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里的尘缘旧事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八大胡同自古名

　　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有两个概念，从隘义上说，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因为中国人爱将同类事物归类然后说个大概数，如天桥八大怪、唐宋八大家、八大祥、燕京八景。其实，“八”字在这里是个虚数，只是表示其多。这八条胡同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　　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　　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　　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　　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　　貂裘豪客知多少，　　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许多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八大胡同的区域因时间不同说法不一。　　后来八大胡同附近又有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十条胡同”之说。即：王（王皮胡同）、蔡（蔡家胡同）、朱（朱家胡同）、百（百顺胡同）、柳（谐音：留守卫）、石（石头胡同）、广（王广福斜街）、火（火神庙夹道）、燕（燕家胡同）、纱（小李纱帽胡同）。这十条胡同的说法，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此地区除公开营业的妓院之外，还有无照的暗娼及游娼。1949年，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暗娼有17家，分布在延寿寺、施家胡同、掌扇胡同、虎坊桥等12条胡同。所以说清末民初在大栅栏这一带就有三十多条的胡同中存有妓院。还有一种游娼，是以旅店为活动之地。民国时期大栅栏地区有110家，大、中、小旅店，如惠中、撷英、国民、光明、春华、留香、远东等大饭店，中美、林春、中西、庆安、玉华、云龙等中等旅馆，杨柳春、悦来、永裕、华北、新丰、金顺、大同、大兴、大生等小客店，均有游妓出没，约有10０多人。　　民国时在“八大胡同”以南的天桥地区也存在大量的暗娼，如大森里、莲花间、四圣庙、花枝胡同、赵锥子胡同、金鱼池大街、蒲黄榆的黄花楼，还有朝阳门外的东三里、神路街，这些都是二三等妓院所在区域。　　当时妓院在北京的各区都有，惟独前门外较多，而天桥地区与八大胡同只有一街之隔，是连成一片的。　　另外，小观胡同（今前门外好景胡同）、西兴隆街、磁器口新生巷、培乐园、西南门外黄土坑等，都曾是四等妓院的聚集地。　　因为前门外大栅栏中的八大胡同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地区，所以我们选取了这儿加以重点介绍。　　八大胡同应是在清初期奠基，清中期兴起，清末与民国期间终成“大名”。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八大胡同自古名(2)

　　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以相公业为生的。　　《清稗类钞》言之甚详：“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　　《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　　（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　　乾、嘉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同年间，则多在城外。　　据《燕京评春录》记载，光绪初年又移于西城砖塔胡同。《塔西随记》中说：“曲中里巷，在西大市街。西自丁字街迤西砖塔胡同，砖塔胡同南曰口袋底，曰城隍庵，曰钱串胡同。钱串胡同南曰大院胡同，大院胡同西曰三道栅栏，其南曰小院胡同，三道栅栏胡同，曰玉带胡同，曲家鳞比约二十户。初时共三五家，多京籍人。今则半津站人矣。初有而今仍有者，天喜、三喜。初有而今无者，天顺、三宝。初有而今易名者双盛，旧为聚凤，万升旧为西连升也。”又说：“双顺、天喜、天顺所居，为其世产。余皆赁之——大约于光绪初叶，一时宗戚朝士，趋之若鹜。后为御史指参，乃尽数驱逐出城。及今三十余年，已尽改民居。”　　按此说法，当时京城青楼妓院，光绪中叶时已被驱逐于城外。　　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　　此时，苏杭一带女子联袂云集京师，与北方妓院，形成明显区别，所以有“南班子”、 　　“北班子”的称谓。因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上述八条胡同内，所以继承了“八大胡同”的称号。又因达官显贵经常往来出入于此，特别是民初参众两院政治斗争和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阴谋也多在此进行，所以“八大胡同”之名，不但享“誉”京城，而且声震南北。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1)

　　百顺胡同　　百顺胡同原名柏树胡同。明朝称柏树胡同，因种有柏树故得名。清初谐音取“百事顺遂”的含义，更名为百顺胡同。　　百顺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西南部，全长245米，宽5.7米。　　百顺胡同的东口是陕西巷,西口开在大百顺胡同，与它并行的北面是韩家胡同，南面是东壁营与西壁营胡同。　　在八大胡同中百顺胡同名气最大，各个院落的历史沿革也较复杂，很多院子自建造起经过多次易手，有一些老住户也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百顺胡同最初曾设有太平会馆、晋太会馆。会馆后来大多改为民居。山西太平会馆建于清乾隆年间，初称太平会馆，后改名太平试馆。著名藏书家、山东益都李文藻曾假寓馆内。咸丰年间，移馆王广福斜街，定名“太平试馆”。馆匾为大青石料。　　1952年在24号成立了新中华评剧工作团，有演员67人。　　据说李文藻进京朝见乾隆皇帝时，曾在这条胡同住过。著名的春台班就在这条胡同中。京剧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的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胡同内居住。“三庆班”原在韩家潭，后来也迁到百顺胡同。梅兰芳1900年迁至此地居住过。有许多古迹已无处可寻，但当我进入40号院俞菊笙的故宅时不禁眼前一亮，它的宽大，它存贮下来的遗迹似乎向你表明，它的主人像刚刚离开。　　俞菊笙(1838～1914)原名光耀，祖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幼拜张二奎为师，出科后曾主持春台班多年，以武生挑班唱大轴。曾与汪桂芬、胡喜禄、黄三雄等合作演出。他为人豪爽，急公好义，人称“俞毛包”。长靠、短打均长，演戏风格勇猛威武，矫健雄伟，世称“俞派”。武生勾脸戏《铁笼山》等亦由俞所创始。他戏路宽广，擅演神怪戏，常演剧目有《挑滑车》、《长坂坡》、《艳阳楼》、《铁笼山》等。弟子杨小楼、其子俞振庭亦受其传授。　　38号则是戏剧大师迟月亭的故居。迟月亭(1883～964)，谱名振源，乳名亮儿。原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为武老生迟遇泉(春祥)之三子。幼从崇富贵、丁俊练功，后入小天仙科班，与谭小培、阎岚秋等同科，先习老生，后从杨隆寿习武生，以短打戏见长……　　“老夫子”陈德霖也住在此胡同。陈德霖(1862～1930)名钧璋，小名石头。原籍山东黄县，出生于北京。从程章圃学刀马旦，又从朱莲芬和朱洪福学昆曲戏。出科后搭入三庆班。陈德霖的演唱风格，师法于时小福和余紫云。他与谭鑫培、孙菊仙、俞菊笙、刘鸿声、杨小楼等合作，一直到1930年逝世前，从未间断过舞台生活。他是继梅、时、余之后，王瑶卿之前，京剧青衣的代表性人物。有“老夫子”之称。对“四大名旦”及后世旦角艺术发展影响深远。　　百顺胡同34号的“四箴堂”是京剧老生前三杰之一程长庚的“堂号”。他的堂号代表了他本人。据说当年他演出时的戏报就写“四箴堂”，不写他的名字。　　程长庚（1811～1880），谱名程闻檄，乳名长庚。祖籍安徽省潜山县河镇乡程家井，为程氏五十一代裔孙。清嘉庆十六年农历辛未十月初七日生人，道光年间入京，曾先后居住石头胡同和百顺胡同，寓所名“四箴堂”。同治、光绪年间曾掌三庆班，同仁尊称其“大老板”。工文武老生，能戏300余出，擅演《群英会》、《华容道》、《战太平》、《捉放曹》等，他与春台班余三胜、四喜班张二奎，为京剧第一代演员的三位老生杰出人才，虽比余、张享名较晚，但其威望极高，名列“三鼎甲”之首。　　据了解，百顺胡同一带今后将成为戏曲民俗展示区。　　当年从胡同西口依次排列的妓院有潇湘馆、美锦院、新凤院、凤鸣院、鑫雅阁、莳花馆、兰香班、松竹馆、泉香班、群芳院、美凤院等十几家一等班子与几家北方班子。还有日军侵华时日本人开的6家妓院。这儿还有尚元膏大烟馆、白面房、日本酒馆。　　1949年封闭各妓院时曾在这儿设有几个妇女生产教养院。　　从这条街上的遗存你还可以看出当年一等妓院房屋装修之精良。由于它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所以相应的饭庄与赌场也一应俱全，现在的49号院，是个由四面楼围起来的院落，每面上下各4间房，楼上共32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楼梯通到楼上，现在老楼梯还在，楼上也还有雕花的栏杆。真是雕栏玉砌今犹在。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2)

　　小力胡同　　小力胡同，曾用名小李纱帽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东部，起于大栅栏西街止于大力胡同，南北走向，全长182米，均宽4米。　　小力胡同原名小李纱帽胡同，是“八大胡同”之一。这条胡同不大，总共有21个门牌号，但是在老北京，这儿的妓院几乎一家挨一家，这里的妓院有二等也有三等，它们分别是：泉升楼、兴春院、金美楼、天顺楼、明春院、新美楼、新升楼、华宾茶室、鑫凤院、清香院、双凤楼、德盛楼、青松阁、鑫美院、永泉下处、双宝堂。泉升楼在胡同的中部路西，是小力胡同中保存最为完好的。　　小力胡同10号原是小力胡同茶室，破损后重建，但结构并没有什么大变化，现为民居。　　青风夹道　　青风夹道曾用名火神庙夹道，其全长152米，宽2.5米。原为火神庙夹道，也叫三圣庵。青风夹道１号就是火神庙原址。火神庙夹道原有妓院12户：金福院、连升院、怀春堂、翔瑞院、凤翔院、元福院、民升院、喜顺乐户、庆春、富升楼、春满院、福全。因为巷子本来就不大，所以清末民初这里基本上都是妓院。　　现在的25号就是凤祥院，也有人说还有永花店、天衣店、大和店等，估计是在不同时期因店名的更改而有此说法。现有住户都是1949年之后或通过房管局或是单位分配来的。　　这条小巷现在有4个弯，最窄处可与钱币胡同相比，也只有40多公分。　　石头胡同　　石头胡同，自明代至今均称石头胡同。1965年将增禄里并入。位于大栅栏地区中南部。基本呈南北走向。北起铁树斜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东侧从北向南与小杨茅胡同、燕家胡同、棕树斜街相交；西侧从北向南与小石头胡同、万福巷相交。上世纪70年代时全长448米，宽5.9米。门牌：1-129号，2-80号。现在因为修两广路拆除近30米。胡同内原有望江会馆、盂县会馆、严陵会馆、龙岩会馆。　　福建龙岩会馆：坐落在石头胡同，有大小房屋18间。为龙岩一烟商捐助，是龙岩举子晋京驻足之地。民国五年，因石头胡同是妓院集中之地。以议员连贤基为代表的会馆委员会，提出集资卖旧买新迁馆别移。此主张得到了龙岩中学、龙岩商会等70余家的支持，购得贾家胡同房屋一处共42间，龙岩会馆遂迁至新址。清嘉庆年间，安徽嵩祝戏班进京后曾驻此胡同内。旧时胡同里五行八作俱全，从北向南有大北照相馆、西医诊所、大陆戏园、三合成书茶馆、祥聚公饽饽铺、大昌油盐店和酒馆、大烟馆、白面房、当铺、棺材铺等，南口路东是恒庆澡堂子。清代至1949年，这条胡同还是二等妓院的集中地。关于这些妓院的名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金福院、连升院、怀春堂、翔瑞院、凤翔院、富升楼等12户；一种是桂香班、贵连班、品乐茶室、荣华楼、玉乐茶室、庆华茶室、三福班、天升楼、蕊芳园、艳春班、贵福茶室、元春班。不过后者较可信。　　曾有著名艺人回忆说：“我们师徒三人去串妓院卖唱，从天桥福长街二条到石头胡同，进南口串起来。每到一家，先从背上将师兄放下，老师拉京胡，师兄拉二胡，我打板，拉个‘小开门’或是‘夜深沉’。接着，我拿着剧目到各屋里问问：‘老爷，您听哪段二黄吗？’每个院都是这样。从石头胡同中间往东，经王广福斜街、博兴胡同、大李纱帽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火神庙夹道，再往西往返石头胡同，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基本上每天如此”。94号是评剧公会的所在地。1956年，撤销“评剧公会”，成立“北京市评剧工联合会”，会址迁至樱桃斜街。94号后来又改为旅店业公会。现为民居。　　1952年在这条胡同中还成立过北京实验评剧团，有演员95人。现已改建它用。　　余三胜故居，位于石头胡同61号，三进院落，前院东房3间，大门道直通北游廊，西房3间；中院上房（西房）3间半，带前廊，北房、南房各2间；南跨院设南房3间。现为市文化局所有的民居。　　余三胜（1802-1866）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名开龙，湖北罗田人。原唱汉调老生，于清道光中期继著名汉调老生王洪贵、李六之后进京，搭徽班演出。后为“四大徽班”之一春台班的台柱，时京城观众评论王、李二人给京城工曲舞台带来了“楚调新声”的西皮调，而余三胜的来京，在声调上于汉调皮黄和徽戏二黄调腔基础上，吸收昆曲、秦腔演唱之长，还将青衣小腔融于老生唱腔之中，吐字以湖北音为主，创造出抑扬婉转、优美动听的京剧唱腔；在念白上，他将汉调语言特点与北京地区语言特点相结合，形成了易于京城人听得懂又具京剧舞台语言的念法。因其创造的唱腔、念白富于汉剧特色，时称“汉派”。　　余三胜戏路宽，文武皆佳，擅长剧目有《定军山》、《当锏卖马》、《鱼肠剑》、《碰碑》、《捉放曹》、《打棍出箱》、《牧羊圈》、《楚庄王》、《乌盆记》等。道光、咸丰年间与程长庚、张二奎并称“老生三杰”、“京剧三鼎甲”，系京剧形成之初的代表人物。其子余紫云，是“同光名伶十三绝”之一。其孙余叔岩为京剧“余派”老生创始人。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3)(图)

　　值的一提的是曾住37号的张二奎。张二奎（1814～1860）是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又名士元，原籍河北衡水，幼时随父经商来京,嗜爱戏曲。二十余岁时曾任工部都水司经承。常以“票友”身份在和春班客串演出。张二奎因触犯规定而被革职，为了生计，他正式下海搭和春班演出，后入四喜班。1845年成为四喜班主演和领班人。咸丰年间自组双奎班。　　张二奎在北京的故居有两处，一处位于永定门大街路东之忠恕里;另一处就在石头胡同39号，院内有东、西房各2间及南房1间，大门坐西朝东，现为民居。　　张二奎嗓音宽厚洪亮，唱腔朴实，不尚花腔，咬字坚实，以高亢激越、平稳沉炼著称。时称“奎派”或“京派”。他与余三胜、程长庚并称京剧形成初期的“老生三杰”、“京剧三鼎甲”。曾当选为精忠庙会首。因其扮相雍容大方，擅长演帝王贵胄一类角色，以“王帽　　戏”著称。常演剧目有《打金枝》、《金水桥》、《上天台》、《回龙阁》等。宗奎派唱法者有许荫棠、常九峰、周春奎、刘景然等，声名显赫，时有“年少争传张二奎”的诗句。其舞台生涯不长，咸丰十年据传因其母病逝，治丧大摆排场，“以优伶潜用官宦排场举动”而定发配罪，死于通州。门下弟子有杨月楼、俞菊笙，时称“文武双璧”。   

　　朱茅胡同　　朱茅胡同原名猪毛胡同。　　朱茅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中部,全长240米，宽2.3米。共有1号到49号，约49个院落。胡同北起大栅栏西街，南止燕家胡同南部，西面是燕家胡同与它并行，东面则是朱家胡同，在它的北部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横街（西杨茅胡同）穿过，南部与燕家胡同并入一处，总称为燕家胡同，它处于八大胡同的包围之中。1949年前统计有妓院11户，他们是：忠福院、富桂堂、清华院、会友茶室、银香茶室、银香、春香院、艳福茶室、兴华园、华美楼、魁顺。最知名的则是今天的9号院，这是一座二层的小楼，实际上也是由南楼北楼与西楼组成的带天井的一个院落，其上下共有28间房,每间只有8-10平方米。它有一个拱形的楼门，上有砖雕的“福禄”二字。在这两个字的上方则是砖雕“聚宝茶室”的牌匾。　　在朱家胡同的北出口东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但原用途不可考，现为旅馆。西面上世纪80年代是一家国营的小吃店，今天则是几家小商店与一家旅馆所在。但它的历史不可考。棕树斜街　　棕树斜街，位于大栅栏地区东南部，东北至西南走向。北起大力胡同，南至石头胡同，全长310米，宽7.8米。门牌1-103号，2-80号。　　清代称王寡妇斜街，后改称王广福斜街。1965年将广福巷、口袋胡同并入，改为现名。明末清初妓院较多。当时有王姓寡妇在此开设妓院很有名气，故得此街名。清《京师坊巷志稿》就称王广福斜街。1965年，定名棕树斜街。目前棕树斜街还有一条二条两条街道。清末民初，街内曾先后建有山西汾阳会馆、江西新建会馆等。另有一品香浴池、蒋记饭馆、落子馆和演唱河南坠子和大鼓的娱乐场所以及当铺、酒馆等。旧时这里是三等妓院的集中地，为“八大胡同”之一。旧时之所以这么多的三等妓院集中在这儿，主要是由于原在韩家胡同的一等与二等妓院中的北方妓女被南方新来的妓女挤压到此。历史上有名的有久香茶室、聚千院、贵香院、双金下处、全乐下处、月来店下处等20多家。另有一品香浴池、落子馆、酒铺、店铺等。有妓院20余处。现均为民居。街中部有棕树斜街小学。1949年前统计时计有妓院９户：广兴院、金鸣院、宝顺茶室、文华院、连升茶室、双福茶室、萃湘茶室、荣鑫楼茶室、同义楼。　　元兴堂饭庄的原址也在这条街上，元兴堂饭庄系牛街厨子冯金轩创建于清咸丰年间。当时服务对象主要是清廷王公大臣、绅商富贾。民国初年也多为军阀政客，北洋政府的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等常至用餐待客，曾鼎盛一时，1932年倒闭。　　朱家胡同　　朱家胡同一直叫朱家胡同，其北口在今天的大栅栏西街，中部转弯后向东与大力胡同相接。其原名留守卫。留守卫是辽金时之禁兵营卫故址。朱家胡同,早年曾分为留守卫胡同和羊毛胡同。它全长220米，宽4米。　　民国时期这条胡同有三等妓院20多家,历史上有名的有怡春楼、陆生院、洪顺下处等，1949年前统计时还有妓院９户：迎宾楼、瑞福院、名花楼、美源楼、两顺下处、金生楼、民乐院、久香茶室、全合。与朱家胡同相连的有清风巷、清风夹道、朱茅胡同、西羊茅胡同等。在这条胡同中也住过不少名人。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4)

　　韩家胡同　　韩家胡同原名韩家潭，位于大栅栏地区西南部，东西走向，东起陕西巷，西至五道街，其西口与铁树斜街、堂子街、五道街汇合相通。全长360米，均宽5.7米。门牌1-57号，2-82号。明代此处地势低洼，凉水河一条支流在此积水成潭，故名寒葭潭。清代因内阁学士韩元少在此居住，改称韩家潭。1965年改为现名。　　清康熙初年，戏剧评论家李渔寓居于此，建芥子园，后改为广州会馆。这条胡同还有浙江上虞会馆、梨园公会等。　　四大徽班进京。其中以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为主的三庆班就住在韩家潭。后有很多剧团和京剧名家也寓居于此。时有“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之说。　　20世纪50年代，以谭富英为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的太平京剧团驻在韩家潭。老北京的梨园公会就设在韩家胡同36号院。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动的地方。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于是人们就找娈童,娈童大都出身梨园的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韩家潭一带。庚子之乱以后，朝纲紊乱，官方已不管嫖娼之事，此时才有了真正的妓院。之所以私寓集中在这儿，就因为“徽班进京”。但“徽班进京”对京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790年乾隆帝为举办八十大寿，命浙江盐务大臣承办皇会。闽督伍拉纳命其子亲率安徽三庆徽戏班进京祝禧演出，便下榻在韩家潭。　　齐如山先生在《齐如山回忆录》中所说：“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可以说都是私寓。”这私寓指的就是娈童居住之所。　　写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听春新咏》曾载：“小庆龄、三庆部。色秀貌妍，音调体俊，寓居樱桃斜街之贵和堂。”（樱桃斜街与李铁拐斜街、韩家潭、五道庙交汇处）这贵和堂“座无俗客，地绝纤尘。玉轴牙签，瑶琴锦瑟。或茶熟香清，或灯红酒绿。盈盈入室，脉脉含情。花气撩人，香风扇坐。即见惯司空，总为恼乱。拟诸巧笑之章，当嫌未尽”。《燕京杂记》也曾记载：“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迹矣。”　　这条胡同多为“南班”妓院，历史上有名的有环采阁、金美楼、满春院、金凤楼、燕春楼、美仙院、庆元春等20多家。　　1949年前统计有７户：满春院、星辉阁、美仙院、环萃阁、春艳院、留香园、明花院。1949年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设有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　　现在的韩家胡同21号原为一家清吟小班，这所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　　韩家胡同15号原是一家茶室，已破损，现为民居。　　韩家胡同32号，所有的资料都认为这是一家茶室，我在确认时，一位在这儿住了几十年的大妈说，这儿其实是一家饭馆。当然也主要是供给妓院的人们。院内已很破败。居民们不知道保护与生活兼顾的出路在哪儿。　　韩家胡同还有一家茶室在现在22号的地方，但现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公厕。我们没有找到。　　博兴胡同　　博兴胡同原名柏兴胡同。博兴胡同只有200米长，其北面有大力胡同，南面有小椿树胡同相平行，从棕树斜街的中部向东一拐，就是博兴胡同北口。在这200米之内就有妓院13家。　　现在保留下来的老院子还有10座左右。　　蔡家胡同　　蔡家胡同一直叫蔡家胡同，这条街上肯定原有一家姓蔡的大户。　　蔡家胡同东口在前门大街，西口在煤市街，其北有王皮胡同，其南有施家胡同与之平行。胡同全长279米,宽2.7米,　　蔡家胡同的主要特点是有许多精巧的老宅。施家胡同中有的大宅的后墙也在这条胡同中。在八大胡同的另一种说法中蔡家胡同也是八大胡同之一，根据它所处的位置以及老人们的回忆，我们可以说当年这儿也有相当多的二等与三等妓院，另有不少暗娼存在其中。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5)

　　大百顺胡同　　大百顺胡同，曾用名百顺胡同前河、后河。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南部。起于韩家胡同止于小百顺胡同，东北走向，全长250米，均宽5米。它位于百顺胡同的西端，其西侧与五道街相邻。　　大百顺胡同的特点是弯多而窄，呈一个Ｕ字型。其中老宅保持得比较好。我认为其遗风也比之其他胡同更有味道。　　明代称河南营，因凉水河从其北边流过。清初改名为百顺胡同后河。1965年，改称大百顺胡同。　　在12号院1952年成立了新民剧团，有演员23人。　　大百顺胡同40号是俞振庭的故居，1917年曾于此院创办斌庆社科班。该寓所坐南朝北，共分三层院落。前院北房3间，两侧半间辟为门道。南房为上3间带前廊。西房3间。原无东房，顺墙根建有游廊通往后院，现3间东房为后建。后院北房两间半，南面为一座两层青砖小楼，上下共有房11间。楼梯建于西端，栏杆为木雕装饰。东跨院仅有两间半北房。1939年俞振庭病故于此宅院。　　大百顺胡同西口40号，是“斌庆社”。“斌庆社”是北京著名的京剧科班之一，1917年由著名“俞派”武生俞振庭与果湘林合作于俞宅院内，当年振庭姐夫、名旦孙藕香亦为股东，曾任该社社长，其子幼承家学亦带艺搭入此班。此班学生，以“斌”、“庆”、“永”三字排名。　　从百顺胡同西口向左一拐就是大百顺胡同,右侧是18号。正前方就是百顺胡同40号院的楼　　梯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宅上有专用的楼梯间。　　大力胡同　　大力胡同，曾用名大李纱帽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东南部，起于煤市街止于棕树斜街，东西走向，全长110米，均宽5米。　　大力胡同其东口在煤市街，西口与朱家胡同、棕树斜街相接，小力胡同南口也开在这儿，大栅栏办事处就是这条街上。　　在这里已没有妓院的残存。据记载现在的3号、17号就是原有的二家妓院改建的。现在这个3号也在拆除之中。这条胡同倒是有许多饭庄，最有名的是同福居饭庄、同顺居饭庄，这两个饭庄主要卖锅贴与坛子肉。西口还有几家小饭馆，我们还可以看到20几年前的“新兴饺子馆”。有许多房子在不同的时期做过不同的用途，我在拍摄这条胡同时就看到不同时期的商号牌匾字迹的重叠。　　大力胡同东口路南为各家店铺遗迹，现在分别为：大力胡同2、4、6、8、10、12号，现为民居。　　新中国电影院原来也在这条街上，但现已拆除。　　从2号到12号，门面上面有不少不同的商号，细看之下有照相、洗浴、清真馆之类。这座小楼虽属许多不同的商号，但可以看出它是一座完整的小楼，可能是房主外租或几家商号联合建造。　　大力胡同茶室17号，已破损，现为民居,淹没在一片小房之中。　　大外廊营胡同　　大外廊营胡同，曾用名外廊营。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中西部。起于韩家胡同止于铁树斜街，南北走向，全长215米，均宽4.2米。明代称外郎营。至清代逐渐形成两条胡同，并转化为大、小外廊营。1965年，分别改为大、小外廊营胡同。民国时这条巷子中常有暗娼出没，有老居民讲，她们常到百顺胡同、韩家胡同拉客人来这儿，但是没有公开的。　　据说陈端生的故居也在这儿，但是不是在１号，现没有找到根据。我们只知道陈端生是乾隆年间的人，《再生缘》的。郭沫若说她可比司考特、司汤达。陈的作品就是在大外廊营写的。所以她的唱词里边多次提到大外廊营。后来她搬到山东，又过了14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写了第十七卷。十七卷一开头就是：“搔首呼天欲问天，追忆闺中幼稚年。姊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陈寅恪说，那就是外廊营的景儿。　　6号院是1952年新华京剧社的所在地。　　民国初年创办的《大陆报》就在此胡同。　　这条胡同中还有会馆6处：广东潮州会馆、广东琼州会馆、陕西泾阳会馆、浙江严州会馆、甘肃凉州会馆、广东镇平会馆。陕西泾阳会馆，在京有两处，其中一处就在大外廊营31号。这所会馆建馆时间较早，约为明天启年间，筹建人许国翰，官为内府侍读。会馆原为一所私宅。　　甘肃凉州会馆，坐落在大外廊营，建于雍正年间，有房7间。是甘肃在京兴建最早的会馆。至同治年间，凉州进京赶考的举子渐少，会馆多租给广东商人居住。数年后，更名广东潮州会馆。　　大外廊营1号是谭鑫培故居。谭鑫培系清光绪年间著名京剧老生演员。当年的老宅有6套院子，共有房子46间半，此外在老宅的西部还盖了一幢二层的西式小楼。这座小楼是民国六年，谭鑫培找人设计的，他对盖这座小楼非常上心，演戏之余，每天到施工现场监工。谭家从清末咸丰年间便在此居住，直到“文革”期间从老宅搬出，前后住了六代人，长达130多年。此宅分东西两院。东院正门在大外廊营胡同，现有北房3间，南房3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北房东侧跨院有北房3间。西院大门在铁树斜街（现在为大外廊营1号旁门），北房3间为上房，谭富英居住，南房3间，现在仍可看到这座小楼为北侧上下各2.5间，南侧上下各3.5间，东西为走廊，全部为砖木结构，平房均为合瓦盖顶。这座楼最出色的设计是在一层与二层中的楼梯的西墙上开有一窗，可以使下午的阳光从南面射进来，又使整个院有了特殊的灵性。现在院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　　1917年5月15日上午八时，一代京剧宗匠伶界大王谭鑫培病逝于大外廊营寓所，享年71岁。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6)

　　大栅栏西街　　大栅栏西街，呈东北至西南走向。东起煤市街，西至铁树斜街，由于它处于八大胡同的北部也就是八大胡同的“纲”的位置，所以其本身主要是为八大胡同服务的，如它有许多大烟馆、旅馆、饭店等，但也有茶室，只是因为小，所以没什么名气，如70号就是原观音寺茶室。大栅栏西街全长295米，宽8米。门牌1-93号，2-114号。明代称观音寺，清代称观音寺街，民国初期又称观音寺，1965年又改为观音寺街，因街西端原有观音寺而得名。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因其在大栅栏以西，改为现名。该街一直是较为繁华的商业街区，现除少数民居外，多为商店、餐馆、旅店。　　1945年国民党的《中国广播电台》就设在路南。1949年10月25日被查封。　　　大栅栏西街17号。这座民国式的建筑就是当时的大烟馆。大烟馆与茶室往往相伴左右。　　东壁营胡同　　东壁营胡同原名东壁营、东皮条营、皮条胡同。它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南部，全长75米，宽3米。东壁营胡同与西壁营胡同实际上是一条胡同,胭脂胡同从中穿过,由此分成了两条胡同，它的东口在陕西巷。民国时在这条胡同中最多的就是暗娼,清末时有几家半公开的妓院。这条胡同主要是从百顺胡同争夺一些客源。　　东壁营胡同8号,原为一家茶室，后拆改。现院内约住有20多家居民。　　青风巷　　青风巷原称青龙巷，曾用名有青风巷、朱家胡同横街。　　青风巷东是青风夹道，西是朱茅胡同，长97米，宽3米。15号过去是正大膏馆。清末和民国时期，这条胡同大多是二等与三等妓院，嫖客则在附近各条胡同中游走。　　陕西巷　　陕西巷的北口是铁树斜街，南口是两广路。　　它位于大栅栏街道辖区南部。南北走向。北起铁树斜街，南至珠市口西大街。东、西两侧自北向南分别与榆树巷、陕西巷头条、万福巷、陕西巷二条、韩家胡同、百顺相同、东壁营胡同相交。全长389米，宽5.7米。门牌1-97号，2-98号。　　此巷明代已成街，属正南坊，称陕西巷，沿用至今。1965年将陕西巷头条、裤角胡同、裤堆胡同并入，中段路东的裤藏胡同改名为陕西巷头条，中段路西的小死胡同改名为陕西巷二条。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其中四喜班就住在陕西巷。从清代中叶以后，巷内妓院渐多，清末民初巷内妓院多达14家，为“八大胡同”之一。赛金花开办的怡香院在此巷内。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小凤仙也曾在此搭班。巷内多饭馆、酒馆、当铺、水果店等店铺，其中有名的是杨家饭馆。曾有济州会馆和四川东馆。1949年人民政府封闭妓院，改造街巷。原妓院和会馆均辟为民居。巷南口有德寿堂药店。　　从史料记载，陕西巷应该是众多一流妓院的所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这里曾经建有上等妓院十余家，现在赛金花所办妓院的房屋建筑和布局现在保存较好。在赛金花之后，云吉班中又出了小凤仙，这两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所影响。　　1965年拆了半条胡同扩街，上世纪80年代改下水道使本巷有大的改动。　　铁树斜街　　铁树斜街原名李铁拐斜街、李铁锅斜街。后将升官巷、棚铺夹道并入。其全长551米宽约11米，呈东西走向，其东接大栅栏街，西连五道街、堂子街等。《宸垣识略》载称李铁锅斜街，后谐音李铁拐斜街。1965年，改名为铁树斜街。　　铁树斜街是大栅栏最有名的一条街，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大街。它也是纲目中的纲。铁树斜街是八大胡同与其北面商店与居民区的分界处，因为八大胡同统统在其南面，其本身有一些大烟馆与妓院，但不是特别多，它与大力胡同与煤市街一样多为八大胡同提供服务。如这条街上有很多出名的饭店与浴池，铁树斜街原有四处会馆，分别为：广东肇庆会馆、广东肇庆西馆、延定会馆、山西襄陵会馆。　　这条街上还有不少名人故居。　　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大兴人。乾隆时著名学者，好学重士，好金石、书法，尤长叙事，对当时学风颇有影响。历任编修，侍读学士，安徽福建之学政官，方略馆总裁，《日下旧闻》、《四库全书》纂修等官，著有《笥河文集》、《诗集》等。曾住李铁拐斜街。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7)

　　梅巧玲故居，位于铁树斜街10１号。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住宅。为南北长38米，东西宽13米的二进院落，均由正房和配房组成。第一进院落北房面阔5间，五檩进深，加前廊一步。此房原为一明两暗过厅，明间可通往后院。东西厢房各2间，东厢房贴南山墙建有砖影壁。第二进院落格局与前院基本相同。后院西次间宅门邻樱桃斜街。现保存完整。　　清光绪八年农历十一月初七，梅巧玲享年41岁，因病故于此宅，当年四喜班同仁与梨园界人士，为其举行了隆重的送葬，曾轰动京城。梅兰芳之父竹芬，时年仅8岁。梅巧玲病故后，谭鑫培因感激当年搭四喜班时甚得梅巧玲之关照，故每逢年节必仍至梅宅拜望。清光绪二十年（甲午）农历九月二十四，京剧大师梅兰芳诞生于东厢房内，其母为杨隆寿长女长玉。梅兰芳3岁时，不幸其父梅竹芬病故此老宅内，年仅23岁。庚子年，梅兰芳六岁时，此房产变卖，举家迁至离此不远的百顺胡同居住。　　万福巷　　万福巷，曾用名万佛寺湾。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南部,东起于石头胡同西止于陕西巷，东西走向，全长80米，均宽2.5米。在其中部有一个向北的分支,也有三四个门口,万佛寺就在这个分支的15号，已破败。　　民国以前这儿是最为热闹的地方，因为要从陕西巷及百顺胡同，韩家胡同到石头胡同、棕树斜街除了要绕珠市口大街外，最近的路就是走这条小巷，小巷中有几家妓院，但体量都不大。也有几家小饭馆。　　王皮胡同　　王皮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东部，俗称王八胡同。起于前门大街止于煤市街，东西走向，全长279米，均宽2.7米。它的北面是大齐家胡同，南面是蔡家胡同。据当地的老人回忆,马长礼曾住在这条胡同。　　由于王八胡同说起来很难听，有人问起住什么地方，被问的人就只得说在施家胡同那边。　　这条胡同中10号为民国时期的一家二等妓院。　　五道街　　五道街，位于大栅栏地区西南部，东北至西南走向。南起南新华街南端，北至铁树斜街、樱桃斜街、堂子街、韩家胡同的交会处。全长238米，宽10米。门牌1-21号，2-80号。此街明代称五道庙，因有五道庙得名。五道庙建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兵部尚书王象乾曾撰文，立“交龙碑”，称此地为正阳、宣武二门之“龙脉交通车马辐辏之地”，应以庙镇之，故建五道庙。另有一种说法，此庙是明代太监为宦官魏忠贤所建，此庙今尚存。1965年将五道庙头条、二条并入，改为现名。　　五道庙与几条街汇合的地方形成一个小广场，历史上曾号称“京城龙脉的起点”，是北京独有的斜街及五条街巷的交会处。　　从八大胡同的位置看，五道庙位于其所有胡同的最西端，再向西就到了南新华街上。可以说这儿是八大胡同的起点也是终点，所以这儿集中了饭店、赌场、药铺等，今天还可以在其北口路西看到日本人开的药铺上的牌匾。　　据老人讲，这条街因为紧靠百顺胡同、铁树斜街、韩家胡同、堂子街，所以商业兴隆。我们现在看到的老宅院基本还保持着原样。但是这儿很快就要建成一个供市民休闲的小广场了。　　可是五道庙并不在这条街上，它实际上是在不远处的铁树斜街149号。　　五道街25号曾为面粉业公会会址。　　光绪26年《京报》、《中华日报》、《京话日报》、《刍言报》就在此办公。　　五道街2号原是陕西三原会馆，38号为山西襄陵会馆。　　西壁营胡同　　西壁营胡同曾用名西皮条营。此条胡同，其全长125米，宽3米。东、西半壁街，过去是一条街，明代时称此街为半边街。清时叫成半壁街。因为街道一边有房一边无房，因此得名。　　与东壁营胡同一样，胭脂胡同从中穿过,由此分成了两条胡同，它的东口在胭脂胡同。从“西皮条营”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当年的特色。　　10号院据说是做臭豆腐闻名的王致和的家。相传王致和康熙年间进京赶考，科举未第，作起了豆腐生意。小院不大，也算不上气派，却透着文化的追求。其大门上的对联是“春踩碧海腾龙甲，花满天池起凤毛”，院内南房廊柱上还有对联“威凤祥麟瞻气象，浑金璞玉具精神”。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8)(图)

