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心情不好，听母亲讲计算所老人，中国计算机界元老高庆狮先生、仲萃豪先生于5月去世
仲萃豪，1934年9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软件工程专家，中国第一代软件学术带头人之一。率先开展对软件编译程序、编译语言、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应用软件诸领域有关课题的研究，后转入研制开发大型复杂应用软件和大型分布式系统，在国内最早提出基于构件技术的开发方法及其中的关键技术，为中国软件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庆狮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擅长巨型电子计算机总体功能设计、并行算法和人工智能。完成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总体设计和逻辑设计。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大型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设计和逻辑设计负责人之一。负责完成中国第一台每秒十万镒以上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设计。1973年提出纵横加工流水线向量机设计思想，领导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千万次大型向量计算机的系统功能设计。著有《向量巨型机》等。
仲萃豪，1934年9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松江县。软件工程专家，中国第一代软件学术带头人之一。率先开展对软件编译程序、编译语言、操作系统、支撑软件、应用软件诸领域有关课题的研究，后转入研制开发大型复杂应用软件和大型分布式系统，在国内最早提出基于构件技术的开发方法及其中的关键技术，为中国软件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高庆狮先生，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擅长巨型电子计算机总体功能设计、并行算法和人工智能。完成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总体设计和逻辑设计。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电子管大型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设计和逻辑设计负责人之一。负责完成中国第一台每秒十万镒以上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的体系功能设计。1973年提出纵横加工流水线向量机设计思想，领导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千万次大型向量计算机的系统功能设计。著有《向量巨型机》等。
：刘启业
1970年3月初，所革委会生产组通知我，按上级的要求，决定成立一个技术小分队，让我作为副领队（正领队是所工厂的一位工人师傅）前往湘西卫星测控站，作为技术保障，参加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控工作，并尽快出发。在为多年的努力将成为现实而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深感责任的重大。因此当4月24日21时47分，湘西站率先向整个地面控制系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并播放太空传来的东方红乐曲时，我们小分队的全体成员如释重负，并和全站的解放军官兵心情一样，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在计算所的老同志中，每当提到717计算机时，都知道这是用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测控的计算机。然而这涉及所内6个研究室和所工厂数百人辛勤劳动的717计算机工程，到底在东方红卫星的发射中起了什么作用，具体承担了那些任务，由于保密的原因，从来没有人公开过。几十年前的往事，现在当然可以说了。本人有幸参加了717计算机研制的全过程，在计算所建所50周年之际，觉得有必要把当年了解的一些情况和计算所十四组人员的参与情况，公诸于世。
一、任务的由来及初期的工作
1957年10月，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久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
1965年底，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始实施的651工程上马，在工程的三大系统中，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研制，为此在中科院电子所成立了701工程处。
大约在1966年3－4月间，由中科院电子所、自动化所（后划归航天部）、计算所分别抽调研究人员在自动化所组成联合研究小组办公。记得当时联合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有：电子所副所长陈芳允、助理研究员魏钟全、研究实习员袁仲仁，计算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研究实习员刘启业和陈同印，自动化所有助理研究员孟执中、研究实习员孔德涌和吴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中南分院、东北分院、西北分院和701工程处也陆续派员参加。
“地面控制计算中心及站设计小组”是701工程处中的一个设计小组，由孟执中任组长，负责全面及控制部分，高庆狮任副组长，负责计算机部分。
研究小组成立之初，讨论自动化所设想的有关地面控制系统的初步方案，主要涉及系统的布局、主要设备的技术指标等等。在根据需求及国内当时技术可能性，集体讨论确定控制计算中心及大、小站的计算机的技术指标之后，确定刘启业负责大站计算机717系统结构设计，并且到计算所去落实；高庆狮继续负责“控制计算中心”的计算机，并且到15所去落实，等等。
随着文化大革命，办公地点几经变动，先后从自动化所搬到西城区祖家街的端王府、中关村操场北边的科学院设计室的办公室等地。
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东方红一号卫星地面控制系统方案初步确定，其中测控站用的两台717计算机由中科院计算所和东北分院沈阳计算所联合研制。
二、紧张的研制工作
1967年3月上旬，由中科院技术局牵头组织701工程处和北京计算所有关人员赴沈阳考查当地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并随即将717计算机研制及生产定点在沈阳计算所。
1967年4月，北京计算所的研究技术人员陆续到沈阳，当时参加体系逻辑设计的有刘启业、金振玉、莫泰雄、戚余录，后来高庆狮和周佶也到沈阳，高庆狮指导系统设计，周佶指导并具体参与了外部设备的逻辑设计。陈同印也到了沈阳，了解717计算机的接口参数之后，随即负责监控室的设计。高庆狮负责二期工程总体及控制计算中心的选址等工作，陕西渭南的测控中心就是那时候选定的。
1967年6月底基本完成717计算机的体系逻辑设计。
1967年7月我从沈阳到南京，要完成三件事：
1）和四机部１４研究所技术人员讨论并最终确定雷达和717计算机之间的接口技术；
2）到生产SCA－3数传机的南京某工厂了解有关技术参数；
3）到紫金山天文台了解有关轨道计算的要求。
1967年8月我从南京回到北京不久，沈阳的同志催我速来讨论与工程化密切相关的插件划分等问题。记得8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购买了星期天赴沈阳的火车票，但星期六一上班，所生产组的王行刚同志告诉我：“赶紧去退票，沈阳武斗形势紧张，不能去了”。据说是星期五晚上，在沈阳的同志打来长途电话说：沈阳计算所楼道里堆满了沙袋，楼顶上放了许多自制的炮弹，并对空放了一炮，人心惶惶，安全无法保证，更谈不上工作了。所军管小组在接到电话后，立即报告国防科委，时任四局局长的李庄同志决定：北京计算所的人员立即从沈阳撤回，717计算机由北京计算所单独研制，所有717计算机的全部图纸资料、硬件样件、机柜等空运回京，并派得力的人员前往沈阳完成撤退任务。
三、艰苦的调试、现场安装及运行
从沈阳撤回北京后，时方绰参加了外部设备的逻辑图纸检查和修改工作。
经过艰苦紧张的工作，1968年4月底，计算所终于完成了两台717计算机的调试。在所内参加机器调试的十四组研究人员有：梅多伦、刘启业、金锡智、刘秀月、方信我、史如心、戚余录。
1968年5--8月，第一台717计算机运到湘西站安装并进行初步调试。那时的湘西站，道路泥泞，阴雨连绵，天气阴冷，虽是5月天，还得穿棉大衣。但自带行李的计算所的全体工人技术人员仍热情饱满地投入工作。十四组当时到湘西站工作的有刘启业、金锡智和史如心。
1968年7--10月，第二台717计算机空运到喀什站安装调试。十四组当时到喀什站工作的有刘秀月、方信我和戚余录。
1968年10--12月，湘西站717计算机继续可靠性测试，并逐步完成和站内的遥测雷达、光学经纬仪、单频多普勒测速雷达、时间统一勤务系统联调，同时和南方另三站（昆明、南宁和三亚）联调，之后交付部队使用。1969年上半年，部队把整个近乎实战状态的实时应用程序全部加载，完成了站内和站外的酒泉发射场，南方三站及新疆喀什站的联调，这是实战前夕的联网运行。
1969年夏，湘西站多次报告：717计算机运行不可靠。9月间我奉命到现场考查，发现相对湿度大，检查程序经常通不过。因此10月初组织有关硬件技术人员共同到现场诊断，最后确认是北京前门一工厂生产的二极管质量有问题，经受不住南方的多雨潮湿天气，因此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成百上千的二极管换下，计算机就能够可靠地运行了。
