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5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诞辰115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举办了这个座谈会，各位老师深切缅怀了人民的好总理，讨论总结了周总理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以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积蓄前进的力量和动力。参加会议的老师有：胡木英、张勤德、陶冶、周敬东、吕霙、李晓丁、唐克碧同志、秋石客、宋老师、戴维堤同志，座谈会由范景刚同志主持。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重要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周总理青年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22年在欧洲转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中央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遵义会议后，周总理完全支持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一直追随毛主席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周总理又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配合毛主席在文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周总理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周总理的逝世，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损失，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损失，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好总理陷入了深切的怀念之中。
一、周总理在文革中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人。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的非毛化运动中，走资派利用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威望，通过制造周总理与毛主席的分歧来否定毛主席，从而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铺路。现在人民早就清楚的意识到，周总理不是两面派，并不是如走资派造谣的那样。周总理深刻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秋石客老师说：有两本丑化周恩来的书，一本说周恩来有私生女;一本是《晚年周恩来》，说周恩来完全不同意文化大革命，他完全在违心做事。这些谣言是根本不值得一驳的。周总理是经历过两个革命考验的都过了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周总理没有背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依然过了关，成为毛主席领导继续革命的亲密战友。周总理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领导人，中央文革的重大案件都是总理经手的。所以周总理始终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今天是周总理诞辰115周年纪念日，也是毛主席给雷锋同志题词50周年，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而我们的高级干部则要向周恩来总理学习，人民学雷锋，干部学总理。
戴维堤老师用周总理给自己平反的亲身经历，证明了当时周总理是支持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和领导人。
戴老师说，总理对我有救命之恩。他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文革的时候，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就是看不惯工作组，批斗的人被戴高帽子游街，然后讲话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论是谁包括普通干部、普通老师、普通学生都要批，要搞全面开花，北航1000多名干部师生被打成反革命。我们当时几个学生就认为，毛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是往上的，怎么能针对普通群众呢?于是我就写了大字报，“请你们离开北航 ”，“你们已经没有权利和资格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了”，包括韩爱晶他们都写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他们马上派人把我们抓了，像警察抓小流氓一样，吃饭的时候还有人在屁股后面跟着，批斗了我们一个星期，这个系里批罢又到下一个系里批。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就写了血书，写了两句话，“誓死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不变修”。写好后，我直接踹开工作组的门，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正好在，我希望她向毛主席问好，希望她能够把我的血书带给毛主席，向他老人家反映情况。后来他们来人查我的出身，一查我是烈士后代，表现又很好，于是停止了批斗。过了几天我就拉队伍成立了北航红旗。后来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当时坐在下面，蒯大富、聂元梓、蒯大富他们在主席台，我的血书交给了总理。这个批判大会需要炮弹，为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这条路线把学生逼到写血书的地步了，总理就把我叫上去了，那个时候才21岁，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总理说你们是优秀的，你们干得很好，我一定要聂荣臻给你们平反。后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给我们平反，北航红旗就有了政治资本，迅速发展起来了。所以我对总理非常的感谢，他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肯定了我们的革命行动。
二、周总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范景刚同志认为：说周总理忍辱负重是总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个角度上讲的忍辱负重!周总理自己在某种场合下承受了委屈，他自己为了革命利益，为了革命事业承受了委屈。不是后来歪曲的造谣的说法。
