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篇文章是甄岩同志研究中共党史论著《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中的一章。现在重新发表，对于我们结合现实认识和理解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走资派们投降卖国，拜倒在美帝国主义等的石榴裙下，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卒，有极大的教育意义！

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第一次访苏

甄岩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如何处理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任何国家必须参与国际政治，处理对外关系；也必须有自己的指导原则。一个国家在外交活动中坚持什么样的指导原则，是由该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它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由列宁首先提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上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问题提到了实践日程。列宁向全世界宣告了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不与苏联和平共处，它们一心想把苏维埃社会主义新型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只是在武装进攻失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力量对比的相对均势状态，资本主义国家才被迫接受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和政策。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毛泽东选集》P1084-1085）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P1461）同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表示：“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定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选集》,P1466）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确定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方向。

在毛泽东外交原则指导下，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正确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十项原则。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195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1957年他又一次重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承认和赞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倡导和执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用以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第一次访苏。

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是，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1949年10月1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送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0月2日，当毛泽东从机要秘书手里接过苏联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同寻常的举动，机要秘书感到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他给毛主席作了多年机要秘书，送过无数次文件，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

苏联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斯大林早已做过口头承诺。现在，口头的承诺已成为现实，并且昭告全世界，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泽东自然十分高兴。他在1949年11月8日致斯大林的电报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情。他说：“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抄件，1949年11月8日）

曾任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北平领事馆总领事的齐赫文斯基，亲历了中苏建交这一历史时刻。他回忆说：1949年9月底，我接到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盛大阅兵仪式结束后，人们仍然不肯离去，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周恩来的秘书过来告诉我，周总理要我等一下，有封信交给我。过了一会儿周总理的秘书交给我一封信，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阅完信，立即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由于时差关系，收到我的电报时，斯大林还在工作。他立即指示苏联所有报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定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苏联政府把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任命我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文件正式交给中方。这样，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王宪举《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首次透露50年前中苏建交经过详情》，见1999年9月8日《光明日报》）

出访苏联，可以说是毛泽东近年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才得以实现。

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共产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斯大林还对于他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中苏一建交，毛泽东就着手进行访苏的具体准备工作。

首先，11月9日，他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柯瓦略夫（当时是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毛泽东手稿，1949年11月9日）

接到斯大林的邀请电，毛泽东立即复电：“菲里波夫（即斯大林）同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毛泽东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这样，毛泽东访苏，就最后定下来。

其次，作好访苏前的一切必要准备。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毛泽东踏上访苏征途。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中国的苏联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陪同。

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英、美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毛泽东十分清楚：此次苏联之行重任在身，而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又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P741）在一定意义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联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一些不平等情况。当时，苏联占有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益，旅顺口军港也由苏军占用。这些当然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但苏联是否能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殊权益，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更重要的是，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没有宣布废除。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表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专列驶过东北满洲里，顶着凛冽的寒风，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向莫斯科驶去。途中，毛泽东时而走出车厢，在月台上散步，解除旅途的疲劳。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毛泽东照例下车散步，忽然头晕目眩，满头大汗。随行人员连忙扶他回到车厢。此后，他再也不到月台上散步了。

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大钟刚敲过12响，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因天气特别寒冷，苏联政府在车站只举行简短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随后，毛泽东前往斯大林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

拜会斯大林。当晚，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的首次会面，为世界所瞩目。会见是安排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二人见面后，热烈握手，互相问候致意。斯大林说毛泽东比他想象中的更年轻，更健壮，他对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表示祝贺。据师哲回忆，当时的气氛十分热烈、动人。

1.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用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斯大林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日本还没有站稳脚跟，它对战争没有准备好；美国尽管叫喊战争，但它最怕战争；欧洲各国被战争吓怕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看来：斯大林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理解还不深。似乎还存在幻想！仅仅过了半年，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毛泽东紧接着就提出中苏条约问题。他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

一触及这个敏感问题，斯大林立即接上毛泽东的话，讲述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讲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他又说：大家知道，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作任何修改，因为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也要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