　　小百顺胡同　　小百顺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西南部，起于百顺胡同，止于韩家胡同，南北走向，全长58米，均宽7米。它也是百顺胡同到韩家胡同最方便的捷径。小百顺胡同本身当时只有一家公开的妓院，暗娼较多。　　小椿树胡同　　小椿树胡同，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东南部,起于煤市街，止于元兴夹道，东西走向，南与培智胡同，北与博兴胡同平行。全长160米，均宽4.8米。　　在这儿我们没有找到茶室的痕迹，但它也在“八大”这个大致范围之中，据在胡同中住了70多年的一位老人讲,这儿主要住的是大茶壶(妓院中的男侍)，所以我们一并列入。　　小椿树胡同3号是“武旦泰斗”阎岚秋（1882-1939）、艺名“九阵风”的故居。　　这儿还是福建漳浦会馆的原址，它后来迁到了宣武门外校场二条旧门牌20号。　　这条胡同的东部保存较好，西部改建较大。在胡同中部路南，现大明眼镜公司用地，曾属晨光眼镜公司，再早为内蒙人倒大烟土之地。没有谁同意或不同意就改建成了不伦不类的库房样子。   

　　小石头胡同　　小石头胡同，曾用名石头胡同后河。位于大栅栏地区中部，起于石头胡同，为一条不通行小巷。小石头胡同像是石头胡同的一个附件，先是东西走向，走后20几步后再向南拐,全长81.5米，均宽3米。　　胡同中部有一家百年老妓院，后为民居。保存相当完好。　　小外廊营胡同　　小外廊营胡同，曾用名外廊营、小外廊营，后将西大院并入。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中南部，起于大外廊营胡同，止于韩家胡同，东南走向，全长120米，均宽2.5米。曾有暗妓。　　胭脂胡同　　胭脂胡同原名胭脂巷，全长100米，宽约5米。胭脂胡同北口开在百顺胡同，南口开在两广路上。胡同呈南北方向，其中部有东壁营与西壁营从中穿过。现残存长仅有三四十米，胡同虽小，但常被列入八大胡同之中。在这几个胡同里胭脂胡同最短，但一等妓院有十多家。　　此地曾有店铺制售胭脂粉，主供“八大胡同”烟花女施用，故名胭脂胡同。　　明代小说《警世通言》及京剧中流传很广的王景隆（金龙）与苏三（玉堂春）的故事，有人考证就发生在胭脂胡同内的“苏家大院莳花馆”。它是一处三进四合院。其大门开在百顺胡同。　　据史载这条胡同在咸丰年间就：“香车络绎不绝、妓风大炽、呼酒唤客彻夜震耳。”　　燕家胡同　　燕家胡同，名称来源已不可考。　　燕家胡同全长257米，宽4米，共有1号到49号，约有49个院落。它北起大栅栏西街，南止石头胡同，西面石头胡同与它并行，东面则是朱茅胡同，在它的北部有一条东西方向的横街（西杨茅胡同）穿过，南部与朱茅胡同并入一处，但还是称为燕家胡同，它处于八大胡同的包围之中，其本身也有不少妓院。　　1952年在24号成立了山海曲艺社，有演员24人。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雕栏玉砌今犹在(9)(图)

　　榆树巷　　榆树巷是陕西巷中的一条小巷，在陕西巷的东侧，长约60米，宽不过2米。原名榆树大院。　　我平常走过陕西巷，只注意到陕西巷一条与二条，怎么也没有看到这条小巷，但是这天无意间走近了它。　　榆树巷1号。根据《燕都丛考》和一些史料记载，清末民初的赛金花，在北京第二次重开的妓院就在此楼。此楼为民国初期的建筑，两层红砖木楼，坐东向西，每层有7间房，每间房面积有15平方米，二楼房门前是贯通全层的木雕走廊，这就是当年赛金花头牌最负盛名的南班一等妓院“怡香院”。楼下有一小院，现在朝北开院门，门框上钉有“榆树巷1号”门牌，但现在院内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十多间简陋的窝棚小屋，应是各户自建的杂物房、小厨房。小院的前面有一座老宅子原也属“怡香院”。   

　　元兴夹道　　元兴夹道，曾用名元兴堂夹道。位于大栅栏地区的中南部，起于培智胡同，止于棕树斜街，南北走向，全长60米，均宽2米。　　元兴夹道是一条由棕树斜街通往培英胡同的小夹道，其中部向东有一条叫小椿树的胡同。　　这条胡同主要有一个残存的“一品香浴池”的门脸，这个门脸的正面在棕树斜街上，背面在这个夹道中，　　这也是我在大栅栏地区看到的惟一一个最为精致的石质门脸。　　实际上这条小巷中只有两、三个门牌号。　　延寿街　　延寿街南起琉璃厂东街东口北侧，北起大耳胡同，南北走向。东侧由南向北与炭儿胡同、笤帚胡同、茶儿胡同、耀武胡同、三井胡同相交；西侧与百合园胡同、泰山巷、刘家胡同、佘家胡同相汇，全长360米，均宽5米。门牌1-89号，2-140号。该街形成于明代，属正西坊。街北口西侧旧有延寿寺，街以寺庙得名。寺院始建于辽代，是建制规模很大的古寺。最早，西南琉璃厂都是延寿寺的辖地。因为其地多寺空旷，辽攻北宋时破汴京，所掠获的车辇全放在延寿寺中。当时被掠的宋钦宗囚于法源寺，其后妃就囚于延寿寺。后延寿寺被毁，明朝正统年间重建，现已无存，只留有一条街名。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花枝胡同、隆源兴夹道并入，定为现名。清代街内曾建有江苏吴县会馆、广西平乐会馆。街南口南侧有王致和南酱园。20世纪60年代，该店并厂迁走，其旧址成为延寿寺粮店。　　延寿街在清末与民国的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公开的妓院与暗娼，因为它不在八大胡同的区域，所以在提到八大胡同时少有提及。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物是名非谁人知

　　现用名　曾用名　　大力胡同　大李纱帽胡同　　大百顺胡同百顺胡同前河、后河　　大外廊营胡同大外廊营、外廊营　　小力胡同　李纱帽胡同　　小石头胡同石头胡同后河　　小百顺胡同小百顺胡同　　小椿树胡同小椿树胡同　　小外廊营胡同小外廊营、外廊营　　王皮胡同王八胡同　　石头胡同石头胡同增禄里并入　　东壁营胡同东皮条营、皮条胡同　　西壁营胡同西皮条营、皮条胡同　　百顺胡同柏树胡同　　朱茅胡同朱毛胡同、猪尾胡同　　朱家胡同朱家胡同（留守卫并入）　　胭脂胡同胭脂胡同　　博兴胡同柏兴胡同　　韩家胡同韩家潭　　蔡家胡同蔡家胡同　　燕家胡同燕家胡同　　万福巷胡同佛寺湾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销金窝里无道德(图)

　　八大胡同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转型期看得犹为明显。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君主政权以后，伴随着政治权威的丧失，与其一体的部分道德伦理观念亦开始解体，有人说：“国民道德之堕落至今日已达极点，人心不古，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机作恶，真是人心日下了。”　　在近代城市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沦丧，而新的价值观念又难以短时间形成，价值的多 　　元或真空往往使市民无所依从，为越轨行为开了方便之门。市民对“妓”和“烟”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因而作为社会问题甚或社会病态的吸毒和卖淫，逐渐获得了民间的迁就甚至认同。　　市民观念的转变使公开狎妓成为寻常之事，嫖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狎妓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进妓院已和进饭馆无甚差别。在无形之中，妓女身份得到许多市民认同，甚或成为某种象征与潮流。　　首先，娼妓和鸦片能满足部分城市下层市民的生存需要。近代城市社会在纵向上的分化较大，官僚、商人、资本家及军阀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相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这也是有许多男性单身生活的原因。而几角钱即可逛一次妓院，则可满足贫穷光棍汉的冲动。这便为娼妓卖淫提供了广大的市场。　　其次，妓院和烟馆也往往是情感发泄的重要去处，许多市民吸毒、嫖妓，表现消极堕落，及时行乐，表达对人生的无望和对社会的不满与报复。   

　　妓院和烟馆在某种程度上排泄了这些焦虑与不安，对病态社会的维持却有一定的安全阀作用。　　这些妓院还使很多商人破产。在大栅栏有一家纸行的掌柜因常去石头胡同某家妓院，被合伙人知道后撤股而散。　　还有的家庭原有万贯家财，在与妓女有了感情后出卖家产，不惜万金为她买身。但老鸨此时都要狠狠地敲嫖客一笔钱。这样的例子在八大胡同中并不少见。但在八大胡同发财的人也同样多。民国时这儿成了社交的舞台，许多交易就在这儿达成。　　八大胡同中的客源可谓上至达官贵人甚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　　据野史说，同治为了寻找欢乐，溜出皇宫，到北京八大胡同，找妓女嫖娼，得了梅毒，后不治而亡。由此可见，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使这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小社会”。　　又据《冯玉祥自传》记载，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谢宴会，主人设席于石头胡同。席间到处莺歌燕语，婉转娇啼，他“简直待不住了”，离席而去。　　冯玉祥对八大胡同深恶痛绝，为诸多迷失在胡同里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他在自传中记载：有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可以说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后期，是整个中国社会“培育”了一个“八大胡同”，是人们需要一个“八大胡同”，需要才是它出现的基本。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赌场毒界群丑图(1)(图)

　　旧时八大胡同“生物链”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务人员、妓女、嫖客、黑社会、周边服务行业，如大烟馆、赌场等。　　妓女是生态核心，又是生物链的最底层。在这个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乱圈子里，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卖壮阳药的纷至沓来，都在八大胡同中讨生活。　　1.烟馆　　从清代到民国，政府对吸毒时禁时弛。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　　1729年雍正帝颁布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禁烟令以后，先后又有道光年间的林则徐禁烟，1906-1917年的清末民初十年禁烟，1935-1941年国民党六年禁烟计划等多次禁烟，都因时局动荡、政风腐败等使得烟毒禁令成一纸空文。特别是官场吸毒的示范效应，使吸毒具有了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十年禁毒期间，据禁烟大臣端方报告，全国已戒烟者500万人，其中官员就有100余万人。　　近代城市中的烟馆，不仅是满足烟瘾，而且体现吸食者的品位。这些烟馆适应不同顾客的需要，当时吸毒已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鸦片成为应酬客人的必需品，吸毒成了有钱有闲有地位的象征，以至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又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　　因为公娼的合法性及吸毒的社会认同，在高级妓院，“往来无白丁”，通过狎妓冶游，“叫局”、“吃花酒”、“打茶围”等，不仅可以销金泄欲，而且能洽谈生意、买官卖爵。　　在北京娼业最为昌盛的民国六七年间，八大胡同的嫖客有“两院一堂”之说。同样，吸毒也兼有谈买卖、拉关系、联旧谊、结新知的社交功能，烟馆成为一种兼有消遣、娱乐、社交、议政等多种功能的“公共场所”。　　上世纪20年代有句俗语：“不会抽烟的人当不了大官”，烟土成为通行的招待品，不会抽烟就等于不善交际。而后者随着社会的默契认同，鸦片和妓女成了一种符号象征。　　烟毒泛滥，使无数财富化为乌有，尤其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烟毒最剧之时，全国有8000万吸毒者，以每人每天平均耗毒资0.1元计，则一年便消耗29亿元，远超出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本统治之前，北京就有吸毒的。当时的政府设有缉毒所，地点在西直门外紫竹院西边万寿寺内，发现吸毒上瘾的就送到缉毒所，戒了毒瘾再放出来，进去三次后仍然还吸毒的，被缉毒所抓到不审问，直接拉到天坛根就地枪毙，惩罚得很严厉。　　那时候只有吸鸦片烟的，日本鬼子进北京之后，将白面带到北京。白面房子就像瘟疫一样迅速传开。开设在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共有十三处；西四现在的胜利电影院，那块地方原来是一个大院，叫西安市场，里边设有白面房子。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这条几百米的小胡同，就有三家白面房子。院内经营此业的清一色全是韩国人，当时北京人叫他们高丽棒子。他们依仗日本的势力，以高出几倍或十几倍的房价租用民房开白面房子。房主见利忘义，谁给的钱多就租给谁，把原来的房客哄走出租给韩国人开白面房子用。只要哪个院里一住上韩国人，吸毒的人就纷纷而至，不用宣传广告，门前也没有招牌幌子，吸毒的进进出出。这种买卖伪警察管不了，他们也不敢过问。　　韩国人与日本鬼子差不多，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吸白面的人要上了瘾，就离不了他们。先是用钱买，可以在他屋里吸，去几次没钱了，就偷拿家里的东西，典当到白面房子。什么东西他都要。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赌场毒界群丑图(2)

　　吸毒的人上了瘾就不能称之为人了，甚至有的居民夏天在院中生火做饭，一不注意，他会把火给你倒掉，炉子搬走，换成白面。有的连狗都不如，把亲生的儿子女儿押在那儿，作为吸毒的开支。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就到附近白面房子中打听，找到以后、韩国人看你的穿着打扮像是有钱的，就提出高价，限几天之内交接领人；看到对方真是穷苦就少要点。　　当时有个叫张子培的，民国初年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胡同开设庆余堂妓院，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白天，到亲友家去过瘾，到了夜深人静，他就在家中吸食。当时收藏烟具是法令所不许可的，所以他的烟具都是一些代用品。用手油灯作烟灯，棉花线作捻儿，鸭蛋壳作烟灯罩。他常自解嘲似地说：“这算什么？我总算还有一杆烟枪，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拿茶壶嘴作烟枪呢！”　　张子培的后人回忆说：“妓院的掌班、老鸨，十个之中，有八九个是离开鸦片不能过日子的。”他们从妓女身上残酷剥削下来的金钱，有很大一部分就从烟枪中喷了出去。为了供给他们的需要，在八大胡同中，真是烟馆林立。　　韩家潭、百顺胡同哪一条胡同都有几家。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二三间屋子。烟馆的主人多数是自己吸食了鸦片，不能另谋生计，就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了大烟。设备是非常简陋的，漆黑的一间小屋子，床铺上放着一份充满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前来吸烟的人，都是些社会的渣滓、小偷、人口贩子等。　　这些大烟鬼，都是弯腰曲背，双肩紧耸。凡抽白面儿者，无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　　有“白面儿鬼”之称。白面儿鬼抽白面儿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先将一支烟卷磕空了一头儿，然后将白面儿小心翼翼地倒进去，以火点燃慢慢吸之；另一种是将一包儿白面儿全倒在锡纸上，划着火柴烧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儿受热后即化成烟雾，张嘴吸之，即可全部进入肺脏。　　开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当时鸦片的价格，以普通烟土计算，是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照例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烟，一钱烟就可以卖到一块钱之多。这还不算，烟馆为了拉拢主顾，有的对上甘油，使烟膏甜润适口；有的则往烟膏里放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还使用白兰地酒。　　一两烟土可以羼上一两酒，这样下次烟客不来这家吸烟，就会觉得不过瘾，甚至于肚子疼……　　当时八大胡同里最有名气的叫骆驼阿四。他卖烟的时间最久，所用的烟土比较讲究，因此驰名。他就是在煮烟时羼对白兰地酒。他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靠山硬。他是青帮，曾拜吴金宝为师，吴金宝是妓院里面称霸的人物。有了金宝给骆驼阿四撑腰，所以他在这些烟馆中间势力最大。　　又如韩家潭16号的黑皮老太，丈夫在饭馆当账房。因她吸上鸦片，丈夫供应不起，她就开了烟馆，边卖边抽。　　上面所说这种烟馆，设备都很简陋，南方话称之为“燕子窠”，那是很低级的。一般穿长衫的大人先生们，自然不便前去了。　　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间（1935-1936年），在石头胡同“天和玉”饭庄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里面备有铜床、铁床，有雅座，有散座……来吸烟的人，还可以叫条子招娼妓，正好适合当时社会颓废堕落的风气，所以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处，就先后开设了好几家这样的大烟馆。于是“燕子窠”的营业，自然相形见绌了。散座是一间大屋子，屋子里有一个大炕，炕上有许多烟鬼，脊背靠脊背，躺在那里吸烟，就像罐头沙丁鱼一样。伙计蹲在炕的下边，给客人烧烟。旁边有个小桌，可以随便叫酒叫菜。一个烟馆里面，掌柜、账房、伙计，大概要用十几个人。　　不过有些抽惯了“燕子窠”的人，还是不上大烟馆。　　“燕子窠”大烟馆固然可以从卖烟上得到很大利润，但他们所卖的烟土还是从专卖大烟土的地方批发来的。这些专门出售大烟土的人，比开个烟馆利润大得多了。这些出卖烟土的人，和地面官警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他们都另有其他公开营业作为掩护。　　据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讲，在韩家潭对面的“义和坊”油盐店的东家，人称张大胖子的，开着两家油盐店，还在前门外煤市街开了一家纸铺。表面上，他是个殷实商人，实际上却是专卖烟土的。每一个卖烟土的，手下都用着很多人，随时把货送到顾客家里。　　他们也常利用报贩给他们送货。报贩到门口，嘴里嚷一声“送报”，顾客前去接报，鸦片就随着报纸递过去了。即使同住的院邻，也不会发觉。　　李铁拐斜街57号原有个金鸿斌，是个专门批发烟土的大卖主，他是以在骡马市大街开洋货铺为掩护的。当时，像张大胖子、金鸿斌这样的商人，为数很多。　　还有个王大森，在虎坊桥开了个“王大森医院”，表面上是个专门戒烟的医院，其实也是他卖烟土的掩护。在他的医院里有个大花池子，里面装的全是烟土。出卖烟土的方式很多，卖烟泡，是用蜡纸一块一块分别包好；烟膏子则装在铁匣子里。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赌场毒界群丑图(3)

　　如果说，开烟馆不如卖烟土赚钱多，那么，卖烟土又不如运大烟的利润大了。运大烟更是非有政治背景不可。　　民国初年，讲究抽“人头土”、“马蹄土”，那都是从印度进口的，价钱最贵，据抽烟的人说，这种烟最过瘾。这些鸦片利益主要被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所垄断。　　到中国军阀割据时代，各地纷纷种烟。市面上盛行东北的“冻土”，云南的“云土”，广东的“广土”。据说，东北烟土的特点是劲头儿最足，抽了烟之后，烟灰还可以抽，能够反复抽好几次，因此受到很多买主的欢迎。　　华北沦陷以后，日本人进一步毒化中国，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普遍，更公开了。但运卖鸦片却非勾结日本军部或者身穿日本军衣不可，否则很难偷带鸦片。大烟土贩自然也非走日本军部的门路不可。　　日本人对运鸦片，查得紧，限得严，卖鸦片的人就想出方法来应付。韩家潭10号“联三元”钱铺的掌柜李某，原来和外二区（民国时大栅栏地区）的警察官是儿女亲家，他借这个势力，贩卖烟土。　　卖烟、运烟的人，只顾自己赚钱，把鸦片这种毒品，散布到各地，使一些人染上这种嗜好，它的危害之大，是无法想像的。好好的一个人，吸上了烟，不久就面目黧黑，走了人样　　。吸烟的时候，更是丑态百出。　　吸烟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精神颓败，整天无精打采，什么事都不想做了。所以妓院老鸨为了笼络买来的妓女，让她永远俯首帖耳被自己剥削，就故意让她吸食鸦片，鸦片抽上了瘾，这个妓女就不想嫁人了，因为嫁了人，有这口瘾，也不能安分过日子，谁愿意娶这样一个女人呢？这样，她就一辈子陷在苦海里面。　　　例如青风巷有个鸨母人称晁四小姐，买了个养女叫丽娟，人长得很美，晁四小姐就教唆她吸烟；她有点私房也都在烟枪里喷出去了。还有个妓女，名叫春凤，因为抽上鸦片，人老珠黄后，便只好当野妓，因没存下一分钱，连个住处也没有。有时，深夜里她还坐在人家门口台阶上，过路的人远远看见她，像个鬼一样，猛一见，真会吓一跳。　　1949年前，北平是华北地区的毒品（鸦片）主要集散地之一。1942年，北平的烟膏、烟土店多达320家。1949年后，毒贩们纷纷转入地下，以开设茶庄、皮毛店、药铺等为掩护，继续贩毒。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颁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毒犯恶习不改，直到1952年左右吸食、贩卖鸦片的现象才渐渐消亡。　　2.赌场　　梁实秋在《北平年景》里说：“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　　民国时期，韩家胡同20号则是一家跑马场，也就是赌场。在它的斜对门是韩家胡同21号，是一家头等妓院。这两个门相隔约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嫖客是如何的将赌与嫖“完美”地结合起来。　　当时北京内外城均有后台很硬的俱乐部。这类俱乐部，门口挂着大牌子，被来客们称为“安全地带”，安全是指此地的后台一般都是没人敢惹的主儿。所以，赌徒们都乐意到俱乐部玩。这种俱乐部往往是赌场、大烟馆与妓院的三合体。　　在八大胡同里，最有名的俱乐部是王广福斜街西口路南的俱乐部。　　进这种俱乐部，需有熟人引路。进门得先买筹码，买的数目不能少于百八十元，不然是不会有人跟你赌的。这里面赌法俱全，赌的最大的是牌九和扑克。由于这里后台较硬，所以不管是谁，赢了钱赌场都要按百分之五抽头，过钱时是只认筹码不认人。　　俱乐部里供应大烟、白面、名酒点心。专门设有烟榻和烟具，另设妓女陪客单间，这里的妓女一般为二等或三等。　　一等妓女，一般由大人物临时叫条子。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在来俱乐部前，都提前打电话通知，让俱乐部事先做好准备。这样，一般的赌博要立即停止。门口处，除了大人物所带随从、卫士之外，地方警署还要加岗警卫。　　民国时期，曾有几位大人物来此寻欢作乐，除了赌博之外，还召集八大胡同一等班子里的红妓女们前去跳舞、抽大烟，通宵作乐。这里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还一度成为日本军人俱乐部。　　在这个时期天桥的赌博业也十分兴旺。买卖不错的“宝局”有两处，一处在西市场南街，另一处是板章路南口最有名的“德义楼”旅店，从八大胡同说是在棕树二条南口处正对面。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赌场毒界群丑图(4)

　　据了解，“德义楼”是一个叫金大头的日本人开的，是一家以旅店为名的赌场。里面有押宝、摇摊、骨牌、麻将牌等多种赌博方式。玩的人最多最红火的要数押宝。所以，很多老北京都管这里叫“宝局”。　　押宝是一种性质极为恶劣的赌博，在旧社会属被当局查禁之列。因此，“德义楼”的东家为牟取暴利，与管界内大小官僚及巡警上下相互勾结，并定期贿赂他们。　　据老北京们讲：“金大头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交游广泛，谁也不敢惹他。”的确，一旦逢上司查办时，必有为其通风报信之人，并为之大开绿灯，以示关照。　　1938年春天，日伪联合清查北京大小赌场，前门外一带各号赌场均被清查，惟有“德义楼”秋毫无犯。可见金大头绝非一般之日本浪人。从此“德义楼”由不公开的旅客赌场变成京城上下尽人皆知的公开赌场。　　在“德义楼”生意最为红火的时期，曾流传一句话：“星加尖，赛神仙。”星，假的；尖，真的。就是宝盒里按点数或方位压注，宝局里的人从中捣鬼作假。人们将干这种事情的人俗称为“吃老妖”，这种人专门坑害赌博者，与老板和东家是串通一气的。　　在日寇侵占北平时期，八大胡同之一的王广福斜街东头有一家跑狗游艺厅，这家游艺厅表面看是游乐场所，实际上却是一家赌场。　　这里赌博的方式和跑马场一样。“狗”是玩具狗，上面骑玩具小人，电钮一开，十几只狗便驮着小人飞跑起来，究竟哪只狗能得头彩，买狗票的人并不知道。买狗票全靠瞎蒙，买几号狗票自己要记住，开赛之后，如果这只狗跑了头名，那你就中彩了，分钱多少得看买的　　人多少。但是，这狗跑得快与慢，全都控制在局内人手里，中彩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钱全落进了东家的腰包。因为这里是妓院区，所以很多妓女也随同嫖客一起前来碰运气。　　这个跑狗厅开业后十分火暴，大约一年以后由于查赌而关门。类似这种赌博游戏的还有西珠市口路南的“日光”游艺场，东家也是日本人，名叫高岗，经营者是中国人。每日盈利按四六分成。这是一种用气枪打瓶子的游戏。筹码从一毛到几元钱不等，以用枪把瓶子从木架上打下来为胜负。

第一部分 八大胡同自古名是警是匪是察是盗

　　民国时期妓院的主管机构是北平特别市公安局，这个时期对妓院的管理还算正规，有时公安局在一个月就连发几次管理办法。在日本侵华时，日本人、朝鲜人也纷纷在八大胡同开设妓院，公安局给这些妓院颁布一些注意事项。　　1930年1月北平特别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增订管理妓院规则第十四条并修正条文的指令”。当时主管大栅栏地区和八大胡同妓院的是外二区警署。　　这个时期最多的是侦缉队与流氓侵扰妓院的事件，如外二区警察分局就有“关于李自臣控张进良冒充侦缉队查娼”的事件。　　因八大胡同区域里这些特殊行业，这里形成了与其他地区警署不同的管理与谋权方式。署内的警察，官职大小，其生财之道也各有不同。　　但无论怎样，他们的敲诈对象基本上顺序为，一商号、二妓院、三小铺、四妓女、五平头百姓。他们还与小偷窃贼流氓地痞相互勾结、利用，以各种名义诈取钱财。　　警署内，警长通过保甲长直接出面向其所辖大小商店、茶馆、饭铺、作坊、住户要小钱儿。　　警长有带领警士巡逻、查店、传讯等权力，所以一般小门小户绝不敢得罪。即使是生意萧条，也要拿出血汗钱，以求平安无事。官职大一些的巡官和警官，敲诈的方式为“捧牌”。此法是通过打麻将只输不赢的办法，由商人和作坊老板为警方筹措数额较大的现款，这些人为求立足，不得不对警察头子吹嘘奉迎，所以谓之为捧牌。　　警官们搞的这种伎俩，绝不由个人出头露面。一般由同僚代为操办。大凡搞这种事情，一般先将意图告诉给一两个在辖区内有影响的商人，由他们出面联络若干同业，并确定麻将的圈数和赌资数额，不出一至两天，即可将款子凑齐。　　昔日八大胡同一带的捧牌者，除各大妓院的老板外，还有各行业店主与老板、戏剧界伶人、老鸨和红妓女，这些人不但要经常给警官或巡官捧牌，而且还要为有钱有势的地头蛇额外巡官捧牌。　　额外巡官，一般是上层军政要人的亲属或嫡系，后台硬，无人敢惹，就是地方警察也要让其几分，这种巡官拿钱不多，但权力大于正式巡官。因此，对于一般的妓院老板和妓女来说，笼络住这种人尤为重要。　　警察署长对于钱财的贪婪，比起下属们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敲诈范围之广，名目花样之繁多，更是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果遇到署长本人及其眷属寿诞之日、子女婚配、儿孙满月、乔迁新居，或是父母死亡或阴寿之事，则其下属大肆宣扬，并有专人全面张罗，警署内外同心协力递送请帖通知各行各业届时光临私邸或惠中饭店、东方饭店、同福居饭庄、新丰楼饭庄参加庆贺或祭奠。各家所供奉的礼金，多为银元，数量从几十至上百元不等，所送礼品，一般为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绫罗绸缎、名人书画等，百物杂陈，集精品于一堂。　　一些走红的小班妓女和一些坤角艺人，在此时以交际花身份出现，绝不可能怠慢地为喜庆之事锦上添花，除送来礼品外，还要陪酒赔笑，在此献艺。更有为讨好上司而专开单间，让红妓女陪酒陪睡，以求升迁。　　这些应邀前来的座上客，一般都是本地区的上层人物，妓女与坤伶并不例外。　　旧社会时讲笑贫不笑娼，何况八大胡同内百分之八十以上均为此等皮肉生意，只有等级贫富之别，而走红的妓女有的比达官显贵更值钱更有地位。赴会者，除荣幸之外，都自以为机缘凑巧，受宠若惊，认为能和生杀予夺的警察署长交往，便可攀龙附凤，日后必大吉大利，万事亨通了。但一般等待他们的是接二连三的敲诈和勒索。　　在八大胡同地区，向妓院和妓女借故勒索，是当地警察署的一条重要生财之道，也是警署在此管理的重要内容与特色。大凡妓院的开业、停业、撤销、领取执照、更换手续，包括妓女开铺、转换妓院、检查身体、上户口及开证明等诸多事项，都要由警署批准和办理。　　欲开妓院者，如不事先请客送礼打通关节，便休想领取营业执照。平常日子里，妓院的鸨母为了自己所养妓女的生意，必隔三差五对警署大小官职进行贿赂，以求平安无事。不然，警署便以“姑娘太刁”，“姑娘有病了吧！”等各种理由强行勒令其停止卖淫。　　在妓院里，如屡次发生地痞流氓滋事生非，警署必下令其停止营业，或下令撤销其执照，使妓院关张倒闭。老板和鸨母如欲东山再起，则必须以重金相贿，方可如愿以偿。　　在此地区火神庙夹道和青龙巷、朱茅胡同及西羊毛胡同等处，还有暗娼十余家，这是属于被禁之列的违法经营，但这些暗娼和领家无不上下打点，以使警方装聋作哑，为其大开绿灯。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百年兴衰妓女泪(1)(图)

　　在了解妓院经营方式之前我们要首先了解妓女与妓院的关系。她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卖身给妓院，成为老板的私有财产；二是“自混”，与老板属于员工与经理的关系。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技巧。老鸨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通过各种手段拉来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   

　　妓院的管理经营难度在于，不只要管好内部，与外部各色人等的关系一样重要。当时《晶报》曾登载过：“地痞流氓看到哪家妓院生意好，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流氓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流氓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假嫖客假装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做的补偿，才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　　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　　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其他各种生意场所。　　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所以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的半老徐娘”，经过风雨，见过世面。　　八大胡同老板们买到漂亮女孩子，会给她好吃好喝，教她识字念书，诗词歌赋、吹拉弹唱、书法绘画、女红厨艺。老板甚至还纵容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卖，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一等妓院的妓女们更是自小就要学习笙管丝弦或书画。嫖客多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这里是他们恣意取乐的地方，也是他们谈生意、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投靠敌伪、挑拨内战的场所。　　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来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黄”的妓女，嫖客都为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　　三等妓院妓女年纪都比较大，或者年纪轻但长得不漂亮。嫖客主要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　　四等妓院是妓院的底层，是最昏暗杂乱的地方，就是破屋子寒窑脏土坑而已，俗称“老妈堂”、“窑子”、“土娼”。这里的妓女年龄较大、长相不好，嫖客也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脚夫、短工等。　　妓院是有钱有势之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更是罪恶的源泉。　　二等妓院中的妓女，尽管较少挨打挨骂，且穿戴漂亮，但是，一旦她们被榨干了血汗，年纪大了，就门前冷落，如果患病，更是无人理睬，生活极为艰难。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百年兴衰妓女泪(2)(图)

　　对于三、四等妓女，老板主要靠毒打的办法来对付她们，逼她们多接客。　　在第一次接客前，鸨母都给妓女喝“败毒汤”，使其终生绝育。下等妓女，有的年纪小的不到10岁就开始接客，经期都不得偷懒。违反“管理规定”的，惩罚方式骇人听闻，妓女被逼自杀屡见不鲜。　　1949年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４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在妓院内部的生活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元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   

　　嫖客来到妓院，门房会高声喊道：“客来啦！”里边的管事听到后将嫖客领入客厅，由管事先递烟、端茶、应酬，问清嫖客的姓名后，再叫来妓院里所有的妓女，站列一排，由嫖客任意挑选，并向嫖客介绍每个妓女的姓名。嫖客选中某个妓女后，就由妓女陪着进自己的房间。嫖客或者让妓女演奏乐器、唱小曲，或者与妓女闲聊。　　有的嫖客要吸鸦片烟，妓院会提供烟枪、烟灯。嫖客如果要在妓院里住夜，要另付几块银元的过夜钱。有的客人在饭馆里设宴招待朋友，写一张请柬，让黄包车夫到妓院请几个妓女去饭馆陪席，这俗称“叫条子”。在饭桌上妓女给客人斟酒、划拳助兴，或者弹琴、唱曲，客人临走时要给妓女两块银元。　　二等妓院的妓女一般也会唱曲、弹琴。茶室里的妓女住的房间没有清吟小班那样宽敞，室内家具、陈设也比较简单。嫖客进茶室后，由妓女作陪，请嫖客抽烟、喝茶称之为“打茶围”，妓院也就因此称为“茶室”了。　　在清末，打一次茶围要付5吊钱，嫖客如果要留宿，再付10吊钱。白天在妓院睡觉也要付10吊钱。另外还要给伺候妓女的老妈子小费，逛茶室的嫖客一般都是社会上中等阶层的人士.　　防止妓女得病或为她们治病的地方叫妓良所，就是电视剧《四世同堂》中大赤包任所长的那个机构，全称是妓良卫生检验所。地点在今天的两广路大街骡马市路北，因修马路现已拆除。这是一座四合院，红油漆大门，是官办的，全京城挂牌营业的妓院的所有妓女，都要定期到那里检查是否有性病。每个妓女持有一张卡片证明，持卡检查，合格的在卡上盖章。回到院中贴在墙上，这是合法经营的执照。不合格的不给盖章，再接待客人为非法，名为住“凉房”。　　这种检查只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是官府榨取妓院、妓女钱财的一种手段，检查所每月都可获得可观的收入。　　所收检验费：　　一等妓女每人每月八百元，二等六百元，三等四百元，四等二百元。　　性病以三、四等妓女较多，每周检验一次。捐税由老板缴纳，检验费由妓女缴纳。　　后来妓院按月分期分批用马车把妓女拉去检查，西城检查时间是星期四，其他区域按星期一二三四五顺序天天都有，车辆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清歌并落泪无声

　　男妓，顾名思义，就是男性娼妓，古时叫“兔子”、“小唱”，即“小娼”。也有称之为“小手”的。后称为“像姑”，即像姑娘的意思。后谐音为相公，自称“堂名中人”。寓处称“相公堂子”或“下处”。　　八大胡同之男妓，据史书记载，自嘉道时已兴盛了。　　华胥大夫于道光八年所作《金台残泪记》中载：“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当居东草厂，魏婉卿当居西珠市口。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朱茅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当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男妓的下处与嫖规是：当时入妓馆闲逛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侃，也称“打茶围”。　　据《清稗类钞》中记载：“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　　“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10千。就其中先付2400文，曰：车资。8000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偏向坐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彼中互称其狎客曰：老斗）。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又“‘老斗’饮于下处，曰‘吃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　　　综上所述，京城男妓的下处、嫖规、设备等基本上是和女妓相同的。男妓衰亡后，又由女妓传留下来，特别在八大胡同，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八大胡同区域的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　　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　　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田际云，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禁韩家潭一带相公寓，以重人道。后总厅准呈，并于同月二十日发布告示，文曰：“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断不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侵略军要满足兽性需求；庚子赔款，清廷要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业骤然膨胀。　　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这时的相公堂子则已基本上被女妓所替。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艳帜遍张南北同(1)(图)