苏铁山老师说：后来关于总理在文革中的宣传，我认为都是严重违背事实的。所谓周总理在文革中违心做事情，这是违背历史的。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周总理是非常坚定的执行主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并无二心。如果说他违心，实际上是对总理的人格的侮辱。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不正确东西违心，这一方面是对历史事实本身的歪曲，另一方面也是对总理人格的污蔑。再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国家的经济生活，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似乎好像没有总理就要天下大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而且他背后的含义，似乎是天下大乱的罪名要归到毛泽东头上。“ 要文斗，不要武斗”是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这也是毛主席的指示，至于有些人不执行，貌似有点乱，但这个责任不在毛泽东。促生产是什么，不就是搞好经济生活嘛，整个人民要过日子，农民种地，国家生产，这是主席的思想，总理很好体现了这种思想。所以后来那些所谓公知精英的，想通过捧周恩来达到贬毛泽东，他们造了一系列谣言，这是对历史的极度歪曲。
胡木英老师说：我对总理的认识，也有起伏。在文革期间，周总理的压力非常大，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依然撑起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如果没有总理，国家的生产可能是崩溃的，人民的生活也就没有了保障。在困难情况下，总理把所有的智慧能力都使出来了，维持了文革十年。周总理经常要做大量的造反派的工作，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不休息。
唐克碧老师认为：总理事事顾全大局，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为了大局，为了国家，当好毛主席的助手。我们要把这种思想恢复起来，周总理受了委屈不开声，在中央党校，受到人的攻击，但为了顾全大局，勇敢的作自我批评。现在有些人，总是把好事往自己身上揽，坏事都是别人干的。周总理的心中没有个人，他为了人民忍辱负重。周总理为了国家稳定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今天的人，后来出来变得有权的人，如果没有当时总理那样做得话，忍辱来顾全大局的话，他们早就死了，那还有机会掌权呢?不过他们后来掌权后就把总理说得一分钱不值。
戴维堤老师认为，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分歧很大，毛泽东是极左，周恩来起到了平衡的作用，没有周恩来中国人要死一半。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是全中国的大管家，这是韩爱晶说的，这完全正确，没有周恩来是要增加很多麻烦。但没有周恩来，毛泽东要把全中国杀一半人，这完全是造谣。周恩来在大是大非上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一边的，始终没有和毛主席唱对台戏，一直到去世。说忍辱负重，并不是针对毛主席，而是针对另外的人。周总理和江青他们确实有分歧也吵过架，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当中产生分歧是很正常的，况且中央文革的领导人不是江青，不是康生而是周恩来。到67年中央文革就变成中央文革碰头会了，周恩来是这个碰头会的领导人，没有周恩来的同意，江青他们也没有办法，还是需要请示。毛主席党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有可能江青对了，也有可能周总理对了。不能因为这个就污蔑四人帮是反革命。后来判王洪文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反对周恩来，王洪文和周恩来产生了矛盾，他向最高领袖请示汇报，在汇报之前没有任何的言行对周恩来怎么样，见了毛主席后主席批评了王洪文，这就可以结束了，这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事件了呢?这简直是太荒唐了。就像中央委员对中央某个领导同志有意见，到习近平总书记那里汇报反映，不论对错说清楚就行了，难道有意见就成了反革命，就可以判刑了吗?这简直是中国政治的笑话，反映情况成了反革命，副主席向中央主席反映对总理的不同意见就成了告黑状，这不是在闹笑话吗?
接着，戴老师讲述了自己经历的第二件事情。戴老师说，这个事情，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写，我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出来，我对我的发言负责。1967年9月9日，我当北航保卫部长，参加北京工代会，农代会和学代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组织的庆祝秋收起义40周年活动，我当时手里带着枪领着北航600个学生负责保卫工作，把主席台围了一圈，我当时认为开完会就结束了什么也没有想到。周总理在主席台上，还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蒯大富和韩爱晶座在总理后边。这时候工代会的主持人发言了，说今天是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今天大会的宗旨就是要废除八一建军节，立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纪念日9月9日为建军节。我当时离主席台很近，就看到周总理的脸色非常难看。废八一根本就没有和周总理商量商量，直接就在大会上提出了。下边发言就先说秋收起义多么伟大，又说八一是多么混乱，将八一南昌起义说成国民党军阀的政变行为，所以不能代表共产党，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烈要求将建军节改为九月九日。接着周恩来总理讲话：同志们同学们我刚得到通知，来晚了。大家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来参加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40周年，这是革命行动，我坚决支持。但是关于改八一的问题我是不同意的，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会同意的，毛主席肯定八一的伟大意义，八一不能拿。下面的话，我实事求是的说，也许是迫于压力。周总理说，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我周恩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这句话是离实的。八一的正确路线是林副主席为代表的，我周恩来只是作为一个参加者。这话非常谦虚，为了平息会场气氛和矛盾，周总理接着说：同志们同学们，我周恩来历史上犯了好多错误，但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我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一直到今天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是忠心耿耿的。同学们，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这个时候周总理直接把上衣撕开，漏出胸膛来了，这非常吓人。