1967年3月上旬，由中科院技术局牵头组织701工程处和北京计算所有关人员赴沈阳考查当地研发计算机的能力，并随即将717计算机研制及生产定点在沈阳计算所。
1967年4月，北京计算所的研究技术人员陆续到沈阳，当时参加体系逻辑设计的有刘启业、金振玉、莫泰雄、戚余录，后来高庆狮和周佶也到沈阳，高庆狮指导系统设计，周佶指导并具体参与了外部设备的逻辑设计。陈同印也到了沈阳，了解717计算机的接口参数之后，随即负责监控室的设计。高庆狮负责二期工程总体及控制计算中心的选址等工作，陕西渭南的测控中心就是那时候选定的。
1967年6月底基本完成717计算机的体系逻辑设计。
1967年7月我从沈阳到南京，要完成三件事：
1）和四机部１４研究所技术人员讨论并最终确定雷达和717计算机之间的接口技术；
2）到生产SCA－3数传机的南京某工厂了解有关技术参数；
3）到紫金山天文台了解有关轨道计算的要求。
1967年8月我从南京回到北京不久，沈阳的同志催我速来讨论与工程化密切相关的插件划分等问题。记得8月上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购买了星期天赴沈阳的火车票，但星期六一上班，所生产组的王行刚同志告诉我：“赶紧去退票，沈阳武斗形势紧张，不能去了”。据说是星期五晚上，在沈阳的同志打来长途电话说：沈阳计算所楼道里堆满了沙袋，楼顶上放了许多自制的炮弹，并对空放了一炮，人心惶惶，安全无法保证，更谈不上工作了。所军管小组在接到电话后，立即报告国防科委，时任四局局长的李庄同志决定：北京计算所的人员立即从沈阳撤回，717计算机由北京计算所单独研制，所有717计算机的全部图纸资料、硬件样件、机柜等空运回京，并派得力的人员前往沈阳完成撤退任务。
三、艰苦的调试、现场安装及运行
从沈阳撤回北京后，时方绰参加了外部设备的逻辑图纸检查和修改工作。
经过艰苦紧张的工作，1968年4月底，计算所终于完成了两台717计算机的调试。在所内参加机器调试的十四组研究人员有：梅多伦、刘启业、金锡智、刘秀月、方信我、史如心、戚余录。
1968年5--8月，第一台717计算机运到湘西站安装并进行初步调试。那时的湘西站，道路泥泞，阴雨连绵，天气阴冷，虽是5月天，还得穿棉大衣。但自带行李的计算所的全体工人技术人员仍热情饱满地投入工作。十四组当时到湘西站工作的有刘启业、金锡智和史如心。
1968年7--10月，第二台717计算机空运到喀什站安装调试。十四组当时到喀什站工作的有刘秀月、方信我和戚余录。
1968年10--12月，湘西站717计算机继续可靠性测试，并逐步完成和站内的遥测雷达、光学经纬仪、单频多普勒测速雷达、时间统一勤务系统联调，同时和南方另三站（昆明、南宁和三亚）联调，之后交付部队使用。1969年上半年，部队把整个近乎实战状态的实时应用程序全部加载，完成了站内和站外的酒泉发射场，南方三站及新疆喀什站的联调，这是实战前夕的联网运行。
1969年夏，湘西站多次报告：717计算机运行不可靠。9月间我奉命到现场考查，发现相对湿度大，检查程序经常通不过。因此10月初组织有关硬件技术人员共同到现场诊断，最后确认是北京前门一工厂生产的二极管质量有问题，经受不住南方的多雨潮湿天气，因此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成百上千的二极管换下，计算机就能够可靠地运行了。
四、圆满完成任务
1970年3月初计算所小分队大多数成员进驻湘西站（个别成员4月初到达），而进驻喀什站的小分队人数较少，没有十四组人员，也于3月底到位。
我们到湘西站后，忙于设备的检测，当然也很关心发射卫星的时间，但具体的日期对大多人员都是保密的。从部队领导多次召集的多次技术情况汇报会上，我了解到除酒泉发射场的条件要满足发射要求外，还需湘西站的雷达和计算机稳定地运行，否则不能发射。因湘西站测控设备最齐全，可观测到入轨点（在广西上空），单站即可定轨。一旦计算出轨道，即可通过酒泉传给喀什站，该站即可测出卫星环绕地球第二圈的参数，因地球自西往东转，第三圈出境，在国内的这些测控站当然都看不见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数据流程，就可以了解717计算机的地位和作用了：
当酒泉发射场按下“点火”按键，长征火箭点火，不久火箭离开地面，专业上叫起飞。起飞的时间作为初始值，通过保密电话告诉湘西站，连上8根线的保密电话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湘西站通过键盘将起飞时间输入717计算机（有两人监督）。接着启动引导程序，按每50ms一个采样点将目标可能出现的时间、方位、仰角数据实时送给雷达去捕获目标。这些引导数据同时以更低一些的频率发送到站内的光学经纬仪和多普勒测速雷达。还需进行地理座标变换后，才能将时间、方位、仰角数据传送给南方的另三个测控站，引导操作人员捕获目标。
长征火箭从酒泉飞到湖南、广西上空，大约需10分钟时间，一旦湘西站的观测设备捕获目标，717计算机即将站内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测得的方位、仰角和距离等数据按一定的数学方法对此前的引导数据进行修正，再发送给站内外的观测设备。这个实时计算控制过程时间很短，可能是几分钟的时间。待收到南方三站的全部数据之后马上启动轨道计算程序，算出主要的几个参数：如远地点、近地点、偏心率等。
总之，在1970年发射的东方红卫星时,计算所研制的717计算机在测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当时地面控制系统共用了三台计算机，15所研制的108乙机用于发射场的控制，及卫星运行轨道计算。而安装在湘西和喀什的717计算机除了进行相应的实时数据处理并引导有关测量设备工作外，也同时进行轨道计算，传给酒泉的108乙机，进行比较后由108乙机向全球发布预报。
在整个发射的实时控制及事后的轨道计算中，717计都可靠稳定地运行。湘西小分队和喀什小分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记得当时三个站的站长和参谋长等领导要为我们相关人员请功，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都认为那是追逐名利的事，是应该鄙视的，所以婉言谢绝了。那时候，知识分子不值钱，发射成功的当晚，吃上部队食堂提供的一碗免交粮票和钱的肉丝面，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五、结束语
回忆计算所这段光荣而艰苦的历史，真令人感慨万千！
最早研制的７１７计算机使用了１０９丙机的一些成熟技术，如半固定存储器和宽行打印机等，但717运控的主要元器件采用硅管（１０９丙机采用锗管），六室多年研制的汉字显示系统，首次应用于计算机控制台和测控站的监控室中。另外７１７计算机在系统逻辑设计上采用分时中断技术，以保证准确无误地同时接收来自十多个通道的数据，而且要发送出满足实时控制的数据，这种采用软硬件相结合多级中断处理技术也是相当复杂的。
1970年底，应部队建立流动测控站的需求，由八室生产了两台车载717计算机。
1971年初，717计算机由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接产，元件也由分离元件改为小规模集成电路，一共生产了十多台，遍布全国测控站。可以说717计算机改变了以往计算所只研制生产一台计算机并被戏称为“公鸡“的历史。
（本文撰写作过程中，曾和高庆狮院士多次讨论修改。文章初稿曾经谈育文同志阅改。）
（本文为原中科院计算所十四组助理研究员，解放军某研究所原总工程师）
1970年3月初计算所小分队大多数成员进驻湘西站（个别成员4月初到达），而进驻喀什站的小分队人数较少，没有十四组人员，也于3月底到位。
我们到湘西站后，忙于设备的检测，当然也很关心发射卫星的时间，但具体的日期对大多人员都是保密的。从部队领导多次召集的多次技术情况汇报会上，我了解到除酒泉发射场的条件要满足发射要求外，还需湘西站的雷达和计算机稳定地运行，否则不能发射。因湘西站测控设备最齐全，可观测到入轨点（在广西上空），单站即可定轨。一旦计算出轨道，即可通过酒泉传给喀什站，该站即可测出卫星环绕地球第二圈的参数，因地球自西往东转，第三圈出境，在国内的这些测控站当然都看不见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数据流程，就可以了解717计算机的地位和作用了：
当酒泉发射场按下“点火”按键，长征火箭点火，不久火箭离开地面，专业上叫起飞。起飞的时间作为初始值，通过保密电话告诉湘西站，连上8根线的保密电话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湘西站通过键盘将起飞时间输入717计算机（有两人监督）。接着启动引导程序，按每50ms一个采样点将目标可能出现的时间、方位、仰角数据实时送给雷达去捕获目标。这些引导数据同时以更低一些的频率发送到站内的光学经纬仪和多普勒测速雷达。还需进行地理座标变换后，才能将时间、方位、仰角数据传送给南方的另三个测控站，引导操作人员捕获目标。
长征火箭从酒泉飞到湖南、广西上空，大约需10分钟时间，一旦湘西站的观测设备捕获目标，717计算机即将站内单脉冲精密跟踪雷达测得的方位、仰角和距离等数据按一定的数学方法对此前的引导数据进行修正，再发送给站内外的观测设备。这个实时计算控制过程时间很短，可能是几分钟的时间。待收到南方三站的全部数据之后马上启动轨道计算程序，算出主要的几个参数：如远地点、近地点、偏心率等。
总之，在1970年发射的东方红卫星时,计算所研制的717计算机在测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当时地面控制系统共用了三台计算机，15所研制的108乙机用于发射场的控制，及卫星运行轨道计算。而安装在湘西和喀什的717计算机除了进行相应的实时数据处理并引导有关测量设备工作外，也同时进行轨道计算，传给酒泉的108乙机，进行比较后由108乙机向全球发布预报。
在整个发射的实时控制及事后的轨道计算中，717计都可靠稳定地运行。湘西小分队和喀什小分队都圆满完成了任务。记得当时三个站的站长和参谋长等领导要为我们相关人员请功，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都认为那是追逐名利的事，是应该鄙视的，所以婉言谢绝了。那时候，知识分子不值钱，发射成功的当晚，吃上部队食堂提供的一碗免交粮票和钱的肉丝面，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五、结束语
