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关系的形成

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关系的形成
 
王炎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和对外贸易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随着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格局遂逐步演变成受资本列强控制的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关系。

“商品、鸦片、大炮”三部曲

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初到中国的时候一直到十九世纪初的三百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年年保持着出超的有利地位。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当时还没有达到足以排挤中国货物，从而摧垮中国封建经济的水平。

在西方各国对华贸易中，英国居于首位。它把欧洲出产的钟表、玻璃制品、毛织品、金属和在印度、南洋掠夺来的香料、药材，以及从印度掠夺来的棉花，英国本土生产的棉织品运到中国出售，再从中国运走大量的茶叶、生丝、土布、丝织品、陶器、糖、大黄、樟脑、水银等。

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品的输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同时，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对外采取“闭关政策”，限定广州一口通商，制止外国人在华任意活动，对正当贸易进口的货物也要征收高额关税。十八世纪中期，中英贸易总值相抵，中国平均每年出超白银五十万两到一百万两，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出超的价值，高达白银二三百万两以上。（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1页。）

围绕着贸易问题，英国人要求清政府取消限制，放宽贸易，但当时的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毫不退让，坚持民族保护政策，客观上起了防范资本主义入侵的作用。

然而，“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2页。）英国殖民者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是极端不利的，千方百计要攻破清朝的金锁铜关，改变他们在对华贸易中入超的困境，便不顾一切道德与人间羞耻，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

鸦片是一种昂贵而又使人堕落的毒品。最初吸食的只是少数纨绔子弟。后来许多官吏、士绅、地主、商人，以及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各种人物，如差役、兵丁、僧尼、道士、妓女等，还有一部分游民无产者也吸食起来。经常吸食鸦片，会慢性中毒，体力日衰，意志萎靡，以致逐渐成瘾，丧失劳动力。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烟贩，将鸦片走私输运到中国后，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急剧增加。

烟毒的泛滥，引起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阶级不仅更加腐败，同时也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被鸦片吸收，造成工商业的普遍萧条和衰落；鸦片也毒害了我们民族的身心健康，摧残了社会生产力。

烟毒的泛滥，却给西方资产阶级带来了利益。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了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三十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夺的白银达数百万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103页。）鸦片贸易在当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百分之三百以上的税率征税，每年收入税款达一百万英磅左右，约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鸦片税成为英印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税源”。（《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45页。）

清政府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烟毒反而愈演愈烈：走私毒品，行贿受赂；拿佣金，吃回扣；雇佣买办，坐地使奸，一时风靡沿海，驱动着近代以来对外贸易的畸形发展。其结果，“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页。）

清廷朝野的有识之士奋起呼吁严禁鸦片，道光皇帝终于在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对外国（主要是英国）商人的要求只有两条：缴出现存的鸦片，出具永不偷运夹带鸦片的甘结。作为一个深受鸦片走私侵略毒害的主权国家，中国有一切理由和一切必要这样作。林则徐只是由于英国领事义律保护不法鸦片贩子，抗拒缴烟，才采取封舱手段。当英商缴烟方及一半时，林则徐就下令解除封舱，恢复贸易。他的态度十分明朗：“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林则徐集》，奏稿中，第705页。）即禁绝偷运鸦片，保护正当贸易。就连外国人办的《澳门月报》也说：“鸦片系不法之贸易，中国官府理应禁止。因禁鸦片尽其所能而行，所事皆是公正合理之事”。（《鸦片战争》，第2册，第372页。）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并不这样认识问题。一想到中国禁烟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英国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磅的损失”。（《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下），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第110页。）他们的心情马上沉重起来，随即发出一片侵华叫嚣，他们成立了一个伦敦九人委员会作为策动侵华战争的指挥中心，授意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击的决定。就在外交大臣巴麦尊给义律的训令和致清政府的照会中，赤裸裸地提出了一系列侵略要求，包括赔偿烟价，割让沿海岛屿，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等，完全超出了正当贸易的范畴。而这些非份要求，在大炮的淫威下，经过清政府之手，都写进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中。

“商品、鸦片、大炮”三部曲的历史进程，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平等、正当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社会繁荣进步有益；非法的走私贸易则对中国的道德和经济有损害；而枪口下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贸易关系，则是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丧失

