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

战争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1]　　

（黄凤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关于英国现代化动力来源问题，学界有内源和外源两种观点。内源观认为现代化的发生源于英国内部的原因，诸如国民精神、文化传统、群众运动等。而外源观则认为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英国外部，比如战争、国家竞争、国际干涉等。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动力的外因-内因辩证法——即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的理论可知，单纯强调英国现代化动力的内源和外源都是不对的，没有英国的传统，就理解不了英国在外部原因作用下走向现代化的根本，而没有考察驱动英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就理解不了英国现代化的直接原因。但是，作为根本的内源动力，则需要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去理解，而且根据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哲学观点，这还需要从更宏观的历史去理解。本文旨在探讨英国政治现代化的直接原因，因此只截取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外部联系进行考察。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具有漫长、渐变的特点，这也是导致其工业化道路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出现上文所述特征的直接原因。　　

㈠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与资本主义政治的发生　　

西方学者把都铎王朝的建立作为近代英国的开端，也是英国历史上一个分水岭，“都铎王朝最大的功绩就是它组建并巩固了民族国家，从而把英国推进到可以发动现代化的起点上”[2]。但是，都铎王朝就是在近150年的英法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废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这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构成了英国近代化的直接动力，是我们探讨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以及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的源头。　　

早在1066年诺曼征服时期，英法两国就存在敌对关系，两国间的领土之争频繁。13世纪末，英法之间封建政治的对抗更多地转变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竞争。双方争夺的焦点是需要从英国进口羊毛原料的、毛织业发达而的佛兰德和葡萄酒贸易发达的加斯科尼，另一争夺的焦点则是中世纪剩下的最大捕鲸基地——地比斯开湾的捕渔业以及北海、英吉利海峡[3]。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战败的又直接导致了国内约克公爵集团与兰开斯特集团三十年的内战——红白玫瑰战争。两次战争给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但从宏观历史看，英国从中受益匪浅，它推动了十四、十五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最初发展。 　　