毛泽东说：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斯大林说：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再援助中国。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自旅顺口撤退，那么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中的资本。

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斯大林担心，修改中苏条约，会牵动雅尔塔协定，从而影响到改变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归属问题。

对于斯大林的上述说明，毛泽东婉转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们在国内讨论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美、英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很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正像不应急于从旅顺口撤军那样。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斯大林：为了解决条约问题，是否需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斯大林说：这个问题应有你们自己决定。或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

这样，条约问题就无法继续讨论下去。毛泽东把话题转到贷款问题，他希望就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问题达成协议。

斯大林回答得很痛快：这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想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关于贷款三亿美元这个数字并不大，这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的意见确定的（毛泽东1950年1月3日致中共中央电报）。

毛泽东又从建立中国海军谈到解放台湾。他说，中国缺少海军和空军，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一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斯大林说：提供援助是不成问题的，但援助的形式必须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提供进行干涉的口实。

会谈接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我们想得到您的著作目录，可以把您的著作译成俄文。毛泽东说：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一九五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斯大林答应了。（毛泽东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内容，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晤和会谈情况，毛泽东在会谈后的第三天，致电刘少奇，作了详细介绍（《毛泽东传》1949-1976<上>P37、38）。

毛泽东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情况，以及中苏双方所持立场，概如以上所述。这次会谈，已经涉及若干实质性内容，双方对于对方的观点有了初步了解。但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要不要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废除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2.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

12月21日，毛泽东应邀出席莫斯科庆祝斯大林70寿辰大会。大会气氛十分热烈。苏联方面特意安排中国代表团在13个外国代表团中首先致词。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毛泽东在形式上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但对实质问题苏方却避而不谈。毛泽东有些着急，祝寿大会的第二天，便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转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这是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正式提出谈判中苏条约问题。

柯瓦廖夫很快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关于这次会谈情况，毛泽东在1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比较详细的通报。其中写道：“昨（24）日晚上11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七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等。斯大林只字不提中苏条约。当毛泽东问起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却用了一个不成为理由的借口，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周恩来以不来莫斯科为宜”。（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手稿，1949年12月25日）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已经十多天了。其他代表团纷纷回国，斯大林唯独把毛泽东留在他的别墅里。每天让人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生活是否安适，却始终不提签约之事，也不再会见毛泽东。斯大林采取了拖的办法，同时想进一步摸清毛泽东的底究竟是什么。

3.签订新约。这恰恰是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这次访苏，本是兴冲冲来，寄予很大希望。但来到莫斯科受此冷遇，大失所望。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的毛泽东这时也忍耐不住了。一次，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发了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是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明白无误地是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

恰巧此时，一些国家纷纷承认中国，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政府，继之印度政府，亚洲两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先后承认了新中国；之后，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英国则是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新的国际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要求。

事有凑巧，正值此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一传出，苏联方面有些紧张。为了戳穿谣言，经双方同意，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了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其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据毛泽东后来说，这个答记者问是由苏方起草的。他说，他为斯大林始终不肯签约而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次火。“个把礼拜后，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毛泽东同契尔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这个答记者问在报纸上一发表，谣言不攻自破。西方国家制造的意在挑拨中苏关系的谣言，反而促使斯大林下决心签订中苏新约。斯大林终于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同意签订新约、废除旧约。从此，中苏谈判进入一个新阶段。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这一新的情况，并提出周恩来来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电报写道：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当然不要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毛泽东文集》第6卷，P38、39）

电报还提到：“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1月3日晨4时，毛泽东又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文集》第6卷，P40）

4.毛泽东为签约作准备。到外地参观等。

此时，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精神特别好。他一面思考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为主持下一轮的中苏会谈作准备；一面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到外地参观，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些接触。

1月11日，毛泽东在王稼祥大使陪同下，拜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国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一九五0年一月十一日”。同一天，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列宁格勒访问，参观了艺术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前往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巴亚捷尔卡》。