　　同治时，正是京城官僚由狎男色转为嫖妓女的开端。　　据《京华春梦录》记载：“帝城春色，偏嗜余桃。胜朝来叶，风靡寰宇。今之韩家潭、陕西巷等处，皆昔之私坊艳窟。鼎革后，云散风流都成往事，于是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更考其由，则始于20年前之赛金花。　　“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曲径小巷，地势鲜宜。韩家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为北妓根据地。鸿沟截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麋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浓丽，趣旨迥殊。其后南势东侵，北势渐绌。递嬗至今，则韩家潭且无北妓立足之地。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北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客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北京自清时的男妓鼎盛至衰微，而代之以女妓，从南妓北来至北妓渐绌的形势，可谓之高度概括。这个时候北方妓女出现了色艺双全的名妓。　　据史料记载，北方的三凤、万人迷等均使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在其裙下。当时，京城的娼妓一般还都是北方人，称北地佳人。据《燕台评春录》记载：“都中妓多皖齐燕代产。莲泾、竹西，　　　　绝无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见云。”说明当时京城妓院南方人很少。　　再者，这段时期里，擅长歌舞音乐的妓女也不多。《燕台评春录》还记载：“雅仙能唱南曲，弹琵琶，此他处所弗能及也。盖南中妓悉能刻官引征，竹肉相宜，令人听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余初至时，置酒尚有肴馔，使出局承应，尚系裙侍饮，尚行令拇战。近概蠲免，余戏曰：‘实事求是，悃幅无华。’然多见士大夫，举止大方，是其所长。”由此可见这时的北方妓女多是“专承侍寝”，注重“实事求是”的功夫，咸同年时，早已如此了。　　《都门不录》中，有南腔北调人所做《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形象地概括和描述了清代光宣年间，京城及八大胡同中南班与北班的状况。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艳帜遍张南北同(2)

　　这两段竹枝词，虽像是顺口溜的戏作，但对当时八大胡同等妓院的状况，包括妓院内部的礼仪、服装、待客、住局、吃喝、陈设、娱乐、出条子等等，记载得十分清楚，成为那段历史的珍贵的材料和佐证。　　《京华春梦录》记载，在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　　清末江浙一带的妓女移师北京，以苗条的身段，能歌善舞的才情压倒了“质朴浓丽”的北方妓女，当时人称“南班”。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描写的一段南妓和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无他酬酢。”　　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　　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人，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　　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　　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小凤仙也都来自江浙。　　这里的妓女，以苏州、扬州或杭州一带人氏居多，即所谓南班子。　　南班子的养家，对买来的雏妓，从小即教其练习笙管丝弦或书画等，所以苏州、扬州妓女多善苏州民歌和民乐，有的还会水墨丹青、书法或者诗词。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一等南班子内妓女中善于琴棋书画者已为凤毛麟角，到了40年代，已基本消失了。　　民国元年后，北班子也曾热闹一时，其中妓女大多来自北方各省地，以山西、天津、保定等处为多。　　开始时，南班子比北班子占优势，到了后来，因妓女来源及社会变革的原因，南班子与北班子逐渐融为一体。但各个妓院之南北优劣，仍有分别。　　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伐，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誉京都。　　这一地区三凤、万人迷是北方佳人的代表人物。　　三凤，本是宦门之后，不料父亲故后家道中落，遂入娼门。其姿绰约，能言善说，京师狎客无不为其倾倒，一时间芳名大噪，越发风流淫烂，凡遇节令时，必摆盛宴。官僚显贵都与其关系甚密。最后被人纳为妾室，其赎身费达七万两白银。　　对万人迷，京城曾传有一句谚语：“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　　万人迷身世已无以考证，传为一都统的婢女，因与仆人私通，被逐出家门。万人迷自己投身于百顺胡同一妓院，得金四百，并以百金送与原私通仆人，另三百金，购买衣服和首饰。不久，万人迷以色艺双全名声大噪，一内务府郎中为昵万人迷而倾家荡产。　　不论是南班还是北班，是她们的存在使民国年间的八大胡同内的高等妓院鳞次栉比，灯红酒绿。她们的门前悬挂着“潇湘院”、“凤鸣院”、“鑫雅阁”、“群青班”之类的名称。白天这里一片寂静，到了晚上却热闹非凡，分布在妓院周围的商店更是应接不暇，卖香烟的、拉包车的、卖唱的纷纷涌来。身着各种服装的嫖客带着悠然自得的神气大摇大摆地涌向这里。接客、送客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与小贩的叫卖声、丁当作响的人力车铃声响成一片。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宁为牛马不为娼(图)

　　《清稗类钞》中又说：“同、光间，京师曲部每蓄幼童十余人，人习曲二三折，务求其精。其眉目华美、皮色洁白，则另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他方，而苏杭皖鄂为最。择五官端正，令其学语，学步，学视。晨兴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醴粹夜则敷药遍体，惟留手足不涂，云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处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惟貌之妍媸，声之清纯，禀赋不同，各就其相近者习之。”   

　　按照上面的说法，与妓院中老鸨对雏妓的训练，如歌曲、化妆、应酬、陪酒行拳令及伴宿等相比，不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而且恐怕更为讲究，更为严格。　　曾有诗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画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是软篷。陡然条子至，开发不成空。”　　北京艺人为妓女编了一个小调，哭诉她们的悲惨遭遇，名叫妓女悲秋：“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大鬼拿着生死簿，小鬼拿着领魂牌。阎王老爷当中坐，一阵风刮进一个小鬼来。头顶状纸地下跑，遵声阎王听明白，下辈子叫我脱生为牛马犬，千万别再脱生女裙钗。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岁四岁离娘怀，五岁六岁街上跑，七岁八岁母疼爱，九岁十岁把我卖。未挣到钱妈妈狠打，皮鞭沾水把我排，一鞭打下我学鬼叫，皮鞭打得皮肉开，十三十四就地清官卖，小小年纪就开怀。三天没吃阳间饭，五天到了阴间来，一领芦席把奴家卷，扔在荒郊无人埋。南来的乌鸦啄奴的眼，北来的恶狗抓开奴家的怀。问声阎王你说我犯的哪条罪，这样待我该不该。情愿来生做牛马，不愿做女人到阳间来。”　　将一个女童培养成为一个高级妓女是老鸨的一种投资。因为女童多为穷人家的孩子，所以老鸨投入并不大，但是一旦入班，其为老鸨带来的暴利将是其投入的几十倍。但一入娼门就是这个女童灾难一生的开始。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笑语喧门泣血声(图)

　　一等妓院，过去称小班，小班之前又冠以“清吟”二字，通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只卖笑不卖身。　　一等小班的院落和房屋都十分讲究。根据其名声大小而定，妓女所占用的房屋面积也有所不同，有的红妓女要独占一所跨院，而一所跨院，房屋一般都为五间以上。一个小班一般都是占用一所整齐的四合院或小洋楼。有两进、三进或带小跨院的，也有少数中式二层楼。   

　　小班院门的特点，是门楣上端有乳白色电灯数盏，灯上有红漆书写的本班字号，周围挂串灯。门杠左右各挂一长方形铜牌子上有红漆横写“一等”二字，下面是竖写的“清吟小班”字样。门楣上还挂有红绿彩绸，垂向两侧。门口外墙上挂铜牌或木制镜框，上面书写着本妓院内妓女的花名，周围挂串灯或红绿绸子。　　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餐桌、牌桌、梳妆台、靠背椅、座钟、沙发、挂钟、铜床或铁木床、绣花幔帐、丝缎衾枕、衣架、盆架、茶具、果盘等，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等。再有，就是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　　小班的妓女，一般都有贴身女佣，或叫老妈子的专门侍候。能享有这种专门侍候的，都是很红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虽也是一等，但也只是好几个人才有一个女佣侍候。　　二等妓院叫茶室，多为一等小班里筛下来的。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多了。　　茶室的大门口，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对红妓女来说，好点的也只占两三间房子。房间内部的摆设就没那么讲究了。　　过去有句老话说：“人老珠黄不值钱。”真是一点不假。这也是妓女们的生活由豪华走向悲惨的必然。　　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了。妓女所占房间一般为一大间或两小间。房子一般又矮又破，装饰上也差得多。室内的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　　但三等妓院的生意并不是很差，主要集中在王广福斜街和朱家胡同。这里也有个说法，以今天的西珠市口大街为界，街北的装饰好些，生意多，街南的虽也有不少三等，但各方面比街北的就差多了，一般生意很少。　　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涉足者，一般为下层劳动者。　　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这种小下处，但在其附近却很多，如火神庙夹道，即现在的清风夹道内。　　1949年前清风夹道内的妓院几乎是一家挨一家，当然也有三等在这里，但大部分属四等的土娼小下处。　　另外，还有“半掩门”和“暗门子”。旧社会，京城里除去公开的妓院外，还有大量的半公开或不公开的妓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半掩门”和“暗门子”。　　“暗门子”，多为小四合院，大门口外无任何标记，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居民户，但里面却很讲究。来逛“暗门子”的客人，一般是相互介绍的熟客，再有是“拉皮条”者所为。室内舒适，有烟、茶、水果、点心等侍候，也可为来客备饭、备酒、摆设牌局。　　“暗门子”收费没一定标准，客人一般随意付给。这等地方，虽无等级，但妓女一般不比二等或三等的差，还和当地军警宪特等勾结，与帮会势力串通，有时也接待大人物。一般人既不清楚也不敢去逛。所以，没人招惹，当地治安部门也不予查究。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一入娼门暗无天

　　一等小班中的妓女，有“清倌”与“浑倌”之分。　　所谓“清倌”，是指处女。清倌出入必须有女佣相随，鸨母对清倌的看守特别严格，一般的清倌都不轻易“应条子”。但是，如果遇到嫖客中的豪门子弟、巨商富贾等有人看上了　　某个清倌后，老板和鸨母会以此清倌为钓饵，在这些人身上大捞钱财。　　这种人除了得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外，还需花钱买通老板、领家、佣人、伙计等。等嫖客的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和领家才会开出价钱，把清倌卖身与他。当然这种开价一般很高。　　2.“住局”　　嫖客在妓院过夜，叫“住局”。　　在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里，嫖客必须与妓女相识一段时间后才能住局。　　一般说来，一等小班的妓女与嫖客接触的时间，要比二等茶室的时间长。也就是说，嫖客必须付够了茶资，又叫盘儿钱，才能住局。　　3.“上车”与“下车”　　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嫖客都要去妓院给相识的妓女捧场，三节前称“上车”，三节后称“下车”，这时的费用要比平时的茶资加倍付给。有的嫖客为了捧妓女上下车，就在节日期间请许多朋友到妓院打牌，一般以打麻将牌为多，并从中抽头儿付给妓院或妓女和伙计等。　　这类活动对嫖客来说是“耗资买脸儿”，老板则借此机会，大捞钱财。　　4.“叫条子”和“应条子”　　在一等小班里，有叫条子、应条子之说法。　　“叫条子”是指嫖客在饭庄宴客时，点名叫某妓院某妓女到饭庄陪客。　　一般由饭庄伙计拿着红帖到妓院去传达给妓女，也有的是用车夫去叫，饭庄门口或妓院门口都设有专干此类的洋车。如果席间有八九个人，那么至少也得有五六个妓女来“应条子”。有的巨商富贾每逢宴客都要派人去妓院接与自己相好的妓女。在八大胡同妓院里，这种风气很盛。“叫条子”单给钱，来回车费也得单给，这时候拉车的就可以比平常多挣几个钱。　　5.“挂牌”和“喊牌”　　每个妓院都有一间类似账房或休息室门房一样的房间，专门有老板或领家妈在此间休息。屋内备有一块水牌子，与各行商户的水牌基本相同。　　木牌子上漆桐油，画红线格，红线格内写着本妓院妓女的花名。另有花名小竹牌或小木牌，记载接客次数，以便结算当日收入。　　如某妓女当晚留有住客，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水牌花名格下。如嫖客带妓女外出，即将该妓女花名牌挂在外出格内。嫖客携妓女出妓院，首先要征得老板的同意，事先支付费用，并由伙计高呼：“××姑娘屋，××爷赏盘儿钱××（元）。”　　这时候，八元一般可喊成一百元。这种“喊牌”，一半是喊给院内的其他嫖客听，另一半是喊给其他妓女听。　　6.“赶早”和“开铺”　　这是专指三等以下的妓院而说的。　　三等妓院，除了夜间接客外，每天清晨和下午也接客。清早的便称为“赶时”，费用为住局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下午的称为“开铺”，费用也为住局的一半。　　由此可见，三等以下的妓女，遭受的蹂躏是比较残忍的，有些妓女偶尔得罪了嫖客，就会遭到老板和鸨母的虐待。如果嫖客少了，也会受到老板和鸨母的打骂。更有甚者，鸨母还专门指定接不到客的妓女为伙计陪宿。　　至于惩罚妓女，名目更多，形同奴役，非常残忍。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社会渣滓兴波澜(图)

　　1.“卖清倌”　　开妓院的老板，一般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或是有一定背景的人物。他们与军警宪特勾结在一起，或者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老板一般拥有妓院的房产，也有租赁的房产。有专门开妓院由养家提供妓女的，也有又开妓院又当养家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结交人贩子，拐卖良家妇女。　　领家，也叫领家妈妈，又称养家、鸨母、大了。这些人大多出身于人口贩子，靠买卖人　　口获利，转而开设妓院。也有的领家是混世半生的老妓女，她们生活糜烂，好吃懒做，乐于经营此道。经常出入南方各地，买来幼女作雏妓，养到一定程度，送入妓院接客，为其挣钱。　　老板与领家，关系密切，有的还长期姘居。老板是领家的靠山，对外应酬或周旋地面，都由老板负责，所以又叫“叉杆儿”。领家妈妈管妓院里的妓女。也有个别伙计长期与领家及鸨母等厮混，成为“叉杆儿”的。地面上大小事，一般尽由“叉杆儿”出面协调。　　妓院里还有一种人叫“站院子的”，或者叫“大茶壶”。做这类工作的人，一般都穿得干净整齐，待客都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官府税收风月场(1)

　　晚清政府开始对娼妓征税，对娼妓征税也表明清政府在法律上许可了娼妓的合法地位，但清政府在征税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种种的限制。　　其一，对色情业经营地点和规模加以限制。北京地方政府划定了专门的“风月场”：“营业者以巡警厅圈出之地段，并已经允许开设、在卫生局注册者为限。”政府将妓院分为四等，分别是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各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总数不得超过373家，　　准许顶开而不许添开，也就是只有一家倒闭或因“出事”休业，其他申请人才可加入，这样可对总的规模加以限制。　　除“风月场”外，其他地点的嫖娼行为皆为非法，如旅店对旅客应禁止的事就有：“暂居游娼若招引客人及留客住宿者”、“旅客招致娼优到店住宿及饮酒弹唱者”等等（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其二，对色情业的经营活动进行了种种规范。如规定妓院“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甚至其临街的一面楼房都不得有走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八大胡同只看到目前这种中式或西式的小楼，将走廊设于四面楼房围成的天井中，而看不到在街面上开设游廊式的建筑的原因。妓女到街面拉客更是绝对不允许的，也“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除在《学堂管理规则》中不准学生召妓外，也规定妓女“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要定期接受卫生局的身体检查，“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其三，对暗娼进行惩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处以15日以下、10日以上之拘留，或者15元以下、10元以上之罚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对色情业管理的法规中也有相当部分涉及到对妓女的保护和救济。首先，政府对愿为妓女者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在生理上，“年未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育者不得为娼妓”；“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其次，政府对娼妓的卖淫活动做了一些保护性强制规定。如“怀孕已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还有，政府为防此妓院对妓女可能的压迫制定了预防性的规定。如规定“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拦阻”（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前文中我们提到过“济良所”。　　清末的“济良所”并不是官方的慈善机构，而是带有官督绅办的色彩，其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拨款和社会捐助。如果有被妓院漫天要价，阻止其从良的妓女，和不愿再为娼妓的女子便可以申请进入“济良所”受庇护。　　“济良所”负责对入所的妇女进行一定的文化和生存技能的教育，所开设的课程有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和音乐等。愿意从良的娼妓也要在“济良所”里从事生产劳动，“所得之余利归本人自行存用”。　　入所娼妓的主要出路是被许配嫁人。愿意娶从良娼妓者，先在“济良所”设立的相片陈列室观看其人照片，经官方或者主持士绅同意后，双方在接待室见面，“以彼此情愿为相当之配合”（见《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晚清政府颁布管理色情业条例在主观上也确实是为这个弱势群体的保护，但在何种程度上被执行，其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之间存在多大的背离。至少在地方的控制力就相对较弱。　　如清朝末年的《点石斋画报》记载：“苏州仓桥堍有个鸨母叫王妪的，她的养女叫囡囡，被逼接客，虽天生丽质，但生性娴静，得罪了嫖客，王妪就用烧红的鸦片烟签刺她的乳头，十分残酷。一般妓院对妓女都控制很严，采取了许多措施防止她们逃跑。”　　例如，不少妓院都不允许妓女留存大量通用货币，从而使她们不能出远门；而是在妓院中发放一种铜的“代价券”，妓女可以用以支付车费、日常零用、摊贩、店主、车夫等人收此“代价券”后，可去妓院兑换现金。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晚清政府曾经在改良社会风俗上所做出的努力和体现出的“现代取向”姿势。在此之前的中国，娼妓一向被视为贱民，国家对其有诸多的歧视性规定。到了清末，更由于西方“人权”理念和法律制度的输入（清末管理娼妓规则即仿效日本法律制定），娼妓虽然仍要入专门的户籍，但是在法律上并无歧视性的规定。相反，由于色情业为合法，娼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第二部分 艳帜遍张南北同官府税收风月场(2)

　　“光绪末叶，掳人勒索之风甚炽，妓之著名者，每出门，辄被掳……警署立，又实行保卫，名妓衣服丽都，彻夜往来，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见《清稗类钞》）。　　如袁枚所说：“两千年来，娼妓一门，历明主贤臣，卒不能禁，亦犹僧道寺观，至今遍满九州，亦未尝非安置闲民之良策”（见《答杨笠湖》）。　　就晚清的社会实际状况而言，实无力彻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私娼”问题，这一点从1949年取缔娼妓时可以看出取缔这个行业所需要的条件与艰难。所以过去的禁娼法律形同虚设。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清廷让色情业从“水底”浮出，实行有限的“公开化”，固然从道德　　上来讲是一种后退，但是其决断避免了可以向国家集中的财富流失，又尽可能消除其社会危害，未必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　　道光之后，私娼始盛行。随着时势变迁，一些官员公开与娼妓来往亦无人干涉。　　娼妓不只在北京，也在各地的城市中大量存在。如上海1842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　　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开始冲击中国的封建传统，城市的规模在扩大。一些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不断把国门之外的观念和见闻带回中国，并有了相应的实践。与此同时，报刊、电影等宣传媒体的出现，也将性的表现方面的影响推向市民阶层。　　“五四”以后，性方面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比如1927年武汉发生了一次欢呼北伐军的裸体游行；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了裸女照片和性交照片；还有一些年轻人则搞起了“天体运动”和“自由同居”；京津地区出现了女浴室，还出现了供男女同浴的单间；上海举行了有大家闺秀参与的选美，与此同时也有报纸发起的为妓女做广告的“花界选举”。　　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对性的控制主要围绕“禁娼”的举措而体现。妇女运动组织、传教士、政府部门以及一些医生等都投入到了“禁娼”这一关系妇女权益、社会风化与性病控制的“斗争”之中。　　在“公娼”时禁时起，“私娼”遍野泛滥的形势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限制妓院牌照的发放，设立妓女营救所，采取卫生检查制度等措施，但都没能达到彻底“灭娼”的目的。　　娼妓问题一直到1949年以后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才逐步被抑制，与之相伴随的性病问题也开始得到控制。　　“公娼制”也称“娼妓检查制度”，是指在官府或警察机构监督之下，由私人开办妓院，妓女按期体检，妓院及妓女缴纳妓捐，并依照有关条例公开营业。　　“娼妓检查制度”始于1798年的法国，出发点是痼疾难除，任其自由发展不如加强管理，增加税收并防止性病的传播。这种制度从19世纪起被多国采用。“五四”运动前后，公娼在中国主要存在于租界内。　　1922年8月22日，女权运动同盟会在北京成立，提出了包括“禁止公娼、禁买女婢、禁妇女缠足”在内的7条纲领。　　伴随着北方的女权运动，南方的上海则是另一种风尚的兴起，这就是评花榜。花榜由嫖客中的士大夫对妓女进行品评，按名花、名草或科举功名桂冠分列妓女等次，并写评语或诗词，然后公布于众。起始可以追溯到宋代，明代中期后得以盛行。　　1896年上海李伯元办的《游戏报》，吴趼人办的《笑报》，开创了利用报纸开花榜的风气，报馆对入选者，鼓乐送匾，这样花榜之事突出文人圈子而进入市民阶层，影响扩大。随后，还出现了专门刊登妓院消息的小报。　　1920年工部局成立临时纠风委员会，决定缩减公共租界内公开营业的妓院，然后于12月21日进行首次摇珠禁娼，有173家妓院共500妓女被摇中号码予以公布，限令停业。第二年又再次摇珠，两次共停业约40%的妓院，但私妓、暗娼的数目仍有增无减。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百年兴衰妓女泪(1)(图)

　　１.明代“风月场”的兴—衰—兴　　明代从公元1368年—1628年跨越260年。北京的“风月场”也经历了兴—衰—兴的历史过程。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顺延了宋、元以来的官妓制度。明代中期朝廷宣布取缔官妓，这　　是我国娼妓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适”也就是永远开除公职（见《余园杂记》）。尽管有此禁令，但当时的地方官吏以及以宰相之尊而挟妓的大有人在。自此以后，娼妓业完全由私人经营。　　到了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官员士大夫们则陶情于花柳之间，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虚设，享乐糜烂的生活风气兴盛一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娼妓大量发展起来。大都会之地，动以数千百计，其他地区，往往也有之。　　明洪武时期，北京的教坊暂时处于低潮，因为那时南京城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明太祖朱元璋对罪臣除本人服刑外，还将其妻、妾、侍女、丫环等女流，一概打入教坊。因此明代教坊中的歌妓有不少是出自宦门，一些名妓工诗词、知音律、善歌舞、长书法。教坊司在武宁桥设“富乐院”是为官妓院，供当时官僚们作酒宴中的陪侍。　　成祖之后，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加之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演剧之风就一直很盛。宫廷里蓄养着各色戏班。地方上则有官家教坊与民间戏班应付需要。　　明成祖把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忠臣齐泰、黄子澄、铁铉等人的妻女发配到教坊司充当军妓。如铁铉死守济南，予朱棣的军队以重创，最后城破被害。方孝孺拒绝为朱棣写诏书以示天下，在宫廷上痛斥朱棣，最后也被残酷地杀害。铁铉之妻在妓院中被蹂躏至死，朱棣居然还下圣旨命人将尸体抬出去喂狗，这就有些野蛮了。古代中国的女子在政治斗争中作牺牲品是常有的事。　　明成祖在宫廷里蓄养戏班的行为使得当时的一部分地方教坊具有了妓院的性质，宫廷里蓄养的戏班教坊仍是排练演出的机构，明成祖亲自听取齐亚秀的演唱，就说明了教坊的性质。　　明成祖建成新的大内——紫禁城，在今天的北海公园当时叫西苑的地方成祖、宣宗都经常去游玩。宣宗一再向臣下讲元代的至顺帝宴游导致衰亡的教训，还写了《广寒殿记》，说广寒殿“轶云霞，纳日月，天下之伟观莫加于此矣”。　　明代在这里没有很大改进。以荒唐著称的武宗还在太液池西南用黑琉璃瓦建了一个“腾禧殿”，把他在宣化晋王府看中的一个乐伎刘良女带来放在里边淫乐，因为见不得人，人们暗地里称之为“黑老婆殿”。　　嘉靖年间，在太液池北岸建五龙亭，一直留存到现在。　　明代的“风月场”所在，据《析津日记》载：“京师黄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其相近复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皆旧日之北里也”。　　《燕京访古录》还记载：胡同中“一巨室废第，花园内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着短袄，盘右腿，露钩莲，右臂直舒作点手式，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此像当为妓女崇奉之神矣。”　　为妓女作像，或作妓女崇奉之像，且为铜铸，也称得上罕见了，这条胡同当时应是北京城内主要的一个声色场所。　　16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也在《中国纪行》中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明朝北京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现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　　《竹轩杂录》载：“成化（明宪宗年号）三年（1467年），教坊司只存乐户八百余，不敷应用，乃行文山（西）、陕（西）各布政署，选收乐户应役。”已有八百乐户还嫌不够，可见当时教坊的活动是多么活跃。当时妓女之盛，首推南京、北京，因为这是当时两个最大的都市。这两地除了一些“正规”的妓院，还有一些“非正规”的私娼。　　《梅圃余谈》云：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　　《梅圃余谈》还对妓院详细描述：室中无窗洞开，在靠路的墙上开几个小洞，丐女打扮好了，裸体躺在屋内，口哼小调，并做种种淫秽状。有些年轻男子从洞外向内偷看，引起了性冲动，就叩门而入，几个丐女裸体上前，被挑中哪个人后，投钱七文，就携手“上床”。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百年兴衰妓女泪(2)(图)

　　明朝中叶以后，妓女越来越多了。　　《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　　教坊的衰落是从明武宗时大批艺人应召入宫说起。　　武宗是明朝以荒淫无耻著称的皇帝，他嫌艺人入宫演出不方便，索性让他们住在宫内长期演出，男性演员都施以宫刑。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皇帝就成了最大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也许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这样教坊就衰落下来了。　　《书影》记载天启年间，人们访问武宗时代的杂剧演员梁三姑的情况，尽管《书影》对年代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正德末年是1522年，而天启元年是1621年，其间相隔99年，梁三姑进东院则至少在十岁以上，所以在访问她时，梁氏应为一百多岁。但书中对事实的记载应是基本可信的。可以看出教坊衰落的情况。　　苏武子曰：“武宗时，东院梁氏，弹筝独妙，家世善声，备供奉。天启甲子（四年）二月中，予同刘君过之，则已无弹筝者矣。刘少时，以豪闻局中，比入梁氏，记忆庭经，慨然当时。居有间，问其家三姑善筝者，下世今几年。一环应声曰：‘客何从知予家三姑也，今九十余，尚能饭。然二三十年来，内廷静慑，教坊、乐部皆湮废。时好新声，三姑筝尘久矣。每家人小集，风月闲好，姑悲来，或一弹。促节哀音，听者失悦。’刘因请见三姑，冀弹数柱。辞再四，则列幛座右，为奏一曲。洪往舒归，鲸骇鸾续，更时时闻折柱状。已若风雾烟雨，其泠泠也。座客听者，悄然气叹云。”　　这段回忆录，既生动地说明了梁三姑弹技之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坊是在武宗时期衰落下去的迹象。　　武宗时教坊衰落，优秀的艺人被召入宫，散落在外的艺人逐渐和邻近的妓院合流，这时演乐胡同一带就逐渐成为妓院的集中场所。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百年兴衰妓女泪(3)

　　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在演乐胡同附近已经有了以暗娼名字命名的宋姑娘胡同、粉子（妓女又称“粉头”）胡同等地名，可以说明这个变化。　　教坊的衰落已呈现出大势所趋之势，到清代，它终于走到了一千多年的尽头。今天北京西四地区还保留有以妓女生活过的地方命名的街巷，如西院勾栏（今大院胡同）和粉子胡同这样的地名。　　２.裹足——明代的“金莲杯”　　在明代社会民众阶层的区别十分明显，等级观念十分森严，在裹足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见一斑。有意思的是裹足不是由国家提倡兴起的，而是由禁而兴的。　　当时“民女不许裹足”。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有妆饰，平民阶级女子，则政府以法令禁止。如是一来，缠足便成为一种地位，一种身份，一种不可或缺的荣耀。因此民间女子，竞相追逐贵族阶级的虚荣。政治的压力反而促成社会的广泛响应，法律遂成空文而无法贯彻。嫖客花钱买笑，虽说不能企盼宫女接待，却可以让妓女也学宫女姿态而取乐。　　市场需求使妓女缠足比民间女子表现更为积极，而且越小越受欢迎。历史上有位叫杨铁崖的嫖客，《辍耕录》上说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袜，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金莲杯”指当时的嫖客以像女人的小鞋的瓷杯为饮酒的器具。“金莲杯”在宋代便已有之，至明代更大行其道。徐纨《本事诗》记：“何元朗至阊门携榼(酒器)夜集，元朗袖中带南院妓女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足甚小。礼部诸公亦尝以金莲为戏。王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元朗击节叹赏，一时传为佳话。”　　两嫖客因金莲而互为知音。　　又唐子畏《咏纤足排歌》云：“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　　照此看来，小脚对于性交亦有特别快感，无怪乎一般坊间妓女，大家都裹三寸金莲，以为献媚嫖客的工具。有足稍长大者，则被讥诮为“大脚”，文人墨客中的嫖妓者，将女人“大脚”形诸笔墨写诗嘲讽。　　一首儿歌这样唱道：　　“剔灯棍儿打灯台，　　爷爷娶了个后奶奶，　　脚又大，嘴又歪，　　气得个爷爷儿眼发呆。　　奶奶奶奶你先去，　　爷爷好了你再来。”　　据说这首儿歌产生于乾隆朝之前的北京地区，从清代一直流传到民国。而裹足行为也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冲冠一怒为红颜

　　皇亲田宏遇从苏州买下陈圆圆带到北京后田就死了。有人说吴三桂“闻陈圆圆艳名，派人到京从田府将她买去，送往宁远。她到了宁远后，心情抑郁，又过不惯关外生活，不久病死”。大顺军进入北京时她已在宁远早死。也有人说吴三桂早就与陈圆圆有染。但无论怎样吴三桂最终将陈圆圆抢到手则是不争的事实。　　也有一种说法是她被李自成或刘宗敏所得。　　传说最广的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的是红颜知己陈圆圆。“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　　当时田宏遇以千金将陈买来后就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死去活来……　　也有人认为陈圆圆的出身并非妓女，而是良家女。说她“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柏红经十度霜。教曲妓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第三句中的“教曲妓师”指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　　这首诗说她经过十年的岁月之后，圆圆家乡姑苏的女伴（女妓）和妓师得知圆圆后来终于成为平西王次妃的消息以后的反应。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肯将万金酬知己(1)

　　“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一句唱词几乎人人知晓，它出于京剧《玉堂春》。苏三虽是戏曲中的人物，但这个戏剧中的苏三确有其人。　　苏三是明代北京城的名妓，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据说她曾在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从业。她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苏堡村。据《洪洞县志》记载：苏堡村有民谚说：“莲花城，槐树庄，苏三监狱在中央。”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发生“玉堂春冤案”。妓女苏三（艺名玉堂春）同公子王景隆在京相识，后苏三被人卖给山西洪洞县富商作妾，蒙冤被判死刑。王景隆赶考得中，任八府巡按，到太原复查此案，为之平反，并和玉堂春成婚。这个故事被民间编成小说和戏曲广为传颂。　　乐户苏淮与妻子一秤金把三岁的苏三从山西买来。苏三本就天生丽质，经过一秤金十年的调教，成为一个能歌善舞、弹琴唱歌、吟诗做画无所不能的青楼女子，很快就成了京城里颇负盛名的名妓。因此有人送她一个艺名——玉堂春。　　为了让她安心，老鸨一秤金从不对她提起她的家世，当然也不曾告诉过她的真名，因她在苏家排行第三，便唤她为苏三。　　在京城风月场中玉堂春名声大振，慕艳名而来到葫芦巷的人络绎不绝，可玉堂春并不是来者不拒，鸨母一秤金也视她为奇货可居，一般只让玉堂春接待一些达官富贾、名门公子，对其他客人则以玉堂春正忙着或身体不适来搪塞，叫来其他姑娘做陪。嫖客们越见不到玉堂春，玉堂春就越神秘，越神秘，玉堂春的吸引力就越大。玉堂春接客，也是清谈为主，或弹一曲琵琶，或唱一首小调，或调茶酒款待，轻易不肯以身相许，在风月场里被人称为“清倌”。直到有一天遇到客人王景隆，玉堂春一改初衷，不但以身相许，而且以心相倾。　　王景隆是明武宗时期礼部尚书王琼的三公子。因王琼得罪了太监刘瑾，遭皇上降旨革职。王琼将其三儿子王景隆与家人王定留在京城，让他们催讨自家历年来放贷和投资的本金与利息，然后再回永城。　　王景隆年方十八，眉清目秀，一表人才，聪明能干，所以父亲才特别把他留下。半年之后，账目基本收清，本金与利息总计收了三万余两纹银，主仆两人只等择吉日返回河南故乡，与家人团聚。　　离确定的行期还有两天时间，行装都已打点好，闲来无事，王景隆决定到街上逛逛，顺便买一些年货带回家去。虽然久居繁华都市，可由于过去父亲管教甚严，王景隆很少上街游玩，更别说涉足灯红酒绿之地了。　　过年之前，街市上十分热闹，王景隆兴致勃勃地买了好些礼品，数量太多，只好让随同而来的家人王定先送回住处，自己则兴犹未尽，一个人继续随意朝前走着。闲逛之中，不经意来到葫芦巷中。　　这种地方他可从来没见过，他发现几乎座座楼前都倚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朝着过路的人挤眉弄眼，招手相邀，原来这是一条烟花巷。待他明白过来后，便想退出去。巷中背着木盒卖瓜子的金哥儿见他这样一位锦衣公子转来转去，面露犹疑，以为是寻芳客入不了门道，便凑上去建议道：“公子若是没找到主儿，一秤金家的三姑娘玉堂春倒是个好角儿，艳冠群芳，而且有几分才气。只是她有些儿挑剔。不过，看公子模样，必能获得她的垂青。”　　金哥儿一串儿闲话，打动了王景隆的心。他原本是不屑逗留于这种地方，但听说这里竟有玉堂春这般绝色又清高的人，不禁起了几分好奇心。于是顺着金哥儿手指的方向进了一秤金开的妓院。　　王景隆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门，立即有老鸨一秤金接前来迎接。王景隆不愿与她多周旋，开口便指名要见玉堂春。老鸨见又是冲着玉堂春来的，心里有数，在没摸清来人底细之前，她可不会让他轻易得手，于是佯装歉意地赔笑说：“公子不要心急，玉堂春姑娘那里正忙着，我叫别的姑娘先陪陪公子吧？”王景隆有些失望，摇了摇头，还没来得及开口，老鸨接着又说：“公子是第一次来吧。不知道我们玉堂春姑娘的行情吧？”说完，一双狡黠的三角眼看定了王景隆。　　王景隆明白了她话中含义，不急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锭足赤的金元宝，约莫有五两重，往桌上一摆，轻松地说：“这是给姑娘买脂粉的。”老鸨见他出手阔绰，立刻瞪大了眼，一边说着：“不必客气。”一边伸手把金元宝悄悄收进自己怀中，然后起身进里屋去了。　　不一会儿，老鸨出来，后面紧随着一位秀美的姑娘。这姑娘约十六七岁模样，挽一个高耸乌黑的云髻，云髻下一张雪白娇媚的小脸，眉如新月，眼含秋水，一抹红霞均匀地染在两颊，樱桃小嘴微抿，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着一身藕色绣花衣裙。淡妆素裹，却别有一番风韵。她一进来，王景隆只觉得满屋春光。　　老鸨命人送上茶水果点，退了出去，屋内只剩下玉堂春与王景隆。玉堂春垂眉静坐，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由王景隆挑起话头，两人交谈起来，不想这一谈就收不住，一直谈到夕阳西斜，两人都已倾心相慕。　　见王景隆气势不凡，老鸨也十分热心，命人为他俩置下了酒菜，一番交杯畅饮后，王景隆便略带几分醉意地留宿在玉堂春屋中。玉堂春也没像往常那样推辞，老鸨当然从中得了一　　大笔酬金，喜滋滋地看着他们鸳鸯合欢。　　一夜风流之后，王景隆再也离不开玉堂春温柔的怀抱，他回住处打发家人王定先回河南老家，让他告诉家人自己还有几次同窗聚会要参加，待过完年再回去。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肯将万金酬知己(2)

