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北京市委信
尊敬的中共北京市委：
我是一位军史爱好者，中共党员，退役军人，工余从事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等专题的史学研究和纪实文学创作，在采访近200名历史亲历者基础上，著有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等作品。
根据党章有关规定，反映以下事情和意见：
2011年3月28日,《北京日报》刊登《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以“话题缘起”提问：“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再由编辑部所拟的段落标题给出了答案——“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该文甚至公开宣称：“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该文被广为转载、转贴后，跟帖以指责毛泽东是“阴谋家”的留言居多。
对此，我撰写了反驳其核心结论的《西路军“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不存在分歧”吗？——〈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读后感兼驳夏宇立“阴谋论”》一文，于2011年7月21日寄给《北京日报》总编，正式投稿。见《北京日报》未予理睬，8月25日后，我多次致信其上级宣传部门，反复请求：“党的机关报既然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并公开为‘张国焘路线’翻案，仅以公平而论，就理应给他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我党领袖申辩的机会！”
也许是上书都被批转了下去的缘故，《北京日报》于2011年9月15日以书面方式、11月 7日以匿名电话方式，与我取得联系，主要告知：
一、《北京日报》发表的《铁血西路军》一文“重点不是探讨‘张国焘路线’”。
二、婉拒刊登反驳《铁血西路军》核心观点的文章，哪怕是“同样体裁、同样版面”也不行。
三、建议将反驳文章投给中共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等学术刊物。
四、商量发来《北京日报》约请的三位“专家”之一夏宇立的电子邮箱，让我与夏宇立直接“进行学术上的商榷”。
因为我至今未接到《北京日报》上级宣传部门的任何回复，只能猜测《北京日报》回复所述内容也许代表上级宣传部门的意图，故只好按下面的方式陈述有关情况及意见：
第一，我遵嘱于2011年10月29日向《中共党史研究》投稿，人家不登。
第二，我投稿并逐级上书的目的之一，是要验证当今社会有无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党的机关报可以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并公开为“张国焘路线”翻案，但主流媒体很难给他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我党领袖申辩的机会！
第三，要我与夏宇立直接“进行学术上的商榷”之建议，如果是《北京日报》提出来的，我拒绝；如果是转达《北京日报》上级宣传部门的意见，我正式回复：即便需要“商榷”，也应该是有组织的。时至今日，也确实需要有组织地讨论西路军战史上的重大学术分歧了，否则任由夏宇立们的“阴谋论”泛滥成灾，并继续封杀反驳意见，最终危及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坚信，一旦展开西路军史学的学术辩论，《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双石（本名“周军”）有舌战群儒的实力。
第四，我曾请示《北京日报》的上级宣传部门，将我的反驳文章及主流媒体的态度在网上公布“是否有宣传纪律方面的禁忌及理由”？但至今未获回复。估计这是默许。
我之所以请示这个问题，是猜测《中共党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受到了相关的约束。201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第24 版刊登贺龙女儿贺捷生《以女儿的名义》介绍，“我和老伴李振军在军事科学院负责《叶剑英传》的编写工作，确定选题后，被告知徐叶两位老帅对长征途中张国焘的那封密电有不同看法。他们相约当面交换了一次意见，最终达成协议：此‘公案’宜粗不宜细。幸运的是，这次交换意见的整个过程，我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和实际操，始终在现场，不禁为两位元勋的赤诚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折服。”问题是，贺捷生大姐落笔之时，一方确实“粗”了，另一方却违背徐帅遗训，“细”得离谱。结果，不仅毛泽东被攻击成“阴谋家”，通过妖魔化毛泽东，在客观上，还为反共发华势力颠覆中国革命史进而煽动“颜色革命”，提供了他们翘首期待的“史学依据”。尤其是《北京日报》“约请”的那位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不仅在境内公开污蔑毛泽东是阴谋家，还在境外出版了一部《史说长征》，严重歪曲历史不说，对所有批判过张国焘的我党领导人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将领，他几乎都要一一贬损——彭德怀“疑心到了极端”；邓颖超“人格”有问题；贺龙将并无“居心不良”的张国焘的“行为渲染得那么负面”也是“没有理由”的……
如此，我们能不默不作声吗？
最后，鉴于我遵嘱向《中共党史研究》投稿已被拒绝，如今只好恳求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既然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并公开为“张国焘路线”翻案，仅以公平而论，就理应给他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我党领袖申辩的机会，哪怕是完全相同的体裁及版面。
附：《西路军“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不存在分歧”吗？——〈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读后感兼驳夏宇立“阴谋论”》第11稿
此致
敬礼！
高戈里2012年2月1日于成都
西路军“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不存在分歧”吗？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读后感
兼驳夏宇立“阴谋论”
高戈里
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专题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2011年6月初稿，2012年2月1日第11稿）
2011年3月28日，《北京日报》刊登《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一文，综述该报“约请”三位“西路军军史专家”对“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等问题进行的“深入解答”。其中，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夏宇立称：“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决策本身，不论当时的共产国际书记处，还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其中包括张国焘，都意见一致，从来没有出现异议，更不存在分歧。而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执行中央军委的渡河部署以及后来坚决支持中央军委关于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方针，其出发点也在这里。”
西路军基本解体半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对于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历史结论，改革开放后党内虽有不同意见，但中央至今并未行文重做结论予以否定，邓小平对反映不同于中央历史结论的意见之最后批示，也只是“同意全件存档”。
如今，夏宇立等竟然借党报公开宣称：“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载有这一重要结论的文章被广为转载、转贴后，跟帖以指责毛泽东是“阴谋家”的留言居多。
针对这些年来颠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的种种谬论，最近，民间史学工双石在其已经脱稿并不断修改的史学著作《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依据自己从几十本公开出版物中“海选”近千件历史文献编辑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参照亲手绘制的几十张行军路线图、作战部署图和作战经过示意图，作了系统批驳，完整还原了被颠覆了的历史真相。
本文借用双石的研究成果，简述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在“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及其历史缘由，并批驳夏宇立的核心结论。
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和之初，战略方向北上与南下、西进的分歧
应该承认，“打通国际”是党中央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现实生存需求，参照共产国际早些年的意见提出来的，其具体路径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但同时必须指出，自党中央正式提出“打通国际”后，至1937年11月30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与党中央会合前，就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而言，张国焘根本没有与中央“意见一致”过。
中共中央最早正式提议“打通国际”的文电，见之于1935年6月1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对于中央这一“适当时期”的“战略远景”设想，张国焘立刻于次日回电予以赞同，并提出了使用兵力和实施时间的变更意见：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
徐向前曾说，张国焘“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果然，9天后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变卦了，“北辙而南辕”了——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在芦花、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后，率左路军进至阿坝的张国焘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本性再次发作，萌发了“西进青（海）、新（疆）”之念。为此，党中央于8月20日在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反对“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中央领导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还多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进行规劝：“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目前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随后不久，两大红军主力“草地分裂”，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
在此期间，有反对“毛周逃跑路线”的信，致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将领，认为中央提出北上陕甘接近“打通国际”目标的战略设想，是葬送红军的死路。
“打通国际”，张国焘不来，毛泽东也打算红一方面军单独干。
1936年6月29日，根据共产国际转达“……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信息，毛泽东与彭德怀商量：
……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
虽然，毛泽东曾倾向于“宁夏路线”，但得知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红二、四方面军准备北上后，考虑红四方面军所处的地理位置等情况，按照中央政治局此前在“瓦窑堡会议”上达成的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之“迁就”意见，毛泽东等于1936年8月12日提出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分攻宁（夏）青（海）”之部署。几经多方磋商，8月25日，中共中央将这一行动方针，电告了共产国际：
……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对于刚刚经历了南下失败并犯了另立中央错误的张国焘，这个“分攻宁青”的方案是很对心思的。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出发点”是这样坦白的：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这个很对张国焘心思的方案，后来的西路军基本上践行了——除了“进取青海”。