回忆计算所这段光荣而艰苦的历史，真令人感慨万千！
最早研制的７１７计算机使用了１０９丙机的一些成熟技术，如半固定存储器和宽行打印机等，但717运控的主要元器件采用硅管（１０９丙机采用锗管），六室多年研制的汉字显示系统，首次应用于计算机控制台和测控站的监控室中。另外７１７计算机在系统逻辑设计上采用分时中断技术，以保证准确无误地同时接收来自十多个通道的数据，而且要发送出满足实时控制的数据，这种采用软硬件相结合多级中断处理技术也是相当复杂的。
1970年底，应部队建立流动测控站的需求，由八室生产了两台车载717计算机。
1971年初，717计算机由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接产，元件也由分离元件改为小规模集成电路，一共生产了十多台，遍布全国测控站。可以说717计算机改变了以往计算所只研制生产一台计算机并被戏称为“公鸡“的历史。
（本文撰写作过程中，曾和高庆狮院士多次讨论修改。文章初稿曾经谈育文同志阅改。）
（本文为原中科院计算所十四组助理研究员，解放军某研究所原总工程师）
在创造了2弹1星辉煌的60-70年代。
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19计算机和中科院华东计算所研制的J501计算 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设计的计算需要.
计算所1967年研制成功的109丙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计计算需要.我母亲参与了这台机的研制.
这台机被誉为"2弹1星功勋机"
计算所研制的717机,为我国第一颗卫星唯一监控计算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
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19计算机和中科院华东计算所研制的J501计算 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设计的计算需要.
计算所1967年研制成功的109丙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计计算需要.我母亲参与了这台机的研制.
这台机被誉为"2弹1星功勋机"
计算所研制的717机,为我国第一颗卫星唯一监控计算机,保证了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
119型和J501型计算机交付使用
119型计算机，是计算所在吴几康领导下，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年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此前的104机是仿制的)。采用由电子管和晶体二极管组成的高速逻辑电路，装有16000字的磁心存贮器，有些外部设备可与中央处理机并行工作，为用户提供BCY算法语言。119机的运算速度是104机的5倍，主存容量大8倍。一些在104机上不能解算的问题，可以用119机解决。该机承担了研制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有关计算任务和全国首次大油田实际资料动态预报的计算任务。这台计算机，从总体设计到整机系统的研制，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64年10月，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将119型计算机复制一台，定名为J501计算机。J501机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为探索氢弹原理，1965年9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于敏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J501机，进行了大量计算。
119型计算机，是计算所在吴几康领导下，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年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此前的104机是仿制的)。采用由电子管和晶体二极管组成的高速逻辑电路，装有16000字的磁心存贮器，有些外部设备可与中央处理机并行工作，为用户提供BCY算法语言。119机的运算速度是104机的5倍，主存容量大8倍。一些在104机上不能解算的问题，可以用119机解决。该机承担了研制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有关计算任务和全国首次大油田实际资料动态预报的计算任务。这台计算机，从总体设计到整机系统的研制，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64年10月，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将119型计算机复制一台，定名为J501计算机。J501机对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为探索氢弹原理，1965年9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于敏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J501机，进行了大量计算。
中科院计算所对中国弹道导弹所做的贡献.,(研制导弹弹头控制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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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微电子学研究所的建立——微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相结合
1964年10月，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线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带队，先后到四川、陕西选点。最后选定陕西临潼距县城一公里半的骊山脚下，作为未来的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的所址。
中国科学院为了承担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现称航天总公司）提出的导弹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研制任务，1965年8月8日，在科学会堂召开党组会，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微电子有关的计算所（11研究室，13研究室）、物理所、电子所、应化所、西北计算所、东北物理所等六个单位的七个研究室，组建为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代号156工程处（开始叫计算所二部）。赵松岩任主任。同时在临潼进行基建，代号为324工程，由江文、唐云和赵正隆同志负责。第二年春天，东北、西北的同志，带着实验室设备，搬到了北京中关村，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
计算机专家吴几康、沈绪榜；半导体专家黄敞、吴锡九，半导体化学专家沈天慧、何泽仁、阮洪义等都集中到了这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同志在接见大家时，把为了尖端科学事业从全国各地专家集中到一起叫“牵牛入社”，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条件是困难的，但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后来把这种精神叫做“灯火辉煌156”精神!在109厂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在1966年国庆节前夕在计算所的南楼，调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研究制做的集成电路的空间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
这个单位于1969年12月21日搬迁到临潼。单位编制几经变化，于1975年划规为七机部，代号为771所。后发展成为骊山微电子公司。这个所为1980年洲际导弹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成功，为我国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成功，卫星发射成功，神州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几康服从组织分配，调往该处，任主抓研制的副所长和研究员,负责电路设计与试制工作。这种电路除要采用微电子工艺来缩小其体积外，还要使整机能在恶劣环境下可靠地工作，因而电路的设计必须与搞半导体工艺的同志密切配合才能使试制工作取得成功。在中国科学院科仪 厂和半导体研究所的合作下，终于试制出了中国第一种能在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的双极型触发器和门电路的集成电路系列。在新老同志密切配合下，通过严肃认真、细致踏实和一丝不苟的努力，终于在 年月研制成中国首台集成电路的微型空间计算机（东风号的雏型）。此机不仅为我国研制集成电路计算机开创了道路和培养了一支计算机与工艺相结合的科研队伍，而且为此后历次航天运载工具的发射成功打下了基础。
1979年,吴几康调回中科院计算所任副所长.
