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2年2月20日，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存在言论，然而历史真相是不容个人所否认的。不单是中国军民，日本方面，上至司令冈村宁次下至普通士兵的自供状，都是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最有力的证据！
目录：
1 看看冈村宁次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
2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处理8000人的大坑不好找
3 一个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4 吉井光之助：从早到晚不吃不喝处置了几千人
5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6 人民日报：否认日本侵略伤中国感情须付代价
看看冈村宁次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
王晓建
我收藏回忆录类书籍，也认真研读回忆录。无论正面、反面人物的回忆录，我读之均有所得。
曾任百万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1949年回日本，1966年病故。他写下的日记、战场札记、回忆录，经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修官稻叶正夫编辑，1970年由日本原书房出版，书名为《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想篇）》。我国中华书局1981年据此书出版了中文译本，书名改为《冈村宁次回忆录》。可惜，这个译本系“内部发行”，读者范围有限。
近读冈村宁次的这本书，看到不少有关侵华日军所犯暴行的记述，便摘录了其中的七则：
“到汉口后，发现所属部队风纪败坏，中国事变爆发后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用普通训示方式制止，恐已无济于事。”
——第二篇《由汉口到南京》
“我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得知日本兵已不是从前的‘神兵’，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为之而感到叹惜。”
“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常发生强奸暴行事件。”
——第三篇《北京三年》
“抵上海后的一两天内，听取先遣的宫崎周一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有关军纪的汇报，综合如下：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对数万市民进行抢掠、强奸等大暴行。第一线部队借口给养困难而杀戮俘虏。”
“1938年8月18日，吉本军参谋长视察九江对岸小池口一带，结果如下：驻扎在小池口附近的波田支队（与第六师团同为南九州兵）之原田大队风纪败坏，强奸、掳掠情况屡有发生。有的人在召集附近村长时夺取他们的服装，这是因为穿起来便于进行强奸。我军飞机场工程由一位村长承包，因士兵轮奸了该村长的妻子、女儿，致使机场施工一度停顿。”
“据来到前线的中村军务局长说：不少人从战区向家乡邮寄拍有残暴行为的照片，因违反邮政法而予没收的已达数百件。”
“1938年10月10日，据庐山南侧星子兵站司令官友清大佐报告，该地村长联名提出请愿书，要求如果禁止杀戮、强奸、放火、掠夺耕牛四件事，则对日军提出的一切要求均遵照办理。根据这一情况急派宪兵调查时，仅强奸暴行即已发生二十件而未检举犯人。偶尔抓到现行强奸犯，也被其所属队长，以该犯屡立战功为名强行要走。当时到处盛行这种借口。”
——第四篇《攻占武汉前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冈村宁次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第二师团长；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冈村宁次历任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如上所列，连冈村宁次也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屡屡出现”，他自己指挥的第十一军“常发生”“暴行事件”，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攻占南京时“确实发生过”“大暴行”。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总是有那么一些日本人，在他们编、著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一类书中否认历史事实。如日本辗转出版社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就说什么“南京事件是捏造出来的”，“日军没有杀人”，“20万的南京市民全都安然无恙”，“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在南京工作时从未听到过有关屠杀的谈论”（均引自该书第三部）；东中野修道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则说：“根本就没有能够证明日军屠杀民众的史料。”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更公然在会见中国南京市代表团时，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不仅使中国人民愤慨，而且令一切有良知的人齿冷。
