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生涯
细细翻阅一下何叔衡的人生履历，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何叔衡59年的人生中，竟然有27年的教书生涯，在乡村学校他教了10年书，在新式学校里他教了11年书，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里，他一边学习一边教书，又教了6年，如果何叔衡生活在和平时期的话，他极有可能成为一代教育家。
1876年5月27日，这天正是中国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何叔衡出生在湖南宁乡县黄涓乡杓子冲（今宁乡县沙田乡长冲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排行老五，按宁乡农村的迷信说法：“男子要午（五）又得五，逢五就是福。”其父亲对此十分重视，于是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只供他一人读书。何叔衡在私塾里读书十分刻苦勤奋，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读书、写字。在众多的塾师中，姜方谷对他的影响最大，常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来启发学生的爱国爱民思想。在姜方谷的指引下，何叔衡耳闻目睹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官吏横行和人民生活的艰辛。1902年，26岁的何叔衡考中了秀才，同年11月，县衙请何叔衡去担任管理钱粮的职务。何叔衡感到“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于是拒绝到任，回到乡间一边种地，一边教书，开始了他10年的乡村私塾的教育生涯。
在乡村私塾教书期间，何叔衡做了许多以前私塾从未有过的改革。他在教课时，虽然也教《四书》、《五经》，但教的更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还讲岳飞、文天祥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故事，时常讲得流泪。在1905年科举制没有废除之前，课堂教学一切为了科举的需要，何叔衡能在课堂上占用时间传授爱国主义思想实属罕见。
做私塾老师时，何叔衡常常帮助穷苦人家的孩子。当年何叔衡教过的学生刘华陔回忆说：“他教私塾收费比别人低。那时中了秀才的教私塾至少得八九十担谷一年，他得四五十担谷一年就满足了。我在别的先生那里读书，要出七八块光洋一年，在他那里读书，我拿出五块光洋，他还说不必交那么多。家里穷一点的学生，他只收一块到两块一年，也有个别的没有收过学费。”私塾学堂开学后不久，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手执割草刀天天站在窗外听课，何叔衡就主动走过去询问。原来这个男孩姓李，因交不起学费就利用割草的闲余时间来窗外听课，何叔衡被这个男孩的行为所打动，就让男孩进教室免费听课。
刘华陔还回忆说：“何叔衡和学生很合得来，总是鼓励我们努力读书。他喜欢到学生家里串门，也常邀学生到他家里做客。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他。但他对学习要求很严，书背不得，他就发脾气。”在以严厉著称的私塾教育中，何叔衡能与学生平等相待，而且常常家访，与学生及学生家长打成一片，这在当时也算是件新鲜事。
在私塾教书的同时，何叔衡还利用课余时间刻苦自学，学习的范围涉及经、史、子、集，特别注重历史、地理知识的研究，而且在学习中记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909年春，何叔衡被云山高等小学堂聘为教员。
云山高等小学堂是当时以进步著称的新式学校，学堂的堂长是同盟会成员文经酉。文经酉在学堂里积极宣传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的革命纲领。何叔衡也深受影响，加上何叔衡的一个堂弟在福建军队中也加入了同盟会，经常给何叔衡来信，还寄来不少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告诉何叔衡关于同盟会组织起义推翻清政府的信息。过去信奉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何叔衡慢慢被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所感染。他在历史课教学时，总是联系实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阶级欺压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培养学生对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抗精神。学校购置的新书报，他总是先睹为快，同时将内容迅速在学生中传播，指导学生阅读。学生耳濡目染，受了这些熏陶，思想认识逐渐提高，毕业后参加革命的不在少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湖南宣布独立，何叔衡率先剪掉了盘在自己头上象征清帝国顺民的辫子，他还积极动员学生也剪掉辫子，11月4日，兴奋的何叔衡专程回家，动员自己的父亲、兄弟及亲朋好友也都剪掉辫子。
1912年，云山高等小学堂改名为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思想守旧的封建世家子弟黄英灏出任学校校长，他在学校极力主张复古，课堂教学内容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主，还认为剪掉辫子是“无君、无父无母”，不读孔子的经典文章就是“无礼义”，攻击何叔衡是“三无党”（即无君、无父、无礼义）的首领，何叔衡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后，何叔衡不得不辞去宁乡县第二高等小学校的职务，奔赴长沙投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已37岁的何叔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该校年纪最大的学生。第二年，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与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 1914年夏，何叔衡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教，后来他又到长沙市内的中学任教，还担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
从乡村学校来到湖南最大的城市长沙，何叔衡接受了最新式的师范教育，加上近10年乡村教学经验，在楚怡学校任教的何叔衡显得更加成熟、稳重。在楚怡学校，何叔衡教任小学高年级的国文和历史课，他把学生看成自己的孩子，如果学生犯了错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一次，他的好友萧三去学校看他，正巧遇见他在与一个犯了错误的学生谈心，只见38岁的何叔衡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萧三后来说：“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事后才知道他容易激动，和学生谈话不止一次地哭过。”
何叔衡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期间依然没有忘记家乡教育的发展，他在假期总要抽出时间到他曾经教书的云山高等小学堂探访。当时，该校已经改名宁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校长换成了何叔衡少年的好朋友姜梦周、王凌波。他们聚在一起，共同为学校的未来出谋划策。何叔衡提出学校的改革要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政治相结合、反对封建教育入手。也就是推行白话文，反对尊孔读经，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此外，学校还采取降低收费标准、禁止学生留辫子、禁止富家子弟乘坐轿子上学、组织学生自己动手绿化校园、开辟体育场地等新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1年8月，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开始创建湖南自修大学。他们最后将校址确定在长沙小吴门正街的船山学社内。当时船山学社的社长正是何叔衡的好友贺民范。经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分头找相关人员做工作，1921年8月16日，湖南自修大学在长沙《大公报》刊登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社宣言》、《组织大纲》，毛泽东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学校聘请蔡元培作为名誉董事，何叔衡也曾经担任过校董事。
1922年9月，自修大学又创办了附设的补习学校，公开对外招生，招生最多时多达200余人，学生分别来自于湖南33个县，还有外省的4个县。学校与别的学校在课程开设上没有什么差别，唯一不同的是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先后被查封后，何叔衡、毛泽东等又每人出资 50元创办了湘江学校，从1924年冬至1927年3月停办为止，何叔衡一直担任校长，负责学校的诸多事务。
