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访华时的外电报道
【路透社伦敦１１日电】最近访问中国回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今天在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说，今天在中国“有一种强烈的仇恨美国的情绪，他们仇恨美国的一切”。
他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访问中国的一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这样说的。
这位元帅说，他本来了解这种仇恨情绪，但是他对这种仇恨的强烈程度感到意外。
蒙哥马利说，在他同中国统治者毛泽东会谈中感到，看来这种情绪是从战后不久马歇尔将军使团派到中国时开始的，据中国人说，这个使团奉行着一项“不正当的干涉另一国事务”的政策。
这个代表团失败了，这位将军回美国去了。
以后，随着美国“支持日本和蒋介石，并且拒绝和中国谈判”，这种仇恨情绪便增加了。
蒙哥马利说，西方集团的伟大领袖竟然引起了东方集团的最大两个国家俄国和中国——而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仇恨，这是“可悲的”。
他在写到中国和俄国的关系时说，他有时曾认为，它们有一天很可能会发生冲突。他接着说，“可是现在我认为我是错了”。
周恩来总理曾十分坚持地对他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进攻俄国的话，中国便会马上同那个国家宣战。
蒙哥马利说，他发现毛是“一位十分令人喜欢与之会晤和谈话的人”。他丝毫没有向他（指蒙哥马利）表示，他打算强迫任何别的国家接受他的观点，或打算把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化。
毛一直说，中国本国有很多事情要做，不想向外扩张，不管是在物质上或者是在意识形态上。
毛和周都对于这种情况感到满意：可以利用的空间和粮食会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
每一个工厂、学校、企业办公室、乡村或公社都有它自己的军事组织，所有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身体健康的人都参加这个组织。他看到一个完全由妇女操纵的高射炮小组。
这种民兵组织已遍及全国。
周恩来解释说，他的政府制定了一些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将成为全民努力的基础。他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作“三大法宝”，人民也都这样称呼这些原则。
这些“法宝”已为全国人民所接受，我看到了许多如何贯彻这些法宝的实际例子。
“三大法宝”的哲学已使工作显著地加快——事实上，几乎是难以令人相信的。这种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巨大的劳动队伍——为中国而工作的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干劲。
我访问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巨大的纺织工厂，这家工厂有六千个工人，其中有７０％是妇女。工厂的全部机器是中国制的。这个工厂是在六个月内建成的，每天生产 一百五十英里 棉布。
一个全新的市镇正在上海郊外兴建——
商店、楼房和住宅等等应有尽有。我们乘车慢慢通过这个市镇。工人们就像蚂蚁一样，爬在所有的建筑物上工作着。这个市镇是四个月前开始建筑的，它将在今年７月建成。在这个工程工作的一定有好几十万人。
一般说来，工程不是按钱来估计的，而是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它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来估计的。一个公社
我特别要求准许访问一个农村公社，他们就带我到上海郊外约 二十英里 的一个公社里去。我访问的这个公社主要种植蔬菜，因为这就是上海八百万人民所需要的东西。
我在这个公社中所看到每一个人都显得很愉快，吃得很胖，特别是儿童。有人听说，公社里的孩子是同他们的父母分离的。我调查了这一说法，发现这完全是不确实的。
我对这位年轻的社长说：“如果你是毛泽东，你会对整个办公社的“主张”特别是对你的公社作些什么改变或改进？”
他说，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想象他是毛主席！这引起了屋子内的人们的大笑。
然而，我坚持要他答复，于是他说，办公社的“主张”是顶出色的主张，是为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迅速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我觉得无法不同意这一看法。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公社制度看来是必要的：实际上，如果要在望得见的将来解决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问题的话，这是必需的。
我访问了中国的三个大城市——上海（拥有八百万人口）、广州（拥有三百万人口）和北京（拥有五百万人口）。我坐火车和汽车通过了乡村；我参观了一个拥有将近五万人口的公社；我参观了两座大工厂。我回到香港的途中坐的是慢车而不是直达快车，每到站都停车，因此我能够看到人们的情况。我到处看到的是笑容满面的快乐的人们——他们愉快，友好，而且看来对他们的光景是满足的。
在六亿五千万人口——每年的增长率为一千五百万人——中总归有些人会是感到不满足的；毛泽东承认这一点；可是他又说，有９０％的人民拥护新中国，而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当然，就象在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每一个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有不好的事情。但是，人们必得承认中国人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假如你问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情，你只能得到一个答复：“毛主席说……”，这是不可改变的。不管毛说什么，大家都照着去做——没有争辩，不讲任何条件。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他的话就是法律，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
毛泽东规定每个人每天早上要锻炼身体，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那是在清早工作以前作的。我从上海的和平饭店七楼我的卧室窗户看到了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是在我同毛共进晚餐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要动身去广州，好赶上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去香港的火车。清晨五时我在房里进早餐，太阳已经升起，男男女女都在去上工的路上。
