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拉斐尔在《中国：一个文明的崩溃》中说，那些来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绝大多数是既没有受教育机会，又没有社会地位的穷苦人[1]。另一位美国学者在《亚洲的民主运动》中说：“凡是乘坐横渡太平洋轮船的人们，一上船就没有不听到这句话的，即‘传教士都是坏蛋，当他们来到中国，为着享乐，为着抓钱……’”[2]
一位英国学者说：“一般说来，这些来到中国（及别处）的传教士，都出身微贱，在中国所过的生活却比他们在各自国内所过的生活，胜之多多：他们的薪俸高、房子好、妻儿围绕。奢侈与享乐的生活，是他们在各自国内或其家庭境况下所梦想不到的。”[3]
我当然不会认为，假如这些传教士出身高贵，他们就真的像他们所宣布的那样是天使，就不会掠夺、凌辱和奴役。我只想用这三位英美人士的描述说明一个问题：那些来华的传教士，与其他前来殖民的西方人士并无区别。即使在西方社会，传教也不过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至于到中国来传教，更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机会。
所以，当我们考察来华传教士在殖民中国的整体事业中的行为表现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打着上帝的旗号，就认为他们跟那些拿着枪支的、开着军舰的、推销鸦片的、割走领土的、圈定租界的、逼迫订立不平等条约的等等殖民者真有什么区别。传教士们对中国土地的掠夺、对中国房产的占有、对中国银元的垂涎，以及欺骗、敲诈、勒索、掠夺等等，与其他职业和面目的殖民者，并无二致。
1887年8月，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在济南看中一片民产，要求山东巡抚批准他以永租名义占用，但是遭到业主拒绝，并引起士绅反对。他竟用诬陷手段胁迫中国官员扣押业主。李佳白亲率一批教徒冲入该地，把居民赶走，强行占据那块民产。美国公使田贝为了维护李佳白的利益，叫嚣要调集军舰前来攻击。济南地方当局受朝廷之命，用济南城外另一片更大的地方作为交换，李佳白因此得到一块更大的地产。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李佳白得到更大的地产之后，并不让出城内那处民产。经过长时间的恫吓、讹诈、勒索，到1891年，济南当局又将城内那块民产也拨给了李佳白[4]。
仔细体会一下在李佳白掠夺中国房地产的过程中，传教士与代表殖民者政府的美国公使田贝的相互配合，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传教士以及教会组织跟殖民当局的一体性。
1887年12月20日，美国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卿贝雅特所写秘密报告云：“济南长老会于本年九、十及十一月间，企图获得一块永租的地皮为开设医院之用。他们声言，山东巡抚曾于一八六四年允许他们在济南置产购地。不幸的是，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在检查本使馆案牍之后，我们发现的事实是，该巡抚对置产购地之事，拒绝作任何协议。……李佳白代表长老会竟即前往占领该地，自称征得出租人的家属同意，而该出租人当时正在狱中，无法同意他。”
李佳白强行占领该地之后，田贝在1888年4月13日所写报告中，承认李佳白的“行为是强暴的”。
尽管如此，田贝还是全力支持李佳白的掠夺行动，面对济南民众的抵制，田贝一直用军舰恐吓威胁中国官民。中国政府只好劝说民众让步。
1889年11月19日，田贝给美国国务卿布赖义报告说：“极可欣慰的消息，即该地方政府已允许该教士在距济南三华里的地方占领一块最有价值的地皮。这一所有权的契约，已经官厅批准注册了。这地皮据说有七英里之广。我不愿意炫耀我的成就，但……我觉得有理由说，我为美国人争取土地的努力，获致了显著的成绩。”
李佳白在中国掠夺财产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毫不奇怪，因为传教士本来就是殖民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传教也好，掠夺也好，也都是西方殖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西方殖民事业蒸蒸日上，传教士们的任何行为都会马到成功。
李佳白掠夺地产只是传教士攫取财富的方法之一。实际上他们获得财产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事产业也无所不包。
美国传教士晏玛太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英国租借的殖民组织工部局委派他为翻译，并任命他为向中国人收税的管事，每年薪水约2 000元。不久，晏玛太在租界的会审公廨里担任译员，甚至还充当“包打听”（即侦探），因为包打听是当年上海滩上赚取外快最多的差事。
此外他还在美国领事馆里任职。这些职业让他赚肥了腰包，于是他在上海购买了一些土地，干起了地产生意，并很快跻身于上海滩阔佬之列。
1873年以后，他在经营地产生意的同时，还担任美国驻沪副领事和上海会审公廨陪审官的职务。在晏玛太身上，传教士、商人、侦探、翻译、陪审员、殖民官等等多种身份，既可以集于一身，也可以相互转换[5]。
很多传教士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土地，经过一些年的巧取豪夺，一些传教士成为了大地主。据历史学家荣孟源的研究，河北省邢台天主教堂在邢台县共有土地518亩，在尧山县拥有300多亩，此外在广宗、巨鹿等县还有大量土地。
这些土地是怎么来的呢？根据长治县天主教堂《田产登记簿》记载，168处田产中，“买”100处，“典”36处，“献”20处，“让”7处，“送”、“换”、“布施”、“补足”、“罚”各1处。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归结起来只有两种，那就是抢占和骗取。“献”过房产的王林说，我的房子，教堂让我献给他们，说是管我吃穿到老。我献了房子以后，事实上我的吃穿他们一点也不管。