身带“三件宝”的红色大法官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何叔衡还对中共早期法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秋，何叔衡奉中央之命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同年11月2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何叔衡被选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后来经毛泽东提议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一职，也就是“肃贪部长”。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举行第七次常委会，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庭，委任何叔衡为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也因此成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同年6月13日，何叔衡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一职，年已56岁的他集检察、内务、司法大权于一身，开创了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担任工农检察部部长一职后，何叔衡先为自己准备了“三件宝”：布袋子、记事簿和手电筒。布袋子是何叔衡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袋子中又有几个小袋子叫做“袋中袋”，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何叔衡年纪大了，自认为记忆力不行了，所以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何叔衡视力不好，特别是晚上，手电筒是为了夜晚走路方便。
到职后，何叔衡召集工农检察部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自己则背上“三件宝”出发了。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没几天就掌握了很多材料。不久，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通过汇总整理，发现在中央苏区有相当一部分县、区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吞没公款、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现象。何叔衡随即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项英等作了汇报，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为此，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五号命令。命令发出后，何叔衡立即率领人马深入各省、县、区进行检查、督促、落实。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何叔衡尽力对其进行教育；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他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对贪污犯罪分子，他予以严厉打击，从而使苏维埃政权的威望更加提高。
何叔衡明确肃贪工作的重点，就是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要从上层领导做起。为扩大监督检查工作，巩固其取得的成果，何叔衡还决定把检察工作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把一些在群众中影响极坏的典型事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突击队”栏目中给以曝光，以告诫他人，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
在何叔衡的提议下，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局，何叔衡还在各机关、街道路口设立一种特制的木头箱：控告箱。在控告箱的四面密密麻麻的写着由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在控告箱正面上写着“控告箱”三个大字，下落款为“XXX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在箱盖上写着：“各位工农群众们，一切什么事情都可来这里控告。所写的控告意见书，必须要盖好私章才能作效力，没有盖私章的概作废纸，而且还要用信套密封好，并且要注明送某机关工农检察部控告局长收。”箱的右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着：“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这种控告箱在反贪污浪费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何叔衡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时，当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市政、行政、卫生、交通、社会保证、邮电6个管理局。为保障上述6个管理局顺利开展工作，何叔衡有的放矢地制定了有效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度。为了扩大影响，他甚至把这些文件、条例刊登在《红色中华》报上。在法律传播贯彻方面，针对苏区的交通、通邮的不便和群众文化素质偏低状况，何叔衡还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来有效传播法律。
1932年，何叔衡成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已在苏区开始逐步贯彻，在“左”倾肃反扩大化政策的影响下，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简单化、死刑化代替司法公正的裁决，“固执”的何叔衡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1932年5月24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第20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何叔衡接过判决书一看，上面写着：“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县壬田乡人，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何叔衡不由愣住了，原来何叔衡到壬田乡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朱多伸接触，这位朱老头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壬田乡苏维埃成立后，朱多伸十分关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那些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的乡干部进行过多次举报，对王明的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也多次表示过不同的看法。为了弄清楚这个案子，何叔衡背起行李立即赶到壬田乡进行调查核实。结果发现朱多伸是有一些罪过，但主要还是由于他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乡干部，乡干部企图借此报复他。经过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后，何叔衡严格按照量刑尺度，大笔一挥，将朱多伸由死刑改为监禁两年。
1932年秋，何叔衡接到瑞金县黄柏区干部群众联名告发信，信中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何叔衡遂亲自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调查中发现陈景魁的祖父原是大柏地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到陈的父辈，虽然家庭开始衰败，但仍以收租、放贷为主。1929年，陈景魁参加组织农民武装斗争，加之有一些文化知识，且善于钻营，不久混进党内并得到组织器重。1932年3月，陈被组织派到黄柏区指导生产，而黄柏区正好有几户佃农曾在陈家打过工，陈景魁为了隐瞒过去他家的罪恶历史，便对这几户佃农进行威吓并寻机杀人灭口。为此，陈景魁拉拢、结交了一伙赌徒、打手，对有私仇和知情人施行打击，手段极其恶劣。问题查清了，这时却有人拿出“某某主要领导讲了不能杀陈”的话压制何叔衡，何叔衡顶住压力将陈景魁依法逮捕，经公审后予以枪决。
1932年2月26日，临时最高法庭举行第一次公审，审判3起AB团案件，由何叔衡担任主审。在公审中，何叔衡以事实为依据，对罪犯给予或严惩或宽大的裁决，量刑得当，使罪犯无言可辩，这也是在“左”倾路线的控制下的一次难能可贵的有理有据的审判。最终，何叔衡激怒了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1933年9月3日，《红色中华》报点名何叔衡是“拿法律观念来代替残酷的阶级斗争”，1933年11月，何叔衡所担任的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务被错误撤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之前，何叔衡再三请求随军长征，但当时“左”倾错误路线控制下的中央不同意，把他留在了即将沦陷的苏区。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但他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忘。2009年6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何叔衡光荣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wuhe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