有人会跑 一百码 ，接着又跳几下子，然后停下来做曲体和平衡动作，随后又跑起来。青年人很喜欢做击拳的动作，上学的孩子们在路上做着击拳和曲体的动作，有些人在练习击剑。五时三十分，出现了一个大企
业的民兵，由一个教官带着队进行集体体力锻炼，然后练习行军的步伐。
我们驱车经过大街到上海机场去的途中，人们一面在等公共汽车，一面在人行道上锻炼。在一个地方，有个人站在大车上向凡是愿意聚拢来的人进行指导，果真有许多人来了。所有这种体力锻炼的结果就是全国的男男女女都很矫健。（未完待续）
在西方世界，我们对中国和俄国之间的确实关系从来不很清楚。我自己有时曾认为，这两个大国很可能有一天会互相打起来，但是现在我认为我过去是错了。我渴望调查这个问题，因此同周恩来讨论了这个问题，以下是我们谈话的结果。“背靠背”
中国和俄国有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俄国提供资本设备和技术知识；但是依靠程度已不象以前那样，它独立的程度每年在增大。目前，俄国专家到中国去教中国人使用新设备；但是当中国人学会了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快——
俄国专家便被送回国去。
这两个国家在防务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赫鲁晓夫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在莫斯科告诉我，中国是俄国的“腹地”；这两个国家是“背靠着背”，彼此照应着另一方的后方。
周恩来在一点上十分坚持，那就是：如果任何国家进攻苏联，中国将马上对那个国家宣战。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中国将站在俄国一方作战；在这一点上他使我毫无置疑的余地。军队
当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说我希望看看中国军队的情况——通常这是不让外国人看的。由于我是一个军人，他们欣然理解了这一点。我坐汽车去参观了驻扎在天津郊外大约 十英里 的第１９６步兵师。我得到的印象是太深刻了。
由于实行国民兵役和有着广大的人口，每年应征的人可能有五百万之多。中国并不需要这么多人——说实在的，军事当局无法处理他们。在经过最严格的检查——
健康、体格和教育方面的检查后，挑选的人使得军队每年可以补充一批质量很高的士兵，他们非常聪明，学得很快。他们从１８岁起服役三年。
我在兵营的操场上看过新兵的基本训练，在打靶场看过打靶，我所看到的都是好样的。中国人所有的武器也许不是一支西方军队认为是必要的全部武器；我看到了步枪，机关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榴弹炮、高射炮——这一切对于中国可能必须打的那种类型的战争是足够了。
但是一支军队的首要需要是有充分的质量高的人员供应，这个国家肯定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民兵部队
每一个工厂、大学、中学、办公室、乡村、公社等都必须有自己的民兵，凡年在１８岁到２５岁的身体健康的人都必须参加。这些民兵部队称做“ＭＩＮＧ—ＢＩＮＧ”（即中文“民兵”——编者注），就是人民的士兵。
我检阅了广州的一家手电筒工厂的民兵部队。这是一支惊人的男女队伍，他们都配备有步枪或手提机关枪：有一支全由妇女组成的高射炮班；一支男女混合组成的信号班和一个医务班。
这种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如果发生外国攻入中国的情况，那么入侵的军队就要大倒其霉了——说实在的，它将受到民兵的包围。我常常说，战争的第二条要律是不要用你的地面部队在中国作战，我看到的民兵的情况证明了这条要律是正确的。有一次有人问我，战争的第一条要律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要向莫斯科进军。”有好些人曾经尝试过，可是都得到了悲惨的结局——显著的有拿破仑和希特勒！
我想在往下写以前先谈谈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革命领袖所取得的成就。我上次到中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那还是旧中国的时代。在多少年月里，那个旧中国曾遭受到两种深重的灾难——外来的侵略（在这方面，我们英国人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过错的）和内部的封建性质的压迫。这个国家是贫穷落后的，并且一直是这样；外国人为了他们自己唯利是图的目的剥削中国而发财致富，中国的广大人民却仍然是一贫如洗。皇帝的政权是腐败的，它没有为广大人民做任何事情；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革命适时地来到了——领导人便是毛泽东。
在新中国诞生的阵痛中，许多人遭受苦难而死去——可能有成百万的人；但是却有更多的人而得到了好处。从坏事情中在慢慢地发展生成好事情。新中国决心成为它自己的土地的主人，自由地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决定它自己的命运，而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这个新中国有着许多错误的看法。美国的游客去致香港，要人让他们看看“共产党中国”，他们被带领到边界旁，朝边界那面望去；然后发表的评论一般都是感到深为惊奇——
“
一切看来是那么平静，那么安宁。”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呢！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根据我所见到的，比起旧中国来我大大赞成新中国。蕴藏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内心感情力量已经迸发出来，这种力量找到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出路。伟大的力量在中国行动着，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错误的看法
我在前面说过，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对于这一点再怎么清楚地说明也不为过份。一般人设想中国是一个人民心情忧郁不乐的国家，人民遭到残酷的领导人的蹂躏和剥削，饥馑迫使他们屈服，全国各地充满了恐惧的心情。这不是今天的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旧中国的情况却可能正是如此。
关于中国的这种无知的看法对西方世界的事务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正如对欧洲事务的无知看法造成了巨大损害一样；把假话当做真相，把想象当做现实的人是太多了。
我必须再提出一点。中国今天极端仇恨美国以及美国的一切事物。对我说来知道这种仇恨的存在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多年来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使我惊奇的是这种仇恨的强烈程度。
