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霍兰 著 / 许世鹏 译
尽管历史留下了人类头脑所散发的无穷智慧，然而在排泄这个问题上，人类的表现并非那么令“人”满意。纵观本书会发现，人类在面对自己的排泄物时一向乏善可陈。例如，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居然直接将夜壶倒向窗外，男士们为了显示绅士风度，走在女子的左侧，从而可以随时挡去凌空而至的脏雨。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男士走在女士左侧的习俗；在西方人思想璀璨、群星闪耀的启蒙时代，欧洲的城市还是污秽连天，大街小巷堆满了无法处理的粪便；“太阳王”路易十四居然有坐在马桶上接待王宫贵族的癖好，真是匪夷所思。伦敦桥最初是公共厕所，污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欧洲城堡外围的护城河，因为积满了城堡主人的粪便，倒是真正起到了防止外敌入侵的作用……
本书花了八年时间，到世界各地寻访“完美”厕所，现在仍然继续这一事业。因而我们看到，《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一书充满了各种轶闻趣事、野史典故，读来让人啼笑皆非。我们在书里闻到的不是厕所之臭，而是书之香。这是一个幽默的人写的一本幽默的书，一定能让你笑得“喷饭”！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引 言
桶象征着生命之所。查理五世（Charles V），后来欧洲广袤领土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1500年在马桶上开始了人生旅程，其母在如厕时生下了他。猫王埃尔维斯（Elvis）则死于马桶之上，这说明马桶也成了（某些人的）死亡之所。尽管数百年来马桶及其始祖一直满足着人类的需要，但大多数人对其历史知之甚少。谁发明了第一个冲水马桶？不，不是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发明马桶之前人们用什么来处理粪便？为什么马桶被誉为宝座？
我希望能在下文中解答上述问题。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下本书的资料来源，以免个别读者觉得书中某些史实对所提及的许多文化有冒犯之嫌。通过查阅公告、日记和粪石学著作，我收集到大量稀奇古怪的故事。本书的不少素材取自大探险时期和大英帝国时代的西方旅行者，他们寻访新大陆、记录下他们的所见所闻。其叙述的准确性因人而异。其中有一些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然而，不少记录已被证实。本书并非想冒犯任何人，而只是展示便桶的历史及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风俗习惯。
现在我们来一窥书中内容。起初人们都在远离家门的地方进行排泄。随着人类在智力和社会化方面不断向前推进，卫生制度也取得了缓慢而细微的进展。某些文明使用的厕所比其他文明先进得多。还有一些文明则表明，在保持卫生方面，人类同动物相差无几。过去，人们处理粪便的基本做法就是将其收集到罐中、扔出窗外。这样处理的后果不难想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具有洞察力而又相当滑稽的人类发展视角。卫生习惯近年来的演变和马桶的进化都源自国家对各种流行病作出的集体反应。19世纪中叶盛行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霍乱，极大地推动了马桶事业的发展，也使大众接受度大为飙升。
历史学家通常将目光集中在地位显赫的绅士和贵妇们身上。对马桶发展史的回顾可能会抹煞社会等级制度。毕竟，每个人都必须扯下裤子或拉起裙摆大小便。惟一的区别就是所用器具不同。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拥有一个黑天鹅绒表面、镶着2000颗金钉的马桶座圈。“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认为“去洗手间”而中止一段对话很不合时宜。令来访者惊恐的是，路易会坐在夜壶上接见他们。从发现于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河流域的“马桶”雏形开始，到20世纪日本的高技术马桶，对马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饶有趣味的生活观。
文明的发端
马桶爱好者们认为，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遗址有最原始的粪坑和污水处理系统，这表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明世界已经开始了。早在公元前3300年，在哈布巴卡柏（Habuba Kabir），现属塞尔维亚的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人们就用管道输送污水。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居民用污水“冲洗”厕所，然后排入砖砌的粪坑中。埃及人、希腊人，以及砖石建筑大师——罗马人，都制造了他们那个时代精密复杂的卫生系统。
美索不达米亚
一直以来美索不达米亚都被誉为“文明的摇篮”，因为复杂的社会制度最早出现于此。但美索不达米亚也应该被赋予另一个称号：“卫生之所”。该地居民是最先着手处理人体排泄物卫生问题的人群之一。
公元前3世纪时，美索不达米亚的闪族人统治着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的区域。其统治者，以“国王中的国王”（the King of Kings）著称的萨尔贡一世（Sargon I），以征服外邦为乐。萨尔贡最为卓著的功绩莫过于在自己的宫殿里建造了6个厕所，从而竖立了清洁的典范。他的厕所在粪坑上提供了坐的地方，这对要求使用者摇摇晃晃地蹲伏其上的土制便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早期的便桶座圈状似一个巨大的马蹄，非常切合人的臀部。尽管书籍早就问世，坐式厕所也得以发明，直到几个世纪以后，随着报纸的出现，人们的如厕体验才算完整。
印度河流域
印度的文明史同美索不达米亚颇为相像。公元前3世纪哈拉帕人（Harappan）在现为巴基斯坦的一个地区安顿下来，建成了一个相当先进的社会。摩亨朱达罗（Mohenjo-Daro）发掘出的一个哈拉帕人村落显示了一个砖砌的类现代城市的雏形，其砖石已坚固到足以用来建造两层建筑物。很多人家与浸入地下的街道排水管相连。如厕、洗澡后，污水排入那些相互连通的管道中。为了阻隔污水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哈拉帕人将街道排水沟掩盖起来。考虑到如今世上不少现代城市仍在使用敞开的污水沟，哈拉帕人出众的城市规划的确值得深究。
哈拉帕人在城市中心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浴缸，表现出他们对清洁的尊崇。此外，每家每户都装有一个浴台，备淋浴之需。厕所同浴台区的外墙相连，第一个现代浴室已经呼之欲出了。厕所装有一个砖砌或木制的座圈，能够为长时间的思考创造舒适条件。厕所中的粪便经由斜槽流入街道的排水沟中。鉴于某些斜槽没能完全延伸到下水道那儿，其气味想必令人作呕。如果房屋建于道路后面，则斜槽中的水先排入桶或粪坑中，然后进入下水道。
克里特岛
早期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们过着一种富庶、奢侈和精致唯美的生活。精致的黄金面具和精美的女性时髦用品表明，这是一个崇尚日常生活的美学和享乐的社会。
伟大的国王米诺斯（Minos）主持修建的克诺索斯宫（Knossos）典型地体现了该岛的奢华氛围。克诺索斯宫是一座巨大的宫殿，其房间多于 1400个。绘画、圆柱型楼梯、庭院和一座错综复杂的迷宫为宫殿增色不少，但它还有一个远比精美装饰来得重要的物件：冲水马桶。克诺索斯宫的供水系统由一系列巧妙地连接起来的锥形赤陶管组成。屋顶的一个盘状器皿收集雨水供给管道。由于管道的独特形状，水的流速得以减缓，从而不会溢出管道。管道中的水用于宫殿的浴室和厕所，以一种类似现代冲水马桶的方式冲洗厕所。一个木制的座圈盖在开口处。克诺索斯宫的马桶在当时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装置，它确保了克里特岛人在美学上的完整性，不会因其嗅觉上的难闻而破坏了感官上的整体美。
特洛伊
古城特洛伊，美艳绝伦的海伦的故乡，在海伦同时代的人眼中并非因特洛伊木马闻名，而是以其卫生习惯著称。19世纪末期统领美国骑兵的约翰．伯尔克上尉（Captain John G. Bourke）在旅居美国土著生活区时充当了一个业余的人类学家。他撰写了一部关于粪便在西方和非西方文化中扮演的历史角色的令人着迷的书。在《世界各国的粪石学习俗》（Scato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一书中，伯尔克上尉对古人的习俗进行了评述，并记录道：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便。
埃及人
埃及人在推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效力甚微。他们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位于泰勒阿马尔奈（Tel-el-Amarna）的阿肯那顿城（Akhenaton）。那是一座可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的高官官邸，其厕所建于浴室后墙的凹进处。厕所的座圈由石灰石构成，状似一个锁眼，同早期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厕所有些相像。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不仅就希腊发生的政治事件，而且对同时代各种文化的生活作风，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希罗多德穷其一生，穿越了小亚细亚和埃及等地。旅居埃及期间，希罗多德将埃及人的日常习惯描述为不可思议和令人困惑的。在其《历史》（Histories）选段中，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埃及之行：
埃及人发展了一套自成一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同别人背道而驰的风俗习惯：他们中女人出没于市场做生意，男性则待在家中从事纺织；……男人将重物置于头顶，女性则担在肩上；妇女站着方便，男人们则蹲下进行排泄；他们在屋子里放松自己，不在街道上进餐，并宣称这么做的理由是那些有失体面却又不得不为之的事情应该私底下做，合乎体统的问题则可以公开解决。
古埃及的法老们相信自己是神灵的嫡系后裔。作为终有一死的人类与天堂之间的桥梁，法老有义务通过安邦治国帮助臣民获得通往来世的入场券。干旱、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都对他们的神性地位及维护其权势的能力构成了挑战。要使他人确信自己的优先地位，法老们必须拥有强大的领导特质，且时常得到命运之垂青。据雷金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所言，其中一个法老（具体哪位不得而知）认为身体的自然功能使自己同纯粹的凡人并无二致。为了维护自己的神灵地位，该法老在拂晓之前潜出行宫，趁无人注意时在沙漠中进行排泄。
古埃及人处理人和动物粪便、尸体、牛羊下水及其他垃圾的方法多种多样。大自然提供了清理少量垃圾的一大场所。炙热的沙漠太阳很快就会使置于其光线之下的一切发生分解。很多人将动物尸体、收集起来的垃圾，甚至无人收养的婴孩丢弃到沙漠的边缘地带。还有的人把垃圾全数倒入河中。自然清洁工的存在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因为鸟类、狗和猫等往往徘徊在未加铺砌的街道，吞食目光所及的一切。艺术作品对这些清洁工进行过栩栩如生的描绘，但应该对其中一种给予特别的关注——屎壳郎（学名蜣螂——译者注）。
埃及人对屎壳郎怀有敬畏之情。这一时期的陶器、绘画和珠宝上都可以找到它。屎壳郎的形象被认为是一种护身符，能够避邪、给主人带来好运。有趣的是，事实上屎壳郎完成的是一项令人作呕、却又十分重要的任务。该虫四处寻觅粪便，见到后围绕它滚动身体，直到粪便摊开很大一块区域。屎壳郎充当了农夫的助手，帮助农夫给土地施肥。罗歇．亨利．格兰特（Roger-Henri Guerrand）在《大地》（Les Lieux）一书中提出，屎壳郎本身的形状就酷似一团粪便。会不会是古埃及人在膜拜粪便呢？屎壳郎和粪便显然帮了埃及人的大忙。
