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
无雨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WG后右派当道，以非议前人罪过为时髦，流弊至今。以致当今“右愤”对现实不满又不敢直言其事时，便指桑骂槐、隔山打牛，靠诬蔑太祖以逞一时口舌之能。
某方辩友某日义愤填膺地说，解放前就有人看透GCD专/制了，我问是谁，辩友一时情急，期期艾艾说出个“林韶、张志新”。——切！跟这玩穿越了？！您但凡能说出个“王实味”来，或者还能让我高看个一分半分的，跟您这样的吵架，不是让人家说我欺负人嘛？你不脸红我还脸红呢！
这样的人基本靠小道消息度日，张口当年某某某迫害如何如何，闭口现今叉叉叉口述怎样怎样！说他们不认字他们跟你急，除了快餐式的街谈巷议人家也看书，比如王阑西写的那些东西。
王阑西为了投某些人所好，信口雌黄，在《驰骋中原》里把刘少奇最后的日子写的惨绝人寰，一时洛阳纸贵、口耳相传——却不关心刘主席被迫害时此人在哪儿？而据当时中南海保健组的顾英奇证实，刘直到去世，都享受着他那个级别应有的医疗待遇，无一日懈怠与间断——“经得起组织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原句）
太祖说“摆事实讲、讲道理。”光空谈口号而不了解事实，那叫无知，孤立地说某些事或捏造事实，不讲道理，那叫无赖。用韩非子话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不能必之而据之者，诬也！”——两种人，一愚一诬，占着 “民/主”的理论高度，揣着“为民请命”的道德优越感，得意洋洋、傲气十足，提着“专/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这两顶大帽子，时不时斜着眼便给谁扣一顶，其实都不值得一驳。
但还有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偏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偏见是强不知以为知，是一种理论化的无知，而偏见相较无知距真理更远。”也正因为其有理论化的包装，所以就更具有蛊惑性。譬如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便是偏见样本。
《红》书以洋洋六十余万字详述了“延安整风”的所谓“来龙去脉”，被个别捧哏的评为“严肃的学术著作”、“ 史学专著”等等。 高华老师更因此书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似乎此书已经一洗建国以来的政治化教条式著史风格，以严谨公正的态度完善了党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果然如此？！历史可以这么记述么？在我看来此书却至少犯了四条史家之大忌——立论、狭隘、诛心、伤德！
中国的史学大家写史都习惯评论，譬如司马迁的“太史公曰”；班固的“赞曰”；司马光的“臣光曰”；直到张廷玉修《明史》，也喜欢间或来几句评语。就事论事，或褒或贬，或扬或抑，但从来没有人在众多历史事件中挑出一串，然后强把这些前后关系的事件，填空补白，联系成因果关系，以证明自己的某个观点。不是不能，是不为也！因为那不叫撰史，叫命题作文。
《红》却甘冒史家之大忌，从开头便确认，毛的一切行为都是以自己最后独/裁为目的的。似乎1927年三十出头的毛泽东与1966年的毛泽东在思想、眼界、能力等方面一样成熟，自上井冈山之日起便有一个成熟的专/权思路（或者更早），“踌躇满志”且算无遗策，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不折不扣的阴谋论，这还能是历史书么？是《红太阳…》还是《红楼梦》？
历史就跟生活一样，从来都不会是计划好的。秦桧要是那回出使金国时被杀，他就是个民族英雄；文天祥若早几年去世，也就是个醉死梦生的平庸官僚；林则徐晚几年驾鹤的话，说不定就成了“疯狂镇压农民革命的侩子手”；汪精卫若死于清政府刀下，自然是个重于泰山的“反帝反封建楷模”……
1937年全面抗战初期，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后与周恩来共同主持中共长江局，主要任务就是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全面深入地搞好国共第二次合作。毛是反对这种不设防的合作态度的，并借此事批评了长江局的一些擅自行动。但在《红》书中，毛与周、王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所引发的争执，完全被描绘成毛为了专/权，固执己见、不择手段打击政敌的典型行为。尽管后来的“皖南事变”充分证明了毛的正确性，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书对“皖南事变”视而不见，勉强提了两次，不足20字，还是在交代项英时不得不说的。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更不惜上下其手，在说闽西肃反时，他把邓发将军描绘成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工具,但在邓发将军被毛弃用后,他又历数起邓的好处来。
而在“延安整风”的记述中，为了给毛树立一个强大的政治派系做对手，以便使《红》行文有据，全然不顾当时王明告病；博古早在1932年前后便与王明对立；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等人早就完全拥护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事实，生造出一个“留苏派”。谁见过这么不团结的政治派系？这些人是“留苏派”，那同挨批评的周恩来、彭德怀、陈毅是什么派？——老办法，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便寥寥数字，半笔带过！