历史进程常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这个报告，如果得到的是毫不含糊完全肯定的答复，那么不管后来“打通国际”成败如何，这笔责任账都应由党中央毛泽东担待。然而，半个月后的1936年9月11日，这一评判历史责任的基本前提变了，共产国际答复：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双石在仔细研究了这些天的往来文电，并做了大量制图、判图等战史学基本作业后告诉读者， 9月14日，经过几天酝酿磋商后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分攻宁青”部署作出重大调整，其要点包括：
（一）将“一、四方面军各自独立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既然共产国际不同意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那么“夺取甘肃西部”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也就大为降低。为此，四方面军主力须“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并且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合。
（二）根据共产国际的批复，改变了“四方面军在兰州以南渡河”的原设想，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的渡河点改在兰州以北之“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
（三）建立甘南根据地以作为“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前进基地及战略后方的迫切性、必要性也随之降低，北上实现“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会师”则取而代之，成为当务之急。
接到中央部署调整电后，9月16日至18日，怀揣着个人“出发点”的张国焘在岷州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局会议，讨论中央部署。据陈昌浩回忆：
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
岷州会议的结果，是根据中央部署调整的精神，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名义致电前线的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会战役纲领》。
对张国焘在此期间基于个人“出发点”的战略指导思想，陈昌浩有一段回忆：
……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几点：⑴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⑵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⑶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
基于畏惧“交出兵权”的个人“出发点”以及“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已在岷州会议决定上签了字的张国焘心有不甘，于20日连夜策马赶往漳县前线。
21日，赶到漳县的张国焘召集前线军事指挥员重新计议。据徐向前的回忆：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这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枪杆子指挥了党”：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全军掉头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线渡河西进。更有甚者，张国焘还电令在岷县的红军总部通讯部门负责人：“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律不准发出”——封锁朱德等向党中央汇报的渠道。
幸好，天公不作美，徐向前派人勘察西进路线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迫使张国焘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放弃西进主张。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报告红四方面军已“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这是张国焘一年来第一次将“陕北同志”称作“党中央”。
“甘南风波”落幕。
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宁夏战役兵力部署“首先击破南敌”与“增兵西渡”的分歧
由于张国焘基于个人“出发点”制造的“甘南风波”，令红四方面军“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迫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关于“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的指示，要“打通国际”，必须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物资。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当务之急是“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
宁夏战役期间电报极多，特别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阶段，其内容李先念后来都说“复杂”。
解读这“乱麻一团”般的众多电报，双石是从梳理指挥系统下手的——电报“复杂”，首先源于指挥系统的复杂。溯源而上，又缘起“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困难，因为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
由于张国焘怀揣着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切都完了”的个人小算盘，悲观估计中国革命形势， 以为“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双石注：应为马步青）总比胡宗南好对付”，曾判断“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其一年多前与中央在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很可能要在宁夏战役中延续，中央对于宁夏战役部署能否得以贯彻，并无把握。
对于张国焘“可能的动摇性”，毛泽东早就看透了，但为了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共中央还是犯了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于1936年10月10日20时，就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致电各方面军首长：“拟请朱（德）、张（国焘）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10月14日，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专电彭德怀，从更积极的角度更进一步解释这项任命的意义和中央的良苦用心：“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们在中央指定朱、张任前线指挥后表示很好，彼任前线指挥事实上与名义上均不能不听中央军委指挥，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感觉不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此后直至1936年11月1日，红军三大主力处在这样一种指挥格局下：
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以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拥有最高决策权。
红军总部——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前敌总指挥部——鉴于张国焘“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习性，10月2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实施“打击南敌”的计划。由于张国焘暗中阻挠和破坏，在11月1日之前，这个指挥权并没有落到实处。
在这个时期，红军总部署名“朱张”的电报和部署≠中共中央的意图，且至少有一部分因张国焘的小动作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而张国焘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也在三大主力会师后的部分时段失效了。
在这多重复杂的指挥关系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电文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照顾，有隐忍，有迁就，有妥协，就连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发电报强调必须克服“避战，对胡敌力量过分估计”之倾向，都要被毛泽东批评在措辞上“过于刺目，今天还是不相宜的”。
这种因战略分歧不得不建立的多重复杂的指挥关系，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的特殊语义和特殊语言表达方式，以及“阴谋强奸式”的电报署名方式，进而又成了张国焘表达其特殊欲求的特殊手段。
为了促使张国焘回心转意，并帮助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克服张国焘路线”，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后，安排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林育英（张浩）同志去红四方面军，以求“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10月13日，毛泽东特别致电提醒拟赴红军总部“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的彭德怀：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
然而，未等彭德怀前来“会商”，“朱张”就在其下达的第一个作战部署中，将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的时间缩短了，将“拒止南敌”的兵力减少了，而将“西渡”的兵力增加了。
于是，在兵力部署上，西渡黄河成为整个战役的首要。
于是，红三十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提前了。
于是，有了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并强求中央“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之电报。
于是，有了未经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和红九军紧随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之“三军竞渡”的既成事实，有了“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之可能后果，有了中央追认既成事实的电文被后人当做中央指示“三军竞渡”之误解。
于是，张国焘力主西进以便通过“保存四方面军”来求得莫斯科“支持”的企图，有了得以实现的希望。
在这一系列有着特殊语言表达方式的电报中，最典型的，是红军总部在10月 28日16时至20时4个小时内，连发了4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
红军总部上演的这出“变脸戏”，差点让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也犯了糊涂：
这……这……这倒底是咋回事儿哩？那年那月那日的红军总部里，究竟有几个“朱张”啊？咋一个“朱张”在添柴，另一个“朱张”却在撤火哩？上级，下属，又究竟该认哪个“朱张”的账哩？
对其中的原因，双石是这样解析的：
“朱张”部署在这4个小时内的4次变脸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当事人留下了任何回忆文字，我们当然也就无从知晓。但根据已知情况或可作一合理推测：28日当天一起向干盐池转移且当晚已共处一地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应该是一起讨论过如何执行中央部署的。彭德怀自不必言，他是带着中央的意图来的，朱德肯定也是赞同中央部署的，分歧和争议也一定发生在张国焘一人与朱德、彭德怀一方之间。而现在已不是一月前在漳县，“张主席”一纸电令就可以封锁朱德的发电权（其实也没封锁住），朱总司令也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明确赋予了指挥三军权力的，朱德高举着中央的尚方宝剑以“朱张”名义发电指挥红四方面军乃至三军部队，那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如此，我们或可推测：这些贯彻中央意图的部署电，极有可能是出自朱德的手笔。
