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言
对文革的兴趣由来已久，也看过一些名人及非名人的回忆录。从大多数人的回忆录中，我没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实和文革脉络，却只看到了混乱逻辑，偏执言辞。某些回忆录里如纪录片、情感片、琼瑶片甚至无码A片般毫发毕现的描述实在令人捧腹。于是我知道所谓的回忆录，其目的本不是记录历史，再现事实，而是为了或饰非，或嫁祸。于是，我将目光转向了一介平民能够接触到的最可靠的一手资料——文革时期的报纸。
我看的报纸，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以《人民日报》为主，对各式回忆录则不敢轻易采信，只有当报纸内容不能提供足够脉络、而某篇或某些回忆录能够很好地链接事实时，才会采用，采用时会提供资料来源。在主体章节之外，也会提供一些或回忆录、或其他来源的资料，以便串起主题。
文革研究，不能仅限于研究目前官方认定的文革十年的资料，而应包括前后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料。限于时间、精力有限，我目前只完成了1966年《人民日报》全部报纸的阅读工作，以及1966年及前后数年部分《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的阅读工作，因此，此帖将主要探讨1966年中国发生的事，但不会仅限于“法定”的文革时期。
1966年，国际形势风云激荡——
始于1961年的美国侵越战争在1965年开始升级，至1966年年底，美国在越南的总兵力已超过37万人（《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1日）。为了解决征兵难的问题，美国国防部于5月14日始，在全美1200多所大学里，对近百万适龄大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智力测验”，成绩较差者将被征召入伍（《人民日报》1966年5月17日）。
在这一年，美国国内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以毛泽东的“粉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奉者、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为代表的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参与者，在这一年开始以暴力反抗种族压迫，拿起了石头、木棍、刀子，甚至枪（《人民日报》多篇报道）。
在这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出现分裂，1966年1月8日，戴高乐宣布就任法国总统，2月21日即重申要修改北大西洋公约、收回法国主权（《人民日报》1966年2月23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要求美国撤去在法国的基地、军队。3月12日，法国驱赶了“窃占中国在巴黎两座建筑物里的蒋帮分子”，说这两座“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建筑本属“中国人的国家”，而对法国来说，那个国家就是北京（《人民日报》1966年3月14日）。
在这一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也在加深。此时《九评》已发表近1年半了，虽然中苏每年都会继续签订两国本年度货物交换协定书（据《人民日报》1966年4月20日报道，该年度协议于4月19日签订），但苏方在一切可能的国际会议及其他国际场合批评中共，中国也在一切打得着、打不着的国际性事务上批评苏修。8月中，北京红卫兵将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10月2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苏达利柯夫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张德群，抗议红卫兵贴大字报（大字报内容为抗议苏联无理赶走中国留苏学生）和阻碍大使馆道路。我外交部回复道“你们的临时代办夫妇和使馆工作人员时常到“反修路”看大字报，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根本不存在破坏大使馆的正常工作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的对外通路有几条，来往苏联大使馆的车辆原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一年，共和国年方17，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对内对外均持坦荡无畏的态度。即便外交部，也远没有修炼出现在这样稳重老成、挑不出错的范儿。那时的中国，会“厚颜无耻地”组织在北京的外国专家学习《纪念白求恩》，让他们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态度（《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2日）；会在对外援助时要求对方自力更生。那时的中国，在论战时喜欢坦荡地将自己和对方的观点一同公布，且公布原文。此等做法不仅表现在中苏论战上、出版《赫鲁晓夫文集》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儒法论战上，也表现在中苏论战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议或论战中。
这一年，始于中苏论战的社会主义国家站队现象变得愈发明显。在摇摆后，古巴选择偏向更有力量的苏联。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1月2日在哈瓦那纪念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古巴同中国的贸易问题。中国对外贸易部负责人9日做了回复，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了卡斯特罗有关中古贸易的讲话和中方的反驳。卡斯特罗说中国政府表示“目前不需要（糖）票买糖，因为他们已有足够的糖满足需要”，且要储备粮食以防美国侵略，故大幅减少了对古巴的大米出口，造成古巴居民“大米供给不足”。卡斯特罗还用比较成本理论解释为什么中国以大米和古巴交换糖是合算的。在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2月6日卡斯特罗的讲话全文，以及中方的反驳。
在这一年，中国加大了对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坦桑尼亚等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支援、援建（帮助建设）、无息贷款、低息贷款及免费援助。意大利在联合国提出“六国提案”，美国提出“三分之二多数表决”提案，否决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刚果布）、古巴、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叙利亚等十一国联合提议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人民日报因此愤而刊登社论——《中国无求于联合国》（《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日）。