资本主义的“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鸦片战争揭开了资本列强大举入侵中国的序幕。继此以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英法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强权侵略。这些战争都以腐败的清朝政府失败、在炮口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中国夺得了开辟通商口岸、设立租界、协定关税、海关管理、领事裁判、沿海贸易、内河航行以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特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被资本列强所控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主权地位，起不到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协调发展社会经济的作用。这是鸦片战争后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也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对外贸易开始的最主要的标志。

1．开辟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

开辟通商口岸是当时资本列强对中国外贸保护政策的强烈冲击。

鸦片战争前，中国主权在握，严格限制广州一地通商。战后，列强威逼清廷开放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作为其扩大侵略的据点。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以下条约引文，均出自本书，不一一注明。）到九十年代初，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有34处之多，对外贸易出现喧宾夺主的局面。

不仅如此，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还规定，外商“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845年英国领事与上海道台“商谈”，颁布了《土地租赁章程》；1849年和1854年法美两国也先后在上海划定居留地范围。1854年，英法美三国又片面地修改土地租赁章程，规定外国土地租赁者有税收、财政、交通及警察等一切市政府的权利。同时，在“居留地”成立了“Municipal Council”（即市议会，市政府之意。为欺骗中国人民，以“工部局”的译名来代替）工部局，握有行政和司法大权，变成了国中之国的租界，控制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成了支配中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据点。

2．“协定关税”与海关行政权

关税自主是一个国家进行平等的对外贸易，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主权。

鸦片战争前，中国关税自主，战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夺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南京条约》第一款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税纳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强迫清廷规定大部分主要进口货“值百抽五”的原则。这个税率比中国原有粤海关实征税率降低了58—79％。《善后条约》又规定，除例外（茶、丝、鸦片）及免税（洋人日用品）以外，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百抽五征税，这个税率比前定原则又降低了13—65％（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天津条约》规定洋货从口岸进入内地只纳一次子口税，税率为“值百抽二点五”，以代替一切内地税，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商人在中国牟取暴利。

在夺取“协定关税”特权的同时，列强还以“帮办”的名义，千方百计地控制中国海关，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行政权。《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正式规定：各口“划一办理”，“邀请英人帮办税务”。此后，英国人李泰国、赫德等长期把持海关总税务司，中国的对外贸易反而要听凭外国人摆布了。

3．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

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都是涉及外贸主权，不允许外人染指的领域。

鸦片战争后，列强日益觊觎这两项特权，以扩大其商品侵略。《望厦条约》载有：外商在“五港口之船只，装卸货物，互相往来，具听其便”。《天津条约》更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可在通商口岸之间自由转口，对商品只征一次关税，转到他口时不得重征。同一个《天津条约》还规定：“长江一带各口，数国船只俱可通商……”该条约又规定：“英国民人准许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对英人“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这就使得列强拥有了内地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1896年海关总税务司颁布的《华洋轮船驶处中国内港章程》是对以上规定的进一步肯定。与进出口贸易很有关系的交通运输事业通过这些条约受到了侵犯。

4．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是资本列强扩大、盗用外交豁免程序，破坏中国司法权的无理规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条说：“倘遇有交涉诉讼，管事官（领事）……即移请华官会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种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一规定原本对于刑事案件而言，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由刑事推广到民事，由五口推广到整个中国。其他各国也援例照搬。这样，走私、贩毒、拐卖人口、贿赂官府等一系列明目张胆违背一般国际贸易准则的海盗行径根本不可能受到中国官方的正义审判与惩戒，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了外国冒险家们的乐园。

5．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是危害中国主权的最主要的特权，它使中国变成了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所谓最惠国待遇，本是国际通商条约中一个常见的互利条款，双方都有义务和责任将已经给予或即将给予第三国的经济贸易优待条件，同样给予缔约国的对方。资本列强片面地歪曲运用这一原则，只要中国给予列强各种优待，自己却从不准备给中国任何贸易上的优待。列强还将最惠国待遇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利益均沾”和“门户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到《天津条约》所规定的这一系列条款，暴露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贪得无厌。

上述欧美各国在中国夺得的种种特权表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不平等条约已经给它打上了可怖的半殖民地烙印。