希罗多德在埃及旅途中，曾记录埃及的一位国王阿玛西斯（Amasis）有一个金脚盆，用来洗脚及收集呕吐物和尿液。为了使臣民相信自己的神圣地位，阿玛西斯私下将脚盆变成了一个圣物。当臣民们将其当做神灵来顶礼膜拜时，他便昭示该脚盆为自己所有。基于崇拜脚盆等于崇拜自己的逻辑，阿玛西斯宣称自己是位神明。
希伯来人
古摩押人（Moabites）部落是希伯来人的远亲，但他们同希伯来人迥然不同。摩押人崇拜好几个神，他们开创了某些稀奇古怪的仪式和做法。摩押人礼拜的神灵当中有一位叫做贝尔．菲戈（Bel-Phegor， Belphegor，意为忘情，是《圣经》中规定的人的七宗原罪之一），粪便之神——通常出现于农业社会的一位神。想对贝尔．菲戈进贡的朝拜者会在神坛前面宽衣解带、进行大小便。
摩押人的西提姆城（Shittim——英语中shit有大便、粪便之意。——译者注）（一个极为贴切的名字）可能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屠杀。摩押人的皇帝伊矶伦（Eglon）身体肥硕无比。有一天，伊矶伦正端坐在马桶上与臣民以笏（Ehud）闲谈。突然，以笏跳将起来，用一把匕首刺进了伊矶伦的腹部。匕首完全嵌入其中，无法取出。伊矶伦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
上帝规定了地面的清洁规则，在《申命记》第23章第12节中，他对自己的追随者希伯来人作出了指示：“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谨从上帝对整洁环境的要求，很多犹太家庭都备有原始的厕所。人们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个来自铁器时代末期的石制马桶座圈，其下连着一个6英寸大小的洞口。希伯来人对卫生推崇之至，对厕所也极为关注。（按照雷金纳德．雷诺兹的说法，在以后的历史中，从16世纪开始，犹太人把厕所称为“荣誉之屋”。）耶路撒冷城的西南侧有一座门，上面标示着可倾倒垃圾、然后随着塞德龙河漂向远方的区域。它被贴切地命名为“粪门”。慵懒的市民开始把城中其他区域当做公用粪堆，无视于自己在亵渎神明这一事实。粪堆的规模增大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虔诚之士确信，粪堆代表了一个人在地狱中可能遭受的折磨。早期的基督徒误将臭名昭著的粪堆想像成犹太人膜拜撒旦时成堆的牺牲品。
据19世纪一位圣地的旅行者所言，犹太法学家们认为厕所是不洁灵魂的栖身之所。使用“荣誉之屋”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能吸气，因为幽灵可能侵入人体、引发疾病。
古希腊人
希腊人在政治和哲学方面可能是独树一帜的，但城市卫生等世俗事务在他们那里并未占据优先地位。同其他地中海国家的贸易使古希腊人交友广阔。毋庸置疑，他们从异邦文化中吸纳了不少元素，也传达了不少自己的理念。举例说来，希腊时期科洛什人（Koros）的雕像看起来疑似埃及的神灵和法老雕塑。这两个民族的卫生系统也颇为相像。希腊城的上层公民普里耶涅（Priene）使用的厕所类似埃及高级官员所用的。
然而，雅典人对美的推崇使他们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对希腊人来说，美随处可见。普卢塔克（Plutarch）曾经断言，如果一个罪人外形俊俏，神便可能宽恕他。美的理念甚至在古希腊的锡巴里斯城（Sybaris）的夜壶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锡巴里斯的公民以骄奢淫逸、懒惰成性以及卖弄炫耀的作风闻名。由于慵懒，锡巴里斯人被认为是夜壶的发明者。离开房屋进行小便显然过于繁琐。锡巴里斯人对装饰华美的尿壶如此迷恋，以至于宴会和旅行时都随身携带着它。
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
伊特拉斯坎人于公元前7世纪在意大利中部扎下根来，他们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罗马帝国的兴盛使得伊特拉斯坎人相形见绌，他们最终被吸纳到罗马帝国之中。尽管其存在只是昙花一现，伊特拉斯坎人却对罗马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希腊的哲学和艺术通过伊特拉斯坎人成为了罗马文明的根基。至于卫生方面，伊特拉斯坎人给罗马人留下了那个时期最为宏伟的下水道：马克西姆下水道（the Cloaca Maxima）。
基督诞生前6个世纪，伊特拉斯坎人挖掘了排入台伯河（the Tiber River）的污水沟。塔尔圭尼斯．斯佩比斯（Tarquinius Sperbus，公元前534—510年），短命的伊特鲁里亚王国极盛时期的统治者，建造了古代规模最大的下水道。马克西姆下水道宽度超过16英尺，尔后又为罗马人扩建。罗马学者普林尼（Pliny，公元23—79年）将其誉为罗马“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下水道的7个分支流经城市街道，最终汇入主道马克西姆下水道。暴风雨来临时，下水道被流水的巨大冲力清洗干净。直至建成2500年后，该下水道在现代罗马仍在投入使用。
罗马人
罗马的下水道在城市中纵横交错，在注入台伯河之前它们都流进了宏大的马克西姆下水道。罪犯被迫去清洗污水道。但并非所有公民都能享用卫生系统之便。只有少数特权家庭能申请许可证、同城市下水道建立连接。罗马官员出售的许可证价格不菲，因而只为富庶人家所有。
从公众与下水道的有限联系来看，罗马赋予下水道的价值显而易见。著名的政治家阿格里帕（Agrippa，公元前63—12年）最为形象地表达了罗马人对卫生系统的痴迷。据记载，流入罗马广场和阿文丁山（Aventine）临近地区的马克西姆下水道大到足以容纳一辆装满干草的四轮马车。公元前33年清洁下水道时，阿格里帕决定考查一下它的界线。作为罗马的营造官（古罗马维持城市治安、监督公共工程和粮食供应以及提供公共娱乐的官吏——译者注），他乘坐一叶扁舟游历了浩大污水道的全程，以监督清洁工作。
下水道的存在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大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生老病死都在下水道系统宽广的荫庇下发生，它成了罗马妇女常去遗弃多余婴儿的地方。得以幸存的孩子都为不育女子所收养。这些妇女将婴儿带回家中，作为自己的孩子呈献给她们的丈夫。
死亡与下水道的主题曲也在罗马监狱中演奏着。马梅尔蒂尼地下监狱（Mamertine Prison）有通往马克西姆下水道的捷径。罪犯们遭到酷刑、被处决后，就顺手被扔进下水道。
公元前52年，高卢人的领袖维钦托列（Vercingetorix）兵败后被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带回了罗马。尤利乌斯．恺撒6年后向维钦托列展示了自己的凯旋仪式。高卢人遭到处决，且很可能就是被扔到了臭水沟中。
圣．彼得（St. Peter）在被困马梅尔蒂尼监狱期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在无水对其狱友进行洗礼的情况下，据说他使牢房下水道中冒出了一股泉水。
罗马下水道本身还不足以治理人类粪便的堆积。夜壶、粪坑和公共厕所也为相对整洁的城市尽力不少。公路和街道两侧都放有被称做加斯塔（gastra）的瓶子，供路人小便之用。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其他罗马文人对皇帝们稀奇古怪的生活作了编年史性质的记录。尼禄（Nero）的疯狂错乱、卡利古拉（Caligula）的骄奢淫逸，以及提比略（Tiberius）的惨无人道都有详细记载。然而康茂德（Commodus，公元161—192年）的古怪行为则鲜为人知。据说，康茂德设计了一件以其名字命名的家具。以他对体液的热衷，制作一个柜子来存放器具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粪石学习俗》中，约翰．伯尔克记录道，康茂德据说是以人的粪便为食。
另一位不知名的罗马皇帝则被归入那些死于厕中的名人之列。埃略加伯卢斯（Heliogabalus），也被称做埃拉加伯卢斯（Elagabalus），于公元204—222年间统治罗马。他在入厕之时驾崩了，尸首被扔进厕所下方的粪坑中。
担负不起费用而无法同下水道建立连接的罗马家庭则依赖公厕。不论简易粗糙，还是奢华舒适，公厕都同罗马的浴室一样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罗马人善于交际，付一点钱，人们便可以在公厕中聚集起来，从事自然行为、同邻里四舍闲话家常。在盥洗室里，筹划聚会，议论政治，接洽生意。到公元315年为止，罗马城的公厕据说已经超过140个。
发现于罗马城外侧的奥斯蒂亚（Ostia）的古代公厕遗址显然没有反映出这座曾一度被大肆装帧的建筑的风采。这座公厕建于2000年前，其座圈都由大理石制成，上面刻有精致的海豚图案，将各个座圈区分开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主顾们的隐私。地板上装饰着马赛克，描绘着罗马人的生活场景。墙壁上画有众神像，以避免闲人乱画，因为毁损神像在罗马法中被视为重罪。
卫生设备却不像公厕外观那么雅致。座圈前方的沟中含有流动水和逆流出来的粪便。置于公厕前方的桶内装着小棍，棍子末端连着海绵。顾客们用海绵擦拭自己，尔后放回原处给下一个人使用。许多公厕中座圈内的水流入下方的沟里，前方的渠道仅用来浸湿海绵。
夜壶，或者简易的土罐，成了普通人首选的卫生设备。使用之后，罐子被倒入公用粪坑中或者直接从窗户扔到街上。夜里，城里雇用的工人会来清洗粪坑，用四轮车子运走。
自命不凡的罗马人购置由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和奇珍异宝制成的器皿来纵容自己的屁股。亚历山大的圣克雷芒（St. Clement of Alexandria）强烈谴责1世纪期间富人们的暴饮暴食。他呼吁人们特别注意那些拥有豪华夜壶的人群。
西赛罗（Cicero）对夜壶业持有独特的见解。他对那些宣称能通过气味鉴别便壶产自科林斯（Corinth）哪一家工场的行家们的品位提出了质疑。
罗马人将尿罐中的尿倒出窗外的做法持续了好几百年。很多人深受蓄意或无心的“天降暴雨”之害。受害者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收取的损害赔偿金包括：医疗费用，以及当前和今后因缺工而失掉的薪水。由于被告并不总是能够被明确指认，罚款通常在所有住在倾倒污物区域的居民中收取。
同时代的作品也描写了从寓所窗户扔出的夜壶所导致的混乱状态。尤维纳利斯（Juvenal）所作的第三首讽刺诗将这种屡发的事故描述为“从不知名的高处猛然落下的暴雨”。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公元1671—1700年）将其诠释为如下诗篇：
除非你已预先找好自己的位置，
否则再想寻欢作乐就为时已晚。
命运很多时候都是凑巧，
因为街上有醒着的窗户：
祈求万能的主、并料想不太可能
摊上便壶的份儿。
《粪石学习俗》
罗马人注重实际。多愁善感和礼仪举止并未妨碍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物质。尤维纳利斯对那些试图从小便之需中营利、精于钻营的罗马人极为愤慨，漂洗工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染洗和缝补寻常百姓的衣服，类似于现代的裁缝和干洗工。人类的尿液被证明能有效地去除油脂，也可充当一种廉价的染料。人尿由 98%的水、2%的脲、钙、磷酸盐、钠和铵等构成。铵可以分解为氨，一种有机物。为了确保尿液的稳定供应，清洁工们将罐子置于其店铺外面，免费供给普通大众使用。
雄心勃勃的皇帝维斯帕先（Vespasian，公元9—79年）一直绞尽脑汁想增加税收。他对服务员等都征收税费。当得知元老院投票决定为其建造一座雕塑时，维斯帕先回答说如果能得到筹建雕塑的那笔钱自己就心满意足了。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尔斯记述了他为聚敛钱财运用的极端手段。他写道：“蒂图斯（Titus，维斯帕先之子）曾经抱怨父亲对该城的尿壶收税。维斯帕先递给他一枚硬币，那是第一天收益的一部分，‘它闻起来臭么？’他问道。当蒂图斯回答 ‘不’时，他继续道：‘可是它来自尿壶。’”另一个版本的维斯帕先的回答是：“所以说只要得到了现钱，我们就能忍受恶臭。”鉴于人们平均每天撒尿两到三次，从尿液中课到的税款足以用来供养一支小型军队。
那些过于贫寒或喝得烂醉而找不到夜壶的罗马人，通常把小屋或寓所中的楼梯转角处当做厕所。他们趁四周无人时便在角落里方便。这种做法不受其他房客欢迎也在情理之中。“我找不到夜壶来尿！”这一说法便来源于此。
罗马人还以宴会闻名。罗马宴会因其巨量的食物和冗长的时间而恶名远扬。晚餐可能持续2到16个小时。那些正经八百的食客能随时到屋里或用便壶来“呕吐”出自己肠胃中的东西，为更多的食物腾出空间。如此长久地进食加快了肠胃的蠕动。如果哪个慵懒的罗马人需要便壶，只需弹个响指，近前的奴隶便会上前呈上一只。