　　王定走后，他便把自己的行李全搬到了玉堂春的住处，成了玉堂春的专客，卿卿我我，过着如胶似漆的日子，把回家乡的事早就忘在了一边，白花花的银两则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一秤金的腰包。　　青楼中有名目繁多的开销，不到一年的工夫，王景隆手中的三万两纹银折腾得一干二净。随着他的银两吃紧，一秤金对他日渐冷淡，等他再也掏不出一两银子时，一秤金则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了妓院。　　此时，王景隆已身无分文，无以为生，竟沦落街头，白天沿街乞讨，夜晚则栖身关帝庙中，情景十分凄惨。　　一天，他正瑟缩在街角行乞，被常在葫芦巷中卖瓜子的金哥儿撞见了，金哥儿惊喜地说：“王公子在这里啊！玉堂春姑娘让我四处打听公子的下落呢！自从公子离开，玉堂春为公子誓不接客，一心想找到公子，公子近来住在何处？”　　王景隆十分惭愧地告诉他自己在关帝庙栖身。金哥儿让他赶快回庙去等着，自己则赶往葫芦巷禀告玉堂春。　　玉堂春获得消息，心情十分激动，于是假装身体不适，向老鸨请求到关帝庙拜神请愿。鸨母见她近一段的确心神不宁，也就允许她出去散散心。玉堂春急不可待地赶往关帝庙，在廊下遇见了翘首以待的王景隆。一见他衣衫褴褛、神情黯然的模样，玉堂春十分心痛，扑上去紧拥着昔日情郎，哭道：“你为名家公子，眼下竟落到这般地步，全是妾的罪啊！你为何不回家呢？”　　王景隆凄然答道：“路途遥远，费用颇多，欲归不能！”　　玉堂春从怀中掏出二百金，递给王景隆，悄声说：“用这些钱置办衣物，再来我家，妾与你一起筹划！”　　第二天，王景隆换上了一身华丽的衣装，装出一副志满意得的神态来到葫芦巷。一秤金见状认为他又有了钱，到这里挥洒来了，便眉开眼笑地把他迎了进去，连声地吩咐玉堂春小心侍候，也丝毫不为自己当初的绝情脸红。　　当天夜里，玉堂春把她所有值钱的首饰细软捆扎成一个小包，交给情郎带出去，变卖后作盘缠，以便回河南老家。　　一宿过后，一秤金发现玉堂春的首饰全部不翼而飞，而王景隆又已无影无踪，马上明白了一切，知道自己受骗，一怒之下，把玉堂春打得个遍体鳞伤。　　不久，有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富商沈洪慕名来访玉堂春，恼怒之下一秤金顺水推舟将玉堂春卖给他为妾，得了最后一笔重金。玉堂春虽然进了沈家，却不肯与沈洪同房，只推说自己受伤，身体不适。沈洪倒也不勉强她，把她送回自己在洪洞县的老家养伤，自己则又外出经商，只等着她慢慢回心转意。　　再说洪洞县的沈家，沈洪的原配皮氏是个风流女人，因丈夫经常在外经商，她在家早与隔壁监生赵昂勾搭成奸。家中无其他主人，她与赵监生来往十分方便，常常是十天半月地双双宿在沈家。现在玉堂春住进了沈家，无疑成了他们的一大障碍，于是这对奸夫淫妇合谋，想置碍眼的玉堂春于死地。　　这天，玉堂春心情不好，没吃晚餐，皮氏关切地问长问短，并吩咐厨房煮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皮氏出钱买通了仆妇王婆，王婆从厨房将汤面端到玉堂春屋里的过程中，偷偷将一包早已准备好的砒霜撒入碗中，并搅拌均匀。　　面条端到玉堂春屋中后，玉堂春依然毫无食欲，让王婆把面条搁在茶几上，说是过会儿再吃。　　恰巧，这时沈洪经商从外地归来，皮氏已到赵监生家苟合偷欢去了，沈洪一进门便奔向玉堂春屋中。　　寒暄之后，沈洪开始吃起汤面，吃完后刚想休息，却突然腹中疼痛难忍，随后倒地而亡。　　玉堂春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跌坐床上，半天发不出声来。那边皮氏与赵监生欢闹了一阵子后，估摸着玉堂春吃下汤面已奏效，便溜过来看结果。谁知一推门，呈现在眼前的场面竟是：沈洪七窍出血横尸地上，玉堂春满脸惊慌，呆坐床边。　　误害了自己的依靠沈洪，皮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串通了家中仆人，一起到县衙来状告玉堂春。赵监生暗中相助，重金贿赂洪洞县王县令，大堂之上将玉堂春屈打成招，以谋杀亲夫罪将她打入死牢，只等秋后行刑。　　此时的王景隆，靠了玉堂春的资助回到家乡。一番沉浮，羞愧难当，在家埋头苦读，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一举登科，被朝廷任命为御史，外放为山西八府巡按。　　在京城考中功名后，他曾暗中派人到葫芦巷寻找玉堂春，此时一秤金已关门转行，不知去向。后来，王景隆任山西巡按后，检视案牍时，无意中在秋决名册中看到了苏三的名字，不禁大惊失色。他心中惴惴难平，急忙发下飞签火票到洪洞县，提审苏三杀夫一案。不久，　　玉堂春、皮氏、赵监生、王婆等一干有关人员，均被押到按院大人府中。　　堂上是三堂会审，威严赫赫，玉堂春经过洪洞县衙的摧残，认定天下衙门一般黑，此时早已心灰意冷，不再抱多大希望。　　开审时，玉堂春跪地垂首，不敢抬头；正座上王景隆心急如焚，情急之中，猛地拍了一记惊堂木。玉堂春猛惊一下，不由得抬了一下头，这一抬头就非同小可，她已看清堂中坐着的正是她朝思暮想的情郎，于是悲愤、委屈之情奔涌而出，声泪俱下地把冤情淋漓尽致地申诉了一番。　　最终，在王景隆的主持下，玉堂春的冤情终于得到澄清，皮氏、赵监生、王婆等真正的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限于王景隆的身份，不能正面与玉堂春相认，于是暗中派了心腹随从将她接到僻静的客栈相见。　　后来，在京城置下宅第，安置了玉堂春，自己则把情况禀明父母，得到父母的体谅，终于将玉堂春纳为宠妾，两人相守而终。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商女也知家国恨(1)

　　赛金花，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苏州人，祖籍在今天的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之间——归园。赛金花生于光绪元年(1875年)。她的父亲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流寓苏州，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先生一女，后生一男。　　光绪十二年，赵家家道中落，十三岁的赛金花经常往义父曹承玺家里跑，经曹家一位远亲女眷的牵引，竟然在秦淮河上的船中穿梭往来，成了陪客调笑而不陪宿的青倌人。有些花　　船上没有陪酒姑娘，只供酒菜，客人自携女伴上船，或者就叫“出条子”。　　“出条子”就是没有固定场所的陪唱、陪酒姑娘。赛金花开始就做“出条子”。为了顾全家人的面子，化名“富彩云”，又叫“傅彩云”，一时红遍苏州。　　同治七年戊辰，中了一甲一名的状元公洪钧，因母亲去世回到老家苏州。一见赛金花，惊为天人，就正式把赛金花娶了过来，成了他的第三房姨太太。　　这时赛金花还不满十六岁，洪钧整整比她大了三十四岁。　　光绪十四年，洪钧带着赛金花一同入京。入京不久，洪钧就被任命为出使德、奥、俄、荷的四国钦使，兼领四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洪钧便带着赛金花漂洋过海。　　招待的客人有臭名远扬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及其夫人、克林德公爵及其夫人、瓦德西上校及其夫人等一大批军界要员。　　这一次中西合璧的自助型宴会举办得非常成功，也为傅彩云这位公使夫人在德国社交界赢得了声名。人们称她为“东方玛丽亚”。赛金花陪同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驻柏林长达四年之久，因而赛金花会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钧任期已满，带着赛金花回国。　　光绪十九年(1893年)洪钧病故。洪钧死后洪府将赛金花逐出了洪家。　　赛金花移居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彦丰里高张艳帜，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妓女生涯。车马盈门，生意极其红火。　　光绪二十四年夏天，赛金花来到天津，同在上海一样，她以花信年华的状元夫人挂牌作妓，一下子轰动了津沽一带，赛金花又别出心裁，凭经验，招募一批漂亮的女子，正式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除了自己开张营业外，还当妓女经理。　　在天津，赛金花结识的显贵人物，一个是户部尚书书立山，另一个是德晓峰，时任封疆大吏。书立山把赛金花带到京城，此时赛金花留在李铁拐斜街（今天的铁树斜街）的鸿升客栈内，天津的金花班底也很快转移到北京城里。此时因赛金花常穿男装，故人称“赛二爷”。　　义和团运动事起，京津一带局势动荡。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烧杀抢掠，以“实施报复”为借口，在北京城为非作歹。后来的联军统帅瓦德西自己供认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生命和物资遭到极大损失。”赛金花回到北京后，所见到的就是一幅满目疮痍的场面。　　后赛金花与瓦德西见了面，加上本来的旧交情，赛氏首先要求瓦德西以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一条公告：停止烧、杀、抢和强奸妇女，违令者军法处置!　　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她在清末民初的一次波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部档案1147号卷宗记录了这段刑事案件的真相。　　当初赛氏从上海回京时，曾挑选了6名雏妓，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陕西巷内的一条小巷——榆树巷，开办了怡香院后，生意日见红火。　　在1903年，她又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叫凤林的北京姑娘。然而这个凤林却不听赛氏的吩咐，不但不接客，反而经常得罪客人。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清户部尚书鹿传霖的少爷约定在赛寓妓班宴请客人。赛氏又令凤林接客，凤林拒接，赛氏便凶狠地用鸡毛掸子抽打凤林，并将其左肩胛和后背抽伤。凤林遂乘人不备，吞食了鸦片。后终因药量过大，灌救无效，于翌日黎明前死亡。　　依大清刑律，赛金花被朝廷监禁。但因赛金花的身份特殊，又有许多达官贵人为她说情，最后，刑部以初犯为名，只收取了三钱七分五厘的赎银，入官册报。将已死的凤林尸棺抬至城隍庙义地埋葬。　　由于此时正当整顿市面，不便让赛金花在京逗留，遂递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赛金花回到上海后不久，又经历了她人生中的两段婚姻。第一次嫁的是沪宁铁路的总稽查曹瑞忠做妾。可好景不长，刚三十出头的曹瑞忠在数月后突然暴亡。　　这时她的老客户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炅，对她伸出援手，把她带到北京，同居在前门外的樱桃斜街。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商女也知家国恨(2)

　　到民国六年的夏天，赛金花改用赵灵飞的闺名，随着魏斯炅回到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礼。　　1921年魏斯炅死去。她搬出魏家，住在天桥地区的居仁里16号，门口钉上块牌：江西魏寓，自称魏赵灵飞。这年赛金花已经五十多岁，面容憔悴，两鬓斑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就是名噪一时的赛金花赛二爷。　　在居仁里定居时，赛金花生活深居简出，信奉了佛教。终日沉默寡言。　　过了十几年的隐居生活之后。她的积蓄终于耗尽，连每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只好请一名户籍警为她写了一份请求免费的呈文，然后递交公安局。　　在这份呈文里，她详细述说了自己的一生，希望能获得特准免捐。没想到这份呈文被一名嗅觉灵敏的记者全文刊登，并且起了个显眼的题目：《八角大角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文章一登报，立即激起各界反响。北京人的慈善之心大发，有送钱的，有送水果点心的，还有送煤球、面粉的。　　1936年冬，在居仁里住了18年的赛金花在寓所香消玉殒，享年65岁。此地巡警普玉，在巡查时听到赛金花的女佣顾妈的哭声赶到现场，看到赛金花已经停尸于床，便立即打电话给京城《立言报》的新闻编辑吴宗祜；《立言报》立刻停机改版，在当天的报纸上刊发了这一独家新闻。于是各界人士纷纷吊唁、募捐，还组织了“赛金花助葬筹办处”。地点设在和平门顺城街北方中学校内。几位中学老师参与拟订筹办处章程。还组织了魏赵灵飞治丧处“，商定治丧办法，将赛金花安葬于陶然亭。　　就这样，北京人热热闹闹地把这个在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女人安埋了。　　当时有很多名家都争先恐后地要为赛金花书写墓碑，但最终还是由亲日汉奸潘毓桂在黑色的墓碑上，用金字写得”赛金花之墓“，立在了大理石砌成的坟墓前。　　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现在的陶然亭公园内，有关赛金花的一切文物及文字等，已荡然无存。　　赛金花生前死后，先后有曾朴以她的一生经过，写了一部小说叫《孽海花》。名家樊增祥以她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与瓦德西的一段恋情为原型写了《彩云曲》。现代文学家刘半农先生亲访赛金花本人，晤谈十多次，撰成《赛金花本事》。　　赛金花晚年自述：　　下面这篇是民国年间上海《申报》驻北平记者双松对赛金花的专访。原名《赛金花晚年自述》这儿删繁就简，从几个段落中可以看出当年赛氏的内心世界。　　长期过着卖笑生涯并成功地向社会隐瞒了整整10岁的赛金花，这些年仿佛从人间消失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实报》最近发表的《请求豁免赛氏房捐》的奇文，证明她还在，仍然住在北平。玉人何处？云遮雾掩。我决心去追踪采访。　　1934年的秋天。西北风吹着唿哨，梧桐落叶在街头巷尾打着旋子的下午，我雇了一辆三轮黄包车直奔居仁里。　　居仁里是北平天桥香厂附近的一条穷巷。在素常日子里，似乎很少人关心这个贫民窟。习惯了锦衣玉食、脂粉笙歌的东方美人赛金花怎么会住在这里呢？我想：不是人生无常就是《实报》那篇文章不实。到了天桥，我便付钱下车步行。凭着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得亲自录幽探玉，得出自己的第一手新闻素材。　　这里很热闹。它是下层市民、三教九流云集的地方。只有那座尘封门掩，关闭了许久的“北平新世界”（如同“上海大世界”一样的大型游乐场），孤零零地在风沙中立着，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行人虽是稀稀朗朗，那叫卖声却是不绝于耳。街道两边的地摊上搁着铁器、锡器、瓷器、陶器、漆器。古旧衣服、头饰和古董玩具更招惹顾客。　　我踽踽独行。一路上，我逢人就打听居仁里16号。有的含糊其辞；有的以惊诧的目光望着我；有的干脆把头摇的像拨浪鼓。打听“赵灵飞小姐”，无人知晓；借问“魏赵灵飞”，也像桃源问津；后来我一转念，改问：“魏太太住在何处？”竟是一点就着，“啊啊”连声，指指划划，还有热心肠人亲自引一段路，送我到居仁里16号门前。　　这是幢极其普通的破旧小屋。大门右侧贴着一张褪红发白的纸条，纸条上端正地写着“江西魏寓”四字，年深日久，字迹已经模糊了。　　一敲门，有个中年男人开门探出头来，不无恶气地喝道：“找谁？”我忙赔笑脸：“赛金花在家吗？”那人一脸傻相，瓮声瓮气地说：“啥？不知道。”随后就要关门。我忙踏进半步，说：“请问魏太太在吗？”他的脸色才平和了：“你找她有啥事？”我又忙递上名片。他“嗯”了几声，呆头呆脑地进去了，随即听见一个沙哑的妇女嗓子：“二猫，请客人进来！”那汉子复又踅出，依样画瓢地喝道：“请客人进来。”我忍住笑，跟他踏进了院子。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商女也知家国恨(3)

　　院子很小。这不是四合院，而是一种北平独有的齐眉罩式的小院，狭长并不幽深。奇怪的是还有两堆黄土占据了约摸四分之一的空间。低矮的住房前面搭着一个葡萄架。两只长毛扁鼻黑白相间的哈巴狗在葡萄架下懒洋洋地睡着。葡萄串似乎已收尽。秋风吹过，那架上黄叶凋零，瑟瑟作响，一片悲凉之声……　　屋内走出一位白发老妪。她迎了上来，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满脸堆笑地说：“先生，　　屋里坐。”进了小客室，我接过一杯茶，东边北房垂着的旧麻布帘子里传来一声吴音软语：“顾妈，让客人坐一坐。你进来。”顾妈歉意地笑：“对不起，太太最近病了，现在还没有起床呢。您请坐。”她径自掀帘进去……　　掀帘一刹那，我瞥见北房有一妇女横躺在铁床上。那床、那帐、那被、那摆设似乎都是灰白黑色而又破旧零乱的。帘子又垂下。俄顷，透出一阵刺鼻的鸦片烟味和呼呼呼的吞吐声……　　我开始打量着这间小客室。不宽敞，也不豪华。失去了光泽的旧家具却擦洗得很干净。地板一尘不染。惹人注目的是悬挂在北墙条几上面一帧婚礼合影。那男人伟岸而略嫌肥胖，穿着崭新的西服，左上小口袋插着鲜花；女的白纱绸衣，右手抱着一束玫瑰，左手紧紧挽着新郎；那脸蛋与嘴唇显得十分妩媚。她就是赛金花吧？结婚照下面挂着一串翡翠珠花儿。两旁挂着洒金红宣的对联，上写“曲寻知己，人间重晚晴”，没有署名。回身看南墙，却是玻璃镜框嵌的一幅提香?维切里奥的油画《人间的爱和天上的爱》。隔壁是佛堂，徐徐送过来一缕缕檀香轻烟，正好与北房刺鼻的鸦片味道形成强烈的对比——一薰一莸，一佛一俗，包蕴着女主人的平生遭遇和复杂的晚年心境。　　赛金花掀帘出来了。后面紧跟着顾妈。容光照人，名不虚传！我是第一次见她的。挽着髻儿，画着眉儿，那粉堆玉琢般的颈儿上面是薄薄的两片猩红嘴唇儿，惟一显出年龄的是横在额上若隐若现的皱纹儿。那略呈混浊的翦水双瞳含笑盈情。一件青灰色的旧旗袍，长不到足踝，非常合身地罩着她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的身材，那微隆的胸脯上仍然留着女人的丰韵和青春的旧痕……　　见她轻启朱唇：“双先生，害你久等了！好在家乡人，不见怪吧？”随即递来一张石印名片。说话如此得体，不愧为老“交际花”。　　我接过名片，忙说：“哪里哪里，打扰了！”一看名片，愣住了，只见上面印着：“魏赵心”字样。　　赛金花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脸色转为严肃，吴音兼带京腔又说开了：“先生请坐。”她自己也在对面坐下，不无感叹地说：“名片也印不起啊，这些都是《实报》记者帮印的。有了名片，也许我就真正像个人了！”　　我心头一颤，笑道：“是的，是的，我们是同乡。”　　顾妈递过一包劣等烟“万宝山”，她熟稔地拆开；我忙掏出上等“老卓刀”，丢在桌子上，她兴奋地一语双关：“哦，这个好！”一人一支，划火柴的动作轻巧而又准确。她满足地长吸了一口：“不瞒老乡说，好烟也买不起了。自从魏先生过世，我是王老汉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魏太太，不能这样说，谁没有上坡下坡过个坎儿什么的。”我说着，忙从公文包里掏出20块光洋搁在桌子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不是报社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她用娇媚的眼睛审视我好久，然后爆发出一阵轻松的笑声：“好！好！好啊！顾妈，谢过双先生，收起来吧。”　　“谢谢！谢谢！”顾妈一迭连声，又合掌道：“阿弥陀佛，这几天都碰上善人了。”　　她娇嗔道：“甭废话，惹先生见笑。”　　“是。”顾妈收好银洋进北房去了。　　赛金花又点燃了一支烟说：“那天，我在香厂卖丝绒线，山东韩复榘来看杂耍，一眼就认出了我，嘱咐副官送我100块大洋。我苦想了三天，写了一封感恩信。底稿还在这里，双先生，请您也指正指正！”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一张质量很差的毛边纸，上面是娟秀的蝇头小楷：“赛金花老矣，谁复见问？蒙齐鲁大帅韩主席不弃旧情，慷慨解囊，赏洋百元，不胜铭感，谨呈七绝一章，用申谢忱：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币赏残花！”　　一字一泪，一句一个心声，这样的文字不是挤出来的，而是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道尽了人间沧桑和人性中复杂的感情。“诉琵琶”、“掠鬓鸦”、“赏残花”是在“不忍”、“低头”、“肯持”这种特定情景中发生的，前后浑然一体，春梦无痕，九曲回肠的好诗句，竟出自眼前这位据说文化并不高的老妓之手，令我叹服，低回不已……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商女也知家国恨(4)

　　赛金花接着自言自语道：“世情险恶，人情淡漠，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呢。自从魏先生谢世，10多年来，我很少出家门，也不会客；社会好像把我给忘啦！我魏赵灵飞甘心情愿在这小屋里，厮守魏先生遗像，一主二仆，四猫二犬，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看赛金花如此伤感，我忙把话岔开说：“今天我来采访赛女士……，没等我说完，她抢过话说：“我知道，还是那老一套吧：状元夫人，将军情妇，情场老将，孽海冤家。别人问　　，我会烦死了；老乡问我，我是有问必答的！”话说得辛酸，俏皮而又有点儿油嘴。我忙说：“不，我想问魏斯炅（音炯）。”　　她亢奋的眼睛一亮：“好！你问他，他可是我真正的丈夫呀！”于是她叫：“顾妈，添香，我要给记者讲魏先生！”　　“来啦。”顾妈应声而出。　　三柱清香在那结婚照前点起来了。小客室里又添氤氲，她的话匣子打开了。　　“我一生的梳栊客无数，但只结过3次婚。一次是嫁洪文卿，就是洪状元，过了16年夫妻生活；一次是嫁曹瑞忠，沪宁铁路总稽查，不到两年，他就病死了；最后一次就是嫁魏先生（她深情地望了望墙上的结婚照），前后虽然只得数年同床共枕，我却得到了一生得不到的温暖。魏先生是个真情人。他特别尊重人。更难得的尊重像我这样被人作践过的人，完全出于真诚，没有一丝半点儿做作，实在叫我感动。我彩云就是死过九次，也不能忘记他呀。　　我30岁那年，为养女事吃了一次官司，弄得倾家荡产。善良的老娘为了救我出狱，花钱如流水，塞衙门狗的无底洞。卖的卖了，当的当了，骗的骗了，拐的拐了。外部有官，内部有贼，趁火打劫，敲诈勒索，家底子全光了。当初，庚子年国家遭难的时候，那些王孙贵族公台大人们躲到哪里去了？屁也不敢放一个。他们利用我。跟外国人谈判，还要依赖一个风尘女子，当初是救命恩人赛二爷。前门走了游山虎，后门回来坐山豹。坐山豹比游山虎还厉害。他们用完了我就加倍地侮辱我，伤害我，要我老死在监狱里，遮盖他们的丑。我偏不死！押回原籍时是苏三起解啊，我暗暗起誓赛金花有命回乡就有命回京，我还要回来的！但我也算看透了世情冷暖，“旧事惊心忆梦中”，再不找个归宿，像无根的蓬草，就要永远被踩在恶人的脚底。无奈命苦，曹瑞忠一死，我又只得重操旧业。在39岁那年，我在上海“京都赛寓”结识了魏先生。　　那天晚上，魏先生来打茶围。他以100元大洋点名要会见赛金花。我历来规矩是星期六亲自接客，那天是星期日，我怎么能破例呢？听说他是个革命新党，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民国元年做过江西财政厅厅长，因为反袁世凯举起了义旗。他是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心腹爱将。五省都督拥兵自守，李烈钧的“二次革命”失败了，革命新党人全部逃到上海避难。又听说他中过举人，留学日本，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平生最敬佩社会名流和豪杰之士，愿在茫茫尘海中物色知己。为此，我就破例会见了魏先生。第一个印象是：他身材魁梧，谈吐亲切，话语不多，但都实实在在，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就这样，魏先生经常来看我。有一次，北洋兵要缉捕他。他脚上负了伤，忍着疼痛爬到我家后院。我把他救了起来，睡在我床上养伤，躲过风头，我又让他化装逃去东洋避难。谁知他一到英租界，又被英国兵扣留，凭着金四少爷的名片，我亲自出马，几句英语对话，他才被释放。我亲自送他过海关上了日本板光邮船，在码头上流泪眼望着流泪眼。我祷告上苍保佑他平安出海，他老半天只说了一句话：等我，我会回来娶你的！信不信由你。　　民国七年，魏先生从海外回国。由于他的诚意相求，我宣告关门停业。同年6月20日，我和魏先生在上海新旅社举行新式婚礼。主持人是江西都督李烈钧，证婚人是信昌隆报关经理、朱先生。参加婚礼的来宾都是社会名流和报社记者；我的旧时姐妹们也都华装艳服出现在来宾席上。我当时44岁，魏斯炅45岁。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俗话，“中年从良，娶去做娘”。女人30老妈妈，但44岁的赛金花嫁人了，嫁的还是一个有高文化的革命党人！消息不翼而飞，传遍了上海滩，看热闹的人不少。上午8点，我浓妆艳抹，披着洁白的文明纱，手捧一束红玫瑰，装饰着霓虹灯的彩花马车把我送到上海新旅社大厅。军乐队奏乐，证婚人宣读“正式婚约”。就这样我在晚年找到了真爱，嫁给了魏先生。　　结婚以后，我返璞归真，过着普通夫妻的家庭生活。我和魏先生回到北平，住在樱桃斜街。我接来了老娘亲和跟随我多年的顾妈。一家四口和乐融融地过日子。我就像流浪的孩子回到了梦里的家园，又像经历风浪的海船平安地驶进了港湾。　　洪文卿，一是魏斯炅。洪状元爱我年轻貌美，只是救我出火坑，是恩情；魏先生爱我风尘知己，却是还有一个‘人’的尊严，是真情。对比起来，魏比洪更多几分情。我明知离开魏家，世人在睁着眼睛，指着我的背脊：下贱骨头永下贱，风流娘们总风流。难道我就一定要下地狱？难道我就不能登天堂？……”她又激动起来。　　我忙说：“魏太太，谁能这样说呢？佛祖慈悲，普度众生呀！”她笑了：“阿弥陀佛！双先生算是知我痛苦了。”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商女也知家国恨(5)

　　这时她又接着诉说：“魏家的财产我什么也不要。我只取出我和魏先生的结婚照和他给我的定情物——翡翠珠花儿，带着顾妈悄悄地搬到居仁里，每月花28块大洋，租用这4间平房。我明知生活苦，也要独守孤灯。说实在的，我自己人老珠黄，残花败柳；但开窑子，树艳帜，我是轻车熟路。买几个小姑娘，招引游蜂浪蝶，金银财宝不是照样滚进来吗？但我不能再走回头路。钱一滚，人也滚，滚来滚去就真的进了地狱门，还得三生羞见魏先生。不，我决不能再这样做。13年来，我伴着魏先生遗像，吸着大烟解闷儿。我仍愿典卖租借，粗茶淡饭过日子。刚才的‘二猫’，真名叫蒋乾方。他是顾妈的亲弟弟，半勺愣子（白痴），无谋生能力。我把他收为义子，也得使唤使唤，得点气力。我们都是天底下的可怜人，过得倒也亲密无间。这条街虽穷，却都是些真情实意的下层社会穷苦人！这些年，我怎么过呢？生活虽苦，精神上舒坦。你刚才不是说普度众生么，我算皈依佛门了。顾妈，开门，上香，引双先生到佛堂去看看。”隔壁佛堂门大开，除了青灯古佛（一尊观音大士）铜炉香烟，别无他物。倒是佛像两边的对联引起我的注意：招徕良家闺秀莫踏红尘覆辙；逗得阔佬夫人再修佛界天堂。这时，顾妈一边给佛堂添香，一边唠叨：“双先生呀，太太天天礼佛念经，感动了天神菩萨。那几次去游南海，太太亲眼在石头缝里看到了金面佛哩。这些年，关帝显过灵，狐仙附过身。这条街谁不知道金面佛魏太太……”赛金花嫌她多嘴饶舌，瞥了她一眼：“真人面前不烧假香，你嘀咕个啥呀？去去，煮碗点心招待老乡……”　　我鼻子一酸，什么都明白了：“不，不，我要告辞了。”　　赛金花忙说：“老乡你先别走。你问了我这么多。我想问你一个字。”我十分诧异：“哦，您尽管问吧。”　　赛说：小客厅结婚照旁边那幅对联写的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我文化薄，一直解不来。　　我说：哦哦，是“”曲寻知己的“”。　　她点点头。　　你不问，我不好说；你一问，我又难说了。既然你把我当知己，又是老乡，我看非说不可！　　别七拐八弯的，直说吧。　　刚才我一进门就看这幅没署名的字了，曲，即（）曲，一个口字，一个旦字。（）是别字。（），即京剧中的生旦丑末净的旦。兽旁的（）字，是母猿，其性好淫……　　话没说完，只见赛金花柳眉倒竖，咬牙切齿，脸色由土变白，由白变红，由红又变白…　　…“好呀，好你个樊增祥！……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她“哦”地跳下床，往外就走；伸手就将那上联“哧”地扯下来，“嘶，嘶，嘶”……一下子就撕成大小不同的碎片，……那下联“人间重晚晴”，顿时显得孤零凄怆。顾妈连忙搀扶她坐下：太太，何必呢？身子要紧呀。她汗珠儿滚出，泪珠儿也滚出，全身发抖，不断地喘大气儿……我很不过意，忙说：“魏太太，您冷静点。怪我……”　　她说：“不！……我得感谢你！”这时，她只有喘气的份儿，两眼发直，死死盯着对面玻璃框里那幅提香的油画。忽地挣红了脖子：“天哪，人间的爱何在？我，我……我赛金花要寻天上的爱啊！”这尖亮的呼声，使人不寒而栗；从这破屋里飞出，似乎要穿透京华九城了。　　顾妈将一杯白开水送到她手中，她也不喝，将那水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泼在地下：“恩断义绝啰！樊增祥，你我白白相好一场！……你算个啥东西？不过是个小小翰林，混账的江宁布政使。我傻，我瞎了眼！我现在还糊涂啊。……前些时，我才在天桥市场上看到前后《彩云曲》，真是臭文字流毒人间！姓樊的——樊增祥，我不会饶你！等着吧，到奈何桥上算账！……”她的样子太可怕了，我忙说：“顾妈，魏太太要休息，扶她进房去吧。”她甩开顾妈搀扶她的手，忽地掏出几张纸，那上面歪歪扭扭涂涂改改写着诗句：“双先生，双老弟，我们是乡亲。这是我学着写的，也算我最后的心声。交给您，有机会公之于世，算我赛金花对世人的总答案……咳！咳咳！……顾妈，代我送客！”她又一阵急咳。　　回到公寓，我用颤抖的手展开她写的题为《悠悠曲》的血泪文字，读着读着，我的心也碎了！歌词如下。　　天悠悠，地悠悠，风花雪月不知愁。斜睇迎来天下客，艳装袅娜度春秋。度春秋，空悠悠，长夜尽成西厢梦，扶魄深处唱风流。唱风流，万事忧，一朝春尽红颜老，门庭冷落叹白头。叹白头，泪目稠，家产万贯今何在？食不果腹衣褴褛！衣褴褛，满身垢，一副骸骨谁来收？自古红颜多薄命，时运不济胜二尤。胜二尤，深海仇，纨绔王公皆猪狗，赏花折柳情不留。天悠悠，地悠悠，贞节牌坊万世“流”……这“流”是写错了？还是故意这样写的？我看是后者。寓意深长啊！　　2005年4月，再去居仁里找赛氏故居时，他所在的院子已变成一个学校，南房则成为了一个夹道，其余民房与16号赛氏故居同一大小与布局，所以还可看到当年的影子。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知音一曲传千古(1)(图)

　　小凤仙（1900-1976年）本名筱凤，满族人，姓朱，后改姓张，原籍浙江钱塘。光绪年间全家流寓湖南湘潭，出生杭州，1911年逃到上海，跟随姓胡的老板学唱戏，因唱色超群，小有名气。小凤仙被卖为奴婢，不久被卖到妓院，辗转到了北京。在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云吉班卖唱接客做生意。　　关于小凤仙的从业地，有说在陕西巷，有说在百顺胡同，也有说在樱桃斜街，但现在比　　较可信的是在陕西巷，她应是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从陕西巷走到樱桃斜街的贵州老馆不过只有三五分钟的路。而据说贵州老馆二楼的“文君阁”就是蔡锷与小凤仙约会的地方。　　有人说小凤仙，姿色中等，娇小玲珑，吊眼梢，翘嘴角。肌肤不算白皙，性情尤其孤傲，对富贵巨贾，不屑求媚取宠。但粗通文墨，喜缀歌词，特别是生有一双慧眼。　　蔡锷当年为云南都督。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笼络蔡锷。经由杨度极力推荐，袁世凯叫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排定日期讲解军事科学及为将之道，并面许将来陆军总长一职非蔡松坡莫属。　　民国四年初秋，筹备袁世凯登基的“筹安会”堂而皇之地在北京成立了，杨度主持其事，利用都是湖南同乡的身份，天天力促蔡松坡列名发起人之一。　　蔡锷是辛亥云南起义的元勋，反对帝制、赞成民主，所以前后矛盾，但又不能公开拒绝，只好拖延。之后他假装赞成帝制，在云南会馆的将校联谊会上发起请愿，请袁世凯改行帝制，速正大位；并在众目睽睽下，签下自己的名字。　　蔡锷自遇到小凤仙后，顿感此女虽沦落风尘，然而出语不俗，可作为红粉知己。蔡锷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空间活动，于是抱着一种迷离的心情，常去小凤仙所在的云吉班。袁世凯知道后大笑道：“蔡松坡果真乐此不疲，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蔡松坡与小凤仙如胶似漆，托梁士饴购得前清某侍郎废宅一所，大兴土木，到处扬言为小凤仙建造华屋。又给小凤仙题词，说她：　　“此际有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　　蔡松坡做的这些荒唐事，却惹恼了原配夫人刘侠贞。她对丈夫又是指责，又是劝戒：“酒色二字，最是戕身，何况你身体欠佳，更不应征花逐色。大丈夫应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怎能寄情勾栏，坐销壮志呢！”　　蔡松坡听罢恼羞成怒，先是把家具打得稀烂，接着对刘侠贞拳脚交加，棉花胡同里蔡宅顿时闹得鸡飞狗跳。　　袁世凯听到消息，派王揖唐和朱启钤两人前去调解，但也无济于事。之后袁世凯便大大松懈了对蔡松坡的戒心。　　蔡锷苦思脱身之计，最后还是想到他的红颜知己小凤仙。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知音一曲传千古(2)