面对既成事实，之后的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得不也扮起了“变脸”的角色。而这一系列被张国焘搅和起来的“变脸戏”，给后来那些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却又自以为是的西路军史学研究工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鉴于张国焘所作所为给宁夏战役部署带来的严重危害，10月 29日，毛泽东不得不授权彭德怀：“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张总政委”的“变脸戏”还没演够。
10月 30日，在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下达新的作战部署后，“朱张”再次致电“徐陈”，对彭德怀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海打战役计划流产。
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张国焘惹翻的可不是一两个人。同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将张国焘一状告到了共产国际：
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实际上，张国焘的思想觉悟还是被林育英他们高估了，他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是“西进”，还毫不遮掩地在《我的回忆》中宣称是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支持。对此，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果然，11月 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对于这封以“时序”价值可以说明其西渡最初意图背离了中央决策进而印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重要电报，双石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共产国际50多天前来电确定的交货地点不变，那么，后来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怎么说都显而易见，因为此时共产国际提供外援的接运地点还在北面的定远营，还没有改在新疆的哈密或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今甘肃瓜州），中共中央为“打通国际”而先“夺取宁夏”的计划也还在进行时！
然而，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掩饰张国焘“出发点”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得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㈠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1 000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并请通知我们接运的办法以及你们准备采用什么样的具体的运输方式？
11月4日8时，尚不知“重大变故”的“徐陈”致电“朱张”，在报告了一大堆“滞留现地”的困难后，再次提出了“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要把原拟执行“宁夏战役”的方向整个左旋90度，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的重要指示，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应该已传达到了已转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张国焘、林育英等人。这个“重大变故”正好给了张国焘一个堂而皇之再张“西进”之旗的理由。于是，当日14时，“朱张”致电“徐陈”，对其行动方向左旋90度的建议完全予以确认，并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同日，“徐陈”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之“独立”行动的“名份”。
面对共产国际的突然变故及“徐陈”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11月8日才给共产国际复电，11月11日才正式授予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称。
从此，西路军踏上了不归之途。
三、西路军西进后，“打通国际”要不要建立根据地等战略任务的分歧
当下的西路军史学研究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将西路军失败原因归咎于“打通国际”和创建根据地“两副重担同时挑”，超出了西路军力所能及的范围。
值得深思的是，使这一说法得以流行的那些“西路军军史专家”却回避或掩饰了一个基本史实——这两项任务是西路军“徐陈”信心满怀打包票主动要来的。
西路军渡河后，在“朱张”授权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之初的11月6日和之前的11月2日，“徐陈”就在上报军委的电报中就主动承揽了“打通国际”和创建“甘北苏区”两大任务。
也正是因为过河部队最初的主要目的要在河西找一块安身之地，才夹带了“庞大直属部队”，以至于“战斗员至多占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八之比例率”。
随后的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发电正式授予“西路军”称号一小时后，又专电询问“徐陈”：“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徐陈”次日复电报告了可以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及决心：“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双石注：原文如此），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
11月17日，“徐陈”致电中央，其最初两大任务一肩担的决心开始动摇：“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这是“徐陈”第一次提出“任务次序”之疑，而提出这个“任务次序”的缘由，是因为敌中央军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开始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
同日，“朱张”电示“徐陈”：“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对于“徐陈”改变“任务次序”，中央11月18日复电未予同意并陈述了理由：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
张国焘力主西进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畏惧国民党中央军。就在河西“徐陈”难以承受追敌毛炳文部压力的时候，11月22日，河东红军主力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大捷。这一仗，正是按照毛泽东在“徐陈”两大任务一肩担之决心开始动摇的次日强调的“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之战役方针，迫使毛炳文军于11月底之前全部东返，进而大大地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在西路军失败不久的1937年7月18日总结道：“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单纯的军事观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还留下了一段关于西路军战略指导思想的回忆：
“再过两个来月你要坐汽车就有汽车，你一个月要用三十元钱就三十元，要用四十元就用四十元，新式武器子弹都可补充。”这是在永昌的干部会上讲的。
既然“照直往西打”有这等好事，费时费力集中兵力打“二马”去建立根据地，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与西路军主要将领希图“走捷径”的战略指导方针截然相反，早在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通信中，就曾明确过“打通国际”的基本战略方针——“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
对此，双石的解读非常生动：
这是比较典型的毛氏思维：求人不如求已！既或要是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钱！赤手攥空拳上门投亲，是很难遭人待见的；手头的攥着的本钱越多越厚，得到的帮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银行家只会给拥有还货能力并充分展示了这种能力的人贷款！而逃难式躲灾式的投亲靠友，是展示不出这种“还贷能力”的！
与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36年9月27日张国焘在洮州会议上推翻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时的强烈主张：
……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
还有在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中，孜孜以求并耦合张国焘个人小算盘的作战方针和战局预想：
……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对此，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告诉读者：在西进中建立“建立根据地”，不仅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中央在为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屁股坐稳当了，再去“打通国际”。
上面讲过，就在“徐陈”致电中央，其最初“打通国际”和“创建根据地”两大任务一肩担的决心开始动摇的次日，中央有一个劝其“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并要求“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保持西路军东返回旋余地的电报，是这样为西路军着想的：共产国际来电通报的交货地点是新疆的哈密，中共中央回电明确表示：“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共产国际不答应将交货地点改在安西，中央若允许西路军“照直往西打”进入“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等于让他们送死；二是即或共产国际同意了中共中央改变交货地点的提议，交货物资从定远营辗转腾挪到哈密，再组织运力车运到安西，也得要一段时间，部队去早了，窝在人际罕见的大戈壁里，生存很困难。
当年的安西、敦煌、玉门关地区地处荒漠，人烟极其稀少——直到今天，人口的分布密度也小于10人/平方公里（当年大多≤1人/平方公里）。共产国际后来按中共中央请求更改了的接运地点安西县（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有“世界风库”之称，年均降水量仅45毫米，年蒸发量却达3140毫米，如今已建立“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1915年全县人口为12 721人，但因干戈离乱，灾害频繁，人口自然增长极其缓慢（直到1945年整整30年间也才增长至20 346人）。而在西路军西进前的1932年至1936年期间，安西迭遭兵灾、伤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饥荒，死亡和外出逃荒者众多，较之于20年前的1915年，全县人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而且还分散居住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最大的城镇安西县城的城镇人口也不过千余……
这样的自然环境，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就算一路顺风，两万人的西路军最远也只能到达肃州（今酒泉），再往西走就是一片戈壁荒漠，两万大军吃穿到哪里解决？饮水怎样保障？寒冬如何度过？兵员怎么补充？伤员何处安置？
还有社会环境。河西部队只要在肃州东西地区盘桓逗留，就必然与马家军发生冲突，也就必须要解决“建立根据地”问题。西路军作为“客军”在“马家军”的地盘上转战，要“扩红”、“筹粮”，没有耐心细致艰苦深入的工作并辅以战场上的不断胜利来支撑，就那么容易信手拈来？如果“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再发生问题，即或西路军能“打到迪化”，可以“回师横扫而东指”，在已经恶化了的河西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开辟根据地，都要另说。就算能一时站稳，没有遭受红军重大打击的马家军，是否允许西路军与远方的交通运输线保持畅通安全，也要另说。
