与了数起冤案。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玉峰坚持不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被撤销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后被审查，并被开除党籍。2000年1月20日逝世，享年81岁。郭玉峰也做过一些好事。64军一位营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率部获得“道峰山营”称号，文革遭批斗，郭玉峰为他写了证明信，被解放了出来。郭玉峰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郭玉峰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九大”代表，去吉林省通榆县双岗中组部五七干校召开大会传达“九大”精神，郭玉峰在大会上提到朱总司令时说：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1973年8月，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郭玉峰又带着中组部的另一位“十大”代表，去河南省长葛县中组部五七干校传达“十大”精神，再一次丑化了朱总司令。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老同志，比如袁任远、陈野苹、张策、杨士杰这样的老革命，这位“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是不是稍作宽让、给条出路呢?不，也一样，也一直不给他们“天大亮”。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连中组部办公大楼都不能迈进一步。“文革”前的中组部老部长安子文的秘书陆沅，一位纤柔瘦弱的女同志，从五七干校回来又被投入修建地下工事的劳动，直到1977年4月——粉碎“四人帮”已达六个月，郭玉峰还让人叫她在留党察看两年的结论上签字，否则立即开除党籍。在此之前，还想把陆沅赶往农村，理由是“黑帮”的秘书不能留在北京。并让北京市吊销陆沅丈夫的户口——因为陆沅丈夫是北京市的干部——把他们一道赶出北京。这时北京市的有关人员出面答复说：“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加之陆沅奋起抗争，“赶出北京”的计谋才未得逞。
中组部和中监委的一直被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再也不能忍受郭玉峰的恣意妄为，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1977年春天，围绕着中组部推选党的“十一大”代表的活动，再加以原巡视员张志杰的紧张联系，中组部老干部党支部遂以袁任远、张策、杨士杰等同志为核心，纷纷用大字报向郭玉峰展开了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然而上面似乎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他继续稳坐钓鱼台。《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位老同志在其大字报中不但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话，而且还注明这段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的多少页；接着这位老同志自己说：“我们虽然备受摧残，但幸运的是头脑还都正常，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郭玉峰是个什么人!”还有一张大字报在历数郭玉峰许多乱党纲常的事实之后，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段话：“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你弟兄眼中的刺!”
许多老同志的大字报几乎同声厉斥：“郭玉峰!你要知道，你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他们强烈要求郭玉峰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他们不愿再白吃人民的小米。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甚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他的妻子到院子里转了转，看了看。郭玉峰感到很委屈。他认为他对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的分配工作是做过一些努力的，只是由于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一再责难，才未能如愿。甚至于，汪东兴也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如果郭玉峰的这种委屈确有某种根据，那么“全国最强的”也仅仅是康生们眼中的“强”，在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广大干部方面，也还是碰到“硬胡桃”就软了下来的。
接着，大院里就有些似乎自愿为郭玉峰解围的人，以整洁院落为借口，用水龙头洗刷墙上的大字报。可是，老干部们又在后面跟着贴……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这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许多干部群众热烈赞扬第一篇文章的同时，也愤怒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罪行，而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党委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没有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以致这帮派体系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还在暗中活动，欺上压下，抵制和破坏干部政策的落实。
耀邦回忆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许多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磋商后不到一星期，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就出现在中央党校耀邦的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暗，不巧中央党校那一片又停电，耀邦就点起两枝蜡烛，与杨逢春逐字逐句地细心修改，直到夜深把通篇文章都改完才搁笔。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首先在山东，一个大队支部书记被摘去了“走资派”的帽子，《人民日报》不但发了消息，还郑重其事地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曲忠诚报道了中共宁夏自治区委员会大力重申党的干部政策，认真处理过去审干中的遗留问题，长达四千六百多字，《人民日报》全文采用，并配以三行通栏大标题。其眉题是：“坚决推倒林彪、‘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采取各种措施”；主标题是：“宁夏区党委大力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下面的副题是：“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东兴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
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的大事，却都只字未表。即便对老同志在生活上必须予以照顾的这种小事，郭玉峰回到中组部后也滴水未漏，更谈不上开会传达。老干部们又一次掀起了张贴大字报的高潮，愤怒声讨郭玉峰欺上瞒下的两面派勾当，要求党中央尽快撤换他。否则，所谓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只能是又一场白日梦!