西方集团的伟大领袖竟然引起东方集团两个最大国家——俄国和中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的仇恨，这是可悲而且确实是不幸的事，我曾向毛（泽东）提出过关于这种仇恨的问题。使命失败
看来这种仇恨是在上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把一个在马歇尔将军领导下的使团派往中国的时候开始的，据中国人说，随着就开始了一种毫无道理地干预另一国内政的政策。这个使团失败了，马歇尔将军回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支持日本和蒋介石并拒绝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仇恨就日益增加了。（未完待续）
（续３日第四版）
在我与毛泽东谈话的时候，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
在若干年也许是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十亿人口和巨大的经济实力。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说，新中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他专心地听我发问，然后说道：
呵！你显然以为中国那时就会在它的境外进行侵略活动。
我说，我并不愿这样想。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在一个国家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攫取本国疆界以外的领土。可以列举许多这种事例，我自己的国家也许可以列在这些事例之内。他的影响
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说，要想确切说出五十年后中国或是全世界会发生什么情况显然是不可能的。他本人那时候已经去世，中国今天所有的领袖也都不在人间了，将会产生新的领袖。以他本人而论，他将在有生之年利用他的影响坚持中国不越出它的合法疆界，在一切边界纠纷中进行谈判，永不在边界以外进行侵略，永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他说这番话时极其热切，说得慢条斯理，细心选择他的字句。他又说，中国自己身受过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照他所知道的，这个国家今天无意使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希望不受干扰地使它从过去其他国家对它的侵略中复兴起来。但是如果受到进攻它将竭尽全力捍卫自己，它是有准备的而且准备好这样作。
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友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强调说他将重视与英国人民的密切联系，胜过任何其他事物。巨大的资产自然，前面的任务是艰巨的，道路是漫长的——至少要五十年。在建设、住房、工业、教育、农业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艰巨的问题。但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资产——它的努力劳动的刚强人民，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大家都团结在一起，具有一种目的感，都决心在他们的新领袖的领导下为中国的繁荣而努力。这六亿五千万人民，具有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识，他们有着强有力的坚定的纪律性，他们拥有他们所信任的领袖。问题
说完以上这一切，有一点是切不可忘记的。中国人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是基督教的人民——两种思想意识是不可能调和的。根据共产主义的理论，一切服从于国家，任何事情都不得危害这种思想，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却是上帝第一、国家第二，我们的子女都是或应该是按照下列六个字教育成人：“我的上帝、我的祖国、我的女王”（本刊编者注：英文只有六个字）。
虽然如此，我们大家最响望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个新中国吸收在一个和平生活的世界范围之内而不会牺牲我们自己的任何原则或放弃我们在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主义被打倒以后的疲惫岁月中所努力以求的一切？
最后，我要说明，我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们最和蔼而殷勤有礼的接待，并受到一般人民和农田或工厂中的工人的最友好的欢迎。这次短期访问主要是为了与中国领袖们交谈，此外，也使我看到了时间所许可的一切可能看到的东西。
毛泽东和周恩来已邀请我再去中国访问，这一次将历时一个月，以便在中国更广泛地到处旅行。我已接受邀请，我们商定，我将在明年１９６１年９月中旬到达北京，一直呆到１０月中旬。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０月２２日刊载了蒙哥马利访华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再访中国Ⅱ毛泽东中国的兴旺城市》，摘要如下：
（《星期日泰晤士报》编者按：蒙哥马利勋爵在这一篇最后的文章里叙述了他在最近的访问中所看到和了解到的关于中国新工业城市的成长和它的人民的态度。）
我是从北京开始我的内蒙古之行的。
我是坐飞机旅行的。中国人正在建立一个广大的民航系统，这个系统目前把所有大城市和工业活动的主要中心联系起来，西边一直到新疆省会乌鲁木齐。
优秀的机上人员
大城市的机场好极了，小城市的机场不那末精致，但是可用。而且在按先后次序轮到它们时就会改善。在我看来——我坐飞机走的路程很不短，大约共有 五十万英里 ——中国的驾驶员和机上人员都真正是高级的。
驾驶员不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驾驶员逊色，他的起落技巧十分出色。他们有规模巨大的气候预报系统，预报的结果很正确。城镇之间的电话系统是最新式的、效率很高。
我们的目的地是包头。这个城市在黄河上游，是新兴工业城之一。在１９４８年，人口约二十万，今天已达一百五十万。我们参观了市郊的大钢铁厂和一个小学。这里看不到生活困难的迹象，工人、孩子以及街上的人看来都吃得饱，健康。
市长以及跟我们谈话的任何人从前都从没有见过一个英国人。我特别要求他们让我去包头，让我去那里是一个罕有的光荣，中国的这一带是不让西方人去的。
这个城市所处的地区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计划要发展黄河上游所围绕的这个地区来大规模种粮食。
黄河过去被叫做“中国之害”，因为发生的水灾损害庄稼造成生命的巨大损失。但是，自从革命以来，就采取措施，筑起堤坝，把洪水控制住了。最大的堤坝在洛阳以西约 １００英里 的三门峡，后来我们参观了那个堤坝。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在１９５７年开始，现在差不多完工了。