再如果，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西路军靠拢新疆后，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穿、用只通过新疆的盛世才来接济。这位“新疆王”当时虽然口喊着“联共亲苏”，可本质上还是一个混世军阀，“卧榻之旁”岂能容忍不归属自己的两万大军驻扎？后来李先念率西路军余部420余人进入新疆他都曾心怀疑惧要求放下武器，连中国共产党的旗号都不许打出，只给个“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兵营”的番号，还得对外声称是“从关内招来修公路的”。西安事变时，盛世才明确表示不支持西安事变，并发表了支持蒋介石的声明，几年后，干脆公开投靠蒋介石并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设想他若叛变西路军就可以出兵“收拾他”,盛世才有那么傻吗？
这一切，难道不是“战略决策”的重大“分歧”吗？
由此战略决策上的重大分歧，又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战役行动上的重大分歧。
比如，面对中央屡电要求西路军保持东返的“回旋余地”，“徐陈”回电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予以回绝，再不就是提出中央难以满足的条件。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中央根据东北军的提议以及西路军可在兰州得到东北军粮弹补充的承诺，再度动议西路军东返。这本可使西路军绝处逢生，不料，“徐陈”回电表示：西进无问题，东进则需东北军和新疆方面同时各出6个团的兵力前往策应。而这两个条件，中共中央当时都难以满足。
至于为什么不愿东返，多年后，陈昌浩道出了内心想法：
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
再比如，要不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分歧。毛泽东“打通国际”的战略方针，首先强调的是“用战争”，因为根据地是打出来的。张国焘呢？早在三大主力会师前夕的漳县会议上，他就宣称：“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双石注：应为马步青）总比胡宗南好对付，……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也正因畏惧强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前，张国焘才屡屡破坏军委集中兵力“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之作战部署。也正因为遵循了“照直往西打”的战略方针，对于中央屡电要求西路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的指示，“徐陈”不是不予回答，就是明确回复：“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
又比如，“徐陈”屡电中央，请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增援西路军。且不说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加入西路军后，一起“照直往西打”能否克服恶劣的生存条件，就说增援，西路军主力分别进驻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倪家营后，各驻节点彼此相距也就是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驻守高台的红五军于1937年1月11日被围，19日，附近的红三十七团二营和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与红八十八师一部分别出援，均严重失利，20日高台失陷，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也损失殆尽，相距咫尺之遥都不能首尾相顾，要河东主力分兵前来“西进夹击”，一个月的行程，这股远水，怎能解得了近忧？这还不说分兵西援不利于河东的抗日大局，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肩负的历史责任。
顺便说一句，对于导致西路军失败“战略上的错误”，70多年前，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和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的《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教训（1937年7月18日）》都有过比较详细的总结与检讨，其中陈昌浩报告编入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公开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但只公开了第一章和第九章，而李聚奎的报告则被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选编”掉了，仅仅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内部刊物《党史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上，有过小范围的披露。欧阳毅的专题报告《关于西路军问题》，也被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选编”掉了。
官版的西路军文献汇编还“选编”掉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文电，如彭德怀1936年10月 27日致电毛泽东等：“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类似有利于揭露“张国焘路线”错误却被“选编”掉了的重要历史文献，还有。
四、对“张国焘路线”的误读及原因试析
近年来，不少西路军史学研究者及著述者，以及参与西路军史学研究的一些领导，都将“张国焘路线”归结为“分裂路线”及“另立中央”。以此作为研究西路军战史的认识基点，来审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之历史结论，的确很容易忽略“沙窝会议”对中国革命基本形势基本估计的争论，忽略“延安会议决议”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基本结论，进而产生“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之误读。
而这种误读，如今已经被无度发挥成西路军战史“阴谋论”的史学依据。
关于“张国焘路线”的内容，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曾有过经典的概括：“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
理解“张国焘路线”上述三大内容的核心问题，是把握“张国焘路线”的实质。
应该承认，有着言行轨迹的“分裂红军”和“另立中央”，确确实实是“张国焘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绝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更不是“张国焘路线”最本质的内涵。
解开当年“张国焘路线”先反复无常后执意“西进”之谜，虽然，张国焘包藏个人野心的“出发点”不容置疑，但我们不能局限于“人性论”视角，囿于张国焘内心世界对“交出兵权”的恐惧，因为这个视角过于短浅，也远离了历史本质的真实。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西式“人性论”视角可以将人们的视野束缚于历史恩怨和个人品质的狭小空间，进而误导西路军史学研究人员接二连三地跌入尴尬的伦理陷阱及险恶的政治陷阱。
西路军失败当月的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从27日起，讨论第二项议程，即张国焘的错误问题。红四方面军及川陕省委领导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周纯全、何畏、傅钟、倪志亮、王维舟、何长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罗世文、谢富治、郭潜、李中权、罗华民。会议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让人感慨万分的是，尽管因“张国焘路线”毛泽东经历了他一生“最黑暗的时期”，但对“张国焘路线”本质内涵的把握，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纠缠于狭隘的“权力之争”，他们把总结失败教训的视野投向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形势”之中，进而，得出了那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却又被当下小鸡肚肠的“阴谋论”制造者、鼓吹者们屏蔽了的历史结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也正是这宽广的政治视野，深刻揭示了张国焘“退却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质”，给后人留下了破解西路军战史之谜的钥匙。
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首先源于形势判断。
张国焘在“打通国际”问题上之所以反复无常，其认识上的根源在于，他认为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
公正地说，当年中央政治局内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是有多重分歧的，集中反映在1935年8月初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在毛儿盖沙窝寨子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史料记载，“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会议上是这样批判张闻天、博古的：“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在与王明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但由于解决中央政治路线的时机尚不成熟，且张国焘反复纠缠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清算有着觊觎中央权力的野心，特别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估计会断送红军的前途，更由于毛泽东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的那种能在茫茫黑暗中发现微光并敢于带领部队向微光前进的统帅，具有着徐向前屡屡赞誉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所以，他能在经历第五次反“围剿”惨烈失败后，通过分析“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苏联的强盛”、“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等一系列国内外新形势的基础上，把握“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在此基础上，坚定地认为：“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与此相关的是，当年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之所以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除了受张国焘误判形势的影响，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认识不足。据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傅钟回忆，1936年9月16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鉴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已开到陕北前线来与红军作战这一事实，原来就对中央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有看法的同志信心更加不足。
南辕北辙的形势判断，决定了背道而驰的战略方向。
张国焘是个“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的机会主义者，其悲观判断中国革命形势，自然要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张国焘甚至在甘南风波中公开宣称：“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