这样，郭玉峰才不得不浮皮潦草地传达了汪东兴的那点儿指示。但传达归传达，行动还是不见影，正像一张大字报引用的《马太福音》中的那段话所说，他眼中的梁木还没去掉，怎能看清世道真谛!1977年12月初，郭玉峰只能打点好他那只公文包，永远离开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对郭玉峰来说，这种结局也许使他有些想不通；但在大众心目中，这种结局是理所应当的。1980年11月19日，在研究华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虽然这是后话，但从中不难看出，从“文革”伊始到离开中央组织部，郭玉峰究竟主要扮演了何等样角色是明明白白的。另，在宋任穷交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宋任穷回忆录(续集)》中，谈到他在耀邦之后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写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组部是受到林彪、康生、江青严重干扰和破坏的一个单位。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玉峰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这样，郭玉峰在中组部期间的作为，就更加明明白白了!
郭玉峰同志《我的声明》遗篇放在我的桌子上，不禁的想起我父亲刘福经同志向我述说的他的疑惑。他作为郭的老战友，为从东北依兰五七干校回京无工作一事，1973年曾找到郭，只收到郭的办公室秘书用毛笔回复的意见：领导因工作繁忙暂时无法见你，工作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我爸爸觉得郭太无情，连同战壕的战友都不给见面的机会。直至我父亲去世时，我父亲也是留有遗憾的。后来有一个我见到郭玉峰的机会，向他诉说了这件事。郭说：“作为老战友帮助你爸爸义不容辞，但是作为周总理手下的一个干部是不能拘私情的。”听到了郭这样的回答，我作为一个老人事干部，不禁对郭产生了崇敬之心。当今社会，要都是像郭玉峰这样的组织干部，腐败的干部就没有市场了。
当一个人认识一段历史时，不客观地看问题，而用私情代替真实并丑化历史发生过的事情。犹如赫鲁晓夫为自己儿子的过错因受到斯大林的处理，而产生的私仇。到1956年苏共20大，用不正当的手段报了这个私仇。是他导致苏联解体的发生。李rui为了报自己因做右派而被撤职的私仇，到晚年时，极力丑化毛泽东时代。他不就是正在用编造的谎言，来毁掉我们的民族和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吗？李rui一类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已造成了社会上的贪污腐化、迷于女色、剥削有理、欺压无恐等众多丑恶现象。大家想一想，郭玉峰同志的这篇遗作字里行间死不瞑目的控诉。在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放纵和培植下，李rui一类人把持的报刊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可谓是社会的悲哀。
联系今年中央电视台6月7日报道江西高考一事，也编播了一个用旧画面充作新闻，实乃令人对真实报道的担忧。如此下去，真实反映已发生过的事情，还有吗？郭玉峰同志，一个坚定忠于党和自己领袖的人。当社会上用非正常手段变更了权力之后，郭玉峰同志受到了当时掌权者的错误处理。而后，掌权者为了达到复辟个人既得利益的目的，对郭玉峰进行无中生有的诽谤直至开除党籍。这种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把一个本属于政党应负的责任转嫁给个人即郭玉峰的身上。这让一个忠于我党的优秀共产党员，承担被复私仇的恶果。这难道不令共产党员可笑吗？
我可以告慰郭玉峰老前辈了。你对我父亲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干部政策之光辉之处。你出于公心的干部政策，是我党的荣耀。当今社会干部的使用，以“我”为意志，以钱为交易，以利为标准，这不正是腐败的根源吗？
我要告诉郭玉峰老前辈：你不用过多的表白，细致地申诉。其实，文革的干部路线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是无可挑剔的。错的是那些死不改悔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要走保护既得利益的道路，就不会让你的优秀品质发扬于世的，安息吧！郭玉峰同志，正直的人们在觉悟，共产主义的光芒是遮盖不住的，历史会承认你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军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为有您这样的好战士而自豪！
真正的共产党员。关心共产主义的同志们看听一听郭玉峰同志的呼声，重新审视文革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历史不容歪曲，毛泽东的思想永放光芒！
我的声明
南方周末报社负责同志：
我叫郭玉峰，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看到贵报1996年2月2日15版登载一位叫戴煌的，所写的题目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此文中有些涉及到我的事，与事实不符，声明如下：
