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戎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里面，有两张晚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照片。一张是１９７２年２月会见吉辛格和尼克松，周恩来和其他６个人（唐闻生、毛泽东、尼克松、吉辛格、乐德、王海容）一样，坐在单人沙发上。另外一张，是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会见尼波尔国王的时候，只让周恩来坐旁边的一把没有硬座椅子上。张戎说，这个时候（１９７２年５月３１日），毛泽东已经不让得了癌症的周恩来做手术，以保证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去世。和网上一篇文章《毛泽东害死周恩来》，观点一致。这篇文章说：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这是其中的一幅照片，会见尼克松时，周恩来坐在沙发上。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从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中，找到一点解释。
首先是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里面说，１９７２年的时候，“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当中。。。。。。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熊向晖是搞情报出身的，周恩来所谓的后三杰，领军的人物就是他。因此熊向晖的记忆力，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也就是说，在１９７２年的时候，毛的书房兼会客室里，有七张沙发椅。会见尼克松那次，照片中恰巧是７个人，周恩来在左方第一个，就有沙发坐。而１９７３年１２月的时候，会见的照片中一共有１０个人，中间的毛泽东、翻译、王洪文，还有四个外宾，已经把沙发占用了，周恩来在左边第二个位置，当然就只有椅子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９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和周培源的，周恩来作陪，只有四个人，也没有翻译。和毛泽东一样，周恩来是坐沙发的。而且书房里沙发的式样，和上面第二种情况，是一致的。
查《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和《晚年周恩来》，知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份前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当时的周恩来正受批评和围攻，１２月９日，毛泽东找王洪文和周恩来谈话，并有下面的记录。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在会见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述：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毛泽东好像有意趁会见外宾的机会，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1974年5月30日，周恩来入院治疗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最后的握手(杜修贤摄)(
这是同一次见面的另外一个版本，见面时有邓小平在场（新华网）。
上面的照片报道，说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最后握手，未必确且。虽说手术以后，周恩来基本上已经不视事。国务院的事情，具体由邓小平和张春桥负责。但在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周恩来还在叶剑英的要求下，和王洪文一起，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周总理逝世３０周年祭》载前驻法国参赞张锡昌的回忆说：“当时总理的办公室：一个普通的办公桌，不是很大，一张大地图摊在办公桌上；桌子上有文房四宝、几支毛笔、一个笔筒和一个绿色的台灯；桌子上垫着一张玻璃板，椅子是一把普通的布套椅子，连一个沙发都没有。后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的总理办公室的一张小沙发，那是他生病以后才有的，当时没有。他一天到晚日理万机就坐在那把布套椅子上。”看来周恩来不是不需要坐沙发，而是因为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
再根据周恩来的外事翻译蒋本良在《和周总理最后的握手》一文中的记载，“自从得了绝症后，周总理会见外宾时总是让外宾坐松软的沙发，自己坐高一些的沙发椅子。”（１９７５）。哈哈，这坐椅子而不坐沙发，是出于周恩来自己要求的，为他人着想，是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而不是出于毛泽东的逼迫。
这就是在官方的文献中，能够拼凑在一起的解释。
2006-1-27
（二）
对于这样一件事，张戎在自己书中的解释是毛泽东想借尼克松访华而称霸世界，可是在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２日，苏联和美国签定了防止核战的协议书。毛泽东认为自己受了愚弄，成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因此就迁怒于周恩来。７月４日的时候，毛泽东在政治局中传话说周恩来是一个修正主义份子。等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吉辛格再次访问北京时，只提供中国导弹预警系统，而拒绝提供中国核武器，这使毛泽东很绝望，因为他压根就不相信，苏联会进攻中国，所以就拒绝了吉辛格的中国与美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的提议。对此，毛泽东抱怨水门事件，也不了解西方民主政治，说一个录音带算什么？并在１９７４年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毛泽东说吉辛格是个跳梁小丑。于是，毛泽东在外交部系统安插了两个和自己私人关系亲密的两个年轻女人（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监视和批判周恩来，包括指使自己的老婆江青和周恩来常年信赖的助手（乔冠华）当面攻击周恩来。周恩来在个人疾病折磨和政治批判这双重压力下，继续工作，以至于到１９７４年５月９日的时候，大夫说周恩来的癌症，已经排除了手术的可能性的时候，毛泽东才第一次同意周恩来做手术。条件是周恩来必须先会见马来西亚的首相。结果周恩来延至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才开设做手术，已经被耽误两年零一个月。周恩来于手术１９个月后去世，比毛泽东早了八个月。
大概这也是周恩来的传记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中的观点，和张戎相比，高文谦应该是比较严谨和知道较多内部材料的。记得《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是关于他自己的病情和再次请求作手术的。《红镜头》的女顾保孜的文章说：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自从周恩来患病，毛泽东一直关心和惦记着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次审阅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特别认真。
网上另外两封信，一封是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手术后写的，另一封是周恩来１９７５年６月１６日写的，对照看一看，还有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及网上流传的《周总理最后的六个月》，可能有更全面的理解。
１、工作汇报——致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
主席：
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十月二十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较满意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
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据洪文、春桥、小平同志估计，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十一月搞出呈批。
我的身体精神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因只参加一头一尾就可口(此处因手抖，字迹难辨-一注)，疗养情况已托王、唐两同志面报，即使照膀胱镜下烧不成，我还受得起再开刀，务请主席放心。照膀胱镜时情况，东兴同志参加我的两次治疗，请问他便知。
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其他托王、唐面谈。
周恩来
74．11．6．4时半
２、我的病情——致毛泽东（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主席：
最近四年来，我的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但因消化系统好，未进行肠胃检查。这两年又因膀胱癌出现，尿中有血，易于计量和检查，故医疗力量集中于治疗膀胱癌。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去年十一月十二日经镜照电烧后，一个半月内仅尿血九个C.C.多；今年二月四日经镜照电烧后到现在一个半月内，亦仅尿血十个C.C.多，如待满三个月再行镜照检查，当在五月初或四月底。
今年开会 [1]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2]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3]）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4]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
问主席好！
周恩来
一九七五·三·二十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2] 沙窝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继续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六月间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确定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组织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
[3]指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
[4]王，指王海容。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一九七四年周恩来总理因病住院时曾交待她负责安排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的礼仪工作。
唐，指唐闻生。当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在这前后多次担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时的英语翻译工作。
３、我的病情——致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北京人民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周恩来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有人说张戎引用史料不严谨，只挑选对自己有用的证据，看来也不是空穴来风。
200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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