古罗马人相信诸神统治着自然界的各种力量。每一位神掌管着尘世的一个领域，并具有一种人格。得墨忒尔（Demeter）是掌控尘世的女神；哈得斯（Hades）是阴间之神；维纳斯（Venus）则是爱神。大多数神话故事都对人类粪便之神只字未提。克罗阿西娜（Cloacina）是掌管公共下水道的女神。下水道干涸或泛滥之时便有人去膜拜她。早期的罗马统治者蒂图斯．塔丘斯（Titus Tacius）确信克罗阿西娜拥有神力。他在一座恰到好处的庙宇——自己的厕所中——为她建造了一座雕像。不少人相信她分享了爱神的光芒。人们在一个下水道中发现了一座叫做维纳斯．克罗阿西娜的维纳斯雕塑。
斯特库蒂乌斯（Stercutius）是粪神或臭神。农夫们给土地施肥之时他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约翰．哈林顿（John Harington）勋爵，伊丽莎白女皇的教子和第一个带有可动部件的马桶的发明者，相信斯特库蒂乌斯实为萨图尔（Saturn）乔装而成。萨图尔是农神，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同斯特库蒂乌斯的亲密关系。克雷皮特斯（Crepitus），通便神，也有人说他是肠胃胀气之神。人们腹泻或便秘时，他便颇受青睐。
确信众神在欲望和恶习方面同人类并无二致意味着神也要大小便。雨水被看做是神灵的粪便。
尽管自然环境一贯污秽，罗马人对礼仪举止却相当重视。“禁止大小便”的命令张贴于庙宇四周，以免人们因在附近大小便而亵渎了神明。在雕塑上小便也被严令禁止，因为人们认为罗马主神朱庇特（Jupiter）的愤怒会转移到行为不检的人身上。
同样，罗马人都尽量避免开罪于他们的皇帝。有个腹痛不已的人在皇帝克劳多斯（Claudius）跟前忍住没有放屁。按照医师的说法，此人绝佳的礼仪加速了他的死亡。获悉其死因后，体贴周到的皇帝立即颁布了一道诏书，宣布任何腹痛的人在他跟前放屁都将被免咎其责。
在罗马全盛时期，罗马帝国扩展到了现代的不列颠这么远的地方。四处游走的罗马人在新殖民地兴建城市。不列颠遗址同发现于庞培（Pompei）的遗迹在设计上如出一辙。房屋都建于庭院周围，厨房和厕所等位于房屋的四角。殖民地的军事据点由一座堡垒墙保护着，以威吓当地的野蛮人。罗马人都是注重实效的工程师，公厕星罗棋布于墙顶。一座位于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的罗马墙上的公厕可以同时供20人使用。甚至公元120年为防范苏格兰人而建的阿德里亚（Hadrian）墙，全程上也都设有公厕。
罗马军队远征的节节胜利一直都是现代军事专家们研究的对象。但史书大多忽略了部署战役的地方。罗马将军都以端坐马桶之上起草战斗计划而“臭名”远扬。后来，17世纪的法国宫廷承袭了该习俗，此后这种在马桶上办公的行为就被冠以“法国礼仪”之称。
文明始于人们密切关注粪便的处理和“马桶”的发展之时。在此前伊特拉斯坎人的管道知识的基础之上，罗马人在其帝国达到极盛的同时也将马桶事业推向了高潮。正如雷金纳德．雷诺兹在《清洁与信仰》（cleanliness and Godliness）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讲卫生、对粪神和下水道女神的鄙夷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受到傲慢对待的粪神们迁怒于罗马社会，于是，罗马帝国坍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帝国的最后一击来自北部未开化的日耳曼部落，后者虽不如罗马人世故老成，却把粪便视做一种重要的农用原料和极好的建筑材料。
野蛮部族
罗马人将其边界扩展到野蛮人之中时，他们遇到了一些生活习惯与自己迥然不同的人群。“未开化”地区的卫生系统想必很令彬彬有礼的罗马人瞠目结舌。
日耳曼人
3世纪时，不列颠岛的凯尔特人在自己居住的洞穴周围挖坑来存放垃圾、动物的尸体和人的粪便。这样的坑在一处地方可找到360个之多。日耳曼部族则更具匠心。他们掘坑用以贮藏财物，其顶部堆放粪肥和垃圾。粪肥打消了入侵者搜寻财物的念头。有些粪坑甚至用石灰石堆砌而成。
（北欧）海盗
海盗成了罗马人侵略英格兰时的竞争对手。经历了多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生活之后，海盗们在不列颠岛上安定下来。7世纪时，伦敦北部的约克郡的海盗便已不计其数。近年来该住区挖掘出来的文物详尽地向我们展示了海盗的生活方式。
海盗以谷物、鱼类和干果为食。对其粪便进行的取样表明他们生活颇为艰辛。海盗们饱受鞭虫、蛔虫和寄生虫之害。这种情况在整个住区中随处可见，不论是室内还是户外，可见随地大便在当时是得到认可的。离水源较近的粪坑使人们不断受疾病困扰。已发现的最为先进的设备是一个类似下水道的东西，通过它将废弃物带到约克郡的弗洛斯河（the Floss river）中。但它究竟是下水道，还仅仅是一条沟，则尚不明确。
英格兰约克郡的约维克海盗中心通过栩栩如生的蜡人表现了海盗们的生活。管理员认为一幅描绘一位在马桶上大便、握一片用来擦拭的苔藓的海盗的图片（见插图）也许会使观看者大为反感。因此他们在厕所周围安插三根树枝来掩饰那一令人不快的画面。
很少有人研究古代粪便。约克大学的古粪石学家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却在追根溯源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在约克郡挖掘出了一堆一位海盗留下的已有千年历史的粪便。因其位于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地下，这块粪便被亲切地称为“劳埃德银行粪块儿”，并被投了3.4万美金的保险金。
荒凉贫瘠的古爱尔兰岛也不能保护其居民免受气候之灾、外来掳掠者之害。1世纪时，爱尔兰人建造了环形的堡垒来防御来犯的海盗，以及改善公共环境。环形堡垒由隔成几个小屋的圆形土墙构成。人们已经发掘了用树枝和芦苇杆做成的公厕。排列成行的粪坑避免或至少延缓了粪便的渗漏，也减少了对地下水的污染。某种木结构覆盖于粪坑上方。它大概可以起保护并提供些许舒适的作用。
中世纪：兰斯洛特爵士的便桶
于亚瑟王、兰斯洛特爵士（Sir Lancelot）和罗宾汉等的传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纯真无邪和充满骑士精神的罗曼蒂克时代。骑士们为获得携带某位女士的象征物作为装饰品这一殊荣而争得头破血流。贵族偕同淑女们漫步于庄严肃穆的城堡的围墙下，其身影投射在斑驳的小径上。中世纪似乎是西方文明中颇为罗曼蒂克的黄金时代。
更为准确地体现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的中世纪特点的，则应当是依城墙而建、收容长水痘的镇民的小木屋。泥泞的街道成了动物尸体、死水、垃圾和人类粪便的堆积场所。由于贵族们都争相获得各个地区的控制权，战事也极为频繁。
然而，同疾病所招致的祸害相比，征战所带来的混乱不过是九牛一毛。1348年到1350年间爆发了一系列流行病。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瘟疫便是由泛滥于街道中的污秽物、极差的个人卫生状况和中世纪城市拥挤不堪的环境所致。短短几年之内，整个欧洲有1/3的人口死亡。死亡和疾病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这使许多人将花瓣装在自己的口袋中企望能驱除恶臭。孩子们创作了打趣的歌曲来描述这种肮脏无比的环境：“周遭全是玫瑰，一袋袋花朵，骨灰，骨灰，我们都垮了。”体现了疾病的步步蔓延。患者通常是突然发烧，两颊涨红。人们将花朵放在病人身上来抵制恶臭。最后，病人变成灰白色，跟着便断了气。
要理解中世纪，就得考证一下城堡、寺院及城镇家庭的卫生设备等的状况。只有通过研究废弃物的处理，才能解答疾病何以几乎灭绝了整个大陆这一疑问。
生活环境
这一时期的著作家们留下了很多关于欧洲大城市生活环境的记录。他们描述了一幅幅令人难以置信、邋遢肮脏和恶臭难挡的景象。举例来说，在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城里，敞开的下水道穿越各家各户，汇入河流。当河流不再能够容纳如此多垃圾的时候，人们就用推车把废弃物运到城外。低潮时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因为水的短缺使污物无法漂走。
中世纪日常生活中的臭气有时令人难以忍受。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其他减少臭味的方法包括焚烧备受僧侣们青睐的乳香，及携带花卉饰品。据悉，亨利八世（Henry Ⅷ）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
中世纪的巴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一道宏伟的城墙阻挡着外部侵袭者。巴黎城中堆积起来的粪便被倾倒到城墙外侧，减少了城内的些许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最后，粪堆的规模扩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可能从粪堆顶部攻击巴黎城。
“飞速过桥”（Shooting the Bridge）在当时是指涨潮时乘船穿越伦敦桥下。对河流判断错误可能会使船只猛烈地撞击桥墩。伦敦桥沿岸建造的供138户人家使用的公厕使过河之途愈发艰险。桥上厕所里的垃圾被直接倒入泰晤士河，与其他市民从上游倾倒的污物混为一体。途经桥下小路或乘船路过的人们成了某些人饭后排泄物的公开靶心。桥是“ 建给聪明人在其上行，而蠢人往下走”的俗语便由此而来。
伦敦桥上公厕的一个便利之处就在于它的前后都有入口。躲避债主的人可利用茅房之便逃之夭夭。
肮脏的地牢
由于隐私这一概念在这个年代还处于蒙昧阶段，城堡中的房间也很少分隔开来。庄园主及其家眷住在各自的小屋里，剩余的房屋设有一间宽敞的共用房。但城堡中的生活氛围要比现在看上去温馨得多。四面墙壁上都挂着花毯，地上铺有地毯，家具寥寥无几，但都牢固结实，被称为“私室”的休息室均匀分布在各处。
私室实为建于城墙凹进处的小座子，位于主塔内或宴会大厅附近。它们只有3英尺宽，紧挨着一面向右转角的墙。伦敦塔的厕所就盖在亨利八世用餐的宴会厅隔壁。不过，肥硕的亨利能否挤进狭小的私室就值得怀疑了。
“私室”这一字眼有衣橱之意，因为它看起来颇像化妆室。尽管通常被用来指代城堡里的厕所，私室这一小屋在中世纪时拥有的名号可谓五花八门。16世纪时，它以“神父之洞”（priests?hole）而闻名，因为英国人用它来藏匿罗马天主教神父，使其免受迫害。不过，大多数称谓都是用以掩饰其实际用途的委婉说法，这些称谓主要有：“舒适之所”、“祈祷室”以及“小教堂”等。此外，私室被公认为一个独自品读好书的理想场所后，“厕所”这一字眼也跟着流行了起来。“厕所”的名称起源于拉丁语中的“隐私”一词。
私室通常建在火堆或厨房的暖气管旁，它吸收下面厨房里炉火的热量，以温暖其冰冷的石制座圈。其中的废弃物落到下方几百英尺处的护城河里，这就避免了所谓的“来自后方的泼溅”的问题。不幸的是，在接收城堡废弃物多年之后，护城河中散发的气味使城堡生活变得不再令人心旷神怡了。
作为英格兰的统治者，国王亨利八世对便池问题颇为忧虑——无疑，是他本人的便池了。1313年，亨利不堪忍受自己私室外侧墙壁上丑陋的褐色污点，他命令伦敦塔的总管建造一个中空的圆柱或暖气管，来掩盖这些污秽。与此同时，国王还命人在自己的其他住所中修建了几个厕所。他甚至要求在咸斯敏斯特宫殿建造地下排水系统，用来排放污水。
位于比利时根特郡（Ghent）的“伯爵城堡”（也被称为格雷文斯汀，Gravensteen）是城堡私室的一个代表。生活区有一个只能容纳一人的私室。堡垒墙上的私室则留给那些较无特权的居民使用。鉴于隐私只是特权阶层的奢侈，围墙上的厕所只可同时容纳两人。以上两处便利场所的物质都流入紧挨城墙的河中。在天气寒冷的冬天使用城墙上的厕所想必是种可怕的经历，不少人臀部都冻僵在石座圈上。
中世纪的城堡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坚不可摧。它们的私室构造稍有相通之处。一旦被围攻，敌方可爬上城墙，通过私室中的洞穴进入城堡，这对于任何士兵来说都是一次惨痛的经历。除此之外，精明的射击手亦可利用通道，在箭攻中大显身手。
侵袭城堡的另一条途径就是过周边的护城河。事实证明，把护城河当做粪坑加强了城堡的防御力量。鲜有敌军能游过满是粪便的护城河，到达城堡。使城中居民大为宽慰的是，护城河能够偶尔得以清理，粪堆也被运走。
很多城堡都有与邻近的河流相连的地下通道。这些通道将众多城堡连接起来。地下通道原本是用来排泄废水的下水道或地道，但必要时它往往成为秘密会议或逃亡之道。例如，英格兰的罗切斯特城（Rochester）拥有一个地下污水道，经由地牢流向附近的河流。一旦机会来临，很多囚犯便以这种方式逃离监狱。
僧侣们的轻闲生活
中世纪僧侣们的生活环境大大优于多数城镇居民，有时甚至比贵族和贵妇们的还要好。寺院远离尘世的天性和僧侣们在大小便方面的严明纪律，使他们不少人逃过了这场黑死病瘟疫的浩劫。
尽管僧侣们除了生病之外，并不提倡经常洗澡（洗澡，尤其是用热水洗澡，被认为会刺激人的身体），但他们对效能较高的公厕和洗礼室情有独钟。寺院建于流溪旁边，由此他们制造的垃圾可顺流而下。公厕安置在寝室后方，通常有一座桥通往厕所。12世纪建造的坎特伯雷基督教教堂（Canterbury Christ Church）建有地下管道、蓄水池、浴室和厕所。应教堂之需，在厕所的各个座圈之间镶嵌了一道墙来隔开它们，因为裸体会刺激欲望，以及对灵魂的诱惑。