一、戴煌文章说（以下简称文章）：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名军委中“最优秀的”。文革风气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九大时有人诬蔑朱总司令反对毛主席，这位“最优秀”的政委竟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朱老总瞪了他一眼：“那纯属胡说，我有什么错？！”以上系摘自戴煌文章的原文，纯属戴煌造谣诬陷。请问戴煌你不在场怎么看见朱老总瞪了他一眼的？
1、我在部队工作几十年，我优秀、不优秀，当时沈阳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和军区首长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和总政首长最了解我。他们给党中央选送干部，首先要送干部的履历和情况等资料。总政治部主任亲自向中央首长汇报干部的德、才兼备情况，再由中央决定是否调来中央工作。我在师级工作都是周恩来的任命。
我是1967年10月25日奉中央的命令调来中组部工作的。来中组部工作前，我不认识康生，康生也不认识我。文章的特意把康生点出来，还把最优秀的加上引号，以示蔑视和贬低。从字面上看是贬郭玉峰。实际是蔑视和贬低部队军区和总政的干部部门和军区首长及总政首长、周总理。
2、关于自告奋勇去‘动员’朱总司令到‘九大’会上做检查。纯属造谣、诬陷。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从来没有动员过朱总司令做检查。更谈不上‘九大’时自高奋勇去动员了。朱总司令虽已过世，但参加‘九大’至今已过去多年了离“文革”也已10多年了。还再用造谣、诬陷、诽谤，攻击别人则令人可笑、可悲！
二、文章说：“粉碎了‘四人帮’，‘文革’中被‘打倒’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北京中组部大院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不料郭玉峰，这位‘最优秀的’，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以上不是事实。事实是：
1、舒同当时来上访，他不是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不是“文革”时在山东省委被打倒的。而是任山西省委书记。“文革”时在陕西任省委书记时打到的。文章的：连舒同在哪个省里工作？任什么职务，在哪里被打到，都不知道。可见文章的，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到何种程度。
2、舒同来到中组部上访，我没有叫人把他挡在大门外。而是把他请到中组部办公楼上办公室，由部里的几位领导、我和王常柏、郑屏年等集体听他来访问的目的和意见。
3、舒同来中组部的目的，并不是文章的所说的要求落实政策，给他一份工作。而是，来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处分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的。当时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告诉他后，他大发脾气。我们部里的几个人和他交谈，也批评了他的错误态度。对舒同的历史问题的处理上，省委报告提出：给警告处分。我们不同意给他处分。我们向中央建议：一点历史问题，讲清楚了就行了，就不要给处分了。中组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批示：可不给处分。我们为舒同说了好话，做了好事，但不好和他本人说。他非要看报告和批示，当时文件确实不在中组部，已退回陕西省委。我们只有劝他回省委去。至于他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他如何我不清楚，我没有批示任何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我根本不知道舒同带没带手提包。而且，也不可能管这些事。
三、文章说：“此刻的北京，在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有人敢用，只有在家待着”。以上这些话我从来没有说过。和中组部没有任何关系。关于外事干部的使用等问题，康生管中组部时早有指示：凡是外事干部任免，都请示周总理，按总理的指示办。
文章还说：“原来就在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萍、袁任远、张荣、杨士杰、张志杰等一批老同志，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扫院子，连办公楼都不敢迈进一步。”关于安排干部工作问题：凡是安排干部，都得接受单位协调。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就安排不下去。有的单位同意接受了，但本人不同意去也不好办。杨士杰在文革前就再中组部已休息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听说他要求工作。张志杰是个造反派头目。给他安排工作，有的单位不接受他。他怎能和一些老同志相提并论呢？关于张荣的工作安排问题，我是给他说了好话的，原在中组部工作的张荣同志的秘书是了解情况的。他们谁天天扫院子，我不知道。我没有叫他们扫院子。他们每周要到机关看文件、看大字报、贴大字报。如果不准迈进一步，他们是怎样做这些事的？