我们从包头飞到山西省会太原。这里有宽街道、大建筑物，还有一个很好的儿童文娱公园。俄国式
太原市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厂区。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是一个巨型钢铁厂；还有着一个非常大的发电厂。
我已经提到该市的宽阔街道和高大建筑物。总的说来，中国的建筑自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离开了旧的型式；它现在倾向于仿照俄国式，在华北和华中的新兴城市中，宽阔的大街、布政建筑物和一排排的住房使我觉得很有莫斯科的味道。原先宝塔式的建筑物以及孔庙不是已被拆除，就是用作学校或儿童室内文娱场所。
后一点是使人感兴趣的。毛泽东规定，教育必须同生产相结合。为此，在所有的学校里，甚至在小学里，他们教孩子们每天花一小时左右做点有用的事；我看到正在做的东西有手电筒、收音机、陶器、木杓等等；这些东西都在市场上出售，把钱拿来购买材料。
我们下一个停留点是位于延河河畔的延安。它原先是一个窑洞城市，今天有许多人家住在在山坡上挖出来的窑洞中；这种窑洞冬暖夏凉。
我访问了许多住在窑洞中的家庭，并在大街的商店里走了一遭。那天是集市日，农民们都从附近的村子带着农产品和有用的家庭用品来集市出售；对于所有这些在自己家里或自留地里制作或种植的东西，有着自由市场，不实行定量供应。我还参观了城里的男浴室，看到男子们在洗热水澡，有侍役给擦背。妇女有着同样的浴室。吃的东西充足
我最后参观的是医院，那里的门诊部特别有效。在延安，我不论到哪里，人们都有着充足的食品，他们全都有着自己的小块花果菜蔬园子，全都看来很高兴。特别是妇女们有着一种持家自豪心，家里（窑洞）收拾得于干净净，小孩子照顾得很好。
我们从延安向南飞到西安，我发现西安很热。西安在约３，０００年前是中国的京城，现在是陕西省省会——一个有着一些漂亮的新建筑物和一所优良的大学的出色城市。我们参观了一个规模非常宏大的棉布印染厂，该厂每天出产的成品有 ２５０英里 长。我们还看了一家搪瓷厂，它最初是在“解放”后由几个军人办的一个小工厂，现在已是一个扩大了４４倍的欣欣向荣的企业，虽然厂址仍然在它开办时那个旧的、相当破烂的环境中。
我曾要求参观的地方尽可能的多样，因此我们下一步就来到了洛阳，一个由工人住宅区和大工厂构成的新城市。与新城毗邻的是旧城，一度是中国的京城。
我们参观了一个为矿山制造机器的工厂，还参观了一个制造农用拖拉机的工厂，这个工厂月产１２５０台拖拉机。
住宅第一
我对于这些新工业城市的出现方式极感兴趣。他们首先计算一个工厂需要多少工人；然后把所需要的男女连同他们的家眷送到那个地方去，安置在临时建筑物或小棚屋中；然后这些人为工人建造永久性的瓦房，那是一排排电灯、水、浴室、厨房等等应有尽有的套房。只有在建造了他们的住处，工人和他们的家眷搬进去住之后，他们才动手建筑工厂。
整个工作需时不超过八个月，因为劳动力是依次集中用于每一项任务的。但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人的住宅是首先去办的事，而不是像在某些其他国家中常见的那样，是最后去办的事。
在到河南省会郑州作短暂访问后，我们往南飞到了长江上的庞大城市武汉，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
我们搭汽艇顺长江而下 ２０英里 去参观武汉钢铁联合厂，这是一个拥有八万工人的大企业，其中二万五千人在进行新的建设工作。在中国每年一千八百万吨钢的总产量中，该厂年产钢一百万吨。
武汉大学有五千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是女生。他们的学习期为五年。这所大学的图书馆非常出色，有一大批精选的英国文学作品。
在一个国家呆三个星期，提出了许多讨论的题目——同许多人，我认为在这里提出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比较令人感兴趣之点是非常适宜的。
区别
阶级区别据认为是不存在的，人人都是平等的。省长和副省长住在普通房子里，或者工人所住的同样房子里，付同样的房租。力图寻找我国的“阶级差别”说毛主席等领导人生活简朴
毛泽东本人住在比较好一些的“单独”的房屋里，他的私人医生细心照顾他的健康。但是除了他的房屋以外，他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花许多时间跟农民、跟企业工人在一起。
不过还是存在着看得出来的区别，我也觉得不可能没有这种区别。例如，人们对毛泽东本人是非常尊敬的，对周恩来总理、副总理以及各省省长也是这样——不过尊敬的程度差一点。他们因公出差的时候是很舒适的。但是都带有配给证。我特别留心弄清楚这个事实。
要确定一个人属于哪一类，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他的服装。
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公务人员们，都穿朱灰色制服，企业人员穿棕色制服，工业工人、农民穿蓝。但是服装都是同一个式样——一种扣到颈项的上装和裤子。这种服装各种场合都可以穿。在北京的正式宴会上，你可以遇到各界的人物——立了功的普通士兵、乒乓球冠军、园艺工人、歌剧女演员、魔术家、变戏法的，等等。中国人确实是怎样宣扬就怎样实行的。我不能想象一个穿工作服的园艺工人会被邀请去参加伦敦市政厅的正式宴会。我会见毛泽东的时候他总是穿一套朱灰色的制服，但是当他跟公社的农民在一起的时候，他穿同他们一样的蓝色制服。拖鞋准备好了
每一个省会、城市、市镇、甚至大村庄都有一个招待所。我们就住在这种招待所里。省会的招待所很好，
不比英国最好的旅馆逊色。
在中国，你不用带拖鞋，每一个房间都有中国的拖鞋，每张床一双。每间房都有一个大暖水瓶，茶具，一罐中国茶叶。你随时可以泡茶喝，不用叫茶房。
中国的农民生活是非常有趣味的。总的说来农民是贫穷落后的。但是同他们在以前的政权下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从地主遭受的苦难相比，他们目前的生活就像在天堂一样。至少他们是愉快的。在公社，每人都有小块自留地，种他所喜欢的东西，种什么就吃什么，不算在配给口粮之内。
许多人有自行车，不过一般说来自行车供不应求，必须等着轮到你的时候才能买到一部。
离婚难
一个农民、工厂工人或市政工人的工资是八十元一月。一个工人或农民的伙食是每人六角一天。差不多每一个家庭的主妇都工作，这就是说一家每个月可能有二百元的收入。
在中国，结婚很简单，不用一个小时。如果两个人决定要结婚，他们就一同到乡村或城市的登记人员那里去。他提出几个问题，确定他们说话是当真的，然后就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每人给一张证书，出来他们就算是结了婚了。离婚是不容易的，而且真正是共产党所不喜欢的。一般说来，中国人结婚是要白头偕老的。要离婚得经这一些法律手续，因此要花很长时间。
我同各种各样的女孩子讨论过打辫子的技术。一个青年女孩子总是有两条辫子。在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只有一条辫子——一条长辫子。
我觉得很难判断一个中国人的年龄——特别是青年人。我有好多次问青年工人的年纪，他看上去约有十四岁，但是实际上是２１岁。
中国是极爱举行演出的国家。不少时间都是在市镇或乡村巡回演出，看的人很多。有些地方的演出团体真正是第一流的。我们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不是看电影就是看演出。演出团体经营得很好。各界的中国人民的十分友好态度给我印象很深。