英格兰的丁登寺（Tintern Abbey）将其“必需之所”建在紧挨着塞汶河（Severn River）的地方。建于该地的好处就是涨潮时河水会将厕所冲洗干净。但在泛滥时期，整座建筑都可能被冲走，而且废水可能回流或在厕所中爆开。
中世纪时代，天堂与尘世的力量都掌握在教堂首领手中。通过传达那些往往对自己有利的上帝之语，红衣主教和主教们控制着信徒的生活。基督徒很乐意接受教堂的惩罚，以获取上帝的恩典。偶尔，领袖们也会担心起自己的灵魂，并请他人为之祈祷。
韦尔斯（Wells）的主教利用自己在本地镇民中的影响力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仁慈地应允那个镇将流经寺院的一部分河流改道，以供市民倾倒排泄物之用。作为对主教宽厚德行的回报，镇民们必须每年为他的健康祈祷一次。
多数时候僧侣们保护着各自的隐私。他们不愿外部世界干扰自己的日常起居。英格兰克吕尼修道院（Cluny monastery）的圣．休（Saint Hugh）则纯属例外。11世纪时，圣．休在寺庙外增建了一座房屋，用来接待声名显赫的来访者和游人。该处房屋的床铺可安置40位男士和30位女士。有趣的是，每一处都单独设有一间厕所。为避免污染到所有的僧侣，只由一名僧侣全权负责涉外事务，他要料理好旅馆，并清理厕所。
中世纪的寺院是知识的堡垒，这与其说是出自别的原因，不如说是源于寺院的排外主义。只有神父和贵族有权学习拉丁语和历史悠久的著作。僧侣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们因神秘玄妙和有权有势而享誉一时。寺院内的生活却一点也不罗曼蒂克。
通过研究厕所和垃圾堆，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记载中世纪僧侣们生活方式的材料。寺院的粪坑中出土了僧侣们用来擦拭屁股的、撕裂的粗布毛料碎片。同时还发现了鼠李籽，一种治疗便秘的常用药。终日跪坐祈祷和钻研古籍大大损伤了僧侣们的肠胃。
神学家马丁．路德代表了上帝子民的那颗富于思想而又极度苦恼的心灵。路德有名的“九十条”（Ninety Theses）谴责了罗马天主教，认为后者并未以一种晴天霹雳般的方式进驻他的灵魂。事实上，路德对教堂所起作用的诸多思考来得既缓慢，又曲折。由于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路德有充足的时间细数教会的黑暗。
就像他的肠病一样，路德在其生命的早年就接到了上帝的召唤。从他本人的著作来看，路德起先是坐在“必需之所”里出恭时立志要去当一名僧侣。他在这座最为神圣的殿堂里思考父亲要求自己迎娶一位家底丰厚的年轻女士之事。突然，路德大叫出声：“救救我，圣．安妮（St. Anne）……我立志成为一名僧侣。”熬过最初的痛苦后，他再三思之。最后，路德逃避婚姻，加入了教会。
15世纪时，到圣地的游人不得不学习如何在茫茫浩海中生存数月之久。生活必需品缺一不可：食物、水和“上洗手间”。一名多明我会的僧侣，乌尔姆的菲利克斯．法贝（Felix Faber of Ulm）在1480年至1483年间从欧洲到圣地去朝圣。在《私人生活史》（A History of a Private life）中他描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海上生活。
如诗人所言，“烂熟的粪块儿是一难以忍受的重负。”这里只对船上如何大小便寥记数语。每个朝圣者床前都摆放一只夜壶——一个陶罐，一个小瓶——他往里头小便和呕吐。但由于四处都挤满了人，且一片漆黑，来来往往的人也不计其数，这些瓶瓶罐罐很难在黎明前还未被撞倒。事实上，最常见的情形便是，受到一个如此急切起身的要求的驱使，有些人一路上笨拙地撞翻了五六个便壶还多，引发一阵极难忍受的恶臭。
早晨，朝圣者起床、其肠胃要求大赦时，他们便爬上驾驶台，冲向船头，那儿两侧都有一铲深的便坑。有时有13个、甚至更多的人排队轮流蹲厕，如果某人用时过长，那就应该用愤怒，而不是难堪来表达他人的感受了。这种等候可同四旬斋期间忏悔时必须容忍的等待相提并论，那时他们无奈地站立着，对没完没了的忏悔恼怒不已，以一种阴暗无比的心情等着轮到自己。
夜间，由于船舱各处的甲板上尽是或躺或睡的人群，去厕所成了一桩难事儿。任何人想去那儿都必须越过40人以上，路上还会踩到他们；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踢到某位乘客，或跌到哪具熟睡的身躯上。如果他途中撞上了谁，辱骂之语立起。那些无所畏惧且不感眩晕的乘客可沿着船舷上缘爬到船头，在绳索上向前推进。我便常常如此，尽管这样也不无惊险。如若从舱口爬到摇橹的地方，可取坐姿从一支橹上挪到另一支，但这可不会使人心跳减慢，因为叉开腿坐在橹上相当危险，连水手们都不乐意这么做。
天气恶劣时问题变得真正严峻起来，此时便坑往往为波涛所淹没，橹也都被装将起来、横放于坐板上。这种情况下，冒着暴风雨去厕所可能会浑身湿透，于是很多乘客褪去衣衫，全身溜光而去。但如此行事有失体面，而这只会进一步刺激人的隐私部位。那些不想这副模样被人见到的人走到其他地方大便，弄脏了地方，又使旁人怒气冲天，甚至大打出手，即便最为体面的人也会信誉扫地。有的人甚至将罐子放在床边，其气味令人作呕，左邻右舍都深受其害，只有病弱伤残人士这么做才能为人包容，后者可免咎其责。我因一位邻铺患病而被迫忍受的一切非只言片语所能尽述。
接着，法贝在回忆录中对那些步其后尘前去圣地的人们提供了些许建议。他特别强调了为保持肠道畅通必须采取的措施。
朝圣者必须小心提防，不要因不合礼数而踌躇不前，不去腾空肚子，这种做法对游客尤为有害。在海上人时常便秘。这儿有条对朝圣者的好建议：每天去蹲坑三到四次，即便没有这种自然冲动，要谨慎地促进排泄也须如此；尝试第三或第四次时仍滴水未出也不要丧失信心。频繁蹲坑、放松你的腰带，解开你衣服上胸和腹部所有扣子，即使你的肠道里塞满了石子，也会进行排泄。这一建议是有一次我便秘了好几天后一位老水手告诉我的。并且，在海上，吃药和用栓剂都不稳妥，因为用药物通便会引发比便秘更大的问题。
粪便处理
中世纪城市处理粪便的方法是把它倒入河中，埋进坑里，或用船运出城外。那个时代人们更看重便利，而不是健康。
英格兰的河流用来输送粪便，等到粪便堆积了几个河流那么深时，河道就停滞了。伦敦的弗利特河（Fleet River）收集了一座桥上11个公厕和3个下水道的残留物。不足为奇，该河停止流动，弗利特河也变成了弗利特街。但在此之前，河流的气味就已经变得如此不堪入鼻，以至于大白兄弟会（White Friars，古犹太教艾赛尼教派，因其佩戴的白色饰物而命名——译者注）的僧人们向议会提出了控诉，将不少僧侣的死归咎于这种“粪围”。就连在教堂神坛上燃烧的乳香都难以掩盖其恶臭。
在弗利特监狱，排水道的状况同样恶劣。1355年，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下令对监狱附近日积月累的粪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堆粪已深得足以浮起一只船了。不过，浸满粪便的河水本身也很令议会头痛。伦敦桥上的厕所每年向泰晤士河倾倒2000吨粪便。如若法令制定者们在靠河的建筑中召集议会，炎热无风的夏季便会惹得他们全身乏力。他们把压过的玫瑰花瓣制成的纸张贴在会堂的窗户上，以缓解些许臭气。
如果周遭没有河流或护城河用来倾倒，粪坑或露天地面亦可满足垃圾贮存之需。人烟稀少的地方，城市里大量的人体垃圾被收集起来，运到乡间农场做肥料。城市变得拥挤不堪后，居民们于是将废弃物倒到街上。这种令人不快的垃圾最终致使好几条街道堵塞。舍波恩巷（Sherborne Lane）逐渐以“晒粪大街”（Shiteburn Lane）而闻名。由于粪堆塞满了街区，行人们途经埃伯门路（Ebbegate Road）时只得绕道而行。
流行病的复发促使很多欧洲官员责令人们使用粪坑，而不是河流来处理粪便。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往往对这类忠告不以为然。巴黎警局于1522年、 1525年和1539年间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安置和使用排水沟及公厕。由于没有急切的需要，巴黎市民仍旧将垃圾倒在城里各条街道，使巴黎成为“臭味之城”，而不是什么“明亮之城”。
英格兰官员面对的是那些不肯清理粪坑的市民。1328年，“池塘兄弟”（the Mere brothers）威廉和亚当对自己的污水坑疏于管理，其结果是，粪便从坑中渗入了邻里的墙壁。这对兄弟也因其拙劣的持家能力而受到重罚。
中世纪英国收入最丰厚的行当莫过于功弗莫（gongfermor，音译），或者说耙工了。功弗莫于夜间清理城中的粪坑。功弗莫这一名称源自撒克逊语（古英语）中的“gang”，意为合伙行动，以及苏格兰语中的“fermor”，意为清洗。当满溢的粪坑发出的臭味连中世纪恢复最快的鼻子都感到刺鼻时，市镇委员会便雇用功弗莫。此外，功弗莫还可将粪坑中的粪便卖给乡下农夫们做肥料。这份让人无法艳羡的工作包括把坑中粪便铲到桶里，送到城外将其处理掉。响彻大街小巷的“夜车”声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清洗便坑是一项颇为危险的工作，正如伦敦的耙工理查德（Richard the Raker）的事例所表明的那样。理查德是位功弗莫，他在1328年的一次粪坑清理中断送了性命。他从一块腐朽的木板上跌进了下方的粪坑，淹死在那堆污秽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耙工理查德死在了自家的粪坑里。
启蒙时代：公共厕所 (1700—1800年)
世纪涌现出了几位世界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思想家。杰斐逊、卢梭及伏尔泰等人塑造了现代的政治与经济自由观。遗憾的是，他们在处理人类粪便这一问题上并无多大建树。因此，18世纪粪便的产量也异乎寻常，多得人们几无立足之地。夜壶、封闭式马桶和便坑继续成为处理粪便之首选装置。伦敦的街头巷尾、沟里渠外，满眼都是小贩留下的动物死尸、扔出窗外的人的粪便，以及各家各户每日制造的垃圾。原有垃圾刚被扫空，更多污秽即刻出现。清洁工会用车把垃圾运到郊区，以欢迎来伦敦的游客们。
在这个老祖宗们的黄金时代，日常生活条件略有起色。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18世纪是个大转变时期。回应自然之需的隐秘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路易十四端坐在便壶上受觐的做法被茅厕、屋内夜壶或封闭式马桶所取代。独具匠心的家具制造商精心设计出各种装置，把夜壶隐藏起来。最为振奋人心的是，愈来愈多的房屋与伦敦的排水沟相通。不少富贵人家装上了原始粗糙的抽水马桶（同下水道相连的室内厕所）。最终，18世纪末年，第一只带有转动阀的“现代”抽水马桶诞生了——19世纪马桶的雏形。当然，我们也不能忘却现已成为法国社会重要象征之一的那一发明：坐浴盆。
便壶
傲慢无礼的尿壶，你怎会毫无过错？
迫使女性弯腰屈膝？
对皇宫贵族，我们谦卑恭顺、俯身作揖
而皇后们自己却迫不得已而绛尊屈从于你。
《粪石学习俗》
瓷器制作工序上取得的进步，将单调沉闷的夜壶变成了一种雅致的美术工艺。这一非凡转变始于人们用硅石制造某种持久亮白的瓷器，可在上面绘画及印花。夜壶便变得精美绝伦，以至于人们都不好意思蹲坐其上。有些图案还配有诙谐打趣的注解。
起草《独立宣言》后没几个月，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便远涉重洋出使法兰西，想游说法国人民在抗英的独立战争中成为盟友。富兰克林在巴黎名噪一时。街上人头蹿动，大家都想见识这位才智过人、古怪离奇的美洲人。这一来访的政治家应允，出使期间可坐下让人们为自己画肖像。人们用他的漫画像来装点自己的夜壶，对此，生性豁达的富兰克林可能会欣赏有加，而非勃然大怒。那个便壶上题道：“Eripuit coelo fulmen, sceptrumque tyrannis.”可译为：“那个如晴天霹雳般夺走苛政权威的人。”想到众多法国人在富兰克林的肖像上撒尿，这一殊荣实在值得怀疑。据记载，富兰克林看到自己的肖像被画到夜壶上时，仅以其一惯的随和一笑了之。
玩世不恭、猜疑成性的国王路易十六发觉自己的一个嫔妃迷上了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于是赐给了该妃子一只印有富兰克林头像的尿壶，作为生日礼物。
不少人仍旧厌恶、反感尿壶，还有的人则对它嗤之以鼻。法国画家让－巴蒂斯．格鲁兹（Jean-baptiste Greuze，1725—1805年）对妻子决意用夜壶当武器的做法深感不悦。格鲁兹的头部被用夜壶猛击了数次，结果仅受了几处轻伤。虽然怒火中烧的家庭主妇们拿它当近便可取的武器，但下文的轶事揭示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所以认为夜壶是对文人雅士情感的一种当众侮辱的原因所在。
走出房屋使用后院中分离的厕所极为不便，因此很多人仍依赖夜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其1745年出版的著作《仆佣指南》（Direction to Servants）一书中，对自己深恶痛绝的那一做法颇有微辞：
我对那些自以为是而又懒散怠惰的女士深恶痛绝，她们从不费力踱入花园采撷一支半朵玫瑰，而总是据守一个臭烘烘的器皿，有时就在卧房里，或不由分说地在某个昏暗的隔间里，解决自己最差强人意的需求。而你们，则往往要把满满一容器东西带走。这些容器不仅熏臭了整个房间，也令身边所有人对她们的衣物掩鼻回避。那么，要根除她们这一令人作呕的恶习，我建议你们，作为其后果的承担者，在公开的场合将其器皿搬走，当着男仆们的面儿把它抬到主梯下。而且，倘若有人敲门，把容器端在手里去打开临街大门。这一切，不出意外的话，会使你的女主人宁肯大费周折到适宜场所去排便，也不愿将自己那些脏物暴露在家中所有男丁的眼皮底下。
