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与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论毛泽东与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由于历史和自然等方面的影响，农村的卫生条件和农民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这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力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高度关注广大农村地区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健康，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使我国农村的卫生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旧中国，由于土地和人口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农村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农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济上极为困苦。在广大的农村，农民发病率和死亡率普遍较高，这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力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高度关注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把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内容，使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一、重视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农村，直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农村卫生事业仍是一片空白，在当时能找到一个西医的县是非常罕见的。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虽将农村卫生提上议事日程，也只是把“医院及卫生事业”作为国民党党员开展各种社会事业中的一项任务，并无实质上的进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运动开展以前，赣南、闽西的广大农村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不看医生等乡俗恶习，根深蒂固。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苏区进犯，加重了这种状况。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认识到“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高度评价了该乡开展的卫生运动：“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从扫除、饮食和衣服等方面做好卫生工作，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搞得好。苏区从1931年秋冬开始农村卫生改良运动，致力于“保护和增进苏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努力改善和创造合乎人的生理要求的生活、工作环境”。它包括以预防传染病为中心的卫生防疫和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为中心的清洁卫生运动，着力于个人、家庭、社会卫生常识的灌输普及和卫生措施的建立落实。
    从1931年9月开始，各苏区相继逐级设立卫生委员会或卫生局等专门政府机构，制订、颁发条例、纲要，落实卫生工作“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七要”规范，即：要通光，要通气，要通水，要煮熟饮食，要除掉污秽，要勤灭苍蝇，要隔离病人。在农村，每个小乡组织1个卫生运动委员会，大乡则分村组织几个卫生委员会，每5－10户成立一个卫生小组。卫生运动委员会或卫生小组，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卫生工作负责。户与户、组与组、村与村、乡与乡之间，普遍开展卫生运动竞赛，优胜者予以奖励。苏区群众“现在一般的对卫生有了相当注意，兴国、赣县、胜利、万泰、公略、永丰各县都普遍的组织卫生检查队、灭蝇队。这工作尤以公略谓最好，公略经过以前的富田的瘟疫症后，更百倍的经常按期扫街（每礼拜一次），扫后还插起牌子”。
    1932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卫生防疫问题。为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防止病疫在各地传染起来，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中央政府颁发了由中革军委军医处拟定的防疫条例，《红色中华》先后发表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和《我们怎样来预防瘟疫》等文章。之后，在1933年2月和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又举行了两次全社会动员的大规模卫生防疫运动。毛泽东1933年11月到兴国县长冈乡调查时，了解到这个乡各村都已普遍建立了卫生组织，“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对于不讲究卫生的人，“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使讲究卫生成为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改良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讲究卫生、除灭五害、防治结合、强健身体、减少和抑制疾病发生的方针方法，以及广泛灌输卫生常识、建立广大群众和社会的卫生观念、卫生意识的认识与努力，在我国近代农村卫生建设史上具有开辟鸿蒙之功。”1937年3月，毛泽东同延安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延安城市卫生运动周”的大扫除劳动，并对参加大扫除的人说：“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强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抗战初期，各根据地政府集中主要精力用于边区政治、经济、军事，对群众性卫生和预防疾病等方面注意不够。“我们用了很多力量，得到不少成绩，但因为习惯太深，物质人才又极缺乏，在今天卫生保健工作还是一个严重问题。”“至于民间小孩，因为不卫生，死亡率颇大，而小孩养不活，成为人民的最大苦痛。”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敌后各地民主政权制定法规，重视卫生建设。如1938年9月16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在五台县耿镇召开第一次全区卫生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发展军区卫生事业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如关于医疗、卫生、防病、卫生教育及卫生干部的培训问题。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广大医务工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克服药品短缺、设备简陋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不仅承担着战地救护的全部工作，而且还组织医疗队辗转各地，为群众治病救灾。同时，还经常性协助地方举办中西医训练班、妇婴卫生训练班、村镇卫生员训练班等各种类型的医疗培训班，帮助地方培训医务人员，组织医疗合作。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五条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材，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第十一条规定：“提倡清洁运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建设卫生行政，减少人民疾病死亡。具体措施是：“甲、逐渐建立民众医院，增进医务设备，对贫苦抗属及人民实行免费或减费治疗，奖励私人医院之建立。乙、利用各种土产药材，改良自制药品。丙、欢迎与培养医务人材，并给予优待。丁、加强人民的卫生教育，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注重公共卫生。”各根据地普遍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实行“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