在内蒙古，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木然地注视着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洋鬼子”，帝国主义者——，但是当我向他们微笑或者招手的时候，他们的面容就愉快了，他们也对我微笑招手。
劳动群众的作法很简单，而他们的感情都很深厚。他们不会接受你的任何东西。中国是禁止付小费的，给小费是一种侮辱。在延安的时候，我口袋里有几个中国镍币，我想送给一个窑洞里的孩子，他不要。
他们是诚实的。有一次我把一本书丢在我寝室的抽屉里了。这本书找出来了，在我们动身以前交给我了！我在广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用完了最后一个刀片，把空盒子丢在字纸篓里，他们在火车上把这个空盒子交给我了。如果你想丢什么东西，可不要把它带到中国来！
在我访问结束的时候，我可以真实地说，我愈多认识中国人民，我就愈喜欢他们。他们贫穷、落后，但是他们努力工作，诚实，很有幽默感。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政治制度很有兴趣，提出了许多问题。在我们的这一行中，在用餐时就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我对这些谈话感到很高兴，而他们在我离开中国时告诉我，他们知道了许多新事物。说中国并不是一切都好，但也不是一切都不好
中国肃清了西方生活方式中的多数坏东西
在这个辽阔的国家，并不是一切都好的，但是也不是一切都不好的。在西方，许多情况更不好。毛泽东肃清了西方生活方式中的多数坏东西：伦敦和西方其他城市夜生活中的乱七八糟的事在中国的任何城市中都是不能容许的。我在中国的旅行中没有看到营养不良的现象。而在香港这种现象俯拾即是。
蒙哥马利：《我看到中国在前进》（一）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１０月１５日在杂志版发表了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同田野里的农民、工厂里的工人以及政治领袖们谈话。我看到：中国在前进》
我在１９６０年５月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目的是与世界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接触、同他们讨论东西方之间的矛盾、确实弄清楚中国眼前和最终的目的、并且了解这个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宣告成立以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进步。在我离开的时候，毛泽东邀请我１９６１年再来，到全国各地走走，亲自看看人民的生活，并且断定他曾对我说过的话是不是真的。我现在就是这样作了。
在我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在《星期日泰晤上报》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表示了我的某些看法和意见并且得出了某些结论。我现在是不是坚持这些看法呢，如果不是的话，什么使得我作出了改变的呢？
这是我现在打算谈一下的，但是从我两次访问的经验（到现在为止是别人都不曾得到的一种经验），让我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不要轻视、也不要低估这个将近７亿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年由于接连歉收而遭遇了困难，但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牢固地控制着局面。关于大规模饥荒、物资极度匮乏、人民态度冷漠、举国惶惶不安的说法都是荒谬的，也许甚至是危险的。
在我刚刚结束的旅行期间，我首先到内蒙，然后向南通过华北、华中和华南。我访问了十个大城市和许多其他城镇和乡村。我所看到的人民看来都是愉快的，我没有看到过营养不良的现象，有些地区粮食有时可能有些不足，但是仍然是够吃的。
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一种惊人的潜在力量。他们聪明而苦干，大概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西方的聪明作法是与这个人民共和国，一个需要平等相待的国家建立并维持友好的关系。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五十年的任务
要了解中国今天的情况，必须追溯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往事，毛泽东在那一年看到他的红军完全打败蒋介石的部队后，于１０月１日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的政府不久就得到英国政府的外交承认。美国人继续承认台湾（福摩萨）的一千万人口的蒋介石政府，而拒绝与６亿５千万人口（今天人口将近７亿）的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毛现在是中华民族的无可争论的和公认的领袖，他把人民从以前的政权的奴役和屈辱下“解放”出来，并把“洋鬼子”赶出他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了一位他们信任并愿意追随的领袖。
但是毛现在面对的任务是艰巨的。
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不仅是落后和贫穷的。它还遭到长期抗日战争、反对军阀的革命军的斗争、最后还有红军和蒋介石部队之间的内战的破坏。要使这个国家的复兴取得任何进步，就要求实行最高程度的集中的国家控制。通过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北京政府对全国实行了这种控制。向男、女甚至小孩都发出了进行工作的号召，以便使这个国家的复兴工作得以开始，生活水平可以提高，并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间占有它的正当地位。所要求的速率是吓人的，但是人民心甘情愿到响应了这种要求。
我认为，要得出一种关于今天中国情况的真实的和没有偏见的意见是不可能的，除非访问中国，同领导人交谈，然后赴内地旅行以亲自进行了解。而我就这样做了。我在旅行中访问了在内蒙古的黄河上游，访问了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华北和华中城市（包头和太原），也访问了一个有大约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延安），并且访问了像西安、洛阳、郑州、武汉以及当然还有北京和广州那样的大城市。我在各地访问工厂、农村地区的地方工业、小学、中学和大学。我同农民交谈，有时在田野里，有时在他们的家里。我在工厂中同工人交谈。我同政治领袖们交谈。我可以深入到我希望去的任何地方，并且随意地同农民和工人交谈。
时常有人说，中国正在走下坡路，工作和建设的步子走得太大了，人民变得厌倦和失望了。
