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战”和大庆油田：萨尔图的故事 -

“萨尔图”是蒙古语，意思是有月亮的地方。萨尔图是50年前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战场，位于大庆市北部，现在仍是采油一厂所在地。1960年，参加石油会战的数万人拥入萨尔图时，却没有感受到任何诗意。满眼望不到边的泛白盐碱地，长着高不盈寸的小草，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户人家。一无房屋二无炉灶，天寒地冻住“地窨子”——挖地三尺，坑穴而居。会战三年，正是中国人承受饥饿的三年，会战职工“五两保三餐”。三年会战，大庆油田成功开发，新中国向世界宣告中国石油实现“基本自给”。石油自给是一个国家独立经济体系的保证，国家独立的象征。中国从此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摆脱了依赖洋油的时代。

　　在采油一厂家属区，常会遇到一些80岁左右的老工人，年轻人会叫他们大爷大娘，却说不上他们的全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会战”。会战时，全国各地汇集了一万多石油工人，还从沈阳、济南等军区复员了三万名解放军官兵。84岁的贺士庚1959年从沈阳转业来到大庆，79岁的陆长青1960年从玉门油田来支援大庆。从玉门到大庆的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王进喜和他的1205钻井队。

　　1960年，全国都在“超英赶美”，石油会战延续了“大跃进”的风格，轰轰烈烈的比武跃进中，诞生了铁人王进喜。他跳入泥浆池奋力挥动双臂的经典场面，已定格成了一个时代工人阶级有力量有觉悟的象征。参观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据说是唯一一座为工人修建的纪念馆，讲解员没有避讳这幅经典照片是铁人成为典型后补拍的，当时忙着战天斗地，不可能有相机跟在后面。但这些政治修饰，都无法抹杀那个时代的英雄气质和老石油工人真实的奉献。会战的时候，贺大爷在采油厂搞技术攻关，琢磨怎么给油管清蜡。陆大爷在采油小队，干了两年维修班，1963年在农牧大队干了一年。贺大爷说“过去大庆讲先建业，后立家”。

　　76岁的纪淑兰1962年随着从大连转业的丈夫来到大庆，曾经做过家属生产队队长，后来招工成了油田女工。纪师傅是女子采油班的成员。相比于我对于“女子队”的好奇，纪师傅很平淡地讲述了那段偶成的历史。油田里的职工学校是半工半读的。“文革”开始后，四百多号学生出去串连，工读学校的采油井没人干活了，只好从食堂调来女工顶班，组成女子采油班。纪师傅没有表现出对“铁姑娘”的特别豪情，却掩饰不住地流露出作为石油工人的自豪：“那年穿着48道杠的石油工人服回大连，别人还说是劳改服，我说我是石油工人。可自豪！”

　　85岁的王淑贤1960年随着丈夫从玉门油田来到大庆。她的丈夫原是国民党骑兵，被俘后投诚了解放军，1957年直接复员在玉门油田。老头一封“务必来”的来信，让她揣着单位介绍信，从大连来到玉门。荒灾之年，像王大娘一样的近万名家属从全国各地涌入油田投奔自己的亲人，落不上户口，没有定粮供应，而当时职工吃粮已是非常困难。王大娘说，刚到大庆，家属们在大地里挖野菜，自己开荒种点苞米。1962年家属们开始被组织起来在大地集体干活了。大庆有意识地开创了一种男工女农的生产模式，解决油田的吃粮问题。“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薛桂芳是大庆家属的典型。组织起来的家属们还和职工们一起建起了土墙草顶的“干打垒”房屋，一个能够生产和生活的矿区初现雏形。家属不再是油田的负担而是油田的建设者。陆大爷说1963年让带家属了。王大娘说“大庆无闲人”。1963年会战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咸菜、米，送托儿所，交年纪较大的家属看管，她们也挣工分。托儿所四点半开门，五点家属就上大地了，到晚上六点才能回家。家属劳动由各管理站（王大娘属于胜利管理站）统一调配安排，即使参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家属，收入也归管理站，按评工记分的方法分配。在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后，家属收入相当于二级工。

　　1966年，由家属自演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晋京演出，薛桂芳成了与王进喜齐名的会战英雄，组织家属集体生产也成了大庆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不仅是国家困难时期节约建设的权宜之计，曾经，这种模式被视为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采油一厂家属区边上随处可见的“叩头机”——采油机，是当年大庆模式的真实写照，也成了大庆市最具标志性的城市雕塑。

　　成立于1960年的采油一厂，是大庆油田第一个采油厂，目前仍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采油厂，产量占大庆油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占全国同期陆上油田原油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一部工业史，不应该仅是一串串荣耀却冰冷的数据，而是一个个普通工人的真实生活，一部工人阶级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有男工、女工，还有家属，有着他们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