显然，这与中央的战略方针背道而驰。早在1935年8月20日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的《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就曾解释过“主力西渡黄河，深入宁青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之理由，还批评了张国焘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上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不仅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也在1936年9月11日来电明确表示：“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对此，双石的解读非常精到：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中共成长中的曲折与共产国际指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再作客观考量的话，那还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公允之言：共产国际此前的“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好，后来的“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好，都具有相当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乃至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前瞻性。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是“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而这个道理与毛泽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的思路，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性。更何况，在民族危机迫近，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已经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向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遥远西域前进，被国人诟病以“逃跑”、“逃避”、“寻求偏安之地”，那是必然的。的的确确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也极不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
……
值此非常时期，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武装割据”，是得不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一定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什么一定要到“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去主动“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因为，这是为民族求得生存求得解放，也为自身求得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
据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之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曾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
几十年后，刘伯承回忆这段历史感慨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误判中国革命形势的张国焘，是在三大主力会师不久与林育英、周恩来、彭德怀等会面并听了国内外形势的介绍后，才感叹自己“与世隔离”，简直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遗憾的是，1936年10月 24日那天，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未能赴约打拉池会晤毛泽东派往红军总部会商宁夏战役部署的彭德怀，失去了可能“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历史机遇。
西路军主帅之一陈昌浩回到延安之后，在1937年9月30日《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有一个切中实质一语中的检讨——他将“国焘路线”定义为“退却路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在战略“出发点”上，“张国焘路线”不仅仅是怕会合后“交出兵权”，更主要的是在误判中国革命形势的基础上，主张在革命“低潮”中“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以“保存四方面军”；在战略方向上，“张国焘路线”轻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人民革命力量，主张红军主力远离中国革命的重心地区，在“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并“有计划的一贯的‘面向西方’来布置工作”。
与张国焘“面向西方来布置工作”相关的是，西路军首长在赵家水到永昌的一些会议上多次说：“……以现在中国红军的力量能战胜日本么？不能的。以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能战胜日本么？不能的。就是以全国的军队抗日还是不够的。”“我们非取得苏联公开地帮助，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除了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外，西路军组建前后在战役行动上“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集中表现在以下重要历史节点上：
北上会师阶段（1936年9月）——共产国际于9月11日来电明确“打通国际”的线路是“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以及“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9月14日将原“分攻宁青”的部署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对此，虽然西北局岷州会议曾克服“张国焘路线”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宁夏战役部署的决议，并于9月18日下达了《静会战役纲领》，但心有不甘的张国焘于20日连夜赶往漳县，召集前线军事指挥员“枪杆子指挥党”，推翻了西北局岷州会议决议，拒绝北上会师投入宁夏战役，执意西进。只是由于天气关系，张国焘才在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暂时放弃了西进主张。
西渡黄河阶段（1936年10月）——由于共产国际指定的交货地点定远营，“四面都是沙漠”，只能派支队前往，因此，需要红军主力先“占领宁夏区域”，作为支队北上定远营的战略依托。鉴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0月10日部署宁夏战役时，特别强调“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然而，张国焘“畏敌过右”，置“先打南敌，后攻宁夏”的战役方针而不顾，屡屡对中央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战役计划流产。在此期间，本来中央只批准了红30军一个军西渡黄河，但红四方面军总部却在战役第一阶段尚未“击破南敌”时，便率领方面军总部和直属队以及5军、9军“跟进渡河”，迫使中央不得不追认既成事实。
掉头西进之初（1936年11月初）——按照中央的战役部署，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第二步任务是“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西渡黄河后的战役方向是打通与北面外蒙接壤的国际通道，然而，在共产国际还没有将交货地点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西面新疆哈密之前的11月2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基于“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之“本位”考虑，致电中央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之“行动方针”，置中央“攻取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战役目标而不顾，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左旋90度，西进甘北。11月3日，共产国际来电通知交货地点改在新疆哈密。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对其行动方向左旋90度的建议予以完全确认，并强调“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在中央尚未答复共产国际、尚未批准河西部队“行动方针”之时，迫使中央追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已经西进的既成事实。
西进甘北阶段（1936年11月至1937年3月）——西路军西进甘北后，鉴于西安事变前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逐步形成、抗日民族运动正风起云涌的国内形势，中央曾多次致电西路军首长，或要求其“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或询问其“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或直接建议“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甚至还在西安事变后安排了东北军对西路军东返的接济，但由于西路军首长未能克服“张国焘路线”“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以及“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不信任”，不但屡屡予以拒绝，还多次请求中央置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及抗日民族运动兴起的大好形势而不顾，“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迫使中央认可“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也正是误读了“张国焘路线”，北京市委机关报刊登的《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一文，才以“话题缘起”提问：“造成西路军血染戈壁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何在？”再以段落标题给出了“战略指挥失误，是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之答案，并在正文中宣称：“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最终，贻笑于历史。
综上所述，对“张国焘路线”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一个“误判”和两个“混为一谈”：
首先，是将“张国焘路线”简单地误判为“另立中央”和“分裂路线”，进而误导一些史学工在探究西路军有无“分裂”企图和后果等问题上，远离“张国焘路线”的其他内容特别是“实质”问题，而陷入迷茫，误入歧途。
其次，是将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上的“退却主义”与战役战术上的“退却逃跑”混为一谈。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历史决议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是批判其基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从战略上主张退却到“远离敌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偏安”之隅，以求得“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而绝非指战役战斗中英勇无畏的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对此，彭德怀早有定论：张国焘“对胡宗南确实是怕，但四方面军是不怕的”。
再次，是将张国焘本人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混为一谈。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硬将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历史结论往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头上扣，说轻了，是犯“傻”，说重了，是拿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当“挡箭牌”，为叛徒张国焘开脱。
至于误读“张国焘路线”的成因，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去探寻：
从历史看，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归纳，确有简单化倾向。虽然，这种简单化归咎的结论导致了后来某些片面宣传，并招致一些人的反感，以至于为如今的翻案风潮奠定了情绪上的客观条件，但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全面、辨证地反思，就不难发现，在历史上，这种简单化归咎又确确实实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这也是李先念曾特别强调过的。