,吴几康是东风型型微型空间计算机的负责人之一，为发展战略武器和卫星运载工具作出了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该项目获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颁发的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
本要调我母亲去接替吴几康任微电子所副所长,但我母亲另有任务没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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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微电子学研究所的建立——微计算机与集成电路相结合
1964年10月，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三线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带队，先后到四川、陕西选点。最后选定陕西临潼距县城一公里半的骊山脚下，作为未来的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的所址。
中国科学院为了承担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现称航天总公司）提出的导弹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研制任务，1965年8月8日，在科学会堂召开党组会，决定将中国科学院与微电子有关的计算所（11研究室，13研究室）、物理所、电子所、应化所、西北计算所、东北物理所等六个单位的七个研究室，组建为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代号156工程处（开始叫计算所二部）。赵松岩任主任。同时在临潼进行基建，代号为324工程，由江文、唐云和赵正隆同志负责。第二年春天，东北、西北的同志，带着实验室设备，搬到了北京中关村，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
计算机专家吴几康、沈绪榜；半导体专家黄敞、吴锡九，半导体化学专家沈天慧、何泽仁、阮洪义等都集中到了这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同志在接见大家时，把为了尖端科学事业从全国各地专家集中到一起叫“牵牛入社”，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条件是困难的，但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后来把这种精神叫做“灯火辉煌156”精神!在109厂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在1966年国庆节前夕在计算所的南楼，调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研究制做的集成电路的空间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
这个单位于1969年12月21日搬迁到临潼。单位编制几经变化，于1975年划规为七机部，代号为771所。后发展成为骊山微电子公司。这个所为1980年洲际导弹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成功，为我国潜地导弹水下发射成功，卫星发射成功，神州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几康服从组织分配，调往该处，任主抓研制的副所长和研究员,负责电路设计与试制工作。这种电路除要采用微电子工艺来缩小其体积外，还要使整机能在恶劣环境下可靠地工作，因而电路的设计必须与搞半导体工艺的同志密切配合才能使试制工作取得成功。在中国科学院科仪 厂和半导体研究所的合作下，终于试制出了中国第一种能在环境温度下正常工作的双极型触发器和门电路的集成电路系列。在新老同志密切配合下，通过严肃认真、细致踏实和一丝不苟的努力，终于在 年月研制成中国首台集成电路的微型空间计算机（东风号的雏型）。此机不仅为我国研制集成电路计算机开创了道路和培养了一支计算机与工艺相结合的科研队伍，而且为此后历次航天运载工具的发射成功打下了基础。
1979年,吴几康调回中科院计算所任副所长.
,吴几康是东风型型微型空间计算机的负责人之一，为发展战略武器和卫星运载工具作出了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该项目获国防科工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颁发的国防科技成果特等奖。
本要调我母亲去接替吴几康任微电子所副所长,但我母亲另有任务没去成.
中科院计算所存储器室“五十多年一路走来“的回顾 （原中科院计算所第5研究室）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411项的题目是计算技术的建立 ，规划结束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的建立列为紧急措施。
立即筹建研究机构，成立了由华罗庚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确定了”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的工作方式。
在仿制前苏联M-3和БЭСМ机的同时，以吴几康范新弼为首的119机(电子管机)，以蒋士騛为首的109乙机(半导体电路)，以夏培肃为首的107机的研制工作也开始了。
利用国产元器件，走自己的路，自主研究设计，自己生产，分别在1960年，1964年，1965年通过国家鉴定。
以范新弼为首的五室存储器研究室，为整机提供了存储元器件，它是一条长线研究与生产工作。
早在1957年，多数人处在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中，范新弼带领张杰，甘鸿，孔令振，柳榴英开始了仿制前苏联磁芯工作。1958年4月底完成BT-1记忆磁芯，BT-2坐标变压器磁芯，BT-5脉冲变压器磁芯试制，随后开始了生产，提供给103，104机使用。
而且，在黄玉珩先生的领导下的一个小组，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电流重合法磁芯存储器代替了原设计的磁鼓，使103机运算速度从30次/秒提高到1800次~2500次/秒。
1958年5月由范新弼先生指导张杰，甘鸿，孔令振开始自主研制并设计模具，在配方中加入稀土元素，完成中计101型外径*内径为1.5*1毫米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记忆磁芯研制。
在1959年计算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隐含地报告了一种稀土元素对磁芯性能的影响，提高了矩磁性，脉冲性能及合格率，随后大量生产，供应全国各单位。并且推广技术，使四机部798厂，山西阳城磁性材料厂，北京磁性材料厂，上海磁性材料厂等以及部队，高等院校，都能制造记忆磁芯。从此，存储器及存储磁性元件的材料，工艺与测试等的研究试制延续到1982年，就是在文化革命中研究试制工作也没有停止。
材料配方中加入了稀土元素镧，加入了助熔剂氧化铋，试制生产了锰镁系，锂系宽温磁性材料；设计了模具，记忆磁芯尺寸从外径2毫米内径1.4毫米发展到外径0.6毫米内径0.4毫米。
生产工艺也从粉末成型变到碾片冲压，人工高温烧结到全自动保温烧结；从人工挑选脉冲性能合格产品到自动化筛选；从手工穿磁芯板到模板自动排列磁芯矩阵，胶粘工艺穿板；从模型机测试磁芯板到程序控制自动测试磁芯板。
磁芯体从分层叠压到大板结构。先后研制并生产了中计100型，中计101型，102型，103型，601型，901型，902型记忆磁芯，301型，302型303型脉冲变压器磁芯。
中计108型双轴记忆磁芯，用于磁鼓的磁胶记忆涂层并且试制了铁氧体磁头。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菊兰凤，陈耀昶，李成章，谢德实，王世远，刘嘉英，张鸿凯，万义，李淑英，姚玉恩，童慧兰，石星华，牛宝顺，刘学贤，平天民，白桂英，付秀荣，徐月清，任秀荣，李学仁，李文信，唐昌林，顾徳敬，缪道期，郭志先，张复，王玉钤，许庆元，李忠诚，陈浩彬，李应奇，爨德玉，刘淑芳，张钰，刘建敏，魏德玉，王世学，张真，朱芝兰，张藏国，武淑萍，姜淑菱，曹桂琴，付纯文，王连华，王素文，韩式嚴，谷春兰等。
五室还做了磁膜及磁膜存储器研制，(1959到1973)半导体存储器研制，存储电路实验，存储器调试直到与整机联调的全部工作，仿制线选法存储器(104机用)，研制三度四线法(103，107，119，109乙机111，717，109丙机用)二度半三线重合法存储器(013，757机用)，部份翻转法高速存储器(109丙，015，111机用)，半固定存储器(109丙，111，)。
1983年，从事数据库与信息存储技术的研究。
1985年，五室部份人员，转战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探索一条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有的到京海(衣元兴，张复)，科海(唐新之，徐寅生，韩式儼 张真)，四通(王玉钤)，希望(顾徳敬)公司，有的到了计算所所办公司——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曹之江，平天民，贾继福，甘鸿，窦喜平，龚国兴，刘筱秀，许庆元，王文芳，谢徳实，陈浩彬，武淑萍，孙祖希等。艰苦创业，有沉有浮，发展成为今日的联想，五室的人员在科研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领先的成果，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也迈出坚实的步伐。
进入80年代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随机存储器的登场，除去为KJ8920机制作存储器外，五室的工作也向前发展了，也发生了裂变，有的转向智能存储，有的转向数据库信息管理，五室便分出了13室，有的从事了计算机网络鲁士文，顾徳敬，有的转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自动测试郭志先。参加了国家的科学管理工作宁玉田。有的到了计算机学院，教授叶勉干，院长张载鸿。
五室的历届主任、副主任级领导有范新弼，黄玉珩，许正春，王振山、伍福宁等。业务秘书先后有郑筠，顾徳敬，刘昌芝、范伯南等，党支部书记荀瑞昌，衣元兴等器材幹事，刘金铭，许克祥等。（甘鸿 陈自虞）
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411项的题目是计算技术的建立 ，规划结束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的建立列为紧急措施。
立即筹建研究机构，成立了由华罗庚担任主任委员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确定了”先集中后分散”的组建原则，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的工作方式。
在仿制前苏联M-3和БЭСМ机的同时，以吴几康范新弼为首的119机(电子管机)，以蒋士騛为首的109乙机(半导体电路)，以夏培肃为首的107机的研制工作也开始了。
利用国产元器件，走自己的路，自主研究设计，自己生产，分别在1960年，1964年，1965年通过国家鉴定。
以范新弼为首的五室存储器研究室，为整机提供了存储元器件，它是一条长线研究与生产工作。