我想，在我们回顾几十年前的历史，反驳那些不认账的日本人时，不妨多引用一些日方当事人的记述，上至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中至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下至普通士兵东史郎的，似更具说服力。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日记:处理8000人的大坑不好找
中岛今朝吾，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中岛今朝吾日记
编者注：中岛今朝吾，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12月13日天气晴朗
九、 今日中午高山剑士来访，当时恰有七名俘虏，遂令其试斩。还令其用我的军刀试斩，他竟出色地砍下两颗头颅。
二十一、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虽然安全，但一旦发生骚乱，将难以处理。为此，增派部队乘坐卡车负责监视和引导。
13日傍晚，需要大批出动卡车，但由于战斗刚刚结束，计划很难迅速执行。因为当初从未设想过将采取这一措施，参谋部忙得不可开交。
二十二、 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二十三、 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
二十四、 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十六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
二十五、 在扫荡残兵的同时，还要寻找和处理危险的地雷，还必须收集被丢弃的武器弹药，其数量似乎也相当大。
处理上述问题，今后可能还需要数天时间。
12月19日
一、 今天，为了筹备将司令部从中央饭店搬到军官学校校长官邸（蒋介石)，派来一个小队步兵。
另外，为丰富业余娱乐生活，找来了天龙寺村上和尚、花冈迈舟、高山剑士，净土宗黑谷本山派遣的白崎军僧和两名电影班人，还有值班人员和宫本副官。
当我们进去时，这里已是早被支那兵占据过的地方。从丢弃的文件看，他们大概自四五月后就没领到过薪水，取而代之的补偿办法是允许他们任意盗抢。所以不管什么房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因此，日军进去时，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一片狼藉。
二、 加之日本军队根本不管是否是其他部队的管辖区域，都进行抢劫。他们强行闯进这些地方的民宅，洗劫一空。总之一句话，脸皮越厚，越不知羞耻，占的便宜就越大。
最好的例子就是：
在我们占领的国民政府官邸，第十六师团的士兵已于13日进来扫荡过了。14日一早，管理部门经过侦察后制定了住宿分配计划并挂上“师团司令部”牌子。结果走进各个房间一看，发现从主席房间，到每个房间所有角落，都被彻底翻箱倒柜地洗劫一空。不管是古董陈列品，还是其他什么，只要认为值钱就全部拿走。
15日入城后，我将剩余物品集中起来放进一个橱子里并加上封条，但还是不行。第三天进来一看，收在里面的东西都杳无踪影了。看来只有放进保险柜里，否则放哪里都没用。
三、 日本人好奇心重，听说是“国民政府”，就特意跑来看。如果只是看看倒还可以，或是只是监督看中什么偷什么的士兵倒也罢了，可盗贼却是堂堂正正的军官老爷，真让人瞠目结舌。
如果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寻找东西也就随他去了，至少作为战场心理的一种表现，大概也不认为是有悖道德吧。但进入他人势力范围，何况在已钉上了司令部标牌的建筑物内，满不在乎地行窃，这也太过分了。
四、 中央饭店里有古董展览会的迹象，物品很多，虽然进行了监控，但仍有盗抢。最后经过师团长清点并上了锁，才好不容易控制住了。
五、 军官学校校长官邸是蒋介石住过的地方，应该归我使用。但内山旅团（野战重炮兵第五旅团)司令部竟然强行闯入不属于自己宿营的区域内，赶走第九联队，并肆无忌惮地糟蹋得一塌糊涂。
终于将中央饭店的家具运来了，好不容易才将房间收拾得能住人了。
六、 否定所有权现象在战场上得以真实体现，对于支那人来说，我们是可怕的。但在日本人之间否认所有权，这可看作是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了极致。
七、 军队缴获汽车后，士兵们进行检修，过路的军官说一声“让我瞧瞧”就算看上了，接着坐上车就开跑了。
八、 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在第九师团和内山旅团中，流行着这样的恶习，罪魁祸首多是辎重特务兵。而且听说陆续出现了因有钱而出逃的人。内山旅团的士兵中，有人开四个户头，共汇款3000日元，其他还有四五十人分别汇出300日元、400日元、500日元。的确是不祥之兆。
一个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日军在南京疯狂大屠杀一事，战后中日两国均已出版了大量揭露这方面真相的书籍。其中，日本学者松冈环曾采访了102名侵华日军原士兵，整理出版了日本侵华老兵口述证言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这里，摘录该书一个叫上西义雄的原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让读者再次了解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上西义雄时为日军进攻南京的主力部队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的上等兵，在突袭南京东郊紫金山的战壕里，脚部被我军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急送野战医院，两星期后重返部队。