从现实看，西路军史翻案潮的产生，是对过去年代某些简单化片面宣传的必然逆反，虽然，这种逆反从情感归属上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西路军史学工及相关著作的执笔人却因如下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走过头了：
视野狭窄——眼睛只盯着权力斗争，无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统一战线革命形势。这在西路军西征前后我军主要战略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的判定上，表现尤为突出。研究西路军战史的视野一旦被束缚，难免不堕入“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泥坑。
主观臆断——突出表现在“照直往西打”的主观设想，可以不顾共产国际禁令及相关准备，可以不顾新疆方向恶劣复杂的气候、地理、人文环境，可以不顾新疆混世军阀盛世才翻云覆雨的政治态度，可以不顾河东已经开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正在兴起的全民抗日高潮。
机械归咎——按照“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将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复杂斗争以及由此派生的次生关系，作简单归咎。其突出表现，就是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三军竞渡”黄河的复杂过程，简单地、错误地归纳为“奉中央命令”。
情感纠结——在当下中国大陆，一些回忆录、传记为“传主”文过饰非，其感情寄托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作出是非判断不能偏离基本立场的正轨。夏宇立在《史说长征》中披露，1937年在延安时，曾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政委的“钱钧揭发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如何搞一个16岁的女孩子，还向她阴道里面塞梨子，那女孩子痛哭，求饶，等等，……结果激起众怒，钱钧又跳到台上去打张国焘，连眼镜都打掉了……”就此事而论，夏宇立为张国焘“在自己的战士面前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而打抱不平，其流露的感情皈依，其推崇秉持“君臣旧礼”的“贵族立场”，很值得玩味。
五、解析“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客观原因
毋庸置疑，张国焘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
不过，中央最初并没有打算追究张国焘的个人责任。
早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久的1936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的主题，讨论中央的方针。会上，首先发言的毛泽东提出：
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遗憾的是，张国焘恶习不改！为张国焘“出发点”的辩解，没用！
西路军基本解体半个多月后的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没有那种庸人或别有用心者喜欢纠结“权力之争”的“小家子气”，其历史结论把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主要视野投向了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建军宗旨和建军原则。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决议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
其一，政治局的结论没有将西路军失败完全归咎于张国焘个人。虽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之前和期间，曾经极大地干扰甚至破坏了中央的部署，并产生了难以克服的后续影响，但自1936年11月1日彭德怀将前敌总指挥部东移至关桥堡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会合，并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后，张国焘便失去了对河东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指挥权；在11月30日张国焘抵达保安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会合之后，张国焘又失去了对河西之西路军的指挥权。简言之，从1936年12月1日起，张国焘对整个红四方面军作战行动再也无法干扰了。
其二，政治局的结论既没有用“执行张国焘路线”，更没有用“坚持张国焘路线”，而是用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有区别、有分寸似乎又有适当解脱暗示的措辞。
其三，将西路军失败归因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虽然有简单化归咎之倾向，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对此，李先念曾充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李先念的话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西路军首长与中央在“打通国际”战略方针上是有分歧，但他们与张国焘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可以吃一半来丢一半。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的统一。“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西路军首长“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确有其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是西路军首长在战略视野上，有难企之境界。
从常理上讲，统帅与将领因肩负职责不对等、获取信息不对称等主客观原因，其战略视野通常是不对应的。二者视野不同，是常态。
就像辽沈战役之初，面对北宁线敌人突然增兵，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焦灼的是在两面受敌的局部战场上“准备了一桌饭，突然来了两桌客人”，而统帅部毛泽东的视野，则囊括了东北、华北、中原三大战场“一盘棋”。
同理，西进途中，西路军首长力求“抓住战机，乘虚前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多次要求河东主力西进增援，有其基于眼前局部战场自身生存需求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但中央的视野则不能囿于眼前，更不能立足于局部战场。在全国“一盘棋”中，中央不仅要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和支援的过程中，充分预想西路军西进之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充分考虑有求于人时尽量避免孤注一掷的万无一失之策，还要面对河东即将到来的抗战高潮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以及由此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还是一个特别重要背景，就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建军史上，缺少像古田会议那样彻底的政治改造，即朱德总司令后来指出的“不像毛主席那样从政治上建军”，所以，“单纯军事观点”才得以畅行。
的确，毛泽东“打通国际”的战略方针，深刻体现了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的红军的性质、建军宗旨和建军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设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反对只管打仗不问其他的“单纯军事观点”，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因为，毛泽东深刻洞彻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也正因如此，徐向前历经磨难回到延安后，当他在洛川会议上听了毛泽东陈述“立足自己，吃饱了饭再说”，“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时候，立刻为毛泽东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并发自肺腑地盛赞“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抗战末期，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谢伟思曾经多方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结果，得到完全一致的回答：“他目光远大。”
战争年代，各路红军将星璀璨，几乎个个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合理性的天才，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洞彻并力求把握更遥远未来的超级天才，由此，才逐渐成为众将星拱卫的“北斗”！
当然，毛泽东不是完人。双石落笔之处，也分析了毛泽东在西路军战史上的若干“误判”和“疑似误判”，但同时又坚决指出：
从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看，毛泽东超越中共其他领袖及所有部属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历史进程辐射着令追随者们钦佩不已的强劲穿透力！——比如，当年张国焘在草地分裂红军时，毛泽东预言“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准准确确出现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历史经历中了么？
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毛泽东，很少有人能企及他那超越时空高瞻远瞩洞彻未来的非凡视野，很少有人能企及上他那超越现实纵横捭阖气吞山河的大手笔思路，党内矛盾乃至于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可以设想，如果某些人为了把某位红军将领捧到天上，不惜把带领所有红军将领铁马冰河打天下的统帅贬得一无实处一钱不值，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问：这些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者傻乎乎地端起“屎盆子”是往谁的头上扣——统帅若是个大笨蛋，统帅麾下曾由衷赞颂统帅的将领，不是笨蛋中的超级笨蛋，或者不是假充笨蛋的口是心非小人，还能是什么？
其次，是中央的一些指示电报中，有难说之隐情。
西路军西进后，与中央的联系全靠电报。中央来电，有些事情说得清楚，如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必要性及方法；有些事情只能说个大概，如“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还有些情况，是暂时不能说的。
西路军是执行“打通国际”任务的，但共产国际关于“打通国际”的具体路径安排，却多有变化。最初，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给出的“……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之信息，以及张学良的建议，曾于1936年8月25日向共产国际上报了“分攻宁青”之方案。而当张国焘正准备率部奔赴河西走廊“大显身手”的时候，共产国际却于9月11日复电中共中央：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
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指示，迫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原来的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方案，紧急调整为“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尔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下（包括彭德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都略去了“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这一带有强烈禁行意义的祈使句。
对此，双石解释道：
在那个年头，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形象都是神圣伟大且至高无上的，任何有可能对其形象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却只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内。象“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拢苏联”与“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这类信息，有“出尔反尔”之嫌而且自相矛盾，肯定会损及红军将士对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祖国”的笃定信心，也极有可能不利于激励他们对“打通国际”军事行动的高昂士气。毕竟，这是在求人，主动权，它不可能完全操在自己手里！