　　民国四年十二月一日，离袁世凯即帝位的日子还有十一天，蔡锷利用与小凤仙踏雪寻梅之机，独自登上了开往天津的三等列车。　　第二天便换上和服，扮成日本人，搭乘日本游轮“山东丸”直驶日本。　　蔡锷到了日本，立即拍发电报回国，向袁世凯请假医病。之后他经香港到越南，由蒙自进入云南，组织了“护国军”起义讨袁。　　蔡锷后患病，三十七岁时逝世。噩耗传到北京，举国震惊。　　据说，当北京官方与民间各界在中央公园公祭蔡锷时，小凤仙请大名士易宗夔代撰了挽联送去致祭：　　其一：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　　其二：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小凤仙为了蔡锷从一而终，维护蔡松坡的名声。自此后，小凤仙遂从八大胡同消失。她来到天津，租得大院陋屋，靠替别人做手工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小凤仙独身过了几年日子先嫁一军人，军人死后再嫁姓陈的厨师，住在沈阳的一座平房里。靠丈夫的收入养家度日，生活很是拮据。　　1951年初，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剧团去朝鲜慰问赴朝参战的志愿军，途经沈阳演出，下榻于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　　小凤仙闻讯，遂写一信给梅。信中写道：“梅先生，若寓沈阳很久，如有通信地址，望企百忙中公余之暇，来信一告。我现在东北统计局出收部张建中处做保姆工作。如不弃时，赐晤一谈，是为至盼。”　　数日后，小凤仙接到梅兰芳邀请。　　当天，梅宴请了小凤仙，离别时还送给她一笔钱。并遵小凤仙嘱，对其身世与行踪守口如瓶，仅将此事告知其秘书许姬传与近代史专家荣孟源。　　数年以后，荣孟源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梅兰芳则在1961年病故。　　在政治压力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小凤仙的情况再也无人知晓，也再无人敢于过问了。小凤仙渐被人们遗忘了。　　就这样小凤仙默默无闻、平平淡淡地在沈阳生活着，就连她身边的熟人也不知道她那不平凡的身世。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陆正处在“文革”动乱之中，小凤仙已是70多岁了，丈夫已死，孤苦伶仃。她曾被好心的邻居、沈阳低压开关厂女工刘某接到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她心情开朗，常常眉开眼笑。只是有一次，她听到收音机里播放当年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她面容痛楚，泣涕涟涟。　　刘某见状，急忙握住她的手，细问缘由。在一声声关切的询问之下，这位被称做“陈娘”的慈祥老人才情不自禁地口吐真言：“那戏中之人就是我！”她向刘长青讲了自己的身世，并再三叮咛，千万不可外传。　　1976年，小凤仙患突发性脑溢血，栽倒在自家平房旁的公共厕所里。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抢救，但已无效。她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人生道路。

第三部分 商女也知家国恨青楼慧眼赛红拂

　　民国初年，在北京的八大胡同与云吉班只有一墙之隔的金祥班也是一等妓院。金祥班与云吉班的来往十分密切。　　云吉班楼上住着19岁的小凤仙，金祥楼上住着17岁的良玉楼。良玉楼本姓殷，名文鸾，父亲是北京赶骆驼的脚夫，母亲在前门卖大碗茶，爹妈死后，她被舅舅卖到八大胡同，沦为青楼女子。　　1914年，袁世凯迫使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进京。尹昌衡刚30岁，蔡锷大他两岁，两人早在日本士官学校时就是同学，合办过广西陆军学堂，交情甚深。二人到了北京，就被软禁。“三太子”袁克文常陪同他们到八大胡同逛妓院，让小凤仙结交蔡锷，良玉楼结交尹昌衡，妄图使他们在石榴裙下丧失斗志，倒戈投诚。　　与良玉楼结交后，在给她“梳拢”的那天晚上，尹昌衡送给良玉楼一串珍珠项链，并即兴赠她一首诗：　　秋月春花无限情，酒阑书剑任纵横。　　自知此意甘颓倒，且看今朝值圣明！　　不是东山能济世，也因蕲国厌谈兵。　　美人名士堪千古，何必干戈误一生！　　聪明的良玉楼，早已看出这位英年的尹都督佯装带醉，壮志未酬。　　在北京城的风月场中，做红名妓很不简单，不仅要资质绝佳，还要识翰墨，通音律，在上流社会中交际应酬，懂礼节，善谈吐，风雅宜人！当然，还必须有权有势有钱的人捧她。　　良玉楼与小凤仙的可贵之处在于两人都不是见钱眼开的人。因而她们能在风尘中觅知己，慧眼识英雄！　　袁世凯赏给蔡锷小公馆、新家具，还答应在京给他举行盛大纳妾喜筵，蔡锷领而受之，表面降袁，暗地里却在小公馆接见家乡来客，秘密指挥云南起义。　　而尹昌衡却表示不要小公馆、新家具，妓院的费用他给袁克文打欠条，答应还。他深知袁世凯非等闲之辈，不能轻易卖身投靠，与蔡锷同唱一样的戏，势必会引起袁世凯的疑心。他常在四川会馆出没，同家乡来客秘密策划反袁斗争。　　金祥班的鸨儿娘却是只图赚钱，见这位穷都督自命清高，嫖妓院不肯花袁世凯的钱。认为这位穷都督同袁的关系不好，态度也日渐冷淡。日常供应的菜饭减少，出门车马爱派不派，还时常冷言冷语。　　婊子无情，说变就变，大有要把“独占花魁”的“卖油郎”赶出八大胡同之势。　　一日，良玉楼深情地劝尹昌衡，劝他赶快离开北京，远走高飞，休贪功名富贵，免遭杀身之祸！　　在蔡锷返回云南之后，袁世凯大怒，下令将小凤仙下北京监狱，追查蔡锷在京余党。袁见尹昌衡不公开表态降袁，害怕他搞鬼捣蛋，便把他关进陆军监狱，软禁在一幢小洋房里。同时严密监视四川会馆与金祥班，逼问良玉楼尹昌衡的情况，追查他的在京同伙。　　当时北京各大报刊都登载了“蔡锷回云南起义”、“尹昌衡在北京坐牢”的消息。　　在狱中，尹昌衡宣布绝食，摆在他面前的好酒好饭，他也不喝不吃！袁世凯只好派袁克文到八大胡同去请良玉楼劝他进食，出面解围。　　良玉楼入狱后，尹都督才肯喝酒吃饭，放弃绝食。陆军监狱破天荒地准许探监留宿，批准“囚犯”与“娼妓”牢内昼夜长谈。尹昌衡从玉楼口里才知，小凤仙也被关进北京监狱，蔡锷在云南组织“反袁护国军”，熊克武在四川组织了“四川反袁护国军”。袁世凯这方面，则组织好了“六君子请愿团”、“十三太保请愿团”、“娼妓请愿团”，马上就要上街游行，劝驾登基。　　在陆军监狱的白虎大堂中，尹昌衡与良玉楼患难见真情。演绎了一幕传奇的爱情故事。　　不久后，在全中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刚刚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暴病而亡，尹昌衡、良玉楼、小凤仙才被释放出狱。　　从此，良玉楼始终不渝地相伴尹昌衡。昌衡的《止园诗抄》有《赠良玉楼》七律四首，《寒宵欣慰太贞》及长诗《幽燕美人歌》，自注：“为姬人殷太贞作，太贞即前诗所谓良玉楼也。”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残阳衰草访遗踪

　　1.金代的教坊乐伎　　北京城作为金代首都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间金建成了金中都，在这个大都之中设有教坊，也就是宫中府中设有官妓。因为年代的久远与战火的摧毁，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地面之上的有关风月场的任何遗迹。　　公元1140年，金宋议和，金熙宗到燕京（今北京）巡视，他在燕京居住了将近一年，金中都这时就在他的心中建成了。　　公元1151年金帝完颜亮下令迁都并扩建燕京城，同时修建皇城、官城。其后世宗、章宗时再次扩建。　　公元1153年，金正式迁都燕京，从此燕京开始了850多年的政治中心的旅程；所以，金中都在北京建城的历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的大军突破了居庸关包围了金中都，金中都燃起了大火,一片火海宣布了改朝换代。　　1214年金派出使者向蒙古军队求和，献出皇室众女、金帛，蒙古军退去。金宣宗为了避开蒙古军队的刀锋，于是迁都到河南的开封。　　1215年蒙古军再次到来，金降。　　金中都的中心约在今天广安门以东这一带，其东边在今天的虎坊桥一带（也就是前门外八大胡同的西边沿）。金皇城则在今天的牛街以西南樱桃园附近。金代将街道分为坊，各坊有围墙、坊门，门上有坊名。每个坊内有一条主街，即干路，主街两旁分列各小巷。金中都虽被元大火所毁，但老城墙还在，部分老居民还住在其中，后来的大都人称中都为南城或旧城。因为大都人住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内，从今天的前门一带到菜市口一带要走直路，所以才有了八大胡同以北的铁树斜街等斜的街道，这些斜街在元、明两朝时应为田间阡陌或水沟。　　北京作为金朝的首都，贵族官宦集居，商贾四至。今天的广安门内外，菜市口一带曾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在这儿也应常有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由于金中都绝大部分处在今天的宣武区范围内，所以金、元两代的戏曲也应是在宣武区发展起来的。　　金代的侍妓大多是直接从宋人手中抢来的。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金初打破开封，抢掠教坊演员北来的有杂剧、说话、傀儡、弹筝瑟、琵琶等一百五十余家。这些被掳的艺人，在金代权贵府第和市井瓦舍中演出不辍，这些院本除了杂耍、滑稽、戏谑、猜谜等之外，院本名目还有庄周梦、杜甫游春、张生煮海、蓝桥、墙头马、打樊哙、说狄青、蔡伯喈、范蠡……”显然是有故事演唱的戏曲了，这些剧目后来成为元杂剧的基础。　　《金史?世宗纪》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谓宰臣曰：‘岂以妃故禁之耶？’”世宗要到城东北兴德宫吊丧不闻乐声。可见中都东、北市肆充斥演出。　　《金史?章宗纪》明昌二年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由此可见金代在国丧时禁止娱乐及在戏曲中不得以历代皇帝为剧中人物。　　２.金代的戏曲与侍妓　　关汉卿是跨越金代与元代两朝的戏曲家，他所创作的戏曲故事，多以风尘女子为原型。通过他的戏，使我们对金、元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　　王国维在《金元戏曲史》中把元曲分为三个时期。他认为第一期应为早期或蒙古时期1234年至1271年。可见元曲孕育于金元之际的中都。元代戏曲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关汉卿。　　在1958年举行的关汉卿戏曲创作700周年纪念会上，大家一致认为1258年是关汉卿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金”与“元”相持相战的关键时期。因此元代的戏曲中有很多以金代为背景的故事。　　王国维说：“汉卿有《闺怨佳人拜月亭》一剧，实甫亦有《才子佳人拜月亭》剧，其所谱乃金南迁时事，在《蔡萧闲醉写石州慢》记述金初的蔡松年，时为金尚书左丞，出使时有侍妓陪伴，使还，松年眷恋不已，写《石州慢》词，缠绵凄艳。”　　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石景山区发掘出的一座圆形金代墓穴中发现了较为完整的五幅金代壁画，内容包括侍寝、备茶、备宴、散乐、侍洗，墓主夫妇坐在中间环顾左右。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金人在中都生活场景的最直观的见证。　　金代的各级地方官府中也应有歌伎的存在。在《青楼小名录》中讲述了：在大定年间，一个叫王寂的人路过通州，通州的官员迎接他时，请出了漂亮的乐人青梅儿在宴席上助兴，王寂为此还写了长短句。由此可以看出在地方官员中也存在着将“侍妓”运用于社交活动中的时尚。　　金代的“教坊”与民间的“民妓”又在何地呢？根据我们对中都的地理位置与其“教坊”与戏曲的演出地的了解应在今天的广安门到菜市口一带。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金戈铁马大漠风(1)

　　１.忽必烈与元大都　　说到北京城就不能不说忽必烈。1267年，忽必烈开始在燕京营建新都城——元大都。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蒙古”改为“大元”，忽必烈由蒙古大汗成为大元皇帝，即元世祖。　　1272年，忽必烈将新都城由“中都”改称为“大都”。　　1274年，大都的宫殿建成。这年正月初一，忽必烈在新宫殿中举办了大典，接受百官朝贺。整个大都的基本框架到1276年才基本建成。跟随忽必烈十几年的马可?波罗称忽必烈是“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也就是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君王。萨囊彻辰也在他的《蒙古源流》中说忽必烈是：“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是：“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人物必然对北京城的建造、风俗、道德观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当时的北京远胜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首都，因为它是小半个世界的首都。而现在北京城还到处留有元代的气息。　　元代将大都街道分为五十坊：其中福田坊，在今北京白塔寺一带。阜财坊，在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金城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玉铉坊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等等。　　元大都的街道，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规划整齐，经纬分明，就像一个中国象棋的棋盘，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大道相连接，就像今天的建国门与复兴门之间的长安大道。元大都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在南北方向的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分别等距离地平列东西方向的胡同。　　那时就规定了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９.24米，这个距离既可通马车，又利于采光。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基本上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街道的大结构。之后的明清时代都是在此基础上重叠建造的，所以改动不大，如东四一带、西四一带、府右街一带都保留了元大都时期的格局。　　元朝统治的疆域十分广阔，元大都作为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人烟密集，经济繁荣。　　据《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以北的钟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皆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　　《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有意思的是今天这一带仍是“歌台酒馆”林立，只是改叫酒吧了。　　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算起，已有700多年。尽管上述市场分布于各个街巷，但现在元代在地面上的建筑已很难见到，可是元大都并没有消失掉，当你走进西四、东四一带的胡同之中时，你其实就走在元人所走过的脚印上。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就活在北京的胡同中。　　“胡同”是一个出现在元代的名字，它的原意是“帐篷与帐篷之间的通道”。“胡同”被忽必烈营造元大都时广泛地应用。　　“人烟众多，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来了风月场的繁盛。较早介绍北京地区风月场状况的是《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１7年，所以他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他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不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夜一换。　　２.元代的“勾栏”与官妓　　元代繁荣的社会为“教坊”、“元曲”、“勾栏”、“梨园”也奠定了基础。为了使我们能了解元代勾栏与上几代的传承关系，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唐、宋、金各代。　　唐玄宗开元年间，就设立了国家级的“教坊”以提供声色之乐。唐玄宗还在教坊女中选优进入宫里，设立了乐舞机构“梨园”。梨园规模之大，不可想像，除长安的宫中，还在洛阳（唐代为东京）设立分支机构，总数达到几千人。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金戈铁马大漠风(2)

　　这些梨园中的女子和教坊女艺人，都属于宫妓或者说是官妓。当时的教坊应是可以与民间交往的，虽然她们都过一种集体生活。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描绘的就是他对教坊女的生活感受。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　　＊所谓“缠头”，古代专指嫖客的嫖银。　　北宋的宫廷乐舞制度多袭唐制，但宫妓的数量有所减少。宫妓表演的内容则有了新的发展，她们主要表演“队舞”，在一个节目中同场演出的女妓多达153人。宫廷的这种盛大的“队舞”往往是在皇帝生日或其他喜庆日子，在宴会上与百戏、杂剧等伎艺连台演出。太宗、仁宗甚至还亲自制曲，以赐教坊。　　南宋建炎初年，国库空虚，国势衰弱，宫中无力维持庞大的乐舞机构，曾一度废除了教坊，但遇有典礼又无处寻觅。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又恢复了教坊，乐工有460人，以内侍充铃辖。绍兴末年又废教坊，其艺人“旨隶左右军而散居，每次大飨宴，宣徽激院按籍召之”。从孝宗隆兴到乾道年间，逢朝贺大典，或“北使每岁面圣”，就临时去雇请民间艺人来演出百戏。虽国势衰落，但宫中还要举行豪华的筵宴和百戏演出。　　在《武林旧事?圣节》中，就记载了南宋理宗赵昀寿筵时的“排当乐次”，即寿筵上演的节目单。皇帝赵昀的生日是五月五日，这天他先在垂拱殿接受百官僚臣的朝贺，然后又到紫宸殿与百官饮宴，先饮上寿酒十三盏，每饮一盏，都要奏乐曲或演出百戏节目，饮第几盏酒演什么节目，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稍乱。当时“倡优傀儡，屡入宫中演出，奉帝游宴”。　　元代的教坊就是管理宫廷演出排练的机构。当时教坊设在东皇华坊，它也是明朝黄华坊的地方。今天的演乐胡同一带就是元、明两代教坊的所在地。勾栏胡同则是它的演出场所，演乐胡同则是排练节目的地方。　　岁月流逝，当年的教坊、妓院都已成为历史遗迹，但演乐胡同等三条胡同自然保留下来，成为了民居。现在的内务部街原名就叫勾栏胡同，顾名思义，就知其特色。而东四牌楼南勾栏胡同，为元时御勾栏处。　　元代北京戏曲的商业演出达到空前繁盛的境地。　　据《青楼集》记载：“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说明元代都市，勾栏大量存在，已是都市居民挥金娱乐的场所。　　中国戏曲史上有可考的剧本始于元杂剧。据现存资料不完备的统计，在不到100年的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大约有200人左右，有记载可查的杂剧剧本约有730-740种。这还不包括那些佚名的作家和失载的剧本，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元杂剧剧本只有208种，连残曲29种，总计不过237种。　　这么多的杂剧在北方的演出地又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的砖塔胡同一带，可以说就是民间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区，即所谓“勾栏”、“瓦舍”地带。　　砖塔胡同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西南侧，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胡同之一。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八角形、七级密檐式青灰色砖塔，在山门的石额上刻有“元万松老人塔”六个字。万松老人，名行秀（1166—1246年），是金、元两朝极负盛名的佛学大师，他曾为金章宗说讲佛法，得到金章宗极高的称赞。元代著名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就出自他的门下。万松老人圆寂后，人们为他修建了这座砖塔。现在这个塔成了这条胡同的标志性建筑，只要你到达西四一带远远地就可以看到这个塔。胡同很长，有一些金柱大门或广亮大门，当然更多的是小门楼。胡同中到处可见石磨、石碾、石础等，从它们风化的程度看应是清代以前的居多。　　这条胡同所属的街区，元、明两代叫咸宜坊。其南有粉子胡同，今天还叫这个名字，2004年我来这儿时胡同的西端已拆改为居民楼。“粉子”，亦妓女的名称，《水浒传》中叫“粉头”。　　元杂剧中就出现对砖塔胡同的文字记载。　　元人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杂剧第一折，张生与龙女定情后，家童凑趣，与龙女的侍女梅香调情，家童云：“梅香姐，你与我些儿什么信物！”侍女云：“我与你把破蒲扇，拿去家里扇煤火去！”家童云：“我到哪里寻你？”侍女云：“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金戈铁马大漠风(3)

　　足证元大都城里，已有砖塔胡同。这条胡同的北面有一条叫羊肉胡同，即古之羊市。　　说起旧京的妓院，人们往往和北京南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珠市口大街以北八大胡同的高级小班，抑或是珠市口大街以南的低级下处，都在北京的南城。　　其实在清末光绪庚子以前，内城砖塔胡同以西的几条小巷，才是地道的“北国花丛，莺娇燕媚，鬓影钗光”，假如万松老人地下有知，怎能不有污我佛门净地之感。　　有一个叫姚君素(灵犀)的人在上世纪30年代末印行了一本《未到珍品丛传》，收有三个稿本，其中一本为《塔西随记》，就是对这一带妓院情况的随笔记录。　　“随记”记载了砖塔胡同之西的口袋底、城隍庵、钱串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等处的20多家妓院。　　“清代北京内城多系八旗仕宦之家，砖塔胡同位于冲要之地，贵家子弟趋之若鹜。后为御史参动，以为内城首善之地不应容此藏污纳垢之所，乃驱之外城。塔西妓院之房多为江西巡抚德晓峰(馨)私产。德氏汉姓博，住在官门口内苦水井路西，屋宇甚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其后人尚居于此。苦水井后改福绥境，口袋底，《燕都丛考》作口袋胡同，所谓底者，是说这条胡同的尽头像个口袋底，老北京仍以‘口袋底儿’称之。”　　这里勾栏内有戏台、戏房（后台）、神楼和腰棚（看台）。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经常是台上鸣锣敲鼓，表演着人间的喜怒哀乐，台下欢呼喝彩，据说经常是曲终人不散，每当散场后，歌舞伎就倚着栏杆向台下抛绣球，抛媚眼。　　关汉卿先生则肯定在砖塔胡同经常走过，他也会带领女伎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燕山秀在这儿谢幕。以答谢人们对他创作的戏曲的热爱。那时这里真的像清人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描述的盛况：“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挥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栏也。”　　清代的砖塔胡同一度成为曲家聚集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演唱京剧的坤班，也有所谓“清吟小班”的乐户。当初只有三五家，多是京畿地方的人，很快便“曲家鳞比，约二十户”，一半是天津人，有天喜、三喜、双顺等班。我们在砖塔胡同附近的鲜明胡同等处仍可以找到清代戏人的住宅。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里的戏班乐户纷纷逃往他乡，从此，砖塔胡同逐渐成为民居。　　1923年8月2日，鲁迅先生由于和周作人在政治与生活上的分道扬镳，愤而离开原在八道湾的住所，搬到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在这儿撰写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及《中国小说史略》等许多作品。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张恨水从南京飞抵北平，筹备北平《新民报》，买下一所有四进院落、三十多间房的大宅，门牌为北沟沿甲二十三号，后门即在砖塔胡同西口。　　后来，张恨水患脑溢血症，陡然病倒，不能写作。他家人口多，开销大，不得不卖掉北沟沿的大房子，迁到砖塔胡同43号一所小四合院居住。作家在这里病逝。今天从门口看，这房子已很破旧，甚至有点破落了。　　说起鲁迅与张恨水在这条胡同的生活经历就更使我们联想起这条胡同中绵长的“文脉”。　　在通称的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都是北京人。　　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都是元杂剧的代表作。活跃在大都剧坛的著名女乐伎有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和燕山秀，“五秀”对于促进杂剧的发展，想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汉卿是元代的“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关汉卿应当是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之间，在他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像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她们大多出身微贱，不是寡妇就是童养媳，要么就是歌伎，但她们都性格刚烈。　　《救风尘》由三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恰好地配合成一场喜剧：同是风尘女子的宋引章和赵盼儿，前者天真轻信、贪慕虚荣，后者饱经风霜、世情练达；而另一角色周舍，则是个轻薄浮浪又狡诈凶狠的恶棍。宋引章被周舍所骗，赵盼儿利用周舍好色的习性，以身相诱，将她救出火坑。　　元代的乐户世袭制和卖良为娼都一如宋代，尤其是元初灭南宋后，许多官兵掠娶江南良家女子，玩厌以后再卖入娼家，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才开始下令禁止。罚良为娼者也有，但不很多。挑选民女入宫的事例一直不断，如忽必烈每隔两年或不到两年，就要派使臣到弘吉刺省挑选一百名或一百名以上的美貌妙龄女子入宫。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和道教，许多宫廷生活都与宗教有关。例如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佛教（密宗一派）的思想内容。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金戈铁马大漠风(4)

　　据《元史?哈麻传》载，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秃鲁帖木儿将伽嶙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　　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汉人的社会地位本来就低，而乐人、娼妓又多为汉人充当，因而他们备受贱视。　　首先，他们的社会身份贱同奴婢，如至元五年智真杀死娼女海棠，刑部就是比照杀他人奴婢量刑。其次，元代更强调乐人、妓女当色为婚，至元十五年（1287年），忽必烈曾下旨，规定了“乐人嫁女体例”。至大四年（1311年）八月，武宗又下旨：“今后乐人只教嫁乐人。”　　当然，妓女如在落籍从良之后嫁人，则又当别论。但元代对这类女性也开始贱视。宋代官员娶从良妓女为妻妾尚可受封，而元代则规定：“应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或系再醮、倡优、婢妾，并不许申请。”这种贱视甚至反映在所规定的服装上。　　元代的娼妓地位之低、命之不保在明代俞弁所著的《逸老堂诗话》有所反映：“至正壬辰冬，倡妇徐氏，徽人。寇常一日召妇佐觞，徐愤骂不从，寇持剑往杀之。”　　徐妇可谓风尘女中的义气之人。但是仅仅因为寇请徐氏做一下“三陪”，而徐氏不愿意，寇就“持剑往杀之”，原因就在于徐氏是“平原巷里堂中身”，是出身“烟花柳巷”的同义词，也就是下等的歌妓的出身地。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乐工，得罪了当时的洛阳县令，这个洛阳县令，就跑到皇帝面前去告状了。实际上皇帝非常宠爱这个乐工，他的技艺水平非常高，皇帝平常离不开他。但是洛阳县令来了，没办法，皇帝说，把他拉出去乱棍打死，但是命令发出去以后，心里不忍，偷偷跟底下人说：“别打死。”底下人出去的时候，乐工已经被打死了。　　当时有人称一些乐户是：“戏子王八吹鼓手。”最能说明当时乐户地位的是流行在山西一带的一首民谣：　　头戴七折八扣，（指帽子皱）　　身穿有领无袖，　　脚踏五福捧寿，　　手拿一尺不够，（指唢呐一类的乐器）　　走在街上排成两溜，　　锅圪拉伙棚匠伺候。　　这首顺口溜生动表现了当时乐户的穿着和打扮。　　元代还有一个怪现象是和尚公开地蓄妓纳妾。如《元史?星吉传》载：曾有一个和尚恃宠横甚，有妻女十八个人。又元世祖曾命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他竟然接受人们献给他的美女。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这当是元代统治者崇信宗教，纵容番僧的结果。　　３.娼妓的特别服装——“皂衫”　　元代乐人地位之低还可以在服装上体现出来。元代的贵族穿织金锦袍，也就是说元代贵族服装面料中加入大量金丝，使织物加金，以显华贵。元代一般身份较高的妇女，都戴姑姑冠（普通妇女则戴皮帽）。身上所穿的服装都是宽松肥大，长度大多垂足，衣边扫地，以至在行走时，不得不由奴仆在后跟着托起。在敦煌壁画中的元代供养人就是这种形象。　　同时元代对于服饰则有了明确的规定，以服色来区分社会地位的高低。《元典章》说：“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明代仍依旧制，洪武三年下诏曰：“教坊习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还限定：“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这种歧视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元工部律令》还曾这样规定：“乐人、娼妓、卖酒的不得穿着带饰物的服装。”　　延祐元年（1314年），仁宗定服色等第：“娼家出入，止服皂褙子，不得乘车坐马。”至元五年（1339年），元顺帝又下令：“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　　据《中国娼妓史》记载，元以后，“人以龟头为绿色，遂曰着绿头巾为龟头。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现代人形容某男人的妻子有了外遇时，被称为戴了“绿帽子”。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怀抱琵琶千行泪(1)

　　１.明代“风月场”的兴—衰—兴　　明代从公元1368年—1628年跨越260年。北京的“风月场”也经历了兴—衰—兴的历史过程。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顺延了宋、元以来的官妓制度。明代中期朝廷宣布取缔官妓，这　　是我国娼妓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适”也就是永远开除公职（见《余园杂记》）。尽管有此禁令，但当时的地方官吏以及以宰相之尊而挟妓的大有人在。自此以后，娼妓业完全由私人经营。　　到了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官员士大夫们则陶情于花柳之间，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虚设，享乐糜烂的生活风气兴盛一时。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娼妓大量发展起来。大都会之地，动以数千百计，其他地区，往往也有之。　　明洪武时期，北京的教坊暂时处于低潮，因为那时南京城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明太祖朱元璋对罪臣除本人服刑外，还将其妻、妾、侍女、丫环等女流，一概打入教坊。因此明代教坊中的歌妓有不少是出自宦门，一些名妓工诗词、知音律、善歌舞、长书法。教坊司在武宁桥设“富乐院”是为官妓院，供当时官僚们作酒宴中的陪侍。　　成祖之后，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加之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演剧之风就一直很盛。宫廷里蓄养着各色戏班。地方上则有官家教坊与民间戏班应付需要。　　明成祖把反对他的建文帝的忠臣齐泰、黄子澄、铁铉等人的妻女发配到教坊司充当军妓。如铁铉死守济南，予朱棣的军队以重创，最后城破被害。方孝孺拒绝为朱棣写诏书以示天下，在宫廷上痛斥朱棣，最后也被残酷地杀害。铁铉之妻在妓院中被蹂躏至死，朱棣居然还下圣旨命人将尸体抬出去喂狗，这就有些野蛮了。古代中国的女子在政治斗争中作牺牲品是常有的事。　　明成祖在宫廷里蓄养戏班的行为使得当时的一部分地方教坊具有了妓院的性质，宫廷里蓄养的戏班教坊仍是排练演出的机构，明成祖亲自听取齐亚秀的演唱，就说明了教坊的性质。　　明成祖建成新的大内——紫禁城，在今天的北海公园当时叫西苑的地方成祖、宣宗都经常去游玩。宣宗一再向臣下讲元代的至顺帝宴游导致衰亡的教训，还写了《广寒殿记》，说广寒殿“轶云霞，纳日月，天下之伟观莫加于此矣”。　　明代在这里没有很大改进。以荒唐著称的武宗还在太液池西南用黑琉璃瓦建了一个“腾禧殿”，把他在宣化晋王府看中的一个乐伎刘良女带来放在里边淫乐，因为见不得人，人们暗地里称之为“黑老婆殿”。　　嘉靖年间，在太液池北岸建五龙亭，一直留存到现在。　　明代的“风月场”所在，据《析津日记》载：“京师黄华坊，有东院，有本司胡同，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其相近复有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皆旧日之北里也”。　　《燕京访古录》还记载：胡同中“一巨室废第，花园内一小庙，庙内有一铜铸女像，坐式，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美姿容，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二枝，身着短袄，盘右腿，露钩莲，右臂直舒作点手式，扬左腿，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此像当为妓女崇奉之神矣。”　　为妓女作像，或作妓女崇奉之像，且为铜铸，也称得上罕见了，这条胡同当时应是北京城内主要的一个声色场所。　　16世纪阿拉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也在《中国纪行》中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不设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明朝北京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现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　　《竹轩杂录》载：“成化（明宪宗年号）三年（1467年），教坊司只存乐户八百余，不敷应用，乃行文山（西）、陕（西）各布政署，选收乐户应役。”已有八百乐户还嫌不够，可见当时教坊的活动是多么活跃。当时妓女之盛，首推南京、北京，因为这是当时两个最大的都市。这两地除了一些“正规”的妓院，还有一些“非正规”的私娼。　　《梅圃余谈》云：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　　《梅圃余谈》还对妓院详细描述：室中无窗洞开，在靠路的墙上开几个小洞，丐女打扮好了，裸体躺在屋内，口哼小调，并做种种淫秽状。有些年轻男子从洞外向内偷看，引起了性冲动，就叩门而入，几个丐女裸体上前，被挑中哪个人后，投钱七文，就携手“上床”。　　明朝中叶以后，妓女越来越多了。　　《五杂俎》记载：“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怀抱琵琶千行泪(2)

　　教坊的衰落是从明武宗时大批艺人应召入宫说起。　　武宗是明朝以荒淫无耻著称的皇帝，他嫌艺人入宫演出不方便，索性让他们住在宫内长期演出，男性演员都施以宫刑。皇帝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皇帝就成了最大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也许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这样教坊就衰落下来了。　　《书影》记载天启年间，人们访问武宗时代的杂剧演员梁三姑的情况，尽管《书影》对年代记载可能有误，因为正德末年是1522年，而天启元年是1621年，其间相隔99年，梁三姑进东院则至少在十岁以上，所以在访问她时，梁氏应为一百多岁。但书中对事实的记载应是基本可信的。可以看出教坊衰落的情况。　　苏武子曰：“武宗时，东院梁氏，弹筝独妙，家世善声，备供奉。天启甲子（四年）二月中，予同刘君过之，则已无弹筝者矣。刘少时，以豪闻局中，比入梁氏，记忆庭经，慨然当时。居有间，问其家三姑善筝者，下世今几年。一环应声曰：‘客何从知予家三姑也，今九十余，尚能饭。然二三十年来，内廷静慑，教坊、乐部皆湮废。时好新声，三姑筝尘久矣。每家人小集，风月闲好，姑悲来，或一弹。促节哀音，听者失悦。’刘因请见三姑，冀弹数柱。辞再四，则列幛座右，为奏一曲。洪往舒归，鲸骇鸾续，更时时闻折柱状。已若风雾烟雨，其泠泠也。座客听者，悄然气叹云。”　　这段回忆录，既生动地说明了梁三姑弹技之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坊是在武宗时期衰落下去的迹象。　　武宗时教坊衰落，优秀的艺人被召入宫，散落在外的艺人逐渐和邻近的妓院合流，这时演乐胡同一带就逐渐成为妓院的集中场所。　　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在演乐胡同附近已经有了以暗娼名字命名的宋姑娘胡同、粉子（妓女又称“粉头”）胡同等地名，可以说明这个变化。　　教坊的衰落已呈现出大势所趋之势，到清代，它终于走到了一千多年的尽头。今天北京西四地区还保留有以妓女生活过的地方命名的街巷，如西院勾栏（今大院胡同）和粉子胡同这样的地名。　　２.裹足——明代的“金莲杯”　　在明代社会民众阶层的区别十分明显，等级观念十分森严，在裹足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可见一斑。有意思的是裹足不是由国家提倡兴起的，而是由禁而兴的。　　当时“民女不许裹足”。裹足是贵族妇人的专有妆饰，平民阶级女子，则政府以法令禁止。如是一来，缠足便成为一种地位，一种身份，一种不可或缺的荣耀。因此民间女子，竞相追逐贵族阶级的虚荣。政治的压力反而促成社会的广泛响应，法律遂成空文而无法贯彻。嫖客花钱买笑，虽说不能企盼宫女接待，却可以让妓女也学宫女姿态而取乐。　　市场需求使妓女缠足比民间女子表现更为积极，而且越小越受欢迎。历史上有位叫杨铁崖的嫖客，《辍耕录》上说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袜，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　　“金莲杯”指当时的嫖客以像女人的小鞋的瓷杯为饮酒的器具。“金莲杯”在宋代便已有之，至明代更大行其道。徐纨《本事诗》记：“何元朗至阊门携榼(酒器)夜集，元朗袖中带南院妓女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足甚小。礼部诸公亦尝以金莲为戏。王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元朗击节叹赏，一时传为佳话。”　　两嫖客因金莲而互为知音。　　又唐子畏《咏纤足排歌》云：“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　　照此看来，小脚对于性交亦有特别快感，无怪乎一般坊间妓女，大家都裹三寸金莲，以为献媚嫖客的工具。有足稍长大者，则被讥诮为“大脚”，文人墨客中的嫖妓者，将女人“大脚”形诸笔墨写诗嘲讽。　　一首儿歌这样唱道：　　“剔灯棍儿打灯台，　　爷爷娶了个后奶奶，　　脚又大，嘴又歪，　　气得个爷爷儿眼发呆。　　奶奶奶奶你先去，　　爷爷好了你再来。”　　据说这首儿歌产生于乾隆朝之前的北京地区，从清代一直流传到民国。而裹足行为也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始禁终弛谁无能

