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在红军长征上曾举棋不定

      说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人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历史壮举，也是中共党史上最为苦难辉煌的篇章，红军指战员凭着坚定信念，历经艰辛万苦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然而长期以来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至今在史学界没有明确定论，在社会上也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长征是怎样决定的，尤其是它与当时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关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关系。

左倾错误导致战略转移

　　1933年5月，顽固坚持“剿共”政策的蒋介石在连续发动四次“围剿”失败后，一脚踢开了屡战屡败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在南昌成立了自任总司令的“剿匪行营”，从各地调集了100多万大军于同年秋季对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就有33 个师又3个旅和1个税警总团，几乎将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参战，总兵力达50多万人，并有1000多门大炮和5个飞行大队200架飞机支援作战。亲自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术，广筑碉堡工事，逐次向根据地推进压缩，企图达到最后与红军主力决战，彻底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强敌进攻面前，自认为在列宁故乡啃过洋面包的党的左倾路线领导人，此时却极力推行所谓“进攻路线”（实质是消极防御路线）。他们在敌人“围剿”开始前，反对做必要的反“围剿”准备；在强大敌军开始“围剿”时，又要求红军“不让敌人侵占寸土”，反对熟悉敌我实情的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在被迫进行防御时，又实行只讲防御不讲进攻的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大搞分兵把口同敌人拼消耗，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短促突击”。而被当时党的负责人博古请来充当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掌握实际指挥权的李德，利用毫无军事斗争经验的博古对他的依赖，更是独断专行，用军事教条命令红军在各守备地区大修碉堡和防御工事，与强大敌军对垒血战。这位在苏俄内战中因打防御战被称为“红色街垒斗士”的钦差大臣，整天坐在房子里纸上谈兵，甚至连一门火炮和一挺机枪摆在什么位置都在地图上作出了硬性规定。面对敌人的进攻，他不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而是和左倾领导人将红军主力组成东、西方面军，以所谓 “两个拳头打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拼消耗，其瞎指挥的后果必然导致红军无谓的重大牺牲和反“围剿”的连连失利。

　　1934年1月初，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党内左倾领导人却荒唐地臆断他们是“中间派别”和“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结果导致红军未能给予有力支援，坐视反蒋力量的失败，使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全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在左倾路线指挥下，红军依靠简陋的武器和粗劣的调堡工事与优势敌军进行激烈的堡垒战，无益的拼消耗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在3月的三溪圩、三坑战斗中就伤亡2200多人。4月，敌军又集中11个师向苏区要点广昌发起进攻，李德、博古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匆忙调集红军9个主力师与敌进行“决战”，提出“胜利或者死亡”的拼命主义口号，红军虽然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参战总兵力的1/5。7月，蒋介石在德国顾问指导下调整部署，以31个师分六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猛攻，尽管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防御战中给敌精锐的 89师以沉重打击，使其完全丧失战斗力退出战场，但红军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并失去了苏区防御纵深地带。李德采取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战术，又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非但没有挡住任何一路敌军的进攻，反而使各路红军由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到8月间，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个县城和部分乡镇，陷入极度被动局面。

　　面对严峻的不利战局，李德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就提出要撤离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从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了应对反“围剿”形势的恶化，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和转移问题，并原则上同意做战略转移准备。由于中共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才能生效，为此，中央书记处决定将红军转移的战略部署电告共产国际，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年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中革军委指挥机构“三人团”成员的李德，后来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决议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据史料记载，这次召开的书记处会议的时间是红军长征出发前5个月，它和李德的回忆在时间上大致是相同的。

共产国际指示模棱两可

　　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作为指导各国革命运动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它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对于中共的请示，共产国际于同年6月 25日给予了答复，原则上不反对红军主力转移阵地。对于共产国际此次答复，后来的不少历史学家曾持否定看法，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设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遭到敌人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已完全中断，因而不可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回电。后来的史料证明，这一情况只是红军长征前夕发生的事，与共产国际的回电在时间上并不矛盾。共产国际代表罗迈后来也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共产国际曾回电给予了指示，同意中共中央的决定。这一点，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也证实了共产国际的6月回电。

然而，共产国际的回电却是矛盾的。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曾具体引用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中央苏区的简称）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并未明确同意红军立即进行战略大转移，而是强调在中央苏区内“仍能动员新的武装力量，红军的抵抗力仍足恃”等。电文虽然也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但这并不具有战略转移性质，而只是为了保存红军“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拟定的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态度也是暧昧和模棱两可的。既认为中央苏区仍能坚守，又担心红军主力株守苏区会在强敌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的回电所表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工作作风，明显暴露出其远离中国实际，对复杂激烈的中国革命斗争无法给以正确指导的严重弊病。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中革军委“三人团”（即以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督促执行的“三人团”）的决策不能不产生重大影响。李德在广昌战役失败后虽然提出要撤出中央苏区，并通过中共政治局请示过共产国际，也派出了红7军团、红6军团先行出征进行战略探路，但对红军整体转移并未做认真的各项撤离准备。由他受中革军委委托制定的8、9、10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也没明确规定红军主力转移的时间表，却仍然坚持他的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作战方针，继续将红军主力集中于苏区内线作战，与敌军主力死打硬拼，企图侥幸获胜，结果致使红军有生力量继续遭受严重损失。在共产国际模棱两可的指导下，李德和中共临时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苏区，另一方面又决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这种矛盾的战略指导使中革军委根本无法进行认真的战略转移准备。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那样，“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密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到了1934年9月，反“围剿”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准备战略转移。此时，周恩来利用统战关系与广东国民党军陈济棠部达成秘密停战协议，为红军撤离苏区让开道路。博古为此特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而共产国际仍回电询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让红军主力继续留在苏区内线作战？这也表明，共产国际直到此时仍希望中央红军能够在中央苏区坚持住，不做退出中央苏区的转移。共产国际的回电对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也是导致中央红军转移过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斯大林另有战略图谋