四、文章说：“纷纷用大字报，向忠实执行康生、林彪路线的郭玉峰展开斗争。但是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我也从未执行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就更谈不上“忠实”执行了。这是文章的制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路线。
1967年10月25日，我奉命到中组部工作。那时中央分管中组部工作的康生，给我交代了几条任务：1管中组部机关的学习毛泽东著作；2管好档案；3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管中组部机关的运动。当时的中组部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开展业务工作。69年九大后，康生把中央分管的中组部的工作移交给了纪登奎同志，交办任务要完成中央交办的工作。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后，开始批陈（伯达）整风，接着批林批孔；整党、建党，恢复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康生、林彪路线。文章的根本不懂得历史，只会胡乱编造，诬陷人。
关于文章说：“似乎上面还有人庇护着郭玉峰……”这个根本是歪曲事实：把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讲真理、讲政策、讲客观事实，颠倒为“庇护”，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党中央华国锋主席亲自指示：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同志（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说：“郭玉峰在中组部的事，你们不要追他，叫他安心学习。他办的事主要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这是我的班主任亲自给我传达的。1978年我因病住院，出院后插班进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第二期开学，班主任给我传达说：“有人不同意你第二期继续学习，但叶剑英主张叫你继续学习，他说犯错误就不能学习吗？学校是个大熔炉，通过学习可以改造嘛。”我党校毕业后，中组部陈野萍却以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交待和揭发问题为由，宋任穷点名叫我揭发康生九大问题。以离开家换个地方，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我送进了秦城监狱关押，搞逼供信。直到审判“四人帮”结束，还不肯放我出监狱。当时中央领导陈云同志、邓颖超大姐、黄克诚同志等不同意中组部的做法和意见。后来由胡耀邦同志给中组部领导做工作批示，中组部才派张志杰将我从秦城监狱送回家。
回来后没有再找出新问题，还是在中央交办的那些老问题的情况下，中组部仍抓住不放直至把我开除党籍，发150元生活费“一棍子打死”，下放到河北省的小城市。胡耀邦同志过世前有位熟人去看他，说起了我的处理，耀邦同志说：“看来对郭玉峰的处理太过分了，那时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也曾批过两句过头的话。”
这以上都是文章所说的上边对郭玉峰的庇护？
五、文章说：“中组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之千里之外。”
1、什么叫“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是对党中央机关的诬蔑！
2、关于“门难进”实际是门口有传达室，部里设有来信来访接待室。以上舒同的例子已经说明文章的造谣和诬陷。中组部有一位老副部长李步新同志专门分管这项工作。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办不了的事，由部里领导集体研究解决。
六、文章说：“这些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文革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字报，不知文章的在这个问题拐弯抹角是何用意。
七、文章说：“郭玉峰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他旨意的人‘赶快撕大字报’。杨士杰把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事实相反，我根本不必叫人撕大字报，部党核心组都把每次大字报出现的内容印好呈报给党中央。而杨士杰却背离党的组织，偷着将大字报撕下来捆成一捆一捆的往外送，居然还说我叫人撕大字报。
八、文章说：“‘这股12级强风’究竟起于何处？……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下的中央组织部。”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我和中组部其他领导同志对老干部安排没有任何阻力，而且积极同一些单位协商甚至反复协商安排老干部。有的单位不是不同意接收就是被接收人不愿意去。我们中组部不是阻力，更不是风源。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们中组部都有老干部分配方案，并呈报给党中央分管中组部的领导。当时配备领导班子的要求是：老中青三结合、一碗水端平（当时各单位都有派性斗争）。各省市党委和中央各部委配备班子的程序是各单位先提出人选名单，走群众路线，交给群众讨论。同意后报中央。再由中组部派人到单位了解情况后，报中央审批。我个人没有任何决定权，一切按中央批示办事。往下面派干部，要和接收单位协商，征求意见。如果接收单位不同意接收，也安排不了。我们部里几位领导，都是尽心尽力给单位安排协商老干部。所以说，安排老干部的阻力，不是中组部。说12级台风、风源在中组部是不对的。事实是：
