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发，特别重视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把卫生防疫事业看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卫生防疫工作的方针政策制订以及防病治病的重大决策等方面，都有过许多重要的报告、批示和讲话，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和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细菌战
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经受了严峻考验。这一方面在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留下大量卫生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已成为新中国人民健康的最大威胁。在协助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反细菌战斗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1952年1月下旬，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连续在朝鲜、我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钩端螺旋体及回归热、斑疹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带菌昆虫30多种，投掷面积遍布我国东北三省的34个县、市（《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引起炭疽性脑膜炎和急性传染性脑炎等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很少见的疾病，在辽宁省沈阳、鞍山、辽阳等污染区内流行。（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2月1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朝鲜前方敌人大面积空投带菌昆虫一事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了报告。 2月19日 ，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中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这就把周恩来推到了领导新中国反细菌战工作的前沿。周恩来阅后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提出计划要办的几件事情：加紧试验前方业已送回的昆虫细菌；往前方派送防疫队和疫苗、粉剂及其他器材；在朝鲜外务相发表声明后，中国外长继起向全世界控告，以新闻舆论配合；由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等。（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 2月23日 ，周恩来又就反击美国细菌战一事致信毛泽东，提出了两个阶段的防疫计划大纲：第一阶段为目前病菌尚未发展情况下的准备和预防阶段，第二阶段为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的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当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19页。）
根据上述防疫工作计划，周恩来首先利用国际外交舞台，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声援。 2月24日 ，周恩来发表支持朝鲜外务相抗议美国细菌战的声明：“如果全世界人民不坚决地加以制止，那么，今天落在朝鲜和平人民头上的灾难，明天就会落在世界和平人民的头上。”同时“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人民日报》 1952年2月25日 。） 3月8日 ，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抗议美军自 2月29日 至 3月5日 ，先后以448架次军用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起来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参见《人民日报》 1952年3月8日 。）
周恩来还就国内反细菌战工作进行紧急部署。 3月9日 ，周恩来和聂荣臻、总后卫生部部长贺诚等商议在美国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后，国内应采取的紧急防疫措施。 3月14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在讨论防疫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注意搜集美国撒布细菌的各种罪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参见《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3月19日 ，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出《关于反细菌战的指示》，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疫区的主要任务为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并向人民进行防疫宣传，既要提高群众的警惕，又要避免引起恐慌。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在专家指导下科学地进行防疫工作，并提出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在发现疫情的地区实行局部的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27页。）这种严格的应对举措，为控制疫情的蔓延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呼吁中外有关人士组成美国细菌战调查团，搜集罪证。他先后通知贺诚及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东北地区等部门和地区的卫生机关，搜集足以证明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同时，他还提议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派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实地调查。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的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团”分赴东北各地和朝鲜前线调查取证。后来，两个调查团先后公布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尤其是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充分证实：“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方法合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这就为彻底揭露美国的侵略罪行，赢得反细菌战的胜利，提供了证据支持。
除上述工作外，周恩来还对国内反细菌战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 1952年4月15日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汇报全国防疫工作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开展工作的情况，认为防疫工作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将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5月14日 ，周恩来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强调“不管敌人是否继续散布毒虫毒物，今年我们的防疫工作一定要坚持到秋后。争取不仅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38页。）。 6月18日 ，周恩来又和贺诚联名向毛泽东提出《关于五月敌机撒布毒虫毒物及我防疫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7、8、9月间是鼠疫、霍乱、脑炎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为了在这些流行病一旦发生后能予以迅速控制，各大区应重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继续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加强防疫队的训练，并在各地建立严格的防疫报告制度。（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3页。）
基于反细菌战的工作情况， 1952年7月9日 和10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等，建议“中央防疫委员会日常工作即由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处理”，反细菌战斗争工作则由章汉夫接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7-248页。）在周恩来的运筹帷幄之下，到1952年冬，反细菌战终以中朝人民的胜利和美国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
二、关心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与反细菌战斗争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此前基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科学、文化、卫生极端落后的局面，周恩来主张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必须适应中国国情，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力量。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全国军民从1950年2月至1952年初曾联合开展春季防疫运动，在受鼠疫威胁的地区普遍发动群众防鼠捕鼠、防蚤灭蚤、打扫卫生，在老根据地、黄泛区及皖北、苏北等灾区开展了消灭虱子、讲究个人卫生的运动。（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2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952年1月28日 ，周恩来在其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还要求“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 1952年2月1日 。）。这一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广泛开展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东北地区的不完全统计，1950年该地区捕鼠3340多万只，1951年1至7月捕鼠1690多万只。（参见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卫生宣教器材制造所1951年内部印行，第30-31页。）
1952年反细菌战斗争的蓬勃开展，进一步推动了群众性防疫运动的高涨。 3月14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政务会议，就防疫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说明。会后成立的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防疫委员会；各地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发动群众订立防疫公约，且要做到：（1）遇有敌机投撒昆虫异物，应立即报告所在地防疫机关，并应立即进行杀灭；（2）实行强制性的预防注射；（3）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捕灭其他媒介动物，并实行火灭；（4）保护水源，加强自来水管理；（5）保持室内外及厕所清洁；（6）小贩及食品出售的食品必须加玻璃罩；（7）宣传不食生冷；（8）遇有传染病人要严加隔离；（9）死于传染病的尸体应在当地深埋，不准他运，必要者作病理解剖；（10）传染病患者的排泄物及死者遗物应严格消毒或销毁；（11）严防坏人在地面上放昆虫放毒药；（12）普及卫生防疫知识。（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这样，全国范围的城市和乡村就迅速开展了一个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防疫卫生运动。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是保卫祖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炙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于是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有着很高评价，认为“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科学通报》1952年特刊。）。
