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澳总理向温家宝赠送毛泽东照片
11月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金边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吉拉德向温家宝赠送了一张1973年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的照片作为礼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西方政要崇拜毛泽东。惠特拉姆即其中之一。他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的存在和人格似乎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之中。 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1972年12月21日，在当选总理后的数周内，惠特拉姆实施了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举措，由此奠定了中澳关系的基石，因此，他又被人们尊称为中澳关系之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毛泽东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的会谈
节选自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的最新版中译本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大，大约占30%。
这时，毛泽东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惠特拉姆回到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
中澳建交之父：澳前总理惠特拉姆
20世纪70年代初，出于联合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以及同中国发展经济贸易获取利益的打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1970年10月，加拿大同中国建交，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继法国(1964年)之后第二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加外交关系的建立，大大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澳大利亚企业界和农场主对此忧心忡忡。1970年12月，加拿大经济代表团访华，并同中方共同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公报中提及的“中国将首先考虑加拿大为小麦的供应来源”的消息，立即成为澳大利亚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眼看中国市场将被其他西方国家捷足先登，在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澳大利亚当时极端反华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不得不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由于澳政府坚持所谓的“英国模式”，拒绝同台湾当局断交，双方的接触自然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时任我国驻法大使黄镇明确告诫澳大利亚驻法大使雷诺夫：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奉行“两个中国”政策，中澳关系就不可能实现正常化。
执政党对华政策的碰壁，让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看到了机遇。当时的工党领袖就是惠特拉姆。惠特拉姆对中国一直比较友好，早在1954年，他作为一个年轻议员，就曾在澳议会上发出惊人之语：“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整个中国的首都。”惠特拉姆同工党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凭借工党对中国的友好记录和反对侵越战争的态度，很有可能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如果在对华问题上有所突破，工党则很有可能在1972年的全国大选中获胜，从而改变长达23年的在野地位。为此，工党作出与中国接触的决策并立即开始行动。
作为试探，先由米格·扬申请来华，“作一次具有特殊使命的旅游访问”。在中方接受了米格·扬的来访要求后，惠特拉姆随即于1971年4月14日致电周恩来，要求“改派一个工党代表团访华”，以“讨论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条件”。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来华申请，立即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他认为这可能是打开中澳关系的一个前奏。17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外交部欧美司，了解澳大利亚工党的情况，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态度和对印支战争的立场。之后，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工党代表团访华。5月10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澳工党发出了邀请，3天后，惠特拉姆复电表示，他将亲自率领工党代表团于7月2日访华。
7月2日，惠特拉姆与澳工党全国主席伯恩斯、全国书记米格·扬等一行5人，带着一批随行记者，从香港经广州来到北京。由于天气十分炎热，代表团全体成员下飞机时都没穿西服，也未系领带。为此，惠特拉姆一再对中方迎接人员表示歉意，并强调他们虽然穿得像旅游者，但此次访问绝不是为了旅游。从7月4日起，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外贸部长白相国与惠特拉姆一行分别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惠特拉姆非常坦率地表述了澳大利亚工党对国际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立场，特别强调：工党自1955年以来一直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工党主张外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立即从越南撤出，并要求撤销任何国家在国外设立的基地和驻军。
从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保守势力横行的情况来说，惠特拉姆的上述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因此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肯定。惠特拉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1971年前，中国连续10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但现在突然不再同澳签订合同，这是由于中国粮食丰收，还是出于政治原因?另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将优先考虑进口加拿大小麦也感到担忧。对此，白相国部长作了明确的答复：中国过去10年从澳大利亚共购买了2200万吨小麦，但是，澳政府一直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断为中澳贸易的顺利进行设置政治障碍，这就不能不妨碍两国贸易的正常进行。中澳其他商品的贸易也存在发展的可能，但只有在澳政府改变目前敌视中国政策的情况下，中澳贸易才能有广阔的前景。白相国还强调，如果中澳之间建立了正常关系，中国在进口小麦时将给予澳大利亚同加拿大一样的待遇。