斯威夫特对新婚夫妇的建议是：“只供给他们有益健康的食物，别让他们品尝产生肠气的东西；因为萨摩斯岛（Samos）圣人的意旨是，禁止信徒食用蚕豆。”
留宿宴请的客人时，主人会以极低的价格租便壶数个。宾客们喝得烂醉后，尿壶在使用者笨拙粗野的重压下轰然迸裂。一场快意飨宴的标志之一就是打破了满地的夜壶。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便因宴后必须重新购置大量夜壶而声名远播。
18世纪末期，人类对生理机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以往被视作合乎自然、不可避免的生理机能，此时成了某种必须遮遮掩掩和刻意忽略的机能。闻名遐迩的海普怀特（Hepplewhite）和喜来登式（Sheraton）家具陈设成了有失体面的便壶的藏身之处。“夜桌”最初被发现于卧室中，它同橱柜一样大小，能容纳一到两只夜壶。对其稍作改动，便可放置晨洗时所用的脸盆和水壶。这些夜桌由优质木材制成，并被雕刻成那个时代最为风行的样子，其职责便是用典雅精美的外表来遮藏人体排泄物。美中不足的是，那令人作呕的气味始终难以掩盖。
封闭式马桶
达官贵人不愿抛弃封闭式马桶去使用更为洁净的厕所。封闭式马桶相当于一个私人宝座，装扮得精细华美，以迎合主人奢华铺张的品位。路易十五及其继任者路易十六均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封闭式马桶。这一器具还有“事务之椅”和“必需之椅”等别称，其浮夸卖弄的样式似乎使主子的大便也变得体面起来。路易十五有只封闭式马桶用黑漆木制成，上面用黄金刻着日式风景画和百鸟图，中间镶嵌珍珠母贝，周围则配有青铜装置，箱子内侧为红漆木，绿丝绒质地的座圈垫子柔和舒适，使人不禁流连忘返。
路易十五在自己的两个情妇身上所花的心思比放在国事政务上的多得多。托情夫的福，两名妇女都享用着精巧别致的封闭式马桶。篷巴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年）十分偏爱自己的马桶，以至于她一直对其制心存感激。其继任者巴瑞夫人（Madame du Barry）拥有一只在白色背景上装点着蓝色的花边、红色的星辰，黑色线条镶嵌其中的封闭式马桶。绣着金纹的蓝丝绒点缀着马桶。椅子的扶手及四脚都由黄金制成，座圈用摩洛哥皮包裹起来。座圈下面的罐子质地为银。
出于对礼貌的考虑，人们逐渐将封闭式马桶改装成了茅房。这一从前不分男女的设施如今开始将两性区别开来。在巴黎1739年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封闭式马桶被置于狭小的房间内，上面分别标有“女性”和“男性”。理所当然地，女士茅房所排队列比男士的长了一倍。
乡间茅房
室内/户外茅房作为三大排泄场所（茅房、夜壶及封闭马桶）之一的地位并未动摇。流动水的缺乏使茅厕多年来改观不大。厕所通风问题令屋主们大伤脑筋。
参观托马斯．杰斐逊私邸进一步证实了人类的创造力。杰斐逊是位思维敏捷的设计师和发明者，他在自家房屋里装上自动门，一个可显示日期的钟表，以及数个天窗。有一段出处不明的轶闻对杰斐逊人所共知的想像力更锦上添花：他挖了条隧道，用轮式推车把住宅便坑里的粪便拖运到一污水池中。这条隧道长达160英尺，其底层与两处便坑相连，第二层通向另一处便坑。蒙蒂赛洛（Monticello）当地确有此物。然而，人们并没有发现运送轨道或者轮式推车。广阔的隧道对茅坑的空气流通也大有益处，从天窗或与隧道相通处能漏进来一股气流。
除却屋子里的三个便坑，蒙蒂赛洛还有两个户外茅房保留了下来，也就是杰斐逊口中的“必需之所”。杰斐逊花钱雇用一名奴隶负责清理屋内茅坑中的污物。
18乃至19世纪的欧洲和美洲，大部分便所仍被置于屋外，通常都在花园附近。有的茅房装帧得雅致华美，以至于被误认为是小型居室。
茅房的外形从小木屋到大理石庙宇不等，反映其主人的贫富程度。它通常被搭建在房屋不远处，有时隐没于花园中，使用者可借称自己要去“采摘玫瑰”。显然，人们普遍认为一同排便的家庭必定会相亲相爱。这一时期的茅房往往能同时容纳好几个人，有的还安置了儿童用的坑洞。
18世纪，游走于欧洲和美洲的旅人会在沿路的客栈里饱餐一顿、稍适歇息。旅客们可与当地居民一同品尝地道的美味佳肴和陈年佳酿。客栈里烂醉如泥的客人并不罕见。1784年，弗吉尼亚州“米琪客栈”（Michie Tavern）的老板约翰．米琪（John Michie），曾对不得不在醉醺醺的路人掉进便坑时去搭救他们叫苦连喋。除了提供一箱干燥的玉米棒芯子，留旅客揩擦之用，米琪还在那个安有四个座圈的茅房顶部栓了根绳儿，但凡掉到茅坑里的人都可抓着绳子爬上来。他在便坑边贴了张布告，写道：“提醒诸位，若贵屁股滑下座圈，勿向店家呼救，请用绳子自拔。”
引人注目的坐浴盆
坐浴盆最初出现于18世纪的法兰西，它虽不是用来处理人体排泄物的工具，却也值得一提。坐浴盆的起源一直是个谜。从语源上讲，“bidet”（坐浴盆）一词可追溯到1534年，指的是一头驴子或一匹马。到了18世纪，坐浴盆开始与那种人们便后用来冲洗屁股的装置联系起来。选择“坐浴盆”作为该装置的名称，或许是因为人们叉开双腿坐在椭圆型的盆子里的动作，就像是跨骑在驴子或马身上。
坐浴盆很快便以奢华且引起性联想而名声大噪。1751年，人们用“篷巴度夫人的迷恋物”来暗指这一洗涤生殖器的装置。而自打 1763年托马斯．史莫莱特（Thomas Smollet）发表其旅途信函以来，坐浴盆变得臭名昭著起来。史莫莱特写道：“法兰西女性的非凡的粗鄙岂为常理可容！她们当着男宾的面儿褪去脏乱不堪的衬衣，与之高谈阔论自己沐浴之事、内服药、还有坐浴盆！”在英国人及其他西方人眼里，法国坐浴盆是其国民道德败坏的结果，用来在纵欲后清洗生殖器。
抽水马桶：面向未来
第一只抽水马桶不过是刚搬进屋子、装在屋角壁龛或狭小壁橱里的茅厕。冲洗时，人们拉动把手将汽水阀打开，水便从上方的贮水器中流下来，将厕所里的污物冲走。冲水马桶需与下水道相通，而这是一项相当昂贵的工程，还要有稳定的供水源，因此它只出现于为数不多的名门望族家里。
英格兰的安娜皇后（Queen Anne of England，1665—1714年）命人在温莎城堡（Windsor Castle）自己的更衣室外不远处安置了一个抽水马桶。该马桶的座圈用大理石制成。然而由于缺乏汽水阀和阀门，水极少能将厕所冲洗干净，下方的排水道里也不断散发出熏天臭气。
18世纪不少居民对室内抽水马桶的出现将信将疑。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坚信，只有腐化堕落的人才使用抽水马桶。沃波尔描述了自己1760年拜访依丽亚．雷丽亚．查得利（Aelia Laelia Chudley）一家时的情形，他说：“不过，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每间卧房里的厕所了：由一大块红木设计而成……带着坑洞，青铜制的把手，以及冲水开关，等等。我不禁说道，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荒淫无度的家庭！”
18世纪晚期是“正宗”现代卫生设备的发端。对简陋抽水马桶的改进为下一世纪现代马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始于亚历山大．卡明斯（Alexander Cummings）的发明物，终于约瑟夫．布拉马（Joseph Bramah）所作的调整，17世纪末已预见了一个抽水马桶不再恶臭难挡的远景。
1775年，伦敦钟表匠亚历山大．卡明斯获得了第一个抽水马桶专利。他的构思极大地改善了200年前约翰．哈灵顿勋爵那一尚很稚嫩的发明。卡明斯吸取了哈灵顿利用重力使水流加速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卡明斯构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水阀来确保座盆与向外输出管道之间的那个地带也不留污渍。封闭的系统可减轻臭味。
诚如霍勒斯．沃波尔的反应所示，新兴的抽水马桶并没有很快获得大众的青睐。除去对堕落腐化的顾忌不说，不愿放弃“久经考验”的封闭式马桶及便壶的也大有人在。
可别把约瑟夫．布拉马与印度那位被奉为神灵的精英或圣牛混为一谈，前者以其对马桶业所作贡献而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多亏了布拉马，水才会在座盆中呈漩涡状转动，此举有助于将其中的污物清理干净，我们也才得以享用活板系统。布拉马式的抽水马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出在他设计的活板上，一拉动机械手柄，它便滑动开来。遗憾的是，仅有的那些投入使用的抽水马桶都被安置在与主屋分离的茅房或茅厕中。寒冷的天气对于滑动活板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可以想见，活板被冰冻后，污物会堆积很高。
1778年布拉马设计出装有铰链的活板，它可使粪便得以清理，并随之将后方的空间封锁起来。到1797年为止，他已经造出6000 只抽水马桶。考虑到当时英格兰800万左右的人口总量，这个数字并不庞大。伦敦城缺乏合乎规格的排水系统这一事实也延缓了抽水马桶的扩散速度。倘使某一街区有幸享有一个下水道，它也极可能与邻近街区的相去甚远。约瑟夫．布拉马再接再厉，又发明了水压机和安全锁。在其后的98年里，他设计的抽水马桶一直没能为后人所超越。
18世纪臭气难挡的瞬间
每段历史都为学者提供了异彩纷呈的关于卫生设备及卫生习俗的趣闻轶事。18世纪也毫不例外。
莫扎特（Mozart）给他的表妹写了些奇怪的求爱信。其中一封的结束语为：“好了，祝你晚安，不过先得在床上拉屎，让它无处不在。”
第一个靠马桶过活的家伙约翰尼（johnny）是个流动小贩。这家伙游走于苏格兰爱丁堡城（Edinburgh）的街头巷尾，使劲儿叫卖。他在客人大小便时为其提供“隐私”。他身披宽大的黑色斗篷，手握便壶，高声叫喊“如欲方便，付半便士！”顾客来到他跟前，递给他半便士。顾客蹲坐在尿壶上之时，他便用大斗篷将其遮盖。
1796年出版的一幅题为《国家厕所》（National Conveniences）的漫画展现了英格兰人对抽水马桶的无比自豪，及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鄙夷之情。漫画中，英格兰人坐在自己的抽水马桶上，苏格兰人伏于水桶上，法兰西人蹲的是茅坑，荷兰人则在池塘里排便。
海洋成了人类可用的最为便利的粪坑。海员们面对的难题在于要找出利用海洋的安全方法。小型海船都依赖水桶，使用过后把它们浸到海里洗涤一番。稍大些的海船上，厕所里有个容器收集粪便，尔后将其倒入大海。厕所让人享有隐秘空间，这在拥挤不堪的海船上尤其难能可贵。在海船上发现的另一装置便是位于船头（船的顶部）的一个可直接倒入水中的座子。航行途中，海船受到后方风力的推动，将厕所的座子置于船头，悬挂在海水上方，可防止粪便回溅到船上。不单如此，臭味也已小到极至。“船头”（head）成了“厕所”的同义语。
然而，海员但信不疑地使用茅厕座子时，可能会有各种危险。曾有多少人从船头跌落丧生，无人能知。风平浪静时一切安然无恙，狂风、惊涛并起之日，无辜者却常常被其吞噬。此外，一阵突如其来的向上的狂风可能使人浑身沾满了那些自己排出的污物。据悉，有些海员浑身赤裸地爬上座子，以保全其衣物。
18世纪欧洲人治疗疾病的方法并不比前几个世纪先进多少。中风患者被告知要喝下一杯来自体魄健康之人的尿液。尿与盐的混合物可令“性格”乖张之人变得温和。还有人认为，将人的粪便晒干、磨成粉状，吹入病人眼中，白内障便会消失。
佣人负责照顾贵族的各种需求，不论已要求的还是预料之外的。男仆与其主子形影不离到如此地步，乃至赢得了“跟屁虫”的绰号。仆人的职责在于料理主人个人需求的方方面面，且他们自以为这是宅子里最令人艳羡的差事。作为主人的贴身侍从，他要服侍主子沐浴更衣、盥洗蹲坑。晨洗时，侍从需备好一条干净毛巾、热水及盆子一只。傍晚时分，“万分荣幸”的仆人要给茅厕，或者人们通常所说的“舒展身心之处”铺上垫板。把厕所清理得一干二净、无臭无味，晚间他要做的最后一个事情便是在主子床前摆放一只便壶，备其夜间使用。
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或者说是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将穷苦大众推到了反对贵族统治的前沿阵地。然而，在统治与被统治之外，中产阶级对贫困百姓及富庶阶层另有看法。封建贵族的化妆用品、使人憎恶的假发及浓烈刺鼻的香水，在中产阶级眼里都是其懒惰、放纵本性的体现。农夫们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坚信尘土和粪便有益于个人卫生。资产阶级的作品，比如18世纪80年代的《健康之刊》。
维多利亚时代：体面而正经的便壶 （1800—1920年）