　　历史研究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事实上是不愿意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充满危险的远距离战略转移，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令人生畏的并可以进行战略行动的武装力量”。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国际原因和共产国际实际领袖斯大林的潜在考量。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国际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欧洲的德意法西斯在夺得国家政权后迅速整军备战、磨刀霍霍，尤其是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在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缚后更是高速运转，对苏联的潜在威胁日益增加。而亚洲邻近苏联的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在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对苏联的挑衅和战争准备也一刻没消停，给苏联的远东地区造成极大威胁，牵制了苏军大量兵力不能他顾。为此，1934年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转变其世界战略，准备着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战略，共产国际和苏联急需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有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以牵制侵略气焰十分嚣张的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压力，以利于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重点对付迅速崛起的法西斯德国在欧洲的扩张，避免在东、西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为了实现把战略重点顺利放在欧洲，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曾一度把在亚洲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国民党身上，毕竟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苏俄与国民党有过积极合作。但共产国际通过对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上海和长城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日屈膝软弱以及其消极抵抗、积极剿共政策的分析，丝毫看不出国民党政府有转向努力抗日的迹象，特别是蒋介石对张学良请求抗日大加训斥的政策解读：“赤祸是最大的祸患。”“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更让斯大林失望到极点。这一情报使斯大林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剿共政策的顽固性，于是便把抗日牵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壮大上。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已渡过艰难的初创时期，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尤其是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壮大，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使共产国际倍受鼓舞。当时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红军数量已达30多万人，是当时亚洲和远东地区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装，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希望看到中国红军不断壮大，在时机成熟时承担起抗日的重任。在这种大前提下，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在强敌压迫下进行前景不明的战略大转移（到后来抗战期间，斯大林看到中共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也曾多次不切实际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红军”主力向东北进军，以牵制日军的北进企图，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实际缺乏客观正确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分析评判过于乐观，加之博古、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断定为“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错误评估，甚至对实际战况报喜不报忧，从而导致在共产国际内部也弥漫着轻视蒋介石反动力量的强大、不切实际地夸大中国革命力量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下，共产国际难于证实和承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正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酷现实。如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则意味着中共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失败，从而也给共产国际和苏联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当然，共产国际此时也吸取了以往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造成惨痛损失的教训，害怕继续强迫红军留在原根据地坚持会造成无法预料的损失，因而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反对红军主力为保存有生力量而退出中央苏区。

抗日救国举旗万里远征

　　在战略转移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后，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仓促进行战略转移的必要准备。在当时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形势下，为了使红军的战略转移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和国内抗日救国战略任务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创建发展新的根据地建立抗日救国基地，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创造条件，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共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便首先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政治舆论准备，将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宣传定义为“北上抗日”，并以此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动员。而抗日救国既是共产国际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客观要求。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就发出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组织抗日武装进行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寇的侵略，并派出了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到东北组织创建红军游击队（后改称“抗日联军”）与敌浴血奋战。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使抗日救国的理念深深印在红军指战员的脑海里。在此次仓促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中，党的临时中央和红军总部又进一步在有关讲话、指示和报刊文章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进行红军北上抗日和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将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9月下旬，军事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制定了一个最后彻底剿灭红军的“铁桶计划”。准备调集150万大军、300多架飞机和250多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对红都瑞金实行向心突击，将红军主力压迫到最小范围进行决战，在一个月内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彻底围歼。由于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暑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莫雄痛恨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力图为抗日保存红色力量，在会议结束当晚，他就将该计划交给了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等人。项与年拿到这份绝密计划后，于当夜经过密写复制紧急向中央苏区进发，在经过艰苦跋涉到达苏区边缘后，又用石头将自己的四颗牙齿敲掉，化装成要饭的“臭疯子”混过敌人层层关卡，于10月7 日将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送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手中。

       在严峻的敌我态势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势严重，实行战略转移已是唯一出路，否则危局无法收拾。就连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周恩来也认为红军主力必须马上脱身突围，抢在国民党军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铁桶”，寻找新的战机粉碎敌人的围剿。经过对敌人“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临时中央和“三人团”紧急作出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战略大转移）行动命令，并成立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数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奉命向兴国、于都、瑞金地区集结，于10月16日至21日分别从4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战略突围，踏上了长征之路。

　　由于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夕破获了中共上海局的电台，使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共产国际无法知道中国红军当时的实际战略行动。据有关史料记载，斯大林后来在听取共产国际负责人关于中央红军已经长征的汇报后，曾十分惋惜地说，他们（指中央红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可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希望看到中国红军反“围剿”的失败和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远征，而是希望红军在原有的根据地发展壮大，在时机成熟或需要时担负起对日作战的重任，从而服务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这也使得斯大林对“洋钦差”李德在中国苏区所犯错误造成的严重损失十分恼怒，以致于李德长征后很长时间留在延安不敢回苏联，后来回到苏联也立即受到共产国际监委会的严厉审查，这个并非是共产国际正式所派、而是被博古“乌龙”捧出的军事顾问，虽然因其是德共党员侥幸保住了脑袋，但却由此丧失了以前在共产国际的政治地位，被长期放置一边坐冷板凳“歇菜”了。

（来源：《中华魂》2011年第9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