这段口述就是从他归队后开始的（小标题为书中原有），是2000年9月接受松冈环采访时所说的一小部分。
1.中队长下指令说“俘虏全部杀掉”
在我回归原队的时候，我们中队驻扎在难民区里面的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中队本部也在金陵大学。我们离开南京之前驻扎的地方是太平门附近。
警备大致是在南京附近进行。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多一点，在城墙附近警备。当时联队也设立过慰安所，不过具体地点我不知道。
我12月底从野战医院回归原队，两天后马上随中队对南京城内进行了大约20天的扫荡，每天都扫荡。当时败兵还有很多，在南京城内，他们一般躲在民房的厕所或者阁楼里面，我们发现了就把民房包围住，把他们成串地拉出来。
我们通过手上的趼子等来区别普通老百姓和便衣兵(身穿普通服装的士兵)。然后就看是不是年轻。总之，只要是男的就拉过来。把人带走后我们没进行过查问。
我们把他们反绑了，像念珠一样成串地连在一起，用中队上发的绳子把人绑成一串。这样还不算清理，下一步我们就让他们乘上手摇的船，然后把船弄翻，把人沉了下去。一次大概载五十四五个人。第二天也这么做。
另外，我们还让他们在江边排好队，用轻机枪“哒哒哒”扫射。因此，尸体堆得跟座山似的。当时重机枪也出动了。第二机枪中队在船上装了弹药和三挺重机枪，派了四个人来扫射。
处置俘虏是师团下的命令。实际上给我们士兵下命令的是中队长，他下指令说：“俘虏全部杀掉。”我不清楚我们究竟杀了多少人。每天每个小队一般处置五六十个人。
我看见过处置尸体的场景。扫荡完了用机枪扫射，大概花了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我们每天都出动。关于那些尸体的处理，就是我们中队先把人处置了，再让中国人收拾干净，第二天再打死一批，然后再收拾，天天这样。
处理尸体的地方在南京城外，扬子江沿岸的码头一带。说到处理，就是把尸体扔到江里。负责扔的是中国人自己。他们的衣服上有蓝色和黄色的圆形标志，形状像是菊纹(日本皇室的徽章。译者注)上的花办。这标志就别在胸前。
别了这标志的中国人就只负责处理尸体。我们一般用普通老百姓来干这活。他们用手把尸体拖起来扔到江里去，人数大概有一个分队，12个到13个。这些人都是听从日本兵的指示来收拾尸体的。
2.确实把尸体浇上油烧了
我们也确实把尸体浇上油烧了。那是在南京城外的小河里烧的，用了中国老百姓来干。往躺在那边的尸体上浇上油就直接烧了。烧尸体的事我们干了很多回，数也数不清了。
12月20日左右，就在我们扫荡的时候，我也每天都能看到别的部队烧尸体。把尸体运到江上的船有30艘左右，大约两个星期里我每天都能看见。
我们是在陆地上处理的，动用船只的是工兵队。他们动用铁船拖尸体，也用木船。我看见过很多用绳子扎住了拖走的尸体。
我们烧尸体的理由是，尸体大致一个星期就开始腐烂，肚子会膨胀开来，到时候会发臭。我们也没戴面罩，就那样烧了。尸体本身有油，火烧得很旺。我们是以分队为单位干的。烧掉的数目相当大。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扫荡，搜出人来进行处置，最后处理尸体。使用中国人把尸体扔进江里，或者浇上油烧了。那是中队长直接下的“处理尸体”的命令。各小队全部出动了。扫荡也是中队三个小队的六个分队轮流出动的。
我们也派出一个小队左右的人去金陵女子大学搜人。我们还去突袭了德国大使馆。通过国旗认出那是德国的。我们进去了。虽然遭到了抵抗，不过我们还是进去了。难民区虽然规定不能进去，可我们还是叫着“扫荡、扫荡”，进去了。
我真的希望年轻人能够听听我们战争的辛苦，听听我们在南京紫金山发动突袭时候的心境。部队突袭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怎么说才好呢？真的，全副身心都发狂了。然后，大家结成一条心突袭了。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明白前人的辛苦。都60年过去了，我儿子却一点也不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有记录60年前的事情的书吗？如果有这样的书的话，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
吉井光之助：从早到晚不吃不喝处置了几千人
吉井光之助
1913年10月生
南京战时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1机枪中队
1999年5月采访
因为支那事变，我接受了第二回召集，去了北支和中支。当时我的头衔是伍长，手下带了12名士兵。我参加了南京战役，徐州和大别山的战役。
昭和8年(1933年)，我去了齐齐哈尔，在那儿待了两年，后来又去了北支两年。昭和20年(1945年)我在台湾，就是那年停的战。当时我从大阪港出发，本来打算去菲律宾，可遭到了攻击，结果在中途的台湾(基隆)登陆，后来转移到了高雄，在那里迎来了停战。
战前，我家在本地务农，我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兄弟三个全都上了战场，后来又全都平安归国了。在战争过程中，我一直都待在机枪队里。
开重机枪的很多都是大块头。光支架就有60公斤左右，所以拆卸跟搬运都很吃力。支那事变的时候，我在第1机枪中队担任分队长。