早在1957年，多数人处在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中，范新弼带领张杰，甘鸿，孔令振，柳榴英开始了仿制前苏联磁芯工作。1958年4月底完成BT-1记忆磁芯，BT-2坐标变压器磁芯，BT-5脉冲变压器磁芯试制，随后开始了生产，提供给103，104机使用。
而且，在黄玉珩先生的领导下的一个小组，独立自主研制成功的电流重合法磁芯存储器代替了原设计的磁鼓，使103机运算速度从30次/秒提高到1800次~2500次/秒。
1958年5月由范新弼先生指导张杰，甘鸿，孔令振开始自主研制并设计模具，在配方中加入稀土元素，完成中计101型外径*内径为1.5*1毫米具有矩形磁滞回线的记忆磁芯研制。
在1959年计算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隐含地报告了一种稀土元素对磁芯性能的影响，提高了矩磁性，脉冲性能及合格率，随后大量生产，供应全国各单位。并且推广技术，使四机部798厂，山西阳城磁性材料厂，北京磁性材料厂，上海磁性材料厂等以及部队，高等院校，都能制造记忆磁芯。从此，存储器及存储磁性元件的材料，工艺与测试等的研究试制延续到1982年，就是在文化革命中研究试制工作也没有停止。
材料配方中加入了稀土元素镧，加入了助熔剂氧化铋，试制生产了锰镁系，锂系宽温磁性材料；设计了模具，记忆磁芯尺寸从外径2毫米内径1.4毫米发展到外径0.6毫米内径0.4毫米。
生产工艺也从粉末成型变到碾片冲压，人工高温烧结到全自动保温烧结；从人工挑选脉冲性能合格产品到自动化筛选；从手工穿磁芯板到模板自动排列磁芯矩阵，胶粘工艺穿板；从模型机测试磁芯板到程序控制自动测试磁芯板。
磁芯体从分层叠压到大板结构。先后研制并生产了中计100型，中计101型，102型，103型，601型，901型，902型记忆磁芯，301型，302型303型脉冲变压器磁芯。
中计108型双轴记忆磁芯，用于磁鼓的磁胶记忆涂层并且试制了铁氧体磁头。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菊兰凤，陈耀昶，李成章，谢德实，王世远，刘嘉英，张鸿凯，万义，李淑英，姚玉恩，童慧兰，石星华，牛宝顺，刘学贤，平天民，白桂英，付秀荣，徐月清，任秀荣，李学仁，李文信，唐昌林，顾徳敬，缪道期，郭志先，张复，王玉钤，许庆元，李忠诚，陈浩彬，李应奇，爨德玉，刘淑芳，张钰，刘建敏，魏德玉，王世学，张真，朱芝兰，张藏国，武淑萍，姜淑菱，曹桂琴，付纯文，王连华，王素文，韩式嚴，谷春兰等。
五室还做了磁膜及磁膜存储器研制，(1959到1973)半导体存储器研制，存储电路实验，存储器调试直到与整机联调的全部工作，仿制线选法存储器(104机用)，研制三度四线法(103，107，119，109乙机111，717，109丙机用)二度半三线重合法存储器(013，757机用)，部份翻转法高速存储器(109丙，015，111机用)，半固定存储器(109丙，111，)。
1983年，从事数据库与信息存储技术的研究。
1985年，五室部份人员，转战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探索一条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有的到京海(衣元兴，张复)，科海(唐新之，徐寅生，韩式儼 张真)，四通(王玉钤)，希望(顾徳敬)公司，有的到了计算所所办公司——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曹之江，平天民，贾继福，甘鸿，窦喜平，龚国兴，刘筱秀，许庆元，王文芳，谢徳实，陈浩彬，武淑萍，孙祖希等。艰苦创业，有沉有浮，发展成为今日的联想，五室的人员在科研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领先的成果，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也迈出坚实的步伐。
进入80年代我国大规模集成电路随机存储器的登场，除去为KJ8920机制作存储器外，五室的工作也向前发展了，也发生了裂变，有的转向智能存储，有的转向数据库信息管理，五室便分出了13室，有的从事了计算机网络鲁士文，顾徳敬，有的转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自动测试郭志先。参加了国家的科学管理工作宁玉田。有的到了计算机学院，教授叶勉干，院长张载鸿。
五室的历届主任、副主任级领导有范新弼，黄玉珩，许正春，王振山、伍福宁等。业务秘书先后有郑筠，顾徳敬，刘昌芝、范伯南等，党支部书记荀瑞昌，衣元兴等器材幹事，刘金铭，许克祥等。（甘鸿 陈自虞）
曾任计算所所长的何绍宗的回忆文章
回忆五十年（2006年纪念建所50周年文章）
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参加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五百多位科学家并合影。我作为科学规划办公室秘书和计算技术界的夏培肃、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等参加了接见。当时，电子计算机在我国还是空白学科，十二年科学规划将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直接配套两弹一星。这次接见之后，开始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56年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落实了规划文件确定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二机部、高等院校现有的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筹委会，对外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华罗庚兼任，何津、王正、阎沛霖兼任副主任；我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总参三部邓明德中校和二机部孙润五处长任副主任。宣布了将近代物理所计算机组的夏培肃、吴几康、范新弼、王庭梁、梁吟藻、张玉生、曹酉申、李龙、安建勋等14人和数学所计算数学组的闵乃大、王树林、甄学礼、徐国荣、崔蕴中、石钟慈、黄启晋等9人划归计算所建制。这次会还讨论了筹建计划中的有关问题，并决定租用西苑大旅社（西苑饭店的前身）三号楼作为办公和实验室的临时地点等。科学规划会议后，我被留下来筹备计算所。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仍在西郊宾馆搞规划的地点办公。第二个调来工作的是政法学院的卫振盛同志（任人事科长）；第三个调来的是公安部陈仁庆同志（任秘书）。9月份，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三部的邓明德中校到职。后陆续通过选调、合作、进修、分配大学生等途径，至年底在西苑大旅社集中了314人。其中研究技术人员185人，占一半以上。技术力量集中以后，组建了三个研究室，一室为计算机整机研究室，闵乃大任主任；二室为元件研究室，王正任主任；三室为计算数学室，徐献瑜任主任。计算机方面，逻辑设计组夏培肃负责，运算控制组吴几康负责，存储器组范新弼、黄玉珩负责，外部设备组孙肃负责，电源组莫根生负责，蒋士騛负责半导体新电路的研究工作，张克明、安其春和后调入的冯康同志，协助徐献瑜负责计算数学方面的工作。
1956年筹建计算所时，我国各大学都还没有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专业。为了解决计算技术的研究技术和数学人员的来源问题，我们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办培训班，通过选派出国学习，高等院校派人到研究所进修等途径，我们先后办了四期培训，共培养出600多人，充实了各大学的数学人才和研究技术骨干。1956年到1960年，全国有关计算技术的单位和专家，经过近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三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参加合作的同志，陆续回到原单位，建立起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所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同志也先后回去，建立了计算机专业。地方科学分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沈阳、武汉、西安、成都、兰州、合肥、南京、天津、太原等地先后建立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1960年底计算所已发展到1400多人。中科院计算所为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培养输送了大批计算技术骨干。后来全国有相当一些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都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学习过的。为此，人们都说：中科院计算所是培养计算技术骨干人才的摇篮。
回忆五十年（2006年纪念建所50周年文章）
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接见参加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五百多位科学家并合影。我作为科学规划办公室秘书和计算技术界的夏培肃、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等参加了接见。当时，电子计算机在我国还是空白学科，十二年科学规划将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列为国家四项紧急措施，直接配套两弹一星。这次接见之后，开始了我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1956年6月19日，华罗庚主持召开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落实了规划文件确定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二机部、高等院校现有的计算技术方面的专家组成筹委会，对外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主任由华罗庚兼任，何津、王正、阎沛霖兼任副主任；我任筹委会办公室主任，总参三部邓明德中校和二机部孙润五处长任副主任。宣布了将近代物理所计算机组的夏培肃、吴几康、范新弼、王庭梁、梁吟藻、张玉生、曹酉申、李龙、安建勋等14人和数学所计算数学组的闵乃大、王树林、甄学礼、徐国荣、崔蕴中、石钟慈、黄启晋等9人划归计算所建制。这次会还讨论了筹建计划中的有关问题，并决定租用西苑大旅社（西苑饭店的前身）三号楼作为办公和实验室的临时地点等。科学规划会议后，我被留下来筹备计算所。当时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仍在西郊宾馆搞规划的地点办公。第二个调来工作的是政法学院的卫振盛同志（任人事科长）；第三个调来的是公安部陈仁庆同志（任秘书）。9月份，办公室副主任总参三部的邓明德中校到职。后陆续通过选调、合作、进修、分配大学生等途径，至年底在西苑大旅社集中了314人。其中研究技术人员185人，占一半以上。技术力量集中以后，组建了三个研究室，一室为计算机整机研究室，闵乃大任主任；二室为元件研究室，王正任主任；三室为计算数学室，徐献瑜任主任。计算机方面，逻辑设计组夏培肃负责，运算控制组吴几康负责，存储器组范新弼、黄玉珩负责，外部设备组孙肃负责，电源组莫根生负责，蒋士騛负责半导体新电路的研究工作，张克明、安其春和后调入的冯康同志，协助徐献瑜负责计算数学方面的工作。