这一年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提法至此已有3年（1963年1月27日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农业四化（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提法也已出现（在1959年6月10日前已出现多次，但完整的提法是1959年的这一天出现的），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还是非常严重。
这一年，双杂交玉米开始推广；“杂交小麦之父”李振声的远源杂交小麦研究已进行2年了，并在66年取得初步进展；农民育种能手陈永康、李呈桂、杨明汉、邓炎棠等等很多人都已开始了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研究，并出了部分成果；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已进行2年多了。从这一年即1966年，全国各地开始为杂交水稻研究组收集数千个水稻品种，并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新疆、福建等省开始进行数以万计的杂交试验（《人民日报》1976年12月17日）。
这一年，部分地区如湖北省委提出了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并在孝感县金星大队、新洲县刘集公社、浠水县望城公社等地取得初步成效（《人民日报》1966年4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机械化馆，也展示了机械化“六面红旗”（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湖南省常德县郭家铺人民公社、广东省增城县新塘人民公社、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人民公社西博牧业生产队、四川省新都县新民人民公社）的成果（《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这些红旗单位的粮食和棉花亩产都大大超过了农业纲要要求。很多地区的样板社队的粮食亩产超过了1000斤，皮棉亩产超过了100斤。
在这一年，不仅种子研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进展，农业水利化和化肥生产也取得了显著成绩。5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治理江河湖海，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库，如1957年建成的三门峡水库，1958年建成的十三陵水库、丹江口水库、红崖山水库，1959年建成的新丰江水库（万绿湖）、新安江水库（千岛湖），1960年建成的深圳水库等等，在1966年，始建于1960年的河南林县“红旗渠”竣工通水（《人民日报》1966年4月21日）。除了大型水利工程外，水利建设最大的特点即是，在这一年开始了省内中小型水网的建设，而这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保证了水利工程的有效覆盖，提高了各地的抗旱能力（不少地区的抗旱能力从20多天提高到上百天），也使得各地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长，黄淮以南地区两季农作物（两季稻或麦稻间种）和长江以南部分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三季农作物（三季稻或麦稻间种）的种植成为可能，种植面积大幅增长。
然而，在各地大量兴建中小型化肥厂、化肥开始推广的1966年，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主要以河泥、畜粪、绿肥做肥料；在机械化开始推行时，还有部分地区依然高度倚靠人力、畜力。有的山区、边区的粮食亩产已比解放前翻了2番，但其亩产也不过只有不到400斤。由于粮食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很多地区特别是干旱盐碱地区，必须加种杂粮（小米、高粱等）以提高单位亩产。在那时，即便在江浙地区，大米也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主粮。
在这一年，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一年，工业企业正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工业设计运动，不少原为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只能生产简单手工制品的小厂，开始规模生产具50年代甚至6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这些产品大多具浓厚的中国特色味道，如在山区水稻田里使用的农机具。
这一年，我国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合成苯车间（《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7日）；
这一年，我国建成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人民日报》1966年1月3日）；
这一年，在北京物理讨论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物理学工汪容作了一篇基本粒子报告，提出“层子模型”理论，10年后，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下一个发现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人民日报》1966年7月27日）；
这一年，中国成为第一个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国家（《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4日）；
这一年，中国做了3次成功的核试验（（《人民日报》1966年5月10日、10月28日、12月29日报道），其中第二次核试验为导弹核试验，第三次核试验据传言说实际上是氢弹。半年后，中国宣布氢弹爆炸成功（《人民日报》1967年6月18日）。至此，中国“搞了点原子弹，也搞了点氢弹”，成功地打破了美苏核垄断；
这一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研究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上的文革，首先应该解决3个问题，即：《人民日报》是否具代表性？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何时开始的？
媒体从业人员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报纸风格即总编风格。对于一般报纸，尤其是地方报纸，此话自是真理，对于《人民日报》来说，则不尽然，从北京市委到中央，都对《人民日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1966年6月1日以前，《人民日报》总编辑乃吴冷西。在1966年5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工作组由陈伯达率领。很多回忆录都说该决定事先请示了毛泽东，但据江青在11月28日的讲话表明（《人民日报》12月4日），派工作组似乎并非事先请示，而是事后通知了毛泽东。
1966年6月1日至年底的《人民日报》总编辑为唐平铸，而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代表当时的中央，对《人民日报》有相当的控制权。
