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滇南大捷

　　以追歼逃敌为主要特点的滇南战役，已经过去61年了。每当回忆滇南大捷，就会想起毛泽东同志对滇南战役的英明指挥和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

　　滇南战役开始时，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和胡宗南集团进入云南，这两敌或两敌之一进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往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我军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拖延时间。他说：“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2页）我军执行了这一指示，于1949年12月将白崇禧集团围歼于广西境内，并以主力一部直插川黔，解放贵州和川东地区，将胡宗南集团包围在成都地区，使白、胡两集团未能入滇，为滇南战役的取胜创造了条件。

　　在我军飞跃前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与我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区纵队早有联系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午夜在昆明通电起义。卢汉主席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壮举，使春城昆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第二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他率部起义给予高度评价。贺电说：“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但是，当时盘踞在云南的国民党第8军李弥部和第26军余程万部仍执迷不悟，蒋介石令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抵云南，将上述两个军组编为第8兵团，由汤尧兼任司令。12月15日，该兵团由沾益和宜良两地向昆明进犯。于是，我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即令卢汉起义部队和边纵部队，结合工人、学生、市民和郊区农民进行昆明保卫战，并令解放贵阳的第5兵团第49师乘车由黔西进入滇东北驰援昆明，沿途歼敌三千余人。敌进犯昆明受挫，又慑于我增援部队威力，遂狼狈逃到滇南蒙自、建水、开远和石屏一线，准备伺机外逃。

　　为了歼灭汤尧集团于滇南，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急电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缅甸，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刘邓首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面命令入滇增援的我第49师暂停前进以麻痹敌人；一面又急令驻广西百色的第4野战军第38军第114师、第115师归第2野战军第4兵团指挥，立即向云南进军。与此同时，刘邓首长还根据毛泽东关于策动敌军起义的电报精神，写了一篇语重心长的《忠告滇南残敌书》。这封书信中说：“茫茫大地，只有你们孤零零的两个军，还没有找到归宿。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剩下几个孤岛，眼看不久也就解放，你们何苦还在云南乱转呢？你们想逃跑到越南吗？人民解放军早已堵击你们了，你们不要妄想可以逃脱。纵使有些残兵败将逃到越南，流亡外国，又有什么出路呢？……现在你们可以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希望你们赶快觉悟，赶快派代表到昆明，找卢（汉）主席接洽，并与74军联络。这是你们的最后机会，回头是岸，望勿一误再误。”

　　12月31日这一天从早到晚，从陈赓将军的司令部到进军云南第一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有的电台都全神贯注地收听着，等待着敌人的答复。但是滇南残敌指挥部没有回音。于是，我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遵照毛泽东关于“先兜后歼，大胆迂回”的作战方针，以及刘邓首长的作战意图，立即率领第13军和第38军主力昼夜兼程，急驰云南，隐蔽接敌，揭开了滇南战役的序幕。

　　这次战役在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导下，在陈赓的具体指挥下，依据战斗进展情况，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月1日至16日，针对敌人处于崩溃混乱和准备逃跑的状态，采取远程大奔袭和大迂回相结合的方法，出其不意地断敌空中和陆上逃路。

　　敌第8兵团围攻昆明失败退至滇南蒙自、建水等地后，企图从空中逃往台湾，或者从陆上逃往国外。陈赓分析了敌人的企图，要求我第13军37师、38师和第114、151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远程大奔袭、大迂回的方法，出其不意地切断敌空中逃路和陆上逃路，以便聚而歼之。从1950年1月1日开始，我第37师和38师从广西南宁经果德、百色等地兼程急进，翻山越岭，每天步行120华里以上，历时14昼夜，行程一千八百华里，第一梯队首先赶到蒙自附近地区。同时我第114师和第151师在边纵部队第一支队的配合下，从广西田东和百色出发，沿着中越边境山岳丛林地带每天跃进100至150华里，历时10多天，行程一千多华里，先头部队首先赶到河口地区。

　　第37师的先头部队于1月15日夜占领了蒙自飞机场，切断了敌人空中逃路。接着，38师113团协助边纵部队第4支队赶到蒙自以东地区，围歼了鸣鹫的警戒团。第114师在边纵部队第1支队的协同下，占领了红河下游的主要渡口蛮耗，歼敌四个工兵连，控制了新架设的一座浮桥，并乘胜前进，向红河上游地区机动；第151师解放了蛮耗以东地区的屏边县城，主力进至蒙自以南，从西南切断了敌人由陆上逃往越南的道路。