分队长负责带着装有机枪零部件的箱子行军。遇到敌人，我就要分配任务、观测距离、设置场所和指示目标等等，同时也向弹药手下指示。
在最后的抵抗线紫金山是一场激战。第1大队第1机枪中队的分队战死了4个人。在战争中，抵抗战一旦失败，居民就会被卷进去，到时候就很可怜，没地方逃生。
我们日军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不吃不喝的，在扬子江边拿机枪打死了逃跑的地并。说是让敌军回老家，把人用卡车运到扬子江边，就在那里枪杀了他们。我们潜伏在扬子江岸边，小队长下令：“架好机枪，等待命令！”就在我们架好了机枪等着的时候，只见别的部队用卡车载着中国兵过来了，我们管那卡车叫“一碗”、“两碗”。……
我们骗他们说是放他们回老家，中国兵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船。他们是在扬子江上的船。等几百号人“哗哗哗”地全上了船，我们就拿重机枪把人给打死了。生存下来的人是等在下边的海军给开枪打死了。当时(载中国兵的)船很多，都是那一带的生活用船。
记不得当时一共干了多少天，不过从头到尾我都看了，都清楚。基本上是在间隔50米处架设三到四挺重机枪杀人。那数目很庞大，不是以百为单位，而是以千为单位吧。被卡车运到江边的中国兵武器已经被收走了，被解除了武装。我们重机枪是隐蔽架设，不让中国兵知晓。
这样的“处置”持续了四到五天。装载中国兵的船是那些靠扬子江生活的人的船。中国兵一批接一批送多，船也跟着一调节一条顺流漂走。而我们，在离岸300米的小山坡上架好了重机枪扫射。
重机枪一分钟能发射450发子弹。当时杀掉的人的总数无法计算。海军士兵把尸体往下游扔。时间恐怕是在紫金山战役才结束不久吧。
在南京，我们把普通百姓家用作宿舍。当时我们只负责开枪杀人，处置是海军干的。在进行“处置”的南四五天里，我们每天一大早出发，过去架好机枪，不吃不喝连续执行这项“处理”任务，一直到晚上。当时弹药需要不断补给，用量惊人。
从城里运载中国人的是别的部队。把他们装在日本的军用卡车上。人塞得满满的，一辆车上至少装了五十几个人。中国兵都没有被捆绑。那期间，这样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开到岸边来。
至于扫射时候的心情，我一方面是觉得他们可怜，可另一方面又想，这样一来(战斗)就可以结束了，太好了。说什么要尊重俘虏，这种话那时候我听都没听说过。那时候听到的只有“杀”这道命令。自己干下了那样可恶的事情，战争不管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让人再也不敢去碰了。战败国真的是非常可怜，我认为。
我没有参加过城内的扫荡站。我不圆一让我的儿子参加这样的战争。在南京，第1机枪对五没怎么干过好事。征发的时候，我们就跟小偷一个样。人终究还是不亏待自己的嘴巴的。我当时因为是军曹，就跟强盗抽头似的，士兵拿了很多东西过来给我吃，有很多芋头和鸡肉。我在南京待了一个多月，那期间很空，老是玩。
我知道上司里有人不去部队专用的慰安所，而是私自拉来女人享用。
开进城的时候，我看到了大量的尸体。那可真是悲惨啊。小河和池子里堆满了尸体。看到他们烧死后的惨状，我们几个同伴就留下“遗言”，如果我们死了，希望能能够郑重其事地火葬我们。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过几回。
我们用漂浮着大量尸体的小河里的水煮饭。因为有尸体的血之类的，那水都发臭了，煮的饭也因此变色了，不过我们也只好吃下去。虽然有很多鸡肉猪肉，但是部队太多了，所以这些东西平时很难吃到。
《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 上海辞书出版社
民国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其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和何应钦本人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公私文件中都已明确地“提到”了当时发生在南京的这场悲剧。这是有确凿史料记载的。
（一）蒋介石的记载
在南京大屠杀尚在进行时，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同年3月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这是蒋介石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明确记录。
后来，蒋介石又在1938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优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这几份日记中所提到的他所见到的日军暴行照片，虽未明言是南京大屠杀照片，但仍能说明蒋介石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愤怒程度，并说明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政领导人的蒋介石，已明确且充分地知道了日军在南京和各地占领区的暴行，并看到了第一手的证据，表达了非常的愤怒，发誓要雪耻！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十分注重揭露日军暴行的宣传工作。他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下达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以便“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此段原文转录如下：