很多我们现在公认的文革重要文献，如“516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等，都没有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炮打司令部》是1967年8月5日，即该文发表一周年后，才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则是首发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
虽然如此，和《文汇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相比，《人民日报》依然颇具地域广度和话题广度，因而也颇具代表性。虽然在某些时候会出现报道“时差”，但《人民日报》已基本足以反映当时的中国政事和经济、军事、科技状态，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的全面状态。
那么，什么是文革呢？
文革，从字面意义上看，即为在以文化领域为主的上层建筑领域里，涤荡陈迹、图谋新生的革命，以这个意义来说，文革一直在持续。
文化革命的字眼，在1947年即出现了（《人民日报》1947年5月6日）；文化大革命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58年（《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而在1964年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也已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字眼。
但是彼文革非此文革。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第一次见诸报端为1966年6月2日。我们要探讨的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应始于1966年8月，准确地说，是1966年8月8日。具体分析详见后面章节——《文革纲领》。
谈文革离不开权力斗争。目前的各式回忆录也非常热衷于对权力斗争的讨论，并将之视为丑陋污点。
然而，共产党人并不耻于谈论权力斗争。在共产党的词典里，这个词的准确表达应该为“政权斗争”。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还说过“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毛泽东也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非常有趣的是，“政权问题”这个词组在1976年9月前频频见诸各大报纸，但在此之后，却只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4次。
二、1966年《人民日报》关键词
1、 一月至三月关键词：
a、突出政治。
突出政治其实不仅是1966年第一季度的关键词，也是全年的关键词。在大多数时候，这个词表达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1965年初，林彪在部队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要突出政治。65年底至66年上半年，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拓展到全国各行各业，出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学习辩证法的高潮。196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的署名丁效润的《辩证法教人聪明——从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试制工作中得到的启示》一文；
b、清官。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有关《海瑞罢官》的讨论在各大报纸上展开了。在一月至三月下旬这个时间段，关于《海》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二、是否应该宣传清官。姚文首先提出吴晗的《海》剧有很多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个观点也得到所有参与讨论的历史研究者的肯定。大家的争论焦点在于——“历史剧是否需要符合历史事实”及“清官到底好不好，宣传清官到底有没有价值”。在这个阶段的讨论，大家也拿同样宣传“清官论”的《谢瑶环》做例子，正反两方的文章都有。
c、春耕。
一至三月，正是春耕的准备阶段和开始阶段。《人民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前一年即1965年各地的增产经验。新年伊始，就开始在全国推广比玉米良种还高产二成至三成的双杂交玉米，高产杂交春小麦，从阿尔巴尼亚引进的冬小麦良种等等。也介绍了可以抗倒伏的农药“麦稻立”。经过了1965年年底至1966年年初的农田基本建设（以平整土地、兴修省内、县内甚至社内水利工程为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部分地区开始规模使用化肥和机械化农机具。在2月下旬和3月的“农业展览馆”专题，介绍了各地发展机械化、副业的经验。
d、学大庆、增产节约、产品设计革命。
这其实也是1966年全年的关键词。1964年11月，毛泽东发出“开展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各地掀起了学大庆、增产节约、设计革命热潮，特别是学习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和立足本国实际、自力更生的精神。在这段时期和全年的几乎所有时期，都有介绍各地工业、手工业学大庆成果的报道。
e、焦裕禄。
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该文堪称长篇通讯、人物特写的范文（还有一篇非常棒的长篇通讯范文《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该文刊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同时，该文也契合了《人民日报》1965年10月开始的“县委革命化”讨论，各地县长、县委书记纷纷撰文表示要当好本县的“好班长”。
f、印尼排华。
1965年“930事件”后，苏加诺政府被推翻，有美国背景的军事政变集团开始了大规模反共、反华，成千上万的华人被屠杀。
2、 三月至五月关键词
a、罢官、退田、翻案。
3月下旬，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升级（注意这个时间点，此时杭州会议刚开完。改开后，舆论将批判升级归咎于杭州会议，但据我分析其实另有它因，详见有关《海瑞罢官》的分析章节），批判主题开始围绕罢官、退田、翻案等，而批判范围也扩大到邓拓、翦伯赞等人和《兵临城下》、《早春二月》、《抓壮丁》、《逆风千里》等影片。在这个时期不仅言辞变得更激烈（如《人民日报》4月17日王正萍、丁伟志写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之一丁伟志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刊登了不少工农兵批判文章。赞同吴晗的文章几乎完全消失了，很多文革后位列高位的文化界、文艺界和其他行业（包括科研）人士也加入到批判行列。
b、半工半读、半农半读。
半工半读的历史很长，一定要追溯的话，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在50年代中期，半工半读即成为潮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尚很低，农村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始于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此时也在进行中，据1966年4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长春市开展了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组织城市闲散青年学习农业和工业知识，有计划地把城市青年导向农村。1958年开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现为江西农业大学，电影《决裂》讲的就是这里发生的事）即为半农半读的典范。