随后的情况是，所有中央领导都没想到——三大主力会师后，正在按“宁夏战役”部署展开部队，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突然通报了交货地点的变更——从北面的定远营，改到西面的新疆哈密。
面对共产国际的突然变化，双石如是解析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难言之隐”：
这个变故来得太突然了，可以想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得到这个信息后的郁闷：黄河那边，已经西渡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窝在靖远、景泰间的黄河三角州地带，行动方向难以取舍；黄河这边，“海打战役”因张国焘“釜底抽薪”遭致破坏，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宁夏战役”濒临流产不说，就连陕北苏区也受到严重威胁，两岸红军也将被隔断……，现在可好，我们鼓了恁大劲头费了恁多周折要去捧来的“国际主义援助”，你们轻飘飘的一纸电文就给支到了天远地远的另一头？那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从外蒙接运物资你们说是因“严冬和沙漠环境”而不可能，可我们要一路颠簸跑到哈密去，“严冬和沙漠环境”不是更多更长更严重么？咋儿个林育英还在关桥堡和朱德、张国焘联名给徐向前、陈昌浩发电报打气鼓劲，告诉他们“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的“好消息”哩！你们倒是说说，你们这“已经准备好了”的，是牛皮哩，还是气泡？这“宁夏战役”里里外外的麻烦已经够闹心的了，可如今我们好像反倒应该庆幸，庆幸这个计划还在半空中——要是真的已经顺顺当当地打到定远营才得到了这个消息，那又该如何收场？……
这种话当然是不可能道出口的：既不能向共产国际发泄以图情绪上的快感，更不能向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下级将领倾诉以求推脱责任，一肚子郁闷也只能咽进自己肚子里。毛泽东求人，不仅得有一年多前就有的“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的远见卓识，而且还得有吞咽天大责任的海量襟怀。
当晚22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第一次提醒西路军考虑东返退路（以后还有多次）。
经过几天的酝酿和筹措，11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大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 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 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 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由于中共中央以严峻口气电陈上述理由，物资援助接运地点被东移到了安西。在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难从援助方争取到比这更多的让步了。
这一切，当时远离中央一心想“照直往西打”的西路军指挥员是无法知晓的。
再次，是往来电报里，有难读之隐言。
张国焘的“隐言”，是担忧“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而西进，不仅可以避免“交出兵权”，而且还“可以避开胡宗南这股强敌”。这些“隐言”，在一些关键的电报中，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中央批准红三十军西渡黄河前后，“朱张”通过电示“徐陈”，对中央宁夏战役的部署，或者变更，或者做有选择性的取舍，致使宁夏战役部署被釜底抽薪，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则通过一系列部署调整变成了后来的“三军竞渡”，乃至于差一点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
朱德的“隐言”，表现为类似“中央迁就了他的意见”。当然，也有不“迁就”的时候，即红军总部1936年10月 28日16时至20时连发4封电报上演的“变脸戏”。在那4封电报中，有两封电报间隔只有15分钟，就算“朱张”二人商量好了重发电报，也来不及，只能是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朱张”的名义，各发各的电报。
不但“朱张”有“隐言”，毛泽东有些话，如提醒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也不能对“徐陈”直言。为了顾全大局团结红四方面军首长，毛泽东甚至还批评过彭德怀某些电报措辞“过于刺目”。毛泽东的“隐言”，更多的表现在维护团结时的妥协和让步，以及“追认”既成事实的“迁就”。
当时的“徐陈”，因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但读不到共产国际、中央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全部文电，还要面对多重的指挥系统。不同的指挥系统发来的电报，又各有各自的“隐言”。上级来电出现中央一套，红军总部“朱张”一套，朱德与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发的电报有时又互相矛盾，前方的“徐陈”如何能全部看得明白？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曾说：“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这话，是有历史背景的。
后人研究西路军的历史文电，如果不区分哪些是中央的本意，哪些是中央为了维护团结的妥协、让步，哪些是迫于既成事实无奈的追认，不区分哪些军事部署被张国焘因纠结“出发点”而偷梁换柱，不求甚解囫囵吞枣，常常会南辕北辙，作出与历史真相大相径庭的荒谬结论。比如，某“西路军军史研究家”称，“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就是缺少判读战史文电基本功稀里糊涂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进而贻误于读者、贻笑于历史最经典的一例。
改革开放后，徐向前等历史当事人虽然有了不同于几十年前的地位和环境，但年事已高，要翻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电，力不从心。耄耋之年，他们看历史文电，只能靠秘书选择提供，受制于他人的阅历、能力和水平，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虽然中央并没有对西路军问题重做结论，陈云、邓小平对有关以52封历史文电为依据的西路军问题研究材料，也仅仅按照李先念提出的慎重建议，批示“全件存档”，但1984年出版由秘书代笔的《历史的回顾》还是全盘推翻了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的历史结论。之后，《历史的回顾》被无度发挥，为妖魔化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学源头，并成为《历史的回顾》署名者生前不曾料到的一件身后憾事。
对于这个过程，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专著《第十章 余波回荡七十年》，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双石的研究成果表明：1983年2月 25日李先念送中央各位领导传阅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的52封电报，是《历史的回顾》执笔人有选择性提供的。
而这，正是徐向前、李先念等历史当事人被误导的症结所在，也是《北京日报》理论部辩称“我们组发的那篇有关西路军历史的文章，是以新版权威党史的有关精神为指导的”之史学源头。
而这种误导，又直接导致了起码来说是欠公平的舆论倾向——包括党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主流媒体，一方面刊登推翻中央政治局历史决议的文章，有的甚至公开为“张国焘路线”翻案，另一方面，又一致封杀他人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我党领袖申辩的机会！
为此，双石在书稿《第十章 余波回荡七十年》中，特意列举了其中被“52封电报”提供者“选择”掉了的另外68件重要历史文献，供读者从史学源头上去判读。
六、“阴谋论”背后的逻辑陷阱和意识形态陷阱
夏宇立借党报否定“打通国际”战略决策上的“分歧”，是有其核心结论的。这就是夏宇立在此前直言不讳的主观臆断——“毛泽东也并非不知兵者，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看来‘功夫在诗外’，一切从党内斗争出发，为了争取党内斗争的强势地位，不惜在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局上出险着下险棋”，即“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
如今的中国，在西路军战史领域，夏宇立的这一“阴谋论”很有市场。
西路军史学阵地沦陷多年，也有着政治上的原因。双石就曾忿忿不平道：“今天的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甚至呈现出这样的反常状况：对毛泽东的批评、批判乃至诋毁，怎么着说都行；典籍中的开国领袖群体中的人物词条，只有毛泽东享受着‘说了功绩必言错误’的‘特珠待遇’，而其他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一直身处高位的历史人物，则只有功绩没有‘错误’，有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也很难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要想成书也很难通过审书这一关……”
然而，很少人意识到，当“阴谋论”鼓吹者把毛泽东抹黑成“阴谋家”时，也在客观上暗设了令某些追随者尴尬万分的逻辑陷阱和险恶的意识形态政战陷阱。
先说逻辑陷阱。
众所周知，红西路军多数指战员是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带出来的，他们之间有着鲜血凝聚的感情。西路军出征2.3万人，石窝山分兵突围后，仅四百多人抵达新疆的星星峡。当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时，由原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的援西军的将领们，曾哭声一片。据双石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截止1938年底，西路军被俘和失散流落民间的指战员有1.1万余人，这其中，有4 000余人在党的营救下陆续回到了延安，被敌人杀害的在4 000人以上。
面对如此惨烈的损失，如果夏宇立的论断成立，从一般逻辑上看：
曾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维护毛泽东领导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幸存者，就爱憎情感而言，不是“薄情寡义的打手”，或者不是“助纣为虐帮凶”，又能是什么？
曾高举毛泽东旗帜放声讴歌过“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百战将星，就品行德操而言，不是“口是心非的骗子”，或者不是“阿谀奉承的奴才”，又能是什么？
曾由衷钦佩“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并在战争年代“一声毛泽东，思想全都通”的革命前辈，就政治素养而言，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庸人”，或者不是“鼠目寸光的小人”，又能是什么？
更为险恶的是，与这个逻辑陷阱连环套着的，是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意识形态政战陷阱——西路军战史上的“阴谋论”早已收入西方反共反华势力的“非毛化”武库，进而成为否定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大杀器。
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口：从国际环境看，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冲高到14.3万亿美元的最高借款上限后，已经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其60万亿美元的国民总债务也超过了全世界一年的GDP。这天文数字的债务美国还得起吗？美国通过美元的绝对贬值和相对贬值，洗劫13亿中国人民30年改革开放积蓄的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面对的金融灾难。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虽然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但多年积累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已经到了一地干柴的程度，不少底层百姓都把他们眼里的共产党干部恨得咬牙切齿。虽然，党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险象环生的巨大危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努力缓解社会矛盾，但由于积重难返，更由于国民经济已经一定程度的殖民化（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被外资控制，占GDP近30%以上的产能依赖出口，巨额的经济增长红利流到国外等），一旦西方经济再次发生“海啸”，必然要再次传导到中国来，并引发巨大的社会震荡。如今的中国，有那么一批有着西方反共反华势力背景或西化理想的知识“精英”，通过传播“新西山会议”宗旨，制定“零八宪章”，在鼓吹西方“普世价值”、“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的过程中，与买办掮客相配合，蠢蠢欲动，为可能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自觉不自觉地准备着血腥的“颜色革命”及国家分裂。