而所谓“买”，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呢？荣孟源指出，1901年当地地价是每亩22500文，1911年每亩30 000文。长治县天主教堂在那些年所“买”的田地，最低价为每亩62文半，是1901年时价的1／360，是1911年时价的1/480。这样的“买”，实际上就是掠夺。
这些传教士和教堂所霸占的土地，以慈善事业为名，拒绝承担国家赋税。于是，所有这些赋税，全部转嫁给朝不保夕的当地农民身上，给中国底层人无端增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6]。
正如季压西所说，中国近代以来，“教案频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传教士在田产和购房之事上与中国人发生冲突”[7]。季压西进一步指出：
传教士和教会积极活动，不择手段，极尽欺骗、强占、讹诈之能事，四处购置地产和房产。全国许多城市，特别是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均受到这股狂潮的严重冲击。镇江是根据《天津条约》于1861年开放为通商口岸的，教会势力向这里大肆渗透，教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每个教派又都抢购地产，建造漂亮的房屋。一时间，此地传教士竟比当地教徒还多，教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主。数以万计的镇江居民靠租用教会房产生活。在北京，教会势力也拥有大量的房地产，进行多种经营活动。仅在西单牌楼以南、宣武门内外，就有1 300家店铺是天主教的房产，由教堂名正言顺地收租获利。许多传教士四处活动，抢占土地，硬立田契。……1899年在河北献县，天主教会就占有2 184亩土地；在江南教区，耶稣会共占有200万亩之巨；在陕西“三边”地区（指定边、靖边及定边县属安边堡一带），仅19处教堂就占地15 400余亩……天主教堂在川西平原占有15万亩土地……四川华阳一县，教会产业有房屋240余所，田产520余亩。四川彭山县，天主教堂计有4 000余亩，房屋70所。[8]
就新教传教士而言，他们进入中国后，除了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社会，为西方国家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和各种情报之外，他们还全面卷入了西方人在中国的商务、外交、政治谈判、屠杀、抢劫、法律讹诈等等事务中。
从1830年到1850年，二十年时间，美国所有来华传教士总共发展了三位中国人加入基督教[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传教士们花在宗教事务上的时间精力极为有限，他们真正的贡献体现在西方殖民运动的整体事务之中。可见，就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的现实表现而言，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和种族的认同，优先于、重要于他们对于上帝事业的认同。或者说，他们对于福音的认同与传播，始终不过是对于西方种族殖民事业之认同与服务的一部分。
传教士在殖民者的枪炮支持下，横行乡里，掠物霸财，逐渐形成一个不但凌驾于中国民众之上，而且凌驾于中国权贵之上的特殊富贵集团，无端增加了中国民众的生存困难，也增加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压力。以前中国民众只受中国权贵集团的欺凌，如今还得另受外国传教士等富贵集团的欺凌。
尤有甚者，中国民众受本国富贵集团欺凌时，如偶遇清官，尚有说理余地。如今外国传教士及其他殖民者组成的特殊富贵集团，连中国权贵也畏之如虎，政府对于他们只会言听计从。中国当局有意牺牲民众的尊严和利益，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实际上中外权贵集团勾结为奸，共同掠夺、凌辱无辜的民众，中国民众全无叫屈喊冤余地。积怨既久，必会酿成大祸。
季压西对教案起因的解释，值得国人深思。殖民者大多将教案解读为中国人仇外排外的表现，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殖民者的解读模式，至今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排外排教的证明。实际情形断非如此。我们的学者至少应该达到八国联军总司令瓦西里的认识水平，否则未免糊涂之嫌。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中一节，原题为《传教士热衷于掠夺中国财富》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二卷，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57页。
[2] 同上。
[3] 同上书，第258页。
[4] 同上书，第258－262页。
[5] 参见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6] 参见荣孟源：《恶教士霸产罪行——天主堂史料札记之一》，见人民出版社编：《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7] 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8] 季压西、陈伟民：《来华外国人与近代不平等条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273页。
[9] 同上书，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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