由于双方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周恩来决定亲自接见惠特拉姆一行。7月7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惠特拉姆，双方从晚上21时一直谈到23时多。周恩来严厉抨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政策，指出无论是澳新美条约还是东南亚条约都是美国用来围堵中国的工具。对此，惠特拉姆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向周恩来说明了一些背景情况。谈到中澳关系时，周恩来特别从国际大格局的战略高度，向惠特拉姆阐述了中澳两国共同利益之所在。他说，中国人民愿意同澳大利亚人民友好，两国关系应该得到发展。周恩来对国际形势高屋建瓴的分析以及希望双边关系发展的真诚感情深深打动了惠特拉姆，他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如果他所领导的澳工党在明年大选中获胜，他将立即决定同中国建交，将澳驻华使馆从台北迁到北京——中国唯一的首都，并将尽早地以澳大利亚总理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周恩来对惠特拉姆的表态给予了高度赞赏，但提醒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言必信，信必行’。用西方的话说就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实现他的政治声明是最得人心，也是最有价值的。”
这次会谈使这两位处于不同国情的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政治家加深了相互了解和信任，并结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将惠特拉姆送到会见厅的门口，并以“你还年轻”这句话来鼓励他。惠特拉姆谦虚地回答说：“我不年轻了，再过4天我就整整55岁了。”当周恩来得知惠特拉姆将在上海度过他55岁生日后，便特地委托中方陪同人员届时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惠特拉姆赠送一个生日蛋糕。1971年7月11日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和平饭店顶层为访沪的惠特拉姆举行欢迎宴会。当服务员将周恩来赠送的生日蛋糕端上桌子的时候，惠特拉姆惊喜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宴会一结束，他立即回到房间，拿起电话对随访的澳大利亚记者说：“我在上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生日!”十多年之后，惠特拉姆在撰写他的回忆录时，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他同周恩来在北京初次会见的情形，特别提到了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竟然还能留意一个初次见面的外国人生日的事。惠特拉姆在访华结束返回澳大利亚后，于7月30日向周恩来发了感谢电，称：“我将永远记住我们在北京难忘的会见，也将记得你所说的‘最微小的种子也可以产生伟大事物’的名言。我深信，你的伟大气魄将不仅对世界人民实现和平与友谊的希望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还有助于中国重新获得在国际大家庭中的正当地位。”
惠特拉姆成功访华在澳大利亚产生了轰动效应，不少人欢呼惠特拉姆摆脱了外部势力影响，敢为人先，独立自主地开拓对外关系。但是，包括执政的联盟政府在内的保守势力对此恼羞成怒，大肆攻击惠特拉姆。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以顽固保守著称的麦克马洪在7月12日发表了一个颇遭后人耻笑的讲话。他一方面声称澳中建交还是遥远的事情，另一方面污蔑惠特拉姆“像一条鱼那样被中国总理玩弄于鱼钩之上”。具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其讲话后的第四天(7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电视发表声明，宣布他已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10日秘密访问了北京，并同中方达成了他将于1972年初访问中国的协议。美国没有与盟国事先商量而采取的这一举动，使得澳政府目瞪口呆，在澳大利亚公众面前出尽了洋相，既暴露了其自身的愚蠢，也使惠特拉姆在公众中树立了具有远见卓识的形象。
惠特拉姆1971年访华的成功，无疑对工党在1972年12月以较大优势赢得大选起了重要作用。惠特拉姆出任总理兼外长后，即指示澳大利亚驻法国大使雷诺夫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谈判。在十多天的谈判中，周恩来亲自掌舵，在台湾问题上同澳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澳方全部接受了我方有关条件，即：澳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澳方确认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立场;澳方撤销驻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同时关闭台湾在澳的官方机构。澳方还保证澳大利亚与台湾之间不互设贸易办事处。12月21日，黄镇大使和雷诺夫大使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澳建交公报，公报于12月22日发表。
1973年10月底至11月初，惠特拉姆以澳大利亚总理的身份正式访华，从而实现了他对周恩来许下的第二个诺言。在这次访问期间，他受到了中方更高规格、更为热情的接待。周恩来亲自去机场迎送并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周恩来还亲自陪同惠特拉姆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并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陪同惠特拉姆夫妇在北京参观游览。访问期间，中澳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和中国今后三年内向澳大利亚购买小麦的协定，并商定了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项目计划。就这样，两位总理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勾画了蓝图。
惠特拉姆在任和退休后又多次访华。他曾经非常自豪地说：“我是唯一见过中国三代领导人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一直对周恩来极为敬仰。2002年，年过八旬的他受邀访华时，专程访问了天津，并不顾腿脚不便和酷热天气，认真地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最后，他在留言簿上写道：“周恩来总理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人。”
曾影响陆克文学中文
学过澳大利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高夫•惠特拉姆对澳大利亚医疗改革和对中国问题上的贡献。但并不是每个人知道高夫•惠特拉姆的一句话是让陆克文学习中文原动力所在。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总所周知，是西方所有国家元首中唯一能说中文的国家元首，在2008年11月的秘鲁APEC期间，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做过英文翻译。可是有谁知道陆克文的中文为什么说的这么好?是什么促使陆克文从小开始学中文的呢?
其实他与中国的缘分，则始于少年时代在电视上看到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1972年中澳建交后的第一次访华。 2007年4月，陆克文在北京大学用中文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介绍了自己的中文学习经历。他说到“中国有个说法，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外开口说中国话’。”当他用标准、地道的中文说出这句话时，那时候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内顿时掌声雷动，笑声、欢呼声四起。
接着他重点提到他学习中文原动力...“我看到了毛泽东与他会见，邓小平陪同他登上长城的情况，而他那次中国之行也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兴趣...” 正是高夫•惠特拉姆于邓小平同登上长城时的那句“What a great country, if I can speak Chinese...”，当时只有16岁的他看到了，中国雄伟的建筑物，伟大的历史积淀，友好的民风，燃烧了他今后学习中文的热情。后来上大学时，陆克文决定选择中文作为专业。走上了外交官，到反对党工党领袖，到执政的澳大利亚总理，几乎走了一条和惠特拉姆一样的政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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