毛泽东执意要驱车前往波罗的海参观。汽车在海面的冰层上疾驰，遥望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达得要塞。毛泽东走下汽车，举目眺望。苏联朋友告诉他，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1-1.5M。毛泽东听罢笑着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陪同人员听到这样豪迈而又气势非凡的话，顿时活跃起来，欢跳、鼓掌。

5.批驳艾奇逊。

中苏之间为签订新约问题二形成的僵局已经打开，事情正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着。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讲话，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也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引自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1月17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前来看望，双方就若干国际外交问题交换意见。随后，莫洛托夫将艾奇逊的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个声明，对艾奇逊的造谣予以驳斥。毛泽东表示同意。第二天，毛泽东即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写了一篇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19日发回北京，20日由新华社播发，赶在21日见报。毛泽东以犀利的笔锋和他特有的风格，尖锐泼辣地驳斥了艾奇逊。谈话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手稿，1950年1月19日。见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1月21日，苏、蒙两国同时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苏方对中国采取的方式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声明，减弱了力量。对于苏方的不快，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6.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回到莫斯科，就接到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会谈和活动的情况，以及对于条约内容的考虑。确立了谈判的指导思想。

周一行是1950年1月10日离开北京的。这是一个阵容不小的工作班子，其中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在毛泽东主持下紧张地作会谈准备工作。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三次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师哲（翻译）。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翻译）。

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斯大林一开头就提出：我们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的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

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拒绝签订新约，理由是必须顾及雅尔塔协定。这一次改口了，旧的条约和协定必须修改，理由是日本已经投降，情况变了，旧的已经过时。雅尔塔协定可以不去管它，原来所说中国的政府主席和内阁总理都来莫斯科对外观感有不利影响，也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在同盟友好条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他说：我提出的以上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协商的内容。斯大林非常痛快地说：当然要写上这一条。

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接着，讨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斯大林问，你们对中长铁路问题有哪些建议。毛泽东用委婉的口气回答：也许需要像旅顺口协定那样，把在法律上保持中长铁路协定效力的原则作为基础，而实际上允许修改。斯大林立即回答：就是说，你们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但要作出相应的实际修改。斯大林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他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以前仍然有效，签订和约后，苏军撤出旅顺港；另一种是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从旅顺港撤军。

中方考虑到，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海军尚未建立，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进驻。所以，毛泽东赞成前一个方案。斯大林又复述了一遍这一方案的内容，毛泽东同意，双方达成一致。在以后的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的要求，这个过渡期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从旅顺撤军。

在讨论大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大连将保持为自由港吗？

大连为自由港，是旧的大连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确定的，这涉及大连的地位问题，自然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斯大林说：罗斯福在世时，他坚持大连为一个自由港，这涉及英、美的利益。斯大林说：是否把大连变成一个自由港，由中国自己决定。

会谈又讨论中长铁路问题。毛泽东同意中长铁路继续由两国共管，但中国应起主要作用，还要缩短旧协议的期限，确定双方的投资比例。周恩来提出，应取消原有的管理体制，铁路局的主要负责人改由中方担任；双方投资比例由各占百分之五十，改为中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苏方占百分之四十九。但苏方坚持各占百分之五十不变。在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方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进一步研究。

关于贷款协议问题，谈得很顺利。斯大林希望把它定下来。毛泽东表示，贷款协议总的来说对中国是很有利的年利率仅为百分之一。斯大林说，我们向人民民主国家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二，给中国以低的贷款利率，是因为中国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外，还谈了贸易问题。

这次会谈，在主要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取得重大进展。这为以后的会谈奠定了基础。

从1月23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协商新条约的时候，苏方最初按照中方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中方认为有许多重要内容没有写进去，提出修改。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写了一个草案，交给苏方。苏方对这个草案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双方没有任何争论，即成定案。为了在名称上区别于旧的条约，中方提出新约可在旧约名称的基础上加“互助”二字。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方也接受了。

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协定，会谈时争论最大的是中长铁路的归还问题。中方提出，中长铁路已经过多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斯大林的意见是，这个问题应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铁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中方又提出，如果对日和约三年还不能缔结，应当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和中长铁路归还中国。斯大林表示同意。中方还提出，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接收。斯大林也表示同意。