举个例子，是说同样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曾国藩，此人有个外号“曾剃头”，不是说他杀太平军多，而是因为他刚组建团练的时候，在长沙设个办公行辕，还出告示管治安，进行严打，四个月就杀了一百三十多人，便得了那个外号！
这段历史怎么写呢？我要想抬举此人，就说他苟利生死、不避祸福、乱世刑重典，长沙治安为之一变。证据便是他的告示上注明“不怕死、不要钱！”还有他书信中的原话 “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一个高大无私的政治家形象立刻浮现在大家眼前。
若我想批判他呢？有个仓景恬的《回忆录》，讲述曾国藩在严打中办案粗糙，在某一个案件就冤杀了四人，错放了罪犯。仓景恬时任长沙知府，与曾无冤无仇，不至于诬蔑。——铁证如山，只要对含冤剧情稍加润色，勾起读者一点怜悯之心，那“曾剃头”便名号坐实，立刻成了冷血侩子手！
这叫撰史么？这叫根据观点找资料！《红》书所引资料汗牛充栋，光引文书目就排了几十页，可是、若用他这种先立论后动笔的手法，无论是谁，都可以用相同目录的资料把“延安整风”描绘成一个“空前团结的盛会”！因为你不必在乎历史本来是什么样子，只要讲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
再说此文的狭隘处，便是撰史不顾时代大背景，孤立理解、分析事件。莫要说撰史，中国人写个小说还要先交代个“话说天下大势…”啥的！《金瓶梅》开篇都交代了——“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可这《红》书偏偏只字不提天下大势,从头到尾,似乎毛泽东啥事不干,专门琢磨人,一门心思开批斗会、搞运动、抢班夺权！
且不说1930年——1937年间红军的艰难图存要耗费多少心神精力，便是1941年——1942年，在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低潮，在国内，抗战更是极端困苦时期。“黄桥战役”、“皖南事变”之后，敌、伪、我、顽四方力量犬牙交错，根据地都常常朝不保夕。而却企图把延安描绘成一个异类——似乎毛泽东知道江山唾手可得，便专门在升平世界里圈块自留地，搞红色恐怖，自己人窝里斗！
不反应敌我斗争的残酷性，自然就忽略了“整风运动”一定的必要性，这样就更加能体现出“整风运动”的突兀性，更加体现出毛的个人目的性！——若有意为之，只能说心思缜密，用心良苦、缺乏治史心术；若无意为之，只能怪他见识不足，眼界胸襟不过尔尔！
“诛心”之说最早好像出现在春秋年间，而这种手段的盛行却在汉武帝朝与武则天的大周朝。当年酷吏抓人，“藤蔓抄”这种有点证据的手段都不够用的时候，便用“诛心”法办案！没证据是吧？没关系，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心里天天琢磨着谋反呢？抓起来，以谋反罪论处！然后或弃市或腰斩，再夷个三族九族的都是顺理成章！
这是酷吏手里的“诛心”，而在治史方面的“诛心”，则是通过一件事情，去揣摩（捏造）当事人的心里活动，然后进行驳斥！——这种给历史进行推理填空的手法是大违撰史“存疑则缺”原则的。而在《红》书中，我们却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话，譬如“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这么多的「AB 团」”——怎么知道毛“十分清楚”的？日记？信件？文章？旁证？半字实证也无。还有、某某某的某种行为“很可能得到毛的授意！”（按：自然不会是说为人民服务的行为。）——同样只是妄加揣测。这样的语句在《红》书中俯拾皆是。
在文中有个观点，是说毛“整风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消除王明势力，后来估计连自己也觉得很难自圆其说，便笔头一拖，把这“文责”推到毛的头上，说“毛的心中过分夸大了王明的影响力”，至于这“影响力” 是如何在“毛的心中”形成和被夸大的？对不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可奉告！--这般自说自话，岂不贻笑大方？还真拿自己当铁道部发言人了！（按：事实上、31年到37年初一直呆在苏联的王明，除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国内几乎没有所谓的嫡系心腹。米夫死后，甚至连斯大林都不待见他了，何来势力？）
更离奇的还有，在痛说“闽南肃反”的惨痛损失之后，为把此事联系到远在数百里之外已经无权的毛泽东,高华老师在此居然不顾体面地写道"毛应该知道…（按：指闽南肃反）”——穿凿附会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总是用一点不着边际的资料进行引申，想暗示什么？！如此的深文刻法，与当年的张汤、来俊臣之流何异？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批驳的“弃同求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过去执法者“诛心”叫酷吏，骂人者“诛心”叫刻薄。文人相骂都力戒“诛心”,况乎治史？这就是所谓“严肃的学术著作”？估计也就表情严肃些罢了！
刻薄之人必然缺乏同情心，而同情心却是撰史者的必备素养。中华史学界历来对撰史者要求“德、学、才、识”四要素缺一不可！而《红》书语言乏味，逻辑勉强，是为才具不足；撰史而立论在先，是为学养不足；落笔局促、目光狭隘，是为见识不足；撰史而豪无同情心，是为史德大差——就这还南大历史系教授——切、误人子弟吧！
撰史的第一要义便是“史德”，何谓“史德”？就是要有同情心，怎样的同情呢？我觉得罗素的一段话在这里可以做很好的诠释——“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鄙视，而是应该有一种假设的同情……有两件事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设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有多少是真的，而且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种运用历史与心理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扩我们的思想领域，而同时又能帮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而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于心灵气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何等之愚蠢！”