１、关于配备班子安排老干部问题：确实收到了派性阻力和“四人帮”的干扰。如国家体委的班子配备时，他们提出的方案没有老干部。我们建议老干部李梦华和对立面徐寅生二位同志进班子，当时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坚决不同意。到中组部大发脾气，指责我说：你们举逸民，搞复辟。
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向政治局汇报老干部分配方案时，张春桥当即质问：你为什么安排这些老的？我说：（1）这些老同志对党、对人民有贡献，好久没有工作了，他们有能力、有经验，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2）有的可安排在人大、政协工作。（3）这些老同志长期休息对党的事业有损失，没有好处。能安排个容易职务也好嘛。当我说到给王照华同志安排工作时，张春桥提高了嗓门说：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处分？还要安排工作？我说：一点小事讲清楚就行了。不该给处分。但张春桥仍不同意我的意见。在这是叶剑英元帅站起身来赋诗一首：“一匹又一匹，过河真费力，感谢拉骡人，驱驮赴前敌。”散会后，和我一块参加会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说：“你讲了老干部分配方案，张春桥一个劲儿的对你追问，我真为你捏把汗。”
３、康生病危时，纪登奎同志、我和医疗组的吴阶平、刘湘苹、黄宗汉等都集中在钓鱼台7号楼。王洪文来了后，就给张春桥打电话说：“康老快不行了，你们快来吧！”张春桥来了，进门后并没有问康生的病情如何。一见到我，就气势汹汹地说：“郭玉峰，我要和你算账。你把年轻干部都打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留下几个人吗？你把李昌等这些老干部都整上来了。他不就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吗？还有以工代干问题……这是路线问题。这笔账是要算的……”1976年批邓也批我，说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三条指示为纲。王洪文批文件叫我做检查。又派他秘书陶新诚，来中组部煽动某些人，贴大字报，批我紧跟邓小平的组织路线，兴灭国举逸民；批我不该在各省市的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座谈会上讲：落实干部政策和解放干部的意见，并说：你无权讲这个问题。然而，王洪文并不满足他的秘书在中组部的煽动。又亲自打电话，批简报：要我联系组织工作实际进行检查。在王洪文亲自煽动下，中组部批我，一直批到粉碎了四人帮才算停下来。这是中组部人人皆知的事情。
九、文章说：“中央各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其实何止中央机关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而在全国各省、市还有几十万干部在五七干校待分配。对这样大批待分配的干部，我们中组部提出了分配安排意见。呈报当时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央领导纪登奎同志。经批准：由我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同志在国务院西直门招待所，召开了这次会议。组织到会的同志们深入讨论，研究提出干部分配方案。虽有的省、市提出安排干部工作有困难的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分配方案。随后，我们将会议纪要及干部分配方案和今后办干校的方向和意见，呈报给纪登奎同志。由他呈报党中央，待批准后执行。但迟迟没有被批下来。经再次请示仍没有结果。当时中央指示：要精简机关，国务院不超过1万人，中组部只准留下200人（原中组部有600多名干部）；中监委机构被撤销了，也有300多名干部待分配。各省、市机关也在精简，只准留下少数干部。干部分配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精简机构，下方科室人员的方针和政策。不讲客观实际是错误的。责怪一个部门干部也是错误的。
以上都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希望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应当讲客观真理，讲实事求是，不要乱扣帽子、打棍子、诬蔑、诬陷、诽谤他人。应当按法律办事。是我的错误我担当。我希望予公平公正。请问落井下石的人的正义何在、公平何在、人格何在？
郭玉峰1997年3月5日
胡耀邦与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恩恩怨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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