下水道是个愤世嫉俗者，它控诉着世间的一切。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规中矩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标识。19世纪英、美出版的文学作品悉数描述合乎体统的备餐之道，夫妻行周公之礼的合宜方式等。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灵魂兴许纯净无瑕，其身体及市集街头则污秽丛生。贫民窟成了数以百万计为每日挣得区区几个便士而在工厂辛苦劳作的人们休憩之地。街头巷尾堆满了来自拥挤不堪的都市豪宅的垃圾和人类粪便。某些美洲国家的城市地图上标示出粪堆所在地，这也证实了它已成为一道持久的“风景”。市容整顿并不是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伦敦有条街长达15年未作清理。
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政府制定卫生法令之例屈指可数，得以实施者更是凤毛麟角。牵涉粪便处理的法律通常只在流行病大为盛行后出台。然而，19世纪首先爆发于英国，尔后扩展到美国的工业革命期间，随着人群蜂拥流入大都市中心，市民、慈善机关和政客们都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营造一个有益健康的环境。作为对这一日益高涨的要求的回应，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卫生改造不过是纸上谈兵。”法国里昂皇家学院的一位官员断言，便座会令人们不再体面可敬，使道德风尚沦丧殆尽。
直至19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爆发了一系列天花、霍乱及伤寒流行病，人们才开始有所留意，并改进了卫生设备。确立卫生法规以抑制疾病蔓延进程迟缓，是因为学术界对脏乱不堪的卫生环境与疾病侵袭是否有关尚存争议。1854年，英国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追溯一场霍乱的根源，发现有个街区的水源遭到了粪便的污染。然而，斯诺未能找到具体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人们也不为所动。在病痛同卫生条件之间的联系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英国立法者们不愿因为批准建造排水道的法令而侵害了公民财产权。机遇来临时，比如火灾过后，城市规划者们便将有关下水道的条款包括在重建计划中。即便如此，在科学能够证明卫生设施的缺乏与疾病不无关系之前，人们所能做的也仅是细微的调整。最终，科学家罗伯特．柯什（Robert Koch）于1883年在显微镜下对霍乱细菌进行分离，证实了众多卫生改良者的信念。
待至19世纪晚期，马桶的黄金时代已然到来。一时间，每个人满脑子尽是马桶。设计师们开始迫不及待地将抽水马桶写进建筑计划中。发明家和创业者们争相垄断这一新兴市场。不过，鉴于维多利亚时代多以朴实端庄为重，经营个人生理需求之业也要求独出机杼、别具一格。
神经质的肮脏
要理解城市官员面临的浩大任务，那些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驱除恶臭的技师及创制者们必须深入了解脏乱不堪的居民生活环境。就连澳大利亚的城市，早年也未能逃脱人口膨胀及接踵而至的污物带来的困扰。
19世纪澳大利亚墨尔本城（Melbourne）的医生们提议用一个现代化的排水系统来取代排水沟。从城镇穿流而过的、敞开的排水沟散发出阵阵恶臭，该城由此获得了“臭尔本”城（Smelbourne）的绰号。虽然墨尔本城的人口密度仅为每英亩6人，伦敦则为每英亩40人，但墨尔本的人口死亡率远远超过伦敦。然而，人们一直将医生们的恳求束之高阁，直至19世纪90年代，墨尔本大都会工务局才得以组建，专门负责遏制排水道对周围河流的污染。现代化下水道和排水沟的安置减轻了水流污染，使墨尔本城的死亡率大为降低。
同以往一样，穷人们总是卫生改良最后的受益者。下水道和卫生间在富贵阶层及中产阶级街区已日渐普遍，贫民却仍在使用经济公寓或房屋后院里的公用便坑。人们用2300辆大粪车，才将巴黎经济租房中的便坑清空。里摩日（Limoges）则无人幸免，贫民窟有如中世纪那样成为天然的污物排放场。
巴黎的人口日益增多，中世纪狭小的街道和简陋的房屋与现代化进程的矛盾日渐突出。19世纪中期，皇帝拿破仑三世（Emperor Napoleon Ⅲ，1808—1873年）赞成重新规划巴黎街区，将街道拓宽，使之可容一支浩荡大军通过。歌剧院（the Opera House）、亚勒区（Les Halles）和市集等均建于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到1870年，巴黎城805公里的街道下多半都挖有下水道。下水道中的污秽排入塞纳河，河水把这些腐臭的粪便带给下游居民。
直至世纪之交，英国曼彻斯特城的住户继续倚赖“桶体系”（pail system）。该体系由众多木制油桶构成，它们被置于各家各户门前，收集居民便壶里的污物。病人家门口放置特别花色的油桶，提请人们留神疾病。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以及美国记者兼摄影家雅各布．瑞伊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们的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1890年）一书中，描绘了19世纪新兴工业化城市贫民窟里孩童的生活境况，引起了人们的震动。一幅幅令人绝望的景象唤醒了中产阶级市民的良知。呼吁改善贫民生活环境、降低其死亡率的改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克里夫兰（Cleveland）成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74年）向当地政府施压，要求禁绝卖酒及酗酒，因为他们确信酗酒是一切罪恶、疾病及家庭破裂之根源。19世纪晚期，美国经由“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进行的一场政治革新，将童工法条款写入国家法中，并鼓励人们推进卫生改良运动。19世纪社会革新运动的强度与对污物的日益难以容忍两相适应。
穷困潦倒令人不顾一切。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贫困人群翻遍了泰晤士河沿岸的下水道和垃圾堆，在粪肥里觅食果腹、搜寻有用之物。这种行为如此普遍，乃至他们成了赫赫有名的“拾荒者”。
童工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极为常见。他们在工厂里随处可见，八岁童工每天的佣金为几个便士。不少儿童充当起城市各处的“宠物粪便清理器”。他们徘徊于伦敦城的街头巷尾，收集狗的粪便，卖给制革工人鞣革。
尽管城市的过度拥挤、疾病蔓延和臭气熏天等现象有增无减，很多人仍试图无视这种种不快。维多利亚时代，人们都崇尚谦卑有礼的行事之道：愤怒或任何激烈的情感表露都是为人唾弃的。于是，这一时代的人都费劲周折地克制自然的情感体验和生理机能。长辈对已达适婚年龄的女儿提出忠告时不无成见地说：“切勿享受性爱，孩子，只消合上眼帘想想英国。”诚然，陈腔滥调极少能反映真实情况。但在排便一事上，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确实竭尽全力遮掩此举。
19世纪的家居摆设掩盖了不得不用、却又令人不快的便壶的存在。他们制造的家具让人不禁想起了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的玩偶。每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橱柜后面都隐藏着不少机关和暗门。1833年，约翰．路登（John Loudon，1783—1843年）笔下的“盥洗盆”藏在一个梳妆台里，盆架开口处可放一只脸盆、一个肥皂碟，还有一只梳妆盒。梳妆台的底部用四脚支架支撑着。其下的空间可容纳一口大罐子、一只盆子和一只便壶。乔治．杰宁斯设计了一个集坐浴盆、脚盆和便桶于一体的器具。这一包罗万象的创造物可倒转使用，可合成一件，占用的空间极少。
19世纪制作的封闭马桶和夜桌，尽可能地转移人们对出恭之举的注意，转而聆听起乐曲来。有种封闭式马桶会在桶盖开启之际奏起室内乐。打开门柄使用便壶时，夜桌内会响起美妙的乐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认为生理机能相当令人发窘，音乐的掩饰消除了排便之声被人听见的忧虑。
英法百年战争于1453年宣告结束，然而接下来的唇枪舌战又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多番指责法国人放荡不羁和粗暴无礼。1810年游历英国的法国人路易．西蒙回敬了英国人的鄙夷之辞。在其游记中，西蒙尽数自己目睹被访的众多英国家庭将便壶或封闭马桶置于餐厅一角时的惊诧。他写道，英格兰人使用这一器具时毫无愧色，甚至时常与宾客谈笑风生。显然，此时法国人已然将自己的“法国礼仪”输出他国了。
让—安德姆．布瑞雷特—萨瓦林接过上述谴责英国人粗鲁可憎的话题，将英格兰人对便壶的尊崇之情描述如下：
这一“奇特的工具”已被享用数载，不光为就餐者所用，更是乘坐四轮马车旅游观光的绅士（锡或白银便壶）、海船船长（锡或白银）和端坐在法官席上的审判长（锡，间或为瓷瓶）的方便之所。如今它却被搁置一旁，尽管夜晚的英国，皎洁的月光会照亮一字排开、身着晚礼服的人影，在雪茄烟雾的萦绕下，蹑手蹑脚地向粪堆进发，或是如行刑队一般，面对玫瑰花坛站成一排。
19世纪中期，谦虚体面主导着法国人的生活，就如同其主宰维多利亚统治下的英国那样。法国司法部长皮南德（Pinard）认为，作为公众行政官，自己有责任维护良好的道德风尚。他将矛头指向一切社会领域的伤风败俗行为。为尽其本分，1857年，皮南德以撰写小说《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为由，将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逮捕。
接到他人对某个便壶制造商的告发，皮南德调查了该便壶制造商，盘问其是否有猥亵之物。该制造商曾生产过一只内侧底部画有一只巨眼的便壶。眼睛旁刻着“我看见你了”的字样。皮南德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这位司法部长逮捕了该名制造商，并判处其一个月监禁。
在与放荡不羁之风的斗争中，皮南德决不是孤家寡人。瑟纳夫人（Madame de Celnart）建议读者清洗自己的隐私部位时要紧闭双眼。
法国人或许已丧失幽默感，英国人则诙谐如常。英国人将自己一本正经的性格赋成了一首婉言诗，该诗因提及茅厕之用而引起轩然大波。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汲汲无名的诗人描述了一个向古罗马排水道女神克罗阿西娜膜拜的、风趣无比的朝圣者：
啊，克罗阿西娜女神您掌管此地儿，
笑容可掬地望着您忠实的信徒儿，
让我的贡品温和紧实地流出，
既不粗鲁奔泻，亦非迟缓顽固。
《便庙》（Temples of Convenience）
时代英豪
宇航员是称雄20世纪的勇士，而在19世纪，马桶创制者则成了人群当中的巨人。就连皇亲国戚，也深为这些神勇的抽水马桶业者所折服。
1871年，威尔士亲王（the Prince of Wales）进一步推动了卫生设备的革新。王子殿下在拜访女伯爵龙德斯波露（Londesborough）时染上了伤寒。经追查，疾病感染源来自女伯爵家中的污水管。威尔士亲王险些死于伤寒，就如其父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在1861年那样。女伯爵的另外两位访客因伤寒致死。兴许亲王会这样感叹道：“假使不做亲王，我倒宁愿自己成为管道工。”卫生设备的改进从此成了天经地义之事。
在卡明斯及布拉马开天辟地的发明的基础之上，三位英国马桶业者将马桶变成了一种现实可行的产业。这抽水马桶的“三剑客”分别为：乔治．杰宁斯、托马斯．克拉普尔（Thomas Crapper）及托马斯．杜艾福（Thomas Twyford）。事实证明，他们成为英国最为卓越的马桶业者。19世纪的这三位马桶创制者并未设法构思一个别出心裁的马桶体系，而只是从细节上对已有的 “布拉马”式马桶进行修补，直到原有的不足都得以完善。
乔治．杰宁斯设计了一种虹吸管状的下冲式马桶，极大地加强了进入桶盆内的水压。较之先前的样式，奔流而下的水将桶盆洗刷得更为干净。托马斯．克拉普尔发明了一种可拉开无阀水箱的链条，既减少了噪音，又节约了用水。托马斯．杜艾福的功勋则见诸于马桶的外观。杜艾福去掉了覆盖在抽水马桶金属部件上的木制座椅，将整个装置用瓷器包裹起来。向瓷器跨出的这一步，赋予马桶全新的审美及功能值。瓷器马桶使冲洗变得方便多了。不仅如此，杜艾福设计的马桶还个个雅致大方。有狮子、海豚及花卉等各种造型。
上述马桶业者的功绩可不容小觑。前辈传承下来的马桶由铸铁碗构成，通过拉动手柄放出水箱中的水加以冲洗，并直接冲入下方的排水道中，也仍未找到防止下水道中的气体渗入房屋的有效之法。事实上，旅店客人们根本无需询问那一楼层的“便座”所在地。用鼻子一闻，即可知晓。
建筑结构上的缺陷给19世纪晚期的居民制造了不少卫生难题。房屋所有的排水管、厨房、浴缸和抽水马桶等都与一条导向下水道管的主污水管相连。不幸的是，排水管并未安装疏水阀。整幢房子，甚至流水，都弥漫着恶臭及细菌。除此之外，简陋的通风系统也使臭味愈发难挡。
一旦阻塞，即使19世纪那些已然习惯于下水道气味的人们也不免为之不快。管道工们将薄荷油滴入管子，以查找管子的漏洞。薄荷味儿盖过平素的恶臭时，人们可稍松口气。漏洞百出的排水管和下水道妨害极大。集结起来的沼气很可能危及屋主和正在检测堵塞处的管道工。