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城市和工厂中热闹异常——全体表示对共产党的信心——对毛泽东的信任像过去一样坚定。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的歉收的确产生了粮食问题，并且必须实行定量配给制度，但是大家是够吃的，虽然有些人今天得到的可能没有以前那样多。中国有些地方不得不勒紧裤带，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饥荒。
当你到内地去深入中国的心脏时，你从农村生活中清楚地看到人民是多么贫穷和落后。但是至少人民是愉快的。毛泽东完全了解农民的贫困，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他全神灌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某些古老城市的旧区里也可以发现贫困和原始的生活条件。中国政府面前摆着巨大的任务，已经作出了一个开端，但是很可能要经过五十年工作才算完成。要迅速弥补二千年来的不闻不问和弊端是不可能的。在十二年中，毛泽东已经使国家前进，并且使它感到自豪。而且确确实实，中国是在前进，它现在所要的是受到平等的对待——它愿意同任何愿意与它友好和贸易的国家友好和贸易。但是中国人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他们不会向任何人要求帮助——他们准备自己干。（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我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晤谈当然是同毛泽东的晤谈。
我在这里要说一句：决不能因为我访问东方集团的一些政治领袖而认为我对共产主义有任何同情。我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共同点。但是，现在世界分裂成两种相对立的意议形态的学说，到适当的时候，全世界人民有一半将是共产党的。
所以我希望访问东方的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人物。同非常不平凡的人物
——毛的九小时相处
凡是同毛泽东交谈的人，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正视着你，坦率，直爽，丝毫不想虚张声势。他是一位来自人民的人物，是一个农民，一点也不自命不凡。他在七亿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民族英雄。我希望去访问他，并弄清楚这个广大的国家里目前的情况如何，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们谈了两小时，一起吃了饭，接着又继续谈话。那天晚上我一共同他单独相处了四个小时，只有两个译员在旁。第二天，我又同他谈了五个小时，在当晚的晚些时候，他到我们所住的宾馆访问了我。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
毛泽东今年六十八岁，比我小六岁。他很健康；他眼睛明亮，皮肤光洁。他开始过成人生活时是担任教员，一直到大约二十八岁才成为革命领导人。我同他谈得愈多，就愈是肯定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他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来挽救他的国家免于贫困和屈辱，并把国家领上了繁荣幸福的道路。他显然完全控制着局势。仅仅连续几年的歉收，是动摇不了一位把自己生命中的最好的岁月用来进行中国的革命和击败一切敌人的人物的信心的。
蒙哥马利：《我看到中国在前进》（二）
毛是一位有巨大决心的人物，决定了要做到什么，从来没有不达到目的的。他出身农民家庭，他的心是同劳动群众和普通人在一起的。
我问他，他在组成人民共和国后主要担心的是什么。他说是，他认识到他和共产党缺乏正确处理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经验。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和几世纪的不闻不问之后，整个国家秩序混乱，处在可怕的境地。处理农业和工业中必须迅速处理的大量问题是需要经验的。
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农业政策，同时必须把旱灾和水灾的危害性降低到最低程度。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灾害”，就有必要控制如黄河扬子江之类的大河巨川以及组织大规模的灌溉。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人几世纪来就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规模很小，因此，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得到了适当的灌溉，其余三分之二依靠雨水。
中国面积约六百万平方英里，现在只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在种植，他们必须实行农业机械化，开垦更多的耕地，并使人口有比较平均的分配。
其次需要的是实行工业化以加强经济实力，这正在以很好的速度前进。这二者都要求大大改进运输系统。若干时候以来使他关切的一个问题是每年人口大大增加。利用了合理的节育方法——这完全是自愿而没有任何政府行动——现在增加的数目已经减少，去年人口增加刚过一千万，希望保持这个数目，从粮食和运输的角度来看，这个数目是可以对付的。
我在我们的谈话中注意到，他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从不提到共产主义，因此请他解释。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他说：“不是”。他目前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显然，在两天的九小时谈话中，谈到了许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到快结束我们的长时间的谈话时，我才提到了我认为是毛泽东和他的政府在过去三年中的真正的问题。我提出了作为同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相对的集中控制问题。我完全了解到，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由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北京中央政府实行程度很高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在经过了１２年之后，他是否考虑要停止中央政府的控制、把权力下放给各省的地方长官和党的书记呢？
这个问题使毛感到极大的兴趣，他说，我接触到了整个问题的根源。他解释说，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央的控制是非常严紧的；原料、必需的商品、粮食的供应都很不足，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情况开始好转，才决定把带子放松一点。