最惨痛的一页

翻开近代贸易史，斑斑血泪跃然纸上，触目惊心！资本列强无恶不作，走私、贩毒、拐卖华工，构成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最惨痛的一页。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在英美政府包庇下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在上海，鸦片在海关关员的面前公开通过，而且是唯一不受检查的进口商品”。“在广州，外国商船把鸦片运到城镇，并由官船靠拢来提卸”。“在厦门，鸦片趸船泊在与海关附近的地方，并不畏惧中国官吏的干涉”。“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的公开”。（姚贤镐等：《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422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列强通过《天津条约》规定：“洋药（鸦片）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毒品被当作“药品”纳税进口。但“只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也要受到查禁，或须按特殊药品负担沉重的内地税厘。1885年，清政府在英美的压力下正式规定鸦片正税与内地税一并征收，每百斤一百一十两。从此，鸦片进口“合法化”，鸦片贸易通行无阻，鸦片输入量激增。四十年代，平均每年从印度输入的鸦片超过三万七千箱，五十年代平均每年达到六万八千箱，（D．E．Owen：British Opium Policy in China and India．）六十年代以后，平均每年合法进口五万箱，非法（走私）进口二万箱，（姚贤镐等：《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858页。）共计七万箱以上。金额达七八百万英磅，折合银元在二三千万元之间。从鸦片贸易中，英国的东印公司获得大量的利润，英属印度政府也分得大宗的税金，四十年代，鸦片税占印度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在五十年代进而为六分之一。而战前的三十年代，仅为十分之一，相差十分悬殊！

邪恶的鸦片贸易，吞噬了中国大量资金，妨碍了正常的对外贸易。“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可以在它对英美贸易大致出超八百万英磅这个数字的范围内逐渐地吸收更多的英美商品”。（《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05页。）或者吸收欧美各国先进技术，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然而资本列强无耻地以鸦片扼杀了近代中华民族经济的生机。

伴随鸦片贸易而来的是走私贸易。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是鸦片走私的中心。从印度和其他地方运来的鸦片，首先在香港集中，然后分散到各地去。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变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

资本列强不但进行鸦片（违禁品）走私，同时也进行一般商品走私。

五口开放以后，商品走私迅速地从广州扩大到其他口岸，并且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日益严重。五口中当时以广州、厦门、上海三处的贸易最为发达，走私在上述三口也特别猖獗。

根据英国领事雷顿缩小了的估计，1846年厦门走私的货物占全年贸易额的百分之十三。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献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也指出广州走私的严重情况。他举冰糖、绸缎为例：以前广州出口的冰糖，每年不下五六千万斤，到1846年的海关税册上外销冰糖只一千五六百万斤；绸缎原来也是大宗的出口物资，但“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册一上，页66—67。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76页。）不用说，这些大宗的外销物资变成私货出口了。

在五十年代，外国商人除公开走私外，还用了多种多样的欺骗手法，达到逃税的目的。例如把生丝两包捆成一包出口，将每匹征税一钱五分的白洋布冒充每匹征税一钱的原色洋布（粗布）进口，成了他们惯用的手段。更奇怪的是：外国商人往往在布匹进站后，借口货物在当地不能脱售，短期内又用原装箱子改装生丝，贴上原有的商标，作为并无“拆动抽换”的“原包原货”出口，而且公然要求海关退还已经交纳的进口税。（A．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第144页。）

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几乎全部都从事走私活动，走私的范围也扩大到尚未开放的温州、汕头、淡水等口岸。东南沿海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大规模掠卖华工是资本列强这一时期在中国犯下的一项比鸦片贸易和商品走私更卑劣的罪行。当时，“英国的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特别是秘鲁和古巴的垦殖者，把中国看作是为发展他们的大地产而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79页。）拐卖华工的海盗商人，把被他们掠获的中国劳工叫做“猪仔”，先囚禁于名曰“猪仔馆”的监牢中，剥得一丝不挂，按照预定的目的地，在胸前烙上C（古巴）、P（秘鲁）、S（散得维齿群岛）等字母。若有人表示不愿去。立即鞭笞吊打。装载华工的船，名曰“浮动地狱”。华工登船后便被密集装入夹板舱底锁住，舱门上再钉以铁条。在长途航行中不给淡水喝。喝水须先经批准，每次只准用细竹管吮吸几口，有时因私自喝一杯水，便被活活打死。船舱中常常疾疫流行，华工生病稍重便被抛入大洋。如有反抗，立即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屠杀。中国人民在这种虐待下，被打死、烧死、渴死、病死、淹死的成千上万。幸存者运到美洲等地后，即被高价出卖，日夜劳作，直到血汗榨干，折磨而死。就连英国的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也不得不承认，“猪仔贸易”是“一种与奴隶贸易毫无区别的贸易”。（W．C．Costin：Greal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P174．）