c、备战。
1966年，越南战事扩大，美国军机、军舰不断入侵我国领海、领空，并在公海多次攻击我方渔船，外交部全年共发出22次严重警告。66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月前周恩来对巴基斯坦记者的一段谈话，周恩来谈到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指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国是作了准备的；战争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3、 六月至八月
a、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16日，该报又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北京各处开始出现打砸抢迹象。而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大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后，包括《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纸开始批判北京大学的陆平、彭佩云，南京大学的匡亚明等人。学生打老师、老师打学生的现象开始大量出现，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详见后面章节的分析）。多数死伤发生在6月至9月。
b、报纸排版改革
1966年6月2日后，《人民日报》版面版式出现较明显的变化。
c、改组；工作组。
6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书记；6月7日，新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同时《前线》停刊整顿。6月16日，共青团中央和新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
6月4日改组北京市委的同时，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决定向北大、清华等高校以及北京各中学、机关派工作组（请注意这个时点，据有关资料透露，工作组人数达数千人甚至上万人）。
d、高考改革。
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国务院高考改革通知，决定将1966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文章（请注意高考改革通知发布时间和这几篇文章发表的时点）。
6月22日，人民大学7位学生写信要求改革文科大学，缩短学制，7月15日刊登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要求改革工科学制的文章（当时人民大学本科长达5年至8年，清华大学本科为6年）。
e、农业生产。
此时早稻早麦进入收获季节。6月21日报道了“全国手工业支援农业展览会”，号召全国工业、手工业支持农业夏收夏种。据6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此时全国已经建成了上百座小型氮肥厂，但对大部分农村而言，至少8成以上的农田依然高度依赖绿肥，即使畜肥也供应不足。
这个时段也报道了3月8日发生大地震的邢台地区恢复生产的事例。
f、大毒草、罢官、国防文学。
6月至7月初对《海》剧和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开始升级，出现了诸如“叛徒”、“大地主”之类的字眼。
7月上中旬开始，批判主题移至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同时，也开始对周扬“国防文学”（即全民文学、全民文艺）展开批判。如《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批判文章。
在这个时段，也出现了多篇工农兵批判文艺界、文化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现象的文章，要求工农兵形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上。
g、畅游长江
7月16日，毛主席最后一次畅游长江，次日返回北京。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不在北京。
h、红卫兵
1966年5月，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多为中级干部或部队子弟，其父母少有中央级的，但在清华附中属“高级干部子弟”）以“红卫兵”的名义发表《从我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5月29日成为红卫兵成立日。
4、 八月至年底
a、毛主席在1966年7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b、十六条。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在“十六条”里阐明了本次运动的斗争目标、斗争手段、最终目标等。该文献成为整个文革最重要的文献。
8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8月12日通过的八届十一次会议公报。再次阐明文革目标、手段和最终目的。
c、破四旧。
8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多篇报道了红卫兵给老店改名、砸烂文物事件，此时的报道为赞许式的。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红卫兵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红卫兵保护文物、保护古迹。
此后对破四旧的报道转向以破除迷信为主。10月9日报道了珠江疍家船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事例。
d、抓革命促生产
《人民日报》在8月下旬开始，用多篇社论、多篇报道号召大家“抓革命促生产”。在9月7日、15日，11月10日等多日的社论都强调“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要求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农村串联。
e、防止斗争转移。
8月底至年底，多篇社论和报道强调，“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f、用文斗不用武斗。
9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认真学习“用文斗不用武斗”的重要政策，该文强调“坚信文斗就是坚信毛泽东思想能够战胜任何敌人，坚持文斗就能彻底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丑恶灵魂”。
g、农业工业生产。
8月下旬进入秋收季节。《人民日报》号召红卫兵学工学农学军，号召红卫兵到农村帮助秋收。在10月至年底，还多篇报道了“步行串联”经验，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