百年战争是英格兰资本主义政治发生的催化剂。它首先是改变了十四、十五世纪英国的阶级格局，使那些在战争中勇于承担起民族责任、倾向于工商业利益的新贵族站起来了。在战争中，在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新贵族踏上了历史舞台。百年战争后，“对于英国，幸而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4]。“旧的封建诸侯”就是指以红玫瑰为族徽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族徽的约克家族，两大家族是当时王国两股实力最强大的封建诸侯。两个家族的阶级社会基础不一样，前者是落后、野蛮的西南地区和北方的人民，而后者是经济实力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人民。具体而言，前者是在西欧中世纪封建经济下生存的封建主和农奴，后者对土地的利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中小乡绅以及获得自由的农奴。那些对土地的利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中小乡绅，就是所谓的“进步贵族”[5]，也即新贵族的最初形态。两个封建贵族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残杀，结果是双方都大伤元气，导致旧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在英国政治上的衰落，为英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具有资产阶级色彩、能够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中结盟的新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兰开斯特家族的旁系亨利.都铎在获得了东南地区追求统一的新贵族的拥护下，坐收渔翁之利，开辟了英国的近代史—都铎王朝。兴起的新贵族和没落的旧贵族，虽然都是封建贵族，但是前者经济经营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政治上拥护强大统一的王权。在后来的演变中，新贵族中的很多成员开始圈地、经商和进行海盗活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从而演变为都铎时期兴起的商业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资产阶级，以至于“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6]。在百年战争中，新贵族得以走到历史前台的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率先解放并依靠农奴，这也是都铎家族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战争迫使西欧封建王权打破农奴制度，解放了农奴，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积聚了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为乡村手工业提供了自由的劳动力。然而，农奴制度的打破不是统治者们自发进行的，而是在外国竞争者和本国农民起义下逼迫就范的。玫瑰战争末，1381年5月底埃塞克斯郡的福宾村镇就爆发了反对征集第三次因战争引发的人头税，这次起义虽被无情镇压了，但是1381年后的十年间，小规模的农奴起义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农奴联盟——“大会社”还在经济上施压政府要求提高工资和劳役折价[7]，这沉重打击了落后的封建王权，加速了农奴制和封建经济的解体，以至于百年战争后农奴大部分都获得了自由[8]。因此可以说，新贵族的产生和农奴的解放即所谓“自由农人或工资劳动者”[9]的出现是百年战争所导致的英国阶级格局出现变化的两个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笔者看来，经济基础就是阶级斗争。在战争中产生的新贵族阶级开始在王国法权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资产阶级足够强大前，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是联盟的，他们支持王权，王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的利益。两者相互利用，使得近代英国政治越来越被商人和资本所主导，他们影响政治的平台就是议会。战争带来的额外开支使英王不得不常常召开议会，这就导致了议会权力的上升和其构成的变化，到14世纪末时，议会就已完全分为世袭的上院和选举的下院。下议院就是新贵族及工商业者们的议政平台。1404年亨利四世就宣布，以后未经下院同意，任何人不得修改已有的议会法案，这意味着下议院已经有了对法律有部分通过权[10]。下议院的地位到了玫瑰战争时期，由于旧贵族集团之间的倾轧，而得到显著提升。约克王朝爱德华四世为了巩固王权而极力拉拢下院，甚至1461年他自己就宣称他是靠下院的支持才重新获得应有权力的。同年，下院还争取到了对上院所修改提案部分的同意权。到了1489年，法学家已经普遍认为，议会法案必须得到上院、下院和国王三者的同意，而缺一不可[11]。这说明，玫瑰战争晚期及都铎王朝建立之际，下议院的地位已上升到上议院相同的地位，他们都有任何议案的“一票否决权”。不仅如此，新贵族及工商业者们还取得了弹劾权，这是一种由下院充当原告对大臣提起公诉，然后由上院贵族担任法官进行审判的特殊司法方法。弹劾权使得封建高官开始有义务向公众说明其公务活动，这也是近代责任制政府的雏形。可见，在百年战争时期，英国议会制度已经取得显著发展，其资本主义政治色彩亦越来越浓。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百年战争催化政治变革的同时，还引起了宗教的改革，宗教的世俗性得以显著增加。长期存在的反大陆教权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百年战争中变得更加强烈，英格兰议会随即颁布的《圣职候补者法令》要求英国的一切圣职者都必须遵守英格兰习俗，随后颁布的《侵害王权罪刑法》继而又规定任何圣职的动议权归属于英格兰国王，与此相应，民间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和罗拉德派运动成长为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的先驱[12]。　　

㈡英西、英荷、英法争霸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巩固　　

玫瑰战争后，英国经过了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近代意义的都铎王朝一百年的发展，这些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是英法百年战争及其导致的国内玫瑰战争。到了16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政治经济若要取得新的发展，需要得到新的外部动力的驱动。16世纪下半叶的英西海上争霸、17世纪中下叶英荷争霸以及光荣革命后持续数十年的英法争霸等对外争霸战争，使英国资本主义政治逐渐确立和巩固起来。　　

⒈英西、英荷争霸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　　

⑴英西争霸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酝酿　　

英西海上争霸虽然发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但是争霸本身对于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革命前的成长和对资产阶级革命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英西争霸胜利后半个世纪，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获得实质性提升的时期，也是在新贵族领导下酝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　　