那些极左派已经把周总理逼成这个样子了。周总理讲话的时候，下面的极左派就是后来的516，就喊“周恩来下去，周恩来下去”，“我们要见江青同志，我们要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直接要轰周恩来下去，他们胆大包天。后来他们拉了一千人直接从会场后边冲过来了，要拉周恩来下去。我马上指挥北航的六百人，跳上主席台，把周总理包围起来了。我和总理说，今天有坏人，快点离开会场。这时候韩爱晶、蒯大富也帮我架着总理走了，因为他们马上就冲过来了。我当时说，谁反对周恩来谁就是反革命，北航红旗坚决誓死包围周总理。这样我就把总理连抱带拖，带出了会场，周总理就带了一个警卫员，当时还不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上警卫员不让去。出了会场一看，外边人山人海，有十多万人，北京工人体育馆前面的广场站满了人。赶紧又把周总理的车调过来，我也顾不得礼貌，直接摁着周总理头进了汽车。下面又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了，车没开，总理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大概是下午五点左右，面对人山人海，总理说：同志们，今天我不能灰溜溜的走，我这样走了就对不起大家。总理又给当时的负责人说，能不能找点稀饭来，我一天没有吃饭了。周总理那天连开了四个会。这个时候保卫部队才赶过来，基本上就安全了。后来稀饭拉过来，一人一碗，我先给总理盛了一碗。总理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他太累了，我的眼泪当时马上出来了。总理喝完粥之后还用舌头舔干净了碗底，我当时都非常感动。
我说这段历史，不是想表我的功劳，我想说当时总理被逼到那种程度，他们这帮人确实是对总理不礼貌的，一直发展到516给总理贴大字报。通过这件事我重新认识了周总理，在那种情况下，周总理还是特别相信群众，他不走，一直到我们喝完粥他才离开。一个是周总理给我平反，一个是我救总理，我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所以周总理的人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文革中，他也是忍辱负重，为了大局，为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周总理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周总理坚持永远革命，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实现!
张勤德老师认为，周总理最宝贵的精神是永远革命，绝不背弃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他献身于革命，他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而且留学海外，但投身革命以后一直坚定不移。周总理临死的时候高唱国际歌，朗诵的是毛主席的1976年发表的《重上井冈山》。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永远革命，永不背弃。不背弃社会主义，不放弃社会主义的革命原则，他是革命到底的。周总理的伟大精神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现在我们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还敢不敢讲革命了?还敢不敢讲阶级斗争了?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使命，共产党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你不敢讲阶级斗争了，不敢讲革命了，你还能叫真共产党吗?我们这个党是怎么了，老百姓在呼唤毛主席的共产党要回来呀，现在老百姓有这么一个愿望。我们不能不讲革命，不能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这个我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现在还有吗，几乎成了弱势群体。两极分化产生了，腐败越来越严重。问题不在腐败越来越严重，问题在于我们共产党愿不愿意下决心解决腐败问题。只要下决心，共产党没有干不成的事。关键是，反腐败能不能下决心，敢不敢下决心。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问姓资姓社，让私有制占了主体地位，搞市场经济，一切向钱看，这样能治得了腐败吗?所以说，是不是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这才是要害，周总理是过了这一关的。我们学习周总理坚持社会主义革命，永远革命，绝不背叛的宝贵精神。
唐克碧老师认为：周总理高贵的品质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的智慧全部是为人民，为国家。现在人的智慧非常高，甚至比总理的智慧还高，但他们心里没有国家，没有人民，他们只是为了自己，早就把共产主义理想忘记了。我加入共产党已经五十多年了，加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个人宣了誓不能不算数，说话不算数还怎么能是一个人呢?我们现在是有很大变化了，但我们基本的东西不能丢，基本的东西丢了的话，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也都要完蛋。现在一些人都为自己不为国家了，这些人打着共产党的旗号，但他实际上不是干共产党的事情。
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02年我退休了，我回到地方看到交通非常不便，于是想修一条路，我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就找了很多人，从市长到县乡的各级领导，他们都说这不归我管。后来路没有修成，我就办了个养老院，待了十年。当时我遇到了一个老红军，她当时给我说，你做这个事情危险，我说这有什么危险的，难道这个事情还干错了吗?当时报纸上登了我的事情，她就说，你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刚开始我对她老人家的话理解不了，最后她说穿了，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现在的权力没有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这句话对我震动特别大，他不是真正共产党人做的当然不是共产党做的事情。他们瞧不起我，说别人都往城里钻，你却往农村里跑，这有什么出息，真是个傻瓜。他们认为我是穷光蛋，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人。我说，我也不让你们瞧得起，我自己瞧得起自己，我还是干我的。我们就是要大力宣传周总理的思想，不管你听不听，我们都要宣传。十八大开完之后，我说好，我们要表扬他们!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现象，很多干部打着革命老区的旗号到处要钱，要了钱他们不是为老百姓而是为了自己。周总理虽然已经逝世了，但他的精神始终存在于人民群众的心中。我们共产党没有了人民就会变成空的东西了，这和国民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有什么两样呢?工农是共产党的基础，把基础抽调了之后，还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呢?
