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对于这两首诗歌，诗评家一般地从艺术的层面进行解读，如想象力丰富，表现了毛泽东的豪迈风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而我以为，毛泽东这两首诗的最大价值并不在艺术方面，因为上述的特点可以说是毛泽东诗词的一般特点。与毛泽东其他诗词不同的是，这两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浑然一体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特点，是毛泽东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变革在诗歌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和反映。
人们似乎并未对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形成广泛而自觉的认识，便是当任何人进行言说时，其言说的话语总是以一定主体为中心的，没有与一定主体无关的话语。概括地说，便是“任何话语体系都是一定主体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个主体可以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大小不等的组织或集团。这种现象无论是在日常的语言交往还是某个系统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中都是存在的。例如，谈判中、纠纷中或诉讼中的原告和被告，对于同样的一个事实或法律规定，便会进行不同的断定、表述或解读，其最根本的原因便是话语的主体不同，而这种不同又来源于利益立场的不同。在一些情况下，认知主体的个性差异和其他原因，也会造成对事物的认识分歧，但这种分歧仅仅只是认知上的，而与主体立场差异所造成的不同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主体立场的差异，认识主体可能会故意认识或陈述一些事物，而不认识或掩盖另一些事物；故意虚假或不准确陈述一些事物；坚持明知是错误的陈述和认识等。如果仅仅是基于同意立场的认识差异便不会发生这些现象，并且其分歧只要进一步讨论便容易达成共识。这种话语体系的主体性现象是话语的本质性体现，因为任何话语都是一定言说主体的话语。在社会性言论，以及社会科学理论中，这种现象都是很明显的，但却为许多人所忽视。揭示这种现象，有利于正确地解读各种看起来非常复杂，使人眼花缭乱的言论和学说，或者看起来冠冕堂皇，但却隐藏了言说者鬼胎的言说，识别其价值指向，以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取舍，防止上当受骗等。
所谓毛泽东话语体系，概言之，就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对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的历史性颠覆。毛泽东话语体系的特点是表达立场的人民性，表达内容的阶级性，表达高度的哲学性，表达方式的大众性，表达技巧的丰富性，其核心使人民性。对于毛泽东话语体系，许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者，对于其具体的话语是耳熟能详，但却未有这种明确的概念认知。那么明确指出毛泽东话语体系这一概念有何意义呢？我因为是意义非常之重大的，他可以使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升与拓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
要充分认识一个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将其放到和其他事物的比较中去。对于历史中出现的事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也就是将其回归历史的坐标，然后再进行历史的比较。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产生许许多多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文艺家等，但占统治地位的这些家们从来都是站在统治大众的角度立论和言说的。即使那些在野的许多家们，无论如何穷困潦倒，也大多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如此如此地算计一番，然后献上自己的高谋大策的。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能力统治他人的人是圣人、贤人，被统治的人是草民。草民如果对统治不满，有过激的反抗行为，便是刁民。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便把人分为三个等级：金质、铜质与铁质的，分别为统治者、军人和劳动者。统治者是哲学家，他的智慧代表国家的智慧；军人是国家的保卫者；劳动者应该通过劳动供养上面的两种人。教育的目的不过是造就哲学家即统治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军人。对劳动者的教育应完全不同于对上面两种人的教育，它的目的只是让劳动者节欲和安分。柏拉图认为这就是一个建全的、合乎理想的、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上的王国。其实柏拉图的这番言说，立场是很鲜明的，就是奴隶主贵族的立场。柏拉图自己便是出身一个贵族，其贵族立场是自发的，也许柏拉图自己也并未意识到自己言说的立场性，认为自己只是在探索真理什么的，但我想，只要当时有那么一位有识者，把柏拉图弄到哪个地方去当上几年奴隶，流血流汗，供养一下那些他原来认为应当供养的那些人，是否还会认为人是分为“金质、铜质与铁质的”呢？其实柏拉图的哲学是阶级哲学，柏拉图的教育是阶级教育，也许柏拉图自身并无这种明确的认识，但事实是这样的，这是柏拉图的言说立场自觉不自觉地决定了的。至于西方国家以后的许多思想家，都是这样，只不过主体的立场不断变更了而已。但无论如何变更，有一点基本不变，就是统治者的立场。直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才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言说立场二元并立的局面。
在中国，被号称圣人的孔孟之类，也是一些谋求对大众统治的言说者。无论王道还是霸道，人治还是法治，本质上都不过是不同的统治策略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的运用而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治乱世，用重典”。云云。
而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劳动大众的主体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一个主体对另一个主体的关怀，而是话语主体的立场性位移和定位。这就是毛泽东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劳动大众的立场进行言说，同时也是思考、决策和行动。比较典型的表现在：
当有人不堪重负，说雷电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时，毛泽东却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不仅没有去治理他，而且尽快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其余的人的第一反映是，这是反革命言论。