“陈部长辞修：……关于倭寇在华侵略战中之兽行，应迅即搜集中外文字之重要材料，装订成册，以后每月一册，出版中西文字，同时个别分印也可。中正。二十五日。”“为倭寇官兵之兽行，不仅违反战时国际公法，而且灭绝人道之实状，宣告于世界各文明友邦之军人，拟稿成后呈阅再发。中正。”
又据蒋介石《事略稿本》记载：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10日，蒋介石“召见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副议长陈耀东，听取关于首都建设问题之意见，并指示对日军在南京沦陷期间，所造成之大屠杀案，应协助调查”。
从南京陷落之初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及其相关宣传和调查工作的关注都有证可考，这充分说明蒋对此案之基本情况是知晓的，并给予了重视。
在蒋介石日记的史证问题上，日本右派曾摘录古屋奎二所作《蒋介石秘录》中1938年1月22日日记中一句“中国军队伤亡逾6000人”内容，并大做其文章，而对同一篇日记中明确记载南京之惨状的内容却故意回避，充分暴露了其抹杀史实的卑劣伎俩。
（二）宋美龄的记载，
作为战时中国政坛领袖之一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对南京大屠杀也有记录。
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对外宣传工作中，运用自己擅熟英语的专长，广泛与欧美各国政要和普通民众联络，揭露日本军阀的野心，宣讲中国抵抗侵略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及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她重点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各种暴行与罪恶，特别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儿童的残害，激起了世界人民对日军的极大愤怒。并且，她在演讲和通信中多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兹特举例如下：
1938年1月8日，宋美龄在其《复纽西兰某君书》中就写道：
京沪一带原是世界有数的人口密集之处，如今已万突无烟，村市为墟了。日本飞机先尽量加以扫荡，所余剩的壮年男子再由陆军来做根本的肃清，妇人和小孩也没有例外的被杀戮，还有无数女子被他们奸淫侮辱。南京有数万人民，或被他们个别枪毙，或被他们系累成列，用机枪扫射。其他各城市也都如此，所以凡属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极度的摧残与死亡。
1938年1月10日，她又在《复美国圣路易某君书》中写道：
未经屠杀或不及逃避的不幸人民，就遭到了更可怕的命运。各地女性，受到日军兽性的污辱，许多还被残杀，同时凡有作战能力的男子也给用枪弹或刺刀来结果了生命。除了被日军用作夫役者外，所有的青年都一批一批地加以杀戮。南京和杭州，日军到达之后，惊人的暴行就这样开始了。这种大城市中所有的情况，其他凡日军占领的村镇市集，莫不皆然。而且华北华中完全没有两样，全都遭遇了这种打破历史记录的杀人放火，奸淫劫掠的暴行。
同年4月23日，宋美龄在（复加拿大多伦多某君书》时又写道：
日本以全力侵略我们，……军队和无辜的民众，都遭到了无量损失，日军把他们成千累万地屠杀，而蹂躏女性，尤令人惨痛不忍形诸笔墨。世上从前所发生过的恐怖，论起规模之大，残暴之甚，总比不上我们这次所遭遇的，而且还在遭遇下去呢。
由此可见，宋美龄是最早了解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并且，她为将日军暴行公之于众，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除了蒋介石夫妇外，当时国民政府高级将领们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有明确的记录。
（三）何应钦的记载
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对被日军占领后首都的状况当然格外关注。1940年他在著述《三年抗战之经过》一书时，对南京发生的悲剧有如下描述：
敌占领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其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藉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中国艺术品捆栽而去。至于被强奸之妇女，更难计其数，并于强奸之后用刀割去妇女乳头，任其裸卧地上，婉转呼号，而兽兵则相顾以为乐。在一日之内，竟有将一个女人轮奸至三十七次者，被奸妇女之年龄有仅为十二岁者。南京敌军五万余人，其宪兵只有十七人，且根本不执行宪兵职务，可知其有意作恶，故极短时间内，我民众及妇孺被蹂躏及惨杀而死者统计在十万人以上。据外人目击当时情形者，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其野蛮兽行，比未开化之人种，盖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可见，何应钦在那份单纯的军事报告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又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并没有将日军对“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所进行的屠杀看成是一种“军事行动”，本来就未准备在军事报告中占据篇幅；而消灭“便衣兵”也正是日军为其屠杀行为狡辩的借口之一。这份记录可与当时的军事报告互为印证，共同揭露了日方抹杀历史罪行的阴谋。