　　１.千年乐籍曲终时　　清代自顺治起(1644年)至1911年，凡267年。　　清代北京的风月场最初集中在现东四地区的本司胡同、勾栏胡同、宋姑娘胡同，后来转移到灯市口地区，再之后又转移到前门外八大胡同。　　在《骨董琐记》记载：“顺治初，沿明制，设教坊司。凡东朝行礼筵宴，用领乐官妻四名，领女乐二十四名，女乐由各省乐户挑选入京充补，随钟鼓司引进，在宫内排列作乐。八年，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用太监四十八名。十二年，仍用女乐，至十六年，复改用太监，遂为定制。”　　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教坊之称遂被革除。教坊司从雍正年间即不存在，而以教坊司为本的本司胡同之名，却一直沿用到现在。清代还明确规定内城不许设戏楼、妓馆，勾栏胡同亦自不例外。　　这是因为皇帝与王公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有一个故事讲：“道光年间，勾栏胡同还是店铺的集中地。清代诸帝中最称节俭的道光皇帝，有一天想吃果饼，询之近侍，办差的御膳房和甜食房很快就开来了单子，要买做果饼的松子、榛子等物料，‘值数十金以进’。道光皇帝看了以后笑道：‘此饼只需银五钱，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耶？’内务府和御膳房等‘内臣俱缩颈而退’。”由此可见道光帝对勾栏胡同的熟悉程度。　　《野获编》记载此事后说其原因：“盖上在潜邸久，稔知其价也。”　　清初虽也有官妓的存在，但作为一个有规模的阶层，已不成气候，自清初几个皇帝都下过诏令，禁止卖良为娼，对落入烟花柳巷者准许平价赎回。　　特别是在雍正年间，持续推行颇得民心的“除贱为良”政策，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延续实施达一千多年之久的乐籍制度，使卖良为娼的活动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使乐户作为一个阶层摆脱了娼妓业。　　从顺治三年开始，清廷明令禁娼，所有官办妓院一律取缔，沿袭近千年的教坊制度被废除，至“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清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太监代之，北京的官妓从此被消灭。　　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后，地方上的官妓也渐消失。　　雍正七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各地的“乐户”也都除籍为民。　　清初的法律还对嫖娼者进行严厉的处罚：对文武官吏有宿娼者打六十大棍，挟妓饮酒也按此法律办，官员子孙袭荫宿娼做同样处理；监生生员挟妓者“发为民，各治应得之罪”；书吏有犯者则“比照官吏挟妓饮酒律，杖六十、革役”。　　另外，清初也对经营色情业者进行打击：“合伙开窑为首照斩决，从者则发往塞外黑龙江等处为奴”。对相关人员的处罚也是比较重的，“其租给房屋的房主，初犯杖八十，判二年，再犯杖一百，判三年，邻居知情不报者杖八十，房屋没收”（见《皇朝政典类纂刑三十九》）。　　２.乾隆名令击“四恶”　　清初朝廷将盗贼、赌博、打架和娼妓列为“四恶”而进行严惩。乾隆即位便发布上谕称：“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见《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对于色情业，清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并且最后达到了取消官妓的目的。　　《燕台评春录》载：“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还有记载是：“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京华春梦录》也记：“清光绪中叶，斯时歌郎像姑之风甚炽，朝士大夫均以挟妓为耻。”　　由于朝廷不让挟妓，于是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男色，八大胡同的“相公堂子”就起于这个时期，一时京城的“相公堂子”成为权贵、富豪们的游乐场所。　　这个时候的勾栏胡同已成为了贵人所居之地，一等诚嘉毅勇公的宅院就在勾栏胡同。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社会没落妓风炽

　　晚清时期，随着清廷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色情业又开始迅猛发展起来。《清稗类钞》记载：“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耻。”　　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巡警部后，京师及各省先后征收“妓捐”以纳资于官厅，其登记注册挂牌营业卖淫者称“公娼”，而私下拉客、逃税偷税者称“私娼”。自此，卖　　淫合法化并趋社会化，“花捐”也愈来愈成为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民国九年（1920年），政府公布《乐户捐章》。规定乐户及妓女每月纳捐数额。　　头等乐户每月每户捐洋24元，头等妓女每人每月捐洋4元，头等幼妓每人每月捐洋2元。二等乐户每月14元，妓女每人3元，幼妓每人一元半。三等乐户每月6元，妓女每人1元。四等乐户每月3元，妓女每人5角。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12月收入的市政捐款仅503624元，其中娼妓业捐收入差不多占总数的五分之一。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公布妓院和妓女纳捐规定：各乐户凭照纳捐，每户每月捐额如下：一等32元，二等16元，三等8元，四等4元，前项捐款，以每户搭住娼妓12名为限，逾12名者，加缴捐款一倍，逾24名者，加缴款二倍。民国后期还公布了妓捐章程。　　第一条：本市各等娼妓，经警察局发给许可执照后，应向财政局呈验领取执照，按月缴纳。　　第二条：各等娼妓每月纳捐额：一等4元，二等3元，三等2元，四等1元。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妓女捐税及身体检验费规定：税务局对此作了四等八级纳税标准。　　一等妓女，每人每月20、19斤小米不等；二等妓女，每人每月16、15斤不等；三等妓女，每人每月10斤、9斤不等；四等妓女，每人每月8斤、4斤不等。　　“可怜此种皮肉生涯的女子们，可算是支持北京市政经费最重要的人物”，直到1949年之前，当时社会依旧实行公娼制度，其间虽偶有当道者禁娼，也多为博取为官声名。　　当时还有到国门外卖身者，也有异国女子来华从事色情业者，所谓“如何海外鹣鹣鸟，还傍华林玉树飞”即是咏此。晚清的色情业体现出国际化的一大特点。　　比如1917－1918年，俄国就有七八千妇女来中国卖淫。　　这时的北京风月场在经营上更加灵活，“妓院初有规则，至光宣间而荡然无存。客莅院，妓侍坐，婢媪遥立，伺应对。后则嬉戏成风，谐谑杂作矣！客初就座，妓自进瓜子，婢媪进茗，茗碗必有盖有托。后则以无盖无托之瓷瓯进矣！”　　由此可见，清政府一则是由于财政困难、举步维艰，不得不放松对色情业的控制。二则是清政府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控制力开始减退，这样看来向娼妓征税也就在此氛围中顺理成章地进行着。　　《中国娼妓史》中记叙：“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巡警部后，复设内外城巡警厅，抽收妓捐，月缴妓捐为官妓，反是者则为私妓。京师官妓，已为法律所默许。”　　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复辟时代无廉耻

　　在北京袁世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后，出手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百块现大洋。而当时在北京人平均收入才八块现大洋，而且这些议员又有很多家在外地，他们常在前门外的旅馆中包房，有事就到包房处不远的一等或二等妓院叫上一个或几个妓女陪同玩乐（当时国会的地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的位置）。　　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渐渐地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上世纪40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中的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　　袁世凯授意组织“筹安会”，花钱买员“劝进”、“再劝进”。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便发布命令，宣布恢复帝制，并于第二天接受百官朝贺，还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打算在元旦那天正式即帝位。　　有谁能相信当时的八大胡同，曾对当时中国政局产生过如此重大影响。　　这时的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也出了个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将云南都督蔡锷困在北京。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迫害。　　1910年至1920年期间，一个叫乐灵生的牧师曾通过中华博医会的会员在中国41个城市做调查，发现当时妓女人数与人口比率是1：50至1：5000，平均比率是1：325，在南京、桂林、烟台、北京、济南、上海6个拥有6万-150万人口的城市中，妓女人口比率是1：153至1：593，平均比率是1：3006。　　另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　　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下处)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处)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计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　　大致说来，娼妓数量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县级城镇几十上百，通商大埠则逾千上万。这些统计数字多是公娼人数，因私娼暗地营业，无从统计，且人数一般多于公娼，由此推算娼妓数目更是惊人。如北京公娼可分为清吟小班、茶室、下处、老妈堂等。妓女数量多、层次全，是卖淫走向社会化的表现，也是为了适应城市不同阶层嫖客的不同需要。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1)

　　八年抗战时，日本人在北京开设了许多家妓院，现在八大胡同中的石头胡同、韩家胡同、百顺胡同都可以找到他们的遗存，与这些妓院一起开设的还有烟馆、银行等。　　在北京内、外城的周边，如大兴、通县、丰台等地也有不少日本人开设的对民间或只对日本军队开设的妓院。　　据民国时的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回忆：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军把晋阳胡同改名为校书里（意指笑淑里）胡同。日本人还将正阳街的两个胡同分别划为日本人的妓院区和中国人的妓院区。日本妓院、大烟馆、白面馆占兴隆胡同。白面馆有胡记、得意楼、元丰、德合四处，分散在南孔庄子、福顺后街、兴隆中街、李家胡同等地。　　另将中国人的鸿禧、同乐、双全、泉香、福喜、双喜堂等6家妓院集中到校书里胡同。校书里胡同原名晋阳胡同，源于青楼校书，更名校书里。　　日本人的妓院专门是接待日本军人的，当然这些军人也可到民间的妓院当中。　　日本人的妓院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军人寮”，一种叫“绿寮”。所谓“寮里”就是日本妓院的代称，也有称“料理”的，乃“寮里”的误读。　　关于日本侵华时北京妓院的具体情况，由张文钧老人讲述、李宜琛先生整理完成的《沦陷时期北京清吟小班见闻杂记》对这段历史记载得相当清楚，本书引用时作了增删、整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全家便逃难到天津租界。　　12月间，我们母女三人就又转回北京。　　在北京替我们看家的是“留春园”的妓女红玉。她见我们回来，十分高兴。由于我们过去一直生活在北京八大胡同清吟小班这处特殊生活圈子里面，所以她一看见我们，就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清吟小班的现状。　　原来自日本人进城以后，北京城里南方人经营的妓院清吟小班就关了个一干二净。妓女们都在小房子里躲着。老板们不能从妓女身上剥削榨取，还要供她们一天三餐饭，个个叫苦连天。有些妓女则另开码头，到天津租界的大饭店里作流娼去了；有些就在北京耗着等机会。等到北京城里的恐怖情势稍为缓和一点，留春园首先开了张，开始时只有四个妓女，两个是老板的养女，两个是外边搭班的。　　刚一开张，就有大卡车开到，车上满坐着日本人，来找花姑娘。“留春园”没有这么多妓女，就把二等的妓女找来充数。本来清吟小班有许多清规戒律，要费很多周折，妓女才肯和客人发生关系。但日本人到来却是纯粹人肉买卖。当时的行话，叫做“拉铺”。拉铺一次，付20块钱，从8点钟起，开始交易，12点以后，就减价到12块。本来妓女看见日本人就害怕，鸨母也有些发怵。但鸨母看见有钱可挣，早已眉开眼笑，不管妓女是否害怕，也强迫她们接日本人。一个妓女，往往一天开三次铺。妓女原来接客的房间不敷分配，连账房都临时搭铺。这样，留春园老板每天至少可以收入一二百块。别的老板，鸨母看见眼红，于是满春院、环翠阁、群芳班、潇湘馆等都相继复业了。家家门口还安上霓虹灯，留声机里放送的是日本流行歌曲。同时，在八大相同里北洋番菜馆、新华番菜馆、小乐意南饭馆，也相继开业。在子夜时分，妓女总要想叫客人请他们吃一餐“宵夜”。往往一要就是10个“炸大虾”或者10盘炒面，连第二天的午饭都有了。　　听红玉一说，我们个个感到诧异。特别是我母亲，她看惯了过去的清吟小班，对于目前妓院的情况，真是不胜今昔之感。连声说：“这还成什么世界！”红玉本人对于这种情形，也有些鄙夷不屑。她也另有一套作法。原来北京妓院虽然已经复了业，但以日本人开铺为主。过去北京社会上的有钱有名的阔人们自然不愿去问津。特别是怕遇见日本人，缠绕不清。但他们这班家伙离开玩弄女人是没法过日子的，于是就有些妓女不在妓院做生意，改在旅馆、饭店等处和他们交接，经常碰头的地方就是中央公园。这种女人当时有个名称叫做交际花。红玉当时就是过着交际花的生活。她还把她往来的一些阔人，张大爷、王三爷的情况，一一说给我们听。　　红玉的话，头一个打动了金宝的心。这一年她已经25岁了，很希望能像我姐姐一样嫁一个有财有势的阔人，享受一辈子。因此，她在回到北京以后，就经常和红玉一道出入公园、饭店，当上了交际花。我有时被她们拉着一路去玩，遇见了我娘开庆余堂时一些旧客人，都是过去北京社会上出风头的人物，如首善医院方石珊、交通银行王碧侯、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经理曹幼安（人称曹大帅）、汪时景、李达三、邵文凯等人，因为他们的关系，还认识了有名的汉奸殷同、陈中孚。此后这些人便常常在我家中打牌、吃饭，等于一个小型的俱乐部。他们还请我到饭馆吃饭，把我让到上座，口口声声称我“三小姐”，实际上等于变相的叫条子。　　有一天，我和金宝在王府井南京理发馆理发完，一时高兴，一路到利迪饭店去看欧阳庆。　　欧阳庆是北京车站的站长，人长得很漂亮，红玉正在追求他，常把他带我家里玩，因此和我们也混得很熟。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曾任河南督办的寇英杰，一个是吴佩孚的继子吴道时。他们三个人正在那里叽叽喳喳讨论什么机密呢。我们从他们的谈话中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2)

　　听出，这一次华北汉奸组织成立，寇英杰也不甘寂寞特地从天津前来，钻头觅缝想当一个汉奸。他们谈到一个门路，可惜没有缝子往里钻，似乎这个人很难见。寇英杰说：“最好找个美女，会应酬的，要是个日本女人就更好了。总之，不从女人身上打主意，就接近不了这个人。”欧阳庆也很同意，说：“只要有美女，我可以当介绍人。”他们似乎是绞尽了脑汁，想不出办法。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问寇说：“督办，谁这么爱女人哪？”寇英杰郑重其事地说：“陈中孚，陈二爷！”我一听，忍不住要笑，要见陈中孚还不容易，我差不多天天和他见面，只是没有说出来。这时桌上摆着一张报纸，寇英杰拿过一看，上面有殷同的照片，寇说：“唉，要能见着他就更好办了。”我也没有说什么，便和金宝出来回家了。　　路上我对金宝说：“别告诉妈。”因为我从碧云露那里早就认识寇英杰，对他印象很坏。吴道时曾在班子里娶过一个妓女，名叫紫罗兰，娶时说好了做“两头大”，娶过去，对待她比丫头还不如，每天要替他洗刷汽车。有一次回家看她妈，便被他打了个半死，把一个紫罗兰整得痴痴呆呆，仿佛神经病一样。因此，我虽然很容易把他们介绍给陈中孚、殷同，却偏不理这个事儿。到了晚间，寇英杰等三人来到我家。我母亲知道寇英杰是个穷督办，吴道时是个窑痞，欧阳庆是个拆白党，专从女人身上打主意，所以对他们三人很冷淡，把他们三人冷走了。　　他们前脚刚走，陈中孚就来了，带着汪时景的秘书胡四爷。我一见陈来了，便把白天所见的情形告诉了陈中孚。他听罢，整着脸向我说：“你干吗要上那种地方去呀。寇英杰这个人我很知道，吴道时我也晓得，只是欧阳庆我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胡四爷在旁说：“我跟他熟，他专吃女人的钱。”陈中孚说：“他把我也看成他们一类了，这太寒碜人了！”过了两天，吴道时又来了。直吹日本人要请吴佩孚出来做大总统，那一来，他自己就是小总统了。　　当时想当汉奸的还不仅有寇英杰、吴道时一两个人，有很多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时代的大官都想在日本人手下吃碗残羹剩饭。交通银行的王碧侯常到我家里来，也常常向我谈到这些大小汉奸们的情况，最后一句话总是说：“这些人将来都不能够躺着死!”意思是，当汉奸的人总免不了要受到人民的制裁。王碧侯和殷同最好。他给殷同介绍了两个人做帮手，其中之一就是后来有名的大汉奸王荫泰。　　当时王碧侯和王荫泰等经常在兴隆街徐家花园碰头，徐家花园的主人，人称徐四爷，他的太太是个妓女出身，莳花馆的墨兰老八。墨兰最早嫁过张学铭，不到一个月，张作霖被炸身死，她又出来做妓女。后来嫁了电车公司的宗伯洁。宗到上海订货，把她托付徐四照顾，墨兰便和徐四发生关系，宗伯洁回来发觉了这件事，便将墨兰送给了徐四，正好徐四老婆死去，便把墨兰接到家里当了徐四太太。方石珊、虞诚之、郑河先、酱油厂的李二爷、王碧侯、王荫泰、程艳秋都是他家的牌手。不久以后，王荫泰便和墨兰发生了关系。徐四知道，反而故意躲出去，以后在他家打牌的便是李二爷、程艳秋、王荫泰和墨兰四个人，别人都不大去了。后来王荫泰当了汉奸，徐四也跟着做了官，王经常派徐出差，以便和墨兰随便玩乐。胜利以后，王荫泰被捕，墨兰又姘识了一个医生。徐四前妻生有两个女儿都遭受墨兰虐待。她俩忍无可忍，有一天拿小尖刀在墨兰脸上划了个大十字。这是后话，顺便在这里交代一句。　　至于王荫泰，妓院里的人一般认为他是个“西门庆”，最无情无义的人。他和外国太太互不相犯。他曾在春艳院娶过一个妓女菊弟老三。王荫泰诱惑女人很有一套手腕，菊弟真被他迷住了，嫁了他。不料嫁后对她很不好。　　后来菊弟就离开了王荫泰。王为什么对菊弟这么凶狠呢？因为他在上海又姘识了一个徐律师的姨太太，等到他和墨兰老八发生关系以后，又把徐姨太太撇了。王荫泰专玩弄有夫之妇，而墨兰也好结识有妇之夫，即使在当时那种荒淫无耻的社会里，也是比较突出的。　　当时和我比较接近的，除了王珍侯，还有陈中孚。陈中孚原来对红玉不错，因此就有很多人为了巴结陈中孚，极力逢迎红玉，红玉也就得意忘形，俨然以陈的姨太太自居。　　有一个青岛汉奸局长许秃子，最好闹，跟红玉开玩笑，红玉急了，把他大骂一顿。许碍着陈的面子，不敢还嘴。陈中孚因此认为红玉不懂事，便和她疏远了。常常有日本人在日本妓院请陈吃饭，陈常把我带去，介绍我是他的“太太”。我说：“这个冒牌太太，当着没什么意思。”他说：“你觉得没意思，红玉想当还当不上呢。我认为她太无知识，嘴巴太敞，我知道你是不会对别人说出来的。”他这话一方面是捧我，一方面是警告我，关于他的行动别向别人说。其实在座没有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人说中国话。陈中孚在这种场合怎样和日本　　人勾结，我当然也一无所知，只知道在座的日本人对他都亲热，很恭维。　　日寇侵入华北的第二年，北京的情况在表面上稍趋稳定，供给日寇发泄兽性的娼寮妓院也就生意兴隆。拿别人的肉体作为他们发财致富工具的龟奴鸨母，为了金钱便不惜想尽办法诱良为娼。清吟小班的妓女来源都在苏州上海，这些鸨母们便纷纷到南方去诱买穷苦人家的女孩子来做他们剥削的工具。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3)

　　苏州有些流氓拐匪，供应他们，只要两三百块钱，就可买到一个女孩子。他们有个话，叫做“逮小猪”，互相问询：“你又逮了几口小猪?”被逮的“小猪”，一旦落入火坑，只有自恨命苦，不知哪天才能重见天日。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龟鸨们想“逮小猪”，就常常遇到一些手段比他们更高妙的流氓，流氓卖女孩的钱一到手，小姑娘找个机会就偷跑掉了。这种情况，也有句行话，叫做“放白鸽”。“逮小猪”的遇见了“放白鸽”的只好自认倒霉。“放白鸽”的事情不断发生，这些鸨母就又想出一个办法。　　北京的鸨母唐阿宝有个妹妹嫁到上海的一个包租头儿，在租界住着一幢大洋楼，门口还有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把门。这幢洋楼旁边有一幢二层小楼，本来是堆放家具的闲屋子，唐阿宝就和她妹妹讲妥，作为她们买卖人口的根据地。　　妓院生意兴隆，北京城里过去吃这碗饭的人都不免瞧着眼热。1938年8月，有个妓院中出名恶毒的掌班王阿春来找我母亲要借用庆余堂的执照合伙开一家妓院。王阿春本来开广寒仙馆，现已歇业，自己还有执照，却偏说要借我娘的“洪福”一块合伙。我娘被她纠缠不过，答应加入500块钱作为一股，王阿春自己出2000块钱四股，另外还有账房陆福生等人凑了五股，在百顺胡同开了一家鸣凤院。　　当时每家妓院有12个妓女，上捐64元。鸣凤院每月上双捐，可以容纳24个妓女。金宝起了个名字叫梅妃，也上捐了。我作为她的“大姐”，按照上海的规矩，虽不上捐，但也一样出条子应酬客人。我母亲买了个小丫头叫小凤，才13岁，嗓子很好，也跟着出条子唱戏。于是我们这些“交际花”就正式回到了妓院。我们那些熟人王碧侯等免不了要去捧场。这时北京秩序在日本人的刺刀下面逐渐稳定下来，那些阔人们胆子也大了一些，敢于在八大胡同出入了。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最阔的条子是齐燮元在怀仁堂请客，每次要叫一二十个妓女。到了怀仁堂以后，先在厢房里等候。齐燮元本人正在上房陪着日本人谈话。戏台前面摆上四桌酒席，正中一桌由齐本人招待日本大官，中国人只有他和翻译作陪，另外三桌大概是次要的日本军官，由他部下几个局长、秘书作陪。入席以后，就把妓女叫出来，分配到各个席面上陪酒。齐燮元这一桌的妓女当然要多一些、好一些。桌上有两把酒壶，他自己拿着一把敬酒，另外一把就由妓女轮流斟酒。敬罢了酒，他先站起来，说句日本话“多左”(请)，还说几句不伦不类的话：“今天叫来许多美人儿，陪伴太君，她们还可以唱几段给太君助兴，请多干几杯。”日本人不住鼓掌。敬罢酒，台上胡琴一响，会唱的妓女们便轮流上台唱几段。日本人不醉装醉，连说带笑，渐渐手脚就不老实起来。齐燮元对日本人殷勤献媚，那种丑态，连妓女都做不出来。　　酒席散后，有些日本人分坐几辆汽车把妓女送回来。在汽车上，日本人又唱又闹，一直唱到百顺胡同鸣凤院，各自招呼一个姑娘开铺，临走时，就由同来的中国人付钱。过去妓院里从没有请客住夜的。只有日本来后汉奸们才兴出来这么一个规矩。一般日本人开铺在12时以后只付12块钱，我们带回来这批，起码20块，所以特别受到鸨母、老板的欢迎。　　在鸣凤院开张时，陈中孚不在北京。10月间，他由外地回来，到我家一看，只有一个看门的。一问，才知道我们都在鸣凤院。他也来到百顺胡同班子里找我。他想一年给我5000块钱，不让我再到妓院去，当时就付了我1000块钱。　　我回来把陈中孚的话告诉了我娘，我娘很高兴，说：“我那年洗了手，本不想再吃这碗饭了。陈二爷既然这么说，咱们就不干了。鲍七爷说过几天要在咱们那儿请客，等过了请客的日子咱们就回家吧。”　　第二天，金宝去出条子，回来时，有几个客人陪她回来，都是五十多岁人，山西口音，派头十足。我娘和我当然都殷勤招待。为首的一个人称苏二爷，一眼就看中了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旁边有人说：“官中都称她三小姐。”他点点头说：“我明天请三小姐吃饭，赏不赏脸?”我说：“苏二爷赏饭吃，我一定到。”这时我娘忙准备大烟，请他们过瘾。他们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时，苏二爷拿出来一张钞票放在盘子底下，伙计进来收盘子，一看是一张100块的大票子，变颜变色地问我娘：“是不是要把大烟钱除去?”我娘一看，也不由得喜　　上眉梢，说：“我早就瞧出来这个老头儿很有派头，以后得好好应酬人家。”因在事变以后，一般开盘子都是两块、5块，10块钱以上的就很少了。100块钱的盘子，在我娘和伙计眼中那真是罕见的豪举了。原来这个苏二爷就是大汉奸苏体仁。　　第二天，苏体仁请我在日本料理店吃饭，饭后，送回来，又开了100块钱的盘子。和他同来的是梁三爷(梁上栋)、吴十爷和他的弟弟苏四爷。苏体仁在北京住了7天，每天来我这里坐一两个钟头，就回山西去了。十几天后又来，每次的一场牌，算120块钱，其实打个三把五把算了。苏向我说：“我有三个老婆，都不中我的意，最喜欢你，你跟我到山西去怎样?只要你跟我去山西，一趟给你娘三万块钱，那你娘还不够过的么?这一来，你们娘儿俩也有安身之地了。”我说：“天气冷了，下次去吧，我得做点衣服。”他说：“好吧，你拣细毛的多做几件，钱，我有。”于是他立刻请我到丰泽园吃饭，梁三爷等人立刻改口称呼我“苏二奶奶”。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4)

　　有一天，王碧侯从天津来了，问常来的有哪些人。我就把苏体仁等的名字说了出来，但没有说我要嫁他。王碧侯听罢直摇头，说：“这些人将来都不会好死。出卖了中国，图个人享受，还好得了么?”我忍不住替苏体仁辩护说：“苏二爷是因为家里财产太多，不出来，怕日本人跟他过不去。”王说：“当汉奸的都有一套理由，为了保护财产就可以当汉奸，当了汉奸又去抢别人的财产，像话么?”　　王碧侯的话并没有说动我的心，因为我姐姐香妃嫁给董士恩，很瞧不起我，我和金宝总想嫁个阔人，比董家更阔，争这一口气。心里总想当了苏二奶奶，有多少人趋炎附势，而现在苏左右的几个人一口一个“苏二奶奶”已经把我叫得飘飘然了。这一天，苏四请我在丰泽园吃饭，苏体仁已经回山西去了，不在场。梁上栋非常着重地把我介绍给首座的一个日本老头儿，说：“这就是苏二奶奶。”据说，这个日本老头是苏体仁的顶头上司，日本在山西的杀人头子。在座的人对他非常恭敬，说一句话鞠一个九十度的躬。我也以苏二奶奶自居，对他敬了几杯酒，这个日本人乐得嘴都闭不上了，露出一嘴金牙，直打哈哈。　　吃罢饭，他们送我回鸣凤院。老日本和苏四讲了几句日本话，苏四便把我扯到旁边说：“太君非常喜欢你，他是二哥的顶头上司，回头你跟他到日本旅馆里去吧。”我一听，肺都气炸了，还有弟弟叫嫂子陪别人睡觉的么?可是我又不好发作，只说：“我跟二爷定好了，跟他到山西去。你问问二爷吧，他怎么说怎么好。”苏四把话翻译给了日本人，日本人说：“好，好，我明天坐飞机走，一个礼拜的回来。”　　他们走后，我娘和娘姨们都很高兴，都说：“平常到妓院来的都是日本小瘪三，很少有日本大官。现在有这么阔的日本人要你，我们不是都跟着发财了么?”我满肚子不高兴，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很稳定。心想：苏二爷说最喜欢我，还能拿我送礼么?　　不到一个星期，梁上栋、吴十爷请我到廊房二条玉兴号珠宝店挑选了好些钻石、珠翠首饰。我心想苏体仁叫我准备嫁妆呢，我说：“这是苏二爷叫你们预备的吧?”梁上栋说：“不是，苏二爷愿你嫁给日本太君，因为那是他的长官，他做的官、发的财都是靠着这个老日本。”我一听苏体仁同意我嫁给日本人，可把我的心寒透了，就说：“我得问问我妈。”就回去了。当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又来了，叫我当天跟他走。我说：“我准备准备，明天吧。”　　当天把日本人应付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只穿着随身衣服叫了个洋车跑到东车站，买了张车票，溜到天津，住在六国饭店。姐姐那里，我是不便去找的。想来想去，只有王碧侯屡次骂汉奸，还像一个中国人，便打电话把他找来，把上面情况介绍了一下，我说：“我没想到汉奸这样不要脸，能把自己的女人送礼!”他笑了，没说什么，只问我打算怎样。我说：“我向来一心一意为着我娘，没想到她就知道要钱，不顾我的终身，我在这儿住住再说吧。”　　我以后就暂住天津，不久，嫁了王碧侯。我娘到死都不原谅王碧侯，说他是个“搅家精”。　　当时还有一个妓女，为了不愿接日本客人，也嫁给交通银行的人了（就是星辉阁的月月，嫁了曹汝霖的儿子曹权）。抗战胜利后，她因为飞机失事摔死了。　　沦陷时期本来客人就少，清吟小班中的妓女如果没有留住客人，不但鸨母发脾气，连伙计们这一关都不好过。一过晚上11点钟，日本人来“见客”，这都是为开铺来的。有客的，可以不出来见，没有客的，伙计提出名字来叫。伙计还可以和他们讲价钱，硬把客人留下来，妓女怎么能说不留人住夜呢?妓女没有住夜客人，老鸨打骂，掌班的白眼相待，连伙计的气都要受着。　　妓女患了很重的性病，还免不了要接客。例如鸣凤院的宝珠，是花选中的榜眼(状元是露琴)，长了鱼口，开了刀，在阴户里塞上纱布，浑身发烧，还要接客。王阿春的老婆人称麻老四，就是一个非常狠毒的鸨母。她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做生意，名叫映月，得了恶性的梅毒，已经够四个十字了。因为找医生打一针要10块钱，麻老四舍不得，便到天桥花几毛钱买了一副“大败毒”。据说是用蜈蚣、蝎子等配成的。一天亮，就给映月灌了下去，吃完了，麻老四就和王阿春拽着她从百顺胡同走到中央公园，徒步走一个来回，据说这样就可以把药力发散出来。回来时，走到煤市街，药性发作，映月走不动了，麻老四连拖带拽把她带回来，回到鸣凤院没有几分钟，映月便嚷要“泄”。麻老四给她准备了几个马桶，直把映月“泄”得筋疲力尽，但不许她睡。据说，一睡下，牙与头发都会脱落。要看着她过了12点，才许她上床睡下，一觉醒来，到晚上仍旧要接客。　　妓院里梅毒泛滥，也不免影响到日本人的身体健康，因此日本人就开了一个检验所，由卫生局领导。所长郑河先，有一个女大夫姓庞，对妓女定期检查，有梅毒的停止接客。妓女一停止接客，鸨母就将断绝财源。于是便想法给庞大夫送礼。李铁拐斜街69号住着一个老鸨名叫滕老大，专负责替鸨母行贿。贿赂送到了，便可免去停止接客的处分。这样检验也就等于有名无实了。至于被停止接客的，不过由所里发给一张纸条，上面盖着所里的图章，按照规定，妓女应当把它贴在墙上，以便客人看见自己有病就不敢住夜了。妓院更有办法，往往在纸条上面挂上一个月份牌，结果等于没贴一样，仍然留客。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5)

　　协和医院的几个大夫如刘瑞华等，很讲卫生，自以为有专门知识，有恃无恐。住夜时，总要对妓女进行消毒，使妓女们对他们非常厌恶。但这些大夫也没有侥幸逃脱，每一个人最后仍旧染了轻重程度不同的性病。　　郑河先和我很熟。他虽不收贿，但常常利用他的地位把妓女叫到饭店开房间，从不付钱。这就是当时的检验制度。我因不上捐，没有到检验所去过。据梅妃向我说，检验所里面更是凄惨万分。她说，有一次遇见一个三等妓女在检验，病情非常严重，所里要停止她接客，她一听见就哭了。她自己说：“爷们拉车交不上车份，还被日本人打了一顿，打伤了，不能拉了。无可奈何，我到三等里混了。公公、婆婆、丈夫，还有三个孩子，指着我一个人，这一来，一家大小不得饿死么!”　　三等、四等妓女固然是生活在地狱里，所谓头等清吟小班也仅仅是略上一层的地狱而已。鸨母把一女孩子买到手，立即开始虐待。如我认识一个吟香老五已嫁人了，她常回到娘家来，邀我们到她家打牌。吟香的娘也是个鸨母，家里有一个买来的女孩子只有13岁，名叫安妮。我们打牌打到三更半夜，安妮也要伺候到通宵，小孩子熬不住，往往坐在地下就睡着了。　　打牌打到半夜，饿了要吃夜宵，这又是安妮的差使，她披头散发冒着寒风去买夜宵，脸都冻青了，鼻涕直流。妓院买来的孩子，上身穿个薄棉袄，下面穿条单裤，三九天也是光着两只脚不穿袜子，因此妓院出来的女人没有两条腿长得齐正的，都是小时候冻坏的。大人们吃大米白面，这些孩子两顿窝头还不能吃饱。客人不走尽，不许睡觉，睡时，也是四个凳子一拼，从来没有睡过床铺。这些孩子个个盼着早点长大，上捐“做生意”，宁可去受日本人折磨，也比这样受冻挨饿强。　　其实，上了捐，做了生意，天天拿自己的皮肉给鸨母挣钱，仍然免不了受虐待。鸣凤院的鸨母唐阿根，有天从东城回来买了几块巧克力糖，一时高兴分给她三个养女每人一块，让她们尝尝滋味。其中一个养女名叫弟弟，才15岁，已经上捐做生意了，从来没吃过巧克力，觉得很好吃，趁唐阿根不在，又偷吃了一块。唐阿根发觉巧克力少了一块，把这三个孩子一审，那两个怕打，就说是弟弟吃的。唐阿根就把弟弟带回小房子用懒驴愁抽打了三个小时，把弟弟直打得在地上翻滚。打完之后，让她洗完了脸，搽了粉，仍旧带回班子去接客。每个鸨母都有根懒驴愁，多横的孩子也怕懒驴愁。　　在未上捐时，这些小孩子盼望上了捐生活可以好一些，实际上，上了捐也改善不了多少，只是可以不在板凳上睡觉而已。在清吟小班兴盛时，掌班要供应鸨母、妓女们茶饭，每天大鱼大肉，可以吃得饱。沦陷时期改吃小米饭、大锅熬白菜；自己要吃得好一点，自己预备。于是妓院里每个房间，自己做菜。到后来，又改吃混合面，尽管老板们大米白面存了若干袋，妓女则以能吃上小米饭为头等待遇。老板克扣鸨母，鸨母也想法子对付老板。5块的盘子只交两块，10块的盘子顶多拿出4块，20块住夜也照12块拿出去，只苦了妓女。　　妓院的规矩，五天一分账。以拉铺12块钱计算，娘姨、伙计各分一块，老鸨、老板各分5块，从老板的5块中提5毛钱给妓女，作为她的零用钱。这就是妓女出卖肉体一次的代价，而她的理发、洗澡、买糖果零食等一切开支，都由这5毛钱中开销。　　妓女们正在青春，食欲旺盛，加上每天体力、精神的大量消耗，需要补充。而每天的伙食非常清苦，老鸨子还要限制饮食，营养不足，免不了要吃些零食，但每天出卖肉体的钱往往不够这笔额外开支。碰巧日本人住夜以后，可以“心交”两三块钱小费，这就使得妓女们为了几块钱小费，甘心接待日本人。但这笔小费如被老鸨发现，那是绝对不许可的。鸣凤院有个素素只有16岁，有天从日本人手里得到手两块钱，老鸨麻老四疑心她昧下了，问她，不承认，翻，也没翻出来。拿起藤条就打，把她打得从鼻子往下淌血。旁边看的人说：“有，就拿出来吧，省得受折磨。”她仍咬定了牙说：“没有”，麻老四翻了又翻，始终没翻出来，只好罢手，后来素素向姐妹们谈起，才知道她把钱塞在鞋底里了。她说：“不弄两块钱在手里，五点吃的小米饭，饿到晚上十二点，哪里顶得住呢!”　　红妃说得不错。如凤鸣院的老板金生娘买了个姑娘叫停云，很会做生意。从16岁开始给金生娘挣钱，这时已三十多了，还不能嫁出去。有客接客，没客就陪鸨母的儿子睡觉。金生娘还让她吸大烟，好让她永远不能嫁人。像停云这样的人，当然不是个别的情况。　　妓女有病要带病接客，有了身孕，还免不了要接客。月份大了，行动不便，就找日本医生打胎。当时在西草厂有个日本大夫名叫原田，专门给妓院打胎，打一个胎，只消10块钱。打罢了胎，没有丝毫休息，不管妓女身体亏损到什么程度，照旧要接客。有很多妓女就因打胎后营养亏损，送掉了性命。加以性病的猖獗，每年妓女的死亡率是相当惊人的。　　在过去，清吟小班的妓女，因为生活浮华，享受舒适，龟鸨们把她们当做“小姐”一样看待，再加上妓女一变就可以成为达官贵人的姨太太，受很多人的趋奉。这样，就迷惑了她们的本性，忘记了她们精神、肉体各个方面受到的侮辱。但是，日本鬼子来后，这一切舒适享受的生活都被剥夺干净了，只有含羞忍辱，日日夜夜出卖自己的肉体，这都是日本鬼子给她们的灾难。因此，她们给日本人起个名字叫做“千刀头”。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6)