这段话很长，可是我确实很喜欢，他说的这种设身处地的哲学分析观，也能恰如其分地解释中华“史德”的那种与史同行，设身处地的同情态度。那么让我们回头看看高华老师的历史同情心吧——
《红》书中不仅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苦心经营的独裁主义阴谋家，还几乎一网打尽了一代革命先行者。据该书所述，从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前后到1943年“抢救”结束期间——延安山头满目、派系林立，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康生、高岗、王稼祥、博古、朱德、陈毅、李富春、陈云、刘少奇、彭真、胡乔木、贺龙、李克农、王首道、陶铸……这些人，一时都成了只有市井之志的争名逐利之徒，互相打压、揭发、急于站队、献媚、表忠心。谁反对谁必定为“剪除异己”，谁支持谁自然是拢络同党，毫无革命信仰与立场，一同卷入丑陋的权力争夺战。完全是一幅活灵活现的延安版《官场现形记》。
真会这样么？我们且用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稍做分析——别以为当年参加革命的都是江竹筠、刘胡兰，在考验面前，其实更多的是蒲志高，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蒋方统计数据，抓了就杀的不算，入狱而不愿悔过的十不存一。当年、仅高层人物叛变的，就有党的书记向中发，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等。经过二十年的残酷斗争洗礼，大浪淘沙，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并且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至少90％的可以说是人中龙凤，一时之俊杰。我们当然不否认其中会有个别政治投机分子，但其中更大多数的人，除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外，必定还有着超常的个人智慧。譬如被高华老师刻画成政治投机典型的刘少奇，曾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把苏北和山东根据地的乱局理清，那时他还谈不上什么个人威望，若没有能力、没有智慧，能行？还有邓发将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他的个人经历——近乎传奇！此人会是个可以随便被人利用的毫无原则的没头脑的杀人工具？!（按：据高华老师的“推理”，邓发是周恩来的嫡系打手。）至于周恩来、张闻天、李克农、陈云等人就更是有目共睹的了！(按：59年庐山会议时，张闻天堂堂二品大员，既得利益者之一，尚能犯颜直谏。42年天下待定，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张闻天反倒摇尾乞怜？怎样的龌龊思维才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围棋队的罗洗河智商160以上，设想一下，这样的人会跟李/洪/志那样的角色练大功么？同样道理，上述的那一大批革命先行者，不仅有过人的智慧，还有坚定的信仰。他们会在那个大敌当前，不知鹿死谁手的战乱年代，在根据地那个立锥之地，为了海市蜃楼般的所谓权力去苟且钻营么？会置个人理想信念于不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荒诞的权力斗争中去么？（按：即便到了重庆谈判的时候，连毛泽东也还没有得天下的乐观情绪，否则怎么会跟老蒋“数风流人物”？）如果毛真像高华老师所描述的，不过是一个耍弄心机的农民，却没有过人的才智、胆识、能力、思想、主张及坚定的信念——麻烦大家用脚指头想一想，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一大批人杰的追随？都鬼迷心窍了吗？够了，到此为止吧！鲁迅先生说：“战士死了以后，苍蝇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但是、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历史的同情心就是让撰史者对历史人物做恰如其分的无罪推定，而不是一竿子打死——“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犯一次错误的，必定就一辈子错，大概从娘胎里就开始错了。任何历史里的人物和事件，进步、正确的一面，或者落后、错误的一面，都可以进行客观的褒扬或批评，但是在我们抛弃了那种政治化教条的历史观之后，更不该因私人的报复心态而走向矫枉过正的偏激。为泄一己之愤而刻意去妖魔化历史人物乃“任情失正”，则“其文殆哉！”（刘勰）。客观的态度就是公正、公正、还是公正！
在我们这个缺乏公正的世界里，如果连学术界都失去了公正，那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诗”曰：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 ——与高华老师共勉！
20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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