（六）李宗仁与白崇搏的回忆
在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领袖李宗仁与白崇禧战后所著回忆录中，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记载。李、白二人在抗战初期都是中方高级将领，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曾亲往前线指挥中国军队的作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白崇禧则口述说：“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历史上破天荒之记录。”
上述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一小部分记载和并不全面的记述，却真实地代表了当时外界所能掌握的关于大屠杀的情况。这些记述中数据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客观性和阶段性的标志。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在沦陷区内进行现场调查，所有的资料来源均是某一时段的下级报告或新闻报道，因而他们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情形。但是，仅这些来自民国政界、军界具有显赫地位的名人记录资料已充分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当时日方极端严格的“钳口令”下都无法隐瞒了。
二、亲历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无论日军当时怎样竭力地封锁消息、事后怎样无耻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们揭露事实真相。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官兵的亲身经历，是日军罪行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真实的记录，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为书写了这段历史。在当时并在历史上成为了“知名人士”。
（一）钮先铭著《还俗记》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中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后退到长江边，因无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护起来。日军占领南京后，他被抓夫，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暴行，他还被日军强迫抓去参加清理大屠杀现场遇难者的尸体，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直接见证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机会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武汉归队。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中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早在抗战时期就已被人发掘，著名作家张恨水、崔万秋当时就曾根据他的经历写出过《大江东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予以报道。日军也对他藏身永清寺的情况有所察觉。1939年初，日本随军记者就曾在报道中说有中国军人“避难空门”、“落发为僧”，最后“从庙宇中脱走”；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无感觉异状而未曾发现。”这些事实说明了钮先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是完全真实的，并不是他的创作。钮先铭，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因经历南京大屠杀死里逃生而成为了热门的“名人”。1971年，他在台湾出版了完整记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经历与见闻的著作《还俗记》，引起了广泛关注。2005年7月，该书改名为《佛门避难记》，在南京再版。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记录，其事实具有巨大影响者绝非一人。与钮先铭有着同样经历，留下同样记录的还有同为中国守军营长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泪录》
