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对当事者思想的梳理和评判。从政者在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往往会坦露自己曾经有过的真实思想，说出当政时期不仅不能说，而且还需要竭力掩盖的想法。在讨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政治信仰、世界观和对马列主义的看法等问题时，我们既要关注他们当政时期的言行，也不能忽视他们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所撰写的演说和回忆录等。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其回忆录等作品中都毫无例外地、公开而坦率地谈论他们是怎样主动地丢弃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分析了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丢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这种现象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一、信仰自白
从政治信仰这个角度来观察苏共瓦解问题和苏联解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深入、客观和全面地剖析戈尔巴乔夫等人政治信仰变化的实质和轨迹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不排除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信仰也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政治信仰对社会存在会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时表现在政治信仰在整个社会意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引领作用，因为政治信仰是社会政治思想和价值观的核心。
戈尔巴乔夫在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实想法。“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这句话最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基本态度及其世界观。在其思想系统中，共产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乌托邦，是空想学说，他明确承认在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其社会主义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已经逐步扭曲。“从本质上来看，我所理解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根本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特别是经济上的平等。阶级的消灭、克服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市场以及商品=货币关系，这所有一切都是列宁常说的，从总体的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中引导出来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多年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我也非常明白地理解到完全并且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那以后，我的社会主义观也发生了变化。”其实，早在1991年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露骨地表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已接近于必须进一步彻底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是的，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危机。”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很早就对共产主义信仰抱有怀疑的态度，这就难怪他会在苏联改革进程中对社会主义事业采取如此怪诞的扭曲姿态，因为他内心中对社会主义已经产生了内在的危机。
雅科夫列夫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高级助手和顾问，是经常给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的人物。他在下台后所写的《一杯苦酒》中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代自白”。他在“代自白”的开篇就说：“本书写得非常不轻松，不论是剖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站不住脚以及剖析浸透鲜血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还是在剖析充满矛盾的改良经验和我国遍体鳞伤的精神生活的时候。对我来说，本书是我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雅科夫列夫在书中毫不掩饰他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图，并公开地加以论述。雅科夫列夫说：“我是卫国战争年代入党的，时至今日依然深信，当时我根本无权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这是严峻地考验良心的时刻。同时我也相信共产主义思想，认为这是生活的真谛。”但是，“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首先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体现，即所谓‘社会主义’的”。“正因为我曾仔细研究过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这个教义的‘永恒真理’在我眼里一年比一年暗淡无光，越来越经常出现疑点和空白点，往日的那种使人浮想联翩的色调已明显地失去光泽。”下台后的雅科夫列夫非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其实，1990年雅科夫列夫就明确表示：“应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你们知道，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共产主义是人和社会不受任何人和物制约地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知识和道德的落后和蒙昧，阶级对抗，一切导致仇恨和暴力的东西，都不能阻碍这种发展。而被庸俗地归结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那是乌托邦。”值得我们思索的是，雅科夫列夫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信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疑点和空白点越来越多，他的政治地位却越来越高，最后竟然进入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戈尔巴乔夫等人很早就成为信仰上的叛逆者
那么，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信仰危机的呢?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时代就在信仰问题上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戈尔巴乔夫下台后曾经明确表示：“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可以将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因为社会主义被‘歪曲’了。”“期待和发起改革运动的动机，也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在学生时代就在我们这一代所产生的一种憧憬与祈愿!”他还说：“与许多人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很早以前就萌发了一种期待着变革到来的意识与希望。”“当然，对于人生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思考则是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大学时代对我们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结果。并且，从那时候起，我就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观察过去，思考未来。”他还说，“活生生的现实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学习生涯之中，连那些书籍里所宣扬的社会观在这些现实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一触即溃”。他还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这表明，戈尔巴乔夫早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共产主义信仰还没有来得及坚定就开始动摇。他“以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眼光去观察过去，思考未来”，将当时主流“社会观”看成是“苍白无力，一触即溃”的东西，随着年龄增长其疑问逐渐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早就成为共产主义信仰的叛逆者了。