但是，他们发现，由于下面没有经验，开始浪费供应不足的必要商品和原料了。他们不得不重新加强控制。
这种下层的浪费和下层组织不善的情况是在１９５９年——歉收的第一年——出现的，当时他们在粮食问题上有着困难，他说，麻烦就在这里。我接着问道，他是否认为，他们现在已找到了集中控制和权力下放之间的正确分界线了，他说，他们已找到了：随着繁荣程度的增加，他们的政策是要给予下面的人以最大的伸缩余地——确实，像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中，这是必要的。
在我们第二天谈话的下午五时左右，毛说，他要去长江游泳，要我一定同他一起去。我们大约乘了２０分钟的车，到了长江右岸离开横跨长江的大路和铁路大桥上游约 一英里 的一个地方。有一艘汽艇等在那里，并且还有若干名准备在他游泳时始终保护他的游泳专家。
当毛泽东下水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兴奋。当时流速每小时约 ４英里 ，毛时而游泳，时而顺水漂浮，大约一小时左右……
最后他上了岸，在他洗过淋浴、穿好衣服之后，在汽艇驶往我们的宾馆附近的一个码头时，我们坐在汽艇甲板上谈话。他向我挑战，要我下次作为他的客人访问中国时跟他作横渡长江比赛。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
我同毛谈话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对他说，我看到，他曾经说过：“枪杆子出政权”。
我问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意思是说，革命不能没有某种战斗，因此就需要枪。我问他，在这所谓和平的日子里，这句话是否仍然有效。他的回答是：“当然。”
毛专心地听我讲话，一直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他，他有一副坚强的、美好的面孔。充分表现性格。他讲话很慢，有时
——但是并不经常——做手势来强调某一句话。
他抽很多香烟，但是只抽中国香烟。我送给他一些英国香烟，但是他交给了一个翻译，并说，这种香烟太厉害，他受不了。他吃饭不多，什么酒都不喝，只喝水和茶——中国绿茶。
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他不为个人要求任何东西。他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他工作到深夜，很少在早晨五点钟以前睡觉。
他睡得很好，从来不服安眠药片，不用药和医生。（待续）
蒙哥马利：《我看到中国在前进》（三）
外交部长陈毅是一个最和蔼、最愉快的人，他很有幽默感。他很清楚，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全力以赴的核战争，这是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普遍见解。他们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中国需要长久的和平时期。但是在我们谈话时，他说，他对世界各地的“战争威胁”以及紧张局势感到不安。他问我，我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造成比较和平的气氛。和平的三点计划
我回答道，我将首先处理德国问题，因为欧洲的未来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一个德国、即统一德国的叫喊不过是一个虚假的骗局。必须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两个柏林——从西部进入的通道的可靠保证。我对他说，我觉得当然应当给东德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我接着谈到中国。我觉得，两个中国是荒谬的。西方应当给予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充分的外交承认，并平等相待。美国人支持台湾政府（福摩萨）是在亚洲押错了马。
关于在全世界缓和紧张局势和创造比较和平的气氛的问题，西方的政治领导人们不断地谈需要裁军：核裁军等等，但是他们似乎不了解，在东西方的猜疑和不信任未消除以前，裁军是不可能的。这种不信任之造成，主要是由于占领不属于他们的国家的俄国和西方武装部队严阵相对，准备采取军事行动。解决办法是，各国在各处的所有武装部队都回到自己的领土，大家作出坚定的保证，保证他们不在合法疆界之外进行武装侵略。
陈毅同意我的意见。
第二天晚上，陈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我设宴。我在讲话中提出了我同他讨论过的三点。
两个德国、两个柏林
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地的一切武装部队撤回他们的国境。
我曾多次提出这三个建议，但是总是孤立地提出的。这是我头一次把它们作为一揽子，一起提出，以便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周：我们要建设原子军备
我同周恩来总理的会晤安排在我游历回来以后。我喜欢这样安排，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了解更多情况了。作为总理，周是负责执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是主席——政策的部长会议主席。
他今年六十四岁。他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他很机敏而又决断，他完全了解和熟悉中国的问题。我要说，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
我们的谈话涉及的问题很广，但是我主要是很想了解中国目前的状况，我首先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回答说，连续三年歉收加在一起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主要的困难。但是在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十二年中，他们获得了经验，他们正在学会如何对付中国人所谓的“自然灾害”。
他说，如果没有公社制度，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度过困难，但是他们发现公社制度应当实行某些改变。有些公社太大。
由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三年完成的。因此他们有两年的时间来进行检查，来了解哪儿出了毛病。这个检查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马上就要进行准备了。
中国广大地区的工业化意味着在华北和西北的挑选出来的城市（我自己在游历过程中曾见过这样的几个新城市）建设工厂。若干几千人口的城市成为了一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
我表示，新区的这些城市一定造成了巨大的粮食供应和交通方面的问题。这些城市是不是太大了。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们现在作出一个政策决定，规定把将来的新工业城市的人口限制为五十万人，甚至更少。