　　“千刀头”也有种种。头等的日本客人是汉奸机关里的顾问和大商人。当时各省、市机关、公司以至于较大的商店都要请日本顾问。这些机关的主管为了应酬日本顾问，总要请他们到妓院来逛，特别是河南、山西等外省的机关，要陪顾问到北京，照例要到妓院来消遣。请他们吃饭时，也要叫条子、敬酒、唱戏。他们还把清吟小班妓女当做日本的艺妓看待，重视妓女应酬的手腕和歌唱的技艺。双凤院的若士，满春院的珍珠(唱老生)、醉妃(唱花脸)，星辉阁的莲香、莲月都以能自拉自唱享有声名。因为对方是日本人，这些妓女还学会几句日本应酬话和日本的流行歌曲，在中国居住多年的日本大商人也常来逛。如北池子大仓洋行的小林，说一口北京话，来鸣凤院还给大家变戏法。这种日本人也属于头等客人。　　其次，是日本的大公司定期在妓院里“慰劳”他们机关里的职员。这时，总是二十多个人同来，一块拉铺，事毕以后，由一个负责会计的人集体付款。这种情况，手头比较阔绰，伙计上前说声“心交、心交”就给20块；妓女也可以得到“心交”三块五块不等。这种客人一来，鸨母、老板可以有大笔收入，非常欢迎。我记得鸣凤院经常接待的有三菱洋行等。　　最普遍的情况是把妓院当做“慰劳所”。日本的士兵本来是由征调而来，一张“红纸条”(日本话叫作“赤纸”即召集令状)不管你现在从事什么职业都要立刻入伍当兵卖命。为了鼓舞这些“炮灰”的“士气”，不但设有随营娼妓，而且每到一处，就利用当地的妓院为“慰劳所”。这种情况，总是用大卡车把日本人运来，一卡车装了好几十个人。由一个翻译出头向妓院交代“任务”，于是妓院里立刻忙成一团，所有房间都搭上铺。一般妓女，都是一间卧室，一间较大的类似客厅的房间，现在就把大房间用屏风隔开，临时搭上两张铺，连账房都要利用上。布置完了，日本人就分别与妓女“开铺”。人数较多，一次不能接待完毕，还要分批进行。本院的妓女不够，就从别的妓院找人。用不了一个钟头，就纷纷事毕。这些日本人又被集合起来，用大卡车运走。妓院里面立刻又忙做一团，把各个房间恢复原状。这种情况，虽然也付钱，但数目不多，妓女、伙计也没有可以“心交”的额外收入了。　　当然，每天晚上还有许多日本人三三两两也前来发泄性欲。这些日本人大都不醉装醉，又唱又闹，很难应付。但最难应付的还是所谓“高丽棒子”(朝鲜人)。他们这时也都起了个日本名字，但从服装、举动，一望而知为朝鲜人。他们绝大多数是贩卖白面(海洛因)，专做各种坏事的家伙，一到妓院就拿出主子对奴才的派头，所有妓女都要来应酬他，有客他也不管。一高兴，拿起酒、菜来往伙计的脖子里浇下去。伙计、妓女都是急不得恼不得，惹翻了他，白挨一顿好打。寻乐完毕，往往是扬长而去，一个钱也不付。应付不好，他们就可能砸　　窑子。有一次，鸣凤院来了3个高丽棒子，不知怎么，发起酒疯来了：砸电灯、摔茶碗、打伙计，把妓女吓得往小房子里跑。有一个妓女，长得像日本人，又会说几句日本话，起了个日本名字叫松子，也跟着往外跑。在门口遇见一个日本人，问她跑什么?她如此这般一说，日本人说：“不要紧，你叫伙计把门插上。”工夫不大，日本宪兵队来了。这时3个朝鲜人酒也吓醒了，连向宪兵队认错。宪兵队吩咐他们把脸凑过去，每人狠狠地挨了十几个嘴巴，打得顺嘴角流血，这才把他们带回宪兵队处理去了。　　日本宪兵更会耍威风。有一次，宪兵队一个武官从星辉阁打茶围出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没有了。一问门房伙计，说没看见。他便解开皮带打人，见人就打，客人吓得都跑了。最后还是老板出来再三求情，问明白自行车的牌子，答应明天包赔一辆。这个宾兵才悻悻地走了。第二天，老板把北京城都走遍了，也买不着这个牌子的自行车，心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心想晚上一定在劫难逃。天刚黑，这个宪兵果然来了。老板一见，立刻吓得面无人色，但这个宪兵却若无其事，老板忙上前要解释说：“自行车……”他把手一摆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从这里路过，认识我的车子，开玩笑，他骑走了。”老板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至于他昨天为此发威风打了许多人，他自己一字不提，老板但求无事，当然更不敢吭一个字了。　　日本鬼子在妓院里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但妓院的老板、鸨母们，提起日本人来都是恭维的，因为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的眼光中，日本人对于妓院是保护的。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传说，据说，有次日本国发生了一次大乱，幸亏有一个妓女出头，弄了好多钱，把国家救了，所以日本国非常看重妓女，所到之处，对妓院特别保护。其实，这完全是他们自欺欺人往脸上贴金的鬼话。日本鬼子主要是利用妓院维持它市面的繁荣，让妓院作为它们“慰劳”炮灰的工具，同时，还可以麻醉许多中国人的“抗日”思想，让他们醉生梦死，昏天黑地，腐烂下去。因此，沦陷区里，娼妓和鸦片、海洛因、赌场都得到敌伪组织的保护。　　正因为敌伪组织的保护，在妓院里才有成千上万的女孩子精神上、肉体上天天受到侮辱、摧残，再加上饥饿、疾病，使她们每天生活在人间地狱里求死不得。对于自己这种非人的生活，敢于挺起身来和自己的命运做斗争的，据我所知，只有群芳班的倩心。倩心的鸨母名叫大番，原是个粗作娘姨。看见日本人来后，妓院生意好，她也看着眼红，便和另外一个娘姨，合伙在苏州典买来一个叫倩心的女孩。倩心已经念完了初中，因为日寇侵入，父亲失了业，母亲多病，无法生活，父母狠心把倩心押出去，得了300块钱，讲明三年之后仍可原价赎她回去。倩心一上捐，生意就好极了，她和鸨母讲明，我一天保证给你们卖20个盘子，可是你们不能让我破身，日本人来，你们也要想法庇护我。当时鸨母对于妓女非打即骂，这两鸨母新出茅庐，手段还不毒辣。倩心长得特别美，两只眼睛最为动人，日本的老笃眼药就拿她的相片做广告。倩心每天能给鸨母挣钱，鸨母倒转过来，有时反要看她的眼色。后来倩心嫁给了电车公司宗伯洁，脱离了妓院。

第四部分 残阳衰草访遗踪寇虏横行群魔舞(7)

　　在我嫁给王碧侯以后，梅妃还在鸣凤院里混了一年多。从她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在妓院里面流连忘返的都是怎样的中国人。　　她当初的熟客是王桂林，王是齐燮元手下的一个局长。和王同来的当然都是汉奸。其中一个是秦华，曾在奉军中当过宪兵司令，现在也是局长。秦华来到鸣凤院，我们五间北上房简直不够他一个人反的。他总是连说带闹，还常常悄悄画张春宫贴在墙上。　　后来梅妃认识了一个客人，姓任，宁波人，远东饭店的东家。本来想要嫁他，因他老婆来了，一吵，想到嫁过去没有好结果，吹了。姓任的名义是开旅馆的，实际上却是个白面客。远东饭店号称是个旅馆，其实只是一个幌子，用来遮掩外人耳目。饭店土山底下就是制造白面的机关。在沦陷时期，白面客是妓院里面最受欢迎的上客，代替了民国初年的政界要人、银行买办。他们每请一次客，花上二三千元，毫不吝惜，比汉奸们的手笔还大。当时白面客中有三个人最有名，一个叫做王海珊，京沪线上没有一个人不买他的账的。他老婆是上海妓院出身。一个叫做李协贵，老婆是天津的红舞女名叫玫瑰。还有一个叫做曹凤翔。　　1939年9月，汉奸李律阁用汽车把我娘接到东四十一条他的公馆里，说有一个老朋友想看看你。一看，原来是曾任汇丰银行买办的邓君翔，他是因为九六公债做亏了逃走了。当天他就到鸣凤院来了，看见梅妃，挺喜欢她，就说：“我家里不能生育，这个孩子挺好，让她跟我怎么样?”我娘信口说：“邓三爷要赏脸，我一个子儿也不要。”我娘虽劝梅妃不让她嫁邓，但是梅妃却认定了邓三爷。　　邓君翔还是真有意，第二天又到我们家里来玩，一来二去就和我娘说妥了，把梅妃嫁给了他。邓君翔过去是北京银行帮头号阔人，虽然一度亏款潜逃，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手里的浮财还有若干万。梅妃嫁她，在生活享受上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梅妃一嫁人，我娘也不到鸣凤院去了。房子一收，家具拉回家来。每月王碧侯给她寄100块钱供家用，她一个人带着小凤绰绰有余，她下定决心不再吃妓院的饭了。但鸣凤院还有股子，要退也退不了。王阿春以外的三个老板都怕我娘退了股，他们斗不过王阿春，不定要怎样受欺负呢。　　日本人来了以后，旧日的迷信照旧保存，如正月烧香，大仙爷面前上供，都仍按时办理。可是给仙佛所准备的供品，远不如往年的丰盛。大概老板、鸨母们也悟省到使他们发财的并不是什么仙佛，而是日本鬼子。　　1942年，王阿春忽然提议拆伙：“吃窑子饭是卖人的血肉，造孽钱不能再挣了。”这倒不是他大彻大悟，真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他近来囤积倒把，大发其财，他计算一下，与其费尽心想从妓女们身上剥削，不如买下货物放着不动，更能一本万利。原来妓院规矩是柜上收入每节一分账，柜上每天卖的进项，他都用来囤积货物。什么大米、面粉、香油、粉条、肥皂、香烟，他兼容并包，无所不收。他在南柳巷买了一所房子，除了身下所住几间以外，全作了他囤积货物的仓库。百顺胡同附近义聚昌、雨华馨两家杂货铺看他见货物就抓，胃口大得惊人，都有点发怵。这两年物价飞涨，伪币贬值，王阿春打打算盘，囤积比开妓院更有利可图，所以他认识到开窑子造孽，洗手不干了。　　王阿春要洗手，我娘头一个赞成，那三个老板也无话可说。王阿春将凤鸣院倒给一个姓曹的，改名“云香阁”，仍旧继续营业，妓女全都不动。倒了5000块钱，每股分了500块，王阿春一人分了3000块。那三个老板平素对王阿春多吃多占，早就不满意，这时就有人提出来：“囤积的东西怎么办呢?”因为那些货物都是王阿春利用鸣凤院资本贩存的。王阿春也不好完全否认，就说：“那就分吧。”于是几家老板都分了些煤、米、粉条、香烟还有若干瓶味之素。其实这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他本人早就吃饱了。王阿春把鸣凤院倒出以后，便每天买进卖出，投机倒把，先做布匹，还觉得不过瘾，便又倒卖金子，由窑子老板变成一个投机商人。　　鸣凤院以外的清吟小班老板们，都没有王阿春聪明，还一直开下去。这时北京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计有开设在韩家潭的荧彩阁、满春园、留春园、春艳院、环翠园、莳花馆、星辉阁、美仙院；开设在百顺胡同的有潇湘馆、双凤院、云香阁、凤鸣院、群芳班、新雅阁等共14家，每家有妓女2人至20人。　　这14家的200余名妓女，在敌伪时期受尽了日寇有形无形直接间接的摧残，盼来了日本投降，“千刀头”从此在八大胡同销声匿迹了。但很快就有汉奸、商号老板们又在八大胡同里欢迎“八年抗战”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成为这些新贵重要活动内容之一。与劫搜大员先后来到的，是美国兵、吉普车，爵士音乐代替了日本流行歌曲……200多名妓女依然在精神、肉体的摧残、凌辱下面呻吟喘息，并不比日本投降前有所好转。但这已是黎明之前的黑暗了。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1)

　　我们在前面的关于南北班子与妓院的分类中对“清吟小班”做过一些介绍，因为“清吟小班”多接待军政要人、巨商、汉奸等大人物，许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也与她们有染，所以比较二等、三等妓院，人们更关注“清吟小班”的生活，我们在这儿对“清吟小班”再加以详尽介绍。　　一等妓院“清吟小班”绝大多数在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内，而且多　　为苏帮和扬帮。　　清末庚子事变前后，南方的娼妓从上海与苏杭到北京来淘金，也有人称之为苏帮；因为在上海混得时间长了，年老色衰，生意渐趋冷落，就想出外闯闯世界；恰好北京过去没有南方娼妓，物以稀为贵，而北京又是王公贵族、巨贾豪绅聚集的国都，如果机缘凑巧，遇见一两个较好的户头，未尝不可以捞上一笔。抱着这种心理，她们北上来到京城。她们最初在西城一带，赁住民房，铺设摆饰，俨然是大家的公馆；客人要去作乐，开始必须经过熟人的介绍，一般都是偷偷摸摸的，并不公开；和相公堂子的公开宴会，显然不同。所以在这个时期，南方娼妓人数不多，相当于北京所谓“暗门子”性质，只是一种私娼。　　庚子以后，北京为了保障社会治安设立了警察局；当时的北京当局，打出了“寓禁于征”的招牌，凡是娼妓，都要上捐领照，如果不上捐，一旦被警察抓住，就要按照私娼严格法办。因为南方娼妓不多，所以生意都很好。　　妓院领到执照，就可以公开营业了。一般的一等小班雇有一个内账房、一个外账房、两三个厨师、四个跑厅、四个伙计、一个更夫，此外还有几个娘姨。打更的，专管值夜；四个伙计，负责扫院子，揩地板，买东西等等，跑厅的则负责接待客人，如有客人来了，打帘子，打手巾，赏钱谢赏等等，外账房专管来客的车饭钱、局钱；内账房是管理这一个妓院的会计出纳，妓院老板和妓女、老鸨之间利益如何分配，这一笔账都由内账房经管；娘姨代为照料一些事务。北方女佣人叫做粗做娘姨，只做些扫院子、打水、洗衣物的粗活。她们的待遇很低，工资也很少，一般不在客人面前出入。　　每一个妓院里也必须有一两个叫得响的红妓女，才能维持妓院的开销，才能谈得到赚钱。一个妓院一般至少有十几间房间，所以至少需有五六个妓女，才能把场面支撑起来。红妓女总住在妓院的正房或者楼上最大的房间；生意好的，还可以多占两个房间。而其余妓女则分配在厢房、前院，房间狭小，铺设也不甚华丽，等于戏台的配角或跑龙套的演员。如果是自由妓女，是自己出来混的，在南方妓院叫做“自家身体”，为了应酬招待客人，她可以自雇娘姨，不过这种“自家身体”的妓女，通常年龄较大。“自家妓女”多为生活所迫，也有好吃懒做之人，但为数不多。还有些鸨母和妓女是嫡亲母女关系，但绝大多数的妓女是鸨母买来或典押来的。这种鸨母称做“领家”。有“领家”的妓女，所有对妓院老板的交涉，都由鸨母出面，妓女成了鸨母赚钱的工具。有些妓女，年纪大了，便自己买两个女孩子来做妓女，自己成为鸨母；也有跟随妓女多年的娘姨，在妓院里混久了，对这个行业很熟，便也买一两个妓女，上捐做生意，自己便由伺候人的娘姨，升为鸨母。妓女，以卖绝者居多，但也有些人因为生活逼迫，只能出卖自己的亲生骨肉，做这项最不堪的生意。也有不愿骨肉永久分离，不肯卖绝，便把女儿押给鸨母，言明三年五载之后，可以原价赎回。　　下面是旧时一份卖身契约。　　立卖女约人×××，愿将亲女×××，年××岁，卖于×××名下为义女，言定身价大洋×××元。当即人钱两交不欠，从此断绝关系，其女今后一切任从义父母安排支使，均与卖主无干。如天灾人祸，因病死亡或逃跑失踪，或自寻短见，均与义父母无干，空口无凭，立纸为证。　　卖主×××证人×××　　买主×××介绍人×××　　这样的卖身契在那个社会并不鲜见，在其他行业中也流行同样内容的卖身合约。　　苏帮妓院在清末称为书寓，这是沿袭了上海的一些的习惯叫法，表示妓女只是出堂差、卖唱的，卖艺不卖身。在警察局公开承认妓女是一种“营业”以后，苏帮的妓院，称为清吟小班，也表示是以卖唱为主。在民国初年，大栅栏地区的清吟小班多设在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　　清吟小班中的妓女和客人的关系，主要是打牌、吃酒、出条子。客人到妓院闲坐，虽然也有烟、茶招待，但只作为一般的应酬。清吟小班吸收了北方班子的做法，请客人到妓院吃茶闲话，作为客人进入妓院、认识妓女的第一步，名为“打茶围”。由于客人来后，妓女要拿出一盘瓜子儿来招待，客人临走时要付出一笔费用，用妓院的行话叫做“开盘子”。“盘子钱”规定是1块钱，后来客人为了摆阔气，一般都给2块钱，就叫做双盘。北方的班子与二等茶室一般都保持一块钱的盘子钱，而清吟小班普遍都是双盘，偶然有人照规定付1块钱，妓女背后就称他作“膏药”客人，显然含有轻视的意思。一些达官、豪商，打一个茶围，临走给一张5块、10块票的也未尝没有，但是很罕见。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2)

　　清吟小班的惯例是，客人们走进妓院，门口照例有伙计们大喊一声“来客”，如果这批客人是第一次走进这家妓院，便由大茶壶把他们让进一间房间，随后要问一句：“老爷们有熟人没有?”如果客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大茶壶便大喊一声：“见客”。这时妓院的妓女们便一个一个从这间房子门前走过，在每一个妓女走过时，大茶壶便高声唱出妓女的“花名”：“翠仙”、“小红”、“如意”、“金宝”之类。对一般妓女来说，“见客”是她们获得主顾的重要途径，所以在见客时，各个卖弄风姿，飞抛媚眼希望引起客人的注意；而红妓女　　，生意忙，就往往不见客，即使客人指明提出来，大茶壶也往往回答“出条子了”。如果一定要得到当红妓女，则要先打点跑堂的与领家，求他们通报，再给当红妓女一些钱物或有熟人介绍才会得以相见，尔后再图发展关系。　　在妓女们都见过客以后，客人们如有中意的人，可以告诉大茶壶，便被请让到这个妓女的房间。房间如另有客人已先行占用，那就仍留在原来的房间里。随后便有这个妓女的娘姨或鸨母，拿出一盘子瓜子来，并给客人倒上一杯茶，这就叫做上盘子，表示这个客人已经在这个妓院里挑中一个妓女了。但是，如果客人们并没有喜欢的人，可以向大茶壶摇摇头，表示都不中意；随后客人们便扬长走出妓院，无需付出任何费用。在当时也有些穷极无聊的人，每到晚间，成群结伙，到妓院中“见客”，结果是一连走了几家，并不挑中任何姑娘，就分头散去。妓院里对这种人虽然头疼，但也无计可施。不过，一般说来，“既在江边坐，必有观景心”，走了一两家之后，总要挑姑娘，打打茶围的。　　如果一起来的客人多，在娘姨上盘子以后，总要向客人们问一声：“哪位老爷招呼?”如果座中有人点头示意之后，这个客人便成为他所招呼的妓女的“客人”，而其余陪同前来的，则称为“朋友”。在妓院也有一套自己的规矩。一个客人挑识一个妓女以后，今后只有他在这里可以享受“嫖客”的“权利”，尽“嫖客”的义务，算是和这个妓女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朋友们则只是从旁谈笑凑趣，叫做“镶边”或“喝边”。中国有句俗语叫做“朋友妻，不可欺”，这个道德观念也被推广到了妓院里面。朋友所招呼的妓女，便不可以再行“招呼”；否则便违反了“道义”。有人看中了朋友认识的妓女，愿意招呼她，这个妓女根据“道义”，也要表示拒绝，必须经过一番周折，玩弄一些花样，才能对这个妓女上盘子，这叫做“割靴腰子。”　　如果，两个人共同认识一个妓女，往往故意一块打茶围，这叫做“会靴”。一般说来，客人的“朋友”来到这个妓院看这个妓女，也可以用烟茶招待谈笑而去，但决不拿出瓜子盘来招待，客人也不用开盘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借一个“盘子”。　　一旦上了盘子，嫖客与妓女就仿佛成立了一个临时家庭，妓女便拿出香烟来，一支一支向客人及其朋友们递过，点上，并含笑问：“贵姓?”按照规矩，必须一一敬过朋友之后，才轮到“客人”，仿佛客人便是这个屋子的临时“主人”，而妓女则是临时的“主妇”了。一般妓女，照例也要对朋友特别殷勤，惟恐“朋友”挑眼，“客人”会碍于情面不再光临。　　妓女对客人招待殷勤，叫做“上劲”、“灌米汤”；如果冷冷淡淡，敷衍了事，便称做“冰桶”、“松香架子”。但第一次见面，一般也只做些照例的寒暄。如是仅仅来过一次，妓女和客人的关系，还不算确定，必须在第二天或出去后再来一次，叫做“回头”，这样才算把关系固定了下来。如果一去而不回头，表示对于这个妓女的侮辱，也使妓院对她轻视，认为她拢不住客人，所以妓女对于这种情况是非常怨恨的。　　民国初年，妓院对“打茶围”的客人，并不重视。因为盘子钱没有多少也就是一两块钱，减去所搭上的瓜子与香烟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妓院和妓女对此并不看在眼里。主要在于“做花头”。　　所谓做花头就是前面所说的打牌、吃酒了。在旧社会里，打麻将成了最普遍的娱乐。在妓院里作乐，首先离不开打麻将。打麻将就要抽头，在妓女那里打一场牌，原来规定是12块；后来提高到14块，这笔开销就是由头钱里支付。推牌九或打扑克，因为输赢较大，所以费用四倍于打牌。以一场牌计算，这十多块钱按一定的比例分配，老板、妓女得大头，而阔绰的客人在开销时，往往比规定多若干倍，如银行帮就有个习惯，打一场牌一律给120块，超过规定10倍，难怪妓院中都把银行帮当做财神看待了。在打牌的时候，妓院照例备有一桌“牌饭”，虽然是便饭性质，但也有四个凉碟几道炒菜，相当丰盛。这样牌饭，由老板准备，不另向嫖客收费。　　吃酒的酒席，在妓院里是以台计算的。一台酒，在清末要54两银子之多，而那时饭庄子里的一桌席也不过几两银子而已，可以想见它的价格是如何地昂贵了。民国以后，改用现洋，一台酒也要52块钱。当时的洋面，只卖两元一袋，一台酒的开支就等于26袋洋面。清末的南方妓院，主要还是以酒席来号台，既要胜过一般饭庄子肴馔的丰盛，又要赛过相公堂子设备的华丽，所以妓院对于酒席的做法，房间的布置，的确也挖空心思。庆余堂的一桌酒席，有4干果、4鲜果、4个凉盘、4个热炒，10道大菜。燕菜、银耳、鱼翅、紫鲍之类，应有尽有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3)

　　。全堂银家具，瓷器一律用江西细瓷，冬天则用锡器。酒饭是由老板准备的，所有收入，除了酒饭成本，也按比例，由老板、妓女、账房、伙计等人分配。一桌酒席要52块钱，似乎有些多得惊人了，但当是那些贵客，为了表示自己的手头阔绰，为了博得妓女的欢心，往往不止摆一台酒，有的摆双台，有的摆双双台，有的根本不必真个摆酒，只口头说一句：“挂10台”或“20台”。便按照这个价格付款，那么，这一笔开支下来，往往就是一两千元，可以称得一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了。有的妓院并不具备做这样的酒席的条件，因为要有大的厨房与上好的大厨子，所以也就有大饭庄或专为妓院做酒席的厨子代为张罗。　　“做花头”本来属于自愿。当时有些红妓女，生意忙，要想在她房间里摆桌酒请回客，还必须前若干天通知，预先排定日期，才能办到。但这种红妓女，究竟不多，一般妓女难得有一两个肯做花头的阔客。这样就需由妓女要求客人给她做做花头，捧捧场。做花头，是妓院、妓女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清吟小班，每一节中都有三次机会。让妓女向客人请求或暗示做花头捧场，这叫做“开市”和“宣卷”。每家清吟小班，每一节总要开一次市，开市以后，每隔一个来月，要做一次花头。时间虽然不固定，但前后都差不了几天。“开市”的那一天，妓院里要悬灯结彩，俨然一个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宣卷”的时候，还要在堂屋挂上神像，请一批老先生来“宣卷”。这些老先生都是南方人，专做这个买卖。“宣卷”时，口中念念有词，大概也是一种“有本之学”吧，可是听众始终听不清他们究竟唱了些什么名堂。在“宣卷”那天，老板要特别准备东西，请全班男女吃一餐，可是“宣卷”似乎也和迷信有关，也许是为了财神爷吧。如果客人不自愿来报效，妓女便会向他讽示，或者明白表示：“请帮帮忙!”这样，除非这个客人不想继续在这里玩下去，否则硬着头皮也少不了要应酬应酬。每逢“开市宣卷”的时候，全院的妓女都在暗自竞争，看谁的牌酒最多，谁最红。由于各家妓院“开市宣卷”的日子都差不多，所以无形中在妓院之间也展开了一场竞赛，看谁家牌多，花酒多，生意最好!　　出条子是妓院与妓女的一项主要收入。出条子就是妓女走出妓院到客人指定的餐馆、酒店或公馆陪酒、陪聊与陪唱、打牌等。这时的客人往往舍得给钱，就是三轮车夫也愿拉妓女出条子，因为可以得到一些赏钱。　　那时的清吟小班规定有住夜的代价，一夜12元，比北方班子要多两块钱。　　有些妓女，实际已不是处女，却自称是“小先生”，别人就嘲笑她是“尖先生”。北京的清吟小班，一般都说苏州话，所以也沿用了上海妓院的称呼，有什么“小先生”、“大先生”的分别，但同时也接受了北京的习惯用语，把“小先生”称为“清倌”；“大先生”称为“红倌”，“梳栊”叫做“开苞”。客人给一个妓女“开苞”，当然要费很多周折，做许多“花头”，而且要付出一笔相当大的代价。即使是“红倌”，一般也要做了多少花头以后，才能住夜。客人在开始住夜以后，便被称为“恩相好”或“恩客”。清吟小班的妓女，当时很少留客住夜，因为住夜以后，也必须“回头”，并把关系维持下去；否则，一去不返，则这个妓女感到很失面子，而且将被同院妓女传为笑柄。所以她们宁可和客人在外面偷偷地开房间，“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不愿意公然留客过夜。　　凡在妓院做事的，一般都称做“乌龟”。他和他家中的子弟，都不许在妓院里面打茶围，充客人；否则，一经查出，就要罚他吃下一担灯草灰去，不然决不放他过关。　　常在妓院出入的人，总喜欢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逢场作戏，自从见客时起，用什么走路的姿势，见了客人用什么样的眼风来示意，要怎样表现自己的美丽俊俏而又不显露过分轻佻，怎样能够在第一次见面时抓住顾客，这一切，都是以舞台上的台步、身段、表情演出的。客人上了“盘子”以后，不仅有“点烟卷”等等一系列的固定动作，而且从问“您贵姓”起，还有“十八句”一成不变的台记号。不仅初见面时如此，凡是妓女对侍客人，一举一动，一言一笑，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表情，彻头彻尾都是假的，都是在那里“做戏”。而且不仅见客人时如此。凡是在公共场合里出现，妓女的动作、谈笑，也都是在那里“做戏”。　　其实，不仅妓女与客人见面，随时由鸨母指导，在她上捐以前，早已经过鸨母的一番训练，熟练之后，才能上捐做生意。就仿佛一个戏排演纯熟以后，才能上舞台，和观众见面一样。此后做事是否精致到位就要靠自己的悟性了。　　在清末，鸨母对妓女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女孩子被鸨母买来时，不过七、八岁，首先要裹脚。旧社会妇女，虽有缠足的习惯，但却不像妓院里那样要求苛刻。当时有句俗　　话说，头是头，脚是脚。所以缠足必须要求缠小而端正。为了缠足，一个女孩子挨的打就多了。最后，缠足用带子缝上，肉烂掉了才算。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却是妓院买来的女孩子进门以后头一道关口。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大红灯笼高高挂(4)

　　北京的清吟小班，虽然也以“卖艺”作幌子，但学弹学唱，已经不像早年那样严格了。一个被鸨母买来的女子，养到十一二岁，通常是请妓院里的师傅(琴师)教京剧。多数是学老生、青衣；次之，学小生、老旦，学花脸的很少。所谓学也只是学那么几段，唱老生不过是“两国交锋龙虎斗”；学小嗓，就学“儿的夫，去投军”，都是简单的几句原板，甚至会四句散板、几句流水也可以算一段。连师傅都不懂什么板眼，一般都谈不上什么韵味。而且民国以后，妓女出条子也不要求唱得多好，客人也不要求唱得多么出色，师傅的报酬也不高，一个月3块钱，下午3点就挟着胡琴来了。一杯茶一支香烟，就是对师傅的报酬。师傅拉几段就算尽了责任，又到另一家去挣钱。　　至于学应酬，学规矩，那却是一个妓女的看家本领。妓女应酬客人，一开头有所谓十八句。就是在上盘子时所说：“您贵姓”那一套，直到临走时，说一句“回头请过来”，都是固定的台词，决不许说错一字。例如妓女送客时只能说：“回头见”，而不可以说“明天见”，因为妓院里把晚上当做白天，客人走后，一高兴，也许回来再打一个茶围，如果你说：“明天见”，客人就会挑眼说：“难道今天不许我再来了么?”　　为配合这“十八句”还有一些肢体语言如规矩、姿势。要求“站有站样，坐有坐样”。站的时候，腰板要笔直；坐的时候，要端端正正的斜坐在椅子角上，不许坐满一张椅子，手脚乱动。跷腿斜靠，当然更不允许了。所以妓女出身的人，到了七八十岁，也是腰板不塌，这就是幼年间练了基本功的缘故。此外，吸烟、喝酒、划拳，都是自幼训练的。而“见客”时的身段、表情，更是一个妓女必须学习的一课，在未上捐以前，就要在旁边用心观摩，才能心领神会。这样自上捐之日起就能马上进入角色。　　在妓院里，妓女被称做“小姐”，也的确是拿旧社会“小姐”那一套规矩来教给妓女们。例如，在清吟小班有这么一条规矩：“姑娘不许到三房。”所谓三房，就是厨房、门房、账房。旧社会的小姐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妓女要见客，要出条了，这一条是做不到的了，但为了保持“小姐”的尊严，不许到厨房、门房、账房，也算是没违背那种讲究。妓女既不许可到厨房，怎样煮饭烧菜这一套自然是一窍不通的了。所以在很多妓女从良后还要从头学习做饭之类的生活技能。　　妓院中还有一些“清规戒律”，例如不许踩门槛，不许把脚搁在凳子档几上，据说，这样就会踩掉客人。不许做针线活，说这是缝穷，把客人都缝完了，等等。妓院里还有一句“格言”，叫做“客人的腰，姑娘的苞”。一个清倌的“苞”是非常严重的，这倒不是出于对处女的崇拜，而是由于“经济价值”的缘故。至于客人的腰呢，因为在妓院中出入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如果妓女摸了客人的腰，说不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所以在妓院里留下来这么一条规矩，在训练妓女的时候，少不得要反复教导。　　对于待客之道，妓女出身的鸨母，自身积有几十年的经验，当然可以把所有秘诀传授给自己的养女。在妓女应酬客人的时候，还可以随时指授机宜。所以这种鸨母名下的妓女，常有一套本领，成为红妓女。　　一个妓女初做生意的时候，往往只有十四五岁。在风月场中待久了，对于世面上的事也就油滑起来了。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风尘血泪痛无言

　　高级妓女要十分讲究穿戴。当时时兴穿斗篷，一个当红妓女的皮斗篷，至少要有若干件灰鼠、貂皮衣服相配。今天出条子穿这件，明天如果再穿这一件，就有点不体面了。穿绸着缎，自不必说，而且讲究一点的都要到力占洋行买进口的衣料。怎样剪裁，滚什么边，绣什么花，都要找裁缝来商量，仔细斟酌。有个寿德记，专做妓院的活。裁缝师傅很能迎合妓女的心理，滚边等等都可由他代配，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有二十多副案子，用上三十多个工人。自古是“贫学富，富学娼”，妓院创出的新花样，立刻成为公馆小姐们模仿的对象，所以　　后来一些大家公馆也都特意到南城来找寿德记做衣服。姑娘们的衣服，不但要好，而且要多。其实，衣服鞋袜，究竟所费有限，最贵重的还是首饰。民国以后，虽然不讲究头面了。但手上的戒指、耳边的耳环，都要嵌上金刚钻，才够上一个红姑娘的派头。立刻置办不起的，向商人手上去租，也要能戴上，才算是行头齐备。　　有一些高级妓女不想吃平常的饭了，就到泰丰楼、致美楼、丰泽园、杏花村之类的地方，换换口味，“吃大菜”。当时的西餐，叫大菜。陕西巷开有一家新华番菜馆，就是以妓院为对象。但红姑娘们看不上，总要上东城的正昌饭店、大陆饭店吃真正外国风味的大菜，才够派头。　　民国初年，汽车还不普及，时兴坐马车。后孙公园有家袁记马车行，便专备妓院里雇用。后来汽车渐多，香厂开了个小小汽车行，近水楼台，妓院便成了他家最好的主顾。这个汽车行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存在，只是归国营了。租用时用户口本登记约时间才行，这是后话。妓女出条子，人多了，可以雇马车或汽车，一个人便坐人力车。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照例有年轻力壮的人力车夫，拉着一辆崭新耀眼的洋车，随时等候顾客。但红一点的妓女都有自用的人力车，车子新，擦得亮，车上的很多部件是包铜皮的，似和一般包车无二，但有一个特征就是车上安装的水石电灯特别多，至少是6盏，跑起来飞快，电灯耀人眼目，走过闹市时，再一连踩几下脚铃，真是招摇过市。　　妓女的生活本来是昼夜颠倒的，因此，每天最早要在两点以后才起床。梳洗，用饭以后，就要到中央公园去兜圈子。一个红妓女到公园去，必须细心打扮，穿着自己喜爱的衣服，比出条子还更加注意化妆，因为这等于是一个“赛美大会”。那时公园有几家茶馆，它们就是春照馆、长美轩、柏斯馨。在三家茶馆之间，无形中有一条鸿沟，清吟小班的妓女必坐在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妓女到公园，陪客人们同去的自然也有，但一般都是自己带着娘姨去，稍坐一坐，见着熟人，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有些游客就专门注意妓女，看见哪个漂亮，向茶房打听清楚，晚间就可以到妓院去招呼。所以妓女逛公园与其说是娱乐，毋宁说是一场吸引顾客的展览。当时在八大胡同不远，还有一家“城南公园”，同样有茶座，有冷饮，但到那里去的都是二等三等或北方班子的妓女，清吟小班的妓女很少前往光顾。　　不过，只有生意较好的红姑娘，才能享受上面所述的豪华生活。有领家而又生意清冷的妓女，虽然同在一个院里，但也没有权力去这样的地方。　　衣服，不仅是她们的行头，而且是“商品”的装潢。但一般妓女要置备四季全套的衣服，就很费力。往往把这件送进当铺，再把那一件赎出来。斗篷，就往往置办不起。逢有出条子的时候，为了撑场面，免不得要向同院的红姑娘去借。借一次斗篷，要费许多好话，看许多白眼，借了来，穿在身上，还生怕沾上一点油渍，赔偿不起，直到完整无缺还给人家，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逢年假日妓院里最热闹，而对这些姑娘来说，却是关口。妓院还有一个规矩，在开市以后，掌班总要做上一顿叫做“留菜”的饭，送到外接的姑娘屋里，嘴里还要说些客气话，诸如“请以后多帮忙”之类，还要预祝她生意兴隆，一天红似一天。这就等于续订了合同，下一节或明年还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做生意。如果这餐饭没有送，那就表示合同废除，请你另寻生路。于是这个鸨母和妓女就要面临“失业危机”，另想办法了。所以每逢年节，对于一些妓女来说，简直是个生死关头。　　鸨母、妓女虽然住在妓院，但妓院以外，她们还另有一个家，叫做“小房子”。她们的小房子大都在韩家潭、百顺胡同附近，如大外廊营、小百顺胡同、东皮条营、西皮条营一带。一所房子，住上十几家，都是吃妓院饭的。小房子是她们临时的家。一切布置都因陋就简，只有一张木板搭起的床，床旁边放一张方桌。当时北京已大部分使用电灯了，而小房子却点着一盏煤油灯。多年的煤油烟，把空洞洞的四面墙壁，熏成黑糊糊的。整个房间，除了一床一桌，几个板凳之外，就只有锅盆碗灶，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了。不管一家几口，往往拥挤地住在一间小屋里。而这就是那些粉装玉琢的妓女们的真实生活环境。清吟小班的红妓女，平时当然很少回到小房里来住。但一旦有病，不能做生意，也只好回到小屋子里“休养”。由繁华场中突然转换到这样一个环境，面对孤灯，几年来积压在内心的悲哀、苦痛，一时拥集到心头。真是欲哭无泪。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神佛难保落难人