雅科夫列夫的信念缺失是在他去美国进修回国之后。他说：“至于说到信念，那么有关信念的情况，要比我的论敌们所设想的情况复杂得多了。我是20大之后去美国的，当时我比较年轻，具有非常矛盾的思想，在我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我回国了，尽管在思想问题上已向右转了。” “因此，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我的世界观改革早在社会改革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尽管还不是彻底的改革，但我已做好了进行彻底改的准备。”雅科夫列夫没有回避他是叛逆者的命题，他甚至明确而坦率地承认，早在60年代他从美国进修回来思想就已向右转了。他的“世界观改革”早在苏联改革之前就完成了。可见，雅科夫列夫是怀着一颗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思想之心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遗憾的是，当时的苏共中央已经失去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能力。不过，到1991年“8.19”事件前夕，莫斯科一些基层组织对雅科夫列夫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了驳斥：“我们认为共产党员雅科夫列夫身上的共产主义已所剩无几了，只有他以前挂有列宁肖像的办公室墙上两三颗钉子那么多了。”
叶利钦更是如此。1989年叶利钦参加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一举获胜，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领袖。1987年叶利钦被逐出苏共中央政治核心圈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局势，将公开攻击苏共作为攫取政治资本的途径和资源，发泄自己对苏共的不满。早在1989年叶利钦就在美国表示，共产主义是乌托邦。1990年叶利钦说：“事情并不在于‘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人道社会主义，或者其他什么社会主义，事情在于实质，在于人权和选择自由。”“当我说共产主义对我来说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并说我不准备议论它时，就有人批评我。可是今天又谈得上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呢?现在还没有为人们创造起码的条件。”1990年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上表示：“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经典著作家所说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经典著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虽说社会主义曾是各种各样的。存在过发达社会主义，存在过国家社会主义，存在过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各种类型，我不主张那种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我们的水平上来看，也许，我们正站在社会主义的某几个入口处。”叶利钦1991年3月15日在俄罗斯电视台的讲话中说：“苏共领导人和俄共领导人喜欢说，74年前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这是我们的命运，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走这条道路。这种信念不是没有争议的。问问现在活着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选择的态度，而不是援引祖先的意见，就会更真实些。”叶利钦是在1991年苏共28大上主动退党的，但实际上他早就在共产主义信仰方面成为叛逆者了。
(二)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
上述情况已经表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等人早就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产生了动摇，但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却依然将自己说成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信念。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说：“人们也更加坚信，社会主义崇高原则不可动摇，这些原则不是在某种遥远的未来，而是今天和明天就能实际得到实现的。”这一年戈尔巴乔夫专门抽出时间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这部书中戈尔巴乔夫多次表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
“西方，包括美国在内，对改革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似乎改革是由于苏联经济陷入悲惨境地而引起的，它反映出人们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最终目标发生了危机。不管这种说法的动机如何，没有什么能比它离真理更远的了。当然，促使我们改革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对最近几年我国的状况感到不满。然而，之所以要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是按照社会主义的选择进行各种改造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而不是在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的答案的。我们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各项成就和错误的。那些希望我们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
“我们将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背离它。我们是真心实意地这样说的，既不是对自己的人民，也不是对国外说假话。期望我们会开始建立一个别的什么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会转到别的阵营去，这是没有指望的，也是不现实的。西方那些希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人一定会失望的。该是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主要是在同苏联的实际关系中要从这点出发。”
“我们认为，70～80年代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某种危机，相反，主要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背离甚至歪曲这些原则造成的，是由于一成不变地沿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头几个阶段出现的社会管理方法和方式造成的。”“相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年轻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生活行为方式，在自我完善，解决当代科技进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精神发展的根本问题以及发展人的个性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和远未挖掘出来的潜力。”
上述论述似乎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似乎非常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这也表明，戈尔巴乔夫的言行不一，给苏共造成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很大混乱。
