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折，但当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少数坚持极左错误的人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怀疑四项基本原则、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风。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发生了动摇。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196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就是他蒙难的开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对毛泽东有一肚子怨气。出人意料的是，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彭真从不以个人的遭遇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他还说：“‘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还是举了手的。我那时觉得主席还是对的。后来我被关在监狱，反复想，我做得不错呀。我想，共产党、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再来找我的，这些事历史上都有，错了的又给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回忆，1979年彭真住在北京医院接受体检，同住北京医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谈话中，彭真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对动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惋惜不止。”但“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人诋毁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他旗帜鲜明地说，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党工作的指针。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
曾任彭真秘书的杨景宇回忆：1980年初，有一天谈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彭真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与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两码事。旗帜就是方向，一定要举；丢掉这面旗帜，就会迷失方向，党心民心会乱，那还得了？个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误党误国，还可能把被崇拜的对象推向反面。不过，对个人崇拜，也要历史地看。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贤啊!圣贤也会犯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真还认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他说：“现在事后诸葛亮太多了，成绩是大家的，错误你就没份?好多错事的决定我也举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写回忆录，多是讲自己一生如何正确，错误都是毛主席的。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错误，我们有没有责任呢？我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在中央讨论和决定问题时，我要能够站出来，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说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诸表决，那么，毛主席的错误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没有这样做，我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有责任。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不少同志认为彭真会讲毛泽东的错误，因为他的冤屈实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却明确表示，这时候必须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4月22日下午，会议分组讨论邓小平3月30日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彭真参加东北组讨论，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透彻地解决了当前思想政治战线上的关键问题”。彭真说：
小平同志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个原则。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四个坚持?因为有人对这四个根本原则发生了怀疑，甚至否定。实际上，没有这四个坚持，就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的一切。
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
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
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杨景宇回忆：有一天，我向他汇报有些同志对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些议论。我说：“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惨，复出后又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不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监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个人讲，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没气?但是，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今后我们举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能够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我们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七大讲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面旗帜能丢吗？丢不得！如果丢了这面旗帜，必然造成混乱。”
原载《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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