西方反共反华势力推动中国“颜色革命”最大的障碍，是遵循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人民军队，而撼动人民军队政治根基的有效途径，是通过推行“军队国家化”彻底解构毛泽东自井冈山创建并被“张国焘路线”忽视的“政治上建军”的思想和制度。
章太炎曾说：“欲亡其族者，必先诬诋而灭其史。”
鼓吹西路军战史“阴谋论”的要害，正是通过妖魔化毛泽东，在客观上，为西方反共发华势力颠覆中国革命史进而煽动“颜色革命”，提供了他们翘首期待的“史学依据”。
说到这里，有必要引用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一段苦口婆心的规劝：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都十恶不赦了，当年他麾下那些百战名将不也就沦为了助纣为虐的打手了么——这跟当年那些对手们还有什么区别？有些红色后代热衷于为自己的父辈们评功摆好，斤斤计较父辈个人的“名份”及恩怨得失，却对为自己父辈们开创了表演舞台又带领自己父辈们蹚过了铁马冰河的最高统帅极尽诋毁之能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齿冷！如果人们的选择性失忆症都能达到了这般程度，那么他们自己父辈们的英名也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标签，沦入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而不得超生。
试想，真要是“还乡团”杀将回来，屠戮“共匪”还需要先认认是哪个“山头”么？
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你们的父辈和你们自己。
事实上，绝大多数红四方面军前辈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世景仰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历史有误解，心中有委屈，经历有不平，但他们对“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敬意，却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们评判领袖的价值尺度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他们身上的这种党性观念，以其超越时空的人格境界，给不甘沉沦的子孙，给不容歪曲的历史，也给我们这个曾经苦难的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也正是对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继承，双石才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创作了《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
为了廓清西路军战史中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拆除西路军战史领域的“阴谋论”陷阱，双石做了大量枯燥的史学基本功课。前不久，我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写道，双石做军史，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外，还有着不同于其他史家的六大特点。现重新整理如下：
双石著史的第一个特点，是亲自绘制行军路线图、作战部署和作战经过图。研究历史，判读地理要素是一项基本功。一般写军史的，少有能掌握司令部参谋识图、判图、制图、用图基本技能。双石，就有这个本事。别人写战史，多是先成文，后配图。双石常常相反，他先根据敌我双方的历史文献绘图，一套完整的行军路线图、作战部署图和在作战经过图烂熟于心后，才走笔著书。有些历史当事人的事后回忆，还有一些权威出版物记述的历史，一绘图，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一些被颠倒了的历史，一上地图，真相便霍然入眼。至于他通过图上作业发现某些西路军战史“专家”的误判，就更不胜枚举了。
由于功底深厚，双石在绘制、分析西路军作战部署或作战态势图过程中，就敢、就能发现某些权威出版物的问题。为此，他写过一篇《中央文献版〈周恩来年谱〉中多年未得纠正的一处错讹》，还写过一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编著、星球地图地出版社编制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纠错的《县治挪位，兵马跳槽·官图之谬㈠》，贴在他的博客“双石茶庄”上。
双石著史的第二个特点，是亲自收集整理文献汇编，作为著史依据。针对中央政治局关于西路军的历史结论在20多年前被人推翻时，所依据的52封历史电报是有选择性的，双石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和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的基础上，又在浩瀚书海中收集了二十余本著作，总共抄录了781件历史文献（还将增加），重新整理编辑了一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汇辑》，作为撰写《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的依据，并从中提取了曾经被“选择”掉了的68件重要历史文献，以正视听。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对于西路军史学的基本作业，双石有一段很精辟的感言：“勿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而且还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相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昭示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历史本相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出‘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双石著史的第三个特点，是实地踏勘，走访。这些年来，为研究红军史，双石几乎踏遍了四川境内的红军长征路，相邻省的红军长征路也走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一套红军长征的详图，官方出版的红军长征略图也多有错漏，特别是红军3 次过草地路线图，错漏高达10余处，其中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的路线竟然标在了当时根本无法通行的日干乔、才尔瓦共米乔、喀朶尔乔等大沼泽内。这项专业性很强并填补军史空白的工作，由双石带着一支自发的民间组织——四川凯旋摩托车俱乐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考察队”，经过5次实地踏勘水草地，完成相关地理要素定位和校核及里程的计量，拍摄相关地形地貌和关键性节点的视频和高清图片，绘制了20余张一、二、四方面军所有团以上单位过草地的路线详图后，于4年前基本完成。可惜，双石撰写《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报告》至今无出版社出版。2011年“十一”假期，双石又组织了第6次实地考察，重走当年叶剑英、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一部作为红一、四方面军的先遣队最早穿越草地的路线。其间，被风雪困于草地4昼夜的双石，与当年红军向导的牧民孙子相遇，被告之：晚上露营必须在帐篷外点燃篝火，否则容易被野狼袭击。除此之外，双石还在多次实地踏勘的基础上，完成了《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主题考察报告及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详图。双石的研究视野还拓展到红军翻过的几十座雪山，实地踏勘了其中的十余座雪山的翻越之路，并准备完成相应的考察报告。2009年，双石带着杜义德、寇庆延两家红四方面军后人，重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路，还曾摔折了肋骨。之后，在其博客“双石茶庄”的“红军长征研究”专栏，贴出了系列游记——《踩着两位老爹的脚印》。目前，双石等正在筹划“西路军西征路线实地考察”。
双石著史的第四个特点，是慎用历史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撰写《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时发现，他人代笔的《历史的回顾》对历史的回顾有多处与原始档案文献不能互洽。以此为鉴，双石对历史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坚持了一条没有“旁证”不轻易引用的原则。比如，我看到《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关于刘伯承1961年1月 26日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之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的谈话后，曾推荐给双石，结果，仅仅因为是历史当事人20多年后的回忆，双石非要等找到“旁证”后，才肯引用到书稿之中。
双石著史的第五个特点，是作品正式发表前，敢拿到网上接受质疑。比如在“西西河”论坛上，讨论得就非常理性、热烈，也很有水平。虽然，双石没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当回事，但有失必有得，网上的讨论、“拍砖”，激励了他严谨的治史态度，使其作品在实证、完整、准确、周密上，达到了一般治史者难以企及的境界。
双石著史的第六个特点，是收集文献、实地踏勘、外出采访都是自费，研究、写作全在工余，只有付出，没有报酬。周军带着他的凯旋摩托车队考察红军经过的水草地时，平均每人每天食宿、向导费用限制在50元或100元以内，其住宿多选择在乡间小学或农牧民家中搭地铺，有时在帐篷里露营。在如此节省的基础上，他们默默无闻地资助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些山区贫困学子。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据我了解，像双石这样做军史的，目前在全国还找不出第二人。
与某些不愿用历史文献说话却喜欢给双石扣上“毛情结”帽子的人不同，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看得更深远——“双石的军史研究，必将长留在学术史和革命文化史上。”
注释：共130条，略
附：双石著：《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第8稿）》目录
五、“分攻宁、青”——“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
本章要点
本章要点
第三章 “提前攻宁”——张国焘要“借船出海”
本章要点
二、“先斩后奏”之后的“斩而不奏”
六、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本章要点
第五章 问君西去何时还？
本章要点
本章要点
本章要点
本章要点
本章要点
附一：关于李先念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所附52份电报目录的有关说明
附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西路军部分的阐述
本章要点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附图集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及简介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是民间史学家双石的新作，待出版，其部分章节及简缩版从2010年11月13日起，已在双石本人的博客“双石茶庄”和一些军史论坛上陆续贴出。双石，本名周军，成都电视台记者、编辑、计算机高级工程师，业余军/战史研究者，著有《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全景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记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曾组织考察队自驾摩托自费考察长征路线（其中6次实地踏勘红军过草地路线），历时8年完成《红军长征过草地行军路线的复原》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及战斗考证》主题考察报告，并绘制了包括三个方面军所有团以上单位过草地行军路线详图以及1935年大渡河之役红军行军路线详图，填补了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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