我问，由于中国面临着农业和工业化的这些问题，它是否会接受外国的援助。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说，过去中国接受过财政援助，但是现在它在设法偿还，因为它不想对任何外国承担任何义务。
中国不向任何一个外国要求任何东西。它要求的是在互惠和交换基础上进行贸易，它要求技术援助——只此而已。
我问到中国的核政策。他说，政府已决定进行为武装部队试制核武器的计划。其它大国有这种武器，小国到适当时候也将拥有这种武器。中国也必须拥有这种武器，但是它必须以它自己的科学家来试制这种武器。它不依赖任何其它国家。
他又说，并没有把试制核武器的事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因为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要做。（待续）
蒙哥马利：《我看到中国在前进》（四）
概述他同刘主席的谈话，并提出他访华的结论。他说：新中国比旧中国好得多，解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前面有许多困难，但中国的领袖们都很有智慧和能力，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下面将英勇地、有决心、有信心地面对困难；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和侵略意图，但将顽强抵抗任何侵略者。（续２３日第四版）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或者说国家元首。他今年６４岁，与周同年，但是他的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比较苍老。
他给我一种聪明睿智的印象。他说话慢，语调温和。我倒觉得他是个思想家、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好动的有魄力的重行动的人物。因此他看来正适合于目前的职位。
他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缺席时他担任主席。
他问我对核裁军有什么意见。我说，许多人想一下子废除所有的核武器，销毁全部储存。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正是由于拥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我们必须把核武器保存到东西方之间的不信任和猜疑减少了、达成了裁军协议以后、保存到各国在各处的武装部队都撤退到自己的领土去以后。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才应该销毁储存的核武器。换言之，核武器是裁军计划上最后去掉的一个项目，而不是最先去掉的项目。
他同意这一切意见。在世界上地位平等让我最后说几句话，把各种线索联系起来。我已经叙述了我的一般道理，认为：没有接触的判断可能是最不可靠的。首先听、然后看——这是总结一个国家的情况的唯一办法。在中国做了这一工作以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
新中国比旧中国好得多。孙逸仙和毛泽东的革命完全改变了两千年的被压迫和受忽视状态，虽然生活水平低而且国家是贫穷落后的，但是至少人民是愉快的。毛泽东和中国政府自从“解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前面有许多困难。但是我的游历和观察使我相信，紧密团结在他们所信任的一个领袖之下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英勇地、有决心地面对一切困难，并且将生存下去。中国的最高级领导人都是很有智慧和能力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和前进方向。人民将有信心地跟着他们走。
毛泽东的革命有广泛的基础——农民。人民共和国的七亿居民中有五亿多是农民。毛必须保持他们的信心和信任，必须给他们食、住、教育和医疗。这个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农民，国家就没有吃的。毛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自己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因为这个原因，他每年只在北京逗留三个月左右，余下的时间他就周游全国各地，确使农民和工人的福利受到应有的注意，因为中国的整个前途有赖于他们的努力。
中国没有在它自己的疆界以外夺取领土的野心。它在这个辽阔的国土上有充分的生存空间，不再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它希望它的侧翼有从缅甸延伸到朝鲜的中立和独立国家隔离地带。它不会进行侵略来达到这个目的，它认为这个目的将根据各国人民的意志而自然实现。
在整个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但是它缺乏经济和军事力量。现在这两个缺陷既然正在矫治，就有许多个国家感到摸不透在中国真正强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它们用不着担心。中国受到很多侵略之苦，它没有自己进行侵略的意图。它们希望的只是不受打扰，和得到平等对待。它将顽强地抵抗任何侵略者，为了这个目的，它将维持强大的部队。但是它将欢迎任何裁军和巩固的持久和平的计划。
中华民族在可信任的新领导人下面找到了它的灵魂，而且正在前进中。人民以他们的国家而感到自豪。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好的，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的。在五十年后，中国将是亚洲、也许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不同这个伟大的国家交朋友，不同它进行贸易是绝顶的愚蠢。如果美国不能忘怀过去而转过另一边脸来的话，它将对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负担沉重的责任。
新中国有任何危险吗？我觉得有两个危险，第一个是家庭生活。象某些人那样认为丈夫同妻子分开，孩子脱离父母、以便人人可以更有效地工作，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家庭可以按照它的意愿行事，但是全国都在工作，母亲白天可以把孩子送到一个“家”里去，或者她可以把他们放一个星期，周末接回来。问题是妇女要工作，这是一种帮助国家的自豪感，并且可以自己得到一些收入。但是有这样一种危险：家庭生活可能为“工作的利益”而牺牲。第二个危险是：全国都是每周工作六天。只有星期日是假期。不象在我们英国这样每年有假期。中国领导人认为休息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他们正在注意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使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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