经营这项罪恶勾当的，在六十年代以前，英国居第一位，美国次之；六十年代以后，美国超过英国，成为罪魁祸首。厦门是猪仔贸易的最大中心，上海、广州、汕头、港澳等东南沿海各地，到处都有发生，以致使许多城市成为恐怖世界。在上海，“乡人卖布粜米，独行夷场（租界）者，辄被掠去”。（黄钧宰：《金壶七墨·遁墨》卷四。）在广州，“就在光天白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绑架而去的危险”。

外国人贩子究竟从中国掠贩了多少苦力华工出洋，这是一个难以估算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被掠贩到南洋各地的苦力华工，仅在1881－1898年间就达194万人；被掠贩去古巴和秘鲁的苦力华工，在1847—1874年就分别达到14．3万和12万人之多；被掠贩到美国的苦力华工，在1848—1882年就有30万人，平均每年约有一万人。有人粗略估计，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有一千万人次苦力华工被掠贩出洋，（以上数字均见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一期。）地域遍及全世界。参与这项掠贩活动的，则几乎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关系，就伴随着这样惨痛的血雨腥风……

半殖民地对外贸易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资本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夺得的特权，以通商口岸、租界为据点，以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为护符，通过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这两个渠道，深入内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进而走私贩毒，掠卖人口，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独立自主的地位，形成半殖民地对外贸易的格局，其主要表现特征有以下一些：

1．买办阶级的产生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公行商人和鸦片贩子。

“买办”，即所谓“康白度”（出自西班牙语Comprador），他们直接受雇于外国商人，与外商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契约规定。他们的身份不再是鸦片战争前受公行控制的“采买者”或“采办员”，而是外国资产阶级所延揽、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是外国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对外贸易中损国利洋，居间肥私的投机者。

由于买办和买办商人的忠实服务，资本列强迅速在各通商口岸建立了巨大的侵略势力。一位西方资产阶级人士心满意足地追述当时上海的情形说：“这个新地方的交易方法，远较广州公行统制下为自由、有利得多。外国商人派遣中国代理人，信任他们，给以大宗款项到内地去直接采购外商所需要的丝和茶。这就开辟了更大的出口贸易，远非广州所可比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74页。）国际资产阶级的这批代理人也在他们从事买办活动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他们从外国洋行取得薪金，或者作为企业合伙人分得利润，作为经纪人取得大量佣金和回扣，利用外资势力经营自己的产业，从各方面聚敛剥削。有些人在短时间里骤然获得数十万、上百万，以至数百万的资产。外国侵略势力越扩大，买办、买办商人的势力和他们占有的社会财富也就跟着增加。

外国侵略者在经济领域实行买办制度，是为了侵略的方便和必要。买办制度的推广，使一个新的阶级在中国社会中产生，这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从它诞生时起，就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扮演着对外贸易、国际关系乃致政治舞台上的反动角色。

2．洋行操纵进出口贸易经营权

资本列强设在各通商口岸的商业洋行是在华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经营机构。西方资产阶级侵略的势力加强，在华的洋行就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1872年各国在华的洋行和外商人数，已增加到343家，3，673人，1882年更增至440家，4，894人，1892年竟达579家，9，945人之多！（《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0页上的统计表。）其中，英国势力最大，约占2／3左右，比较著名的洋行有英国的怡和洋行、沙逊洋行、义记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还在中国设立银行、轮船公司和各种加工工厂，既可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交通事业，反过来又从运输业务、金融外汇业务以及包装加工业务等方面保证洋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与操纵。