胡木英老师认为：这些年的变化，也说明了毛主席原来的担忧，包括东欧、苏联变化：共产党掌权之后，怎样继续走共产主义道路。文革就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防止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可是，改革开放后就放弃了这种指导思想，不防止和平演变了，不再提防止修正主义了。我父亲胡乔木与邓小平合作了10多年，费了很多心思，把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和当时的实际工作结合，做了很多工作，但作用不大。邓小平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弱项，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不重视，虽然也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虽然也有四项基本原则，但最后都要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提倡发展才是硬道理了，上上下下似乎共产主义已经丢掉了，不再强调了。我们共产党是为共产主义总目标奋斗的，好像经济上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经济虽然高速度发展了，人民生活总体上发生变化，好一点了，可真正的结果是两级分化，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农民工，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共产党本来应该是革命党，这与执政党是有区别的，只要放弃了共产主义，我们这个党就危险了。
有人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权就是社会主义，可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与其他执政党还有什么区别呢?共产党根本的东西不能丢，如果丢掉了共产主义，就等于公开说自己不是共产党。有些人是想丢掉，他们也不做共产党的事了，但还是需要共产党这个牌子，没有了这个牌子就没有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前外联部对外是要联系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马来西亚共产党员的子女是在我们小学上的学，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联系了，改为与执政党联系了，探讨怎么执政，交流执政经验去了。现在各国的共产党还有国际性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也不参加了，就这样一点一点逐渐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了。
本来共产党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量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工农是共产党的基础。把农民的土地承包到户后，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土地又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不论是土地流转的名义，还是征地的名义，农民通过这么多年的抗争，虽然得到的补偿款要多一点了，但毕竟只是一笔钱。失地农民今后的生存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有到城里找工作。农民工是很模糊的概念，现在的工人解放前都是农民，都是农民到城里当工人。农民工的含义，和工人、农民的区别这都没有搞清楚。农民被大量赶到城市，政策只是解决了夺农民土地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被剥夺土地后怎么去生产，怎么去生存的问题，根本没有政策方针的指导使他们没有生活的后顾之忧。农民有本事的到城市里打工，没本事的就只能流浪讨饭。农民、工人是我们共产党的命根子呀!
四、周总理身上充分体现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唐克碧部长说：周总理的一生是为国家、为人民辛辛苦苦工作的一生。周总理是爱党、爱人民、爱国家的典型代表人物。为了新中国建立他抛头颅洒热血，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建设新中国，一心一意，辛辛苦苦。多少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强大，他的人民是要受欺负的。一个普通打工仔到国外受了伤，要靠国家说话才能受到重视，国家情怀是不能丢掉的。现在党内很多人就没有这种爱国的这种思想了，一些当权者只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了。他们做官就是为了金钱。我们要时刻记住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小家，爱国家就像爱自己一样。周总理就是为了国家鞠躬尽瘁!
张勤德老师也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顽强的斗志是周总理身上的优秀品质。周总理长期每天工作10个多小时，有些时候连续工作不睡觉。而且几十年就这么干，这样一种不懈的顽强的斗志，就连总理病重之后，逝世之前仍然在工作着。对党、国家和人民的爱，是支撑周总理工作的不懈动力!