　　中国人有一句骂人最狠的话：“男盗女娼”。似乎窃盗、娼妓，最为卑贱，几乎不齿于人类了。这些人都是社会阶层的最底层，朝不保昔，于是他们就只有求神保佑了。　　她们首先是为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其次是忏悔自己的罪恶；最后则是把个人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大概惟恐因这一生的罪孽影响了今后轮回吧。　　妓院的迷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表现在日常生活方面，有着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忌。例如早晨起来不许说梦。用完的空洋火盒一定要随手丢掉；谁要是偶然拿起一个洋火盒来点火而发现是空的，就认为晦气，这一天生意会不好，特别是打牌的时候，一定输钱；做活的针，不许别在窗帘上；笤帚不许倒着放；锅不许扣着搁；扣锅，就没有饭了……差不多一个妓女在训练时期，就把这种生活禁忌，牢牢印在脑子里面，一个妓女出身的人，大概终身也不会改掉这个习惯。　　以上所说，还只是一些忌讳而已。主要的迷信还是请求神佛保佑，发大财。她们相信一切神佛，包括道教、佛教以及民间所信仰的大仙爷之类。这种种迷信，每逢过年过节，就可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八月中秋，妓院照例要在院子里拼上三张大桌子，每一个妓女都要请个香斗，插上旗帜，每人点一对大蜡，烧一股高香，经宵不息。妓女如此，掌班鸨母也不例外。把一院子烧得烟氲缭绕，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是走进了一家佛寺呢。　　到了过年，这个祭祀供奉神佛的仪式就更隆重了。　　除此以外，平时妓院的老板、鸨母、妓女遇有疑难不决的问题，必须请求上天的指示，那么，又有一位专属的神祗，担任法律顾问，医药顾问，这位神祗，就是“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北京城里城外，关帝庙很多，但清吟小班的人们所信仰的，却只有正阳门外与箭楼之间的那座关帝庙。庙宇规模不大，但却建筑得整齐精巧，东边一座是观音寺，西边一座就是关帝庙，大概都是清初建的。妓院的人们从来不到观音寺烧香，只到关帝庙去求神。有什么疑团解不开，就到关帝庙去求个签。每逢开妓院、买养女等重大事情，起码要求得一支中平以上的签，才敢下决心办理；如果求了中下、下下之类，尽管原来看着很有苗头，也只好忍痛放弃了。事有凑巧，求了签之后，果然生意兴隆，就到关帝庙去还愿。在关帝庙里挂有金字牌匾或者黄布裁成的标语式的匾额，上面写着“有求必应”，下款写着“信士”或“信女某某某敬献”字样，多数就是妓院的人们所献。　　妓院的人们，平时供奉各种仙佛，遇有疑难有关帝可备顾问，还不满足。为了忏悔今生，虔修来世，有些掌柜、老鸨，还要进一步皈依佛门。于是在百顺胡同后河就有一个“洋和尚”在那里摆了一座佛堂。“洋和尚”也是南方人。至于曾在哪家寺庙出家，就不可考了。总之，他每天身穿法衣，项挂念珠，在香烟氤氲的佛堂里，给妓院的掌班、老鸨们讲经念佛。这些老鸨们手里拿着佛珠，念着佛号，但彼此之间，多么肮脏淫秽的话，都可以骂得出来。这个洋和尚不仅白天向他们讲经，到了晚间还要和他们另参其他佛法，那就不在话下了。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正是豺狼当道时

　　南下洼子乱葬岗子。瞎子金宝就建议在广安门外买一块地，作为“江苏义园”，向妓院里面的老鸨、老板们募捐。金宝募到钱后，在那里买了地，盖了房子，可供停灵下葬，这一来就使他陆陆续续赚了不少钱。有一年，城南游节园来了唱文明戏的万金花，跟一个姓江的姨太太勾搭上了，被姓江的知道，把他们送到警察厅，万金花被游街示众以后，押在监狱，被折磨死了。　　王阿春多少年来就和瞎子金宝明争暗斗，始终斗不过他。自从办了江苏义园，瞎子金宝赚了更多的钱，王阿春就更眼红了，又和他争了多少年。　　瞎子金宝、王胖子都是妓院内部的恶霸，在妓院外面，还有些人专门吃妓院，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四条狼”。所谓“四条狼”，其实是四个人，即阎四、耿四、杨四、李四，共同的特点是在妓院里放阎王账。阎四放印子钱，每天晚上提着口袋串八大胡同，挨门挨户去取利息，借他100块钱，一个月要10块钱的利息。耿四是个木器铺老板。他将家具出租给妓院，以一间房间计算，每月要十来块钱租金。每逢妓院分账的日子，耿四就到各家妓院一坐，谁要不付租金，他就搬家具。杨四不知道做什么生意，但他放账的资本最雄厚，无论头二三等，妓女、老板没钱使，他都可以放，当然也要取利。李四在李铁拐斜街50号，开了个俱乐部，天津客商来到北京，常常住在里面。他那里经常打牌抽头，每天车水马龙，一直热闹到敌伪时期。这四条狼在八大胡同，人人听了害怕，但没有钱的时候，还不能不找到他们。这四个人只有李四、耿四有儿子，大家就说：“那两条狼，都是绝户，缺德缺的!”　　此外，还有个叫刘四的，就是前面所说恒泰照相馆的老板。他除了包办了妓院上捐的照相以外，也经常放印子钱。他还买了些破房子，经他一修理，或出租，或转卖，也赚了不少钱，充他放阎王账的资本。　　外围除了这些恶霸之外，还有若干人寄生在妓院里面。倒如倒脏水、垃圾、掏粪，都有把头，他们各占一条胡同，别人侵害到他们管界，就集合起来把他打坏，也没有人敢管。他们都向每个妓女按月要一块钱。这些人，妓院都要按时应酬，每逢阴天下雨，或者客人正多的时候，这些人就堵着妓女门口大嚷“要酒钱”，如果不给就接着骂。　　寄生虫不光有武的，也有文的。他们专门替妓院里写卖身文契，写借约……等等文件。妓女从良，要找到他们写一张字据。他们只凭一管秃笔，就可以够他们抽大烟、喝老酒的了。他们虽然堕落到妓院帮闲的程度，但老板、老鸨们还对他尊而敬之，称呼一声“先生”，遇见有什么法律纠纷，还要向他们讨教。每逢这种情形，他们也可以出谋划策，调词架讼，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此外，还有仗着胳膊粗勒索讹诈的流氓地痞，指着报纸骗吃骗喝骗钱的花报记者等等，总之在八大胡同周边派生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与场所。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不知何日是归期

　　从良是当时每一个妓女的最终出路之一。跟什么人从良?这是每一个妓女苦恼的问题。想找个年貌相当知心如意的“郎君”，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年轻的男子，没有足够的财力从妓院将她赎出来，即使他有这样的力量，他的家庭也不会允许。因此，妓女从良多半是嫁给比她大几十岁的官僚政客、买办经理做第××房的姨太太，由大家的玩物变成个人的玩物。其中也许有些妓女嫁了阔人以后，成为许多人羡慕的阔太太，但绝大多数，由于在妓院里过惯了淫逸享受的生活，一旦有钱有势，可供自己挥霍，就更放荡起来，乱搞男女关系，结果　　往往被丈夫抛弃或送与同僚或再次卖与红尘。有些红妓女，手里有了钱，就有人图她的钱，把她娶过去，结果把钱骗光，就随意遗弃了。还有一些流氓，专门骗娶那些“自家身体”的妓女，骗到手，转卖到天涯海角，永远不能翻身。有一个叫苏黛春的妓女，曾经嫁过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不到两年，就离开了。她从袁家带出很多古玩字画、珠宝玉器，又在妓院里混，仍然是个红姑娘。她手里的私蓄居然有十万左右。之后，她嫁给了一个银行、政界两栖人物，叫做李宣威。李宣威也是当时在各个妓院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她找这样一个男人，不求别的幸福，只求保住自己的私蓄。没有料到嫁过去以后，没有几年，北洋政府垮台，李宣威的生活日渐窘迫，终于动用到苏黛春的私蓄，几年工夫，把这笔钱花得十去八九。又没有料到，“七七事变”以后，成立了敌伪组织，李宣威当了一名不大不小的汉奸，又有钱又有势；于是又恢复了他过去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在外面大搞女人。抗战胜利以后，李宣威被捕入狱，苏黛春还到监狱里陪他两年多。李宣威出狱以后，又老又穷，倒没有再搞什么花样，在1949年后不久才死去。　　在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名妓中，从良的结果比较圆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金秀卿。金秀卿是清末民初的名妓，是当时花榜上的一名状元。当时花选选了四名状元，评选容貌、口才、文学、弹唱四项才能，金秀卿就是“口才状元”。她天性就非常健谈，当时又学了许多新名词，和国会议员们谈起来，口若悬河。连那些议员老爷们都自愧不如。后来金秀卿嫁了一个天津姓胡的琴师。这个胡某没有什么钱，怎么生活呢?金秀卿异想天开，经过在市政当局活动批准她在李铁拐斜街开了一家女澡堂子，叫做“润身女浴所”。当时这一带只有这一家女澡堂子，不仅她妓院中的伙伴们来捧场，公馆里的太太小姐也前来光顾，生意做得十分兴隆。金秀卿不但品性好，善于应酬，而且也会经营，能够迎合这些阔太太小姐的心理，楼下附带售卖女人化妆品，楼上楼下一律预备的是巴黎进口的最上等的货色。她的生意一直做到1949年后公私合营，总算平安无事过了一辈子。　　另外一个是“宝凤院”的妓女，名叫花彩贞。中国银行的冯耿光曾经捧她，所以在妓院里也曾享过盛名。她有个女儿，惟恐自己嫁了人，女儿受委屈，便一直在妓院混，直到女儿嫁了人，她才准备从良。女儿嫁了天津一个有钱人，花彩贞自己却爱上一个裁缝。这个裁缝在天津开了一家裁缝店，专做大公馆的生意。花彩贞嫁给他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她本来认识许多公馆的老爷太太，这些老爷太太听说她嫁给一个裁缝，都认为她自趋下流，不再同她来往，并且各大公馆联合起来，不许再找这个裁缝做活。这个裁缝的手艺是头等的，公馆的活不能做了，就改接各大饭店过路客人的活，生意还是很好。花彩贞嫁给他以后，一直安安逸逸，没有为生活着过一天急。有人就说：“还是花彩贞有眼光，别看她嫁了一个裁缝，可是生活并不坏，她连手绢还不会洗呢。比那些嫁给阔人的更享福!”　　但是很多妓女并不做什么从良的打算，自己年纪大了，就买两个女孩子，养大了，让孩子们做生意，自己为鸨母，继续吃这一碗妓院的饭。　　当然，还有很多妓女，被蹂躏摧残，折磨死了；或者不愿忍辱偷生，过这卖淫的生活，抑郁死了。也有在这种放荡淫逸生活中，得了各种性病，无力医治，烂死了。当年在南下洼子一带，有许多乱坟岗子，埋着许多曾被摧残蹂躏的女性。一口狗碰头的棺材，就是她们的结局。　　离八大胡同不远，在梁家园就有一个济良所。凡是不堪虐待的，可以投到济良所去。济良所就是当时政府所办的一个机关，专门收容妓女，由所里教给她一些谋生技术，并负责替她们择配。说起来，应该算是当时政府的一项“德政”了。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一旦进入济良所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切服从所里的支配。首先要学会绣花、缝纫等等手艺，然后替所方做活计。这些活计卖出以后，收入完全归所里所有，做工的人一个钱见不着。而每天只能吃上两餐糙粮(窝窝头)，有时甚至于只能喝粥。一天还要劳动十几个小时，稍微松懈一些，管理人员，非打即骂，其狠毒并不在一个鸨母之下。一个妓女入所以后，除了不接客以外，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并不在妓院之下。这些可怜的女孩子，哪一个不含着眼泪吞下这一天的窝头，哪一个不满腹辛酸地勉强入睡？她们都说：“本想离开了妓院，不再受客人的侮辱，躲开老鸨的虐待。不料出了苦海，又跳进了火炕！”　　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值国家苦难缠身，民众水深火热之际，她们为生活所迫入了妓院，但一旦进入就永世不得翻身。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铁蹄肆虐无是非

　　有关民国期间妓院、妓女的老照片很多，这与当时摄影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发展不无关系。当时有人做诗：“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　　“拍照之法泰西始，摄影镜中真别致。华人效之亦甚佳，栩栩欲活得神似。虽无男女分，男女不妨合一帧。不过留心家内胭脂虎，撕碎如花似玉人。”　　照片最为真实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特征，清末民初也是照相术在中国刚刚兴起之时。生活在北京的平常人只有在办理证照时或结婚时才会照一张，而妓女和交际花，或经商的、唱戏的之类人物才是照相馆的主顾。爱照相的当时有两类女性。其一是宫廷女性，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常常要摄影留念。后者因为要送给嫖客或挂在营业场所，嫖客之间也有要来相好的照片相互赠送对比的。　　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民女少有机会与这些洋物接触，也不愿上照相馆。很难像妓女这么大方。中国的照相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　　妓女的时尚对民间女性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　　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战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　　那时的照相馆相对简单，不大的房子，挂上用白布画的布景，布景上画有汽车、洋楼、风景，或直接坐在屋子中的八仙桌边上，也有靠在床上的，更多的是姐妹之间的合影。从那时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从肉体到灵魂双重的耻辱，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我们还可以从中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文化等等。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千年魔窑一夕除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做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解放军入城后，对妓院实行了管制，并做出了一些规定：各妓院要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载住客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并于每日22时前将登记簿送达当地派出所备核；　　凡有身着便衣持枪游娼者，须迅速秘密报告；妓院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虐待妓女；不得诱迫良家妇女为娼；不许阻拦妓女从良等等。公安局还对妓院进行登记。登记项目包括妓院名称、老板的姓名及住址、妓院人数和妓女来源等。为了阻止嫖客逛妓院，公安局还曾经采用过盖章的办法。凡是到妓院的嫖客，一经查出，进行教育后在嫖客所携带的证件上盖上“嫖客查讫”的印章。如遇未带证件者，则把章盖在他的衣服上。慢慢地，逛妓院人数急剧减少，导致一些妓院关张，或转行，或全班人马搬迁它地。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上，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　　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　　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后，通过了这两个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　　《办法》(草案)中明确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妓院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妇联、人民法院特别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这些单位又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召开。决定当天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　　执行任务的有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他们将各胡同口与妓院大门用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　　之后这些妓女被送进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们，则在大规模行动前就被集中到一起，由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起来了。　　这一晚，共集中了424名老板和领家。到次日凌晨5时全市封闭所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　　当时，北京各界人士对妓女改造都非常关注。著名戏剧家马少波，根据妓女的亲身经历，编写了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剧中角色都由妓女本人扮演，场面催人泪下。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判了昔日妓院老板、领家，其中将黄树卿、黄宛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74人判处5年以上徒刑，1260人判处1年以上徒刑（具体数字说法不一，因为并不是一次行动，计算次数不同，数字也不同），4人课以罚金与劳役，20人处以缓刑、警诫、教育释放。此外，没收房产168处共1824间。　　继续留在教养院里的昔日妓女，经过教育，她们终于提高了觉悟，政府又为她们看好了病。政府还为她们购买织布机、织袜机82台，并建立起“新生棉织厂”，给她们安排了工作，生活有了着落。　　到1950年6月底，1316名昔日的妓女都有了新的生活。其中596人出去后结了婚，她们的丈夫绝大多数是工人或农民；379人被亲属领回家后参加劳动；62人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的行列，8人被送进安老院。因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另案处理的有62人，94个未成年的孩子，有43人被送进了育幼所，24人随母亲离开，有3人由农民领养。年龄大点的进了工厂。留下来的209人，在新生织布厂当了工人。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人去楼在忆往事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营业务，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自然是达官显贵出没之地。　　石头胡同聚集着众多“茶室”，多属于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贾为多。　　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体力劳动者们消遣的地方。　　赛金花住过的怡香院，位于陕西巷中的一条叫榆树巷的小巷之中，现在是民居。建造年代在1900年前后，为砖木结构二层小楼，楼北侧有楼梯供上下。建造细部也极为讲究。　　现在的樱桃斜街11号长宫饭店，始建于乾隆年间，原是贵州会馆老馆（此外还有贵州中馆等），在清中后期改为旅馆的经营，常有贵族与上层人士在此进行社交活动，所以小凤仙才会经常来这儿。它为双层纯木结构，没一根钉子，红廊绿檐环绕，30多个房间户户面向天井。清代纪晓岚也常来此地。　　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作为妓院的二层小楼，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都有一个四面木楼围起形成的天井，房间一般是8－10平方米，勉强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妆台；每座楼这样的小房间大约有12－20间左右。　　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　　朱茅家胡同９号，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　　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　　朱家胡同45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在“临春楼”这行大字上面还有一行小字“二等茶室”；这里楼下与楼上都是五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　　在百顺胡同则是豪华的一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　　百顺胡同49号院，是四面环楼的院落，每面四间房，楼上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也提供餐饮游乐。　　韩家潭21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　　在今天的百顺胡同36号，日本人开过一家妓院。现在除了上面的罩棚外，只存有两间北房，在罩棚之下搭建了十几间小房出租给外地人居住。　　日本人在这一带的活动遗迹无处不在，出百顺胡同东口是陕西巷，今天的陕西巷50号就曾是一家日本人开的银行。　　1949年以前，天桥地区处于城乡交界，贸易繁盛，娱乐场所众多，有小型的戏院、电影院、说书馆数十家；摔跤、变戏法、耍武术、拉洋片、说相声等撂地摊的有数十处；小旅馆、各种小吃店和卖旧货的小店铺遍地都是；五六条街巷几乎挨家挨户是操皮肉生涯的妓女暗娼，这些暗娼集中在四胜街（原四胜庙）、赵锥子胡同西部一带。还有不计其数的流动“野鸡”。封建余孽、地痞流氓等恶势力肆虐横行，欺男霸女，草菅人命。　　今天我们仍能在天桥的市场东路看到残留的书社与药铺、小吃铺等建筑，只是天桥的西面由于拆改已面目全非踪迹皆无了。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存留两难谁人定

　　前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　　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　　也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老北京胡同风情)，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现在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将八大胡同列入了古迹保护的范围。但又绝不是因有八大胡同才将它列入，它是沾了大栅栏的光。我们可能是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所以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有人去德国考察文物古迹时看到与纳粹有关的建筑物，德国人将它看做是历史的见证选择了保护。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后 记(1)

　　我四十多年的岁月中的某几个时段就是在大栅栏这个地区度过的。每天上班为了走近路，我就蛇行在这些胡同之中，对于它每天发生着的或已经发生过的微小变化似乎没有发现。而巨大的变化又是在每天的微变中形成的，这种变化是从里到外的，就像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老头，你说不清他是哪一天开始变成老头的，但他现在就是老了。　　原来胡同里没有的小房子是因上世纪70年代人口增加而新盖出来的“违章”房屋，这些　　新盖出的房子之外又盖了一层小煤棚，小煤棚最低，“违章”小房在中间，使得胡同如同梯田一样的样子。院内各家又在住房前再搭出一间小房，而对原有结构破坏最为严重的也就是这种院内外后搭起的小房，下起雨来，雨水直接溅落在原有建筑上。但不管怎样说，这些深宅大院或小院落，都淹没在一片小房中。　　几十年来，北京的胡同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也似乎它生来就是这个样儿，但是当你认真地寻找你记忆中的某一个具体商铺时，找不到，再问当地居民，他才会告诉你，它早就不在了。就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遗迹也离我们渐渐远去，那个陕西巷南口的国营副食品店变成了洗浴店；那个建于民国初期的经典西式的珠市口电影院变成了马路，那个胡同口的小吃店变成了外地人的居室，那个后街的修车铺的老头已在十三年前离开人世，那个一起长大的伙伴也只在记忆中仿佛见过面。几十年就仿佛是迷迷糊糊的一个长久的梦。这时你才会说“他变了”。　　现在，剧烈的变动开始了。　　对这些古建筑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原有私房归还个人后，个人开始拆改，这种拆改没有任何人指导。房管部门的拆改是微循环式改造的一部分，他的办法也是拆掉老的盖成新的而已，二是成片的迁建，但问题是迁建或重建却与保护越来越远，重建起的假四合院、假古都风貌，会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引向“虚幻的”、“庸俗的”的方向。这样一来就产生出了新的建筑垃圾与假古董，假古董造得再好有用吗？原来附在这些老房子身上的历史信息却被拉到了垃圾场。我发现有很多挂有保护院落牌子的“院落”墙上写有一个大大的“拆”字，真的不明白。三是不拆、不修、不管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多少年来对古建筑的拆除与重建，教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认为是障碍是破烂的，要不了多久又成了我们到处找的珍宝，像北京的老城墙，像永定门城楼等。永定门城楼从拆到复建也不过四十几年，重要的是它不是真的那个永定门城楼，真的那个永远死了。现在则是让古老街区大片地、有计划地消失。虽然这种消失有时也很无奈，因为北京的房屋并不像西方的建筑多为石、砖与水泥所建，而是多为外表整砖内为烂砖与泥的混合物的土木建筑体，一百多年已到它们寿终之年，再者应当说自房屋改归房管局管理后，就没有经过大的修筑，现在已是破败不堪。所以拆改也是大势所趋，我要说的是要认真地加以选择，迁出人口，只对那些残破的院落加以整修，这样才可以成片地保护，因为只有成片的保护才能体现出它原来的环境，也才有意义，而不是像现在的成片的商业运作模式。商业的本质是不管祖先的，公司要利润是一个公司存在的天职，我们不能将希望放在商业开发带动保护上。另外还有大批的经租房，此房如能早点归还给个人由专业人员指导修建一下，也会对胡同的风貌和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几种形式的破坏则是以某些单位的名义进行的，如在棕树斜街头条与二条之间，原有一个给孤寺，但是被改建成了新楼，外贴白瓷砖，在一片以灰瓦为背景的老民居中就像一个外来的暴发户的形象。再如某知名饭店原建于上世纪40年代，青砖灰瓦与它周围的建筑很是和谐，但是他们却花了上千万元贴上了玻璃与白瓷砖，就像一个小县城里的县委招待所。　　人称“职业的胡同保卫者”的华新民说：“这儿到处都有故事，墙外有邻居的故事，地下有先人的故事。胡同人踩在胡同里走时，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深埋于地下的自己的根，胡同人站在胡同的墙边时，也可以深深感受到弥漫在墙与墙之间的空气中的人情味儿。”　　但是北京的一家报纸却是这样报道的：“北京城市建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老城区的改造计划相继启动。从南城到北城，从城镇到郊区，到处都有建筑工地。多条道路被拓宽，大片的旧房和老区被新楼、花园和宽敞的马路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们将陆续告别居住多年的低矮窄小的旧房和伤痕累累的胡同，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楼房……而回首那消失或即将消失的胡同生活，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可见无论怎样，一个北京老城区的消失事实是指日可待的了。　　八大胡同也排在改、迁、重建的队列之中，实际上也就是进入了彻底消失的队列。　　在以前北京的风月场特别是八大胡同的建筑中不光是妓院、烟馆，也有会馆、名人故居、商铺等，这种混居的情况在北京的历史上就一直存在。如嘉靖二年（1523年），就将处于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后 记(2)

　　教坊之地的宅院赐给肃皇后之父陈万言,也就是当年黄华坊的地方，黄华坊有本司胡同，本司即教坊司。附近又有勾栏胡同、演乐胡同、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下贱”之地。皇亲的住宅居然也可以被赐在这里，可见贵贱所居是相当混杂的。在400多年的时间中，这些老宅又经多次易手，谁又说得清在它身上发生了多少历史故事呢？　　以前北京的风月场与其他行业一样零星分布于各城，大部分集中于某几个地方，它的形成有着深度的历史原因。像砖塔胡同，它是北京尚存的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有着7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元代，这儿曾是元大都戏曲活动的中心。这里大小勾栏“瓦舍”林立，演出时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大人带着小孩，男人领着女人，年轻人带着老太太来这儿看戏。可以说这种情景一直到清代。而近代又有很多名人，特别是戏曲界人物居于此间，就是在它的周围的几条胡同中也有戏曲界人物的故宅。我来到它身边时，它已英雄断臂，西端已有几十座院落化成了一片空地。某名人的老宅雕花门上的雕花砖被人以几千元的价格卖掉。我们知道文物一旦离开了它所处的位置，使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它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这样的门在这条街上比比皆是，而且，不久之后整条胡同也要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已经有太多的胡同与街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镜头之中了。　　再如八大胡同这一带，从清中期就有戏曲界的人士在此居住。戏剧界的“老理论家”，写过《闲情偶记》及大量剧本的李渔，具有戏剧大家的历史地位。他康熙初年寓居韩家潭，也就是今天的韩家胡同，在他的大门上曾贴有幽默的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也就是说他与妓女或优伶为邻，这也说明康熙初年就有妓女与优伶的存在，先有优伶的存在也才会有后来民国时期的八大胡同之盛。同样的传承关系在每一条胡同中都存在。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人知道八大胡同一带是风月场，成人也很少讲到它的存在与历史，我每次经过朱茅胡同的茶室时只知道它建造得很漂亮，是喝茶的地方，谁又知道它身上隐藏着的那段历史。就是到现在三轮车夫还指着“茶室”二字对香港游客说：“这是古代人喝茶的地方。”　　重新审视它是在2001年，那一年，因修两广路，我从海淀区的居住地来到我小时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才发现我找不到石头胡同南口，好在有陕西巷口的德寿堂作为参照物才从陕西巷经万福巷再到石头胡同再从石头胡同中部向东到燕家胡同。　　我想起我看过的一本书上的话，大意是：我见证过人的出生，也见证过人的死亡，更见证过人类的日常生活与苦难。从那时起我拿起了相机，我想记录下正在变化中的北京，我想记录与见证一个旧北京的消失，就像记录我慈爱的爷爷紧握的手突然松开，我看见灰白色的魂灵与白云合汇一处，那幻化出的是我们陌生的家园。　　我想记录下旧北京还有一个起因是因为我在写一篇文章时想找一张旧北京的照片，发现有关旧北京的照片分两大类，一类是外国人拍的质量最好，最系统。一类是无论是什么人拍都注重那些故宫、王府、后花园，而关于民间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北京的则少之又少。我想用四年的时间完成记录旧北京民间的遗存与现态的记录。于是我先从我知道的石头胡同拍起。石头胡同在清中期时妓院并不多，多是些民居、庙宇、会馆，说书唱戏与卖小百货的。在拍摄与调查这条胡同时八大胡同这片区域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人有一生，国有一史。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街史，街史又是由很多人与事组合起来的，事有大小，但是我想真正的历史正是在那些民间的、不起眼的胡同中的老百姓中酿成的。　　找到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老人们在回忆那些往事时眼看天空，久不出声，他们像在问天：世事瞬时而过，转眼人就老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去世就是离开了这个地区。于是开始对照资料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查对。　　到2004年，八大胡同的胡同游开始热起来，有公司组织的也有私人的，在他们骑的三轮车车头上挂着的是一张张彩色照片，上写游八大胡同，于是四方游客才有机会看到这片深藏了上百年的老街区。但是这些“三轮导游”们往往将不是“茶室”的地方说成是“妓院”，将原是茶室的地方说成是饭馆，我在百顺胡同路南拍摄时，就有本院的老人说：“一定要说清楚，这个院子原来是一家饭馆，虽然也给那些妓院送饭，或那些嫖客来吃，可是怎么说也是饭馆啊。”也不怨这些“三轮导游”，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对照的资料。　　我对摄影情有独钟，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晚上就是在自制的暗室中度过的。在摄影中有一个说法：“发现和捕捉”，这条原则多用于拍摄你认为很美的事物上，而从事摄影记录则更多的要用“记录与发现”。首先要从两个角度记录，一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它是什么结构，是平房还是楼房，带不带前廊，是一进院还是二进院，是清晚期还是民国时的建筑风格。楼梯的扶手是什么样，罩棚是什么样。二是从民俗的角度记录，记录下一个个事件发生之后的遗存，记录下各种人物在“建筑场”中活动的状态。发现的过程充满了美感，就像寻找一

第五部分 灯红酒绿风月场后 记(3)

　　个多年未见的故旧，当你终于看到他还活在人间的时候，你内心经历了好奇、激动最终才归于平静。因为，那些遗物往往深藏在大院深处。藏在那些小房后面，它在等我走近它，我知道它等了我很多年。摸着她们就像摸着老祖先的脸，你看她要上路了，最使你心痛的是你没有能力留住她。　　在所有的记录手段中我认为只有照片最为真实。我没有更多想从什么角度拍才让它显出建筑意义上的美，但有的照片看起来还是透出了它美的那一面，我更多的是想在它消失之后，我们的后人怎样从这些图像中解读，从而还原它。以这个想法作为出发点，于是我不但拍它的整体也拍它的细部，让读者可以通过镜头找到那些细部，如门楼、楼梯、扶手、雕花、罩棚并从中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特有的风情。对于一切现实中的存在物都不加干涉，是我的一个拍摄原则，所以镜头中虽显零乱，但这就是北京平民的现实生活。　　八大胡同及相邻地区有许多胡同在55年前是妓院相对集中地或是为这些妓院提供相关服务的。我之所以拍了那些不在名单之中的胡同,主要因为虽然有的胡同没有“茶室、下处”，但它里面也住了大茶壶、老鸨或直接为八大胡同提供了服务的人等。　　“妓院”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现象，有它深刻的社会背景，所以我们的目光不能只限于这些“妓院”本身。再者，这些“妓院”也不是突然在某一天兴盛起来的，必然有它的来龙去脉。　　所以我要同时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它的传承脉系。　　２.全盛期。　　３.它的伴生物。　　４.它现在的状态。　　５.它的将来。　　它既有一条线，也有一个面。它既有一个面，也有一种多层面的社会结构。　　明确这几点对我的拍摄起了很大作用。原来只是到处找八大胡同中的茶室，查阅有关资料，在查询的过程中我才明白，这是毫无意义或只有一点点意义的。所以实际的工作是又重新拍摄一遍，这一次就不只拍这些“茶室”的外表，也拍它的内部，不只拍它的内部，也拍它的周边。不只拍它的周边，也拍生活在其中的人。不只拍它的过去，也拍它的现在，不只拍它的现在，也关注它的将来。　　整个大栅栏地区真的是一个大的民俗博物馆，它是辉煌的，它有大的辉煌，真是“天下有大美”。它藏在一个个小民居的建筑形式中，它藏在深宅大院的精雕细刻中，这儿几乎包含了北方民居的各种建造形式，一砖一瓦都有那个时代的主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与理解。　　我喜欢小宅门，它简单，像一个小孩子头上盖个小布片。只三两下就搭起来，它有一种田园诗的风尚。我面对那庞大的院落也惊惶失措，因为它太大、太深、太精致、太古老、太无人知道了。我走进百顺胡同的一个大院，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看到远处有一座二层小楼，我认为它在另一条胡同中，可是一位住在这儿的居民说，它就在后院。后院是另一片天地，既有小楼又有平房。木楼梯因为年久被磨下去一个个大坑，但它宽大、精美。沿楼梯上去，二楼有房四五间，屋外有栏杆，倚栏远看，一大片青砖灰瓦组成一个个小院，院中的大树在风中摇摆。真是好一片古都风光。　　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片区域中的名人故居，我放在这儿只是想说明这儿的人文环境，并无他意。　　有相当一些院落你并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妓院或是什么会馆，因为历史是流动的，它在某年是私寓，某年又成了会馆，某年又成了烟馆或茶室，现在不就成了民居了吗？　　拍下来的只是这些事件发生后留下来的物像。但它所承载的信息之多，我真的无法表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让读者将此书误读为通俗、低级读物的根本原因。当然你可以认为它有很多“老妓院的照片”，如果真的如此，又有什么读图的意义呢？因为现代社会还有很多的图可看。　　我不想将这样一个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看本是平常的事件的发源地拍成或说成一个更适合“俗人”阅读的“那么一本书”，因为“那么一本书”的结果就只会让人觉得它与我们民族自身的缺点无关，它与中国近代史甚至当代史无关。八大胡同在这个时期的红火不是没有它深层的原因的。所以一本俗的读物只能使我们在患健忘症的时候再吃一点“助忘剂”。这是一本适合人们怀有猎奇心理阅读的读物，我想用这种方式讲述在这个空间所发生的事也许会对您有一点启发。如果您得到了什么，那是因为它本身所具有的，我只是替您先看到了；如果您认为没有得到什么，那是我没说清楚，是我的过错。　　最后感谢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资料收集、核对并提出诸多修改意见的友人。　　本书主要参考的书籍有：《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佐松涛著。《北京市志稿》，吴延燮等著。《帝京岁时纪胜》，潘荣陛编著。《日下旧闻考》，于敏中著。《八大胡同》，李金龙著。《沦陷时期北京清吟小班见闻杂记》，张文钧著（李宜琛整理）。《北京清吟小班的形形色色》，张文钧著（李宜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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