    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卫生处，任务是承办有关全边区卫生医疗事业，执行政府关于全边区医药事业的一切政策法令，为边区的卫生事业做了许多工作。1942年春，边区周围流行鼠疫，为防范病疫的传入，4月，边区政府成立了由民政厅长刘景范为主任委员的“防疫委员会”，开展防疫工作。经过这次防疫工作，初步改善了边区卫生状况，并出现了一批卫生模范村和模范家庭。到1945年，边区的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每个村有一个药铺、一个助产员，2－3个行政村有一个新法接生员，73％的地区完全推行了新法接生，医疗工作水平和农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多年的战乱的摧残破坏，广大农村卫生条件较差，多种流行病严重威胁着农民的身体健康。“太行四专区人口802510人，在去年（指1948年——引者注）春秋两季疫病流行最严重时病倒6万多，发病率约占8％；冀中区去年夏秋疫病流行严重时达21个县，占119个村，发病人数22855人，死亡人数3362人。”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对贫苦群众和荣退军人实行免费医疗的决定》，对“一、凡乡村劳动人民初分得土地，生活尚未改善，因疾病不能生产，生活确属困难，患病无力治疗者。二、凡缺乏劳动力之军工烈属、老弱妇孺家庭生活确属困难，患病无力治疗者。三、家庭贫苦之荣退军人，因伤复发或患病无力治疗者”，实行免费医疗。华北人民政府还召开专门会议，对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提出了几项主要任务：一是广泛开展卫生运动，实施卫生教育，采取各种形式进行防疫实例宣传，提高人民卫生常识，养成卫生习惯；二是加强防疫工作，加强对各种传染病的卫生行政工作管理；三是以开展农村卫生工作为中心，并从妇婴卫生着手，培养助产士，改造旧式接生婆；四是大量推广供销性的医药合作社。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发展卫生工作的原则。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就全国卫生防疫工作向中央报告，指出不少省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对因不卫生而死人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于9日作出批示：“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针对广大农村卫生条件差，农民缺乏卫生常识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要求：“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将“麻雀”改为“臭虫”。）1958年1月3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强调：“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
    1965年1月20日，卫生部党组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就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问题提出：一是继续办好专科学校，缩短学制，增加招生。二是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的训练工作。毛泽东于21日指示：“同意照办。”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9月21日，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提交《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面向工农兵，是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我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的医药卫生问题，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方针就会落空。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逐步改变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各级卫生部门应继续深入调查研究，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同时，毛泽东对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给予高度关注。1953年9月27日，他在给沈钧儒的信中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也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当得知江西省余江县为血吸虫流行县后，毛泽东派医生到余江县马岗乡进行血吸虫病重点实验研究。省卫生厅两次从省级医院抽调十名医生到余江县，免费为疫区人民治病。经过多种试验，余江人民终于找到了填旧沟、开新沟，彻底消灭钉螺等根绝血吸虫病的措施。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向全世界宣告：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7月1日，毛泽东看到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了《送瘟神》两首诗：“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经过各方面努力，到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县、市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了2／3，使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方面从各地抽调医护人员和药品，先后组织多批医疗队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和建立医疗卫生机构，防病治病，宣传卫生知识，培养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种种危害各族群众健康与生命的疾病的发病率已大大降低，有的已被控制，有的已找到可靠的防治办法。例如鼠疫，过去在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极为流行，仅内蒙古东部发病人数，1947年即达15711人，1949年降到345人，1950年只有19人。死亡人数则由13315人减到196人，再减到11人。又如天花，过去在少数民族地区极为猖獗，经卫生部门免费普种牛痘，大力防治，天花已得到了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一向是最差的，个别地区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但是，自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派遣防治队、建立卫生基层组织与防治性病的结果，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减少的趋向已开始停止，更有不少的地区人口已有显著的增加，如内蒙陈巴尔虎旗据一九五一年上半年的调查，出生的人口就增加到146人。目前在内蒙、新疆、青海以及其他各省民族自治区，凡少数民族占50%以上人口的县份都建立了卫生机构，现已有卫生院265所，经常的巡回医防队48队，并在那些地区基本上实行了免费治疗。”不仅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扭转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下降的趋势，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倡导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农村卫生事业和广大农民的健康，实施多项政策和措施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提高农民医疗卫生水平。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发展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并制定了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调整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公私关系、医药界互助学习、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等四项决定，使全国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卫生事业和农民的卫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1952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写的《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一文，文章指出：“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随着国家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好转，正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力量和速度向前迈进。过去许多年以来反动统治阶级给人民卫生生活上带来的恶果正在被消除，全国人民的卫生生活已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发病率与死亡率在减少着，出生率在增加着。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准备下一定的条件。”“随着各项卫生工作的开展，卫生机构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截至1951年底止，县卫生院的建立已达91.2%，到本年底县级卫生机构将全部建立起来。全国公立医院较解放前增加275.4%，病床增加300%。区、村的卫生机构，则采取了公办、公私合办、民办公助、联合诊所、医药合作社等形式，这种卫生机关现正在发展着。”