周总理的精神遗产中，肯定包括爱党、爱人民、爱国家。周总理年轻的时候也出国留学，他到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也懂得西方的普世价值，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教育当时的青年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没有给青年鼓吹普世价值，这是他爱党的表现之一。他也爱国家，周总理一心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奋斗。不像有的人不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看得非常重，而是把美国看得很重，提出“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把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看得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重，他把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拱手送给美国金融财团，来去救他们的危机、困难，而国内老百姓失业、下岗，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这些民生困难却没有实际的解决，而是去扮演一些亲民秀，掉两滴眼泪，欺骗人民感情。
周总理是真正爱国家、爱人民的，和后来的领导人相比，更加感到周总理的伟大，另外一些人的渺小。周总理会永远被中国人民崇敬，怀念，这是在追求一种崇高。另外，有些人他们恐惧历史，希望得到人民的原谅和宽恕，但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是非常强烈的。中国人民是追求崇高，同时也憎恨邪恶，历史耻辱柱也会留在史册的。像秦桧这样的汉奸，也是不容易被人民忘记的，也是不容易被人民宽恕的。所以伟大和渺小都会在历史当中留下痕迹。我们纪念总理，就是要去学习总理的伟大人格，伟大的品德，来去弘扬这些精神，同时也是鼓舞我们同这些邪恶渺小作斗争。
周总理爱人民更表现在善于听取人民的意见，处处为人民服务!陶冶老师说：十八大之前我去井冈山看了看，朱德的扁担很小的时候就学了。后来到了庐山，转悠到了周恩来纪念室，里面就我自己，我看图片介绍，越看越感动。1961年会议期间，总理和当地农民拉家常，了解生产生活的困难，桂花的父亲轻声说：“不瞒总理，这两年不比前些年，饱是不大饱。”总理说：“我们受了灾，又有人卡我们的脖子，现在还是很困难。”他鼓励说：“多打粮食、多养猪、多养鸡，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我抄录这个图说是经过一番思量的。我是在揣摩总理此刻的心境。面对一个普通农民他能说什么啊?他能听，而且听得进我看就很不错了。农民说的是实话，也是很能把握分寸的。他没说吃不饱，而是“饱是不大饱”;总理也说了实话，“我们受了灾，又有人卡我们的脖子，现在还是很困难。”他没回避，也没辩解，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农民所说的。看看现在，高层领导人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取老百姓的声音啊?别说下到群众当中，群众找上门来别说“拒之门外”了，简直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当官的哪有这样害怕群众的啊?至于“他鼓励说”的话，其实等于没说。粮食都不够人吃，怎么能“多养猪、多养鸡”啊?“多打粮食”是前提，所以他先说“多打粮食”。当时已经公社化了，农民自己是不允许在集体之外生产粮食的，无疑这话是对人民公社社员们和人民公社三级干部说的。这样的困难怎么解决?还是要靠自己，而不是“招商引资”，招“拉帮套”的，他强调“自力更生”。作为个人要自力更生，作为国家就要独立自主。而我们现在自主了吗?老人家担心的“仰人鼻息”是杞人忧天吗?事实上，很快人民公社60条就出台了，农民有自留地了，还可以开点儿“小片荒”了，社员可以养猪、养鸡了。这不表明总理听取了农民的意见了吗?
五、周总理勇于面对错误，敢于自我批评。
秋石客老师说：我们怀念周总理的现实意义是，党的干部在错误面前要随时敢于承认。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主动承认错误，后来在长江局与王明一起犯了错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多次被毛主席点名批评，总理当时甚至连中央候补委员都选不上。但周总理敢于作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最后依然是五大书记。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对待共产主义事业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起。我们党向来就有自我改正错误的能力，我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15次路线斗争，路线错误了就改正，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就行了。现在有人把前30年的历史都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十年浩劫，难道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朵花吗?我们不说改革开放路线错误，不说是资产阶级掌权了，难道就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作一下自我批评都不可以吗?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我们全党的榜样，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向周总理学习。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在周恩来问题上我们不能动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那么多人拥护毛主席，那是因为毛主席带头拥护共产主义，没有自己的私利，现在一些领导人带头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还有谁真心实意地去拥护你呢，他们只会去拥护自己的利益。
张勤德老师认为：周总理勇于做自我批评，这一点对我们革命干部特别重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毛主席对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革敢于承认是三七开，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敢于承认这个错误。我们今天的改革已经三十年了，应不应该总结?应不应该反思?我们有些干部是作为领导者，对于这个失误敢不敢于承担责任?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有一句叫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我们能不能言行一致?敢不敢一分为二?敢不敢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严峻的考验，而且在当前特别重要。