都铎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呢绒业对市场和廉价原料的需要促使英国采取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在没有足够的海洋军事能力和海外霸权之前，英国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鼓励国内商人、海盗以及其他人去海外扩大英国贸易和开拓殖民地，德雷克携其海盗威胁西印度群岛，沃尔特.雷利创建了弗吉尼亚殖民地，而钱赛勒和威洛比在围绕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航行而再阿尔汉格尔登陆时便把西方同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联系起来了，一批代表英国君主权力的贸易欧诺公司也建立起来了：1554年成立的马斯科维公司、1579年成立的波罗的海公司、1581年成立的东方公司、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13]。英国的这一政策在海外到处牵动着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的利益神经。到伊丽莎白时期，双方矛盾激化，西班牙为了报复，还企图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矛盾达到空前程度。终于，双方以1587年处死英格兰女王马利事件为导火索，于1588年爆发了著名的英西大海战。英国依靠在都铎时期发展起来的海军力量，以弱胜强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并借此胜利初步夺得了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夺取海洋控制权后，英国的呢绒等商品往行于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大西洋而畅通无主，又继百年战争后为英国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英国纺织品海外市场大大扩大。　　

海外市场、殖民权限的扩大为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工业迅速增长。不但老的工业部门如采矿业、炼铁业、羊毛加工业、造船业等不断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包括棉纺织业、玻璃制造业、肥皂业及丝织业等。根据达勒姆、诺桑伯等10余个地区的资料，1551年—1560年，煤的年产量为21万吨，到1681年—1690年时，年产量已增长到298.2万吨，并且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600—1660年[14]。采煤工业的发展，源于王国对炼铁业发展的需要。铁的年产量16世纪50年代尚为5,000吨，到17世纪50年代已增至2.3万～2.4万吨[15]。而民族工业，在15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其出口价值更是增长了15～16倍，即使把物价增长计算在内，也增长了5～6倍[16]。　　

成长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羡慕封建特权，而王朝统治们又想拉拢他们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资本家从王朝那里买来了贵族头衔。斯图亚特王朝建立后，历任统治者大肆出售爵位。在詹姆士一世即为后的四个月，不列颠就增加了906名骑士，全国骑士的总数更是陡然间增加到1,161名，比伊丽莎白晚期几乎增加了三倍[17]。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后继续滥售骑士爵位，据统计乡绅们在1630—1635年间就为此花费了173,537英镑[18]。但是，“与其说新贵族是旧贵族中分裂出来的，不如说新贵族主要是进入“贵族阵营”的非贵族人物”[19]。花钱买来的身份贵族化却没给工商业资本家们带来实际特权，国王的倒行逆施更让他们不快，资产阶级更是对王室对专卖权的垄断深感不满。　　

在革命前，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在宗教、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在英国，17世纪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至于有人说：17世纪的“科学文明”的出现是“基督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历史现象”[20],而当时英国的培根则是世界科学思想上发挥作用最大的人[21]。思想上的斗争表现在宗教问题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提倡“清教”的形式与封建思想展开斗争的，它的思想吸引了许多社会中下层丢现实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世俗人士表示支持它。1603年清教徒就曾向詹姆斯一世递交了一份“千人请愿书”[22]。在进步思想的鼓舞下，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越来越敢在政治上挑战封建王权。他们的斗争首先表现在议会和国王的矛盾中。在英国1624年—1630年同西班牙、1626—1629年同法国的战争中，国王无力支付战争费用，议会就与国王就是否征收补助金上发生严重冲突。他们还借掌握了财税权，于1628年向国王提交了“权利请愿书”，并得到通过。请愿书进一步规定了：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捐税等权利。但是，查理一世不遵循此法案，此后不经议会同意又征税，议会就号召人民拒绝交税，查理便宣布议会解散。自此，他们的斗争走上武装对抗道路。终于，在挫败西拔牙海外霸权并经过50多年的力量积蓄和政治酝酿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斗争终于成熟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⑵英荷争霸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挫败西班牙海上霸权、打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垄断局面后脱颖而出，逐渐发展为后起而且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商业霸权的扩张、殖民事业的发展，导致它同当时的世界霸权国家——荷兰的争霸斗争不可避免。争霸过程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两者相互促进，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外交政策基础，而前者的胜利又进一步使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起来。　　