8月至年底，《人民日报》多篇文章报道了各地农业生产状况。在这段时间，农业水利化、机械化样板地区的经验报道是农业领域主要关注方向。
此时段，每天都有多篇小消息报道各地工业生产状况和新产品研制成果
h、科技国防报道。
多篇消息报道各地科研成果和国防成果，如人工合成苯、第一批十万瓩水轮发电机组、纯氧顶吹转炉车间、人工结晶胰岛素、核试验等等。在9月30日报道了上海科研重大成果。如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大型电子计算机、新型合成纤维、合成苯及其工业生产、人工合成胰岛素等。
i、 周扬、孙冶方。
8月下旬至年底的批判类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周扬“国防文学”、孙冶方的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上，强调文学和经济学的阶级性。而对《海》剧及对“三家村”成员的批判几乎完全消失了。
【天天向上A】三：文革纲领
在目前的文革研究和与文革有关的资讯里，提到的文革纲领有：“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等等。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看过当时文献的人都知道，这些全部都不是文革纲领。真正的、在1966年即反复提及、一直贯穿整个文革时期的纲领，是1966年8月8日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全国主要报纸上全文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十六条”。
哪个是文革纲领，不仅可以在文革时期各大报纸的重要社论、重要新闻里体现，也可以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内外新闻以及群众反映中体现。对这个问题的模糊处理，在我看来，是矫饰文革评价、抹黑文革形象的诸多举措中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文革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底说了什么呢？这里是“十六条”全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
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从这个文革纲领，我们可以看出：
本次文革的主要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走资派时，必须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矛盾的性质。
本次文革的参与主体是：群众。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制选出群众代表，成立群众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运动。
本次文革的手段是：摆事实，讲道理；用文斗，不用武斗。
本次文革的最终目标是：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
本次文革还应达到的目标：与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斗争；改革旧的教育体制。
本次文革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人会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有些单位领导会把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挑起群众斗群众。
本次文革可能发生问题的解决手段：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在评价文革时，最“忠厚”的批评者也认为，1966年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更遑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但看过当时的报纸后，我必须承认，路线斗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走资好不好？对不对？是不是只要把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成功的领导人？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显然是不好、不对的，只抓生产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走社派”认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必须是“共同富裕”的国家，必须是消除了“三大差别”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不被少数人控制。这个控制，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控制，必将导致教育领域、文化领域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周期律”发挥作用也是必然的。
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业领域表现得最明显。从文革期间及前后数年的报纸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把农业领域私有化看得那么严重，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实践也显示出，舍弃农业集体化，必然导致农业机械化、农业水利化、农业化学化和农业电气化进程受阻甚至失败。即便实现了农业“四化”，也是在广大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这和“共同富裕”理想是冲突的。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所谓农业大国，就是说这个国家还未能解决吃饭问题，还必须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集体化就是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基础。同时，在文革期间倡行亦工亦农的“小而全”、“大而全”经济模式，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对“匀质化”现象。往大了说，此举可以达到快速消除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消除“三大差别”；往小了说，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五小”工厂和县办、社办工厂，也使得产品种类丰富化了，这从报纸里关于各地新产品的消息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也就是说，毛泽东等人判断，农业领域“走资”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导致国强民富的目标不能实现，也会影响到工业生产。
而工业领域的路线斗争，在那个时期更多地表现为对自力更生原则的坚持与怀疑。由于那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体系还没有完全成型，在领导和百姓心中，己不如人的想法根深蒂固。在66年全年的报纸，都有对立足本国实际、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成果报道，中间自然也隐约流露出某些人对这个发展方式的怀疑。这些怀疑，更多地表现在工业体系的领导人和产品的设计、研制人员身上。