六、周总理胸怀坦荡广阔，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张勤德老师认为：周总理有顾全大局，善于团结的广阔胸怀。周恩来总理原来是比毛主席地位高的，当时他在中央，分管军事还兼管特科，一直处于中央的核心地位。遵义会议后事实上是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三人小组里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把军事指挥权转给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一直维护的，而且后来确立刘少奇、林彪、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时，周总理都是表态支持的，周总理的胸怀是非常广大的。而且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周总理最善于做维护团结的工作，有人就趁机诬陷总理说善于和稀泥，善于调和，实际上总理就是善于团结人，我们应该从正面肯定。
苏铁山老师说：对于周总理在中国历史中间的伟大作用，这是不用多说的。总理是非常伟大的，遵义会议他推举拥护毛主席负责军事工作，欢迎毛主席到中央来主持工作，这个胸怀说明周总理是以人民的事业，革命的事业为重。而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也是有纠正的，他有伟大的共产党人风范。
陶冶老师说：周恩来总理是彻底的革命者。周总理看准了毛主席，一直跟随毛主席，忠于毛主席，信赖毛主席，不能因为他们有分歧，就否定了周总理是毛主席路线的人，直到逝世，总理为人民服务的胸章还一直戴着。他给雷锋题词的那几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恰恰是对自己的要求和写照。
七、总理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对人的关怀无微不至。
苏铁山老师说：对我父亲来讲，我父亲1931年底宁都起义之后，毛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建议加入共产党，1932年我父亲当了红五军团的师长，因为党的悲剧性失误失去兵权的时候，是周总理关心他，建议我父亲到瑞金从事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被关起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周总理首先把我父亲解放出来了，这个事情是周总理让纪登奎具体操办的。这是从个人家庭的一点小事，周总理他关心人，关心干部，确实是非常细致入微的。只要能够操作的事，他就一定去操作。
陶冶老师说：1961年会议结束后，邓大姐身体不适要赶回北京治疗，一大早工作人员就来送行，并与邓大姐合影。周总理因工作忙睡得太晚，大家没准备叫醒他。谁知他一醒赶忙穿睡衣起来和大家合影。他说：“我和邓大姐一起同你们照相也不容易啊!”他和邓大姐站在后排与大家合了影。1970年会议结束，下山前的一天中午，周总理、邓大姐和直属所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大家排好队，搬来两把藤椅，请总理和邓大姐坐中间。总理说：“大家都站着，我们也站着，椅子一定要搬走。”摄影师拍完了一张，总理怕不保险，要求再拍一张。摄影师说：“没问题。”总理笑着说：“那不见得呦，他们都在一起照个相也不容易，还是再拍一张好了。”拍照完毕，总理让秘书拿了40元钱交给摄影师，关照要给每人放大一张，一定要寄到。
八、周总理有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
胡木英老师说：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同志曾讲到总理的人格魅力，讲到总理的简朴，讲到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总理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教育她的侄女不能搞特殊化，要学会做普通老百姓，不能有特权。后来周秉德同志做了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在北京山区的小学教学，即使后来被抽调到区里参加整风运动时，周总理还专门写信要求运动结束回到小学。周总理从来没有搞过特殊，而后来几代领导人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呢?他们谁能和毛主席、周总理比?他们的子女都享受特权，这样做就和老百姓链接的根挖掉了。现在全国老百姓、工农群众，都看出来现在的共产党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从这些领导人对待对子女的态度上和过去的共产党不一样了。
苏铁山老师说：周秉德同志谈周总理的时候，也谈到周总理对孩子们的关心。周总理自己没孩子，就非常关心他弟弟的孩子，周秉德的弟弟妹妹在北京上学，到了放寒暑假的时候，需要接回来拆洗被褥，那时候总理就派了他的卫士到学校里面用三轮车连同孩子、被褥一起拉回中南海的，并没有开着公家的车，这些具体的事就说明了周总理对自己要求严格和他的伟大的人格，不利用党和国家给的权利为自己、为家人谋取私利。
陶冶老师说：总理在庐山向警卫队长赵士昌学习游泳。总理和邓大姐来到芦林湖边，看见赵士昌正在带领战士们水上训练，老远就喊：“小赵，我是专门来向你学游泳的，欢不欢迎我这个学生啊?”小赵担心完不成任务，但总理学到第五天就会游10多米了。大家很高兴。侯波举起相机拍照，总理却不高兴了，一上岸就批评说：“我初次学游泳，照什么相!你知道不，这种胶卷是进口的，用外汇买来的，不可这样浪费。”总理让邓大姐付了胶卷款。我记得在哪儿看见一张图片，是一次会议的合影，因为毛主席没到场，总理没在中间就座，而把这个位置就让给当时的省委书记了。我联想到“文革”期间中央领导们集体出镜时，周总理总是要与紧跟毛主席的林彪保持一段距离，就觉得总理的谦虚谨慎、不争风头、不露锋芒、不居功自傲、平易近人是一贯的品格。这样的形象才堪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
周恩来总理的人品是高尚的。做人做到总理的程度是成功的，做官先做人。他没有后人，他把全国青少年当成自己的儿女，不像有的人只想着自己的儿子。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精明老人的悲惨下场》 ，我这边文章到底在说谁，是要考虑一下的。现在就有这种人，离开了国家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儿子。他自己儿子出事了，就想办法把法律变了，最后他的儿子变成了土匪。怎么样培养子女，这是一个问题。我今天把儿子带来参加咱们的座谈会，本来他是体制内的，非常反对我参加这种活动，怕影响他的仕途，但后来慢慢体验到了，觉悟了。周总理不仅仅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也是做人的楷模。现在很多人都不是中国人了，他们在台上都是作秀的。就像以前说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着自己。以前我对胡德平有希望，现在他太令我失望了。
九、澄清重大谣言。