中苏会谈顺利地进行着，条约和各个协定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双方在加紧进行。涉及中国主权的三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大体上已得到符合中方意见的比较圆满的解决。

但是，谈判并不都是顺利的。在谈判的后期，突然出现一个小的波折。2月6日，上海遭到蒋介石集团飞机的轰炸，中方要求苏方提供空军保护。斯大林同意给予支援，但提出苏中要签订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在苏联的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这实际上是苏方想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搞两个势力范围。毛泽东不肯签订这个文件，但考虑到当时美、英都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为照顾中苏团结这一大局，作了让步，同意把它作为条约的《补充协定》。这以后，斯大林表示要把东北的敌伪财产和北京的苏联财产由中方接收，苏联向中国提供空中保护。

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签字。他们的身后并排站着毛泽东、斯大林，以及中方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苏方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两国缔约。毛泽东又邀请斯大林出席第二天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这一次破例接受邀请，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

毛泽东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毛泽东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又善于作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在中长铁路谈判中，苏方最初不愿交还，中方坚持，最后苏方同意归还中国。但在归还前的过渡时期内共同经营的股额问题上，中方作了让步，最后达成协议。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回顾中苏会谈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这样一些话：

“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23日）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我们跟他就有不同意见，我们要订中苏条约，他不要订。等到他答应订了，我们要中长铁路，他就不给。但是老虎口里的肉还是可以拿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月27日）

“我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中苏条约问题，中长铁路、合股公司、国境等问题时，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的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8.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

其一，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于2月17日结束访苏之行，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

其二，毛泽东在苏联参观时，特别留意考察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据随同毛泽东访苏的卫士李家骥回忆，当年毛泽东在离开莫斯科回国途中，每下车访问一个城市，就去参观工厂，看得那么认真，那么仔细，那么兴奋，不断地向工厂负责人询问工厂的情况。他一面询问，一面思索着。

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回国到达沈阳时，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不是偶然的。建立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新中国，这是毛泽东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3卷，207）十月革命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不是很弱小吗？然而今天的苏联却有了许许多多大规模的工厂。从苏联的建设历史中，毛泽东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国虽然还很落后，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中国会很快地发展起来，也会象苏联一样，有自己的大工业。这对于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对毛泽东也产生了吸引力，这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清楚。

9.《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重大意义。

首先，它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其次，新的中苏条约对旧的中苏条约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新条约第一条就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对于防止侵略战争，保障两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很快就被历史所证明了。

再次，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这一条，对于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经济处于十分困难情况下的中国来说，极为有利。

此外，新条约还特地增加了这一条：“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最后，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它规定：第一，“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第二，“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第三，“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至于大连港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

双方还发表了中苏两国关于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协定的公告。公告宣布：“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间所缔结之相当的条约与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同样，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P118-123）

（三）进一步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对外路线。

毛泽东这次访苏结果表明，尽管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在双方谈判过程中间，出现过一些曲折和不愉快的事情，但这毕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它们在根本利益上和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从总体上说，这次谈判是在友好的、互利的、互相谅解的气氛中进行的，因而取得圆满的结果。当时连西方国家的舆论也承认，中苏条约的签订，成为战争结束后国际政治中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是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外交胜利。

1950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在讲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干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6卷，P67）

其一，进一步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1949年6月提出的“一边倒”方针的成功实践。“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一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当时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主要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并实行包围封锁这个现实情况出发的。毛泽东把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和军事上迅速占领全国、经济上实行自力更生，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并且认为，外交政策上的“一边倒”，越早表现于行动对我越有利，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泽东把出访苏联看做是一件大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付诸实践。

“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做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其二，毛泽东在提出“一边倒”方针之前，还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是毛泽东1949年春提出来的。同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对于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很好的说明：“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周恩来选集》下卷，P85-87）

其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1949年1、2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正式确定下来了：“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毛泽东选集》P1435）

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他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周恩来选集》下卷，P85-87）

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生动范例。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路线和方针。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