    1955年，全国一些省份的农村出现一些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采取由社员群众出保健费和生产合作社公益金补助相结合的保健站和医疗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看不上病的问题。1959年11月，卫生部在山西省稷山县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卫生部党组写给中央的《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问题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及其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1960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卫生部的报告及其附件，指出：“作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必须建立和健全医疗卫生组织。公社卫生组织的建设，应当根据农村的特点，从服务生产、便利群众的原则出发。逐步创造出一套适合农村条件，适应人民公社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为广大社员所欢迎的制度和工作方法。在人员配备上采取中医西医相结合，高中初级卫生人员相结合，脱产卫生人员与不脱产卫生人员相结合的原则。……在机构设置方面，一般采取公社设卫生院（医院），生产大队设卫生所（保健站），生产队设由不脱产卫生人员的卫生室（保健室），下面联系广大的群众卫生骨干和积极分子（卫生员、助产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等）。……根据目前的情况，以实行人民公社社员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即现在各地所说的‘保健费’办法或‘合作医疗’。”首次在中央部委文件中使用了“合作医疗”一词。此后，合作医疗逐渐成为我国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和解决农民就医的主要举措。
    1965年8月14日，新华社报道卫生部最近召开全国农村医学教育会议，要求必须采取革命措施，多快好省地培养大量不脱产卫生员和半农半医医生。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途径》，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农村巡回医疗队已经为农村培养了22万不脱产的卫生员，还培养了一批半农半医的医生。这些医生和卫生员在保护农民身体健康方面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深受农民欢迎。……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和半农半医的医士班，继续加强培训工作，为每个生产大队培训一个半农半医的医生，为每个生产队培训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那么，农村的环境卫生就会大大改善，农村的医药卫生工作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城市，很少着眼于农村，以致医疗力量大多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一直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最薄弱环节。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和偏僻地区，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群众的疾病医疗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因此，摆在各级卫生部门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用革命精神，迅速地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切实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5年，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的覃祥官，为了应对当时流行的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建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室，让村民每人每年交纳1元以及一部分集体公益金，农民每次看病只需要交5分钱的挂号费，其他费用全部免除。这个制度不仅使杜家村成为乐园公社唯一没有人死于传染病的村，而且传到毛泽东那里，成为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榜样。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报道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创办合作医疗。文章指出：“实行合作医疗的办法是这样的：根据社员历年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按照参加人数，由公益金中再交一角钱。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许多贫下中农一提起合作医疗制度，总是喜泪盈眶，万分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声称赞合作医疗就是好。”《人民日报》从1968年12月8日到1969年12月4日一年内，组织了23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讨论，介绍全国各地农村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办法和经验。在这场讨论的推动下，广大农村出现兴办合作医疗的热潮。
    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点（村卫生室）由1到3人组成，在资金的筹集方式上以村（当时为大队）为单位，由大队统一收缴到村卫生室（社员由集体统一记工分，合作医疗基金由生产小队按标准统一扣收到个人账户。有余款的扣余款，缺款户上个人往来账，基金由生产小队集体垫付），一季度或半年一结账。群众看病每次交五分钱的挂号费，药费报销，服务费免收，慢性病、打架斗殴药费自费。在这种环境下，各医疗单位广泛开展“三土四自”（土药、土方、土法，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一根针（针灸），一把草（草药）和发动群众、师生参与采药献药活动，以此弥补医药费不足。从1965年到1980年，中国约有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下，有51万正规医生、146万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和63万农村接生员。“一般县医院都能够诊治农村常见疾病，包括一些农村比较复杂的疾病都可以不出县境而得到治理。在县以下离县城较远的集镇、山区和边远地区，还逐步建成了一批医院，每个公社都有卫生所（院），有的生产大队也有卫生所或保健站，生产队有不脱产的卫生员、助产员。”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倡导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件法宝”，并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称赞。这种行之有效的卫生服务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39期，摘自2011年第5期《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