维多利亚时代马桶粗糙的设计和通风设备的缺乏，使得修理管道变成一份颇为危险的差事。即使侥幸熬过上工期间染上的病痛，管道工也极可能死于爆炸。老鼠成了管道工的朋友。下水道里出现老鼠意味着一切安好。若发现老鼠尸体，则说明气体有毒，并且擦火柴可能引起爆炸。粗糙简陋的抽水马桶，提供了滋生诸如霍乱等经由饮水传染的疾病的温床。与下水道成钩状相连的房屋也不能幸免，虽则最初的排水沟都由砖块砌成，流动极为缓慢。
埃德温．查得维克（Edwin Chadwick）是19世纪英国首屈一指的卫生改革先驱。1842年，查得维克发表了一篇名为《英国劳动阶级的卫生状况》 （The Sanitary Conditions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Great Britain）的总报告。该报告着力论述了过度拥挤的生活环境、人类粪便的不当处理，同痢疾、霍乱和斑疹伤寒等疾病有着莫大的关系。至关重要的是，查得维克提议建立先进的下水道系统来缓解这一问题，他进而强调，前述疾病的预防，仅需每户人家支付4个英镑。
伦敦政府对查得维克的报告书及1848年爆发的那场霍乱作出了回应，对该城的下水道进行了调查。其结果相当令人震惊。有一条下水道里尽是死猫、死狗、死老鼠、屠宰场的残骸、马粪、骨灰、平底锅、瓷器、砖块，还有其他垃圾。根据查得维克的报告书，伦敦政府制定了其首例《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该法案并未严令政府采取行动铲除伦敦城的污物。但其后的卫生法案列入了要求进行疾病控制的条例。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条款要求当地政府使用下水道系统、关闭那些从倾倒垃圾的河段提取饮用水的工厂，从而为处理人体粪便创造条件。1872年，伦敦立法机关通过《市政府水质条例》 （the Metropolis Water Act），将8家各自独立的供水公司合并为一家。向着合乎标准的排水体系迈进，是为所有市民谋取福利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任务。然而，技术性问题却几乎引起公共下水道系统的崩溃。政府要求人们使用带防水阀门的抽水马桶，以阻止水流停滞不前，滋生疾病，并减少阀门不紧所导致的水质流失。如设计不当，排水系统很可能成为伦敦郊区病害的导火索之一，而不是减少伦敦城流行病的发生。
如今已名满天下的托马斯．克拉普尔响应了改进抽水马桶这一呼吁。1884年，克拉普尔发明了“无阀节水器”（the Valveless Water-Waste Preventer），完善了马桶的阀门系统。如名所示，无阀节水器能防止阀门松弛时水箱漏水。克拉普尔这一发明的新颖之处在于，水可以在没有滑阀的情况下自动重新装满。拉链系在水箱上方一圆形便壶上，一拉此链，水便流出。水沿着管道往上流，取代了管道里的空气。水流运动产生的力量排空了水箱，将水送到冲水桶中。该发明以“拉放”（Pull and Let Go）系统著名，因为用户无需一直拽着拉链，直至槽中的污物被彻底清空。其成果在卫生领域的重要性为他赢得了女皇授予的爵士身份。不过，由于其专利涵义混杂不清，托马斯．克拉普尔并未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号。为此我们得感谢美国军队，是他们令克拉普尔这一名字变得“臭”名昭著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英格兰境内的美国兵留意到伦敦城抽水马桶上的一种图案。多数抽水马桶上都贴着“托马斯．克拉普尔公司” 的邮票。战后从英国重返故里的美国大兵们带回了一个新词儿：“克拉普”（Crap），或是“克拉普尔”（Crapper）。这种低俗的遣词方式来源于年轻人的说法：“我要去克拉普尔。”（上厕所）
早在托马斯．克拉普尔在伦敦近郊的马尔布尔（Marlbourgh）开店经营以前，乔治．杰宁斯便得以说服阿尔伯特亲王，让后者应允他在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会（Crystal Palace Exhibition）上展出一只抽水马桶。杰宁斯断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其居家陈设及卫生器具加以衡量。”不幸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都对公开展览抽水马桶难以苟同。人们复制水晶宫时，并没有安装杰宁斯的抽水马桶。
虽然如此，1859年约翰．杰宁斯仍看到了一个有利时机：将自己发明的抽水马桶同新建的排水系统连接起来，改善公共卫生。由于他的持之以恒，至世纪之交，其发明的装有“下冲式”马桶的公共厕所，已然在美国、阿根廷、南非及墨西哥等世界各国的火车站、公园和其他公众通道上大放异彩。作为首批现代公厕，它们通常都隐蔽在拱状关卡、柱子、挡板及灯光背后。不少公厕建在地下，以免触怒那些 “脆弱敏感之人”。杰宁斯的公厕设想还包含一名服务员，此人收取1便士的工钱，为顾客提供干净的擦手纸、一把梳子，并用一片湿润的皮革擦洗使用过的座圈。此外，一位擦鞋匠也会在一旁听候客人差遣。
游历欧洲的游客们可看到这些建造于世纪之交的公共便池。这些便池坐落在街道繁华地段的十字路口处，抑或公园里头，通常被称为“小便池”（pissoir），只招待男性。小便池没有门，仅在地面上挖出一条阴沟，让男人们迅速办事，然后继续上路。
19世纪皇族们钟情的马桶则是“奥普提马斯”（Optimus）。它被安装在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温莎古堡（Windsor Castle）和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Palace）等地。俄罗斯沙皇、泰国国王及威灵顿将军等人都拥有一只奥普提马斯。奥普提马斯为斯蒂芬．赫耶（Stevens Hellyer）1870年所发明，它是一种带阀的抽水马桶，为掩藏管道，其整个器具都被安置在一把椅子里。
创制抽水马桶过程中所用的试错法（trials and errors）可能会令那些视这一装置为理所当然之物的现代读者瞠目结舌。只有不断试验新的发明，马桶的质量才会得以提高。为测定马桶冲洗污物的力度，人们将大小、重量各异的物体置于其中冲洗。杰宁斯用10只苹果、1块扁平海绵和4张纸来试验自己的“底座瓮”（Pedestal Vase）。试验大获全胜。其底座瓮在1884年的保健博览会（Health Exhibition）上获得金奖。一位名叫申克斯（Shanks）的马桶业者创制了一种比杰宁斯的发明成本更为低廉的底座瓮。有必要对这个便宜马桶进行测试。他抓起自己助手头上的帽子，扔进马桶里冲洗下去，并大叫道：“成功了！”
杰宁斯无愧于马桶之父这一称号。他的“世纪之厕”改善了冲水的虹吸管系统，成为现代马桶的模本。虹吸管运动使水流在缓慢的洗涤之后旋即进行快速冲洗，桶盆被清理得更加洁净。
除了下水道漏气、管道爆炸和疾病丛生等困扰，新型抽水马桶所带来的最令人难堪的窘境便是其发出的噪声。抽水马桶冲水时发出的巨大声响会向整个街区的人宣告，有人适才用过马桶。水在管道里奔流而过，房屋也不由得震颤起来，此时诸如“抱歉，我将烤饼从烘箱里取出来”糊弄不了任何人。找到一种方法来消灭马桶噪音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公众面临的当务之急。遗憾的是，这些中规中矩的市民们始终一筹莫展。在下个世纪到来之前，他们未能发明出任何稍微温和、缓和或安静些许的抽水马桶。
抽水马桶所带来的种种困扰——缺乏充足的水源、臭气熏天，以及巨大声响——使其他排泄器具也兴盛起来。英国的穆勒牧师（Reverend Mouler）创制出“漏土马桶”。该马桶采用“悄无声息”的泥土或者灰烬，而不是声势浩大的水流，来清理桶盆，其造型酷似抽水马桶。拉动手柄，一个漏斗状容器便撒下灰土，盖住座圈下方桶盆里的粪便。
博士维维安．普尔（Dr.Vivian Poore）独创一种生态型马桶。他在《住宅》（The Dwelling House）一书中对该马桶进行了描述。生态马桶与漏土马桶颇为类似，也采用泥土来击打粪便。此外，还备有一个箱子，用来将粪便做成堆肥。为完成整个流程，普尔博士提议在近旁种植一棵榕树，好用其叶片做手纸。
法国下水道
法兰西早年的排水道同街沟相比没什么两样。因其大为敞开，且并不深阔，暴雨来临时排水道便会泛滥溢出。那些被称为“征收过桥税的盗贼 ”（pontonniers volants）的人会设法从中渔利。他们将厚木板架在排水道上供行人穿过街道之用，并收取少量费用作为酬劳。早期排水道的数目有限，且往往都为私人专属。因此，法国的排水道也极少得以延续。
巴黎城开始将排水道建造在街道底下后，这些使人反感的地道很快便成了该城不法之徒的避难所，甚至家园。小偷们抢劫路人或盗取店主财物后，就溜进下水道深处，确定后面必无追兵。市民们对下水道恐惧有加，把它视做是一个地底下的罪犯。维克多．雨果认为下水道的氛围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在其作品《悲惨世界》中，雨果写道：“人类历史反映在下水道的沿革与变迁中……巴黎的下水道早已陈腐不堪。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坟墓；变成了一间藏污纳垢之所。累累罪行、叛国通敌、社会抗议、道德观自由、偷窃盛行，人类法律所控诉和曾经控诉过的一切，都隐藏在这个深渊里……”
法国大革命期间，下水道作为恶名昭著的遁所，愈发为人所知。传说革命家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革命期间曾藏身于巴黎的下水道中。这种关于他藏身其中的说法倒是与马拉疮伤累累、久难愈合的病态容貌以及令人窒息的体臭相当吻合。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借一位巴黎官员之口，描述了18世纪早期该城的下水道境况：“在这种臭气弥漫的环境里，灯笼极少能点着。下水道清理工也不时头脑发昏、失去意识。有的路段险象环生：泥土已然散泄，砖瓦已经碎裂，排水沟变成了污水坑，没有什么是坚实可靠的。”
英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领航人埃德温．查得维克在总结巴黎环境时说道：“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查得维克说得一点儿没错，然而19世纪中叶巴黎下水道的名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实施的大型工事项目中，巴黎的下水道系统被扩展到了全城内外，且建得较为宽阔，足以让人直立行走，船只和推车亦可全程通行。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巴黎的地下排水道长16英里；1840年，下水道系统长达60英里；1853年长度增加到89英里；接下来的几年里，该系统的下水道又延长到480英里。那场霍乱流行病的爆发及日益进步的卫生改革观促成了下水道系统的迅猛发展。负责施工建筑的工程师们则扩大了下水道的规模，并倾其全力研究出高效的地下通道清理方法，从而改进了原有的下水道模式。
巴黎人对新建的下水道工程这一功绩的迷恋程度可与古罗马政治家阿格里帕相提并论，阿格里帕曾游览过马克西姆下水道全程。政府希望能增大下水道的效用，于是鼓励人们前来观光旅游。葡萄牙国王游览此地后，它便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处旅游胜景。游客们可乘坐马车、小船或用来清理下水道的车辆观赏隧道。灯光照亮了昏暗的地下通道，由于水的流速较快，通道内的臭味也微乎其微。
《欧也尼．贝尔格朗历史颂词》 （Eloge historique d诓ug弉e Belgrand）的贝特朗（J.Bertrand）认为，巴黎下水道一小时游的感觉难以言喻：“乘坐一叶扁舟，观览气味已被冲淡的下水道的魅人之处，并不似传闻所言那般宜于消遣。”一位贵妇补充道：“美丽可爱的女士则为下水道增添了一笔重彩。”亲临现场观摩下水道系统非凡魅力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今日到巴黎观光的游客仍可游览其下水道。
皇室的尾巴
19世纪也流传着不少关于贵族使用马桶的趣闻轶事。其中有的故事略显荒诞离奇。
与普通人毫无二致，皇亲们也患上了阴茎妒忌症。一位朝臣讲述了当时担任威尔士亲王的英国的乔治四世（George Ⅳ，1820—1830年）的这段趣事。“他（威尔士亲王）的故事之一是关于其皇兄粗大无比的阴茎的。乔治在某晚与其兄乘坐马车同行途中发现了这一事实。其兄要小便，他直接从马车窗口把尿撒出去，尿仿佛从喷泉里涌出似的奔流不止，车夫则快马加鞭，以躲避他料想中的一场暴雨！”
没跟城市排水沟相通的房屋则依赖粪坑。先前时代粪坑存在的诸多弊病在维多利亚时代仍未见好转。千家万户的粪便堆积起来的后果异常惊人。
维多利亚时代，女皇个人生活及道德理念都成了英国公民竞相效尤的楷模。维多利亚女皇与阿尔伯特亲王共结连理之事更是被传为佳话。他们携手共度了20个春秋，养育了9个孩子。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不合时宜地死于伤寒，这对于女皇来说无异于一场浩劫。丈夫死后长达40年，维多利亚女皇始终身穿黑色悼念服。为留住他的往昔种种，女皇在英国各地建造了雕塑和纪念馆。她甚至下令不许移动温莎城堡二人寝宫里的一草一木，将时间有效地冻结在了 1861年。