还有一个谣言，说江青在某个问题上和周恩来吵架，江青突然打了周恩来一巴掌，这连小学生都不会相信。如果当时真打了一巴掌，那当时我们这些造反派支持江青可要考虑考虑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际上，江青在主席面前，在总理面前都有撒娇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周恩来总理曾经有个讲话，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污蔑江青同志，我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江青同志30年代是红的。当时许世友在场，许世友高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后来审判四人帮之后，他们造谣说，许世友讲毛主席的老婆为什么不能杀，这是天大的谣言!许世友同志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还有就是关于陈云的“四有”谣言，说什么毛主席“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陈云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这些谣言的根子就是那个决议，到处宣传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谣言满天飞，他们都是为了否定毛主席，否定社会主义。这些年那么多反共反华的言论文章到处散布，中宣部屁都不放一个，而我们、毛泽东旗帜网反对这些言论却封网，真让人心痛。这根本的原因就是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你们现在天天嚷嚷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言论自由吧，你封网不是在打自己的嘴巴吗?!
范景刚老师说：戴老师就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他们的妖魔化宣传，一提造反派就让我们年轻人想起来30年代国统区宣传共产党赤匪差不多，青面獠牙，打人，不讲政策，武斗，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从他们的经历当中，确实能够感觉到文革的复杂性，造反派队伍也是复杂的，造反派的队伍当中，不都是那样的人，妖魔化的宣传里的那些人都是极个别的。而像戴老师这样的很多造反派，他们是革命先烈的后代。(戴老师插话：毛主席家为革命牺牲六位亲人，我家牺牲了五个人，你说我想背叛共产党，怎么背叛。)像这样的造反派在文革中有很多，他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革命造反行动，但后来80年代所谓的清理三种人运动当中，把我们共产党自己的基础，把自己人打成了政权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给他们平反。我认识相当一批的这种人，而他们现在依然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矢志不渝。他们自己忍辱负重，自己的家庭命运在80年代之后是很凄惨的，但是在今天共产党是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依然相信毛主席，坚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而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作斗争，在我们队伍中，也有这样的人，比如河南的红哨老师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对造反派的人群要做具体的分析。有些人文革期间也参加造反派，但他们不是造走资派的反，他们是造共产党的反，他们反的是社会主义，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子。
苏铁山老师认为：戴老师是文革亲历者，我也是，这些重大事件亲历者的历史应该留下来。文革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就要把他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不能做一个简单的评判。对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的说好坏、对错、是非，都是有问题的。
文革从时间上来讲他是十年跨度，66年到76年;从参加者来讲，全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这么多人参加文化大革命;从发生的事情来讲，也是异常复杂的，有无数的人登台，发生了无数的历史事件，有很多具体的历史故事，对这么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历史评价，不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评价，应该是根据文革整个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他作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准确的历史评价，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要一事一议，一人一议，一人多议，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对的，这样才可能符合文革，这样才能很准确。文革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这个历史阶段简单化了，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的话，我认为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己历史的时候是粗糙的了。所以，我为什么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作完全彻底的否定是不赞成的，我们现在的常务里面，也有不赞成这种评价的。所以，还是应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事一议，一人一议，这样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前进，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更好的接受历史教训。
十、学习周总理的现实意义。
胡木英老师认为：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理清了一些原则，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基本东西拿回来。这才几个月的功夫，虽然时间有限，但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希望逐步恢复共产党最基本的共产主义道路。当然现在形势很复杂，很多矛盾都相当尖锐了。现在科技也发达了，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很难找准方向，摸清是非，这对年轻人是个考验，是个实践认识的过程。