　　第二阶段，1月16日至25日，按照毛泽东歼敌于滇南的战略意图，针对敌军败局已定，纷纷溃逃的恐惧心理，采取穷追猛打与拦头截击相结合的战术，大胆围歼敌人主力集团。

　　我军第37师和第38师，114师和151师在穷追猛打中，分别于个旧及其以东鸡街和蛮耗以北等地区，消灭了敌26军大部和第8军第237师。敌第8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田仲达见逃跑无望，在建水和个旧之间的安边哨率领两千余人向我边纵部队第10支队投诚。1月20日，我军进占建水和石屏地区，歼灭敌第161师第481团和第193师残部，以及第93师和第26军直属部队各一部，控制了个（旧）石（屏）铁路沿线。与此同时，我追击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既定作战原则，根据石屏至元江一带山高路窄，不适应大部队行军作战的情况，决定以营或团为单位大胆进行迂回包抄，多路猛追猛打，抢占元江铁索桥；同时，要求已经到达元江一线的北路军卢汉起义部队和边纵部队各一部进行拦头截击，共同围歼汤尧兵团主力。

　　逃到元江铁索桥附近的敌人受到卢汉起义部队和边纵部队西进支队的英勇阻击，顿时大乱。侥幸穿过元江的敌前卫第170师和教导师一部慌忙炸断了元江铁索桥。敌教导师主力和第3师第9团因逃路已断，纷纷向我军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我各路追击部队和迂回截击部队陆续赶到元江东岸，对二塘山和红土坡之敌进行大合围。1月24日拂晓，遵照毛泽东“先兜后歼”的作战思想，在13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将军指挥下，我军各部和边纵西进支队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战斗异常激烈，敌多次组织反扑和突围，均被我军击退。在穿插围歼战斗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敌人，而且活捉了敌第8军军长曹天戈及陆军副总司令兼第8兵团司令汤尧。滇南战役第二阶段共击毙敌42师师长石建中以下一千五百余人，俘敌高级将领汤尧等13人，以及敌官兵近万人。

　　第三阶段，1月25日至2月19日，针对敌人处于孤军作战，兵无斗志，日暮途穷的处境，坚持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粉碎敌人最后挣扎的迷梦。

　　滇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陈赓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敌逃必追，追击到底，不歼不止，攻心为上”的作战原则，命令第13军组织精干部队，在北路边纵部队第9支队和卢汉起义部队的配合下，跨过元江追歼逃敌。我13军决定第37师师长周学义和副师长吴效闵各率两个轻装营执行这个任务。

　　老红军周学义师长率领两个营越过道路艰险的哀牢山，穿过疟疾猖獗的瘴疬区，涉过水流湍急的阿墨江和把边江，经过8昼夜急行军，于2月4日在镇沅县北部的南京街追上了敌人。我军以少量兵力和边纵部队一部进行尾追，拖住敌人。多数兵力则一夜急行军180华里，迂回到敌人前面，占领勐统有利地势，予敌以迎头痛击，并将敌压于磨盘山和松山下的圈田河谷里。接着，我边纵第9支队主力赶到，对敌形成包围。这时，我抓紧军事打击的有利时机，对敌开展了政治攻势，陈赓遵照毛泽东关于“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的指示，向敌酋孙进贤写了劝降信，晓以利害，指明出路，最后迫使敌170师师长孙进贤率部二千七百余人向我投诚。

　　与此同时，吴效闵率领两个营由南路追歼逃敌，他们在墨江通关歼灭宪兵团一个营以后，与边纵第9支队的机动营会合。紧接着两部并肩南进，于2月16日在南峤和勐宋追上敌第8兵团最后两股流窜的敌官兵两千余人，也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予以大部瓦解和歼灭，余敌逃出国境。2月19日，我军解放滇缅边界重镇打洛，把红旗插到祖国边疆，至此，滇南战役全部结束。

　　滇南战役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到2月19日结束，历时49天，歼灭了国民党军汤尧集团三万一千余人，解放了滇南各族人民。我军仅以700余人的伤亡代价，换取了歼敌三万余人的战果。这一巨大胜利是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及其军事思想的胜利；而在滇南亚热带山岳丛林地追歼逃敌的战斗实践，以及多次以少胜多的战例，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来源：《中华魂》2011年第9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