实际上，早在1988年，在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就有人提出苏联改革是否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苏共党内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报争论”)。针对上述质疑，戈尔巴乔夫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表示：“正是党在充分掌握有关过去和现在，有关有实际发展前途的趋势和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应当领导在社会中形成社会主义意识的过程。正是党能够并且根据改革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一切新东西，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挑选出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使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是走向其他什么‘借来的’目标的东西，并用它来武装整个社会。”针对人们的质疑，戈尔巴乔夫又表示：“这里也要回答那些表示怀疑的人，我们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几代苏联人所奠定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不，我们没有背离社会主义、没有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背离人们所赢得和建立起来的一切，我们没有后退一步。但是，我们要坚决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因为这种遗产无论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戈尔巴乔夫的上述立场表明，他所领导的苏联改革是“走向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是走向其他什么“借来的”目标。但随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戈尔巴乔夫逐步地在朝着“借来的”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以前还不能不这样表态的话，我们再看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之年的表白。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忠实于社会主义选择。“有人说，如果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侈谈什么选择。这种对关于社会主义选择的提法的嘲弄说明什么?我应该说，在这种傲慢的嘲讽的背后或者是无知，或者是另外什么东西，须知，通常讲这番话的是一些博士或者院士。不，当然问题不在于无知。不能相信，民主派的思想家们在批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对世界上蓬勃发展的当代社会主义流派会一无所知。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存在着各种国际性联合组织。”“我常常受到指责：别再赌咒发誓说你是共产党员、赞成社会主义选择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不是那种昨天在这堆篝火旁烤火，今天又在那堆篝火旁烤火，而且感到在哪里都一样愉快的人。人的道德、良心、信仰因人而异。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选择，这不仅仅是象征与过去有联系的套话，而是关于未来的非常鲜明而又准确的概念。”请注意戈尔巴乔夫此时所谈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原来他所谈的“社会主义”概念了，而是民主社会主义。他原来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篝火旁烤火，现在他却在“民主社会主义”篝火旁烤火，而且感觉还很愉快。他说他赞成社会主义的选择，但他实际上所指的却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选择。作为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戈尔巴乔夫在偷换概念，错指目标。
1991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另一个场合再次表示：“我可以对我亲爱的党内同志们再说一遍：无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讲堂里我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人并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像通常说的，我将至死不渝地坚持这一点，我将始终信仰这一思想。我的选择很久以前就作出，并且是最终的选择。不仅我，而且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作出了这种选择。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总统在执行自己的职权时不应该接触各种政治派别和那些大概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代表人物。我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看到这一点，而不应该怀疑总统的政治立场。”戈尔巴乔夫在上述论述中给我们刻画的是一幅十分动人的画面：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十分坚定的，他已经作出了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始终如一的，他坚守这个问题的原则性，他是一位坚持原则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戈尔巴乔夫既然早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为什么还要将自己隐藏起来，将自己装扮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他后来自己解释说：“然而，一方面我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此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另一方面，这种体制的结构成为我的‘反面教员’，丰富了我的人生，使我能为未来做出更有意义的大事，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我的能力。”他所说的“未来作出更有意义的大事”指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要将苏共改变成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改成社会民主党，改成议会党。他所说的“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我的能力”，现在看来就是利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竭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三)影响戈尔巴乔夫等人信仰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
从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所展开的批判和攻击，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痛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戈尔巴乔夫错误理解和解读斯大林及其政策，是其信仰发生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对戈尔巴乔夫等人信仰的动摇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1.农村的背景对他们的影响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恶感从战后就开始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农村的状况中得出了深刻怀疑的结论。“‘在农村中成长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戈尔巴乔夫说：“在农村中长大的我，曾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过斯大林时代那种将农民当做农奴来对待的现象。”“成日尽是劳动，却没有任何的报酬。与城里人相比，农民出身的人们，对于当时的体制抱有许许多多的疑惑，这也并非偶然。”“是的，与在城里长大的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不同，‘集体化啦’，‘集体农庄制度’啦，这些概念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事，而他们却无切肤之痛。‘集体农庄’及‘集体化'是何等的不合理，这是我从自己的体验中得以了解的一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农村的不合理，将农民当做奴隶看待，城乡差别巨大，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们信念发生动摇的因素。