通过对爱国卫生运动的详细考察， 1952年12月11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作报告时强调：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才能将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周恩来为此建议卫生工作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参见《人民日报》 1953年1月4日 。）会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将其“作为今后全国卫生工作努力的方向”（贺诚：《为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而斗争--在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北京中医》1953年第2卷第2期。）。 12月31日 ，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为了保证我国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我们的卫生状况也应继续加速改进，为此，决定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应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指示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参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2号。）1954年2月，政务院在《关于改变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织机构及其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中指出：“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是在城市、工矿、学校、交通要道、港口并适当开展农村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必须结合生产，适应当地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条件，因地制宜地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编《卫生法令汇编》（第二辑）（1951年6月-1956年12月），1957年内部印行，第90页。）上述指示和通知及时地为这一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5年冬，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中就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工作提出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任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向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的方向深入发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除了提出“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外，也提出了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1956年9月16日 ，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对“二五”期间的卫生工作提出如下要求：“几年来，爱国卫生运动在改善环境卫生、减少疾病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今后应该继续大力开展这一运动，并且使它更加深入和经常化，以进一步改进城市和乡村的环境卫生，减少各种传染病和职业病的发病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大力促动下，全国各地都制订了讲卫生、除害灭病工作计划，收到很好效果，出现了杭州小营村、南京五老村、山西太阳村等一批先进典型。1958年，周恩来视察了南京的五老村，有力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参见《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2卷，第15页。）
此后虽然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但周恩来对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依然十分关心。 1959年4月18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以除四害、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以增强人民体质为目的的体育运动，……今后必须继续开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1964年12月21日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要求“继续认真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做好疾病的预防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页。）。直到 1969年7月8日 ，周恩来在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中批示：“要在报上也作宣传，并可在京、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发起仿照上海的除害灭病的夏季爱国卫生群众运动。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这些讲话和批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殷切关怀。
三、重视新中国的疾病防治工作
基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传染病大肆流行、危害严重的状况，周恩来对鼠疫、血吸虫病、疟疾、副霍乱等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严重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亲自过问，经常督促检查，使这些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49年10月，察北地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至张家口等地，死亡60余人，对平津造成了威胁。（参见《人民日报》 1949年11月16日 。） 10月27日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各部委负责人开会，讨论察北鼠疫流行问题，除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外，还决定成立由董必武、陆定一、聂荣臻、滕代远、李德全、贺诚、杨奇清7人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中央防疫委员会随即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10月28日 即正式办公，统一领导和组织察北鼠疫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参见《人民日报》 1949年10月28日 。）鉴于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条件较差，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疫病的状况，周恩来还注重加强与苏联的沟通与协作，请求支持和援助，并亲自为毛泽东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联派遣医疗队和提供药品。（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5页。）经过多方协同努力，察北肺鼠疫被迅速扑灭， 11月4日 即无新病例发生（参见《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第1-2页。），且没有蔓延到平津地区，避免了更大的人员伤亡和损失。
周恩来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也十分关心。 1955年10月7日 ，他在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我们发展水田，钉螺也有可能繁殖到北方，危害北方人民，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07-508页。） 11月4日 ，他在接见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向其介绍了中国卫生工作的状况，询问其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的经验，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14页。）事后，一位日本医学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的总理还谈到血吸虫病，真令人感动。”（《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页。） 1956年9月16日 ，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还应该积极推广治疗血吸虫病的经验，有计划地分期分区地消灭危害严重的地方病。”（《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14页。）
1957年4月，周恩来署名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是我们当前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并提出“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3页。）直到1970年6月，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北方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学习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对血防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加强对本地区的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防治工作；1970年11月，他还就《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北方十五省、市、区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的通知》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提及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地方血吸虫病的显著成绩。（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新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
对其他疾病的防控和救治工作，周恩来也非常重视。1950年5月底，察哈尔省雁北地区麻疹流行。周恩来指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同志“迅予救济”，并将最后处置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页。）9月，皖北地区疫病流行甚为严重，仅凤台县即有6万余人感染疾病，定远县痢疾也普遍流行。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迅速批示卫生部派遣医疗队前往救治。（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 10月7日 ，周恩来署名发布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普种牛痘，以达“全国范围内基本的消灭天花”之目的。（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第394页。） 1952年3月4日 ，周恩来还召集聂荣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议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全面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并同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等问题。 4月5日 ，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4月15日 ，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在有疫情的地区，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村内数家有疫情，封锁一村；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周恩来还密切关注受各种疾病困扰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问题。 1958年11月12日 ，他向卫生部长李德全、副部长徐运北询问当前防病治病的情况，指示他们除应注意当前疫情，还应考虑集体化引起的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1960年冬，河南省信阳市等地因自然灾害和一些干部严重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和强迫命令等，导致群众吃不饱，加上劳动强度大，造成大批群众得病和死亡。周恩来极为关切，指示卫生部门要全力以赴防治浮肿病，同时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其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时可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参见《我们的周总理》，第460-461页。）在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全党战胜了严重灾害，数以万计的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1966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的高峰期间，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卫生状况很不乐观。是年秋末冬初，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甚烈，“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1967年3月7日 ，周恩来就此问题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李先念批示说：“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他工作干扰他们。”（《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 3月24日 ，周恩来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抓流脑、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40页。）。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示下，各地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疫情严重的地区还成立了防治流脑的机构，1968年后各地疫情逐步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出发，对于人民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指导，为推动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进步和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洪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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