在电视剧《潜伏》里，编剧、导演用谢若林的口讲出了目前很多人对“社资之分”的疑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嘲笑——谢若林问余则成：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这个电视剧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虚妄地谈信仰的力量。也正因为没有给出答案，余则成的坚持便显得不甚可信。而“嘴里讲的都是主义，肚子里想的都是生意”的评价也因而显得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及政治人物了。
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试图告诉大家，金条其实也有高尚和龌龊之分。
【天天向上A】四：谁明了文革真意？
现在的宣传告诉我们，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领导懵懂，百姓疑惑。在这样的宣传下，一个昏聩甚至癫狂的毛泽东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文革纲领如此明晰，真的所有人都看不明白吗？
1966年8月26日上午，一群“红卫兵”手持皮带、鞭子冲击《人民日报》社，勒令《人民日报》立刻停刊。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被冲击，被冲击的原因就是当日该报第二版刊登的、署名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的文章——《致爸爸妈妈的一封公开信》。
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怒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又有多少因积劳成疾而不幸与我们长辞。想起这些，你们中间曾经有多少人暗暗落泪。“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自己也不感到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你们起来造反的时候了！你们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把我们养大的！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千万要记得劳动人民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淘汰了。
想当年，你们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打出了人民的江山。看今朝，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又带着我们冲向文化大革命的战场。我们跟上了。你们呢？难道你们要掉队吗？亲爱的父母们，敬爱的老革命，你们千万要永葆革命的青春呵！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人民群众在一道解决它，老革命就年轻了；一条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新问题上跌跤子，这样老革命就真要老了，就要完蛋了。你们用你们的鲜血和汗水写出了鲜红的前半生，我们更衷心地希望在今天，还能紧紧地跟上毛主席，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晚节。
中直某机关红卫兵
这封信以“中直机关子女”的口吻写就，说中直机关有些老革命是在“混革命”，革命资本早就混光了，很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老子修了，儿子就可以起来造老子的反。
很显然，冲击《人民日报》社的红卫兵们，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中直机关子女们，看懂了这篇文章，也明了了文革真意。
不仅这些红卫兵看懂了文革纲领，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也都看懂了文革纲领，知道文革的目的，虽然可能有不少普通百姓并不真的认同“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判断。直到几十年后，他们才会明白。
理解文革纲领并不等于支持文革纲领。实际上，从8月9日各大报纸公布“十六条”后领导人、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文革纲领的出台，显然是中央高层激烈斗争的结果。7月17日至8月上旬毛泽东回北京后明确表达文革目的和手段，很可能并没有得到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没有得到心底里的完全赞同。
“十六条”公布后，第一个在公开场合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描述的人是林彪。在8月19日的报道里，林彪即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林彪的8月31日、9月15日两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和10月1日国庆庆祝会上，都多次阐明本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在11月28日展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人民日报》12月4日），江青、吴德也都提到了本次斗争的目标和斗争应该采取的手段。但《人民日报》上的报道却看不到周恩来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周恩来文革讲话集》里，可以看到该日周恩来其实是提到了，但我想《人民日报》可能认为发言重复，所以没有录用。
直到12月19日在接见解放军、革命师生时，周恩来提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发言才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周恩来说：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它正在浩浩荡荡地向前迈进。但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阻力的。事实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失败，总是拼命挣扎。我们要擦亮眼睛，在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同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胆敢破坏文化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把他们打倒。”
由于文革纲领清晰地指明了斗争方向，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遭遇到很大的反抗。这个反抗，不仅来自中央高层，也来自全国官僚体系有意无意的自发抵抗，和官员子女们的自觉抵抗。甚至，在文革意图开始泄露、文革纲领尚未成型时，这样的抵抗和斗争转移就开始了。
贯穿文革十年的，不仅有对走资派的斗争，更有从一开始就出现、到结束也无法制止的斗争转移。而这些斗争转移的恶果，最后都变成了泼向文革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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