“归根到底，改革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对于集体农庄化，我与城里长大的同学们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通过自己的双亲、祖父母们所经历过的严峻而又真实的体验，我对之是持否定态度的。”戈尔巴乔夫说出了自己对农业集体化的否定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不是他上台后或者下台后才形成的，而是在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的。“在我们所住的普里奥利诺耶村，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有一半左右的村民死于饥饿，全家饿死而绝户的家庭竟达数百户……”“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至少是从1941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那些破烂不堪、破败的农舍依然残留在村子中。”“我的祖父安德烈生有六个子女，其中有三个饿死了。而他自己则在1934年春天被逮捕了，理由是他未能完成播种的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怠工’。”戈尔巴乔夫将其家族在斯大林时期的不幸境遇放大了，这种放大和扭曲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农村因素，雅科夫列夫后来也回忆说：“可是，从前线回来之后开始产生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在我家乡雅罗斯拉夫尔地区到处可见快要饿死的儿童，农村被继续掠夺到颗粒不剩，城里把旷工和上班迟到的人关进大牢，而在农村则把拾麦穗或拣拾扔在地里的已冻坏的土豆的妇女关押起来。”他们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农村的政策是错误的;第三，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村没有体现出来，简直就是说教。一言以蔽之，雅科夫列夫完全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农业集体化。
2.苏共二十大对他们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在谈到他们信仰发生变化时都公开承认苏共二十大对他们的巨大影响。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说：“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戈尔巴乔夫说：“我是共青团的干部，为什么会对苏共二十大心存感激、积极地参与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呢?我想由此也可找出其缘由吧!”他所说的缘由就是斯大林农村政策所造成的结果。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当然，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席了这次大会，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学校部的指导员。”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对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和深层次的影响。
二、与“斯大林主义”决裂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逆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叛逆，究其原因，都是从错误和扭曲地判定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开始的，进而上升到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再进一步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这是他们世界观和信仰发生变化的基本思维逻辑。他们都承认，早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们就对斯大林的政策产生怀疑，进而在理想和信念问题上发生动摇。
(一)戈尔巴乔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仰变化，最初源于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反思和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两分法的。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历史问题，其中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两点论的。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高度评价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开始阶段的战略与策略，政治方针得到大多数党员和劳动者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还为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方针进行辩护：“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道路——不依靠外国贷款，不等待靠发展轻工业进行多年积累，而是立刻把重工业推向前进。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条唯一可能的道路，虽然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充满难以想象的困难的道路。这是一个创举，它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当做经济发展的合力。工业化一下子把国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到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首位和世界第二位，苏联成了真正的工业大国。这是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劳动功勋，是被解放了的劳动的功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功勋。”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批判了斯大林破坏法制现象：“就在这一时期，同剥削阶级敌对反抗作斗争时期用的那套方法被机械地挪用到和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条件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国内形成了偏执、敌意、怀疑的气氛。后来，这种政治实践扩大了，并产生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破坏法制行为视为犯罪：“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起了致命的影响，带来了沉重的后果。十分明显，正是由于缺乏苏维埃社会民主化的应有水平，才使个人崇拜，使30年代的破坏法制、专横和镇压成为可能。坦率地说，这是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的真正罪行。成千上万的党员和非党人士遭到了大肆镇压。同志们，这就是痛苦的真相。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威信遭到了严重损害。我们也应该坦率地说出这一点。为了最终地和坚定不移地确立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必须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来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批判比较尖锐的一次，上升到了“真正罪行”的高度。
戈尔巴乔夫还从总结教训的角度来看待批判斯大林问题：“现在，对斯大林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讨论得很多。他的个性是极其矛盾的。我们要是站在历史真实的立场上，就应该既看到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捍卫其成果方面的无可怀疑的贡献，也看到他和他周围的人所犯的粗暴的政治错误和专横行为，我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后果。有时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对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