荷兰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23]，荷兰的海运事业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订脱离西班牙统治后获得高度发展，其贸易投资超过当时英国的15倍，拥有的船只超过英国的10倍，商船的总吨数占世界四分之三，造船技术和能力占世界第一[24]。马克思引用古.居利希的话说，荷兰“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25]。荷兰人到处排挤着英国商人，英国革命胜利后，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荷兰霸权深为不满，特别是那些过去没有政府力量支持的海盗，船主和商人，现在有了政权作后盾，更强烈地要求用政府的力量打击荷兰的海上势力，维护他们的海上利益。于是，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这就是说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英国的新航海条例显然打击了荷兰在英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中的中介地位。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斗争空前激化，荷兰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拒绝废除条例，这就导致了英荷海上大战。从三次英荷战争本身看，双方似乎各有胜负，但实际上，胜利者是英国，战争沉重摧毁了荷兰“海上马车夫”的角色，战争迫使荷兰承认“航海条例”，由于条例的实施，英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很快的发展，并逐步地增强了它的海上实力，使得三十年后的英国无论在商船数量还是海上贸易上都赶上了荷兰，而荷兰则随之衰落。英国利用战争成果，不仅加速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为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战争中打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界霸权国家西班牙、荷兰对本国封建势力的支持，以使英国资产阶级有了完全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足够力量。16世纪垄断国际贸易的霸权国家——西班牙，在英西争霸中失败了，但是到了17世纪并没有因此完全衰落，仍然在寻找机会打击英国实力。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西班牙便趁机加紧与英国王党分子联系，并大力支持爱尔兰起义。即使后来因为法西战争的需要，西班牙不得不在外交上表示支持英国议会政治，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活动。而17世纪的霸权国家——荷兰，因为与英国存在商业霸权之争，更是企图通过扶持英国封建势力来阻止英国政治的成熟，革命中，他们的议会明确表示支持英国国王。英荷争霸战争发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其中前两次发生于克伦威尔独裁时期，最后一次发生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时期。对外斗争的胜利为英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最后胜出提供了必要前提。　　

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历经七年内战、四年英吉利共和国时代、七年克伦威尔独裁时期、28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统治，于1688年不流血政变结束。这40多年革命时期，也正是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家对外战争中确立自身政治统治者地位的时期。1640年前，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虽然经过都铎王朝的发展后，但是在政治上不得不与新贵族联盟。新贵族的保守性延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曲折性。新贵族在经济上，按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大土地所有者”，他们靠圈地运动积累原始资本，与土地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在政治上，无论是依靠血统世袭而来的贵族还是在查理一世时期通过钱换来的贵族，他们都“还保持着大量的封建传统及保守倾向”[26]。新贵族在革命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依据安特勒的统计，在1640年英国长期国会527名议员的构成中，大贵族占了72人，骑士乡绅占了252人，律师等占了88人，他们都是新贵族[27]。新贵族参加革命的动机就旨在“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28]，他们在革命过程中从改革封建土地庴中攫取了大量土地，尤其是他们在征服苏格兰和爱尔兰过程中，占有了大片土地。作为新贵族成员的克伦威尔仅仅一次得到了一千英亩上等好地，其儿子在爱尔兰分得的土地也超过22,000英亩，同时还得到了很多狩猎园和城堡[29]。参加革命最积极的新贵族---高级军官，得到了军队抢到的197,3476英亩土地的大部分[30]。新贵族领导并利用完工商业资产阶级后，反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七年内战，经过短暂的共和时代，革命成果就彻底落入了新贵族手里，他们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护国主的军事独裁国家，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提供了可能。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后，在历次对内对外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没落贵族蒙克借机苟合与革命后盘踞海外的王党分子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长老会派分子，把查理.斯图亚特迎回英国，从而使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尽管复辟王朝再也没有以前的权威，但是其倒行逆施仍然驱使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继续推动革命。查理二世时期，王朝即使承认了大部分革命对土地关系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仍然恢复了部分革命期间被新贵族没收的土地，这引起了新贵族的不满。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后，企图恢复天主教，并因此可能恢复十分之七的土地。这激怒了新贵族，使得他们不得不又与工商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发生了1688年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威廉亲王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赶跑了詹姆斯二世，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使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得到了完全的确立。但是即使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已经建立，但是新贵族这个阶级并没有立即消失，他们中的上层分子与盘踞海外、随时期待回国复辟的王党分子仍有联系。因此，1688年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仍有被封建势力复辟，它需要巩固。　　