洋行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特权地位垄断和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具体业务，还进一步与买办势力相结合，勾搭售奸，豢养起一批经济侵略的帮凶。洋行借助买办势力，控制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与在华的洋行间的贸易。进口贸易实际上变为与在华洋行进货的贸易，出口贸易实际上也是出售给洋行的贸易。

洋行和买办控制中国进出口贸易实际经营权的情况，表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对外贸易关系已经形成。

3．外资在华势力的消长决定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理方向

半殖民地化对外贸易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列强对中国外贸的控制，随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而变化。

英国在鸦片战争前和战后的一段时期，一直居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以上。但到60年代以后，由于美、日、德、法、俄等国加紧与英国的竞争，特别是美、日两国在华势力的扩大，英国在华的垄断地位不断削弱。到1895年英国（包括印度和香港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下降到66％。

美国和日本随着对华侵略的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急剧增长。据统计，1870—1895年期间，美国对华贸易增长了十三倍！美国的粗棉布、煤油对华输出大增，特别是粗棉布已大大超过英国而居优势地位。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对华出口增加了六倍，对华进口增加了十六倍！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已大为加强。例如棉花，1880年中国棉花对日出口已占日本棉花进口总值的95％以上。可见，半殖民地化对外贸易的进出口货源的主要地理方向，完全由外资势力所支配。

4．外国资本的需要决定中国进出口商品的具体内容

资本列强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变中国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这就使得中国进出口商品由外国资本的需要来决定，反映在具体内容上，进口以消费品为主，出口以农副矿产品为主。

据郑观应记述，鸦片战争后资本列强向中国倾销的新小商品就有：洋药、洋烟、洋酒、洋糖果、洋水果、洋咖啡、洋毯、洋手巾、洋纽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竿、洋墨水、洋牙刷、洋肥皂、洋火、洋钟表、洋玻璃器具等等，全部是生活用品！这些新小商品以未列名杂货进入海关统计，其数值与比重在逐年增长：1867年共计150多万海关两，占进出口总值的2．72％；1893年为1520万海关两，占进口总值的10．07％，二十五年间，其数量增长了十倍，其比重增长了四倍。（《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116页附表。）

这些生活用品（以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和洋货的高昂价格而论，大多数属于奢侈品范畴）的输入，虽也带来一些方便、适用和进步的新因素，但更多的是对华侵略、冲击的消极性影响。因为这类日用消费品，在社会风气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毒化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和京津地区，吸洋烟、喝洋酒、玩洋物一时成为十分时髦的事情，不仅买办、官绅等上层人士腐化享用，一般民众也有人纷纷摹仿，甚至习染到内地，崇洋媚外，风尚为之一改。时人揭露世风衰败时说：“内外富室贵胄无不尚洋货”，“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社会上“戴眼镜，吸洋烟”，“吃番酒，带洋元”已经相当普遍，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社会风尚。（包世臣：《安吴四种》，傅樵村，《成都通览》。）

如果再加上大宗进口的棉织品和鸦片，则纯消费品的进口的比重也更大，几乎占总值的80—90％。而出口方面，传统的丝茶贸易之外，为适应外资的需求，驼毛、羊皮、羊毛、牛皮、猪鬃、锡、豆类、原棉等新品种不断扩大输出，特别是锡和猪鬃，由于英国的需求增加，成为对外贸易的抢手货。

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鸦片战争后，中国已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旋涡，成了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5．沉重的负担：长期巨额入超

鸦片战后，对外贸易的急剧增长是资本列强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的结果，而进口的增长大大超过出口，使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严重的入超，这是鸦片战争带给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

6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便日趋严重。到1877年，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便年年入超，一直连续了七十三年，到全国解放。而且，入超额也日愈骤增：1865—1880年的十六年间，入超净值为4572万两，平均每年约286万两；而1881—1894年的十四年间，入超净值便增加到30895万两，平均每年为2200多万两，为前者的七倍多。（参阅姚贤镐等《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1033页。）

对外贸易的长期巨额入超，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加以其他需求，迫使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举借外债。仅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年间，清政府所借外债就高达白银12亿两以上，（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统计资料》第90页。）平均每年达6700万两。从而使近代中国之命运，陷入万劫不复的轮回之中。资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性的对外贸易带给近代中国的灾难与苦果，于此是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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