但从1988年开始，随着苏联改革越来越激进，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就越来越走向极端。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就开始严厉地批判斯大林：“在某一个时期，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结果不仅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独裁，而且使大批镇压和目无法纪的行动的出现成为可能。那些年形成的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对我国社会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现在我们所遭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这种体制。”此后，戈尔巴乔夫就不再肯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绩了。
(二)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模式进行批判的几个主要观点
归纳起来，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将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1989年戈尔巴乔夫表示：“斯大林善于利用群众的革命急躁情绪，利用一切群众运动所固有的空想平均主义的倾向，利用先锋队急于达到预想目的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大大缩小了创造性讨论所出现问题、选择的可能性，导致统一，在统一中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和党的纲领范围内的意见和观点多样性的余地。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模式视为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画上了界线。戈尔巴乔夫还将斯大林模式说成是没有人性的制度，将斯大林模式的“目的”与“手段”截然分开并加以批判，“为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是对的。‘政治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努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顽固地在社会意识中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行为和准则。”采用这样批判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就将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清除掉了。
2.批判斯大林农业集体化
戈尔巴乔夫生在农村，他自认为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的理解最深，感触最正确。“由于大规模地强行实施集体农庄化，那经历了几百年而形成的传统的生活基础崩塌了，人们长期以来代代相袭的农事、生活方式等等，全部分崩离析、彻底解体。而这些‘人祸’不正是造成此次灾害毁灭性结果的最致命因素吗?”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明确表示，斯大林主义、农业集体化等都不是正当的行为，都不是正确的做法，“令人悲哀的是，时至今日，在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人极力主张把斯大林主义、集体农庄化、对苏联公民的‘集体杀戮’等等做法看做是正当的行为。我与这些人性冷漠的人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表明他对苏联农业集体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3.批判斯大林对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禁锢
戈尔巴乔夫还认为，斯大林在精神生活方面对人民群众实行禁锢，“无论是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还是在斯大林时代恐怖的漩涡中，我们的国民终能熬过这些苦难幸存下来，都意味着我们在精神上也能够坚持到底的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是啊!即使在战后，等待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还有无数严峻的考验。”如果不了解苏联历史，如果相信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我们就会得出斯大林时期苏联处于一派恐怖的苦难状态的不正确结论。“在斯大林时代及其以后的苏联时期里，我们在精神上所经历的也是一样充满苦难。”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的审查制度，“在未来进行改革运动之前，苏联有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科学的分析都被禁止，更遑论给予批评或批判。同时也禁止宣扬或谈论‘十月革命’前的观念论哲学，严令禁出亡命外国的文学家的作品，禁止发行索尔仁尼琴的书，连良知的见识都在被禁之列。”
在批判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还产生了清算斯大林“负资产”的冲动，“但是，最能驱使我们去行动的，还是遗留在政治手法与思考方法中的一种想清算斯大林的‘负资产’的愿望。那是对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与幸福去达成国家目的的极其有害的做法必须立即结束的一个认识”。言外之意，戈尔巴乔夫要纠正斯大林的禁锢政策。
4.批判斯大林的镇压政策
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中的镇压政策采取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回首往事，不少苏联人必须经历两个时代，体验斯大林体制的所有悲惨遭遇，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屈服于暴力与虚伪，坚持着正常的精神生活，而且，许多人还秉持着愿同那些斯大林主义魔掌下无辜牺牲或横遭迫害的人们同甘共苦的优秀的人性感情。我坚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分清谁是迫害者，谁是牺牲者和受害者，况且，现在的俄罗斯民众总算已经开始能够以自己的思维去与那些压迫人民的政治诀别和清算，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行。因此，我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斯大林主义不仅限于迫害者一方，甚至也将那些牺牲者弄得陷入了精神的堕落。背叛行为是关系到斯大林主义的，凡受过其影响的人都会患上这样的毛病。”戈尔巴乔夫在批判斯大林关于暴力思想时采取的是极端的态度，他否定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他反对一切战争：“遗憾的是，不管是哪个民族，都有一种将战争、暴力视为‘英雄’、‘壮举’的倾向，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好战的英雄观，以更宏亮的声音呐喊!”正义战争中自然存在英雄行为，这是戈尔巴乔夫所不愿意承认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战争观是错误的，缺乏是非观念。
戈尔巴乔夫批判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镇压行为：“斯大林选择了滥施肆虐的手段，他曾提倡：为了让周遭的人们感到恐惧与害怕，不妨痛打你的伙伴。斯大林还使国际共运遭受挫折，希特勒在德国篡夺政权时，他就没有对德国工人阶级伸出过援手。我们因而能够了解到，对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不合理态度的苏联共产党犯了罪，而且应该承担起责任。所以，我们开始着手拨乱反正。”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苏联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是“犯罪”的政策;斯大林要对希特勒在德国上台负有责任。他的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5.将人作为“螺丝钉”
戈尔巴乔夫1989年说：“斯大林主义的歪曲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出现了关于人是党和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和关于劳动人民组织是这台机器的‘传送带’的概念。所形成的机制后来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就其实质而言，行政官僚主义制度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对于社会来说已有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后果，以致到最后社会给搞得不景气，到了危机的边缘。”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的这种批判并不奇怪，他的思想理念已经接受了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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