2.英法争霸与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的巩固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最初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尚不巩固，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敌视。长达半个世纪的英法争霸过程，正是英国议会政治里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代表落后贵族——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被边缘化的时期。而后者与国内的封建残余——盘踞海外随时准备复辟的王党分子有联系，并得到了法国的支持。所以，英法争霸的胜利使英国打击了这些国内反动势力国外支持的同时，也是巩固其资本主义政治的时期。　　

英国在近代化过程中一直遭到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封建国家的敌视，但是阴差阳错，大陆国家的敌视和排斥却成为英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动力。百年战争后，英法虽有矛盾，但总的说来，还能和平相处，没有爆发战争，即使在英国革命期间，法国虽有干涉之意，也无干涉之力。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1660-1688），英法两国建立了王室的联盟（英王查理二世的妹妹与法王路易十四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联姻）。查理二世为了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的平台----议会，经常从法国宫廷取得金钱资助，从而使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法国封建政权，英国资产阶级对此十分不满。1688年政变改变了英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最终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确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法权地位。对这次政变，法国极为不满，路易十四竭力庇护被政变推翻了的詹姆士二世，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再次复辟，这是导致了英法矛盾激化。这场西欧大国之间的资本主义政治与封建王权的较量，终于发展为1689年开始的长达几十年的四次争霸战。　　

第一次是1689年到1697年的奥格斯堡联盟战争。这一战虽然没有给直接给英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却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根据战后在里斯维克缔结的和约，法国不得不承认奥兰治.威廉为英国国王，并不得再支持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因此，英国通过这次战争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治，但是这还不够，国内封建势力的外国“主子”并未真正倒下。再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对法国的经济实现有效打击之前，英国的封建势力就会得到法国的支持。于是，四年之后，即1701年到1713年，又爆发了以西班牙王位继承事件为导火索的战争。该战起因于法国企图借干涉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机继承西班牙在世界各地的商业、殖民“遗产”，又公开拥立詹姆士三世取代英国王位。随后，英国便在西欧大陆组成了由英国、荷兰、奥地利返家的反法战争同盟。此战，英国不仅在政治上打败了国内封建势力的反动支持，还在经济上为英国获得了殖民地纽芬兰、阿卡第亚、哈得逊湾沿岸、作为地中海门户的直布罗陀、以及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贩卖奴隶的垄断权，沉重打击了法国海外殖民势力，英国初步确立世界霸权的地位。但是，法国势力仍然对英国的地位构成了挑战，英国政治仍有复辟危险。31年后，双方又借奥地利皇位继承问题发生了持续四年的战争，此战规模较前次战争小，并没有给英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在军事上沉重打击了法国，以至于战争结束的时候，英国已有战舰140艘，而法国仅剩了67艘。但是，双反的争霸战并未因此结束，在英国的挤压下，法国封建势力苟延残喘，仍想通过对外战争巩固王权。最后在1756年，双方爆发了一场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规模相当的七年战争。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使英国从法国手中抢走了密西西比河东岸、布里敦角、加拿大以及除新奥尔良之外的路易斯安娜，并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佛罗里达，还在西印度抢走了法国的多米尼加、圣文森特、多巴哥诸岛和格林纳达，还在非洲夺走了法国的塞内加尔等殖民地；除此外，法国还须撤出葡萄牙及其领地、汉诺威选侯领地，在法国仅保留亚南、昌德纳果尔、开里开尔、马埃及本地治里等五个城市且不得设防。以这一系列胜利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霸权和殖民霸权，又大大地增加了本国工业赖以发展的市场和廉价甚至免费的原材料供应地，为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最关键性的条件。　　