1956年筹建计算所时，我国各大学都还没有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专业。为了解决计算技术的研究技术和数学人员的来源问题，我们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合作，抽调高年级学生和已毕业的大学生，办培训班，通过选派出国学习，高等院校派人到研究所进修等途径，我们先后办了四期培训，共培养出600多人，充实了各大学的数学人才和研究技术骨干。1956年到1960年，全国有关计算技术的单位和专家，经过近四年时间的集中，总参三部、二机部、原国防部五院参加合作的同志，陆续回到原单位，建立起各具特点的计算机研究所；来所进修的有关高等院校的同志也先后回去，建立了计算机专业。地方科学分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上海、沈阳、武汉、西安、成都、兰州、合肥、南京、天津、太原等地先后建立了近20个计算所、计算站、计算机研究室。1960年底计算所已发展到1400多人。中科院计算所为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培养输送了大批计算技术骨干。后来全国有相当一些计算机研究所的所长、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都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学习过的。为此，人们都说：中科院计算所是培养计算技术骨干人才的摇篮。
1956年我国的计算机技术，当时，在世界上，毕竟距第一台计算机的出现晚了十年。是迎头赶上，还是一切从头开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学习掌握苏联已有的技术，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即“先仿制后创新，仿制为了创新”。
9月，我国派出计算技术考察团赴苏，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我担任秘书，团员有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蒋士騛、周寿宪、孙肃、莫根生、徐献瑜、严又光，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共15人。主要接待我们的是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对M—20计算机进行了学习。通过这次考察与学习，我们受益匪浅。次年4日，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代表，拜访了苏联科学院，并经政府途径订购了M—3计算机和БЭCM计算机图纸资料。
在考察和取得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研制工作开始了。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组织了M—3（代号103）计算机研制组。通过全体研制人员的努力和738厂的密切配合，1958年8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30次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填补了我国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空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曾风趣地说，这台计算机叫“有了”。
1957年2月，我国派出了以张效祥同志为领队的19名实习生，去苏联实习БЭCM计算机。9月，苏联科学院派谢尔巴科夫（负责电源和机房建设）、维宗（负责磁芯存储器）、斯梅格列夫斯基（负责计算机软件）三位专家来我所工作。1958年2月计算所搬到中关村新楼。5月，收到了БЭCM计算机全套技术资料。8月，去苏联实习БЭCM计算机的人员回国。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在738厂和各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于1959年10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БЭCM（代号104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喜讯。104机在科学计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有关科学计算就在104机上完成。计算技术的发展为两弹一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103机和104机的仿制，掌握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在磁芯、磁鼓、磁带机、光电输入、打印机等试制加工以及系统配套方面奠定了基础。
仿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在仿制104机的同时，以夏培肃同志为首的107计算机（与科技大学合作）的研制工作开始，利用国产元器件走自己的路，通过自行研制，1960年4月107计算机研制成功；以吴几康同志为首研制的119机计算机（每秒5万次），1964年通过国家鉴定，交付使用，荣获国家工业新产品展览一等奖；以蒋士騛同志为首研制的109乙半导体计算机，于1956年6月通过国家鉴定。从此，我国电子计算机由第一代—电子管机进入了第二代—半导体计算机时代。
半导体计算机的研制，促进了我国半导体的研制工作和半导体工业的建立。为我国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的大型计算机—109丙机，就是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由我国的计算技术专家积国外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计算所研制成功并交付使用。
中国科学院为了承担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现称航天部）提出的导弹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研制任务，1965年8月8日，在科学会堂召开党组会，决定将中科院与微电子有关的研究部门如计算所（11室、13室）、物理所、电子所、化学所、西北计算所、东北物理所等六个单位的七个研究室，组建成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中央专委（周恩来兼主任）定名为156工程（开始叫计算所二部）。赵松岩任主任，我任副主任。第二年春天，东北、西北的同志，带着实验设备，搬到了北京中关村，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计算机专家吴几康、沈绪榜，半导体专家黄敞、吴锡九，半导体化学专家沈天慧、何泽仁、阮洪义等都集中到这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同志接见大家时，把为了尖端科学事业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叫“牵牛入社”，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条件很困难，但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后来把这种精神叫做“灯火辉煌156精神”！在109厂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1966年国庆节前夕，调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研究制作的集成电路的空间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
1956年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国家考虑安排四项紧急措施，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所、半导体所、电子学所、自动化所。搞电子计算机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研制两弹一星服务。计算所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计算所研制的各种计算机，如104、119、109丙、717 机等，都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为两弹一星打好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回忆五十年来，计算所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克服了各种困难。现在，计算所又率先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给了计算所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在李国杰所长、邓燕书记的领导下，计算所在机制创新改革、凝炼科研目标、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计算机及其核心技术的研制方面，计算所科技人员再次发扬“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不断拼搏，先后研制出了各种型号的曙光机，特别是曙光4000A，这台超高速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达到11.2万亿次，在全世界排列第十位。为了尽快缩小我国在CPU核心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计算所又在2003年、2005年先后研制成功龙芯1号和龙芯2号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我国几代计算机工和各行各业的计算机用户一直盼望有一颗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同步的中国“芯”，计算所终于研制成功了，向全国人民奉献出令人满意的中国“芯”。
我们相信，计算所全体科技人员在“创新、求实”光荣传统的指引下，将为中华民族在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方面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9月，我国派出计算技术考察团赴苏，团长闵乃大、副团长王正，我担任秘书，团员有吴几康、范新弼、夏培肃、蒋士騛、周寿宪、孙肃、莫根生、徐献瑜、严又光，翻译张伟、穆立立、李象生共15人。主要接待我们的是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对M—20计算机进行了学习。通过这次考察与学习，我们受益匪浅。次年4日，我作为郭沫若院长的代表，拜访了苏联科学院，并经政府途径订购了M—3计算机和БЭCM计算机图纸资料。
在考察和取得图纸资料的基础上，研制工作开始了。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组织了M—3（代号103）计算机研制组。通过全体研制人员的努力和738厂的密切配合，1958年8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30次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填补了我国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空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曾风趣地说，这台计算机叫“有了”。