不幸的是，将温莎城堡中一切维持原样的命令并未将茅坑排除在外。阿尔伯特亲王过世后的数十载里，没有一个茅坑得以清理。茅坑很快便满溢出来。53个泛滥成灾的粪坑助长了疾病的滋生及城堡中仆从、住户的死亡。
粪坑泛滥成灾并不稀奇。一天夜晚，一位贵族设宴款待其位高权重的友人们。他站在自家庄园门口迎接前来赴宴的宾客。大伙儿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对即将到来的晚宴翘首以待。正值此时，这位贵族看到一辆马车朝着庄园奔驰而来，地面却仿佛崩裂开来，要将马车吞没。他不禁尖声高叫起来。马车从粪坑上方奔驰而过，碾出了一个开口。车内乘客被湮没在粪坑里，一命呜呼，贵族先生则无计可施地呆立一旁。
女皇总是受到万人的蒙蔽。与阿尔伯特亲王成婚后不久，维多利亚女皇便发现了手纸。建造下水道之前，各种污物和手纸都被直接丢弃到河里。1843年，女皇访问剑桥大学途中，在伦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院长怀威尔博士（Dr.Whewell）的陪同下沿着河岸走了一圈。维多利亚女皇瞥了一眼桥梁，问道：“这些顺流而下的纸张是怎么一回事？”怀威尔不想让女皇难堪，遂答曰：“那些，夫人，是禁止在此游泳的告示。”
对抽水马桶的不断革新，促使女皇加冕典礼的策划者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里安置马桶来迎接这一盛典。组织者们为这一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感到无比自豪，他们确信自己已然解决了大型聚会里那个古老的难题。此时一个持有怀疑态度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假定，人们正在为女皇加冕，马桶也在同一时间冲水。其噪音想必振聋发聩、令人尴尬。皇宫守卫和官员共同用分贝读取仪进行了一场试验，测量一次“皇家冲水”是否会扰乱这一盛事。结果是这类祸事不会发生。试验表明，冲洗马桶的声响不会传到维多利亚女皇举行加冕典礼那个大厅里。
1850年，维多利亚女皇有了一辆专属列车，供个人旅行之用。这辆尊贵列车的客厅式车厢幽僻处有个洗手间，“厕所”则隐藏在沙发里。1874年，抽水马桶首次出现在特等列车上，并最终于19世纪80年代扩展到第三等级的列车中。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创制出不少新技术，然而并非所有与工业相关的行业都是现代才发明出来的。英国人的做法与亚洲人和古罗马人相仿，他们收集尿液作工业之用。18、19世纪，尿液被用来漂白毛织品。当时英国的毛织品业相当兴旺，因而需要大量的尿液。厂主们向本镇居民提供大桶来存储尿液。尿液每周收集一次，居民则为这项服务收取一定报酬。用来制作毛织品的尿液被称为“蓝特”（lant）。
清洁，美国作风
据说，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年）在自己家中安装了美国第一只抽水马桶。而美国政府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正式开始从英国进口马桶。美国制造商们发觉这些英国的进口货价格不菲，于是决意进军马桶市场，用本土的替代进口。一开始，美国的马桶比英国的差远了。英国马桶新颖别致，他们的马桶式样则有些粗制滥造，且最初是由陶器制成。事实证明，可装在马桶里的坚实无比的瓷器桶盆是很难生产的。
纽约的托马斯．马多克（Thomas Maddock）是创制出瓷器马桶便盆的第一个美国人。1873年，他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计，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摆脱了同高质量的英国产品的竞争。为兜售其瓷器便盆，马多克将一麻袋50磅的重担扛于肩上，在纽约城挨家挨户进行推销。其不屈不挠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马桶生意也红火起来。
翻阅19世纪晚期的报刊杂志目录，人们就会发现，顾客至上原则其实由来已久。每一页目录上都有好几种款式的卫生设备可供选择，其品种比当前市场上的还要丰富。现代技术生产出的电子配件不过比上一年的样式稍有改进，同理，世纪之交的便器业也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拉屎”方式。有虹吸管喷式马桶、下冲式虹吸管马桶、漏斗弯管混合式以及室内药剂马桶等。
有了室内药剂马桶，人们就不必再穿过泥泞前去厕所了。这种马桶保证“保护您孩子的灵魂”。药物和水的混合物可用来清洁马桶和防止臭味。由于采用化学药品，任何人跌落其中都会被烧成重伤。
贝茨公司（Bates Company）迈进了含苞待放的卫生设备市场，1846年它开始出售雷顿专利注射座椅（Leighton Patent Enema Chair）。设计该注射座椅的初衷是要取代注射器，它看起来跟普通的扶手椅没什么两样，不过安装了一个注射器。患者可一直坐着，注射任何所需剂量的液体。
为茅坑欢呼
由于抽水马桶对寻常百姓来说过于昂贵，19世纪绝大多数美国人解决生理需求时仍信赖茅厕。房屋都背向而建，以便共用一个茅坑，茅坑通常位于两家后院的分界线上。有些人家把粪坑建在屋子底下，如此一来人们便可足不出户。不幸的是，鼠类、恶臭和疾病却经常伴随这种便捷的安排而生。凯瑟琳．比奇尔（Catharine Beecher，1800—1878年），著名作家斯托夫人之姐，在家庭主妇系列丛书中阐发了自己的厕所观。作为妇女教育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凯瑟琳．比奇尔认为女性有必要接受家政学方面的教育。据她所言，女性在家中最具影响力。因此，妇女应当具备家居摆设、布景美化及煎炒烹炸等项技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营造最为温馨美满的环境。
在其作品《论家政，写给持家及求学的年轻女士》（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中，比奇尔论及保持屋子整洁的相关问题。她建议人们为此搭建两个茅厕。茅厕应依房屋后墙而建。可较好地实现通风，而不至引来蝇虫，方法是：安装一扇窗，可在必要时打开它，还有一道弹簧门，此门可将逗留厕中的人紧紧封闭。除了让家人感到方便舒适外，比奇尔没有提及搭建两个茅坑的缘由。不过，需要两个茅坑这一点倒是与维多利亚时代在一切亲密行为上都将两性区别对待的倾向不谋而合。
19世纪纽约州的卫生问题体现了与移民潮所带来的人口剧增现象相抗衡的城市规划者们面临的诸多挑战。当城市的发展跟不上人们制造的污物数量的增多时，生活环境便急剧恶化。早在18世纪，垃圾和下水道治理就对城市规划者构成了挑战，截至19世纪，治理问题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这一时期其他大城市一样，纽约州的人类粪便的收集与处理成了问题的中心。
纽约州制定了法规，责令公民以市政府许可的方式处理污物。公法宣称，茅厕应当用砖块、石块或木材搭建，应与房屋有一定距离，并定期进行清理及消毒。应在茅坑里撒些许石灰，以分解有机物。根据法规，巡视官们可随时闯入某间房屋行使职责，而无需知会屋主。
1871年，议员们把一个下水道委托给市政府管理。为支付该下水道管理费用，政府向房东征收了一笔税费。不少房东拒绝将自家的房屋与下水道相通。他们认为下水道是一件奢侈品，其房客不配享用。因此，纽约州的下水道系统零零碎碎地扩展开来，那些富贵人士所在街区则最先与之相连。
茅坑用来积存租户和私人住户夜壶里的污物。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粪坑也时常需要清理。往往被称做“清道夫”的夜工负责将粪坑中的污秽清理到马车中，尔后将一满车的粪便倒进周围的水域。这种污物处理方式引发了令人憎恶的臭味。更有甚者，从城墙上扔下的粪便使停泊于港口的小船也深受其害。不少海船因此沉没。
市政府成立清道夫监督办公室来规范夜工行为，并防止其将污物倒入河流。在另觅处理粪便之地的过程中，纽约州的官员们发现了新泽西州。从“大苹果”（the Big Apple，纽约城的别称）的茅坑里收集到的污物被小船全数运送过河，倒到新泽西去。
然而，新泽西能容纳纽约州粪便也相当有限。必须发掘新的处理方法。求助于赋予其自由女神像的那一国度，他们考察了法国人再循环粪便之道。法国人用一种堆肥法，“人粪粉”（Poudrette），把下水道中的污物变成一种沃肥，或叫大粪。牲畜粪肥向来被用作肥料，但很多人反对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人类粪便。人粪粉被市政会投票否决，市政府始终对把人的粪便加工成肥料反感之极。幸而，新技术向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新世纪伊始，纽约州的下水道便与大部分房屋连通起来。此后不久，更为科学的粪便处理方法使得纽约州继续将污物倒入水域成为可能。
在纽约州工作素来危险重重。19世纪初，很多夜工干活时遭到抢劫。人们雇用警卫在夜工清理粪坑时保护他们。新兴技术逐步替夜工消除了这份差事的某些骇人之处，随着真空吸粪机器的出现，粪便能够被吸到一个大容器里，清道夫再也不必亲自站到粪坑里去移动污物。他们发觉自己的工作不那么令人厌恶了。
从便坑里发掘物品是了解古人生活习性的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近来在纽约州住房粪坑里出土的文物表明，19世纪中期纽约中产阶级的饮食主要有：炖牛肉、鱼肉、面包、马铃薯及水果等。当时流行的调味品为英国的腌制品、法国的橄榄，还有美国的酱汁。
便坑还泄漏了其他秘密，比如某位房客将自己的头发染黑，另一位则受到呼吸性疾病的困扰。严禁将垃圾倒入粪坑，但大多数人对这一指示置若罔闻，仍把粪坑当做垃圾堆。人们在粪坑中发现了17只便壶，真让人哭笑不得。
粪坑四面圈起，坑里污物又极易引爆，这使爆炸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日新月异的大都市的市政规划者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隐患。1855年，布鲁克林城（Brooklyn）下令，必须依照相关的建筑规定来搭建便坑：“即日起，灯火可及范围内禁止建造阴沟、便坑或污水池，除非上述设施由砖石造成，且尽可能使它距离地面至少10英尺深。如有发现拥有或搭建上述设施者，将予以严惩，罚款50美元。”
在穆勒牧师发明漏土马桶之前，中央公园（Central Park）成了公共厕所。19世纪晚期，为防止中央公园遭到污染，城市管理者下令生产了100多只漏土马桶。
19世纪整个纽约州都处在无法无天、狂热无比的“沼泽天使”（Swamp Angel）的白色恐怖下。这帮匪徒的名号源于其一贯的犯罪手法。他们利用下水道系统到达并逃离犯罪现场。
科勒公司（Kohler Company），美国卫浴用品的先锋之一，其历史可回溯到19世纪晚期。该公司由来自奥地利的移民约翰．迈克尔．科勒（John Michael Kohler）在1873年创建。从一种可对折成色彩斑斓的拱形洒水槽的浴缸开始，科勒逐步在方兴未艾的卫浴用品市场里进退自如，恣意驰骋。身为6个孩子的父亲，科勒将自己的公司发展成从世纪之交传承至今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家族产业之一。
美国西部是美国精神的绝佳体现。西部地区的卫生设施证实了殖民者们财迷心窍。很多移居西部的人都认为自己只是暂住此地，除非哪天发财致富了。由此，排水系统等便利设施也就被忽略了。
根据19世纪80年代图森城（Tucson）一名男子在告知如何找寻市长私邸时给出的如下指引，很难把拓荒年代的美国西部想像成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 “你要去市长家？嗯，听着，就沿着你所在的这条街往前走，穿过卢恩宫，一直走到你右边的第二个粪堆，跟着向左转，路过邮局，在路的中央你会看到一具驴子尸体，其左边有一棵牧豆树，市长的庄园就在一家墨西哥小卖部附近，路的尽头。你不会错过它的……”（选自《弯曲的边缘》On the Border with Crook）。
西雅图（Seattle）是19世纪西部拓荒史上传承下来的木材镇，市民们一直以此为荣。如今西雅图备受青睐的旅游方式便是游览地下城，老式马桶则是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西雅图城起先坐落在海平面以下的一小块陆地上。城镇规模日趋扩大，使脏乱不堪的街道免于洪水侵袭的难度亦越来越大。在低地上建造城市困难重重。与僧侣们建在潮汐泛滥的河面上的茅厕一样命运不济，西雅图的马桶也时常受普捷湾（Puget Sound）潮水侵袭，巨大的潮水使很多马桶内的水骤然升起三英尺高。
试图去除这一弊病的诸多措施显示了殖民先驱们的顽固本性。市政府将先前城里的街道筑高了10英尺。店铺老板们却不肯舍弃自己的商店，也拒绝修建与街道同高的入口。人们从店铺穿过街道时不得不借助梯子。有的梯子高达13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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