英法争霸过程中，英国在彻底打击了国内封建势力的法国支持力量基础上，阶级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处于领导地位，而经济上与土地经营密切联系、政治上具有封建特权的新贵族开始没落，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出现工业资产阶级成员皮尔拒绝接受贵族称号的现象。“光荣革命”后，在英国建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体制下，土地贵族长期左右着国家政权。1688年政变的7位发动者中就有3位是倾向于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创始人丹比伯爵、顽固守旧的鲁姆累男爵和伦敦主教亨利.康普顿，以至于英国史学家屈威廉认为：“这次革命实际是地主阶级实力的一次显示”[31]。在1701年下院的513名议员中，全部或部分代表地主贵族利益者甚至达400多名[32]。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一方面乃英国君主立宪政治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因其保守性又为其上层分子勾结海外王党分子及海外势力提供了余地。在英法争霸中，法国支持被逐渐剪除，英国国内封建势力也趋于衰落。早在1694年威廉三世就发现封建势力的代表——托利党贵族总是坚决反对对法战争，而把他们赶出政府，而任用倾向于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贵族组成一党内阁。尽管在随后辉格党与托利党就支持和反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进行的斗争中，在安妮女王建立混合内阁并任命托利党贵族组成内阁后，托利党贵族在上院占有一时优势，而使英国提前结束了对法战争，与西班牙单方面签订了“乌特勒支和约”。但是随着1714年斯图亚特王朝的终结，汉诺威王室在英国的建立，辉格党否极泰来，他们极力支持汉诺威王室，他们排挤托利乡绅贵族，甚至以叛国罪名逮捕法办了一些托利党贵族，而致使很多托利贵族失去爵号和封地（甚至逃亡海外）。侥幸不被法办的人，也开始久居台下，极为不得志。比如在1715年，乔治一世和议会以“通敌”等罪名对主持签订“乌特勒支和约”的牛津伯爵哈利、博林布鲁克自觉、奥曼德伯爵和斯特拉福德伯爵提出弹劾。博林布鲁克和奥曼德更是仓皇逃出海外，政府遂立即宣布二人为叛国者，哈利也在伦敦塔中被羁押两年。有一些落后乡绅地主则随同詹姆士的儿子、觊觎王位的弗兰西斯，一再组织颠覆活动和发动武装叛乱，力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但却均遭镇压。许多与武装叛乱和密谋活动毫无干系的托利党贵族乡绅也被污蔑为“詹姆士分子”，被排斥在政府和议会之外[33]。倾向于土地贵族的托利党在对法战争中丧失政治优势后，倾向于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实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一党内阁，一直持续到英法争霸战争结束。直到英法七年战争时期，土地贵族也没掌权。他们不愿承担日益增多的军事费用，而期望一位“反战国王”来尽快退出战争。但是上院一直是辉格党人反对托利党诉求的重要阵地，一些法案在下议院通过后，送到上院就被否决。只有到对法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始起锚后，转化为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昔日土地贵族的代表们才得以进入上院争到相应的政治发言权，不过此时，他们已经完全褪去了封建性。政治上失落的同时，也是土地贵族们转化为农业甚至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过程。在越来越少的政治特权条件下，土地贵族们只能通过改进土地经营方式谋求发展。1694年，约翰.劳瑟爵士率先办起“家内农场”，随后部分贵族乡绅陆续效仿[34]。而到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农场制兴盛起来。一部分成为农业资本家的同时，另一部分则成了工、商业资本家。英法争霸时期，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贵族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工商业领域，诺福克、钱多斯、博福特、布特等公爵或侯爵相继在其地产上兴建起煤矿和铜矿来，以至于在很长时期内，贵族矿业在各地所占比例很高[35]。而到工业革命结束的时候，历史已将土地贵族这个衰落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36]了。国内封建势力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彻底地巩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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