1957年2月，我国派出了以张效祥同志为领队的19名实习生，去苏联实习БЭCM计算机。9月，苏联科学院派谢尔巴科夫（负责电源和机房建设）、维宗（负责磁芯存储器）、斯梅格列夫斯基（负责计算机软件）三位专家来我所工作。1958年2月计算所搬到中关村新楼。5月，收到了БЭCM计算机全套技术资料。8月，去苏联实习БЭCM计算机的人员回国。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在738厂和各有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于1959年10月1日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БЭCM（代号104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喜讯。104机在科学计算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有关科学计算就在104机上完成。计算技术的发展为两弹一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103机和104机的仿制，掌握了技术，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并在磁芯、磁鼓、磁带机、光电输入、打印机等试制加工以及系统配套方面奠定了基础。
仿制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在仿制104机的同时，以夏培肃同志为首的107计算机（与科技大学合作）的研制工作开始，利用国产元器件走自己的路，通过自行研制，1960年4月107计算机研制成功；以吴几康同志为首研制的119机计算机（每秒5万次），1964年通过国家鉴定，交付使用，荣获国家工业新产品展览一等奖；以蒋士騛同志为首研制的109乙半导体计算机，于1956年6月通过国家鉴定。从此，我国电子计算机由第一代—电子管机进入了第二代—半导体计算机时代。
半导体计算机的研制，促进了我国半导体的研制工作和半导体工业的建立。为我国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提供支持的大型计算机—109丙机，就是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由我国的计算技术专家积国外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计算所研制成功并交付使用。
中国科学院为了承担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现称航天部）提出的导弹控制系统计算机的研制任务，1965年8月8日，在科学会堂召开党组会，决定将中科院与微电子有关的研究部门如计算所（11室、13室）、物理所、电子所、化学所、西北计算所、东北物理所等六个单位的七个研究室，组建成中国科学院微电子学研究所。中央专委（周恩来兼主任）定名为156工程（开始叫计算所二部）。赵松岩任主任，我任副主任。第二年春天，东北、西北的同志，带着实验设备，搬到了北京中关村，全面开始了研制工作。计算机专家吴几康、沈绪榜，半导体专家黄敞、吴锡九，半导体化学专家沈天慧、何泽仁、阮洪义等都集中到这里。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裴丽生同志接见大家时，把为了尖端科学事业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叫“牵牛入社”，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条件很困难，但大家不分昼夜地苦干，后来把这种精神叫做“灯火辉煌156精神”！在109厂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终于1966年国庆节前夕，调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研究制作的集成电路的空间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
1956年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当时国家考虑安排四项紧急措施，成立中科院计算技术所、半导体所、电子学所、自动化所。搞电子计算机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研制两弹一星服务。计算所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计算所研制的各种计算机，如104、119、109丙、717 机等，都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为两弹一星打好了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回忆五十年来，计算所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克服了各种困难。现在，计算所又率先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给了计算所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在李国杰所长、邓燕书记的领导下，计算所在机制创新改革、凝炼科研目标、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计算机及其核心技术的研制方面，计算所科技人员再次发扬“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奋斗精神，不断拼搏，先后研制出了各种型号的曙光机，特别是曙光4000A，这台超高速计算机每秒运算速度达到11.2万亿次，在全世界排列第十位。为了尽快缩小我国在CPU核心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计算所又在2003年、2005年先后研制成功龙芯1号和龙芯2号高性能通用CPU芯片，我国几代计算机工和各行各业的计算机用户一直盼望有一颗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同步的中国“芯”，计算所终于研制成功了，向全国人民奉献出令人满意的中国“芯”。
我们相信，计算所全体科技人员在“创新、求实”光荣传统的指引下，将为中华民族在计算机的核心技术方面做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张效祥与104机的诞生
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的研制，开启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序幕。张效祥作为104机的主持研发者，向我们讲述了研发的日日夜夜。
1959年对于世界计算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IBM推出了其第一代晶体管电脑IBM1620，同年，摩尔（Moore）开始申请一项专利：平面晶体管制造技术。在中国，那年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诞生了。
那个时候主持104机研发的张效祥院士还不到40岁。现在，他刚刚过完89岁生日。再回想起50多年前，从初识计算机到自己研发出计算机的历史，他仍记忆犹新。
初识计算机
要说结识计算机，还得从1956年说起，那年3月12日在前苏联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前苏联数学机械与数学仪器制造发展的途径”。会前的3个月，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长A.B.托普契也夫院士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邀请中科院派代表团出席会议。
就这样，3月8日，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张效祥与其他成员，乘前苏联伊尔-14航班飞赴莫斯科参加会议。这次去前苏联，“我们在会上与苏联专家讨论了有关通用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问题，如何利用它解决数学逻辑的问题，还有有关专用计算机和模拟装置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张效祥第一次见到了摆在眼前的大型计算机，那是前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БЭСМ。
这次在苏联的考察，张效祥还未来得及游览一下莫斯科的景色，就匆匆回国了。他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次去苏联只是略为了解了一下计算机技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科学家们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其中“计算技术”部分包括，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合作项目，派一个懂技术的代表团赴苏。
于是，作为少有的几名懂技术的人员，张效祥于1957年2月又一次被派到了苏联，这次和他一起的是一个20人组成的赴苏进修队，他们将在苏联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技术。
“我们到前苏联时，M-20的模型试验刚结束不久，机架尚未拆除，正在工厂试制样机，我们的学习和试验基本上是围绕它来进行的。” M-20是当时前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继БЭСМ计算机之后研制的大型计算机，运算速度2万秒，电子器件采用小型电子管。进修队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前苏联M-20计算机的技术资料及实现技术。
1957年年末，我国科学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与前苏联科学院洽谈帮助我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问题，张效祥也参加了谈判。最终的结果是，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以БЭСМ为蓝本，制造自己的第一台大型机。
为此，以张效祥为代表的进修团队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在苏联全力消化БЭСМ全部图纸资料。
就这样，张效祥在苏联进修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搞通了计算机的原理，这为回国后组织团队，主持研发我国的第一台大型计算机打下了基础。
解出第一道题
—五一节的天气预报
1958年8月，进修队一回到北京，就投入了104机的试制工作。由于БЭСМ在苏联研制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经过修改，形成了БЭСМ-Ⅱ。因此104机也以БЭСМ-Ⅱ为蓝图，由张效祥主持试制。
104机的完成主要来自两股力量，一股主要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四机部（后来的15所）、七机部（后来的706所）和部队等四个单位；另一股是以四机部738厂和科学院计算所工厂为主的生产加工力量。