习近平同志讲，绝对不能用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颠倒过来，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都是在新情况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新中国前30年有成功也有失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了，但也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怎么走，具体的问题不是几个理论原则就能够解决的。改革开放中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对的东西就要要改过来。当然也不是要改到像文革前，毕竟国际国内的环境不同了，要继续我们的道路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光有是一种感情，一种思考和认识，我们还要找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周总理是智慧的，面对外交、经济等各种各样的困难，总能按照毛主席的话，按照对人民有利的方式来处理好事情。这是我们学习总理的现实意义。我们现在要变革，要把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方向纠正过来，不是解放前的枪炮斗争而是在共产党还存在的情况下，在他的内部变革。就像有人得了重病要动手术，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再重新做起，这也是不现实的。手术到底该怎么做，那个地方能做，哪些手术时间长，那个地方马上就能做。这个现实更搞清楚，我们既要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又要维护这种变革，要做出较大的调整。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办法总是有的。我们要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要树立信心和决心，使我们的理论和知识在新条件下更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使我们党的肌体健康起来。我们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也会逐步增多的，他们会逐步团结在习总书记的周围，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继续奋斗。
我们不能太急躁。30多年了走到这一步，要靠十八大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船大掉头难，怎么掉这是要好好研究的。比如公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例问题，是要在行业上区别还是在数量上有区别，民营企业超过百分之多少就算触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了，这需要有个比重。在重要的行业，就是容许私营资本进来也要限制在很小比列，在一些行业则完全可以放开。现在美国是把网络当成战争手段来使用了，他们要来打垮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是全世界都通的，禁止很难，我们党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下大工夫，也需要在网络技术有所突破。
戴维堤老师说：我一提总理眼泪就要刷刷往下流，从政治上说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不用说了。具体就总理这个人来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毛泽东第一，周恩来第二，前无古人。我不是说其他人都是坏人，我说的是政治家，包括小平同志，他的有功绩也很大，但他算不上伟人。那其他人就不用说了，有的人是要遗臭万年的……
秋石客老师说：周恩来总理的革命坚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他20多岁搞武装起义，具体负责中央特科的工作，这都是要杀头的工作。同时，周恩来总理又是非常富有灵活性的领导，他非常会做工作，非常讲究策略性。对待暂时靠边的同志，总理能够通过其他方面给人细致入微的关怀，这是江青所缺少的东西。希望我们广大网友成为一个成熟的左派，既有革命的坚定性，又讲政策，讲策略性，将这两者很好的统一起来。
范景刚老师最后总结说：周总理一直到晚年都坚持继续革命的理想，这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晚节的楷模。我们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当中，有的人跟着革命队伍，为革命队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到了晚年，确实有的晚节不保了，甚至背叛了理想，背叛了党。最近在香港《明报》上看到，《炎黄春秋》新春座谈会上，称赞了所谓的中共元老李锐之流，竟然称之为元老了。一方面称其为元老，另一方面又称其为是自由派，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自由派是反对共产党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不知道李锐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十七大居然还被请到了主席台上，好在十八大没有让他上去。
周总理为现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楷模，不论你退下来了，还是没有退下来，是不是还坚持入党时候的誓词，是不是还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利益而去斗争，还是说背叛党和人民的事业?
周总理提过，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再加上革命到老，革命到底，这在今天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尤其是现在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他们掌握那么多的财富，将老婆孩子都转移到国外，这不要说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什么元老，就连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资格也成问题。
我们今天纪念周总理，对照一下周总理给我们树立的共产党人的标杆，我们感觉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周总理的思想境界，所作所为也给今天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给现在和今后的共和国总理树立了一个标杆，也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民来去检验现在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一个标杆。现任的和未来的共和国的总理，是不是忠诚于中国人民的共和国总理，还是为外国人谋福利的，周总理都将是一个最好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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