郭歧，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奉命率部守城，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因无法撤退，于城陷后匿居南京3个月。他先后藏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后又于安全区内几经迁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震的大屠杀和烧、抢、好的惨剧。脱险回到后方后，他将在南京所见日军大屠杀暴行陆续做了笔记，最终汇聚成为《陷都血泪录》一书，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这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亲历见闻材料。1947年3月，他作为证人参加了战后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人的审判，将刽子手送上了法场。
同样从1938年初到1940年内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状况的亲历者们留下的日记、笔记以及逃出后在后方补记追忆而闻名的人士及其作品还有：
（三）程瑞芳著《程瑞芳日记》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时任“南京国际安全区第四区（金女大难民区）”卫生组组长的程瑞芳所著《程瑞芳日记》（1937年12月8日—1938年3月1日），于2003年发现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所作的大屠杀亲历日记，内容详细、真实、可靠，并可与后来公布的外籍目击者所著《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互为印证，具有极高的史证价值。
（四）胡兰畦等著《淞沪火线上》
内有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记录。载长江主编《抗战中的中国》，生活书店1938年2月版。
（五）陆佳编《沦亡区域同胞的惨状》第一辑《受难同胞的惨状》
文前有一则说明：以下是一位从南京逃出的战士所写在京被俘时亲眼见到的事实，可以想见敌人灭绝理性的残暴和江南一带受难同胞的惨状，这一笔血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一定要向敌人取偿。有关内容分为：“南京暴敌之酷行”；“荣华京都被敌摧毁殆尽”；“南京已成盗匪世界”三节。该书由上海抗战编辑杜1938年3月出版，民族日报刊登。
（六）郑光昭编《首都空袭中的形形色色》、《南京在空袭下》、《目击日机袭京》内容为日本空袭南京之暴行。载郑光昭编《抗战丛刊》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38年3月出版。
（七）汪馥泉编《日寇在南京的兽行》、《一个被污少女的自白》
书中直接记载了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的罪恶。载汪馥泉编《兽军兽行》，救亡日报社1938年4月30日出版。
（八）佚名编《日寇燃犀录》之三：《六朝金粉今蒙尘》
内容为：一、暴敌兽行天下彰闻；二、地狱中之南京；三、虎口余生话兽军；四、紫金山下杀人竞赛。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出版。
（九）方秋苇著《中日战争的回忆》之《保卫我们的南京》
为该《中日战争的回忆》书中第四节，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情况，由建国出版社1938年6月出版。
（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日寇暴行实录》之《日寇暴行记略》
相关内容有：（1）强奸十一岁的女孩（2）别开生面的轮奸等。该书1938年7月出版。
（十一）李克痕著《沦京五月记》
南京市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所著《沦京五月记》（1937年12月—1938年6月），详述日军在南京种种暴虐行为，1938年7月起连载于汉口《大公报》。
（十二）陈履夷著《首都留守事实纪略》之《沦落难民区内之经历》
载交通部总务司编印《抗战与交通》半月刊第十一期，记述在南京“安全区”内所见所闻。1938年9月16日出版。
（十三）燕萍著《敌军暴行终于暴露无遗》
南京金陵大学附属医院护土自述被日军强迫做慰安妇的经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38版藏书，现已破损。
（十四）蒋公毅著《陷京三月回忆录》
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毅所著《陷京三月回忆录》，日记体裁（1937年12月13日—1938年2月27日），为大屠杀期间亲历见闻，1939年发表于《南京文献》第26号。
（十五）文金编著《特教丛刊》第五种《敌人的暴行》
内容为：一、前言；二、沦陷后的南京；三、天堂成了地狱；四、屠杀成了本性；五、卑劣的掠夺；六。焚烧的悲剧；七、妇女的厄运；八、辱人丧德的兽行；九、怎样对付敌人的暴行；十、我们的出路。该书1940年3月由正中书局出版。
（十六）长江等著《中山陵前血战追记》、《南京陷落以后》、《感慨过金陵》
载长江等著《名城要塞陷落记》，录南京保卫战及其城陷后之情况。正中书局1940年3月出版。
（十七）佚名著《日军暴行实录》——《南京大屠杀目击记详》
这是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门记录，价值较高。正义出版社于1940年3月出版。
（十八）朱民威等著《不堪回首话江南——南京》
载朱民威等著《战区通信》第一辑，有日军在南京暴行记录。战时出版社1940年4月出版。
（十九）铁魂著《保护首都“我们来试第一炮”》
载黄镇球：《抗战中地上防空部队之战绩》第一辑，其中有关于日军南京大轰炸的记录，1940年8月出版。
（二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编印《抗战第一期之一日寇暴行录》——《南京失陷时惨毒情形》：