如果说毛泽东此时还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如此做的立场性变化，而只是一种治理的手段和策略的话，那么，在这一时期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便难以解释。至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些言论，就更难得到合理的解读，也无法认识其深刻的历史价值，进而认识其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制度价值、法律价值等。许多人在读过之后，也就读过了，不会发现其中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而其实毛泽东的话语是一个宝藏丰富的体系。不妨看看以下的一些论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论拆迁。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
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2）论论国家政治民主。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
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这些话语，在表达立场上具有历史的颠覆性意义。即不是治理者对于另一部分人的治理立场，而是一种大众主体的立场。而所谓治理者不应当是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劳动者自己，是劳动者自己中的那些从事了管理事务的人。这些人已被定位为对大众的服务者，如果服务不好，被服务的大众是有权指责的；换句话说，如果出现了大众对服务者的指责，便意味着服务者的质量是否发生了问题，首先需要检查的是服务主体是否存在服务质量问题。刁民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是没有了容身身之地的。
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事实是，毛泽东似乎从来不按什么行政规格参加追悼会之类的活动。而对张思德之类的小兵却专门致悼词，为刘胡兰、雷锋一类民众英雄等却予以专门题词。
我们知道毛泽东主要地是一个政治家，其作为哲学家和军事家、杰出的诗人等都是以其政治活动为中心和目标的。因此，他的思想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思想。而政治与法律、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作为同一个思想者而言，只要他是一个具有逻辑思维的思想者，便会逻辑地构成到同一的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把毛泽东的上述政治言说，延伸到法律制度设置的层面上去，又将是一番怎样的制度图景呢？还是那种一部分人治理着另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只能服从某种治理的图景吗。
如果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体系延伸到文化艺术中去，自然就是劳动者对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追求和歌唱，以主人翁的姿态对自己生产生活、喜怒哀乐、情仇爱恨的描述和歌唱。《红旗渠》诗歌和许多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便是这种文艺的萌芽和发展。
如果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体系延伸到社会结构中去，便是劳动大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管理者服务化，被服务者管理化。国家和社会日益趋于同一，分不清哪是管理者，那时被管理者，所有的管理事务都有人承担，分工明确，而谁都又没有绝对的权力，也不会再有和历史上一样到处充斥着的必须有狮子一类动物看守着的衙门。
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之所以体现出其巨大的历史价值，还在于他已经说了，而真正明白了这些话语意义和价值的人的出现却步履蹒跚。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尽管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维视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基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基本制度理念，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地被强调，但却大都在毛泽东思想这个宝藏：这个高居于人类对社会认识的颠峰之上，而又被各种各样的垃圾和尘灰掩埋着的宝藏边止步不前。一些人对这个宝藏视而不见；一些人见而不识；一些人歌之颂之，或有真知卓见，但怎难免使人有雾里看花之感；一些人识而不掘；一些人则因自身立场的主体性对立，对其光芒的恐惧，避之、毁之，并诱使另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这个宝藏之旁俳徊几圈之后，也跟着糊里糊涂地离开，甚或还骂上几句。
社会是需要秩序的，没有秩序的社会只能导致自我的毁灭。无政府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构建何种主体为中心的秩序却关系着秩序的基本价值取向。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思想家们和政治家们历来都是以统治者的姿态，自己先享了清福，然后又强制性地要求另一些人们遵守由他们拟订的据说是代表这个社会一般利益的秩序的。而毛泽东的政治话语试图结束这种历史，构建完全不同方向的另一种秩序图景。这个图景说到底便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不正是这样一种图景吗？
但是，有什么感到费解的吗？没有，如果你真正读懂了马克思主义。这只不过是毛泽东作为一代自觉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逻辑发展。马克思说，我的全部学说就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前提，毛泽东则将其在中国付之具体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没有局限吗？当然是有的，便是他的这种图景还主要地停留在政治话语中，并未能进一步形成清晰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及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获得大众的广泛认知。但这不是毛泽东的过错，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使然。历史也许只能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其实历史是一个包袱最为沉重的老人，停停走走，曲曲弯弯。毛泽东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而从毛泽东自身而言，他已经是做得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这点，并感到无奈，他不可能离开时代而独自走向历史的深处。他只能回顾头来，静静地看着他那些需要争吵、理解和回味的人们。
不是吗？“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实际上，毛泽东话语体系中许多精髓的内容已经在各种文件中被一再强调，如密切联系群众，管理就是服务，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等，毛泽东话语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已经到处流淌。
但直到现在，“六亿神州尽舜尧”！有多少人读白了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及其个中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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