虽然当时吃睡都在工作房里，但是没有人觉得苦。只是感到任务的艰巨，脑子也要连轴转。晚上一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一样要起床。整个机器装完之后，工作更加辛苦起来。在调试阶段，计算机从没有关过。“因为一开一关，电子管很容易就坏了。” 于是，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员，三班倒，不分昼夜的工作着。“生活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并不像很多人想得有多艰苦，能吃饱也能穿暖。”五六十年代是中国最艰苦的时候，但是张效祥却乐在工作中。
当时出力的人还很多，全国各地，听说中科院在研制计算机，很多人都跑来想要学习学习。计算机在当时，可是只有耳闻未有目睹的家伙。中科院也很开放，只要想学习，就敞开大门欢迎。“当时有七八十人对104机的研制贡献了力量。”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着，学习资料就是БЭСМ-Ⅱ的说明书。当时БЭСМ-Ⅱ图纸上的错误还有很多，也是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才攻下了一个个难关。“当时大家都不懂计算机，都是通过亲自研制，才弄懂了计算机的原理，我们就是在学中用，用中学。”
不断地有人来，有人走，但是自由讨论、学习的氛围却没有丝毫改变。虽然固定工作的人不多，但是却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这样到1959年4月30日，调通程序，算出了第一个课题：“五一节”的天气预报。所以，张效祥常说，事情是大家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协作精神在研发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部队三方面结合起来，才结束了中国没有计算机的历史。
这些慕名而来学习的人，回到地方又纷纷自己办起了计算机研究所。104机的研制，不仅使中国有了第一台大型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向科研人员普及了计算机知识，回到他们原先的工作岗位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研发了。
“我来研制104机，其实也是为了学习。”将104机研制出来之后，张效祥院士又回到了部队，将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应用到部队的信息化中。
104机用磁芯作内存，容量是2048字，运算速度为每秒1万次。现在看起来，这些似乎都很落后，但是在当时的年代，已经很先进了。中国的第一台小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运算速度每秒才几次而已，只能走，不能跑。当时许多重大科研课题都用了104机，其中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
现在的计算机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更加智能化，但是没有前辈哪能有子子孙孙。104机的研制，开启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序幕，培养的大量人才成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的研制，开启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序幕。张效祥作为104机的主持研发者，向我们讲述了研发的日日夜夜。
1959年对于世界计算机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IBM推出了其第一代晶体管电脑IBM1620，同年，摩尔（Moore）开始申请一项专利：平面晶体管制造技术。在中国，那年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04机诞生了。
那个时候主持104机研发的张效祥院士还不到40岁。现在，他刚刚过完89岁生日。再回想起50多年前，从初识计算机到自己研发出计算机的历史，他仍记忆犹新。
初识计算机
要说结识计算机，还得从1956年说起，那年3月12日在前苏联要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前苏联数学机械与数学仪器制造发展的途径”。会前的3个月，前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长A.B.托普契也夫院士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邀请中科院派代表团出席会议。
就这样，3月8日，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张效祥与其他成员，乘前苏联伊尔-14航班飞赴莫斯科参加会议。这次去前苏联，“我们在会上与苏联专家讨论了有关通用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问题，如何利用它解决数学逻辑的问题，还有有关专用计算机和模拟装置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是张效祥第一次见到了摆在眼前的大型计算机，那是前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БЭСМ。
这次在苏联的考察，张效祥还未来得及游览一下莫斯科的景色，就匆匆回国了。他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次去苏联只是略为了解了一下计算机技术。为了发展“两弹一星”，科学家们起草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大紧急措施”）。其中“计算技术”部分包括，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合作项目，派一个懂技术的代表团赴苏。
于是，作为少有的几名懂技术的人员，张效祥于1957年2月又一次被派到了苏联，这次和他一起的是一个20人组成的赴苏进修队，他们将在苏联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技术。
“我们到前苏联时，M-20的模型试验刚结束不久，机架尚未拆除，正在工厂试制样机，我们的学习和试验基本上是围绕它来进行的。” M-20是当时前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继БЭСМ计算机之后研制的大型计算机，运算速度2万秒，电子器件采用小型电子管。进修队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前苏联M-20计算机的技术资料及实现技术。
1957年年末，我国科学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与前苏联科学院洽谈帮助我国研制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问题，张效祥也参加了谈判。最终的结果是，将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以БЭСМ为蓝本，制造自己的第一台大型机。
为此，以张效祥为代表的进修团队又用了半年的时间，在苏联全力消化БЭСМ全部图纸资料。
就这样，张效祥在苏联进修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搞通了计算机的原理，这为回国后组织团队，主持研发我国的第一台大型计算机打下了基础。
解出第一道题
—五一节的天气预报
1958年8月，进修队一回到北京，就投入了104机的试制工作。由于БЭСМ在苏联研制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问题，经过修改，形成了БЭСМ-Ⅱ。因此104机也以БЭСМ-Ⅱ为蓝图，由张效祥主持试制。
104机的完成主要来自两股力量，一股主要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四机部（后来的15所）、七机部（后来的706所）和部队等四个单位；另一股是以四机部738厂和科学院计算所工厂为主的生产加工力量。
虽然当时吃睡都在工作房里，但是没有人觉得苦。只是感到任务的艰巨，脑子也要连轴转。晚上一点多睡觉，第二天早上5点半一样要起床。整个机器装完之后，工作更加辛苦起来。在调试阶段，计算机从没有关过。“因为一开一关，电子管很容易就坏了。” 于是，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员，三班倒，不分昼夜的工作着。“生活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并不像很多人想得有多艰苦，能吃饱也能穿暖。”五六十年代是中国最艰苦的时候，但是张效祥却乐在工作中。
当时出力的人还很多，全国各地，听说中科院在研制计算机，很多人都跑来想要学习学习。计算机在当时，可是只有耳闻未有目睹的家伙。中科院也很开放，只要想学习，就敞开大门欢迎。“当时有七八十人对104机的研制贡献了力量。”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着，学习资料就是БЭСМ-Ⅱ的说明书。当时БЭСМ-Ⅱ图纸上的错误还有很多，也是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才攻下了一个个难关。“当时大家都不懂计算机，都是通过亲自研制，才弄懂了计算机的原理，我们就是在学中用，用中学。”
不断地有人来，有人走，但是自由讨论、学习的氛围却没有丝毫改变。虽然固定工作的人不多，但是却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这样到1959年4月30日，调通程序，算出了第一个课题：“五一节”的天气预报。所以，张效祥常说，事情是大家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协作精神在研发过程中是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部队三方面结合起来，才结束了中国没有计算机的历史。
这些慕名而来学习的人，回到地方又纷纷自己办起了计算机研究所。104机的研制，不仅使中国有了第一台大型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向科研人员普及了计算机知识，回到他们原先的工作岗位后，他们就可以自己研发了。
“我来研制104机，其实也是为了学习。”将104机研制出来之后，张效祥院士又回到了部队，将所学的计算机知识，应用到部队的信息化中。
104机用磁芯作内存，容量是2048字，运算速度为每秒1万次。现在看起来，这些似乎都很落后，但是在当时的年代，已经很先进了。中国的第一台小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运算速度每秒才几次而已，只能走，不能跑。当时许多重大科研课题都用了104机，其中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的有关科学计算。
现在的计算机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运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更加智能化，但是没有前辈哪能有子子孙孙。104机的研制，开启了中国计算机发展的序幕，培养的大量人才成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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