书中全面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恐怖状态；2．惨杀万人；3．枪挑人头；4．纵火焚烧；5．用大卡车载走妇女；6、轮奸幼女；7．剖腹示众；8．中央饭店沦为妓院；9．杀头比赛；10尸体横陈血流满地；11．挨户搜抢；12．轮奸割腹割乳；13．奸后致死；14．怒打乱杀；15．人桥；16．赤身游街刺体刀乳；17．凶残绝伦；18．掠物出售；19．行使伪钞吸收法币；20．小贩倾家；21．两座大肉坟；22．没取财产；23．旅馆老板组织警察厅；24．诱惑幼童；25．强征民夫；26．限制乘车；另还有：断绝难民粮食；南京两个月来共杀八万余人；五月——京沪工厂被占据；日寇暴行美人摄成电影等内容。该书1940年10月出版。
截止目前，可以查寻到的从暴行发生到1947年，记载了南京大屠杀情况的国内出版物还有：
（二十一）管雪齐著《抗敌日志》
书中记载道：“12月22日，敌军暴行，敌在南京奸杀难民，连日被害者达5万人以上。”“12月27日，星期一，敌军暴行，敌在南京屠杀我伤兵及医生、看护，教会所办鼓楼医院，亦被劫掠。”该《抗敌日志（第一年）》由正中书局1941年5月出版。
（二十二）王叔明著《抗战第一等》（上册）
王叔明所著《抗战第一年》一书，以两万余字的篇幅分两段记述了“南京保卫战”和“南京敌军之残暴”，在其第二段中，引用了《大公报》的报道及“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本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痛斥敌军兽行”。王叔明评论说：“敌军占领南京后，横行无忌，其残暴行为已为举世所周知。”文中分为：1．凶残屠杀；2．纵火狂烧；3．奸淫妇女；4．掳掠一空；5．粮食恐慌；6.伪会丑态；7．敌军布防；8．市面情形等8节，详细叙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犯罪事实和南京在日军占领下的悲惨状况，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份珍贵的记录严该书1941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十三）王克著《中国战场》
上海经纬书局1946年1月出版．
（二十四）陶秀夫著《倭寇祸京始末记》
载《南京文献》第一号，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1月印发。
（二十五）陆泳黄著《丁丑劫后里门闻见录》
载《南京文献》第一号，南京市通志馆1947年3月印发。
上述出版物并非同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记载的全部，但是，仅凭这些内容就可知：从1938年2月起，中国几乎每月都有报道或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书刊问世，虽然内容多少不一，但主题都是揭露日军在南京及宁沪一带的暴行。其中，多本书刊中有对南京大屠杀比较详细具体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比较广泛地披露于当时中国社会。
人民日报：否认日本侵略伤中国感情须付代价
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不仅缺少良知，而且十分无知。此人不仅拒绝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道歉，竟然厚颜宣称希望与南京保持友好关系不变。
中国人民愿意和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友好从来都是有原则的。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历史事实之争究其实质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关乎民族尊严的历史问题上，中国人不会有丝毫含糊。
中国政府和南京市已经表明严正立场。众多中国网民表达了愤怒之情，纷纷呼吁宣布河村隆之为“不受欢迎的人”，主张抵制到名古屋旅游。身为一市之长，河村隆之在正式公务场合发表的言论不是什么个人行为。中国民众因为名古屋有如此恶劣的市长而表达愤懑，可以理解。
据报道，截至21日傍晚，名古屋市政府共接到80份 “市民意见”。其中55份对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表示赞同，25份表示反对。尽管两个数字的绝对数量都不大，不足以成为社会舆论调查的依据，但这一信息至少说明，河村隆之信口雌黄在日本不是一个孤立现象，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国家，日本面对侵略历史缺少彻底反省，没有完成心灵的救赎。世界各国的这种看法一再被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强化，河村隆之及其支持者再一次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安。
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真相、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必须付出代价。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日关系的现在和未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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